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列宁主义的精髓——从俄国实际出发确定革命与建设的方针和政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俄国论文,精髓论文,实际出发论文,方针论文,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799(2000)06-0001-07
列宁在推进俄国革命与建设的过程中，一贯提倡把马克思主义同俄国实际相结合，从俄国实际出发确定革命与建设的方针和政策。这正是列宁主义的精髓。可是以往学术界、理论界对此研究不够，所以当前有必要就此进行研究，掌握列宁的理论与实践，从中吸取历史的经验。
一、提出列宁主义“精髓”的意义
20世纪20年代以来，在列宁主义研究史上，曾经出现过关于列宁主义的“主要问题”、“基本问题”、“出发点”和“根基”的提法。1926年，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一文中，针对有的人认为列宁主义的基本问题是农民的作用问题而提出：“列宁主义的基本问题，列宁主义的出发点，列宁主义的根基，就是无产阶级专政问题。”还说：“或者农民问题是列宁主义中的主要问题”，“或者无产阶级专政是列宁主义中的主要问题”，“这里必须加以选择。”[1](P398-400)斯大林的这些论述，旨在说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在列宁主义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他使用诸如“主要问题”、“基本问题”、“出发点”和“根基”等字眼，在于强调列宁主义体系中的最主要的、最重要的内容是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笔者认为，这个看法有以下不妥当之处：
第一，它只看到十月革命以前和十月革命时期列宁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与实践，没有看到列宁理论与实践中真正最主要、最重要的内容，即十月革命以后特别是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固然，列宁为在俄国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进行了十多年的艰苦斗争，包括建立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和指导1905年革命，组织和领导1917年十月革命，领导苏维埃政权镇压阶级敌人的反抗，特别是领导进行了三年的国内战争等等。但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常识告诉人们，相对于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而言，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更艰巨、更伟大。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俄国建设社会主义，尤其是这样。事实上，1918年春当苏俄决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管理俄国和发展生产上时，列宁就着手探索俄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进入新经济政策时期以后，列宁以更大的努力进行这种探索，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宝贵的理论。他这方面的理论和实践，才是列宁主义体系中最主要、最重要的内容。
第二，它只看到了现成的理论或结论，没有看到列宁理论和实践内容的精华，即列宁在思考俄国革命与建设时所采用的科学思想方法。固然，无产阶级必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列宁高度评价这一理论的历史地位，并且将它付诸实践，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可是，在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的过程中，它已经是一种现成的理论。任何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懂得，它是一种由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结合而产生的政治结论。历史和现实的经验告诉人们，了解、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最主要、最重要的不是了解、学习和掌握现成的理论或结论，而是要了解、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方法。如前所述，俄国是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与建设的实践中，就如何认识俄国的实际和如何提出正确的方针和政策，形成了科学的思想方法。这才是列宁理论与实践内容的精华。了解、学习和掌握列宁主义，更重要的是了解、学习和掌握这部分内容。
所谓列宁主义的“精髓”是指列宁理论与实践内容的精华和核心，是科学的思想方法，即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俄国的实际相结合，从俄国的实际出发，就革命与建设提出同俄国国情相适应的正确方针和政策。这样，不仅可以克服上述斯大林看法的不妥当之处，而且有下述认识上的益处：
第一，它可以使人们认识到列宁是一位务实的、在实践中不断推进理论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教条主义和灵活运用之区别。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与建设的实践中，向来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采取灵活运用和推进其发展之态度。在要不要进行十月革命和要不要由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问题上，教条主义者认为俄国的生产力尚未达到实现社会主义的地步，无产阶级不应该夺取政权，十月革命是“早产儿”。列宁则正确地指出，俄国生产力水平虽然不高，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虽然不够好，但无产阶级可以先夺取政权，利用手中的政权发展生产力，创造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在实现社会主义的措施问题上，按照马克思主义原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应该消灭私有制，消灭商品货币等等。列宁则从俄国生产力水平落后的实际出发提出，俄国可以利用私人资本主义和发挥国家资本主义的作用，利用商品货币的作用，迂回地实现社会主义。这样，列宁在实践中提出国家资本主义的理论、通过“中间环节”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等等，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第二，它有利于人们吸取列宁实践的经验，推进当前事业的发展。当前的实践，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指导，但也不能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必须从本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同本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根据这种精神，我党提出必须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必须健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等等。事实说明，我党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态度同列宁的态度是一样的，我党对待自己事业的思想方法同列宁的思想方法也是一样的。这样，研究列宁主义的“精髓”，提出它的精髓是从俄国实际出发确定革命与建设的方针和政策，有助于人们加深对我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认识和加深对我国发展道路正确性的认识，有助于人们吸取列宁的经验，发展当前的实践。
二、从农民战争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特殊形势确定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方针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资本主义经济充分发展的产物，资本主义只有在它的故乡即资本主义已得到充分发展的西方，才会走向灭亡。显然，1917年的俄国不同于西方国家。如果说西方国家是资本主义已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的话，俄国则是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可是，就在这个国家里，列宁领导无产阶级于1917年夺取了政权。
列宁之所以领导俄国无产阶级于1917年夺取政权，在于他认为当时俄国形成了农民战争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特殊形势，在这种形势下，无产阶级有必要和有可能夺取政权。
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战争引起的经济危机触发了俄国的工人运动。1915年5月，在伊凡诺沃—沃兹涅先斯克，3万工人举行总罢工，要求降低物价，提高工资。1916年，工人运动进一步高涨。1月22日，彼得格勒10万工人罢工，纪念1905年革命过程中的“流血星期日”。莫斯科和其他城市的工人也举行了示威游行。1917年1月22日，彼得格勒14万工人举行罢工。莫斯科、哈尔科夫、叶卡特琳诺斯拉夫、特维尔、图巴、巴库等城市也发生了群众性的罢工和示威游行。这时的罢工和示威游行，大多数带有反对沙皇制度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政治性质。与此同时，农民反对地主的革命战争也发展起来。在农村各地，饱受封建剥削的农民纷纷拿起武器，夺取地主的粮食、牲畜和农具，焚烧地主庄园。在这样的背景下，俄国发生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专制制度。二月革命后，由于新上台的资产阶级政府继续推行帝国主义战争政策和压迫广大工农群众的政策，工农群众要求和平、面包和土地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工人运动和农民战争进一步发展起来，形成了两种革命力量相结合的形势。鉴于此，列宁认为，俄国新的革命形势已经成熟。他于1917年9月22日在有关文章中指出：“现在正在成熟的革命，是无产阶级和大多数农民即贫苦农民反对资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同盟者英法金融资本、反对波拿巴主义者克伦斯基领导的资产阶级政府机构的革命。”[2](P252)9月29日，他在文章中又指出：“在俄国，革命的转折时机显然已经到来。在一个农民国家里，……农民起义正在发展。”[2](P268)“十分明显，既然在一个农民国家里，在民主共和国建立了7个月之后，居然弄到发生农民起义的地步，这就无可争辩地证明，革命正面临着全国性的崩溃，革命危机达到空前尖锐的程度，反革命势力快要达到极限了。”“一切征兆都表明，全国性危机已经成熟。”[2](P272)于是，列宁领导党制定武装起义的方针，发动十月革命，夺取政权，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上述事实说明，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条件是，国内既有强大的工人运动，又有猛烈的农民战争，并且从客观上看，这两种革命力量已经结合起来了，这是俄国革命形势的特殊性。列宁正因为看到了革命形势的这种特殊性，所以领导党及时制定了武装起义的方针，领导起义取得了胜利。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多次强调指出了俄国革命形势的这种特殊性。1919年4月，他在文章中论及俄国比较容易开始革命的问题时指出：“我们开始这个革命比较容易，有下列原因。第一，沙皇君主国在政治上的非常落后（就20世纪的欧洲来说）使得群众的革命冲击力量异常强大。第二，俄国的落后使得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与农民反对地主的革命独特地结合了起来。我们在1917年10月就是这样开始革命的，不然，我们就不会那样容易取得胜利。”[3](P294)他的意思是说，同西方国家相比较，俄国由于经济落后，存在着人数众多的农民群众，并且由于政治上的反动和落后，工人和农民都有强烈的革命要求，使工人运动和农民战争走向了高潮，这两种力量的结合使革命的功击力量异常强大，由此才有十月革命的胜利。
1923年1月，列宁在《论我国革命》一文中，再一次论及这个问题。当时，盂什维克尼·苏汉诺夫在出版的著作中提出，俄国的生产力没有达到可以实现社会主义的地步，无产阶级不应该夺取政权。针对此，列宁指出：“既然毫无出路的处境十倍地增强了工农的力量，使我们能够用与西欧其他一切国家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前提，那又该怎么办呢？”[4](P371)“你们说，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好极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为这种文明创造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4](P372)意思是说，俄国虽然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不够充分，但是工人和农民掀起了革命，形成了足以推翻旧制度的革命力量，无产阶级政党应该领导人民夺取政权（这个政权就是俄国发展文明的根本前提），然后发展生产力，创造文明，实现社会主义。他认为，从这里可以看出俄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俄国由于是介于酉方国家与东方国家之间的国家，“所以俄国能够表现出而且势必表现出某些特殊性”，“而且这些特殊性到了东方国家又会产生某些局部的新东西”[4](P370)。
三、从小生产占优势的状况确定利用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的政策
十月革命胜利时，俄国是一个小生产占优势特别是小农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同社会化大生产占优势的国家相比较，在这样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困难更多，任务更艰巨。因为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上，从小农经济不能够立即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经济。列宁在实践中充分地注意到这一点，从小生产占优势的状况出发，确定了利用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的政策。
1918年春，苏俄人民夺取政权和镇压剥削者反抗的斗争告一段落，党和政府决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生产建设上。之后，党和无产阶级面临的任务之一是管理俄国和发展生产。根据列宁的主张，苏维埃政权将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政策和措施，以此来加强管理和发展生产。当时的国家资本主义，主要形式有国家政权对资本主义企业进行监督，有国家对粮食的垄断和对资产者合作社的干预。但在当时，私有者从他们的经济利益和习惯出发，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国家资本主义政策。党内的某些同志也对这种政策持否定态度。针对这种情况，列宁在这年4月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的报告中，将国家资本主义同小生产相比较，深刻地指出：“我说国家资本主义将会是我们的救星；……因为国家资本主义是集中的，有计划和监督的，社会化的，而我们正好缺少这些。”“任何一个没有丧失理智、没有被书本上的只言片语塞满头脑的人一定会说，国家资本主义是我们的救星。”[5](P236)意思是说，如果摆脱教条主义思想方法，从俄国的实际出发看问题，就不难看出，作为社会化大生产的国家资本主义，具有小生产不可比拟的优越性，只有它才能使俄国摆脱生产力极为落后的面貌，从经济上和国力上强大起来。可是，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意味着不立即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即不立即消灭资本主义。党内那些持消极态度的同志提出，这是一种右倾思想，是一种危险倾向。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等文章中指出，俄国是一个小农在经济上占优势的国家，相对于这种情况而言，国家资本主义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如果德国革命迟迟不发生，俄国人民的任务是学习德国人的国家资本主义，全力仿效这种国家资本主义。他说：“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会犯不可饶恕的经济错误，他们或者是不了解具体事实，看不到实际存在的事物，不能正视现实，或者是只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抽象地对立起来，而不研究目前我国这种过渡的具体形式和步骤。”[5](P280)意思是说，有的人看不到俄国小农占优势的事实，不承认这个现实，不研究俄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政策和道路，不懂得在俄国搞经济建设不能简单地照搬书本上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知识，盲目地反对国家资本主义，这是一个经济错误。可见，列宁是何等重视从俄国的实际出发确定经济建设的政策和措施！
在这一时期，为了尽快恢复和发展生产，苏维埃政权决定吸收旧社会过来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吸收某些接受苏维埃国家政策的旧企业主，参加经济生产建设工作，并且决定付给他们很高的工资。于是，党内有的人反对说，这是对资产阶级的妥协。在上述文章中，列宁针对这种论调说：“我们目前正处在一种特殊的情况下，就是说，我们俄国无产阶级在政治制度方面，在工人政权的力量方面，比不管什么英国或德国都要先进，但在组织像样的国家资本主义方面，在文明程度方面，在从物质上和生产上‘实施’社会主义的准备方面，却比西欧最落后的国家还要落后。正是由于这种特殊情况，工人们目前有必要对那些最文明、最有才干、最有组织能力、愿意为苏维埃政权服务并且诚心诚意地帮助搞好大的和最大的‘国家’生产的资本家实行特殊的‘赎买’，这难道还不明白吗？”[5](P285)这里的意思也是强调俄国情况的特殊性，即俄国由于经济文化落后，文明程度低，所以要采取一些特殊的政策和措施恢复和发展生产。
1921年3月以后，俄国进入新经济政策时期。在这一时期，党和无产阶级的任务是结束国内战争时期不得不实行的战时共产主义体制，用新的政策和措施恢复和发展经济。这时，列宁在考虑俄国新的政策和措施时，明确地提出必须看到俄国小生产占优势的状况。他在俄共（布）十大政治工作报告中说：“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提出的贸易自由这一口号说明什么呢？它说明在无产阶级和小农的关系中，还存在一些尚待解决的困难问题和任务。我指的是，在一个无产阶级占少数而小资产阶级占大多数的国家里，当无产阶级革命日益开展的时候，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应当怎样来对待小业主的问题。”又说：“在我国，第一个特点……就是我国的无产阶级不但只占少数，而且是极少数，占大多数的是农民。”[6](P21)意思是说，必须关注俄国小生产占优势的现实，采取正确的政策对待小生产者。
在这次大会上，在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中，列宁在讲到无产阶级同小农的关系时，再一次说道：“毫无疑问，在一个小农生产者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通过一系列特殊的过渡办法，这些办法在工农业雇佣工人占大多数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是完全不需要采用的。”[6](P50)他认为，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由于工人占大多数，这个阶级可以成为在社会上、经济上以及政治上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支柱，俄国由于小农占大多数，这样的国家只有在两个条件下才可能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一个条件是它的革命能够及时地得到几个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革命的支持，另一个条件是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同小农之间达成妥协，即国家政权实行一系列有利于小农利益的政策和措施。在这里，列宁再一次提出必须关注俄国小生产占优势的状况和必须采取有利于小生产者利益的政策和措施。
列宁当时主张采取的新政策和新措施之一，是实行粮食税。此时以前的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国家实行余粮收集制，无偿地收取了农民及其家庭消费以外的全部余粮，严重地损害了小生产者农民的利益。实行粮食税，农民只需将收成的一部分作为实物税上交给国家，此外的粮食由农民自己所有。这样，农民进行农业生产就有个人的利益可图，他们的生活条件和生产条件就能逐渐得以改善。可见，粮食税是着眼于满足小生产者农民利益的政策和措施。列宁在党的十大报告中讲到必须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时说：“我们应当努力满足农民的要求，因为他们感到不满足，不满意，而这种不满意是合理的，他们是不可能感到满意的。”[6](P53)“我们必须今天晚上就把通过的决定用无线电向世界宣告，说明我们执政党的代表大会已经基本上决定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从而给小农许多刺激，推动他们来扩大经营，增加播种面积；代表大会正用这种办法来调整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并且相信，用这种办法一定能够在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建立起牢固的关系。”[6](P65)这足以说明，列宁主张实行粮食税，是因为他注意到俄国存在着人数众多的小生产者农民，注意到必须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和生产条件以及国家政权同他们之间的关系。
列宁当时主张采取的新政策和新措施之二，是允许自由流转即自由贸易。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国家不容许自由贸易，特别不容许粮食和农副产品自由贸易。这种做法使小生产者农民陷入无法生存的境况之中，因为小生产者农民必须通过自由贸易的途径出售自己的剩余产品，购回自己消费必需的工业品和扩大生产的生产资料。为了满足农民的利益要求，列宁在主张实行粮食税的同时，主张允许农民自由流转，或者说自由贸易。他说：“小农只要还是小农，他们就必需有同他们的经济基础即个体小经济相适应的刺激、动力和动因。这就离不开地方流转自由。……农民要求在实践上向他们证明，掌握工厂和工业的工人能够同农民建立流转关系。”[6](P55)“在小农国家内实现本阶级专政的无产阶级，其正确政策是要用农民所必需的工业品去换取粮食。”[6](P209)这说明，列宁主张自由贸易，也是因为他注意到俄国存在着大量小农的事实，注意到必须满足他们的利益和要求。
列宁当时主张采取的新政策和新措施，还包括允许私人小工业企业发展、实行租让制等等。在大工业企业一时难以恢复生产的情况下，允许和帮助私人小工业企业的发展，可以尽快地生产出人们生活必需的产品，满足农民商品交换的需要。列宁说：“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恢复小工业是必要的，因为它不需要机器，不需要国家的和大批的原料、燃料和粮食的储备，却能够立即给农民经济以相当帮助并提高其生产力。”[6](P209)实行租让制，将一部分国有大企业租给外国资本家，由他们到俄国来经营，可以使这些企业尽快恢复生产，生产出足够的产品，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特别是满足农民商品交换的需要。列宁在有关报告中讲到实行租让制的必要性时说：“这种类型的经济关系，即表面上像是同外国资本主义结成联盟的经济关系，将使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有可能在下面同农民进行自由流转。”[6](P60)这些事实也说明，列宁注意到俄国存在着大量的小农，注意到必须从这个情况出发确定国家的经济政策和措施。
上述这些政策和措施的实行，必然带来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发展。列宁明确地看到并指出了这一点。他在有关文章中论及自由贸易会带来资本主义发展时指出：“既然有交换，那么，小经济的发展就是小资产阶级的发展，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是无可争辩的真理，这是政治经济学的初步原理，而且被日常经验甚至是普通百姓的观察所证实。”[6](P210)然而，他认为，在小生产占优势的苏俄，应该允许资本主义的发展，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发展生产力，从而创造出实现社会主义所必需的物质条件。当时有人指责资本主义是祸害。列宁却说：同社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同中世纪制度、同小生产、同小生产者涣散性引起的官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则是幸福。”[6](P217)他要求党和国家政权不要试图堵塞资本主义发展的通道，应该利用资本主义，在利用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将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
四、从群众缺少知识和政治觉悟低的状况确定文化教育和政治教育并举的方针
俄国是一个文化落后的国家，十月革命胜利时，文盲者占全国人口的2/3以上。由于文盲者基本上不懂得政治，所以群众的政治觉悟也低。为此，列宁既主张在俄国进行文化知识教育，又主张进行政治教育，力图使这两者同时并举，形成合力，提高工农群众的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
在国内战争过程中，列宁即已提出，必须对群众进行文化教育和政治教育。1918年8月，他在全俄教育工作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十分之九的劳动群众都懂得，知识是他们争取解放的武器，他们过去的斗争遭到挫折，是因为他们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现在必须使他们人人都能受到良好的教育。他这里所说的教育，既是文化知识教育，也是政治教育。同年12月，列宁针对工农群众需要学习文化的情况，发出了《关于编写工农读物的指示》。其中写道：“在两周内编写出一套工农读物。”“叙述要非常通俗，是给文化程度极低的农民看的。”[7](P396)他提出这套读物应该反映如下内容：什么是苏维埃政权，怎样管理国家，土地法，国民经济委员会，工厂国有化，劳动纪律，帝国主义，共产主义等等。这说明，列宁一方面希望利用这套读物对工农群众进行文化知识教育，另一方面希望利用它对群众进行政治教育。1919年2月，列宁撰写和出版了《俄共（布）纲领草案》。该草案中国民教育方面的条文规定，对未满16周岁的男女儿童一律实行免费的义务教育，把文化知识教育和社会生产劳动紧密结合起来。同时，草案中还提出：“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就是说，不仅应当传播一般共产主义原则，而且应当对劳动群众中的半无产者和非无产者的阶层传播无产阶级在思想、组织、教育等方面的影响，以利于彻底镇压剥削者的反抗和实现共产主义制度。”[3](P106)这里他的思想是，学校教育既应该完成文化知识教育的任务，也应该完成政治教育的任务。
1919年5月，列宁在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现在群众迫切需要获得文化知识，因此，“必须向人民提出一些迫切的办法，使每一个识字的人都觉得自己有义务教会几个不识字的人。”[3](P320)在这里，他指出了以下事实：有些农民由于愚昧无知，从地主那里夺取了书籍以后，将其隐藏在家中，不愿意提供给周围的人学习。他说：必须反对和消除这种可笑而落后的行为，“我们应当把动员识字的人扫除文盲这一简单而迫切的事情着手做起来。应当利用现有的书籍，着手建立有组织的图书馆网来帮助人民利用我们现有的每一本书”[3](P321)。同时，他在讲话中指出，对群众的教育工作存在着来自旧社会的两方面阻力：一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人数很多，他们不断地散布荒谬的、欺骗工农群众的舆论。二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观念在起作用，特别是他们关于“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的观念侵蚀着工农群众的思想。据此，他提出：“我们现在非常突出地感到十分艰巨的工作是重新教育群众，组织和训练群众，普及知识，同我们接受下来的愚昧、不文明、粗野等遗产作斗争。”[3](P319)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列宁一方面主张对群众进行文化知识教育，另一方面主张进行政治教育。
需要指出的是，列宁主张把文化教育同政治教育结合在一起，是当时的形势和情况诀定的。当时，处于国内战争中的苏俄，政治军事形势极为严峻。形势要求工农群众站稳无产阶级的立场，拥护俄共（布）的领导，拥护苏维埃政权，不怕牺牲，勇敢地同国内外敌人进行斗争。可是，只有对群众进行政治教育，启发群众的政治觉悟，才能使他们做到这一点。如果不把政治教育与文化教育结合起来，或者说群众没有一定的文化知识水平，没有一定的理解能力和接受能力，政治教育则难以产生应有的效果。对此，列宁的认识是非常明确的。如他说：“在党的工作中，我们已经练出了一套广泛对群众进行工作的本领，但是必须辅以文化教育工作，包括进行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7](P450)意思是说，在当时，必须通过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途径，提高群众的文化知识水平，以利于党对群众政治教育工作的顺利开展。从另一个角度看，在有阶级以来的各种社会形态下，文化教育都不可能离开政治。在诞生不久况且阶级斗争十分激烈的苏维埃俄国，无疑更是这样。从这一情况出发，列宁说：“在各方面的教育工作中，我们都不能抱着教育不问政治的旧观点，不能让教育工作不联系政治。”[8](P400)他还说：“几十万教师——这是一批应该推动工作、启发人们思想、同目前群众中还存在的偏见作斗争的工作人员。”虽然有些教师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吸收他们参加政治教育工作者的行列，因为他们有知识，而没有知识我们就达不到我们的目的。”[8](P405)意思是说，在当时的形势下，文化教育工作者同时也是政治教育工作者，他们在进行文化教育工作时必须同时完成政治教育的任务。
进入新经济政策时期以后，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成为党的主要任务。列宁从工农群众文化知识和政治觉悟的现状出发，着眼于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提出必须加强文化教育工作和政治教育工作。
1921年10月，列宁在《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一文中，提请人们注意俄国文化落后的事实。他说：“由于我国文化落后，我们不能用正面攻击来消灭资本主义。如果我们的文化是另一种水平，那就可以比较直接了当地解决这项任务了。”[9](P194)意思是说，苏俄之所以不能立即消灭资本主义，反而需要利用资本主义，应该从它文化落后的事实中找原因。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必须使群众对新经济政策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从而保证它能够顺利推进。为了做到这一点，列宁要求把提高群众文化水平的任务提上日程，说：“提高文化水平是最迫切的任务之一。这正是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如果这样的委员会果真能为政治教育服务……的话。”[9](P195)还说：“由于实行新经济政策，应当不断宣传这样一种思想：政治教育务必提高文化水平。”[9](P196)显然，他认为在当时的形势下文化教育和政治教育这两项任务应该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这个思想同上述他的有关思想是一致的。在列宁看来，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首要的任务是在群众中扫除文盲。如他说：“文盲是处在政治之外的，必须先教他们识字。不识字就不可能有政治，不识字就只能有流言蜚语、谎话和偏见，而没有政治。”[9](P200)其次必须使群众有书可读，有报纸和宣传小册子可看，把现有的书刊合理地分配到群众手中。
列宁逝世前夕，在《日记摘录》、《论合作社》等文章中，再一次提出苏俄文化的落后性和提高文化水平的重要性。他说，苏俄距离人人普遍会识字还远得很，甚至同沙皇时代相比较，现在的进步也太慢。可是，能不能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对于苏俄的社会进步以至对于苏俄能否实现社会主义，关系极大。在他看来，苏俄向社会主义过渡，特别是苏俄农村向社会主义过渡，必须通过合作社的途径，可是只有在农民群众中进行文化教育，使他们增长见识，懂得参加合作社的好处，他们才会参加合作社。这就是他所说的：“为了过渡到社会主义，目前我们并不需要任何其他特别聪明的办法。……就需要一场变革，需要有全体人民群众在文化上提高的一整个阶段。”“不做到人人识字，没有足够的见识，没有充分教会居民读书看报，……我们就达不到自己的目的。”[4](P364)他还说：“完全合作化这一条件本身就包含有农民（正是人数众多的农民）的文化水平的问题，没有一场文化革命，要完全合作化是不可能的。”[4](P368)由此，他在提出两个划时代的任务时，规定其中一个任务“就是在农民中进行文化工作”。为了完成提高全体人民群众文化水平的任务，列宁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和办法。如把国民教师的社会地位提到资本主义社会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的高度，特别重要的是提高他们的物质生活水平。组织城市文化教育团体下农村，帮助农村发展文化教育工作。使城市一部分工厂党支部同农村党支部建立联系，要求前者帮助后者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等等。
总之，当时苏俄文化水平的状况，是列宁形成文化工作思想的基础和条件。列宁正是从当时的实际出发，提出了开展文化教育工作和政治教育工作的一系列科学思想。
[收稿日期]2000-0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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