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颖[1]2005年在《经济增长中土地利用结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土地利用随着人类的出现而产生,伴随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而演变。土地利用结构是无时不在和无处不在的客观现实,问题在于是否合理。土地利用结构研究是土地利用研究的重要内容。土地利用结构演变受制于自然、社会、经济、生态和制度等众多因素,本文将研究视角定于经济增长中土地利用结构研究,追求的目标为低占地的经济增长。 论文应用经济增长理论、区域经济发展理论、系统理论和择优分配理论作为研究的理论支撑,新建基于产业的土地利用分类作为研究中介,构建“土地-经济系统”作为分析平台,选用单位产值占地率系列指标作为分析手段,以建国以来中国产业结构和土地利用结构演变动态过程为研究背景,对不同时空尺度的全国和各省市区土地利用效率、存在问题和利用潜力进行了实证研究,在此基础上对未来中国土地利用规划结构进行预测研究,为相应层次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提供参考依据。 论文主题为经济增长中土地利用结构研究,关键在于将经济增长与土地利用两者置于同一系统,研究其间互动增损关系,构建“土地-经济系统”是研究中的必要步骤,它既不同于土地系统又不同于经济系统,而是土地-经济共生互动系统,既系统中某一组分的增损,必须以与之共生互动的另一组分的增损综合考虑才能鉴定其合理性和合理程度。为了定量分析操作的必要,选用实际占地率、基准占地率、差额占地率和边际差额占地率等系列指标作为分析手段,实现“土地-经济系统”共生互动评价。 作为研究的历史背景,论文对土地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作了详尽的阐述,土地是先于人类存在的自然物质,也是人类从自然界中分离出来之后最先接触的客观对象。论文系统阐述了在不同历史时期土地和土地利用所发挥的作用,对土地与农业、工矿业、交通运输业、建筑业、旅游业等产业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作出了全面评价,说明任何产业的存在和发展时刻都离不开土地的空间的支撑,土地是任何生产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要素。 作为研究的方法思路,论文系统地阐述了土地资源配置的基本原理、配置模式和实现手段,土地利用结构系统特性及其优化的方法思路,并详尽地介绍了近代世界土
叶林[2]2016年在《城市规划区绿色空间规划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新型城镇化和城市建设绿色化导向下,城市绿色空间作为城市极为重要而特殊的生态安全屏障、农林生产设施和游憩服务基地,日益受到重视。面对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城乡不当建设行为的强烈干扰和城市居民对绿色空间复合功能的强烈需求,论文基于多地的规划实证,对城市绿色空间规划范式进行了探讨。论文研究融合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引入生态整体规划思路,以土地空间资源配置为基础,以“生态-生产-生活”空间结构、功能组织、用地布局、关键控制要素为核心内容,构建衔接多尺度、整合多功能的绿色空间规划框架体例、规划管控技术、管理实施策略,以弥补现行城乡规划体系和规划范式应对绿色空间的不足,力图通过“有效保护、持续利用和合理开发”实现绿色空间的“生态优先、绿色生产、宜居生活”。论文内容包括如下四部分:第一部分为研究本体认识:(第一章)提出研究概念、研究目标与内容、研究方法与框架。(第二章)系统认知城市绿色空间的自然、社会、经济多维属性,以及显示在土地空间上的复杂结构形态;辨析影响绿色空间演进的自然力与非自然力,以及局限绿色空间规划的相关政策背景。第二部分为规划范式讨论:(第叁章)借鉴国内外相关规划范式实证经验,揭示现行法定规划体系对绿色空间应对不足之处。以生态价值观为指导,融合多种规划思想和方法,提出生态整体规划思路,探讨与现行规划体系衔接的绿色空间规划范式,建构规划框架体例(规划空间层次、规划阶段及核心技术、法理地位、总体目标、利用分类和规划程序),作为指导具体规划的基本框架。第叁部分为规划管控技术:结合番禺、宝鸡、眉山、重庆等地实践,围绕城市规划区、中心城区和用地单元叁个法定规划层次,解析各层次焦点问题,衔接相关专业或专项规划要求,明确各层次规划主要内容和目标,针对重点管控内容形成核心规划技术:(第四章)在城市规划区,考量绿色空间发展战略,制订结构规划,形成分区管制政策指引;(第五章)在中心城区,组织绿色空间功能,制订用地布局规划,集成“六图一表”规划路径;(第六章)在用地单元上,建立“单元引导+片区/场地控规”的分层编制模式,对生态型片区、生活型场地和关联边缘地带提出关键指标要素体系和控规控制模式。第四部分为实施管理创新:(第七章)借鉴国内外绿色空间管理经验,提出完善管理“政策群”,优化管理“工具包”,创新管理机制。
刘平辉[3]2003年在《基于产业的土地利用分类及其应用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国内外专家学者对土地利用分类的进行不了不懈的研究与探讨，根据不同的目的提出了众多的土地利用分类体系。土地利用分类既是认识土地和利用土地的开始，又是土地科学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土地利用现状调查制图的基础，是实施土地管理、进行土地资源动态监测和有效控制的重要依据，还是世界各地土地利用信息交流的重要媒介。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土地利用的技术水平不断提高，新的土地利用类型不断出现，土地利用不断向结构合理化、利用集约化方向发展，这些现象要求土地利用分类随之发展。因此，研究土地利用分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土地利用分化是产业发展分化的结果，又与产业结构具有密切的联系。产业结构的变化促使土地利用类型发生变化，从而改变土地利用结构。因此，产业的发展变化是土地利用结构变化的直接动因。随着经济和产业结构的发展变化，第二、叁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土地利用与产业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越来越密切、相互影响越来越大，但由于现有土地利用分类体系的局限性，产业快速发展要求土地利用变化与之协调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土地利用的科学研究及其应用管理实践。因此，迫切需要建立一个与产业和经济发展具有密切关系的土地利用分类体系。 根据产业分化与土地利用类型之间的密切关系，综合分析我国土地利用分类体系的优缺点，运用土地分类理论和土地分类的逻辑学原理，在借鉴国内外土地利用分类体系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的基础上，以产业用途和功能作为土地利用分类的划分标准，提出一个新的土地利用分类方案，并建立了一套新的土地分类体系，即土地利用产业分类体系。该分类体系共分四层次，由4个土地利用类，13个土地利用亚类，33个土地利用级，129个土地利用组构成。其中第一层次有4个类型，分别是第一产业用地、第二产业用地、第叁产业用地和后备产业用地。 土地利用产业分类体系具有下列特点：分类层次多，土地利用类型多，分类齐全；扩展续分性强，可扩展至五级或六级分类体系；新的分类体系可以很容易地将新出现的复杂的土地利用类型按产业服务功能进行归类；土地利用类型编号科学，便于记忆和理解；使用方便应用面广，易于被国民经济各部门接受；可以更加有效地分析衡量土地利用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与现有土地分类衔接良好，有利于保持资料与数据的连续与过渡，节约经费与成本，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等优点。 实证研究以北京市海淀区为例，运用土地利用产业分类体系对其土地资源的利用进行分析研究，得出海淀区土地资源利用具有如下特征是：产业用地结构比从高到低为：第一产业用地、第叁产业用地、第二产业用地、后备产业用地；各产业用地在空间布局上呈较为有规律的圈层结构分布型式；不同产业用地的经济效率显着不同，不同产业用地内部各行业用地的经济效率也存在明显的差异；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经济的发展，不同产业用地有其各自规律性的变化特点，并且在受到国家重大政策或特殊事件影响时，产业用地面积通常会发生异常变化；不同产业用地的就业容积率不同，不同产业用地内部不同行业用地就业容积率也存在明显的差异；与海淀区的产业结构发展演化趋势相适应，海淀区土地资源在利用类型及数量上均呈现规律性的变化；并且其土地利用的未来空间分布趋势及特征具有明显的规律性，进一步向产业圈层结构理想布局方向发展。
陈云川[4]2011年在《统筹区域产业土地利用研究》文中认为本文选题是在国务院新一轮土地利用规划(2006-2020)修编背景下提出的。《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5-2020)正式提出了我国土地利用及政府实施土地利用管理的新思维,即统筹区域土地利用,协调区域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提高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本文主要研究区域产业土地的新型利用方式,即如何统筹区域产业土地利用的问题。长期以来,因服从于重点开发和以生产力布局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战略需要,我国土地利用缺乏必要的约束,其结果是使我国区域间的经济和社会差距不断加大,同时产业结构趋同化明显。在土地利用系统内部,由于长期实行的分级限额审批制度,使地方政府在盲目追求政绩和GDP的情况下乱用、滥用土地,导致土地利用出现一系列严重的问题,如土地大量闲置或浪费、集约化利用程度低；土地生态环境严重破坏；建设用地失控、大量占用耕地；建设用地需求旺盛,用地矛盾极端突出；土地内部利用结构和区域间配置结构均不合理,与经济发展目标不相适应等。为缩小区域差距,促进协调发展,国家“十二五”规划进一步强化了构建主体功能区的战略要求。为此,在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和实施过程中,应充分吸收前一轮规划中的经验教训,在涉及规划的理念、理论和方法上加强研究,以使土地利用规划满足“十二五”要求。其中统筹利用区域土地是新的条件下科学利用土地,促进经济、社会、环境全面协调发展的客观要求,尚有很多问题有待认真研究。构建主体功能区依赖于合理的产业发展规划,而后者在规划体系中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专项规划。在实施土地用途管制制度的今天,产业发展规划与土地利用规划必须对接才能顺利实施,这就对土地利用提出了新的要求。方面要建立基于产业的土地利用分类系统,构建产业土地统计体系,使土地利用类别能与产业类别对接,真正体现土地的资本属性而不是无偿资源,有利于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但是,长期以来我国对土地利用的管理与研究均基于现有的土地利用分类体系,只重视农业中土地利用类型的划分,而忽视其他产业土地类型的划分；既没有从产业角度对土地利用实施管理,也没有对产业土地利用进行系统理论研究。另一方面要加强统筹区域产业土地利用研究,改变过去那种缺乏约束、各自为政、零星布局等土地利用方式,用“统筹”的方法解决过去的问题,并借助产业土地利用规划发挥其扩大产业规模、调节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功能。因此,基于产业的区域土地统筹利用研究,是区域土地利用的全新研究视角,故该选题具有深刻的现实背景和深远的战略意义。本文从两个方面研究“统筹”问题。第一是区域间的土地利用统筹。土地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投入要素和载体,统筹区域间的土地利用研究,旨在通过对土地要素的合理配置与利用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全面发展,逐步减小区域间差距。第二是叁次产业的土地利用统筹。目的在于使土地利用规划能合理配置产业土地,满足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国家鼓励发展的其他产业所需用地,促进产业土地利用符合主体功能区构建中对产业布局的要求,推动叁次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本研究涉及两大核心内容：一是区域产业土地利用分区的理论与方法及叁次产业土地利用管制措施的研究。这是实现统筹区域产业土地利用的依据,也是产业土地利用规划的重要内容。二是研究非农的二、叁产业土地需求及增量指标配置问题。在严格审查农用地转用的前提下,二、叁产业土地的统筹利用就成为统筹区域产业土地利用的关键问题,也是当前土地利用中缺乏理论支撑和方法指导的问题。在土地利用管理这个强实践弱理论的领域,要构建统筹区域产业土地利用的理论和方法,必须为其建立一套理论框架。本文从梳理相关理论开始,为统筹区域产业土地利用这一实践性很强的命题搭建理论支撑,提出统筹区域产业土地利用研究是以统筹论、系统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和科学发展观理论为立论基础,以控制论、区域经济理论和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理论为分析手段的理论分析框架。与此同时,从理论上探讨了统筹区域产业土地利用的经济和社会影响因素,全面分析其产生的具体影响,提出了经济发展、人口增长、城市化进程、产业结构、宏观经济政策等五个方面是统筹区域产业土地利用研究的重要影响因子,为研究中的因素选择和规范分析提供基本框架。论文的实证部分主要从统筹区域产业土地利用中的关键问题出发,运用前述理论和统计学手段,通过模型分析,建立统筹区域产业土地利用的基本方法,并提出具体的措施与建议。其中,研究构建了完整的区域产业土地利用状况评价指标体系,用于分析和揭示区域产业土地利用的现状、变化和利用中的投入产出效益。产业土地利用状况既是统筹区域产业土地利用必须考虑的内生因素,也是统筹产业土地利用的重要基础。建立了统筹区域产业土地利用的分区管制方法,这是产业土地利用规划的核心和关键。它规定了各利用区的产业土地利用功能和利用方向,从“质”的方面为统筹区域产业土地利用奠定了基础。本文还提出了将区域二、叁产业土地需求和增量指标配置相结合,从需求与供给两方面调控区域二、叁产业土地利用,使其符合主体功能区和区域发展规划的要求,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这是从“量”的方面解决统筹区域产业土地利用问题。具体而言,为了掌握区域对二、叁产业土地的需求,本文建立了相应的土地需求量预测理论模型,并进行了实证分析；为科学地分配土地增量指标,本文从理论上研究了影响二、叁产业土地增量区域统筹配置的因素,提出GDP、固定资产投资、总人口数和财政支出四项指标是决定性的基础因素,而区域二、叁产业土地利用的边际贡献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将边际理论用于实证研究。随之,将基础因素和影响因素作为分析指标,通过聚类分析、主成分分析和边际分析等计量方法建立起二、叁产业土地增量指标的区域统筹配置模型,并进行了实证分析。最后,运用研究形成的理论和方法对成都市统筹区域产业土地利用进行了实证分析,提出了相应的措施与建议。综上所述,本文尝试初步建立统筹区域产业土地利用理论,其基本内容为：统筹区域产业土地利用理论是建立在统筹论、系统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和科学发展观理论基础之上,以控制论、区域经济理论和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理论为分析框架,揭示区域产业土地利用规律,从质的方面研究产业土地利用功能在区域空间上的统筹定位,从量的方面研究产业土地在区域间的统筹配置,以推动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论文在以下方面有所创新：1、选题具有超前性。现阶段的土地利用规划及相关理论研究,都没有从基于产业的角度进行,本文的选题是在过去土地利用理论与实践基础上的创新与深化。2、建立了区域产业土地利用现状及变化的分析评价体系。该体系包括叁部分：区域产业土地利用现状评价指标体系、区域产业土地利用变化评价指标体系、区域产业土地投入产出数量评价。3、研究了产业土地投入量与产业产值的数量关系。分别对叁次产业产出与土地利用量进行了回归分析,得出了一定的规律。4、构建了二、叁产业土地增量指标区域统筹配置模型。
谢刚[5]2016年在《陕西省土地利用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文中指出土地是重要的生产要素,土地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除了体现为其投入的总量特征外,还归因于其结构特征。土地利用结构反映了土地要素在经济体各产业用地之间的分配比例,决定着各产业的发展空间界限、分布特征以及生产效率。因此,分析土地利用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优化土地利用结构和土地资源配置,推动经济体的产业转型和升级,进而实现地区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提供政策建议,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构建了理论分析框架,并运用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结合等方法,利用陕西11个市区2000-2014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工具变量法、差分GMM法分析了土地利用结构、土地利用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匹配程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通过分析与论证,本文主要得出以下结论:(1)陕西土地利用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产生显着正向影响,但这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是不可持续的。伴随着陕西经济迅速增长,其土地利用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陕西土地逐渐由第一产业用地和后备产业用地逐步向第二、叁产业用地转移,为二、叁产业的发展提供空间支持,有效促进了陕西二、叁产业的发展,进而有效促进了地区经济增长。然而,这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是不可持续的。第一产业用地向二、叁产业用地的转移,对地区社会稳定、粮食安全及生态安全造成影响,严重制约了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2)土地利用结构与经济体产业结构的匹配程度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在土地利用结构与产业结构变迁过程中,由于农业本身的弱质性等原因,导致陕西第一产业土地利用结构与产业结构匹配程度均呈现缓慢的下降趋势,但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影响;第二、叁产业土地利用结构与产业结构匹配程度均呈现缓慢的上升趋势,且第二、叁产业的土地利用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匹配程度对经济增长具有显着的正向作用。伴随着陕西逐渐由“二叁一”的产业结构向“叁二一”的产业结构转型,为了适应产业结构的升级与调整,有效促进地区经济增长,陕西土地利用结构的调整方向应该是土地逐渐向第叁产业转移,为第叁产业发展提供空间支持。
吴艳芳[6]2018年在《建设用地出让结构与政策响应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土地作为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重要支撑,在推动城市经济增长、带来人口就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我国长期形成的粗放式发展模式也造成了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不高、闲置严重等问题,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带来了不利影响。当前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优化第二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第叁产业已经成为很多城市经济结构转型的主要方向,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势必需要城市土地结构做出相应的调整。在这一背景下,对我国建设用地利用与产业结构的协调关系进行探讨,总结建设用地出让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有助于从城市土地的供给侧出发缓解我国土地粗放利用的问题,对于深化供给侧改革具有一定意义。本文首先对我国建设用地出让结构的特点、演变以及建设用地配置效益等内容进行了梳理并对建设用地出让与产业发展的关系进行了初步分析。在此基础上,以浙江省为研究案例采用转移-份额分析法(Shift-Share Analysis)对土地利用结构和产业经济结构的演变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并运用GIS空间分析工具从浙江省整体层面和空间差异层面分别分析了二者的作用关系及协调程度,接着采用偏离系数指标对实证分析的结果进行了进一步的验证。最后本文再将转移-份额的分析结果与义乌市土地出让的实际进行了对比分析,从而总结出建设用地出让结构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基于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IAD)提出了建设用地出让结构调整的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结论包括以下几点:(1)浙江省经济产业整体上发展趋势良好,城市建设用地增长稳定,大部分类型用地的增长趋势与其产业的发展趋势一致,城市用地结构与产业结构变化的关系总体契合。(2)具体的用地类型上,浙江省居住用地、工业用地和商业服务业用地与对应产业的发展趋势相符,其中工业用地的增长量相较全国有所降低,居住用地和商业服务业用地增长量则略高于全国,而物流仓储用地的增长趋势与相应产业的发展趋势不符,该类用地近年来的增幅处于较低水平。(3)浙江省各城市城市用地结构与产业结构演变关系在空间上存在差异性,大部分城市用地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变化趋势较为协调,但叁产比例较高的城市(杭州、温州)及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城市(衢州、丽水)用地结构与产业结构不协调的问题较为突出,采用结构变化率及偏差系数指标进一步验证也佐证了转移-份额的分析结论。(4)建设用地出让结构的转变滞后于城市产业结构主要表现在工业用地占比过大,并且存在持续过量的供应,压缩了第叁产业对于土地资源的需求空间,阻碍了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5)提出了促进我国建设用地出让结构调整的建议,包括:完善建设用地出让相关制度,加强中央对地方土地出让行为的监管;建立区域差别化的建设用地供应机制,加强对产业用地利用情况的动态管理;细化土地供给计划中城市用地类别的划分,加强土地供应计划与产业发展规划的衔接。
李国栋[7]2012年在《城市土地利用结构与产业结构互动关系研究》文中认为城市经济学认为,城市的性质和经济发展的趋势是由城市产业结构所决定的。城市产业结构的转变和升级推动了城市用地结构的转变、优化了城市土地资源配置,而城市土地利用结构的转变又为城市产业结构的转变和升级提供了基础保障,二者相辅相成。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城市产业结构的转变必然会得到与其相应的城市土地利用结构的转变的反映,揭示两者间的内在规律,合理地分配有限的城市土地资源,将城市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与城市产业经济战略的制定相结合,是政府实施宏观调控手段的重要依据,是实现城市经济健康快速发展的重要保障。因而,研究城市土地利用结构转变与城市产业结构演变之间的内在互动关系,对于当前城市土地参与区域经济的宏观调控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本文首先在总结分析了国内外土地利用结构与产业结构相关研究进展的基础之上,定性分析了城市土地利用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的相互关系,为后面的实证分析提供理论支撑；其次,通过总结研究国内外土地利用分类体系的现状,指出了我国现行土地利用分类的不足,并从产业结构的角度出发,构建了基于产业结构的土地利用分类体系,为下面的实证分析过程中产业用地数据的整理和使用提供了依据；再次,本文选取了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城市武汉市为研究区,收集整理了武汉市1990-2008年间的城市土地利用结构和产业结构方面相关的面板数据,运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模型等计量经济方法,对武汉市土地利用结构和产业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武汉市产业结构的变化速度明显的快于土地利用结构的变化速度,并推动了武汉市土地利用结构的转变,而土地利用结构的转变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存在一定的滞后性,随着武汉市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武汉市土地利用结构转变与产业结构演变将会逐渐协调,武汉市产业结构布局与城市土地资源配置也将会逐渐趋向合理；最后,根据实证分析结果对武汉市土地利用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协调发展提出相关的建议。
张列[8]2017年在《乡村聚落用地功能的演进及其空间分异研究》文中认为伴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口与土地两大乡村发展核心要素发生了显着变化,突出表现为人口的非农化与兼业化和土地的非农化与非粮化,转型成为当代中国时代背景的典型标签与高度浓缩。在此背景下,工作、商贸、交往、旅游、娱乐等相结合的多样化生产生活方式逐步出现,乡村聚落用地逐渐由纯粹的居住单元转变为具备居住、生产、服务等多种功能的复合单元,其功能正经历着由缓慢向激进演变,并呈现出多样化、非农化及分化的显着特征。作为乡村地域人地关系最为强烈的表征,乡村聚落用地既是农户居住与各种社会活动的场所,也是其进行生产活动的重要空间,探究其用地功能演进过程与空间分异特征的一般规律,从而引导其优化提升,既是“宜居、宜业、宜游”美丽乡村建设的国家战略所需,又是深化对乡村聚落用地功能认识的理论需要。据此,本文以乡村聚落用地功能为研究对象,选取重庆市沙坪坝区为典型案例,将视角聚焦到乡村聚落内部,在“现象-过程-格局-优化”的研究脉络框架下,从乡村聚落用地分类及功能识别的现象入手,以“3S+PRA”实地调研法建立的“乡村聚落用地”数据库为数据源,理清乡村聚落用地的功能演变过程,并运用定量化方法与空间表达手段,从居住功能、农业生产功能、非农生产功能、服务功能4方面深入剖析乡村聚落用地功能的空间异质性特征,以探索乡村聚落用地功能演进与空间分异特征的一般规律,并据此厘定乡村聚落用地功能优化的空间格局,提出相应的优化策略,实现乡村聚落用地功能优化。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研究将乡村聚落用地划分为居住用地(0721)、生产用地(0722)和附属用地(0723)3个3级类,并结合用地类型划分结果及不同用地承载的社会经济要素差异,将乡村聚落用地功能识别为居住功能、农业生产功能、非农生产功能、服务功能4大类,建立了乡村聚落用地类型与功能类型间的对应关系,既为乡村聚落用地功能演变与空间异质性研究的具体化奠定了基础,也可满足当前乡村聚落用地精细化、差异化管理的现实需求。(2)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转型发展,乡村聚落用地功能整体由同质同构向异质多样演进,并呈现出与农村经济、农户生计变迁相适应的特征。其中,居住功能随着农户生计方式的逐步非农化与生计资产的逐渐丰富而不断改善,主要表现为住宅建筑材料与结构的优化、居住空间的扩展、住宅外观的现代化;农业生产与非农生产功能,随着农村产业结构、农户生计方式逐步非农化,呈现出“农业生产功能主导—农业生产功能与非农生产功能并举—非农生产功能主导”的显着非农化演进趋势;服务功能随着村集体经济实力的增强,不断改善提升,主要表现为出行条件、医疗服务、公共文化服务方面的不断完善。(3)乡村聚落用地各功能在空间上的分异特征显着,并呈规律性变化,各项功能指数在空间上的分异特征是资源要素空间择优配置的结果。其中,居住功能指数呈现出“以两大城区为核心,由高到低逐渐向外围扩散的环带状”分布规律;农业生产功能指数在地域空间上整体呈现出“城郊低,远郊高,两山低,山间高”的空间分异特征;非农生产功能指数在空间上整体表现为“城郊高,远郊低,园区高,山区低”的异质异构空间格局;服务功能指数的高值区呈现以城镇为核心的“多中心”分布格局,从中心周边向外围延伸,随着空间距离的增加,服务功能指数呈条带状逐步衰减,“核心—边缘”的空间分布格局明显。(4)基于乡村聚落用地功能演进与空间分异特征的一般规律,厘定乡村聚落用地功能优化的空间格局,为突破乡村聚落用地功能优化建设困境提供了一新思路。在乡村聚落用地的功能演变与空间异质性分析结果基础上,通过识别乡村聚落用地主导功能类型,将沙坪坝区乡村聚落用地功能优化的空间格局厘定为东部现代都市功能区、中部商旅服务功能区、西部远郊农业生产功能区、西部城郊特色产业功能区、西部山地生态保护功能区5大区域,形成了“主导功能突出、多功能协调共生”的区域发展格局。同时,在不同分区的主导功能定位与乡村聚落用地功能演进趋势指导下,提出了不同的乡村聚落用地功能优化策略,实现了乡村聚落用地功能优化。
鲁春阳[9]2011年在《城市用地结构演变与产业结构演变的关联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前,我国止处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要时期,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攻坚阶段。但区域经济发展中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得到根本改变,经济发展的资源环境约束强化,区域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挑战。为了应对这一挑战,“十一五”期间,科技部以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形式,在项目“区域规划与城市土地节约利用关键技术研究”的课题四“城市建设用地节约关键技术研究利用”下设置“城市功能结构与土地利用格局关联研究”子课题来探讨土地利用结构与产业结构、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以期为国家战略决策制定提供参考。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立足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强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进一步提出,“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可见,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节约集约利用资源已成为我国新时期发展战略中的关键词。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核心是产业结构调整,而产业结构调整必然落实到具体的空间上,产业的空间结构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土地利用结构。产业结构调整必然对土地资源配置格局提出新的要求,可见,十地利用结构合理与否直接关系着产业结构调整的效果。但现有的城市土地已被现有的产业所占用,我国城市发展亦不可能再走外延扩张的老路子,土地稀缺已成为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瓶颈”。因此,如何科学认识和协调城市用地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资源,缓解经济发展面临的土地资源约束,提高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效率,这些问题的研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方面,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从宏观与微观、纵向与横向相结合的角度,以城市功能结构完善为切入点,探讨城市用地结构演变与产业结构演变的关联,厘定二者的作用机理和作用界面,提出促进城市用地结构与产业结构协调发展和优化的对策建议。论文的框架结构包括如下部分：(1)论题阐述。包括第1章和第2章,主要通过对文献回顾,梳理国内外研究动态,并应用区位理论、地租地理、十地集约利用理论、经济增长理论、产业集群理论和系统理论作为研究的理论支撑；阐述了论文的选题背景和意义、研究目标和内容、研究思路与方法、拟解决的关键问题,并介绍了论文的数据来源。(2)城市用地结构与产业结构关联的理论解析。即论文的第3章。在对文中城市用地结构、产业结构等核心概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城市用地结构与产业结构的一般演变规律和空间布局特征,并对城市用地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解析。(3)我国城市用地结构与产业结构的演变特征及二者关联的定量分析。这是本文的核心内容,包括论文的第4-6章。文中采用典型相关分析、统计分析、Granger因果检验、通径分析等方法从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分析了我国城市用地结构与产业结构的演变特征,并对二者的关联进行量化评判。(4)典型案例城市用地结构结构与产业结构关联分析。即论文的第7章。以山地城市——重庆市为典型案例,分析其城市用地结构与产业结构演变的特征及存在问题,探讨重庆市城市用地结构与产业结构关系的特征及与宏观层面的共性和差异性。(5)促进城市用地结构与产业结构协调发展和优化的对策建议。即论文的第8章。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资源为落脚点,结合我国城市土地利用与产业发展的实际,提出促进城市用地结构与产业结构协调发展和优化对策的思路,并提出相关机制和制度的建立与完善。(6)研究结论与展望。即论文的第9章。对论文的研究结果进行总结,并提出未来有望继续研究的方向。研究结论为：(1)城市用地结构与产业结构间存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但二者的相互作用机理和路径不同。一方面,城市土地利用结构决定着城市产业布局,进而决定着产业的规模及效益。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为产业结构的优化提供了物质基础,合理的土地利用将推进城市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合理的土地利用将阻碍产业结构优化进程。另一方面,产业发展水平平和产业结构影响土地资源的利用方式、结构与空间布局,影响土地资源的配置效率和利用效益。产业结构调整对土地利用结构的影响主要通过主导产业的区位选择和不同产业发展对土地占用比例的差异性两个方面实现的。(2)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城市用地结构与产业结构总体上是向着优化的方向发展和完善的。工业用地在城市用地中的比例逐渐下降；公共设施用地、道路广场用地和绿地占城市建设用地的比例不断提高,城市基础设施落后的局面得到有效缓解,城市公共服务能力和整体功能不断提升。但目前我国城市用地结构依然呈现工业用地比例偏高,道路广场用地和公共绿地的比例偏低,城市用地结构雷同现象突出等问题。我国城市产业结构整体上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随着产业结构变化,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呈上升趋势,而第二、叁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呈下降趋势,同时第一产业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差距呈缩小的趋势,城市二元性特征有所缓和；产业结构偏离度不断下降,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协调比较显着。(3)我国城市用地结构变化率与产业结构变化率呈同步变化趋势,用地结构变化率低于产业结构变化率。短期内,我国城市产业结构变化是城市用地结构变化的Granger原因的概率大于城市用地结构变化是产业结构变化的Granger原因；但从长期趋势看,两者之间存在双向的、互为因果的均衡关系。城市用地结构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度在波动中呈上升趋势,二者的耦合关系演变趋势为：低耦合低协调——一般耦合中协调——中级耦合高协调。就省会城市而言,其耦合协调度从属于中低耦合协调度,尤其以中协调耦合度为主。说明省会城市用地结构与产业结构耦合的挖潜空间还比较大。(4)不同类型城市的用地结构与产业结构的特征及二者关系的差异明显。从地域差别看,产业结构各指标对东部地区城市用地结构的直接影响系数远远大于其他区域,且与城市用地结构信息熵呈正向相关关系；就业结构对信息熵的直接作用强度也远大于产值结构。从规模差别看,就业结构和产值结构与超大城市、大城市城市土地利用信息熵呈负向和正向相关关系,且从作用强度看,产值结构的直接作用大于就业结构；就业结构与产值结构与特大城市土地利用信息熵均呈正向相关关系。且就业结构对土地利用信息熵的直接作用大于产值结构；中小城市的就业结构和产值结构与城市上地利用信息熵的直接通径系数均为负值。从职能差别看,就业结构和产值结构对综合性超大城市十地利用信息熵呈负向、正向相关关系,且从作用强度看,产值结构的直接作用大于就业结构；除第叁产业就业比重与第二产业城市土地利用信息熵呈止向相关关系外,其它产业结构指标均呈负向相关关系；就业结构对交通运输城市、文化旅游城市土地利用信息熵的直接作用强度大于产值结构；除第二产业就业比重与地方中心城市土地利用信息熵的直接作用系数为正值外,其它均为负值,说明目前地方中心城市的土地利用产值结构和就业结构与城市土地利用并不协调。(5)目前,重庆正处于工业化中期加速发展阶段,城市土地利用中存在工业用地比重偏大、道路广场用地和绿地比例偏低、土地空间布局不合理、功能分区不明确等问题。重庆城市用地结构变化幅度大、速度快,与全国城市用地结构变化率低于产业结构变化率不同,重庆市产业结构变化滞后于用地结构的变化,城市用地结构与产业结构变化的差距呈缩小趋势；城市第二产业产值与居住用地比例和对外交通用地比例相关性不强,与特殊用地、仓储用地、公共设施用地和工业用地这4类用地所占比例呈负相关关系,与道路广场用地比例和绿地比例呈正相关关系；城市第叁产业产值与公共设施用地比例、工业用地比例、仓储用地比例、对外交通用地比例和特殊用地比例呈负相关关系；与居住用地比例、道路广场用地比例、市政公用设施用地比例和绿地比例呈正相关关系,且与绿地比例的相关系数最大。短期内,重庆市城市用地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还没有出现互为因果的关系特征,这说明了重庆市城市用地结构与产业结构互为因果的关系应在长期的调整、协调中才能得以实现。论文最后提出促进城市用地结构与产业结构互动协调发展和优化的对策,其基本思路是：把节约集约利用土地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相结合、城市土地利用政策与产业政策相结合。在机制创新方面：建立健全规划实施的评估监督机制,统筹协调城市规划和产业规划；完善土地市场机制,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完善地租地价的杠杆机制,推进城市土地置换。在制度创新方面：建立城市产业用地统计制度,开展基于产业的城市用地分类体系研究；建立城市土地集约利用评价制度,设定不同产业土地集约利用评价体系、用地标准和评价方法；建立城市产业用地动态监测制度。
滕宇思[10]2016年在《基于系统动力学的西安市土地综合承载力评价与预测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土地资源不仅是人类维持生产生活的基础,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随着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剧,人口增多、耕地减少、水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等问题日益突出,给城市领域的土地系统带来巨大压力,甚至使其出现超负荷状态。因此对土地综合承载力的研究不仅对实现土地可持续利用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为合理制定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本文结合可持续发展、系统科学、资源稀缺、土地综合承载安全等相关理论,对土地综合承载力的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评价和预测。首先,本文对国内外相关的土地综合承载力研究进展做出了归纳总结,对现有研究方法及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和分析。然后结合西安市土地利用现状,依据承载客体的不同将土地综合承载力系统分为四个子系统,由水土资源、生态环境、经济技术、社会发展子系统组成。根据西安市实际发展特点,选取合适的评价指标,构建西安市土地综合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均方差决策法对西安市1994~2013年的土地综合承载力现状和动态变化进行评价分析。其次,利用系统动力学方法建立西安市土地综合承载力系统模型,并对其进行检验与修正。根据灵敏度分析结果设定五种仿真方案,分别为现状延续、经济优先、资源集约、环境保护和协调发展。采用系统动力学软件Vensim DSS 5.8对系统模型进行动态仿真预测和方案优选,从而分析出西安市未来土地综合承载力的最佳发展模式。最后,结合西安市的土地利用现状和不同政策的影响因素,根据仿真结果为其土地综合承载力的提升和土地可持续利用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对策和建议。本文主要的研究内容和创新点如下:第一,本文选定城市领域的土地综合承载力为研究对象,拓展了土地承载的主体和客体。由于城市系统的复杂性,使其土地综合承载力的研究必须具有系统性,其承载主体从以往以耕地为主的单一土地利用类型拓展到更多类型,包括耕地、其他农用地及城市建设用地等。土地的承载客体也由以往以粮食生产、人口规模为主的单一要素扩展到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尤其同时考虑到水土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因素对城市土地承载力的影响,进行了全方位多维度的详细分析,为国内相关研究提出新的研究方向。第二,本文以动态、发展的研究视角对城市土地综合承载力进行了评价和预测研究。现有对土地承载力的研究大多以静态分析为主,主要集中在对土地综合承载力的现状进行评价研究,往往缺乏对其未来发展趋势的预测分析,忽略了系统的流动性和反馈性。本文以可持续发展为原则,关注土地综合承载力系统的动态性,及其构成要素的流动性,同时考虑不同政策的发展因素,采用系统动力学方法,依托Vensim构建以城市区域为主体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并对其进行动态仿真预测和方案优选,从而能够更加准确的观察研究区未来的土地综合承载力发展趋势,并为其制定出符合土地可持续利用和城市可持续发展要求的对策和措施,探索了系统动力学研究的新领域。第叁,本文使用同一评价指标体系和计算方法,将评价与预测有机结合,建立了较为完整、科学的土地综合承载力研究方法。首先,现有的研究大多单独对土地综合承载力进行现状评价或未来预测,较少将其现状与未来发展趋势综合起来进行分析。本文将仿真预测的结果代入现状评价的计算方法中,评价与预测互为引导,清楚展现研究区不同历史阶段的土地综合承载力状态,使研究结果更具统一性和完整性。其次,目前对土地综合承载力进行的评价,大多采用AHP、德尔菲法等,此类方法主观性较强,很难客观的反映研究区的土地综合承载力状态。本文结合均方差决策法与系统动力学模型,建立了更完备的反馈关联,对于目标的评估与预测更科学有效。另外,由于各子系统对土地综合承载力的影响并非简单的求和或取均值,而是互相影响、共同耦合而成的,为了同时兼顾实用性与合理性,本文结合研究区的实际情况,改变以往对子系统取平均值求得综合承载力的计算方法,在系统模型中根据各子系统的权重值最终确定土地综合承载力,使评价结果更具准确性。第四,本文从各子系统存在的具体问题分别提出解决措施使对策研究更具针对性。以往的研究通常从总体出发,提出的对策和建议较为笼统、宽泛,缺乏针对性,本文通过对西安市土地综合承载力的现状模式进行分析,分别从水土资源、生态环境、经济技术、社会发展四个方面提出相应的可持续发展策略,并且结合不同的政策发展因素,根据仿真方案的预测结果从人口规模和经济总量两个方面分别对西安市未来不同发展模式下的土地承载潜力进行分析,从而提高了对策建议的可行性。本文设定了五种仿真方案对西安市未来的土地综合承载力发展趋势进行模拟预测,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与其他方案相比,协调发展方案是最合理的发展方案。在该方案中,西安市的土地综合承载力在2025年将达到0.9091,趋近于1,处于高级状态,但其水土资源承载力仅为0.7872,介于0.6~0.8之间,处于较高级状态。表明西安市未来在水土资源利用方面应侧重提高资源利用率,适度控制城市发展规模,特别是建设用地规模,并更加合理的进行城市发展规划,提高其水土资源和社会发展承载力;同时还应大力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增加城市绿地、林地等生态用地面积,增强其生态环境承载力。通过各类子系统承载力水平的不断优化,完成对西安市土地综合承载力的提升,这将是实现城市土地可持续利用及城市未来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
参考文献：
[1]. 经济增长中土地利用结构研究[D]. 张颖. 南京农业大学. 2005
[2]. 城市规划区绿色空间规划研究[D]. 叶林. 重庆大学. 2016
[3]. 基于产业的土地利用分类及其应用研究[D]. 刘平辉. 中国农业大学. 2003
[4]. 统筹区域产业土地利用研究[D]. 陈云川. 西南财经大学. 2011
[5]. 陕西省土地利用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D]. 谢刚.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6
[6]. 建设用地出让结构与政策响应研究[D]. 吴艳芳. 浙江大学. 2018
[7]. 城市土地利用结构与产业结构互动关系研究[D]. 李国栋. 华中农业大学. 2012
[8]. 乡村聚落用地功能的演进及其空间分异研究[D]. 张列. 西南大学. 2017
[9]. 城市用地结构演变与产业结构演变的关联研究[D]. 鲁春阳. 西南大学. 2011
[10]. 基于系统动力学的西安市土地综合承载力评价与预测研究[D]. 滕宇思. 西北工业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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