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一种文化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结构主义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在20世纪掀起的思想波澜已无需赘言，更无需按部就班地作一番导 论式的介绍。因此本文主要以对比的方式来勾勒出它们各自对文化理论和文化研究的影响， 其中以凸现后结构主义的文化贡献为主要着眼点。后结构主义作为一场思想运动，其影响力 是毋庸置疑的。从文学批评、文化研究、政治理论、社会学、民族志、历史学到精神分析等 诸多领域，后结构主义的踪影几乎无处不在，至今仍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当然，要对后 结构主义进行讨论，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便是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划界问题。
一、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划界
不可否认，后结构主义产生于结构主义，同时它在一定程度上又是对结构主义的反动。也 许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不少学者认为对后结构主义与结构主义进行划界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情。（注：杨大春，1998，第64页。）
不过，这反倒给了我们一点启示：既然无法对后结构主义与结构主义作出界限分明的 划分，那么不如将着眼点落于二者之间的延续性和对立性方面，由此来澄清二者的异同。这 种做法既可以省去许多不必要的争论，又可以使二者各自有一个清晰的轮廓。
结构主义，简要地讲，起始于索绪尔和雅各布森的语言学著作，后经列维-斯特劳斯的发展 ， 成为人类学中的一种文化分析方法论。到20世纪50年代，特别是在法国，其影响不仅波及到 其他社会科学学科，而且通过巴尔特等人的叙事学和符号学研究又扩展到文学批评、历史学 乃至哲学等领域。可以说，50年代是一个以结构主义为主导批判话语的年代，它取代了40年 代的现象学和存在主义思潮的地位。然而，在50年代中期，某些结构主义话语的实践者，如 巴尔特，已经开始去超越结构主义内在的局限性；到50年代末60年代初，出现了新一代的批 评家，其中包括M.布朗绍和G.巴塔耶；这些后结构主义批评家深受尼采、海德格尔以及更为 自由的思想传统所影响，他们的目标并不仅仅限于拆解结构主义，而是有更远大的目标，只 是由于结构主义在当时占据着主导地位，所以他们只能暂且采取一种批判战略。在后结构主 义者看来，结构主义是西方形而上学思想传统的最新形式，对于结构主义的批判是作为对于 整个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批判的序幕。（注：Surber,J.P.,1998,p.191.）
从这样一种背景去看，后结构主义与结构主义之间的划界往往在于如何去理解后结构主义 的这个“后”字(post)，因为这是许多争论的焦点所在。（注：Edgar,Andrew & Sedgwick,Peter,(eds.),1999,p.299.）
如果从“强”意义上去理解，后 结构主义是对结构主义的一种超越和替代；如果从时序的角度去理解，那么后结构主义则是 朝着某些新的方向发展和扩展了结构主义。从结构主义的发展脉络来看，它最初是作为现象 学和存在主义的对立物而出现的，它本身明显带有一种理论上的反人本主义的色彩，因此明 确 地反对以往的“主体中心化”的思想运动。从这一点上来看，后结构主义与结构主义之间显 然存在着延续性，只不过后者的理论主张并没有走出形而上学的怪圈，而是以一种新的形式 将它所要反对的东西重新表现出来。后结构主义从索绪尔的语言学纲领中得到了非常重要的 理论启示，却没有停留在结构主义的基本前提上，而恰恰要对结构主义进行拆除，进而去消 解任何以“启蒙”的知识和真理观念为前提的理论。
因此，后结构主义的“后”字可以理解为对以往种种“主体中心化”理论立场的全面告退 。换一个角度讲，如果说结构主义是在现代主义这个广阔的背景下产生的若干思想运动之一 ，那么后结构主义则是在后现代主义这个广阔的背景下最早产生的思想运动之一。也可以说 ，后结构主义与结构主义的分野，如同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分野，尽管很难从时间上作 出确切划定，但是后结构主义以其鲜明标志区别于结构主义：消解形而上学传统。
二、后结构主义的标志：消解形而上学传统
消解形而上学传统，（注：严格地讲，应该是“解除形而上学的中心作用”，因为“消解”(decentre)一词原本的 意思是“去掉……的中心”或“非中心化”，后来在中文的使用中逐渐简化为“消解”，从 字面上反倒看不出与“中心”的关系。不过，这对理解上似乎并未造成太大的妨碍。）
无疑是后结构主义最显著的标志。然而，这并非是后结构主义的首 创，而是对德国哲学家和文化批评家尼采和海德格尔的思想的进一步拓展。从某种意义上讲 ，尼采和海德格尔是后结构主义的最重要的历史先驱，因此我们不妨从尼采和海德格尔那里 来追寻后结构主义的思想源泉。
1.对于西方文明的总体批判
在现代思想家当中，尼采是对所谓的西方传统展开彻底、全面和持久的批判的第一人。在 尼采看来，柏拉图关于不变的理念世界与流变的感觉世界的区分所确立的这种基本对立主导 了欧洲思想和历史进程。按照尼采对柏拉图的解读，在这种区分下，我们的现实世界在与另 一个更完善世界的对比之下被贬低了。那么曾被尼采称之为“大众的柏拉图主义”的基督教 从本质上讲正是建立在柏拉图的这种对立之上的，因此基督教要去宣扬此世苦行来世回报的 教 义。虽然现代性对于宗教的怀疑削弱了对于来世的信念，但并未成功地将柏拉图主义和基督 教所否认的意义或价值归还于当下世界。其结果便是虚无主义，即在整个西方文明中盛行的 一种无意义或无价值感；尼采以“上帝死了”这句名言恰到好处地表达了这种虚无主义状态 。
海德格尔正是由于全面地研究了尼采才在思想上发生了转变，从现象学研究转向了总体批 判。尼采对于西方文化的指责主要采取的是一种道德批判形式，针对的是其宗教和政治基础 ，而海德格尔则将欧洲文化的道德虚无主义看作为某种更深层次的东西的征兆。在海德格尔 看来，当思想被禁止提出最为重要的问题，即存在的意义这一问题时，虚无主义就深深印刻 于西方文化的起源，其最终结果是当下世界的虚无主义。在这个世界中，科学和技术实际上 成为一种自主的力量，最终实现了对所有人类事务的支配。而人类本身却在越来越受管制的 生命中失去了意义感或价值感。海德格尔认为，超越这种虚无主义之路在于对西方文明展开 一种总体批判，彻底拆除其最深层的和最基本的假定，从而为建立一种新兴的存在与人的关 系扫清道路。达到这一目标所需要的并不是另一种哲学或意识，而是更新的和更为本真的， 不再受逻辑、科学和现代技术所支配的经验言说和思维方式。
海德格尔的这种反思方式使得其后来的著述越来越诗意化，甚至神秘化。就这方面而言， 后结构主义者总的来说是倾向于追随海德格尔，同时在许多方面仍然贴近于尼采的批判立场 ，但是后结构主义者对于尼采的接受主要表现为认同尼采对西方文化所作的宣判：西方文化 最终是由哲学所决定的，欧洲哲学在本质上是形而上学的，因此任何批判工程必须首先从总 体上去动摇和拆除与西方形而上学相关的假定和观念。
2.求真意志与权力意志
尼采在寻找西方文明的虚无主义轨迹的驱动机制中发现，虽然西方哲学及其旁系是以求真 意志为其特征的，但这不过是一种更基本的和更普遍的原则—权力意志的历史变体。按照尼 采的分析，权力意志不仅仅是个人欲望的一种功能，而且其本身就是一种形而上学原则。这 一原则规定着一切，从自然、社会乃至人的存在，以至于任何事物最终要设法获得其存在都 必须划出其形而上学的势力范围。海德格尔认为尼采的权力意志概念是西方形而上学的顶峰 ，是表达西方传统的最终意义的最后一个伟大的形而上学观念，由此可以走出权力的专制去 迎接存在与人的新关系的黎明。
在后结构主义者看来，海德格尔对于尼采的权力意志的解释表明，总体批判的最终目的是 去揭示所有文化话语、文化制度以及文化实践是如何在特定的权力形态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 以及如何被用来去支持和强化这些形态的。后结构主义者认为，权力问题并不仅仅是某些形 式的经济组织的历史特征或附随现象，而是任何形式的社会组织和话语赖以生存的基础，从 而可以借此来抵御任何严厉的政治批判。
3.语言的中心性
如果说尼采以“真实的幻觉”揭示了西方形而上学的虚假性，那么海德格尔经过反思之后 提出了“语言是存在的家”这一著名论断。（注：Surber,J.P.,1998,p.188.）
在海德格尔看来，西方形而上学对于人类经验 和思想的控制是逐渐地渗透于我们的话语方式，因此必须从语言中去寻找这种控制的根基。 那么要重新发现存在的意义，则必须首先确立一种新的语言观和一种与语言的新的关系。显 然，尼采和海德格尔对于形而上学的揭示预示了对语言的中心性的消除。
后结构主义汲取了尼采和海德格尔的见识，将话语及其在不同文本的具体作用列为其批判 纲领的核心。他们认为，话语与人类关系连接得如此紧密，以至于对文本中的操作机制进行 批判就等于批判文化本身。事实上，在后结构主义者看来，文化即是其各种话语的复杂的相 互作用。对文化展开批判即是去揭示形形色色的文化文本显现其特定的权力形态的方式，去 揭示为什么文本偏爱于某些术语、隐喻和修辞而压制其他对于文本的意义同样重要的术语、 隐喻和修辞。那么，所谓彻底的批判的目标则是去揭示文化文本所造成的“真实的幻觉”， 去揭示建构文本所经由的偏爱和压制的过程，从而让人们认识到占主导地位的术语和隐喻如 果没有正是它们试图加以遮蔽和压制的这些限定便不会有任何意义。换言之，如果语言是隐 喻的集合，而这些隐喻在其起源被遗忘时又成为固定的客观术语或真实概念，那么彻底批判 的任务则是通过揭示其历史的、偶然的和任意的谱系来产生一种非神秘化（祛魅）作用，彻底 揭穿其妄称客观真理的虚假面目。
应该指出的是，后结构主义的批判之所以往往带有似乎让人难以理解的怪僻风格，其原因 显然与这种语言观有着直接的关联。因为后结构主义者认为，语言从本质上讲是语言手段和 修辞手段的一种复杂和动态的相互作用，而不是作为一组所谓带有真实性的命题来加以分析 的某种东西。同时，从后结构主义者的愿望来讲，他们是不惜一切代价来力求避免建构另一 种“真实的”或“概念的”话语，因为这样的话语会使他们陷入他们要去批判的陷阱，这样 后结构主义自身的表述风格便成为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在后结构主义者那里，其批判话语的 风格并不是一种随意的或突发奇想的选择，而是一种批判手段，用来对他们所批判的文化话 语的术语进行例示、折射、颠倒或游戏。因此，后结构主义的基本策略并不是力图陈述关于 某一文本的某些真实论题，而是让其话语风格产生工具、折射和离变作用，进而教授读者如 何自己来批判文本，也就是说其目的不是设法让读者相信某种真实的或客观的文本解释。不 过这样一种策略是否成功仍然是一个问题。
4.消解策略
西方形而上学传统到黑格尔那里达到了顶峰，那么要理解后结构主义的“消解中心”策略 ——即消除传统形而上学的中心性——则需要以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作为出发点。黑格尔的宏 大哲学综合是建立在三个不可分割的断定的基础之上的。
首先，关于现代哲学的发展（开启于笛卡儿的“思想的我”这一概念，后经德国唯心主义哲 学家康德、费希特和谢林作了进一步的发展），黑格尔认为西方传统的最高境界乃是自我意 识即人的意识的最终实现，也就是说主观性意识到自身是所有现实、真理和存在的来源。在 黑格尔看来，虽然苏格拉底的名言“认识自己”为西方哲学确立了基本议程，但是，苏格拉 底的这一规劝只是在后基督教即现代世界才最终得以实现。因此，黑格尔以最为极端的形式 确立了意识或主观性的中心地位，认为意识或主观性是所有真理和存在的中心，是不可反驳 的终极法庭，它负责裁决一切有关真理、意义和人的价值的断定。在黑格尔看来，一切存在 都无法拒绝纳入自我意识所代表的绝对和封闭的循环：自我意识的主体没有“自身之外”（o utside,出位）和“他物”（other,他者），（注：Surber,J.P.,1998,p.189.）
因此它标志着神在人间的真正的道成肉身，虽然 仅仅表现为图形或符号的形式。
其次，与这些思想紧密相连的是黑格尔的文化观，尤其是他把哲学视为文化的最高体现的 观点。在黑格尔看来，西方文明的真正可以流芳千古的成就，乃是像黑格尔这样的伟大的哲 学家所提出的思想和体系，因为每一位哲学家都表达了他那个时代的最高形式的纯理性思想 。 也就是说，每一位哲学家都体现出他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的自我意识或主观性。黑 格尔对于文化和历史的这种解释之根本，在于认为所有文化文本最终必然是哲学的，因而也 是合理的，因为它们体现了那个时代的哲学所最为清晰表达的“真理”。不过黑格尔认为， 将一个文本视为合理的，意味着文本是一个有内在连贯性的有机统一体，它表达的是贯穿于 全部文本的惟一的主导思想。换言之，按照黑格尔哲学范式的解释，文本应该被看作为完全 明晰的中介，直接地和毫无扭曲地把作者的合理统一的思想传达给读者。对于在哲学上自我 意识的解释者来说，他应该能够把握赋予文本以生命的本质和统一的概念，文本的具体内容 或风格与其哲学意义和意谓全然无关。后者只能是连贯的、统一的和合理的。因此，黑格尔 将文本视为合理的、统一的和中心化的观点，与他把自我意识的主体视为所有文本的最终来 源是完全对应的。
最后，黑格尔的观点意味着，历史绝不能被看作为仅仅是经验事件的偶然排列，或各种传 统的一种复杂织体(texture)。在黑格尔看来，历史是在自我意识的主体的发展过程中对现 代哲学的统一的、必然的和合理的展开。哲学的历史构成了历史本身的真正本质和范式，因 此真正的历史只能是理性的和合理的。实际上，黑格尔甚至走得更远，认为历史是一种普遍 的、超越个人的“世界精神”达到自我意识，是对注定要发生的进步所作的一种惟一的、统 一的和始终如一的叙述。这种历史观，用黑格尔的一句名言来讲，就是“现实的就是合理的 ，合理的就是现实的”；那么去解释历史文本不过就是确定它们在自我意识的主体性的这个 支配一切的目的论的发展过程当中所发挥的特定作用。
虽然黑格尔以后的几代思想家对黑格尔的哲学抱以摒弃的态度，但是黑格尔哲学赖以为基 础的基本概念依然产生着影响。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讲，后结构主义者就是试图一劳永逸地消 除西方形而上学的这些残余，他们为此而采取的批判策略则旨在消除形而上学的核心观念。
于是，拉康去消解主体，德里达去消解文本，福柯去消解历史。虽然他们的侧重点各有不 同，采用了不同的批判话语，但是他们的消解策略之间是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因此要在 他们的观点之间划出明确的界线反倒容易引起误解。不过，无论哪一位后结构主义者，他在 进行消解之前首先要超越结构主义的种种二元对立。或者说，后结构主义的消解策略在一定 程度上是以结构主义二元对立的为主要对象和背景来展开的。
三、超越二元对立
后结构主义的产生恰恰以结构主义作为背景，从某种意义上讲，后结构主义是在超越结构 主义的二元对立的过程中来具体实施自己的消解策略的。所以说，消解并不是一种空洞的理 论设想，而是具体的理论建树。众所周知，结构主义的一个基本观念，在于认为一个文本或 现象的表层结构与其深层结构之间可以清晰地划分出一条界线，而在后结构主义看来，这种 区分不过是在重申生成与存在、意见与真理、表现与实在、现象与本体等等传统形而上学的 区分，而且在每个对子中总是轻前重后。后结构主义认为，在每个对子中前者与后者是完全 相互依赖的，因此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之间的区分是假定的，是意义或意指(signification )游戏的产物，并不是现实的或终极的区分。不仅仅是深层结构必然要左右表层结构并在表 层结构上显现自身，而且表层结构往往要反抗，打破乃至否弃深层结构的所谓逻辑。更具体 地讲，在后结构主义者看来，寻找任何文本的意义并不应在文本本身背后或底层的深层结构 中去寻找，而应在文本自身要素的不断转换的意义游戏中去寻找。
这样，后结构主义以结构观念的一系列二元对立作为突破口，进而揭示二元对立是人赋予 对象的，而不是对象本有的，它是一种构想的结构，是一种人为的游戏。然而，这种突破是 具有真正的认识论意义，还是走入了一种更加极端的主观主义？或许，后结构主义的对于二 元对立的超越在更大程度上是一种补救，也就是说在结构的观念处处捉襟见肘的时候，后结 构主义以一种更加令人迷惑的意义游戏把人们引入一个更加远离自然世界的文本世界。这中 间既可以看到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之间的断裂，也可以看到二者之间的延续，值得注意的 是，断裂可能是一种假象，它掩盖的也许是一种转换或延续。从后结构主义对结构主义二元 对立的所谓超越中，我们不难看出这种超越更多的是一种思维方式的转换，或者说是一种游 戏方式的转换。
1.能指与所指的关系
结构主义的基本原则之一源自索绪尔关于记号的定义。索绪尔把记号定义为能指(signifie r)与所指(signified)之间的关系，后者被看作为一种心理概念。他认为这种关系是任意的 ，因为从其根基上来讲并不存在任何自然关系。然而，一旦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联系被确定， 由此产生的记号往往被看作为语言系统中的一个相对稳定的单位。对于这种稳定的、静态的 结构，后结构主义者显然不能予以认同。于是他们在能指与所指前面加上“可变”(sliding )一词来标明同结构主义的分歧。所谓“可变能指”与“可变所指”的概念无非是把一种静 态的概念转换为一种动态的概念。在后结构主义者看来，在语言的实际使用中，能指与所指 的关系总是在不断地转换和变化，因此同一能指在不同语境或不同历史时期可以根据与之相 关的所指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后结构主义以语言的文学使用，尤其是以诗体和修辞手段作 为例证，来强调意指的创造性和不确定性，从而与结构主义的僵化结构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尤 其是他们指出诸如隐喻和转喻这些手段比之结构主义拘泥字面意义(literalism)的做法更能 体现语言的实际性质。从后结构主义的观点来看，结构主义所描述的语言结构正如尼采所言 ，不过是隐喻和其他比喻的残余物，它们通过不断的重复和流传而丧失了其诗的光泽。（注：Surber,J.P.,1998,p.192.）
那 么，后结构主义者显然是要将诗意归还于语言，因为“语言本身在本质的意义上是诗”（海 德格尔语）。这种诗意乃是真正的意指所在，它如同海神普洛透斯千变万化，稳定的语言结 构是无法捕捉到这样一种品质的。
2.语言与言语以及封闭问题
后结构主义者沿着同样的思想轨迹，拒斥了结构主义关于语言(Langue)与言语(parole)之 间的严格区分。后结构主义的可变能指与可变所指关系的蕴涵是，一个语言系统的意义可能 性不可能脱离语言的实际使用，因为在语言活动的实际发生当中，能指与所指之间总是在铸 造新的和有创意性的关系，语言系统本身总是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之中。那么，一种语言绝不 可能是一个固定的、给定的和封闭的意义可能性母体，实际的言语活动可以从中进行选择， 而充其量只能是一个语言创新的历史档案馆，某些意义可能性不断地被抛弃，其他的可能性 又 不断地补充进来。
后结构主义特别批判了结构主义关于语言系统或它们所产生的文本的封闭性(closure)的假 定，认为这种假定是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残余。对此，后结构主义提出了一种截然相反的观 点，认为语言和文本是彻底开放和多义性的。这就是说，语言和文本可以传达多重意义，接 受多重的解释。因此，语言和文本是进行意义游戏的开放空间。
3.共时性与历时性
虽然结构主义把共时性与历时性作为一个二元对立提出，但是其分析显然更注重于前者， 即语言、文本或文化的共时维度，而对其历史的，即历时的发展的注重则逊于前者。后结构 主义无意去重新进行历时性的历史叙事，它的关注点是指出共时性与历时性区分的人为性和 不充分性。显然，一个“时间片段”是从一个动态的时间过程抽离而来的，正如同任何动态 过程都可定格于某一个点，从而产生一个时间剖面进行分析。过程与剖面始终是同一现象的 正反面。然而，在后结构主义者看来，更为关键之处在于：正如同结构主义的共时性分析所 寻求的系统结构实际上是由于压制意义游戏而产生的一种幻觉，历时性分析所产生的明显的 时间延续性同样是有效假定的人为效果。不仅语言及其文本自身是开放的和多义的，而且它 们的产生、接受以及相互影响的历史不能按照某种连续的或没有断裂的弧形来勾勒。后结构 主义者意在指出，各种不同的语言产物和文本是随着时间以相当任意的和不可预测的方式相 互影响、相互借用、相互评注，而且经常是相互削弱对方的表面意义。为此，后结构主义有 时使用“文本间性”(intertextuality)一词，以唤起对于随着时间而进行的文本游戏的注 意。这样，后结构主义拒斥了任何关于某种无所不包的历史发展过程的观念，允许各具特色 的文本去相互影响、相互对抗。
4.作为纵向聚合关系的书写
作为结构主义的奠基者，索绪尔对于口头语言的注重显然胜过书面语言，因而“说”处于 一种特权位置，而“写”则处于次要位置。在他看来，写只不过是一种“关于记号的记号” (sign of a sign)，（注：Surber,J.P.,1998,p.193.）
是对口头语言进行编码的第二级的即辅助的工具，其自身并没有任何 真正的语言学意义。因此，在结构主义的纲领中，写从未成为一个重要的主题，后结构主义 则敏锐地抓住了这一缺陷，认为对写的压制是结构主义所沿袭的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一个典 型特征。于是，后结构主义者反其道而行之，对口头语言与书面语言的重要性进行了颠倒。 首先，后结构主义者认为，重口头语言轻书面语言，或者重生动的说轻无声的写，自然导致 结构主义从心灵的角度或其概念思维过程来推断结构的某种最终来源。比如，列维-斯特劳 斯 就曾经认为，他所研究的结构是人类心理或文化的固定和不变的特征，（注：Surber,J.P.,1998,p.193.）
而这中间所蕴涵 的恰恰是后结构主义要去否弃的那种本质主义观点；其次，认为说而不是写是语言的纵向聚 合关系的表现，往往加剧了结构主义对于意义游戏和意义多义性的理论盲目性，因为这无形 中是鼓励这样一种观点：原则上，任何陈述的意义都可以通过进一步追问说话者来澄清和确 定。当然，这种情况不大可能在书面文本中发生，但是在结构主义那里，关于确定意义的说 话者的在场的观念自然地扩展到关于写的观念。因此，结构主义往往像理解语言系统本身那 样去理解文本，将文本理解为封闭和统一的整体，具有与作者建构文本时的意向相对应的确 定意义。
在后结构主义看来，写为理解语言的实际功能提供了一个更为充分的聚合关系。从最基本 的意义上讲，写本身呈现为一个表层上的有形标识组合，它们由不同的间距（spacing,间隔 ）和标点来分隔，而写者即这些标识的制造者往往并不在场，无法进行澄清。恰恰是写的物 质性表现了它的人为构想的性质及其记号的“在场”与间距的“不在场”之间的游戏。这就 是说，写并不是一个封闭的整体，而是一个多义的构成，具有许多“开放”点，解释可以从 这些开放点进出。作者作为对其自己的书写的“权威”，他的不在场恰恰显示出读者的活动 的重要性。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并不仅仅是去重视作者所要表明的意义，即按照作者在一 种语言中选择的结构可能性来确定的意义，而是在读者自己的解释语境中去对书面文本进行 破解，重新编码和游戏。
由此可见，所谓对二元对立的超越，无非是从一个语言的、科学的世界转入一个文本的、 解释的世界，无非是从结构、逻辑、方法转换到解构、解释、游戏。这种突破能否完成对形 而上学传统的彻底摧毁？
其实，无论是拉康对弗洛伊德的解读，德里达的解构谋略，抑或福柯的考古学和系谱学， 尽管对于西方的形而上学传统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冲击，但是只能说他们完成的是一种认识 视角的扩展，并不足以颠覆西方形而上学的根基，因为后结构主义本身不过是一种“没有主 体的主观主义”。（注：Anderson,P.,1983,p.54.）
简而言之，它只是对实证主义的声讨中的一种呼声而已，并不足以形成 一 种认识论上的革命。
当然，后结构主义并不单纯是一种语言游戏的循环，它所提出的解构对于文化分析和文化 批判确实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四、方法与反方法之间：解构之谜及其社会和文化批判意义
正如同结构的观念当初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共鸣，解构的观念一经提出同样引起了 极大的反响。正如同当年英美人类学界对于结构方法趋之若鹜，一时间结构分析几乎弥漫于 所有人类学研究，解构同样在70～80年代红极一时，特别是在美国“耶鲁”学派的推动和普 及下，从文学批评领域扩展到整个文化研究领域。这说明解构并不是德里达本人的专利，并 非他一人所玩的“游戏”。解构之所以成为一股“思潮”，正因为解构已经走入了政治、文 化和社会领域。解构已不是单纯意义上的解构，而是具有普遍意义的解构。或者说，解构的 意义并不单纯限于语言学和文学领域，而已经成为一种意义更为广泛的文化解构或解构式的 文化研究。
因此，在我们进一步探讨之前，有必要首先区分一下文学解构与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 文化研究的文化解构。前者主要着眼于传统的文学文本，而后者则将解构扩展到非文学文本 ，如电影和电视，甚至去探索许多元文本的(meta-textual)关注，其中包括对社会分析和社 会批判的关注。（注：Ross,A.(ed.),1988;1989.）
那么，解构究竟是什么？按照解构的发明者德里达本人的回答，与其问解构是什么？不如问 解构不是什么？（注：Derrida,P.,1987,p.387.）
其实，这种不作正面回答的回答恰恰是为了防止解构被当作一种方法而滥 用。解构拒绝成为一种可以不参照其语境或其使用者的意图而随意使用的工具。（注：Agger,Ben.,1992,p.94.）
从文化研 究来讲，解构不是一种方法(method)，而是一种视角(perspective)，即一种解释的自我意 识。其实，说解构是一种视角，并不能真正道出解构的含义，反倒有解释学的嫌疑。也许这 是一种无奈，这是包括德里达在内的几乎所有解构者的无奈。他们可以无所顾忌地去说“解 构不是什么”，但要说“解构是什么”则表现得慎之又慎。比尔·雷米就曾这样来界定解构 ：“解构不是一种方法论，不是一个思想流派，不是一种语言哲学，甚或不是一个思想体系 ”。（注：Ramey,Bill,Derrida and Deconstruction:An Introduction,in http://ourworld.comp userve.com/homepages/billramey/derrida.htm）
德里达本人曾这样说过：“在所有情况下，解构既不是一种分析也不是一种批判（尽管表面 上如此）。它不是一种分析，因为对结构的拆除并不是退还到简单的原素，还原到不可再拆 解的原始因素，这些分析因素本身就是需要交付解构的哲学；它不是一种批判，因为它容易 被 混淆为一般意义上的批判或康德意义上的批判，而这些‘批判’都是解构的对象。解构也不 是一种方法，不能把它变成方法……解构能成为一种阅读或解释的方法吗？需要说明的是， 解构甚至不是一种活动或操作……”。（注：Derrida,P.,1987,pp.390-391.
）德里达一再重申“解构不是什么”，恰恰是为了避 开一切来自西方形而上学大厦的概念，他的“分析”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分析，他的“批判 ”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批判，他的“方法”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方法，一切概念都是经过涂 改或画上叉的，与传统意义不可同日而语。但同时它又不是对传统的单纯否定，而是与传统 或者说逻各斯传统若即若离地游戏着；这种游戏本身亦非纯粹的游戏，而介乎于嬉戏与严肃 之间、逻辑与奇想之间。
因此，说解构是一种视角并不是要让解构与解释学为伍，而只是表明解构代表着一种思考 方式的转变，至于“解构”这个词本身是无法按照传统的方式来界定的。也许是由于这一原 因，人们在注解“解构”时生怕与“逻各斯”有染，极力去回避可能引起误解的概念，而使 用没有严格限定意义的“替换词”。所以，解构可以是一种路径(approach)、一种态度(att itude)或一种谋略(politics)，但绝不能成为一种方法或工具，因为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 义所极力反对的就是把解构简化为一种惟一的方法或公式。
从德里达本人来讲，他也从未规定出一种惟一的阅读文本方式。他并不就阅读进行理论说 明，而是去阅读。或者说，他去写读，写其所读(write readings)，而拒绝“就”其所读而 写(write“about”readings)，好像阅读和写作可以截然分开。传统上“读”和“写”历来 是区分开来的，而从解构角度去看待这些区分时，它们便模糊了，达到了难以区分的程度— —“读即在写”，这正是德里达的谋略！所谓谋略就是：反方法恰恰为了寻找“方法”。换 言之，“方法”可以在反方法(anti-method)中找到，可以在切忌把方法当作一种在文本性 之外进行的单调和无立场的阅读的警觉姿态中找到。（注：Agger,Ben.,1992,p.95.）
当然，切不可把解构当作一种“反… …主义”，解构的目的正是要避免再次掉入二元对立的循环。所以说“方法”是在方法与反 方法之间游移，而不是二者之间的静态对立。因此，阅读固有地是写读。
解构阅读为自己阅读其所读；对于文本，解构阅读将自身摆在“共文本”(con-text)的位 置上；（注：Agger,Ben.,1992,p.95.）
也就是说，阅读“与”文本有着一种共同的或“同体”的关系。这意味着每一次阅 读都必须是共文本的。阅读必须根据文学语言游戏的偶然性来进行，而不能按照普遍的原则 公式化地进行。解构阅读往往看上去是随心所欲的游戏，因为它针对似乎是没有什么共同性 可言的文本来机敏地施展其身手。然而对于文本的阅读给予了文本共文本。在共文本中，文 本具有了一种共同的文本间性。不过，这种在差异中发现同一的做法恰恰是整个结构主义的 传统的特征，而后结构主义以“后”字来区别于这种传统特征的意义仅仅在于：它在其解释 实践上更具自反性。
事实上，解构所做的是迫使语言听任自身去发挥其作用，由此来打破在英美语言哲学中占 主导地位的明晰性神话。语言的成败并不取决于它能否阐释晦涩难解的东西，而取决于它能 否 以一种持续和启迪的方法来反思其自身的不确定性。解构式的文化文本批判有助于我们以新 的方式阅读、收听和观看文化文本。通过对语言的颠倒、解构帮助语言去追问自身，进而将 阅读活动转化为一种写作或重写活动。通过将其隐藏的意义表明为有效的意义，一个被解构 的文本被重新组合，从而有助于我们批判地评估文化产品，而反对对它的常识性接受。
这种文化阅读揭示了渗透于文化作品的欺骗行为，而文化作品却往往以其所谓“完美的” 版本而被高尚化。解构所要指出的是，这种完美感其实是一种幻觉——最终产品、表演或文 稿只是多种可能性之一。根据文化文本的构思、中介和自我修改的过程来重构文化文本，可 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在我们当作最终的、完美的文化产品版本中经过编码的作者和编者的投 入。通过把文化重新认可为作者和编者选择的集合，我们使文化向不同的阐述因而向不同的 社会关系开放。通过表明这些暂时性的选择本来可以是不同的选择，我们使最终产品的光环 非神秘化，否定了它的永恒性和不容置疑的权威性。
解构阅读将自身嵌入文本的世界的流变之中，宣称它也是其自己的世界。阅读不仅使读者 熟悉了文本，而且使文本熟悉了世界，展现了世界所渗透的一切地方。这样，解构的阅读实 践将文本转变为社会文本——社会实践。阅读在其自身中被重构为一种社会实践。阅读并不 仅 仅是一种主观的占有文本活动，而是一种以社会为情境和媒介的社会实践，它与文本在其中 被制作为社会对象的社会共文本是不可分离的。那么，一旦文本解释通过解构的透镜来进行 ，通过把文学和文化解释实践社会学化和经济学化，因而使文本转换为社会，可以按照阅读 文学文本的方式来阅读，文本解释就变成了社会分析和社会批判。
这种通过文本的转换而进行的解构文化批判并不是一种阅读方法，它所拒斥的正是方法， 而赞成谋略。（注：Ryan,M.,1982;1989.）从字面上来看，方法与谋略似乎差别不大，毕竟谋略也是一种手段，当然也 包 含政治手段的意思。方法往往摆出一种价值无涉的姿态来解决语言中的难点、歧义和反讽， 而方法自身所负载的意旨是无法在语言之外来解决的。因此，方法不是通往意义的坦途，而 是充满坎坷的艰难之路。引申一步讲，方法只能在语言学领域中去“建构”，而无法到文化 和社会领域去“解构”；方法只能为垄断服务，而无法为反垄断服务。从这个意义上讲，方 法无法实现解构的文化和社会目的，反倒会成为阻碍。那么谋略的意义，或者说解构文化阅 读的谋略的意义，就在于赋予阅读以权力，使阅读具有与所批判的写作同等的地位，因而自 身成为一种新的写作。解构阅读想让阅读者成为写作者，然后为自己写作，但是解构者切不 可将其阅读视为对写作的取代。解构阅读是写作，但不是与它所探索的写作相同的写作，它 是一种不同的写作。解构式的文化批判之所以不同于其他类型的文化批判，就在于它对于意 义的文化生产是自我意识的。批判者的自我意识剥夺了“原作”的特权，使之失去了光环； 从这个意义上讲，批判者的自我意识对其所进行的批判是至关重要的。这个“祛光环”(dea uratization)过程即是一个民主化过程，因为它让文化领域向新的声音开放。这种民主化过 程的意图是要打破文化作者资格和读者资格的垄断，给予想写作的读者和敬畏那些被认定 的文化天才的读者以同样的资格和权力。因此打破文化阅读和写作的垄断意味着打破财富和 权力的垄断。
如此，解构文化批判的政治结果显然比其他“批判”的结果更为重要。它的意义在于：通 过改变阅读与写作的关系来改变世界，进而改变资本主义技术时代的一切权力关系。①因此 ，解构文化批判对于文化领域的介入并不在于揭示真理，而在于颠覆作者的特权。这种写作 特 权预先制止了阅读，因而阻碍了对话。这种先发制人的攻击表现为文化的自我显示，它不仅 让读者无法抵抗，同时也让批判者无法抵抗。于是，读者和批判者只能默认这种文化自我构 造过程，对于任何文化作品的评价只能根据作品本身来进行。这样读者和批判者便会丧失其 批判的距离，因而丧失其分析的敏锐性。
也许可以说，解构的力量就在于它是社会的和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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