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资本拜物教批判的时代意义及其进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当代追问论文

虚拟资本拜物教批判的时代意义及其进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当代追问论文

虚拟资本拜物教批判的时代意义及其进路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当代追问

杨 娟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201620)

[摘 要 ]虚拟资本拜物教是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下的“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之后,人们对虚拟资本崇拜的当代精神现象。对虚拟资本拜物教根源进行深入剖析,要求我们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扩展到当代虚拟经济领域。当下,对虚拟资本拜物教的批判,对于我们树立正确的金融观,促进社会大众财富心理的健康发育有着重要意义,同时也是推动金融市场有序运行、维护金融主权所不可或缺的环节。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虚拟资本拜物教的反拨关涉三方面旨趣:一是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财富观;二是驾驭导控资本、严防金融风险的底线思维;三是促进经济正义的金融共享伦理。由此,真正消解当代虚拟资本拜物教的危害,从而有效发挥虚拟资本的积极功能。

[关键词 ]虚拟资本;拜物教;政治经济学批判

虚拟资本拜物教是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下的“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之后,人们对虚拟资本崇拜的当代精神现象。一个半世纪以前,马克思批判的虚拟资本还处于实体经济占主导的时代,而今世界金融资产证券化深度发展、互联网信息技术高度发达,在进入物质相对丰腴的消费社会之后,虚拟资本已经形成庞大的虚拟资本家族,通过虚拟经济的发展逐渐超越实体经济而占据主导地位,由此进入了虚拟经济时代,形成对当代精神现象的巨大冲击,催生出对虚拟资本疯狂崇拜的新型拜物教,呈现出形形色色的拜金主义、符号崇拜、投机心理、消费主义、符号消费等等乱象。对当代虚拟资本及其拜物教进行深刻反思与批判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当代追问。对虚拟资本拜物教根源进行深入剖析,要求我们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扩展到当代虚拟经济领域,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契机,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探寻。当下,对虚拟资本拜物教的批判,不但有助于我们树立正确的金融观,促进社会大众财富心理的健康发育,而且也是推动金融市场有序运行、维护金融主权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1.转基因产品的范畴。目前,在我国主要出现三种关于转基因产品的概念:一是农业转基因生物。我国《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第三条规定,农业转基因生物,是指利用基因工程技术改变基因组构成,用于农业生产或者农产品加工的动植物、微生物及其产品。它包括了可供食用的初级农产品,还包括供动物食用或饮用的植物、动物、微生物及其产品,如供动物食用的饲料,但并不涵盖经过了深加工的含有转基因成分的食品。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引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虚拟资本拜物教的反拨关涉三方面旨趣:一是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财富观;二是驾驭导控资本、严防金融风险的底线思维;三是促进经济正义的金融共享伦理。由此,才能真正消解当代虚拟资本拜物教的危害,从而有效发挥虚拟资本的积极功能。

一、虚拟经济时代的虚拟资本与幻影遮蔽

当今世界与马克思所处时代的重大区别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互动形成了现代经济体系新格局。金融资产证券化形成的庞大虚拟资本家族宣告了虚拟经济时代的来临。财富创造与运行机制的改变引起了精神世界的纷扰与幻象,形成了当代“虚拟资本拜物教”,而破解“虚拟资本拜物教”幻影遮蔽的关键是回到马克思对三大拜物教的批判。

(一 )现代经济体系新格局与虚拟资本的存在形式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及其互动构成了现代经济体系新格局。实体经济始终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实体经济是指实际物质生产部门及其相关劳务等经济活动,不仅包括农业、工业、交通通讯业、商业服务业、建筑业等物质生产和服务,而且包括教育、文化、信息、艺术、体育等精神产品的生产和服务。而虚拟经济是资本证券化和信用制度高度发达的产物。虚拟经济是指虚拟资本相对独立的运动,即以票券方式持有权益、交易权益所形成的经济活动,不仅包括以金融业为依托的虚拟资本市场,也包括产权、物权及各类金融衍生品市场。

最初产生的虚拟资本是生产领域作为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资本的纸质副本,是用来支取未来预期收入的所有权凭证,或多或少都直接依附于实体经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了虚拟资本存在的三种形式,一是股票,二是国债,三是银行创造的信用。但这并不完全是当代虚拟经济时代意义上的虚拟资本,今天所说的虚拟资本似乎已经脱离了实体经济,作为所有权凭证虚拟资本已成为一种商品进入市场,在市场交易中获取利润,分割剩余价值。尽管17世纪初公开的股票交易就已经在荷兰出现,但马克思所属的时代依然是实体经济占主体的时代,虚拟经济在整个经济结构中反客为主还要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算起。

(二 )资产证券化形成的庞大虚拟资本家族与虚拟经济时代来临

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经济世界出现了大量失业与剧烈的通货膨胀并存的“滞涨”,凯恩斯主义在解决萧条和财政危机问题上遭遇了失败,于是各种新自由主义流派复苏,主张解决资本主义“滞涨”危机的良方就是回归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模式,金融市场自由创新更是经济复兴的一剂猛药。在这个大背景下,伴随着互联网科技突飞猛进、经济全球化、金融化、信息化的发展,马克思批判的虚拟资本已经逐步脱离了实体经济的运行,通过“金融创新”衍生出层次繁复的庞大家族。股市、债市、期货等实体资产的证券化只是第一层次的虚拟资本;将这些虚拟资本再证券化,打包组合形成衍生的金融信用资产,这是第二层次的虚拟资本;甚至连股指、气候、碳排放等非金融资产都可以证券化成为金融产品,这是终极层次的虚拟资本。由此,在21世纪前夕,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社会经济已进入虚拟经济占支配地位的时代——虚拟经济时代。

虚拟经济时代,资产证券化形成的虚拟资本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虚拟资本家族,通过遍布全球的通讯网络和金融体系支配着全球民众的财富。股市、房市和债券市场的价格波动,能够在转瞬之间进行全球性的社会财富大转移,一些人由此一夜暴富,而更多的人却是财富就此顷刻“蒸发”,他们却希望通过虚拟经济的运行重新洗牌而重获已损失的财富,甚至获得更多。于是,虚拟资本受到追捧,虚拟经济狂飙突进,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下的“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之后,形成了新的虚拟资本拜物教。

在“圆锥曲线”教学中,很多老师忽视了对圆锥曲线发展史的教学,只是简单地完成圆锥曲线定义的教学任务,不能很好地将圆锥曲线的历史融入课堂教学之中,更谈不上培养学生的数学核心素养,彰显数学文化在数学教学的作用与价值.

此外,在产业升级改革的过程中,其上下游产业及与之相关产业的改革和升级,也需要考虑到。以农业为例,其涉及到的产业包括餐饮、零售业、物流业为例,服务业的转型与发展更具有灵活性,其转型考虑到的不仅限于如何满足供需调整要求,还需要突破市场化较高所带来的压力。

当代信息科技、金融创新等工具理性的崇拜背后是对虚拟资本扩张意志的遮蔽。高科技智能化工具开辟了虚拟资本扩张的新领域、新边界、新空间,成为“普照之光”制造“虚拟资本拜物教”的幻象,强化了“普遍永恒资本”的国家制度是最完善的国家形态的价值认同,延缓并转嫁了资本主义的内在危机。然而,所谓的“互联网”,实际上是美国创造的“因特网”(internet),根服务器在美国并且联通控制着全世界接入此平台的信息;所谓的“金融创新工具”,实际上是华尔街金融精英们垄断收益并向全世界兜售的风险资产。网络科技崇拜的背后实际是当代虚拟资本的运行平台走向信息化、全球化之后,金融创新依托高科技的工具理性主义冠冕堂皇地掩盖了虚拟资本分割全体劳动者剩余价值的剥削意志,这种意志通过联通世界的互联网科技全球泛滥,并将虚拟资本运行风险转嫁给全球劳动者。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倡导的新自由主义,特别是金融创新的自由,事实上是资本意志的自由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劳动者的不自由。社会经济运行监督和金融监管的缺失、信息科技和金融创新等不平等的权力分配,必然导致全球普遍的贫富差距、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然而,正如齐格蒙特·鲍曼所说,“新的财富在虚拟现实中诞生、抽芽和茂盛成长。这一虚拟现实与过时的、简陋的穷人现实绝缘”[3](P.69)。贫困的穷人们——无论是新近产生的还是世代贫穷、无论是电脑互联网的科学技术鸿沟造成的抑或是由于其他原因——作为财富的“他者”,处在科学技术工具理性的盲目崇拜之中,很难在科学技术可以治愈贫穷、化解一切困难和危机的幻想中认清自己的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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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破解当代 “虚拟资本拜物教 ”之谜的钥匙及关键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刻揭示了“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的性质及其秘密,为我们解开当代“虚拟资本拜物教”之谜指明了方向。在马克思看来,商品、货币、资本不是物,而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种颠倒了人与物的关系才是破解拜物教的关键。三大拜物教就像“宗教世界的幻境”将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掩盖在“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之下,是资本对劳动、机器对人、物对主体的剥夺与颠倒,更为诡谲的不在于人拜倒在物之下,而是人拜倒在物之下却不自知;人占有物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物对自己的统治,还以为是人统治了物。这正是当代虚拟资本拜物教产生的深刻根源。自从马克思的三大拜物教理论提出后,在近两个世纪世界经济发展和社会制度变迁的过程中,拜物教的魅影始终在现代性时空中游荡,借现代信息技术、信用制度和金融手段还魂,产生了新的虚拟资本拜物教。

总之,虚拟经济时代财富创造与运行机制的改变产生了一系列经济现象和精神现象,形成了当代“虚拟资本拜物教”,它在“资本拜物教”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使剩余价值分割的权力和实体资本相分离,在现代信息科技、金融创新工具、消费意识形态的合谋下,不断突破资本扩张的时空限制,攫取全球实体经济过去、现在乃至未来所创造的剩余价值。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中指出:“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6](P.33)马克思的预言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得到印证,与此同时,社会主义的诞生为克服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提供了历史必然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实践必然产生新的理论自觉,既发挥虚拟资本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动力作用,又要克服虚拟资本拜物教对人性的侵蚀,对虚拟资本拜物教进行全方位反拨。

二、虚拟资本崇拜的三种当代精神现象

虚拟资本拜物教虽然是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下的“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衍生而来的,但却具有与马克思所处时代完全不同的时代特征,催生了人们对虚拟资本崇拜的当代精神现象。究其成因至少有三:一是虚拟经济领域,实体经济的市场规律失灵催生的贪婪欲望、投机心态等心理乱象;二是对当代信息科技、金融创新等工具理性的技术崇拜、符号崇拜;三是享乐主义、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侵蚀下的符号消费、消费崇拜。

(一 )在虚拟经济领域 ,实体经济的市场规律失灵催生的贪婪欲望 、投机心态

如果说虚拟资本产生伊始是生产领域作为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资本的纸质副本,多少还与实体经济间接关联,那么当代虚拟资本则更多地表现为虚拟经济中的一种权利、欲望,是实际物质财富的纯粹幻影。脱离了实体经济生产环节的虚拟资本一跃成为社会财富的新标志而受人崇拜,并且从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财富越来越向抽象的符号、信念、意识转变。今天所说的虚拟资本作为支取未来预期收入的所有权凭证或价值符号已经成为一种独特的商品进入市场,并且虚拟部分完全自由流通,在市场交易中获取利润,分割实体经济创造的剩余价值。

然而,此(虚拟经济)市场非彼(实体经济)市场,将实体经济中的市场规律搬到虚拟经济中完全行不通,从而引发了人们一系列心理乱象。一方面,实体经济的边际理论失灵激发出人内心的贪婪欲望。实体经济受到资源有限性的制约,生产规模在达到一定边界时就会出现边际成本递增和边际效益递减的现象,这一实体经济的铁律在虚拟经济中却没有出现。虚拟经济提供的主要是信息化金融产品,其特点是:初始投资生产出第一个信息符码产品之后,对该产品的复制成本相对于初始投资来说微乎其微,再生产的边际成本接近于零;边际收益却是递增的,交易的人越多,带来的收益越大。在这种情况下,虚拟资本的信息符码产品受到追捧和热炒,人们极力避开实际物质生产劳动的“倒霉事”而追求在虚拟经济流通中通过虚拟资本符号的创新以期重新瓜分剩余价值和财富积累。贪婪并不是人的本性,但是在特定的社会经济结构和制度安排下,人的贪婪发挥到了极致,形成了精致的拜金主义、符号崇拜。另一方面,虚拟资本价格反馈催生了人们追涨杀跌的投机心态和赌徒心理。实体经济受到价值规律的影响,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与供求关系变化反向相关,而在虚拟经济中,虚拟资本的价格变动逻辑却正好相反。一般来说,实体经济中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上涨则需求量减小,价格降低则需求量增大,而虚拟经济中虚拟资本价格上涨却会引起需求量进一步上涨,直到突破大众心理预期,市场资金供应量难以支撑畸高价格的突然性暴跌;同样,虚拟资本价格下跌也会引起需求量进一步下跌,直到跌破大众心理预期,突破成本的畸低价格触底反弹。在这种情况下,虚拟资本交易账户的数字跳动就如赌博一般激发出大众内心的贪婪欲望、侥幸心理。

在虚拟经济领域,实体经济的市场规律失灵催生的种种心理乱象,从本质上来说是以虚拟资本为价值追求目标的财富观对人性的侵蚀,是贪婪欲望下的拜金主义、符号崇拜对财富心理的扭曲,是短视的投机心态、赌徒心理对理性投资、经济健康发展的威胁。人们对虚拟资本的疯狂崇拜势必造成对劳动价值的忽视、对创造价值的劳动的挤压、对劳动致富观念的吞噬。

(二 )互联网平台背景下对信息手段 、金融创新工具的盲目崇拜

如果说以机器大生产为标志的第一次科技革命导致了工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西方列强的殖民扩张造成了东方从属于西方;以电气化产业革命为标志的第二次科技革命导致了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建立了世界资本主义殖民体系;那么以微电子技术革命为标志的第三次技术革命则促进了社会经济和生活结构的变化,推动了国际经济格局的全球化调整。当代信息科技的炫目发展已使人们拜倒在工具理性的脚下。在互联网这张信息交织的大网上,似乎一切都可以抽象为虚拟的符号、文字和信息,虚拟经济借助网络打破实体经济的时空界限无限扩张。只要有相应的硬件设施和软件设备,网络交易就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方便快捷地进行,特别是自动化技术的应用,一方面极大地提升了网络交易的速度和效率,另一方面也极大地增加了虚拟经济的不可控、随意性和大幅度快速波动的风险。然而,网络信息科学技术的工具理性俨然已经遮蔽了“理性狡计”的虚假性和有害性,导致了人们对其盲目的崇拜和依赖。然而,崇拜信息手段而忽略物质财富的创造与经济能力的提升势必导致社会经济发展的愈益畸形。

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和对外开放程度的逐步加深,尤其是随着金融资产的出现,虚拟经济在中国也呈现出快速发展之势。虚拟经济的迅速发展一方面提高了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和实体经济的运行效率,另一方面也存在着对实体经济的安全隐患以及对人们价值观、财富观的冲击。人们对于虚拟资本的疯狂追逐可以说是进入到迷失和变异的阶段。对此,我们必须有十分清醒的认识,对伴随虚拟经济时代产生的虚拟资本拜物教要有深刻的反思与探讨,并以科学的财富观、发展观走向未来。

矿区内围岩蚀变较强,主要有黄铁矿化、大理岩化和硅化,其他零星可见透闪石化、萤石化等。黄铁矿主要沿裂隙、方解石脉边缘充填或呈浸染状、小团块状分布于围岩中。常伴随有细脉状、浸染状铅锌矿化。大理岩化主要分布于岩体接触带及外围的碳酸盐岩石中,往往伴随着退色化现象。有时可见细脉状、浸染状铅锌矿化。硅化在矿区范围内均有分布,在部分构造发育处,硅化尤为强烈,但铅锌矿化较弱。

(三 )享乐主义 、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侵蚀下的符号消费 、消费崇拜

如果说平等和丰裕是当代资本主义的两大神话,那么这一神话的缔造靠的就是消费社会制造的虚假欲望体系,人的欲望不再是真实的需求,指向某种实在之物,而是符号编码的结果,人受符号的役使、传媒的操控,追求时尚享乐、崇尚奢侈消费。于是,在享乐主义、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侵蚀下出现了符号消费、消费崇拜等乱象。消费已经突破了传统的古典经济学框架下的从属地位,并从市场领域向社会领域侵入,成为一种文化活动、一种意识形态、一种社会控制模式。欲求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控制着日常生活,消费的平均化替代了分配正义的问题。贫困不再是人们担心的问题,人们宁愿“举债度日”“恶意透支”“报复性消费”“炫耀性消费”,也不愿被流行体系抛弃。[4](PP.87~88)财富欲望的满足及其具有的享受功能在消费的过程中得到心理上的社会认同感、平等感、存在感、获得感,由此,人们拜倒在享乐主义、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之下,追求品牌符号虚荣的符号消费、只顾当下享乐“寅吃卯粮”的超前消费、欲求刺激下“入不敷出”的过度消费、穷奢极欲挥霍浪费的炫耀性消费,消费成为一种时尚文化、一种新的经济伦理,击垮了个人层面的节俭原则和国家层面的平衡预算原则,也为经济危机埋下了伏笔。过去实体经济危机主要是由于过度投资导致相对的消费不足,表现为生产过剩,譬如1929年经济大恐慌;而虚拟经济危机主要是由于超前消费、过度消费导致资不抵债、信用崩溃,表现为消费过剩,譬如2008年的金融海啸。总之,消费第一性取代了生产第一性,“真正创造财富的劳动受到冷遇,对符号价值的热捧成为时尚。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倾向,因为它终将会枯竭社会财富创造之源”[5](P.18)

虚拟资本拜物教以资本为核心,追求剩余价值的最大化,而资本为劳动服务,这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体现。邓小平曾明确指出:“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就是说,不会导致富的越富,贫的越贫。”[7](PP.171~172)“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和谐道路和“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劳动致富”的财富观是内在统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需要发展,更需要科学发展,遵循“以人为中心”的发展逻辑。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确立了以劳动人民为中心的基本立场,进而以“剩余价值论”揭示了通过扬弃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唯物史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脉相承,不是把生产财富这个手段作为纯粹目的,“以物为中心”,而是把它作为手段本身,服务于生产力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目的,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即“以人为中心”,这也是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的现实要求。

事实上,在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媒体宣传鼓噪下,符号消费、消费崇拜是建立在从事实体经济生产的发展中国家积累的财富被虚拟资本市场分割与支配的不平等前提下。一方面,虚拟资本体现着某些具有主导地位的经济利益主体对其他主体所具有的支配和操控能力所造成的不平等关系。发达国家通过金融帝国体系输出的虚拟资本分割全球剩余价值以支撑其高消费和高福利,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实体经济生产以高消耗和低收入为代价,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另一方面,虚拟资本的积累造成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和两极分化,消费增长与贫困增长的矛盾加深。虚拟资本具有食利性、寄生性,分割剩余价值的权力归根到底完全依赖于人的社会劳动。发达国家丰腴的消费盛宴与穷人无关,发展中国家的劳动者和制造业却陷入了贫困的境地,在拜物教的迷雾中,作为被支配、被操控的“他者”被丰腴的消费社会挤出,以山寨的符号消费、低廉的劣质消费聊以自慰。

虚拟资本拜物教的神秘源于虚拟资本的拜物教性质。希法亭指出:“在交易所中,资本主义财产在其纯粹的形式上表现为收益证书;剥削关系,对剩余劳动的占有,令人不解地转化为收益证书。财产不再表现为某种一定的生产关系,而是成为似乎同某种活动完全无关的收益凭证。财产脱离开任何对生产、对使用价值的关系。任何财产的价值似乎都是由收益的价值决定的,是一种纯粹量的关系。数就是一切,物什么也不是。只有数才是现实的东西,而因为现实的东西不是数,所以相互联系就比毕达哥拉斯派的信念更为神秘了。”[1](P.159)祛开虚拟资本拜物教的魅影,我们发现,通过信用制度产生的收益证书充当了实际资本的纸质凭证,虚拟资本“不过是对这个资本所实现的剩余价值的一个相应部分的所有权证书”[2](P.529),实际上,只代表一种剩余价值的未来索取权是实际财富的纯粹幻影,却被拜物教的幽灵附体,成为人们顶礼膜拜的对象。建立在资产证券化基础之上的当代虚拟资本虚拟化程度更高,现在甚至已经看不到劳动价值、剩余价值的痕迹,被彻底数字化、符号化的剩余价值已经化为分割剩余价值的权利证书,而不是剩余价值本身。通过虚拟资本市场上这些权利证书的价值的独立运动,“加深了这样一种假象,好像除了他们能够有权索取的资本或权益之外,他们还形成现实资本”[2](P.529)。归根结底,人们对虚拟资本的疯狂迷恋和追逐实际上是贪图和攫取虚拟资本分割全社会乃至全球劳动者剩余价值的权力,进而对虚拟资本市场这种神秘力量的无限崇拜。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虚拟资本拜物教的反拨

当代中国如何消解虚拟资本拜物教的危害,利用资本力量和虚拟经济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使社会财富回到为全体民众服务的轨道,这是时代向我们提出的重大课题。改革开放40年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引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走出了自己的道路,正在实践中生成新的理论自信,虚拟资本拜物教批判应运而生。“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财富观,驾驭导控资本、严防金融风险的底线思维和促进经济正义的金融共享伦理,形成了对虚拟资本拜物教的有力反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题中之意。

(一 )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 、财富观

据交通运输部初步统计,截至11月20日24时,港珠澳大桥客运量共约179万人次,日均通行6.4万人次。大桥通行车辆以客车为主,客车占比97.58%。

当今社会,如果没有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没有和谐稳定的社会经济,人的全面发展也无从谈起。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消解虚拟资本拜物教的危害,关键在于掌握好虚拟经济发展的“度”。实体经济是目的,虚拟经济是手段,实体经济的基础要大力夯实,而虚拟经济的运行要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为其创造资金融通的便利,而不是成为搜刮财富的圈钱工具。只有促进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才能真正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人民大众的共同富裕。因为,虚拟经济的繁荣实际上是以实体经济生产性资金减少为代价的,这种繁荣隐藏着鼓励分配、消费而压抑生产的诱导;为了生产、创造财富的目的而创造的工具本身成为了目的,这是一种首脚倒置的财富观念,会造成人们价值观的扭曲,片面追求虚拟资本增值。因此,树立正确的财富观和价值观至关重要。劳动和自然是财富的来源,人们通过生产活动创造有利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使用价值,并在合理的分配与使用中使其能够真正成为财富,这是社会主义的人本财富观。现实中,我们应区分实体经济创造价值的领域和虚拟经济分割价值的领域,回归财富本来的价值——人本价值。尊重人的劳动价值、褒扬劳动光荣,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大力宣传鼓励劳动致富、科技致富,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改善生态环境、推进绿色发展、创建生态文明,引导人们的财富观、价值观,建立社会主义人本财富创享机制,才能克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以资本为中心、不惜牺牲生态环境、片面追求私人资本价值增值的财富观念,克服资本支配人的异化劳动机制。

(二 )驾驭导控资本 、严防金融风险的底线思维

虚拟资本分割剩余价值往往无法精确预期而引起剧烈震荡的风险,虚拟资本拜物教的美梦也随之顷刻覆灭,这需要我们树立驾驭导控资本、严防金融风险的底线思维。一是要驾驭导控资本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和实体经济多样化的融资需求,守住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底线。二是要做好防范虚拟经济过度发展的准备,优化结构,完善金融资本市场,守住不产生“虚实倒挂”的底线。三是要抵制新型拜物教的侵蚀,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树立社会主义人本财富观、发展观,守住社会主义人本价值观的精神底线。四是要加强互联网金融监管,强化金融机构防范风险主体责任,健全金融法治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其中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切实防止将虚拟经济创富工具本身作为目的,而应该使金融工具服务于人类的实体经济生活;二是防止资本主义世界发起的金融大战、网络信息控制大战掠夺财富,侵吞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成果。十九大报告高屋建瓴地指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8](P.34)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对虚拟资本进行必要的监管和导控,规范虚拟资本市场,审慎对待金融衍生品创新和金融门户开放,牢牢树立底线思维。

树立驾驭导控资本、严防金融风险的底线思维,关键在于对虚拟资本进行必要的监管和导控,尤其要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形成“有效市场、有为政府”[9](P.171)。第一,为了实现资源合理高效的配置,对政府的行为边界要有明确的界定,政府应将其主要精力放在完善市场监管法律法规、依法规范市场秩序上,将市场的一般性事务交还市场。第二,政府以维护市场的公平、公开、公正为己任,确立监管理念,严格监管制度,完善信息披露制度更好地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第三,政府运用经济手段对市场进行调控时,应具有前瞻性和稳定性,加强公开业务的力度和准确度,适度宣传调控意图以减少投资者非理性的冲动行为,从而更好地避免市场剧烈波动。第四,加强市场风险控制和预警机制建设,建立金融风险预警信息系统,完善高效灵敏、透明度高、覆盖范围广的自主信息系统,推进虚拟经济市场安全稳健和可持续发展。

此外,加强理性思维的培养,建立防范风险的底线意识,对经济发展进行科学的心理预期也尤为重要。首先,信用支撑下的市场经济规则要求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不断提高,没有良好的道德规范、共同的理想信念,社会主义现代化市场经济是无法正常有序运行的。其次,培养理性的投资理念,正确认识投资的风险与收益,应普及资本市场运作的专业科学知识及相关法律知识,提高相关从业人员和投资者的专业素质及风险防范意识,树立价值型投资理念。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完善与发展,投资者短期投机一夜暴富的可能性将越来越小,而出入资本市场的风险却越来越大,因此,投资者应以闲置资金投入资本市场,量入为出,戒骄戒躁,以平和的心态面对投资对象,而不是盲目跟风,只有这样才能大大提高驾驭风险的能力。

又比如朝鲜,早期也是使用中国钱币。朝鲜是在高丽时代的成宗十五年(995)开始铸钱。最早铸“乾元重宝”,背“东国”,钱文和唐乾元重宝同文,制作也仿唐,只是钱背加铸“东国”两字,以示区别。高丽肃宗年间又铸东国、海东、三韩这几种钱,有通宝、元宝、重宝;有直读、旋读,钱文有篆、隶、楷书等,无不显示出他们接受宋钱文化的影响甚深。至高丽世宗年间,又铸朝鲜通宝钱,及以后的常平通宝钱等③温法仁:《海上丝绸之路货币对商贸作用的研究》,《区域金融研究》2016年第11期。。

(三 )追求经济正义的金融共享伦理

虚拟资本拜物教体现了资本逐利的秉性,高度垄断的世界金融体系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全球性的金融体系操控全球虚拟资本市场,以在全球范围内分割剩余价值、占有剩余产品、剥削剩余劳动,独享金融垄断霸权,这样的垄断格局导致全球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两极分化更为严重。金融共享伦理就是改进经济领域的社会关系不能像西方市场经济那样以自由为借口,“不能让逐利挤出共享,让利已挤出利他、让个人挤出集体”[11](P.89),不能像西方金融市场那样,以自由放任政策破坏经济正义。

打破垄断的操控体系以建立金融共享伦理,需要社会制度的保障。罗伯特·J·希勒提出“民主化的金融”[10](P.374),主张金融制度为更广大的民众服务,更好地处理个性化风险,为个人发展提供机会,而这在私有制一统天下的资本主义世界只能是个美好的愿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追求促进经济正义的伦理原则和利他主义的价值取向,为构建“金融共享”伦理提供了可能。追求促进经济正义的金融共享伦理不仅意味着金融不再是鸿商富贾专享的服务、垄断的特权,还意味着回归虚拟资本的风险分散功能,不是为赚钱(追求剩余价值)而赚钱(追求剩余价值)。当下人民群众最关切的住房、养老、医疗卫生等现实问题的价值不可估量,追求经济正义的金融共享伦理将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满意度和幸福指数。目前,中国的金融共享实践正在积极的探索中。社会保障基金、企业年金等已经通过金融市场的积极运作实现了保值增值;“互联网+”金融扶贫通过金融信息共享、金融平台共享、金融工具共享,突破技术鸿沟,将逐步取消城乡差别并不断缩小城乡贫富差距。

在养殖户使用某些产品出现问题或有异议时,监测检验有时成为了不负责任的业务人员,甚至公司拖延时间、搪塞推脱的工具(用监测数据把养殖户搞的晕头转向无话可说)。有的时候直接成为销售的工具:用抗体监测等的所谓结果来攻毁他人、推销自己想推销的产品。这种情况下实际的监测结果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对业务员推销产品有没有帮助。从而出现不该出现的畸形怪事,没有监测,造数据说监测,或将真数据修改为假数据。

追求经济正义的金融共享伦理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具有相同的目标愿景。追求经济正义的金融共享伦理,要求利益相关者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平等合作、公平正义;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要求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同舟共济,权责共担,维护人类共同利益。这意味着,虚拟资本的流动方式将得到纠正,不顾他国发展的机会共享、利益共享的金融霸权主义将予以摒弃。在此背景下,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创新性地开启了金融共享式的“丝路基金”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其合作共赢的方式启动了人类历史的这一伟大工程。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宝贵契机,对中国乃至世界的经济发展将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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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齐格蒙特·鲍曼.全球化——人类的后果[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4]杨娟.分配正义: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的追问[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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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张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10]罗伯特·J·希勒.非理性繁荣[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11]董必荣,张雄.金融共享:一个经济伦理学脚注[J].伦理学研究,2017,(6).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马克思主义分配正义视域下中国贫富差距问题研究”(编号:14CZX009);上海市“阳光计划”项目“虚拟资本视域下马克思分配正义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编号:16YG10);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人才行动计划项目。

[收稿日期 ]2018-10-20

[作者简介 ]杨娟,女,上海工程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DOI: 10.14137/j.cnki.issn1003-5281.2019.01.019

中图分类号 ]F0-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5281(2019)01-0119-07

(责任编辑 毛伟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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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资本拜物教批判的时代意义及其进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当代追问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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