21世纪初十余年戏曲文献的新发现与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戏曲论文,十余论文,新发现论文,文献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示码：A 文章编号：1000-2804(2015)01-0019-07 一部戏曲研究史就是一部戏曲文献发现史，戏曲研究的进程是伴随着重要文献的新发现一路走过来的，这是戏曲研究这门学科自身的特点所决定的。自20世纪初以来，经过数代学人坚持不懈的辛勤搜罗，很多重要的戏曲文献如元刊杂剧三十种、《永乐大典》戏文三种、车王府曲本、清升平署戏曲档案、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南曲九宫正始》等被相继发掘出来，得到较好的保存与及时的整理、刊布与研究。这些文献的新发现为戏曲研究提供了许多新的话题，对戏曲研究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奠定了戏曲研究这门学科坚实的文献基础。 进入21世纪，随着戏曲研究的日益深入及学术积累的不断增加，发现新的重要戏曲文献的空间逐渐变小，难度也越来越大。与此同时，随着资讯的发达、戏曲文献的数字化以及检索手段的改进，发现新的戏曲文献又有了较大的空间。可以说，在21世纪新的学术语境下，发现戏曲新文献的机遇与挑战并存。经过研究者的努力搜寻，这十多年间相继发现了一些较为重要的新的戏曲文献，戏曲研究也由此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以下分门别类进行简要介绍。 在这一时期所发现的重要戏曲文献中，以《永乐大典》戏文三种原本的再发现最为引人注目。这三种戏文作品被收录于《永乐大典》卷13991，晚清时期因西方列强的入侵而流落海外。著名学者叶恭绰于1920年在英国伦敦一家古玩店中购得，存放在天津某银行的保险柜中。1931年，北京古今小品书籍印行会曾据此推出排印本，永乐大典戏文三种由此始广为学界所知晓。但令人遗憾的是，“抗战胜利之后，此书遂不知下落。现在流传的仅几种抄本，及根据抄本的翻印本”[1]。著名南戏研究专家钱南扬早年虽曾见过原本，但在撰写《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一书时，已无法看到原本，只能依据古今小品书籍印行会的排印本进行作品的校注。 2008年，台湾嘉义大学教授汪天成在台湾国家图书馆发现了该书的原本，并在2009年11月21日至22日南京举办的“南戏国际学术研讨会暨钱南扬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会”上予以披露，引起海内外学界的高度关注①。 该书为明嘉靖年间重抄本，将原文与后来的影抄本及排印本进行对比，可以发现不少文字上的差异，比如《张协状元》一剧，原书除了题目作《张协状元》外，正文中皆作“张叶”，这样该剧称作“张叶状元”也许更为合适[2]。 该书的再发现使人们得以看到《永乐大典》戏文三种的原本，有助于对宋元南戏做更为准确、深入的研究，正如一位论者所言：“嘉靖复写本《永乐大典戏文三种》的重新发现，是戏文研究中一件大事。从此，数十年来它的失落之谜得到破解，戏文研究者引以为憾之事可以消除。”[3] 围绕着《永乐大典》戏文三种原本的再发现，还有许多未知之谜需要解开，比如它是如何从天津一家银行的保险柜运到台湾的，何以到台湾之后长期未受到学界关注，等等。对此，康保成撰写《〈永乐大典戏文三种〉的再发现与海峡两岸学术交流》一文，对这些问题逐一进行考察，揭开了其中的谜底[4]。 由《永乐大典》戏文三种原本的再发现也引出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根据康保成《〈永乐大典戏文三种〉的再发现与海峡两岸学术交流》一文的介绍可知，《永乐大典》戏文三种入藏台湾之后，相关书目虽时有著录，且被影印出版，但因两岸分治、交流不畅等原因，不为大陆学界所知，一直以为该书下落不明[4]。事实上，即便是在台湾，该书长期以来也未引起戏曲研究界的关注，可见专业之间各自为营、交流不畅也是影响该书传播的一个重要因素。由此也可以得到一些启发，如今发现新戏曲文献的难度越来越大，如果能扩大搜寻范围，打破专业壁垒，将视野拓展到港台海外地区，拓展到其他学科领域，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新发现。如今资讯发达，信息畅通，大陆与海外学术交流频繁、深入，如此便利的学术研究条件会不会带来一些文献的新发现呢？尽管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但还是可以期待的。 尽管已很难再有《永乐大典》戏文三种这样重大的发现，但自进入21世纪以来，十多年间，经过研究者的努力搜求，还是有不少戏曲文献的新发现，从数量上来看还是相当多的。根据内容及性质的不同，这里把这一时期新发现的戏曲文献分为如下两类，分别加以介绍。 第一类是新的戏曲作品的发现。这些新发现的戏曲作品有的是未见著录者，有的则是早知其名、未见其书者。其中有一些是创作于明清时期的戏曲作品，主要有如下几种： 明传奇《绿袍记》。该剧为著名学者张志岳旧藏，系明刊本，扉页题名《陈眉公先生批点绿袍记》，目录页题名《新刻俆刘掷钗绿袍记》。全剧分上下卷，共二十四出，叙书生刘湛与徐峰娘的爱情故事。该书诸戏曲目录或未著录，或虽著录而云未见传本，当系海内孤本。“这部戏剧尽管算不上明代戏剧的精品，但对了解明代后期戏剧演出情况及其文化背景，还是有相当价值的”[5]。 清传奇《红罗记》。该剧藏于南京图书馆，为清人秦子陵所作，系稿本。该剧未见任何书目著录，共四卷四十四出，叙书生黄玠与吴绿筠、曾云娥之间的婚恋故事。该剧的发现不仅使人们得见一种新的戏曲作品，还为“进一步了解秦子陵提供了更多的信息”[6-7]。 清传奇《北红拂记》。该剧藏于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作者曹寅，系抄本，为近人邵锐所抄藏。该剧虽见诸著录和记载，但长期以来未见其书，后于2004年发现。全剧共十一出。该剧的发现“不仅丰富了清前期戏曲研究的内容，而且对深入研究曹寅的个人生平事迹、文学才能，乃至他可能给予曹雪芹创作思想、艺术修养带来的深刻影响，都将是一份可靠而有价值的文献资料”[8-9]。 此外还有在河北省安国市发现的以中药拟人的剧本《药绘画》[10-11]、在福建泉州发现的明中叶福建地方戏曲刻本[12]等。在学术积累日渐丰厚的今天，发现明清时期的戏曲作品已变得越来越困难，成为一件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但经研究者努力，十多年间还是发现了一些，虽然数量并不算多，但对相关研究的积极推动作用是可以想见的。 这一时期新发现戏曲作品更多的则是流传于各个地区的近代地方戏抄本，如在浙江戏曲志资料库中发现的西安高腔记录本《太平春》[13]，在江苏金坛发现的秧歌灯抄本《秧歌灯》[14]，在山西临猗县发现的七种锣鼓杂戏抄本[15]，在福建大田县发现的作场戏抄本《丰场总纲》、《人场全本》[16]，在近代报刊、书籍中发现的洪炳文三种剧作[17]，在天津图书馆发现的洪炳文《再来缘乐府》[18]，等等。这些剧本的抄写时间虽然比较晚，多在晚清或民国时期，但其来源往往较早，其中一些可以追溯到明清时期，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措施的实施，随着研究者搜罗范围的不断扩大，这一类地方戏作品在今后还会不断被发掘出来，目前学界的重视程度还不够，还有较大的学术空间。 第二类是新的戏曲史料的发现。这一时期新发现的戏曲史料数量比较多，内容也比较丰富，涉及戏曲研究的各个方面。就其内容和类型而言，可以分为如下三种： 首先是新的戏曲著述版本的发现。这些戏曲著述早有版本传世，但又发现了新的有价值的版本。这一时期戏曲著述版本的新发现主要有如下两种： 一是高奕《新传奇品》版本的新发现。该版本系郑志良在上海图书馆发现，收在清人顾沅编辑的《赐砚堂丛书未刻稿》第一册，为黄裳旧藏，题名《续曲品》，卷首为题署“康熙辛亥孟冬上浣”的《续曲品叙》。“它和现在通行的《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中所收的《新传奇品》有些差异，而且，它提供了《新传奇品》成书的重要信息，并可用来校勘通行本的不足之处”[19]。 二是王国维《优语录》版本的新发现。《优语录》系王国维所编戏曲资料集，通行的为《国粹学报》所刊本。这一时期先后发现了两个《优语录》的新版本：一为《盛京时报》所载增补本。该本较之《国粹学报》所刊者，不仅分上、下卷，且内容也多出不少②，增补有四十二则，自序也有所修订[20]；一为《申报》所刊本，在内容及编排上与《国粹学报》、《盛京时报》均有所不同[21]。这样，学界可以看到《优语录》的三个版本。两个新版本的发现对了解王国维戏曲研究的过程及戏曲观念的变化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其次是古代剧作家佚著佚文的新发现。这些佚著佚文虽然不是戏曲作品，但对了解剧作家的生平经历及思想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对深入了解其戏曲作品也是很有帮助的。其中以汤显祖佚著佚文的搜辑最受关注，发现也是最多，就笔者所知见者，十多年间陆续发现了如下一些：在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花间集》中发现的11条汤显祖评语[22]，在浙江遂昌《大桥姜氏宗谱》中发现的为姜氏始祖迢公所写像赞[23]，在浙江遂昌《郑氏族谱》中发现的为明人郑秉厚所写碑文《太中大夫苍濂郑公神道碑》[24]，在浙江遂昌《遂昌西郭周氏宗谱》中发现的为宋人周从中所题像赞[25-26]，在明人俞安期汇编《启隽类函》中发现的三篇信札《上张洪阳阁下启》、《贺王翰林启》、《代谢少司马汪南溟启》[27]，在明人卓发之《漉篱集》中发现的评《蓟丘集》文[28]，在清人黄静御《听嘤堂仕林启隽》中发现的《候章科刘公启》[29]，在明刊本《苏愚山洞续集》中发现的李应策策论批语[30]。 在此方面，以江巨荣、郑志良、汪超宏三位学人用力最勤，所得也最多。 江巨荣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爬梳各类典籍，相继辑得七篇汤显祖佚文，包括在《名山胜概记》中发现的《名山记序》、《记山阴道上》[31]，作者推测《记山阴道上》佚文“当属伪作”。在明人彭辂《彭比部集》中发现的《彭比部集序》[32]，在陈完《皆春园集》中发现的《皆春园集叙》，在沈思孝《溪山堂草》中发现的《溪山堂草序》，在李言恭《青莲阁集》中发现的《李秀岩先生诗序》，在周更生《虞精集》中发现的《虞精集序》[33]。 郑志良在明清各类典籍中辑得汤显祖佚文近二十篇，其中包括在卓发之《漉篱集》中发现的《评蓟丘集》，在王兆云《新刊王氏青箱余》中发现的《青箱余序》[28]，在谢廷谅《缝掖集》中发现的《明馨协荐录序》，在项桂芳《明公贻牍》中发现的致项桂芳书信，在汤开远所刻《玉茗堂尺牍》中发现的十四封书信[34]。 汪超宏在《汤显祖二十三题》一文中集中披露了其辑佚的成果，包括赵志皋《灵洞山房集》中所收汤显祖诗作《灵洞篇》、《交翠馆集》所收汤显祖文《交翠亭集评》、《删补古今文致》所收汤显祖两则评语。另外该文还收录了多则与汤显祖有关的史料，其中多为别人写给汤显祖的诗文，如朱孟震《朱秉器集》中有三通书信提及汤显祖，有一首诗寄赠汤显祖；骆问礼《万一楼集》中有三首写给汤显祖的诗歌；郭正域《合并黄离草》中有两封与汤显祖的书信，一首写给汤显祖的诗歌，等等[35]。 还有研究者发现《明代明贤手札》所收申时行致女婿的书信中谈及汤显祖，这对汤显祖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36]。 这样，新发现的佚诗佚文加起来有三四十篇，还有多条批语，能在十多年间有如此多的发现，还是颇有收获的。这些新发现对全面、深入了解汤显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北京古籍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汤显祖全集》注重汤显祖佚文的辑佚和增补，专门设立补遗一卷，2001年重印时，又补入江巨荣所辑《皆春园集叙》、《李秀岩先生诗序》、《彭比部集序》、《虞精集序》四篇佚文。从近十多年间的这些新发现来看，该书还需要继续进行较多的增补和修订。编撰一部收录更为完备的汤显祖全集，应该说现在的学术条件已经大体具备了。 其他剧作家也有佚著佚文的新发现，如冯梦龙的《梦磊记叙》、《梦磊记总评》及《小诗奉和耐安王年丈》诗。《梦磊记叙》“目前学术界未见有人提及”[37]261，《梦磊记总评》在蔡毅《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一书虽有收录，“但仅有两句且未标明出处”[37]261。日本所藏《墨憨斋重定传奇五种》中收录有全文。此外，冯梦龙的《人兽关叙》和《人兽关总评》两文，《冯梦龙全集》、《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所收皆有缺文，《墨憨斋重定传奇五种》则完整无缺。这些序文的发现“对于研究冯梦龙的曲学观点显然具有重要的意义”[37]266。《小诗奉和耐安王年丈》诗系在《三槐堂家乘》中发现，“虽为奉和之作，实系自况自喻之笔”[38]，对了解冯梦龙的生平及思想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再如吴梅的《词馀选》。该书是吴梅执教北京大学时的讲义，系吴新雷先生在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胡小石赠书中发现。该书为元明两代的散曲选本，所选只有套曲，不收小令。它的发现“为曲学大师吴梅的研究提供了一份新资料”[39]。 此外尚有在康熙年间所修《开封府志》中发现的朱有墩佚文《神垕山神庙瑞兽碑》[40]，在台湾“国家”图书馆发现的康海散曲集《沜东乐府后录》[41]，在明人诗文集中所辑的王九思佚诗九首[42]，康海佚诗二十二首和佚文一篇[43]，在乾隆《靖州志》、光绪《靖州直隶州志》、道光《直隶靖州志》等方志中发现的明戏曲家许潮佚诗十二首[44-45]，在安徽省博物馆发现的方成培词谱之作《词榘》稿本[46]，在各类书籍中所辑的近代曲家洪炳文佚诗35首[47]，在西安酉山印书局1916年所刊《玉镜台》中发现的近代秦腔剧作家范紫东的《玉镜台》自序[48]，在傅惜华藏书中发现的《清代传奇全目》手稿残页[49]，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发现的齐如山稿本《戏中之建筑物》[50]，等等。 最后是相关戏曲文物、戏曲史料的新发现。戏曲文物也是戏曲史料的一种，因其内容、形态较为特殊，自成一体，这里将其单独算作一类。 先说戏曲文物的新发现，主要有如下几种： 金大定二十三年所建戏台。该戏台在山西省高平市王报村二郎庙内，系在田野调查中发现。戏台在山门西侧，献殿南，原为亭式结构，四面观，自然损毁严重。在其须弥座台基束腰石的铭文上有明确纪年，即金大定二十三年。该戏台是中国现存年代最早、纪年确切的神庙戏台之一。“过去从未有人拿出纪年确切的实物，以证明金代戏台至今仍有存在”，该戏台的发现“正好可以弥补中国剧场史研究的这一缺憾”[51-52]。 刻有宋杂剧角色的石雕香台。在山西蒲县河西村娲皇庙发现，共刻有八位宋代杂剧角色形象，分别为乐伎、副末色、副净色、化生童子、引戏色、末泥色、装孤色等。石雕年代虽然不明，但从角色配置、服饰装扮、所执砌末、与宋杂剧砖雕对比、雕刻技法、服饰纹样等方面推测，石雕香台所刻当为宋杂剧角色。这一发现“对研究宋杂剧在古河东地区的演出和流行具有极为珍贵的文物史料价值和填补空白的意义”[53-54]。 宋代乐舞杂剧碑趺。在山西省洪洞县左家沟乡东圈头村舜帝庙发现，庙中残存三方碑跌，其中两方碑跌的一侧立面分别刻有乐舞、杂剧表演的场面，另一方碑跌的一侧立面所刻文字中有明确纪年宋“天圣七年”，这一发现“为研究宋代的赛社献艺及其民间雕刻艺术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图像资料”[55]。 对21世纪前几年间戏曲文献的新发现及相关研究，车文明撰有《近五年来戏曲文物研究的新进展》一文，言之甚详，可参看[56]。 再说戏曲史料的新发现。主要有《通德遗书所见录》中发现的剧作家孔广林的生平资料[57]、薛福成的禁戏佚文《整顿风俗示》[58]等。 此外，汪超宏《清代十三曲家生平资料》一文收录学界“未曾提及或记载有误的十三位曲家生平资料与作品”[59]，《十四位嘉兴曲家生平资料》一文则收录学界“未论列，或已论列而可资补充”的十四位嘉兴曲家的生平资料[60]。两文收录了一批新发现的曲家资料。 相关论文尚有潘成玉《清初明遗民别集所见佚失曲目七种略证》[61]，赵兴勤等的《王利器〈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辑补》[62]，应志良《浙江新市刘王庙古戏台清代戏曲墨记考》[63]，左鹏军《新见近代传奇杂剧十二种》[64]、《新见晚清民国传奇杂剧十五种考辨》[65]，姚大怀《新见晚清民国传奇杂剧七种考论》[66]等。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些不协调的声音，如所谓昆曲鼻祖顾坚史料的新发现。2009年，郑闰发表《顾坚身份之谜》一文，宣称在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所藏《顾氏重汇宗谱》中发现了有关顾坚的新材料[67-68]。这一新发现因涉及到昆山腔形成的重大问题，立即引起学界的高度关注。但是这一所谓的新发现经不起推敲，所依据的材料因来历不明，其可靠性受到学界的质疑。特别是吴新雷先生，为此特意“进行了调查辨别，查证了文献记载，并到昆山作了实地考察”[69]，发现“郑闰之言颇有玄虚不实之嫌，他发现的新材料来历不明，难以捉摸”[70]。面对学界的不断质疑，那位发现者采取回避态度，使事情变得扑朔迷离。从目前所掌握的情况看，所谓顾坚新材料的发现存在很大的造假嫌疑，这种不合学术规范之举是很不严肃的，它干扰了正常的学术研究，为相关研究平添了一些不应有的麻烦，研究者是应该引以为戒的。 总的来看，经过研究者的努力搜求，进入21世纪初的十多年间还是相继发掘出一些新的戏曲文献，这些新文献或在图书馆访查而得，或系进行田野调查所获，或为书面文献，或为文物史料，发现新文献的渠道和方式是丰富多样的。这些新发现体现了戏曲文献研究的新进展，也代表着戏曲研究的新成就，对戏曲研究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使人们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认识更为深入、准确。 但同时也要看到，随着学术积累的不断丰厚，发现新戏曲文献的难度也在不断增加，如果要在这一方面取得进展，需要调整思路，拓展渠道，要用更为宽广的视野、在更大的范围内搜求，打破学科壁垒，放眼海内外。不过，即便是有戏曲文献的新发现，其重要性也难以与元刊杂剧三十种、《永乐大典》戏曲三种等相提并论，这些发现固然可以充实和丰富现有的戏曲研究，但已难以形成一个新的学术领域，更不用说对戏曲史发展格局的改变了。这也让人们认清一个事实，那就是以后的戏曲研究应将更多的精力集中在对现有文献的梳理、整理和研究上，放弃粗放经营的研究方式，采用精耕细作的方法，这将逐渐成为研究的主流。总之，尽管已经变成可遇而不可求，但对新戏曲文献的发现依然可以抱有期待。 收稿日期：2014-06-06 注释： ①相关研究文章有俞为民《〈永乐大典〉本〈张协状元〉考述》(《戏曲艺术》2010年第1期)，江巨荣《〈永乐大典戏文三种〉嘉靖抄本初读记》(《戏曲研究》第81辑，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张升《梁启超、叶恭绰与〈永乐大典〉的收藏》(《中国典籍与文化》2012年2期)，肖伊绯《〈永乐大典〉残本两岸重现记》(《北京青年报》2012年11月2日)等，可参看。 ②对《盛京时报》多出的部分，《王国维全集》(浙江教育出版社，2010年)予以收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