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周恩来“求同存异”思维方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恩来论文,求同存异论文,思维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周恩来善于运用唯物辩证思维方法，“求同存异”是他独树一帜的辩证思维方法，曾被成功地运用于处理国际事务和国内各种矛盾分歧的实践中，并取得了非凡的成果。当今历史已进入新的世纪，面对国际国内各种矛盾分歧，学习与研究周恩来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求同存异”思维方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求同存异”思维方法的丰富内涵
“求同存异”是周恩来在长期复杂的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原理的创造性运用，是他处理国内外各种事务实践经验的结晶，也是他创新思维的独到之处，其内涵十分丰富。
周恩来认为，“求同”和“存异”是事物既对立又统一的两个方面，二者具有不同的涵义。“求同”是指寻找事物矛盾双方的共同点，也就是在事物对立中求得统一，但这个共同点意义较为广泛，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有经济的，也有政治的；有民族利益的，也有宗教信仰的。要在事物发展中驾驭矛盾，寻找矛盾双方的共同点是关键。“存异”是指为了达到求同的目的，将当时难以取得共识的分歧暂时搁置起来，待时机成熟以后再来解决。“异”即是分歧。在世界上，由于存在着社会制度、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以及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差异，国家之间存在矛盾和分歧是正常的，如果这些分歧和差异不影响问题的解决就是一般意义上的差异，一但这些分歧和差异成为影响国家之间关系或国家内部事务的因素时，就构成了我们所探讨的“异”。这里的“异”，有的是不同国家对一些国际事务和国际问题的不同立场和不同观点，有的是一个国家内部不同民族、不同党派、不同宗教信仰对某些问题的不同的原则性或非原则性的立场或观点。值得注意的是，“存异”虽然要把分歧暂时搁置起来，但搁置并非放弃斗争，也不是妥协和让步。对此，周恩来曾明确指出，独立自主，就是指无产阶级的独立性，它有自己独立的政策，独立的思想。它是去联合人家，而不是去同化人家。又说，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团结，是在坚持独立自主的条件下同人家讲团结，而不要受其它阶级的影响。可见，“存异”并不要求各人放弃自己的见解，而只是在一部分问题一时难以取得共识的情况下，为使已成共识的观点形成决议而做的思维转换。
“求同”和“存异”是相互联系的。首先“求同”是建立在“存异”基础上的。因为世界上的事物是千差万别的，事物之间相同点也只是相似的或近似的，没有绝对的相同。因此，也就不能一味强调事物的一致性。相反，事物存在的相异性，即个性，乃是事物存在的固有特征。因此，“求同”是以“存异”为基础的。其次，“存异”是为了“求同”。因为事物总是运动发展的，它是在保留其个性的基础上运动发展的，但是，事物之间的运动发展最终要趋向于事物的一致性。所以说，“存异”是为了达到“求同”。再次，“同”与“异”是相对的，是可以相互渗透、转化的。否定之否定规律告诉我们：事物发展是从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如此循环往复、螺旋式上升的辩证过程。而人们把握事物也是从“求同”到“求异”（或者‘存异’）再到“再求同”，如此循环往复、螺旋上升的认识过程。“同”与“异”是可以相互渗透转化的，因为事物在一定的运动发展之后，必然要达到新的“同”，新的“异”。总之，我们在理解周恩来这一辩证思维方法时，不能简单地认为它只讲“求同”，不讲“存异”；也不能认为只讲“存异”，不讲“求同”，而是“同”、“异”并存，两者不可或缺。
二、“求同存异”思维方法在实践中的成功运用
如前所述，“求同存异”是周恩来在领导工作的长期实践中，科学地运用唯物辩证法原理，分析和解决各种复杂矛盾，协调各种关系的一种独特的思维方法。周恩来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领导生涯中，善于把高度的原则性和必要的灵活性有机地结合起来，善于在诸多矛盾中抓住主要矛盾，在主要矛盾中抓主要环节，善于积极寻找“异中之同”，根据不同时期、不同对象、不同情况运用“求同存异”思维方法，在“求同存异”中解开一个又一个矛盾的“死结”。周恩来在统一战线、外交战线以及党内矛盾等领域，成功地运用了“求同存异”的思维方法，在许多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
（一）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党内矛盾方面，成功地运用“求大同存小异”的思维方法，取得了重大突破。周恩来认为，人民内部和党内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在这种情况下，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党内矛盾，必须采取“求大同存小异”的思维方法。因为“同”代表着大局，而“异”在此不过是小节而已，只要“异”无碍大局，存之无妨。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党内曾多次发生斗争和分歧，有时甚至有分裂的危险。周恩来根据不同时期、不同情况，因势利导，娴熟地运用“求大同存小异”的思维方法，调解党内矛盾，精心维护团结，必要时采取折衷方案，适当妥协，使矛盾得到化解，多次挽救党于危局，避免了党和国家的分裂，使党的事业立于不败之地。他在遵义会议、“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中，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和贡献是世人公认的。
周恩来在统一战线的领导中，在处理我们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上，也充分体现了“求大同存小异”的思维方法。他曾强调指出：“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人们的智慧、才能、性格各有不同，相互之间有时是有矛盾的。团结就是在共同点上把矛盾的各方统一起来。善于团结的人，就是善于在共同点上统一矛盾的人。——统一矛盾并不妨碍个性的发展。”[1]周恩来认为，不同的个人，个性都是不相同的，“求同”并不是要抹杀个性，扼制个性的发展，姑且存而不论。“我们同党外人士合作就是在共同的大前提下，接受他们的好意见，丰富我们的主张。只要大的方面有了共同性，小的方面存在差别是允许的。”[2]“求同”不可简单划一，“存异”并非没有原则。这就要求我们在统一战线中把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辩证地统一起来。周恩来从振兴中华与维护世界和平的共同心愿出发，掌握民主党派与共产党对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矛盾的一致性，亲自制定了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他指出：“各民主党派与共产党长期共存，为一个共同的目标奋斗，求大同存小异。”[2]这就是求得保卫祖国、建设祖国之大同，存思想信仰、世界观之小异。因此，他在党派之间各种纠葛中，总能顾全大局，求同存异，正确处理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及港、澳、台同胞等其他爱国人士的关系，不仅将8个民主党派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而且使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团结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为统一祖国、振兴中华各自起到独特的作用。
（二）在处理国共两党关系和国家之间关系方面，成功地运用“求大同存大异”的思维方法，取得了重大突破。周恩来认为，在根本利益不一致的情况下，为了“求大同”，必须“存大异”。因为“大异”本身说明矛盾的对立性、尖锐性和复杂性，而解决矛盾的基本条件尚不具备或者尚不成熟，这就需要以大局为重，以图共存。
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中，周恩来参与党中央制定并积极执行“逼蒋抗日”的方针，多次直接与蒋介石、国民党代表谈判，运用“求大同存大异”的思维方法，求避免内战，一致抗日之大同，存国共两党之间，张、杨与蒋之间大异，促使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实现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
周恩来把“求同存异”的思维方法还运用到外交领域。他在与别国领导人会谈时，总是积极寻求双方意见的相同或接近点和不同点，善于解决我国同各国之间存在的许多问题，签订了一系列条约、协定、联合声明。在我国外交工作中形成了他的独特风格。1955年，他在万隆会议期间的发言，运用“求同存异”的思维方法，对会议产生巨大影响，同时也树立了新中国在世界上的良好外交形象。具有历史意义的万隆会议，是亚非人民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独立召集的一次会议。它标志着亚非国家走上团结、自立、共同发展的道路。但是，由于美帝国主义长期的反共宣传，使一些与会国家代表对社会主义新中国抱有偏见，公开攻击和诬蔑中国，企图制造猜疑和分裂气氛，进而使会议不欢而散。有些国家对新中国不了解，随声附和，会议发生针锋相对的争吵，陷入僵局。在这关键时刻，周恩来以其政治家、外交家的敏锐眼光和豁达的胸怀，当机立断，即席作了补充发言。他说：“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他指出：“在我们中间有无求同的基础呢？有的，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而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怖、互相排斥和对立”。“为了寻求共同的目标，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2]。周恩来的发言，表明了中国政府谋求团结的诚意和“求同存异”的原则立场，使会议气氛陡变。人们原以为中国代表会在大会上厉言反驳，但没有想到中国代表团会如此通情达理，顾全大局，诚心争取团结、和平。周恩来成功的运用“求大同存大异”的思维方法，说服各国应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放在一边，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寻求共同点。“求”和平处理五项原则之同，“存”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之异。会议终于对议程中的各项问题达成了一致协议，并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制定了著名的万隆会议十项原则。
在恢复中美邦交的艰难谈判中，周恩来“求同存异”的思维方法再次大放异彩。中美之间经过20多年的隔绝和敌对，存在很深的分歧，对有些问题的态度大相径庭。周恩来同尼克松、基辛格长时间谈判后，美方提出的公报草案采用了标准的外交公式，使用含糊不清的共同点，来暂时掩盖争论最激烈和最难解决的原则性的分歧点，以显示其中国之行的成果。对此，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严肃表示不接受那种陈词滥调、不说真话的外交文件。他提出了一个外交史上前所未有的、既阐明最高级会谈的基本目的和双方的共同点，又保留各方基本立场的文件，这使基辛格大吃一惊，会谈最终在“求大同存大异”的基础上取得突破，发表了联合公报，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实现了关系的正常化。
周恩来在处理国内外错综复杂的矛盾过程中，成功地运用“求同存异”的创新思维方法，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立下了不朽功勋，得到了国内外各方面的高度赞扬。
三、“求同存异”思维方法的重要意义
周恩来在我国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创造性地形成了“求同存异”的思维方法，并在处理国内外各种事务中成功地应用，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对中国乃至世界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一）“求同存异”是邓小平“一国两制”构想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20世纪80年代，中英双方在谈判解决香港回归中国时，邓小平科学的运用了“求同存异”思维方法，提出了一种既能保持香港繁荣、又能使中、英、港三方都能接受的方案，这个方案就是“一国两制”的构想。这一构想是“同”和“异”的最佳结合，是“求同存异”思维方法的生动体现。求同即是“一国”，存异即是“两制”。也就是在香港回归祖国的前提下，香港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别行政区，可以保留资本主义制度和实行高度自治，把“一国两制”的构想推而广之，运用到澳门和台湾地区，其科学涵义就是：在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础上，可以实行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在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在香港、澳门、台湾保留资本主义制度，并通过设立特别行政区和确立《基本法》的方式，使特别行政区的自治成为现实和保持长期不变。
“一国两制”构想的确立是“求同存异”思维方法的成功运用，为祖国统一大业找到了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香港、澳门先后顺利回归祖国的实践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二）“求同存异”将在世界范围内产生重大影响力。周恩来“求同存异”的辩证思维方法，在实践中突显其极大的灵活性和务实性，它的影响力是世界性的，因为它符合当今世界多极化、利益多样化、和平与发展等主题的特点，运用这一思维方法可以协调解决当今世界存在的各种错综复杂的问题。
首先，两种社会制度长期共存是当今时代的一个重要特点。处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关系，必须“求同存异”，和平共处，共同创造一个稳定的国际环境，这样才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愿望。
其次，冷战结束，两极格局解体，世界更趋多样化，国际关系中的复杂因素也随之增多，各国之间争端分歧更趋复杂，尤其是更多的全球性问题突显在世界人民面前，要解决这些问题，奢谈全球利益不现实，指望武力解决更是不符合时代潮流，而运用“求同存异”思维方法能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方面起到并将继续发挥积极作用。总之，周恩来倡导并科学运用的“求同存异”思维方法，在处理国际关系，解决国家间涉及领土、主权等复杂问题当中确有极其巨大的潜在活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它将继续大放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