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南方文艺复兴的动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动因论文,文艺复兴论文,美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17年美国著名学者门肯（H.L.Mencken ）发表了一篇引起广泛争议但影响深远的文章《波札茨的撒哈拉》（The
Sahara
oftheBozarts）。他在文章中对美国南方社会，特别是它的文化、文学、 教育、学术状况作了全面而尖刻的指责，把它比喻成一片荒芜的沙漠。多半谁也没料到，大约十年后，南方突然呈现出文化、文学上的空前繁荣，产生了一大批杰出的作家、诗人、戏剧家、学者、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甚至连风靡世界的爵士音乐也产生于此时的南方。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美国南方文艺复兴。这样的繁荣在美国历史上，自19世纪中期爱默生、霍桑、麦尔维尔等新英格兰文学家群以来还没有过。南方作家雄视美国文坛的局面直到60年代犹太作家群兴起之后才发生变化。爱伦·泰特（Allen Tate）在谈到南方文艺复兴的成就时说：“如果说即使没有莎士比亚，伊丽莎白时代仍然是英国文学之骄傲的话，那么南方各州的新文学即使没有福克纳也是杰出辉煌的。 ”（注：Allen Tate,Essaysof Four Decades(Chicago:Swallow,1968),p.578.）这种群星灿烂的繁荣不可能是历史的偶然，它必然有深刻的社会、文化和文学上的根源。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美国南方文艺复兴不仅是20世纪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它的缩影。
一
回顾人类历史，我们发现那些最辉煌的文化和文学繁荣几乎都发生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发生在社会的转型期，比如先秦时代的中国，伯里克利时代的古希腊，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以及19世纪的俄国等等。尽管这些不同的国度和时代在社会和文化方面都存在极大的差别，但它们之间有一些重要的共同点，都正经历着深刻的历史变革，都为文化繁荣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深刻的社会变革必然造成旧的意识形态的解体，而旧意识形态的解体使人们能看到许多在旧意识形态束缚下看不到的问题，因为意识形态的一个主要功能就是制造一些盲点，使人们对意识形态为之服务的社会所存在的一些深刻矛盾视而不见。同时，社会变革和旧意识形态的解体必然刺激新思想的产生或者为接受外来新思想创造条件，从而造成新思想大量涌现的形势，使人们能从新的角度看待问题，用新的方法考察现实，用新的观点认识社会。但另一方面，社会变革必然会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而旧意识形态的解体必然会使习惯于依赖传统价值观念生活的人们突然失去了依靠，从而感到一种社会和精神危机。这就促使人们对社会的前途，对生活的意义，对人们自身价值，对人的命运更加关注，并进行深刻的思考和痛苦的探索。很明显，这些因素都为文化和文学的繁荣提供了有利的社会和思想基础。
同上面提到的那些文化大繁荣一样，美国南方文艺复兴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社会深刻变革的产物。要认识这一点，我们得先看美国南方的社会性质和历史发展。早在殖民地时期，南方就和致力于发展工商业的北方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建立起以种植园经济为中心的农业社会。直到20世纪30年代，南方仍然是封闭的农业社会，2／3以上的人口仍然从事农业生产，过着传统的生活方式。这种封闭的农业社会和传统的生活方式是南方文化和南方人性格中的保守主义的根源。正是由于这种保守主义，南方人对现代化，对资本主义工商文明似乎有一种本能的反感，而对各种新思想更是怀有一种恐惧和仇视的复杂心理。 卡什（W. J.Cash）认为：“对新思想的怀疑”是“南方固有毛病之一。 ”（注：W.J.Cash,The Mind of the South (New York:Vintage Books,1941),p.439.）甚至到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南方各州议会还通过了法案， 禁止进化论之类的新思想在南方传播和在学校讲授。不论是中学还是大学教师都有人因为敢于讲授进化论而遭解聘、驱逐，乃至审判。新思想对“南方社会的影响不论在什么阶层，都在不同程度上造成恐惧和愤怒。”（注：W.J.Cash,The Mind of the South (New York:Vintage Books,1941),p.336.）也正是由于南方社会、 南方文化和南方人性格中的这种保守主义，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现代化终于波及到南方并深刻地改变着南方的时候，它在南方、在南方人心灵中造成的震憾比在美国其他任何地区都更为强烈。在很大程度上，南方文艺复兴就是这种震撼的结果，是南方保守主义在文学艺术中对现代工商文明作出的反应。
美国南方社会的另一个基本特征是奴隶制和种族主义。内战前南方有390多万黑奴，占南方总人口的1／3。 南方的种植园经济就是建立在奴隶制的基础之上。尽管内战之后奴隶制被废除，黑人的社会地位和白人的种族主义思想并没有多大改变。种族问题一直是触及南方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的本质的根本问题。不仅如此，奴隶制和种族问题是北方和南方长期冲突的主要根源。而同北方的冲突成了决定南方历史进程和影响南方人思想乃至文学发展的关键因素。同北方冲突的最严重的后果就是南北战争，它中断了南方战前短暂的经济繁荣并将其排除在19世纪中叶以后美国社会和经济迅速发展的历史进程之外，使南方大大落后于美国其他地区，以致罗斯福总统在1938年还将南方看作是美国的“头号经济问题”。另外，南北战争的失败不仅进一步增强了南方的封闭保守状况，而且使南方成为美国唯一具有向后看的历史意识和深沉的悲剧感的地区。这对南方文艺复兴的产生和繁荣有着直接的关系。
由于早期移民的开拓精神和种植园生活接近大自然，南方人性格中本来就具有强烈的浪漫主义倾向；而同北方的冲突更促使他们把南方浪漫化。特别是在像奴隶制这样一个现代社会的肿瘤的问题上，南方人感到自己处在一种被谴责、被攻击的境地。于是他们从政治斗争到文学艺术各个领域全面为南方进行辩护，创造了一系列“神话”。奴隶主被美化成“仁慈”的主人，“慈父”般地照看着无依无靠的黑奴；而奴隶们则对主人感恩戴德、忠心耿耿。在浪漫化了的种植园里人们过着欧洲中世纪贵族们的那种舒适、悠闲、高雅的生活。内战的失败不仅没结束这种粉饰南方的倾向，没有使南方人深刻检讨自己失败的根本原因和认真分析南方社会自身的弊端与罪恶，相反却更加刺激了他们的想象力和加强了他们对旧南方的浪漫情结。于是在南方的传统故事和种植园文学中，南方成了充满“甜蜜、柔情和阳光”的“乐土”，（注：John P.Ke nnedy's words,quoted from Garvin Davenport,The Myth of Southern History(Vanderbilt,1970),p.16.）是“失去了的伊甸园”，（ 注：Leuis P.Simpson's words,quoted from Thomas Inge , Faulkner,Sut,and Other Southerners (Locust Hill Press,1992),p.185 .）而“奴隶制也是上帝的恩赐”。（注：W.J.Cash,The Mind of the South (New York:Vintage Books,1941),p.89.）
很明显，这些神话没有多少真实性可言，它们大多是同北方斗争的产物。除了直接服务于同北方的斗争之外，它们还构成了“一个几乎完美的防卫机制”，使南方人能够“把自己包裹在高傲的优越感里”，用自己那虚构的贵族式生活反衬出“北方佬是出身卑微、愚不可及和爱钱如命的人，甚至使他在其平庸的灵魂深处对南方人暗暗感到忌妒和敬畏”。（注：W.J.Cash,The Mind of the South ( New York :Vintage Books,1941),p.64.）此外，这种神话还具有另一种心理上的价值。尽管南方人大声为奴隶制和种族主义辩护，他们在内心深处也暗暗感到一种负罪感。他们竭力用这些神话来掩盖自己的负罪感，安慰自己的良心。这些神话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他们心理上的需要，但也使他们对南方社会和南方人自身存在的严重问题闭眼不看或视而不见。而缺乏对南方社会和历史的深刻认识和对南方人自身的认真剖析自然不可能创作出伟大的文学艺术。所以内战以后几十年间南方文学中主要是一些平庸的怀旧之作。不用说这些作品也同样带有粉饰南方、反对北方的政治意义。由于南方人“把主要精力和才智都运用到政治防御之中”，（注：LouisD.Rubin, Jr.,William Elliott Shoots a Bear (Baton Rouge:Louisiana StateUniv.Press,1975),p.21.）南方成为文化沙漠就不足为怪了。
这类粉饰南方的各种“神话”和文学作品，用泰特的话说，是“话语中的雄辩型”（the rhetorical mode of discourse）的产物。他认为南方人从来就是“雄辩论者”，他们不听甚至不容对方争辩，他们对着“听众滔滔不绝， 但对自己保持沉默”。 （注：Allen Tate,Essays of Four Decades (Chicago:Swallow,1968),p.590.）他们的思维是单向的，矛头直指对方。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情况发生了变化，南方人从“雄辩型”转为“辩证型”（the dialectical mode），终于能够批判地看待自己和南方，他们开始了“内心对话，一种自我的内在冲突”。（注：Allen Tate,Essays of Four Decades (Chicago:Swallow,1968),p.591.）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转变，泰特解释说：“南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重新进入了世界；它环视四周，自1830年以来第一次发现北方佬不应对所有的事负责。 ”（注： AllenTate,Essays of Four Decades (Chicago:Swallow,1968),p.592.）在这期间以及稍后，许多南方青年，包括后来成为南方文艺复兴中坚的诗人、作家、学者的福克纳、兰塞姆（John Crowe Ransom ）、 戴维森（Donald Davidson）、泰特、沃尔夫（Thomas Wolfe）、 沃伦（RobertPenn Warren）等人都先后到了欧洲或其他地方，或者从军， 或者学求，接触了新思想，开阔了眼界，第一次能从新的角度，用批评的眼光看待自己热爱的故乡。
不过，他们能迅速接受新观点并用批评的眼光看待南方，还因为南方社会和人们的思想正经历着深刻的历史性变革。在经过长期停滞之后，南方的社会和经济在20世纪初获得较为迅速的发展并加速了南方社会城市化的进程。在1900 年以前， 整个南方只有两个城市的人口超过了10万，而在随后的20年间，各城市人口几乎都在成倍增长，出现了一大批人口超过10万的城市。工商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深刻地改变着南方农业社会并造成传统的文化观念和“雄辩型”思维方式的解体。所以当南方的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在受到新思想的影响之后，能认真分析南方社会状况，能看清南方社会中的各种罪恶，特别是奴隶制和种族社会，总算认识到旧南方远非充满阳光与柔情的“乐土”。对自己热爱的故乡的这种剖析在本质上也是一种痛苦的自我剖析。这种“自我剖析”，泰特指出，“是文学艺术……的开始”。（注：Allen Tate,Essays of Four Decades (Chicago:Swallow,1968) ,p.589.）他引用耶茨（ W.B.Yeats）的话说：“同他人争吵产生雄辩，同自己争吵则产生诗”。（注：Allen Tate,Essays of Four Decades (Chicago:Swallow,1968 ),p.592.）他认为南方文学从“雄辩型”转为“辩证型”； 从而产生了南方文艺复兴，带来了南方文学的空前繁荣。
在解释南方文艺复兴为什么产生的众多观点中，泰特的观点无疑最具洞察力。 但是，
研究南方历史的著名学者伍德沃德（C. VannWoodword）在其论文《南方文艺复兴为什么产生？》中分析了包括泰特的看法在内的几乎所有试图解释现代南方文学繁荣的原因的观点之后，仍然觉得这些都只是一些“必要的条件”，而“不是历史的解释”。（注：C.Vann Woodword,"Why the Southern Renaissance? "VirginiaQuarterly Review,Vol.51 no.2(Spring 1975),p.237.）他最后“被迫”承认南方文艺复兴的产生是一个难解之谜。 （注：
C. Vann Woodword,"Why the Southern Renaissance? "Virginia
QuarterlyReview,Vol.51 no.2(Spring 1975),p.239.）伍德沃德认为泰特等人的解释只是“必要条件”的观点不无道理。泰特主要是从社会变革和南方人的思维方式的转变上来解释，而没从文学发展的自身规律上来分析。但作为历史学家的伍德沃德也犯了几乎同样的错误。虽然他在论文的结尾间接提及乔依斯等现代主义作家们的影响，但没作进一步分析。他和泰特一样，都没把美国南方文艺复兴放在20世纪西方文学中的现代主义运动和南方的文学传统中去考察。其实，除了社会根源外，美国南方的文学繁荣正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同南方文学传统相结合的产物。
二
南方文艺复兴不仅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它的缩影。现代主义文学是传统与变革相冲突的结果，是传统社会和传统观念在资本主义工商文明的冲击下崩溃瓦解这一历史时期的产物。它是传统主义对资本主义工商文明的一种特殊的反动。因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代主义文学在本质上是反现代化的。现代主义文学家大都是一些使用着革命性技巧的保守主义者，或传统主义者。他们对传统生活方式的毁灭和传统价值观念的沦丧感到痛心疾首。可以说，没有强烈的传统意识，没有传统价值体系的解体所造成的强烈的失落感，就没有文学中的现代主义。正是由于他们的传统意识，在他们看来，在资本主义工商社会里人被异化，生活变得荒诞，世界成为毫无意义的“荒原”。正是由于他们看到传统的问题并且认识到传统观念作为一种体系的垂死与僵化，无法同现代工商文明对抗，无法作为人们在现代社会中赖以生活的精神和道德支柱，所以才感到那样强烈的失落和绝望。现代主义作家必须两面作战，既要批判传统，更要反对资本主义工商文明；他们不相信社会进步，两眼望着过去，但又知道历史不可能倒退；他们受新思想的影响，能从新的角度看问题，但却不能建立起新的信念以取代已失去意义的旧观念。他们看不到未来，看不到出路，所以他们的作品中表现出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阴郁和绝望。但在另一方面，在艺术的创新上他们却表现了极大的勇气和反传统的强烈倾向。为了准确描绘他们眼中那破碎而荒诞的世界和表现生活在这样的世界中的人们的异化感，他们在文学形式和写作艺术上孜孜不倦地探索和试验，创新出许多前所未有的表现手法和技巧，取得了不朽的成就。同欧美的现代主义作家一样，南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诗人和学者们也是本质上的保守主义者和文学艺术上卓有成效的探索者。
南方文艺复兴的代表作家们虽然几乎同时出生，但他们分散在各州，没有多少直接联系。这恰恰表明这场文学繁荣不是孤立的偶然现象。不过田纳西州范德比尔特大学的逃避派诗人和后来的重农主义者倒是一个例外。他们组成一个关系密切、按时聚会的文学团体并发行自己的刊物。其中的一些人，如兰塞姆、泰特、戴维森、沃伦等不仅是南方文艺复兴的中坚，影响很大，而且他们的思想和文学艺术的发展也很有代表性。他们在1922年4月出版了一份名为《逃避派》（The Fugitive ）的小杂志。这份每期只有二三十页，存在了3年，共发行19 期的小杂志的创刊却是南方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现在许多人都把这一年看作是南方文艺复兴的开端。这些年轻的诗人们一扫南方文坛的陈腐风气，给诗歌创作带进一种清新的空气，一种“新的精神”。虽然这份杂志发行量极小，但它在文学圈子和批评界的影响日益增长，不久它甚至在巴黎、牛津、剑桥都颇有名气。（注：Louis Cowan,The FugitiveGroup(Baton Rouge:Louisiana State Univ.Press,1959),p.47.）其实就在第一期发行后几天，一位有眼光但没署名的评论家就捕捉到了“南方的这种新精神”并认为这些诗人们“实际上开始了现代文艺复兴”。（注：The Jade,Vol.III,no.4(April 13,1922),p.2.）
《逃避派》诗歌中表现的新精神就是要同南方文学中粉饰南方的倾向和矫揉造作的文风决裂。这一宗旨在杂志的名字“Fugitive”上也表现出来。在创刊号的前言中，兰塞姆写道：“逃避派从旧南方高级婆罗门那里比从其他任何地方都逃跑得更快。”（注：John Crowe Ransom,"Foreword",The Fugitive,Vol,I,no.1(April 1922),p.1.）这就表明他们竭力要逃避的是旧南方遗留下来在南方文坛占统治地位的文学传统。戴维森在1923年3月10 日的一封信中进一步解释说：“如果说这个杂志的名字有意义的话”，那就是“要逃避极端的传统主义”。他认为，“对这一点我肯定我们所有的人都同意。 ”（注：Tate, inTheFagitive Group,p.44.）不过逃避派诗人们不仅对南方文学传统，而且对整个南方文化传统和社会状况都进行了批判。他们代表了泰特所说的“同自己争吵”的“辩证型”的南方青年一代知识分子。在这一点上，他们同门肯的观点大体一致。直到1925年10月，在《逃避派》停刊后，泰特还著文批判南方的过去和现在，他说旧南方忙于同北方沦战，“不敢批判地看待自己”，而内战50年后情况也没什么改变。正因为如此，南方人“没有思想传统，没有道德和精神价值上的意识”。他认为，由于南方人不能抛弃“那些在现实中没有基础的早已过时的观念”，真正的文学就不可能产生。（注：Allen Tate,"Last Day of the CharmingLady," Nation,Vol.28(Oct.1925),p.486）另外，兰塞姆、戴维森、沃伦以及其他一些逃避派诗人都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其实，对南方社会和传统的批判不限于逃避派诗人，这时期几乎所有重要作家、诗人，如福克纳、沃尔夫、波特（Catherine Anne Porter）、威尔迪（
EudoraWelty）、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格拉斯哥（Ellen Glasgow）、斯塔克·杨（Stark Young）、考德威尔（Erskine Caldwell ），以及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如奥登（Howard Odum）、 戈拉哈姆和卡什等都先后从文学和学术的角度对南方的社会、历史、政治、经济、宗教，以及思想结构、文化传统、道德观念进行了全面、认真、深入地探讨和批判。正如格拉斯哥所说：“南方有史以来第一次产生了……反叛文学。”（注：Ellen Glasgow,A Certain Measure(New York,1943),p.147.）
但是1925年下半年的一个重要事件却一度改变了许多南方青年知识分子特别是逃避派诗人们的态度。同南方一些州一样，田纳西州于1925年3月通过了《反对进化论法案》（俗称《猴子法案》）， 禁止在全州所有学校讲授进化论。但中学教师约翰·斯科普斯（John Scopes ）不信邪，偏要试一试。于是他被送上法庭。逃避派诗人们本来对此事并不关心。可是随着审判的进行，南方受到全国舆论的强烈谴责。他们同其他南方人一样认为自己的故乡受到“野蛮攻击”。戴维森将其称之为一场“冷内战”。于是他们从南方的批评者变为南方的辩护士。兰塞姆在一封信中宣布：“我们是为生存而战。”（注：The Fugitive Group,p.245.）泰特则宣称，除了工业化的“新南方， 我再也不会攻击南方了。”（注：Tate ,in The Fugitive Group,p.244.）接着，他们组织发表了以“十二个南方人”署名的颇有影响的、可称为重农主义宣言的论文集《我将表明我的立场》（I'll Take My Stand）。他们把这看作是南北战争以来南方人第一次向北方出击。在书中他们从社会、政治、经济、宗教、生活方式、文化传统各个角度全面论证南方的农业社会优于北方的工业社会。于是兰塞姆等逃避派的中心人物成了重农主义领袖。他们的这一转变不仅表现了他们对故乡的热爱，而且显示出他们思想深层结构中的保守主义倾向。他们身兼逃避派诗人和重农主义者的双重身份这一点正好表明他们身上的保守主义倾向和对艺术形式勇于探索的激进精神。而这两方面的结合恰恰是现代主义文学的根本特征。其实在他们身上，对故乡的热爱和保守主义是一致的。因为他们所热爱的“故乡”不是现实中的南方，更不是正在出现的工业化的新南方，而是被内战变为历史的旧南方。从《我将表明我的立场》里的论文的内容和文风，这部书的书名和署名以及重农主义者们在其他场合中的言论可以看出，他们采取了一种论战的立场，把矛头指向对方而没有自我审视。这是南方传统的“雄辩型”思维方式在他们身上的复活。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书中大多数文章，特别是兰塞姆、泰特等人所写的几篇比较有价值的文章，我们会发现与其说他们真正是在为南方辩护，不如说他们是在批判北方工业社会。或者说，他们是在用南方旧传统中的一些价值观念和他们所理想的那种接近自然、人们之间关系融洽、悠闲舒适的生活方式来批判和否定现代工商科技文明。
这充分表现出他们向后看的历史意识和反现代化的保守主义本质。毫无疑问，这是他们以及其他南方文艺复兴的代表作家们最根本的思想倾向。尽管他们在理智上对旧南方及其传统中的一些方面，如奴隶制、种族主义和清教主义等进行了批判；但他们对南方的社会和历史，对南方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家庭关系等传统仍然怀有深厚的感情，极为珍视。兰塞姆的学生， 著名的新批评家克里昂斯·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说：“我们是过去的产物。不论它是好是坏， 我们都在其中长大，被它所造就。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它的一部分就在我们身上”；所以，“认为我们可以抛弃过去是愚蠢的。”（注：Cleanth Brooks,"Southern Literature:Past,History and Eternity", in PhilipCastille and William Osborne,eds.,Southern Literature inTransition:Heritage and Promise (Memphis:Memphis State
Univ.Press,1983),p.9.）福克纳的名言“过去决没死亡， 它甚至没有成为过去”，（注：William Faulkner,Requiem for a Nun( New
York:Vintage Books,1975),p.80.）可以说表达了南方人对待历史、对待传统的共同心态。萨特曾在评论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时打了一个生动的比喻。他说南方人像面朝后坐在飞奔的车里，过去看得很清楚，现在则十分模糊，而将来则根本看不见。泰特认为正是这种“朝后看”的历史意识“造就了南方文艺复兴”。（注：Allen Tate,Essays of FourDecades(Chicago:Swallow,1968),p.545.）研究南方文学的学者辛普森（Leuis P.Simpson ）也指出这时期的作家们都“竭力在弄清过去的意义”，从而同传统再建立起某种活的联系。（注：Lewis P.Simpson,The Dispossessed Garden(Athens:Univ.of Georgia Press,1975),p.70.）正是在这种探索中，作为传统主义者，他们对当时正在迅速征服南方的工商势力深恶痛绝；但作为真正的艺术家，他们也揭示出旧南方崩溃的必然性。他们认识到，即使没有南北战争，旧南方也会因其本身的弊病，特别是对人性的践踏而必然灭亡。这一认识同他们的传统意识和对故乡的热爱交织在一起，使他们对南方产生了极为复杂的矛盾心情。他们本想以旧南方对抗新南方，但却发现旧南方本身就弊端丛生；他们本想以传统抵制现代化，但却发现传统本身百孔千疮，难以生存。在作品中，他们强烈地表现出对旧南方爱恨交织的感情。这是理智和感情的冲突。它是促使他们不断探索的动力，是他们的艺术成就的思想和感情基础。这正是泰特所说的“自我剖析”和耶茨的名句“同自己争吵产生诗”的真正含义。
布鲁克斯指出：“一场有价值的同自己的争吵不仅是争吵，而且还意味着有一个值得争吵的自我”。（注：Louis D.Rubin and C. HughHolman,eds.,Southern Literary Study:Problems and Possibilities(Chapel Hill:The Univ.of NC Press,1975),p.208.）南方传统造就了他们，是他们“值得争吵的自我”。南方的问题就是他们自身的问题。因此他们对南方社会和历史的探索实际上也是他们的自我探索。所以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都能强烈地感受到作者的内心冲突和对南方爱恨交织的心情。正是因为南方作家们把对南方的探索同自我探索结合在一起，福克纳说：“那种能不动声色地、以完全超然和鉴赏的态度描写其同时代的冷漠才俊不存在于我们之中。”（注：William Faulkner," AnIntroduction to The Sound and the Fury",Mississippi Quarterly,Vol.26(1973),p.412.）在他的名著《押沙龙，押沙龙！》里，昆丁在探索象征着南方历史的斯特潘家族的兴衰史时表现出的同南方的强烈的“爱恨关系”，用鲁宾（Louis D.Rubin）的话说， “来自威廉·福克纳的内心深处，并且反映了现代南方作家同南方之间的关系”。（注：Louis D.Rubin,"The Dixie Special",in Doreen Fowler and Ann J.Abadie,eds.,Faulkner and the Southern Renaissance (Jackson :Univ.of Miss.Press,1982),p.87.）正是这种内心深处的矛盾和对南方爱恨交织的感情使他们的作品具有思想的深刻性和巨大的艺术感染力。而这正是20世纪以前美国南方作家所缺少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南方300年的历史中除了爱伦·坡和马克·吐温这样的个别作家的成就外产生不出伟大文学艺术的根本原因。
现代南方作家们的矛盾和痛苦心情还由于他们同故乡的人们难以和谐相处而加剧。尽管他们热爱南方，热爱其传统，但由于他们对南方社会、历史和文化传统的批判，他们程度不同地受到周围人们包括家人的误解、冷遇、孤立乃至仇视。泰特抱怨说，尽管逃避派诗人的声誉已远达欧洲，“但他们在范德比尔特大学校园里却被看作是一群令人讨厌的人……这场文化运动从未得到官方任何一点承认或鼓励”。（注：Tate,"Letter to the editor",The Alumnus,Vol.XXVI,no.5(March 1941),p.15.）结果这群诗人、作家和后来的文学批评家中除了戴维森外，其他中心人物全都离开了南方。托马斯·沃尔夫的情况更糟，他所受到的不仅是冷遇，而且是公开的敌视。当《天使望乡》发表后，这部杰作在他故乡阿什维尔遭到一致声讨和抵制，连他的同学也指责他在书中“向北卡州和南方吐了口水”。 （注：Hugh Holman,Three Modes
ofModern Southern Fiction(Athens:Univ.of Georgia Press,1966), p.56.）沃尔夫感到难以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所以他在1929年离开故乡后，同乔依斯一样，几乎没有回去过。福克纳的遭遇也好不了多少。尽管他很少离开奥克斯福，他却得不到人们的理解，反而受到嘲笑和攻击。他甚至由于反对种族隔离而在半夜接到恐吓电话。他的母校密西西比大学连他捐赠的作品也不接受。就连《飘》的作者米歇尔也同许多人一道攻击他“为了北方佬的臭钱背叛了南方，为北方提供它所需要的南方腐败的情况。”（注：Louis D.Rubin,ed.,History of SouthernLiterature (Baton Rouge:Louisiana State Univ.Press,1985),p.363.）此外，卡什和其他一些人也处在相同的境况中，卡什甚至在风华正茂之时自杀身亡。霍尔曼（C.Hugh Holman ）曾指出：“一个伟大的作家同他周围的世界总是处在某种对立之中。我们从未发现伟大作家们在他们的环境中感到舒适、惬意、关系和谐。”（注：Southern LiteraryStudy,pp.122—23.）
如果我们将他们的生活经历和创作道路同欧美其他现代主义作家略作比较，我们就会发现他们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很突出的一点是，乔依斯、爱略特、庞德、奥登（W.H.Auden）、斯特恩（Gertrude Stein）等许多人都觉得难以在故乡生活下去并从事创作而“自我流放”到异国他乡。当然南方作家们同欧美现代主义作家们之间的相同之处远不只这点。最重要的是，他们之间在思想倾向和艺术观点上是一致的。这些南方作家同现代主义作家一样都是一些反对现代工业文明的保守主义者。这说明为什么南方作家们对现代主义作家如此喜爱，并认真学习、竭力模仿。许多南方作家都认真研究和模仿过法国象征主义诗人。爱略特对南方诗人也影响不小。早在20年代初期泰特还是学生的时候就在逃避派中介绍和宣传爱略特，他自己的诗歌创作以及文学批评观都深受其影响。南方文学中成就最大的无疑是小说。这方面乔依斯、康纳德、托玛斯·曼、普鲁斯特在一定程度上可说是福克纳、沃尔夫、波特、威尔迪、沃伦以及其他小说家的楷模。福克纳甚至把《尤利西斯》推荐给他的新娘并帮助她理解。沃尔夫对乔依斯更是推崇备至。是“那个时代英语中最好的作品”，并承认自己受到乔依斯的“强烈影响”。（注：Nathen L.Rothman,"Thomas Wolfe and James Joyce",in Allen Tate,ed.,A Southern Vanguard (New York:Prentice-Hall,1947),p.53.）乔依斯的影响在沃尔夫的作品中如此明显以致有些评论家认为，没有乔依斯就没有《天使望乡》和沃尔夫的其他作品。另外，那些对现代主义文学发生了巨大影响的思想家如伯格森、休姆（T.E.Hulme）、 弗洛伊德等人也同样影响了南方作家的思想和创作。所有这些影响加在一起，使那些同现代主义作家具有共同思想倾向的南方作家成为20世纪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美国南方流派。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南方作家们并非简单地接受乔依斯、爱略特等现代主义作家的影响，简单地模仿他们的手法。他们的确虚心地向这些作家学习了不少写作技巧。但最重要的是，他们自己总是对艺术创作精益求精，总是在探索新的表现手法。应该看到，不仅在许多手法上他们同其他现代主义作家一致，而且他们在艺术手法上的探索精神同其更是一脉相承。其实，即使在以积极探索新手法著称的现代主义作家们中，恐怕也难找到像福克纳那样一生都在不断对小说形式进行实验，对表现手法和写作风格进行创新并获得那样杰出成就的作家。对此，诺贝尔奖授奖词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他“是20世纪小说家中伟大的实验主义者”。（注：哈尔斯特龙：《授奖辞》（张子清译，载李文俊等译），《我弥留之际》，漓江出版社，1990年，第429页。）除了福克纳外， 兰塞姆、泰特、沃伦、波特、威尔迪、威廉斯以及其他许多作家都在小说、诗歌、戏剧的形式与表现手法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正是由于他们在艺术上精益求精，由于他们对创作技巧孜孜不倦地探索和创新，才会有南方文艺复兴。
南方文学家对文学形式的极端关注、对艺术手法的精益求精还突出表现在他们在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实践上所取得的成就。理查德·金（Richard King）在《南方文艺复兴》中说，兰塞姆和他的几个学生泰特、 布鲁克斯、 沃伦等人“领导了一场文学批评上的革命”。（注：Richard King,A Southern Renaissance(Oxford:Oxford Univ.Press,1980),pp.63.66.）这场革命就是文学批评中的“新批评”。新批评派这个名字就取自于兰塞姆于1941 年发表的一部名为《新批评》（ TheNew Criticism）的著作。在这部书中， 他系统地阐述了新批评的基本理论和原则。新批评派卓有成效的批评实践以及布鲁克斯和沃伦共同编写的教材《理解诗歌》（Understanding Poetry）教育了整整一代文学批评家和文学爱好者，使新批评派统治美国批评界和大学文学课堂达二三十年之久。严格地说，作为一个批评流派，新批评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文学批评。当然，新批评并不完全是美国南方的产物。英美的其他一些批评理论家，如理查兹（I.A.Richards）、利维斯（F.R.Leavis）、恩普森（William Empson）、爱略特、庞德等对新批评派的创立和发展也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乔依斯在《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中表达的美学思想，特别是他关于作者隐退幕后的观点也是新批评理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伍尔夫（Virginia Woolf）、福斯特（E.M.Forster）、劳伦斯、斯特恩以及象征派、意象派诗人的文学主张无疑也对新批评理论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新批评派本身实际上是西方文学中现代主义运动的重要组织部分，或者说是现代主义在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中的反映。这不仅因为现代主义作家和诗人中许多人同时也是新批评派的代表人物，更重要的是因为现代主义作家们同新批评派对世界、对文学艺术、对文学同世界之间的关系的看法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新批评派，正如斯托尔曼所指出的，“精神价值混乱的主题”在所有理查兹、温沙特（W.K.Wimsatt ）、 布莱克姆（R. P.Blackmur）、 爱略特以及南方新批评派的“批评思想潮流中表现出来。 ”（注：Robert W.Stallman,"The New Criticism and theSouthern Critics",in A Southern Vanguard,p.28.）因此不论是现代主义作家还是新批评派都企图从美学上给予生活某种秩序，从艺术上构筑某种具有独立价值、自我完善的世界。所以他们都极端重视作品形式的美学价值。实际上，现代主义作家们很像福克纳笔下的贺拉斯或希陶尔，为了逃避一个因为传统观念的解体而感到难以生存于其中的世界，他们精心制造着各种完美而永恒的“希腊古瓮”。
新批评派的新是新在他们不是像以前的批评家们那样把批评重点放在作者和历史背景上，而是把分析的重点放在作品的形式上，通过分析作品和艺术形式来理解作品的意义。所以新批评又被称为形式主义批评。从他们极为重视作品的美学价值一点看，可以说，他们第一次真正把作品作为文学艺术来研究和欣赏。这是他们对文学批评发展的一大贡献。但是他们走向了极端，把作品看作是一个自我封闭、自我完整、独立于作者与现实的有机整体。这种观点不仅表明他们受到康德的二元论和美学思想的影响，而且还反映出他们同现代主义作家一样企图在一个精神价值混乱的世界里用艺术创造一种独立的秩序和价值的愿望。新批评就像一架强有力的机器，压制和清除着作品中各种可能破坏作品的平衡、和谐与完美的矛盾和冲突，以构筑一件精美的艺术品。许多南方新批评家同时又是作家诗人，在构筑精美的艺术这一点上，他们的创作和批评实践这两方面完全是统一的。
三
在南方文艺复兴为什么产生这个问题上，还有一点必须提到。南方文艺复兴不是无源之水，这样的空前繁荣决不可能从外面移植进来。在过去三百年间，南方在其特有的社会、文化、自然环境中发展了独特的文学传统。清除其糟粕，吸取其精华，是南方文学发展的基础；南方文艺复兴的产生和成就自然也离不开这个基础。逃避派诗人们一开始就注意了传统同现代文学潮流的结合。他们在“逃避”南方文学中的“婆罗门”的同时致力于吸收南方文学传统中的有益成分。戴维森在1923年就说过，他和他的朋友们“希望不断接触并在创作中运用现代诗作中的精华，同时也不会把过去遗留下来的好的东西视为无用而扔掉”。（注：Simpson,Faulkner,Sut,and Other Southerners,p.203.）正是由于南方作家们深深植根于南方文学传统中，吸取其有益成分并把它同现代文学中的“精华”结合起来，所以才取得那样的成就。
分析南方现代文学的成就，人们立即会发现，它同南方文学传统是分不开的。其实南方文学本来就有重视文学形式的美学意义和重视艺术手法的传统。爱伦·坡就是一个突出例子。他的文学创作和唯美主义理论不仅直接影响了法国象征派诗人，而且对南方作家和新批评派也有深刻影响。他把哥特小说同侦探推理小说相结合的手法在后代作家特别是福克纳的创作中发扬光大，被用来进行人心和社会的探索。种植园文学是南方所谓高雅文学的主流，现代南方作家们大多抛弃了种植园文学中粉饰南方、矫揉造作这些糟粕，而把它用来探索南方历史和表现南方社会及其以家庭为中心的传统伦理观念，使之成为南方文艺复兴文学成就的核心组成部分。泰特、格拉斯哥、沃伦、威尔迪、波特，特别是福克纳，几乎所有南方现代小说家的主要作品都受到这一传统的影响。除高雅文学外，南方还有丰富的民间文学。在这方面美国任何其他地区都不能同南方媲美。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稍后的爱尔兰文学之所以取得那样大的成就，同这些地区丰富的民间文学是分不开的。几百年来，美国南方文学从民间文学中吸取了丰富的艺术营养。其中最突出的恐怕是所谓边疆幽默，它成了南方文学的一大特色。马克·吐温的幽默闻名于世，其源头就是民间文学中的边疆幽默。而福克纳和现代南方作家们更是这一传统的集大成者。另外，南方还有极具特色的黑人口头文学。黑人中不仅产生了许多文学家， 包括南方文艺复兴时期的理查德·赖特（Richard Wright）和拉尔夫·埃利森（Ralph Ellison ）这样的杰出作家，而且黑人口头文学也极大地丰富了白人的创作。还需指出的是，文学首先是语言的艺术。南方得天独厚的是当地有极为生动、表现力极强的方言。而且，正如布鲁克斯所说，南方的民间传说和黑人口头文学不仅为南方文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而且提供了“充满生气与力量”和“民间诗歌味”的方言口语。（注：Cleanth Brooks,The Language ofthe American South(Athens:The Univ of Georgia Press,1985),p.17.）福克纳等现代南方作家继承马克·吐温的传统，在创作中大量使用方言口语，取得了很好的艺术效果。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现代南方文学的成就同南方文学传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如果从现代南方文学中去掉哥特传统、边疆幽默、种植园文学传统、方言口语，其成就就会黯然失色了。
南方文艺复兴的产生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它有着广阔的历史背景，深刻的社会根源，更有文学发展上的直接因素。它受到外部强大的影响，更有蓬勃的内在活力。它产生于美国南方经历深刻变革的时代，是现代化同传统社会相撞击、现代主义文学运动同美国南方文学传统相结合的产物。它不仅是现代主义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它的产生与发展也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产生和发展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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