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小说在当代生活中的位置——中国小说学会第七届年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年会论文,中国论文,第七届论文,当代论文,位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23X(2003)03-0065-08
由中国小说学会主办、海南师范学院承办的中国小说学会第七届年会，于2003年4月5日至10日，在海南省海口市召开。本届年会是中国小说学会在新世纪的又一次盛会，来自全国各地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作家协会、报刊编辑部和出版社的120余名专家、学者欢聚一堂，围绕“当代小说在当代生活中的位置”(冯骥才提议)这一中心议题，就小说创作及批评理论等问题开展了热烈讨论，力图扩大小说对当代人精神生活的积极影响，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现代文化建设，实现小说这一当代文学中的主导文体的社会价值。在大会发言中还别开生面地开办了“青年论坛”，展现了青年评论家的锐气，使年会显得更为活跃。
这次年会是紧接在中国小说学会举办的2002年中国小说排行榜和首届中国小说学会小说奖评选活动之后召开的，为了结合中国当代小说最新创造实绩展开学术探讨，年会特邀了分别获得本届小说奖长、中、短篇奖的三位作家红柯、毕飞宇、杨显惠参加了大会 。会上由三位获奖作家作了专场发言，介绍获奖作品的创作经过及体会。北京大学中文 系教授曹文轩、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小说评论》主编李星和浙江师范大学教授金汉 ，分别对三位作家的大会发言作了精彩的点评(评点全文本刊同期另行刊出)，为年会增 添了生动的一幕。
本届年会的召开得到了海南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开了地方党政给予全国性小说年会以实际支持的先例。从利用优质文化资源，推动经济特区的文化建设，繁荣海南文艺事业，塑造海南文化形象的目的出发，省领导责成省委宣传部拨款3万元资助年会并具体组织大会的宣传报道工作，意图把年会办成海南的文化艺术节。海南省委委员、宣传部长周文彰博士还代表省委副书记罗保铭同志出席了开幕式，并作了切中年会议题的讲话。开幕式十分隆重且富有特色。除会长冯骥才因出访欧洲未能与会，七名副会长(雷达、陈骏涛、李星、汤吉夫、陈公仲、夏康达、金汉)全部到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汤吉夫主持了开幕式，陈骏涛致开幕词。海南省文联主席、著名作家韩少功与海南省作协主席、著名作家蒋子丹均出席了开幕式，蒋子丹还代表文联和作协作了讲话，率先进入了关于当代小说创作问题的讨论。海南师范学院院长刘和忠博士在开幕式上的讲话也是热情洋溢，现身说法阐释了当代小说的社会价值及人生意义。开幕式废弃官话套话，直击学术会议的本题，为年会开了好头，形成了严肃探讨小说问题的良好会风。会议的气氛始终非常活跃，代表们精神振奋、兴趣盎然，大会发言和分组讨论都很热烈，各种媒体给予了热切关注，《海南日报》在“文化视点”栏目里，对大会的盛况及内容作了图文并茂的整版报道，使这次小说界的盛会真正成为小说在新世纪文学中确立举足轻重地位的标志。
小说的当下与未来
小说在当下的处境及状况如何?小说在当代生活中究竟占有什么样的位置?小说在市场 经济的冲击和其它艺术媒体的挤压下会不会走向衰亡?这些是本届年会讨论得最为热烈 的话题。与会代表对小说的当下表现显然持有不同看法，而各种看法的产生又源于发言 者对小说的本质功能有不同的理解。
改革开放二十余年来，小说创作持续繁荣，其现象的繁复已超过了专业研究者的把握能力，要对小说的现状作出全面而准确的描述和评价非常困难。评论者只能从各自的角度，或注意到小说的成就，或发现小说存在的问题。与一般读者面对丰富纷繁的小说现象感到困惑不同，一些对小说的艺术进步和审美功能的发挥一向投以深切关注的评论家，对小说的当下态势持肯定态度。陈骏涛(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在开幕词里就断言，中国当代小说正处于生长期，在许多方面都呈现出艺术上的进步，小说的可能性空 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拓展。汤吉夫(天津师范大学)也肯定地说，今天的小说，品种的多 样化，吸收外来影响的深入性，作家更替的快捷都是前所未有的。雷达(中国作家协会) 在大会的主体发言中回答传统小说在网络文学、影视文学发达，读者群发生变化的情况 下能走多远的问题时，表达了对小说的乐观看法，觉得无论时代如何变化，小说依然是 小说，好多小说还是出自优秀作家之手。当代小说与当代读者之间的关系还是很密切的 ，一部分不为浮华的写作所左右，依然追求着思想的深刻性，仍在坚持纯文学写作的作 家，依然有广大的读者群。陈冲(河北省作家协会)认为，当前的中国小说创作，总的看 ，是在坚守中进入生长期。坚守——是指对文学立场的坚守，对庸俗化、商业化、伪边 缘化的抵制。生长期的意思是难免有些杂草、谎花之类，但充满活力。李运抟(湖南师 范大学)在经过宏观考察后指出，就目前小说创作的整体状况而言，是一种多样化的状 态，在一种多元的探索中，小说的发展较为稳定。这表现为：一批青年作家，他们的生 活感受不同于以往作家，尤其是对现实生活的超前意识，使他们的探索具有鲜明的特点 。中老年作家比较关注传统，尤其是经过苦难的中年作家，以期于作品中蕴含深厚的现 实历史文化的内涵。
值得注意的是小说的多元现象在年会上备受关注。多元，不仅是对当下小说创作态势的概括，同时它也是对于给小说带来自由生存空间的当今文学价值取向的揭示。谢有顺(广东省作家协会)就非常明白地说出了一个关于小说的事实：其实，当代小说现在正处于一个比较正常、健康的时期。在这个文化选择日渐多元的时代，我们不能再奢望小说扮演过于伟大的角色，负载过于沉重的使命，也不能再奢望一本小说就能俘获全国人民 的心，毕竟，无论从娱乐休闲还是从自我探索的角度说，民众在小说之外，都有了诸多 的选择，有些选择甚至要比小说便捷、有效得多，比如电影、电视等。对小说寄寓太多 不现实的期待，必然会使一些小说家有失落感，以为是社会、读者冷落了小说。其实， 小说的常态就应该是现在这个样子，有比较纯粹的，也有比较通俗的，有畅销的，也有 圈子化的，由读者自由选择。杨鼎川(佛山科技学院)在《小说何为?》的发言里跟他持 相近的观点，认为当下的小说，其价值取向复归于多元。人们阅读小说，也不仅为认识 社会改造社会，更是为了认识自身改造自身；不仅为审美，更为放松与休闲。作家写小 说，也不仅为了启蒙为了“干预生活”，更为了表达自我为了“干预灵魂”乃至为了宣 泄。杨显惠(天津作家协会)也认为，小说在社会上的用途是无用之用。它不当吃不当喝 ，不当房子，不当汽车，从物质的层面来讲是一点儿用途也没有。把它辑录成册仅仅是 书架上的一本书。但是在精神的层面上，它却有着汽车房子不可比拟的作用。它可以使 当代人烦躁不安的灵魂找到回归的家园，可以使沉寂的灵魂振作起精神来。对文学持这 种认识的还有李素梅(邯郸师范专科学校)，她说：文学是一种发自灵魂的声音，它如同 一束光，从彼岸的世界射来，照耀着此岸的人生，使你的生命增加一点亮色，使你的灵 魂增加一点光亮，把你从世俗的烦恼和精神的苦难中拯救出来，由人间导向天堂。文学 只能承担这么一点灵魂的东西，别的太多的功能，文学实在承担不了。像他们这样认识 到小说的有限性，才能真正突出和发挥小说独特的艺术功能，才有可能给不同类型的小 说在当代生活中准确定位。
小说的自我定位，既受制于社会，又不可脱离它的本性。梁向阳(延安大学)的题为《小说何为?——浅谈小说在当下社会的作为》的论文就表达了类似的认知：要探讨小说 “何为”问题，必须分析当下社会状态。当下社会是一个“复合式社会文化状态”，也 是一个到处充满着“现实关系”的社会——“散文社会”。在当下的社会乃至今后相当 长的一段时间中，我们必须注意到“散文世界”对于小说生存空间的挤压。然而，文学 在本真意义下是欲望的倾诉；现实生活的多样性，决定了文学矿藏的丰富性。这样势必 要求以形象虚拟化方式为主体特点的小说创作，建构起种种虚幻的世界，满足人们的种 种欲望。自然，当下社会的小说状态在理论上讲应当是丰富多姿的。以上这些分析判断 表明了一种文学态度，也反映了当代批评界的一种思想倾向，它更多的是一种文学评论 研究走向成熟的表现。
与站在艺术本位立场因而给当下小说以正面估价不同，一些更为看重文学的社会使命的评论者对当前小说存在的问题给予了检讨。张东焱(唐山师院)提供的《为中国近期小说诊脉》一文，将当下小说所患的病症列为三种类型，一是缺钙(缺少思想)，二是滥情(以婚外情作为情节的主要支撑)，三是冷漠(对人对事都一样冷漠)。王科、姜德刚(渤海大学)在分析当下小说之所以被挤兑，被贬损，被疏离的原因时，认为其根本的问题是，在社会转型，关系错位，思潮涌流的今天，我们的小说家迷失了精神的家园，放弃了神圣的使命，将导引人类前行的文学，变成了形而下的器具，将小说的娱乐、消遣功能，膨胀、放大到不适当的境地，从而使小说中的“黄、赌、毒”，“假冒伪劣”呈泛 滥态势。所以他们以为，要使当代小说在当代生活中定位，首先必须为小说家自己定位 ；作家必须提升自己的精神品位，坚守崇高的精神家园。蒋子丹(海南作协)则认为小说 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是文学作品与生活脱节的问题。她说，我们原先总是说文学高于生 活，现在却常常是生活高于文学，生活中的事件常常让我们惊讶，让我们感动，文学反 倒很难给我们惊讶，让我们感动，作家们瞑思苦想写出来的小说往往赶不上一些好的新 闻报道给予读者的震撼。有的评论家看到了小说创作中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譬如雷达 就认为，我们最大的问题是缺乏宗教意识，缺少未来意识，缺少了这些东西，影响了时 下小说中人类性内涵的深刻程度。
社会转型，文学进入商品经济时期以来，小说的确同其它文学样式一样感受到外部环境的压力，尤其是各种新的文化消费形式的出现与活跃，使得读者对小说的注意力被分散，小说似乎被许多读者抛弃，小说的前景堪忧。业内外甚至出现小说正在走向衰亡的估断。针对这种情况，与会代表也发表了看法，比较一致的认识是，小说的未来无需忧虑。且不说近代小说的兴起跟商品经济的发达及市民社会的形成有关，说明二者具有伴生关系，就是从语言艺术的独特效用来看，人类永恒的精神需求中也不可能没有小说的位置，就是说在人自身之外的任何变化都不会危及小说的存在。谢有顺把这类观点表述得较为透彻，他说，不必担心小说会消亡或者没落，这种担心从19世纪的欧洲就开始了，但至今也没有出现这种令人悲观的局面，相反，随着印刷业的发达和传播渠道的拓展，小说还有兴盛的迹象，小说是会一直坚定存在，并一直在人类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 ，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将小说(其实包括一切的文学)从人类生活中驱逐出去。原因很简单 。就着表面而言，人类与生俱来就有倾听故事的欲望，这甚至已经成了人类的本能。而 小说最重要的话语方式就是故事——即便是电影、电视，也脱离不了小说这个最初的故 事母本。就着深层而言，小说和哲学，从来就是人类精神自我探索的过程中最为深刻的 两种表达方式，只要人类还需要心灵生活，还有自我探索的冲动，小说和哲学就会一直 存在。因此，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不是担心小说衰亡，而是考虑小说如何在当代生 活中获得更为准确、有力的发言权，如何更为深刻的表达自己。孙静波(舟山东海学院) 从世俗生活的角度看待小说的前景，也认为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步入小康，人们享有现代 社会物质成果越来越多，他们对精神生活、生活质量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在这样的时 代氛围中，作为文学样式之一的小说，依然会成为当今读者的精神需求，读者想看优秀 的可读性强的小说的欲望仍旧存在。随着商品经济的发达，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 文化水准的提升，对优秀小说的需求会越来越强烈。
小说的类型或个案研究
在一个文化多元和追求艺术多样化的文学时代，小说创作不可能不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小说的持续过剩生产，实际上可看作小说持续繁荣 和发展的表现，由于历史转折给小说提供了巨大的艺术表现空间，生活的变化推动着小 说的艺术发展。当代小说与当代生活的关系，从小说对生活领域的楔进也可得到说明。 生活的不同领域随机性地借助有着特殊经验和兴趣的作家得以艺术化地呈现，形成了不 同的小说类型；不同类型的小说及作家的个体创作，给了生活真正的生命，并构成了生 活的丰富性。本届年会，有些论者从题材的角度，对一些小说类型如新移民小说、开发 文学和民族文学等进行了研究，还有人对某种创作现象进行了个案研究。
公仲(南昌大学)的《新移民小说的特点》触及了一个新的文学命题，一个较之“留学生小说”“海归派”小说更为宽泛更为切实更为现代的文学命题，它主要是对八、九十年代大陆移民或留学海外的留学生、学者、知识层的小说创作的一种概括。公仲主张，研究海外华文小说的重点，应该从研究六、七十年代的以白先勇於梨华为代表的台湾留学欧美的华文小说转移到近二十年来从大陆留学，移民海外的作家的新移民小说。据他考察，新移民小说经历了大致两个阶段，而与前期相比，近期的新移民小说有长足的进步，显现出明显的特点。他对这些特点一一作了描述。这一研究，不仅拓宽了小说的研究领域，也呈现出中西文化交汇滋生的新的人文生态。
开发文学的概念上世纪80年代就已提出，但对它的研究后来一度走向衰落。张吕(石河子大学)的论文《开发文学在大众文化市场中的独特价值》从弘扬文学的精神魅力的目的出发，对以新疆汉民族文学为主的西部开发文学独有的地域特色及人文精神的内涵进行了挖掘。张吕认为，西部开发文学对原始自然景观的文化呈现及竭力张扬的创业意识与开拓精神，是对自然主义与人本主义的发扬光大，它将对今天日益趋同大众而堕于世俗与萎靡的文学构成强烈冲击，也能在某种意义上解答当前社会转型中人的精神价值趋向问题。在当今社会物质文明的发达与追求物质欲望的满足而导致人性日益萎缩，文学本能化，文化逍遥化的时代，西部开发文学中所张扬的原始生命力的蓬勃生机与野性强悍以及从大自然所激发的人性的壮烈与完美，是对现代物质文明所造成的人性的猥琐与 卑弱的对抗，开发文学所张扬的创业意识与开拓精神，尤其是对理想的坚守、对崇高的 景仰、对自然的热爱与对生命的尊重，这种对自然主义与人本主义的发扬光大，是对世 俗化社会的反动，是对颠覆着文本价值与自我意义的城市文明的有力抗衡与解构，是对 今天商品社会日益物欲化、世俗化、消费化、颓废化的社会的警醒。夏冠洲(新疆师范 大学)的《赵光鸣和他的流浪汉们——评赵光鸣的西部小说》做的是个案研究，但它所 发掘出的赵的西部小说努力揭示出流浪者的精神风貌和心理气质，表现出他们与不幸命 运和艰难处境的抗争中所显示出的惊人的求生本领、顽强刚毅的性格特征和敢恨敢爱的 人性魅力，从中提炼出一种坚韧、粗犷、有力、进击的人生的精神旨趣，与开发文学是 相通的。
将民族文学在这里列为一个品类，着眼的是创作主体的特殊身份。在中国当代小说界中，少数民族出身的作家占有重要的地位。老舍、沈从文、萧乾、端木蕻良，舒群等一批老作家，玛拉沁夫、李乔、陆地、颜一烟、李准等新中国成立以来成长起来的作家，霍达、张承志、乌热尔图、孙建忠、阿来等一大批新时期以来出现的作家，以及千华、鬼子等新生代作家，他们都在各自的文学创作中做出了贡献，并且在当代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中国少数民族作家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已经成为中国文坛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这是赵志忠(中央民族大学)的发言《民族作家在当代小说界中的地位》所做的重要提示。他着重介绍了新时期少数民族小说创作所取得的令世人瞩目的成绩，对新老两代作家进行了比较，给了新一代少数民族小说家更多的肯定，指出他们的特点是，既扎根于民族文化的沃土，又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十分开阔的视野。同时，比起老一代作家来，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具有自觉民族意识的作家群。他认为这个作家群体的创作起点很高，一下子就抵达了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最前沿，成为整个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中国的少数民族作家来说，他们有先天的得天独厚的民族文学土壤和优秀 的民族文化传统。立足于自己民族的社会生活，再现独特的民族生活画卷，反映民族的 风土人情，展示传统与现代、人与自然之间的融合与矛盾，这些应该是少数民族作家的 独到之处，和作品理想的追求。越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越是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 ，才越能够在世界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意义也许就在这里。
小说创作的个案研究同样重视文学现象中蕴藏的作家对社会、生活或文化的批判意识 。藏策(天津人民出版社)在青年论坛上的发言《话语流变中的“芸斋小说”》对孙犁晚 年的小说创作有独特的发现。这一发现，源于他对20世纪中国小说的叙述方式与特殊语 境的关系的理论认知。他认为，20世纪中国小说的每一次发展和变化，都不可能是某种 单纯的形式上的“进步”或“倒退”，而是文本深层意识形态编码或解码过程的某种表 征。只有在此种认识的前提下，才能真正理解芸斋主人(晚年孙犁)文学活动的独特价值 。由于缺乏相应的理论方法，孙犁研究始终处于一种滞后状态。不是把孙犁在文学上的 成功完全归之于他道德、人格上的完美，就是归之于他的博学，甚至于连他的某些生活 习惯也都被神秘化了。而他的那些极具特色的文本，却很少被真正的解读。只有认识中 国现代小说的性质，了解小说不同时期的创作语境，才能真正理解孙犁晚年文学活动的 意义和价值。正是分析了“十年动乱”后，小说需要寻找新的话语资源，于是“芸斋小 说”应运而生的语境特点，臧策才真正读懂了孙犁，认为“芸斋小说”的最大特点，倒 不是什么文字上的渐入老境、艺术上的炉火纯青(这是教科书的套路)等等，而是其在叙 事方式上的特殊选择——远Fiction而就小说。因为对于那时的小说而言，编故事和造 情节，在“超隐喻”的作用下，已完全成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的编码和叙事。而孙犁正 是利用了这种重纪事而不重编码的传统意义上的小说的特征，来抗拒当时主流意识形态 编码的。这种分析应当说相当精辟。
属于女性文学批评的《当心灵在不意间擦伤……》是谭湘(花山文艺出版社)对孙惠芬 的中篇小说《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的解读。谭湘在论文里引入社会性别理论中“乡村 ”“城市”这两个象征概念，对故事中的女性生存进行文化分析，试图追究构成主人公 李平悲剧人生的更深层的原因。成子媳妇李平是当下众多步出乡村往城市冒险试图改变 命运但却最终为城市伤害、遗弃的女性中的一个。这个进退实据的女性，在大到天网恢 恢的中国超稳固的文化结构文化秩序中，她的任何的自赎自救的努力都是无意义的枉然 !因为事实上，她对这一文化秩序中的默认已经内化为一种自觉的程序，她遍体鳞伤却 依然执迷不悟，她当然的不可能走出泯灭自我、泯灭精神这一不归之途。这说明文化包 裹于女性的，是一个双重的茧，女性要挣脱它还相当艰难。
小说的理论思考及批评的任务
对当代小说的生存状况与社会价值进行把握、分析和判断，意味着小说现象是一种客观存在，那么为什么有时候同一现象会引起批评者的歧见呢?这看上去是个主观问题，实际上与小说本体有关。小说是历史形成的，它本是一门开放性的艺术。然而它的既存形态往往成了批评者拒绝小说的新的可能性的根据，小说评论研究中胶柱鼓瑟的情况因而很常见，有时候问题的讨论并不在一个向度上，甚至不在一个层次上。因此，要回答“小说何为”，实际上有个“何为小说”的问题。把本届年会引向深入的，正是对后一方面问题的理论思考。
吴义勤(山东师范大学)以《可能性是小说之树常青的源泉》为题所作的发言，有针对性地对小说本体给予了有意义的辩正。他说，长期以来，对于小说许多人都存在一个误区，这个误区就是我们常常会用“先验”的、“预设”的“理想”与“标准”来评判当前的小说现实。但是对小说艺术来说，评判它的“理想”与“标准”其实是相对的，根本不可能存在一种“终极”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因为，说穿了，小说是一种可能性的艺术，千百年来，小说所表达的无非就是生老病死、爱恨情仇等基本主 题，但是在不同时代，在不同作家笔下这种主题却可以有完全不同的形态。而小说的魅 力，小说的永恒性以及小说的无穷生命力也都蕴藏在这种可能性之中。他还说到，从当 前小说来看，小说的“可能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层面：其一、生活的可能性决定了 小说的可能性，生活的多样性决定了小说表现内容的多样性；其二，小说格局的“多元 化”与小说艺术、小说风格的多元化处于彼此呼应状态中，不同的作家有不同的小说观 念，不同的表达生活面对世界的方式，也有不同的艺术趣味和美学习惯，这一切都是小 说“可能性”得以呈现的基础。
徐肖楠(华南理工大学)在“青年论坛”发表了他的关于小说存在的见解。他说，当代小说叙述似乎正在趋于文体的衰落或变异。但我们不必将小说本身看得过于刻板，小说叙述其实在半明半暗中呈现。它并非是固定化的一种东西。首先，小说有典型的与非典型的两种。典型的小说文体非常清晰，而非典型的小说文体则朦胧模糊。但最终非典型的小说不是被典型小说收纳皈依，就是被不再承认为小说，它不可能永远自成一体。其次，小说有研究的与阅读的区分。被研究的小说是研究者的对象，并不成为严格含义的小说。它正在经历从非典型的小说中被分解的过程。而阅读的小说纯粹是由阅读快乐来决定的。阅读者并不理会小说的变化和特征，这其实与他没有多少关系。他是关注小说 的叙述感受。另外，小说有想象的和非想象的区别。想象的是虚构的，非想象的是现实 的(非纪实的)，想象的可以使故事被充分虚构，故事具有最大深度，而将现实化的人物 和事件不用什么想象搬进小说则是非故事性、非深度性、非充分虚构的。
洪治纲(浙江省作家协会)的发言《未来小说发展的可能性》则结合当代小说的创作实例阐述了小说的开放性与包容性。他谈到，小说的发展必然要走向越来越开放的叙事空 间之中，它们将不断地挣脱我们在传统理论上对小说文体的规范，甚至会颠覆小说之所 以成为小说的某些基本的元素，使小说大量地融入其它文体的叙事成分和叙事方式，形 成相互交织的开放性叙事特征。事实上，从史铁生的《务虚笔记》、张承志的《心灵史 》等小说中已呈现出这种势头，而在韩少功的长篇小说《暗示》中已表现得更加明确。 《暗示》不仅颠覆了传统小说对人物性格、情节发展等基本规范的依赖，还挣脱了小说 在叙事话语上的感性化方式，大量地引进了理性的思辨、随笔式的联想、碎片式的拼接 等。尽管它们给人们的阅读期待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破坏，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这些 都是作家严肃探索的产物，都在试图展示小说发展的某种新的可能性。他认为，文学研 究者们应该持以更宽容、更谨慎的姿态来看待这些文本。只要回顾一下小说发展的历史 ，我们就可以看到，从早期的民间传说式故事表现到现代的各种内心叙事，小说的发展 一直处在高度开放、极具包容性的状态之中。而我们的小说理论也必须适应这种发展态 势，使理论与创作保持一种真正的同步性。但也有代表持不同看法。刘树元(湖州师范 学院)在论文《当前小说文体的创造与消解》，在肯定文体创造的成绩的同时，也反对 当前的小说创作中那些过于迷恋文体创新，将作品搞得怪模怪样的炫智式的作法。他还 发现更多的时候，文学的贫乏，不是缺少文体的探索，而是因为文体的滥用。
与上面几位代表的直截表达有所区别，董之林(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评论》编辑部)的论文《小说的边界》，对小说的存在作了一番历史考察并作了学理化的表述。她对小说的发展过程中的艺术突破采取的是更为审慎的态度。一方面，对传统小说向现代转化的梳理使她感受到小说中的现代性要求具有拓展人类精神发展疆域的积极意义，因而无法不正视艺术成规控制艺术生产的非法性。但与此同时，她也看到了小说演化史上变中的不变，比如小说艺术功能自我实现的需求——实际上是小说作者与读者意图实现过程中的相互协调，使得新的小说会不断借用旧的小说中的一些要素。经过深入而辨证的思索，他提出一种建设性意见：在现代小说观念的守成与革新之间，我们能否找到一条边界，使小说创作更主动地迎接时代的挑战。或者更确切地说，那条边界应该是一种平衡，而且这种平衡是在众多充满个性的小说表意系统之间所形成的一种张力。
本届年会不仅把当代小说当作考察对象，也关注到小说批评、理论与研究自身。小说要健康地发展，在人类生活中发挥应有的作用，离不开批评理论的砥砺、推动与促进。批评在当前的任务主要是什么?对它应该有什么样的要求?代表们就这一类的问题发表了很好的意见。杨曾宪(青岛社会科学院)在峻急地谈论当代小说创作的价值取向时，一再寄希望于批评正确指导创作。他宣读的论文《拒绝媚俗、呼唤经典》一开头就说：讨论小说如何在商品社会中生存是没有意义的，这是一个假问题；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小说必然商品化、必然媚俗，则更属于谬言。他认为，重要的任务不是对媚俗小说进行批判 ，做无效劳动，而是倡导正确价值取向，激励优秀作家创作无愧时代的经典作品。由于 对文学的正常生态，即“下里巴人”作品就以数量的绝对优势压倒“阳春白雪”，低级 色情文学或所谓的“糟粕”作品，从来就在大众文化中占重要位置有历史的认识，因此 他指出，我们今天大可不必为众多庸俗小说的出现而烦恼，更不必为人体写作之类炒作 而论争。这些现象的出现其实很正常。眼下真正值得担忧的是另一种倾向，那就是作家 们似乎在争相媚俗，大家都以适应和遵循市场商品法则为荣，以放弃社会责任、不做宏 大历史叙事为时髦，故而造成经典匮乏。而文学史是以经典的有无来衡量一个文学时代 的。所以他认为，面对这一历史要求，文学批评家首先要矫正并站稳自己的价值立场： 现实存在的必然性，不等于历史价值的合理性；市场经济导致文学商品化的必然性，并 不意味着真正作家媚俗的合理性；文学史上传世的经典作品，从来都出自少数独立思考 卓然脱俗追求崇高主题的作家之手。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庸俗泛滥才突出经典价 值。正因为摆脱了计划体制的束缚，在自由多元的创作状态中，文学品格、小说品味之 高下才能凸现出来，真正的文学大师才能脱颖而出。文学评论界要旗帜鲜明地倡导呼唤 这种高品味的小说，发现支持真正的大家。问题是，由于众多后学理论的搅和，当代一 些有潜质的作家价值观念已经在众语喧哗中给搞乱了，创作普遍缺少真正的历史意识和 反思精神，这是很值得重视的。因此，让那些潜心创作的作家明确真正文学的价值追求 、价值内涵，便是一个很紧要的理论问题了。
梁向阳认为，当前小说评论研究者还有一个任务是要为小说提供一个更加宽松自由的生存环境。他说，要正确把握当下社会里的小说生存状态，还必须以小说本体为辐射点，研究小说之作者、出版、读者、批评等多方面的关系。目前，畅销小说基本上都是编辑者的青睐、出版商的包装、评论者的鼓噪、媒体的关注与炒作等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种高度组织化、系统化的行为，直接导致了小说首先成为一种特殊的精神商品，为社会消费服务。既然今天的小说成为商品，它所有的要求就应当为其服务，小说的品种应当齐全，小说的形态应当丰富多姿。我们就不能以固有的，传统小说理论的目光审视当下小说，而给其提供更加宽松与自由的生存环境。
作为批评的一种形式，文学阅读也引起了代表们的注意。上世纪80年代以来，阅读之 于文学生产和文学社会价值实现的意义在文学理论中得以提高，但在实际的文学接受活 动中，全社会的文学阅读还存在着大面积的撂荒现象。由于中学语文教育中的当代文学 教育严重缺席，造成了当代一个重要的阅读群体被隔绝在当代文学之外，它的后续性恶 果是一代一代读者的悄然流失，看似热闹的文学其实早就成了圈子文学。只顾生产，不 问消费，产品流通量太小，文学的社会功能远未得到发挥，现今国人人文素质的低下不 能不说与此有直接关系。文学对社会的精神影响力，首推小说。通过新小说来新人以达 到改造社会的目的，绝非神话。所以，创作固然重要，但争取读者更是小说的当务之急 ，这个关系到小说社会作用发挥的任务就不能不落到理论批评的头上，批评理论有责任 引导读者进入丰富多彩的当代小说世界。本届年会将“小说与小说读者”列入大会议题 之一，就是出于这种考虑。虽然会上关于这一问题讨论的文章和发言还有限，但个别发 言如空谷足音，把文学阅读由读者面问题引向了对质量的关注。例如高彦(内蒙古鄂尔 多斯教育学院)的《阅读，你往哪里去了?》不仅探讨了文学阅读的意义，也对个体阅读 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她用富有文学性的语言，表达了自己的阅读观，说：一部文学作品 是一件特殊的物品，它具有物的特殊性，生动可感，它把人引向人的内心世界，而读者 应该恰恰懂得内心世界的蕴意，从而实现作品复活的奇迹。因此，阅读远非是一种单纯 的令人愉快的审美活动，它是一种艰辛的启示，一种砺练心智的过程，带给人真正的生 活契机。阅读如同一面魔镜，在里面，我们不但能够看到他人所看到的独特的世界，也 能清晰看到属于我们自己的世界。然而，认识自我并非阅读的最终目的，如果不能给发 现的问题以明晰的分析，不能给曾耐心分析过的东西以生动的再创造，我们的精神将永 远不会得到满足。因此，穿越阅读，揭示真理的过程赋予我们的诱发与激励——自我再 创造，可能是阅读的最佳归宿。
近年来，文学的文化批评方兴未艾，尽管有人对文学的泛文化研究提出质疑，但文化视角拓宽文学的阐释空间所产生的批评效果不容否认。这次年会上，赵德利(宝鸡文理学院)的《民间文化批评的理论建构》就为文化批评争得了一席位置。他概要地列举了 自己几年来在民间文化批评的研究即理论建构的几方面的内容，佐证了他对小说研究中 民间文化批评的期许。他认为，民间文化审美批评仅靠概念和判断不能支撑理论分析的 方法论需要，尚需借鉴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等有关民间文化理论方法建构审美批评 理论体系。就文化批评发表见解的还有徐美恒(天津大学中文系)，他在《小说世界里的 反文化现象评估》里提出，文化批评应该注意文学创作中的“反文化”现象。所谓反文 化就是指那种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生成的，违背了人类社会基本生存价值原则和历史进步 规律的文化现象，它们的存在价值在于只能从反面提供经验教训。文章以安徒生童话《 打火匣》里士兵的痞子行为为例，说明了什么是反文化，并指出文化中的反文化判定实 际上是一种主观需求的价值选择。正如他所说，在面向21世纪的反思与重建大背景，提 出“反文化”这一文学评论新观察坐标，有助于创作者防范艺术作品中产生反文化因素 ，也有利于广大读者摆脱过时的文化误区。
反思批评，是为了明确批评的任务，发挥批评的功效。年会上，不同角度、不同视野的批评所得到的发现，都显示了小说学会这支职业批评队伍的作为。陆卓宁(广西民族学院)的《全球化语境下的当代小说》对“全球化”提出了独特看法，认为它无论是以一种什么样的范式出现，也无论是对人类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覆盖有多么深广，但是， 其核心仍旧不能不是人的生存与发展及其现实满足程度的问题，仍旧不能不是人的价值 问题。她充分肯定了“全球化”的历史语境给中国文学、中国作家所提供的机遇，但她 也意识到不应该把全球化当作民族文学的归趋之地。因为任何一种文化一旦离开了特定 的社会历史的规定，这种文化就会变得空洞、抽象和虚无。任何一种文化一方面是一个 民族的“心史”，另一方面它又是与这个民族的十分具体的“传统”紧密相联的。因此 ，对于其他的民族，其他的文化，它往往是无法照搬的，当然也就不可能成为现成的“ 方法”。所以她更愿意认为，对于我们当下的文学而言，与其把“全球化”视为一种欲 望，或者一种挑衅和威胁，莫如看作是历史给我们提供的又一个机遇。在这个过程中努 力地去体认和涵化不同民族、不同国家文化的价值所在并用以激活本土文化，从而推动 本民族当下文学的创新和高扬。
颜琳(湖南怀化学院)从时代与文学创作的关系开始来批评当代小说，寻找它的问题所在。她认为，在当今的文化消费时代，小说的生产不再是一种纯粹的精神行为，而是越来越表现为一种商品化的生产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小说开始成为一种普遍的消费行为。小说的消费性造成了小说的泛化现象：一是人人皆可阅读，小说成为大众文化消费的 对象。人们阅读小说的目的不再是为了叩问和解惑，而是他们有的是为了工作，更多的 是为了娱乐和消遣，小说的功用如同卡拉ok、蹦迪、桑拿一样；二是那种纯粹的、严肃 的小说样式开始衰微，小说的身份可以从大众传媒的各种领域中冒出来，如影视小说、 摄影小说，网络、报刊上的各种情感故事和纪实小说等等，这种普泛性解构了经典意义 上的小说，同时又造成了小说的文学精神和品格的弱化。精神资源和思想穿透力的贫乏 ，对人性的漠视和淡化，使小说失落了伟大的悲壮和优雅的静美。小说之所以出现这种 弱化现象，关键问题出现在创作主体上。一是中国作家视小说为工具的思想根深蒂固； 二是中国作家的心理弱化使然，他们缺乏一种形而上的博大精神情怀，缺乏一种对诗性 的体悟和追求，因而导致了一种浮躁的心态和对商业功利性的轻易妥协以及对现实的认 同。因此，造成小说如此的生存图景，这决不是时代的错，而是作家自身的问题。
吕周聚(山东师范大学)的研究成果《当代先锋小说的“非小说化”倾向》，将当代先锋小说的“非小说化”倾向概括为三个方面，即小说语言的变异、小说文体的变异和小说结构方面的变异。在结合作品进行分析时，使用的一些概念如“能指的符号游戏”、“复合文体”、“三维空间结构”等，符合先锋小说的创作实际，使人们对先锋小说的艺术有了新的认识。庞守英(山东大学)关照了近年来的悲剧小说，对其作了分类。首先 ，性格悲剧占据了醒目的位置。性格与愿望的冲突，都容易使矛盾激化，酿成悲剧。其 次是命运悲剧。主要由出乎意料之外的偶然性因素所导致，创造的是一个为现代科学无法证实的神秘世界和审美意境。再次是生存悲剧。在生存的物质条件有了明显的改善之后，形而上的精神与情感的困惑是酿成生存悲剧的主要原因。她认为，悲剧小说给人的感觉是沉重的、压抑的，但是悲剧小说对人类自身的净化、对社会问题的反思所产生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此外，毛克强(宜宾学院)对当代小说价值观进行批评，主张新世纪的文学应当塑造时代的英雄，即搏击经济浪潮的、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的，努力创造社会财富的时代新英雄。施津菊(伊犁师范学院)呼吁作家不要忘掉一个小说创作主题，即死亡主题。她说，在生活摹仿艺术的今天，小说作为一种原创性的艺术形式，不仅观照着历史与现实的社会生活，为人的生存努力提供着合理的言说并赋予着相应的意义，激励着生活的理想、抱慰着生命的苦难；同时，小说也应对生命之死给予一定的观照与审美，给人生命的终极以人道的关怀和精神的安慰，尤其对缺乏宗教情怀的国人来说这尤为必要。当前的小说创作中虽然已经有人对此有所观照并作出了努力，像毕淑敏的一系列文本等，但对泱泱十几亿人来说，显然不够。因而，审美地建构一个民族健康自然的死亡观念及其文化，是否也应纳入更多的小说创作者的审美理念之中?
批评的锐见，在一些青年评论家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洪治纲。他在评论当前小 说的多元化发展趋势时，就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认为，虽然现在的小说创作已陆续呈 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但这种多元化的倾向从根本上看，存在着很多对现实生存观念 和价值规范的迎合。也就是说，现在的很多小说看起来表现内容、叙事手法都不一样， 但从作家自身的审美理想和价值立场上看来，还是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多元化生活情趣 保持着同步的姿态。如现实写作对社会矛盾的外在表达，正反映了普通民众对现实矛盾 的焦虑；个人化写作对生命欲望的大力演绎，也是迎合了现代人对个人感官生活的强调 ；时尚化写作对流行生活的临摹与沉醉，正反映了都市生活中另类人生的冒险和猎奇， 等等。这些小说发展的倾向，就表现内容和它们的审美情趣来说，都是各不相同，甚至 大相径庭，但本质上仍是对生活的直接折射，并不是作家对人类精神生活的独到发现。 而真正的多元化写作，应该更多地强调作家对现代生活的独特探索，对人类存在境域的 独到发现，是凭借作家强劲的艺术独创和思想发现而建立起来的多种艺术实践，是超越 了现实生活的、具有鲜明原创性的多方位叙事努力。
更年轻一代小说研究者的加入，成了本届年会上的又一亮点。华南理工大学的几名研究生，跟随导师徐肖楠教授参加本届年会，就市场经济与小说创作的关系，提供了一组论文，分别是巫剑伶的《市场化年代文学的颓废倾向》，章艾的《市场化年代文学的欲望梦幻》，鄢斌的《市场化年代文学的浪漫主义》，岑长庆的《市场化年代的格非先锋 历史小说》，与其师的《市场化年代的文学何以超越现实》一起，形成集团冲锋之势， 颇为可观。浙江师范大学金汉教授的研究生阮佳佳提交的论文《与现实签定什么样的合 约——从余华小说中的“现实”谈起》，亦颇有质量。更年轻一代研究者的提前加入， 预示着当代小说批评队伍的壮大与更新，它对当代小说事业的积极影响不容低估。
收稿日期：2003-0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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