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历史中劳动问题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欧洲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06］ 09—0005—07
人们不乏对劳动历史及西方历史中劳动问题的研究，尤其对不同时期劳动者历史的研究更为广泛。最近几十年内，研究社会和文化历史时曾反复涉及到劳动问题。无论是在对个体和社会群体从业者，如手艺人和家庭佣工或商人和学者的研究，或是对家庭和住户，公司和工作条件，性别、城市、抗议，或贫穷的历史的研究，都不乏对一个时期的或比较多个时期的劳动的历史进行简述，然而对空闲和失业的研究却相对缺乏。[1]
然而，对劳动历史研究的结构看来有些混乱。对于欧洲历史的劳动问题我们了解或能够知道很多，但应该如何阐述呢？由于劳动和其他社会活动存在着并仍然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历史学家很难找到严格的界限。这一问题的非清晰性使之无法成为历史问题研究的一个领域。无论如何，自20世纪80年代起，西方国家针对目前形势展开的关于劳动及“劳动协会”的辩论仍然无法改变人们对劳动历史的看法。[2]
为此，我从三个角度展开论述。首先，我将以时间为顺序，主要是以著名作家为线索讲一下大约1800年以前欧洲人是如何理解、解释、构想和评价劳动的。这种术语史研究方法部分地基于康策（Wender Conze）在《历史的基本概念》（Geschichtlichen Grundbegriffen）中的文章《劳动》（Arbeit）[3]，但侧重点有所不同，而且纳入了新的研究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我随意选择了阐述的分段，但这样的划分与传统吻合，并且前后相符，能够证实它的合理性。如中世纪基督教关于劳动的讨论与古希腊的讨论相辅相成，因此主体本身除倒叙外仍具有连贯性。
其次，基于本人的研究，[4] 我将论述20世纪的工业时代对劳动的实践和解释所带来的巨大影响。
最后，以简述当前问题结束本文。
对劳动理解的变化
基督徒米勒（Meier）很早就强调说，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对劳动的主要理解和现在的观点截然不同。 当时对“劳动”没有专门的术语。伯里克利时期（Pericles）的希腊人认为，把从事体力劳动的奴隶和从事脑力劳动的作家归为一类是不可思议的。劳动，从农民、工匠、商人、非熟练工人和艺人的角度来说——总的来说是经济性和依附性的劳动——是让人怀疑，甚至否定的。最初，人们视劳动为苦力和负担，且束缚于室内，由奴隶、女人，及地位低下的劳力所承担。与此相反的是城邦，即城里的公共场所，那里的事务由公民负责。这里的公民指的是家庭中的男性户主；完全不是工匠或商人，也不是农民或艺人；当然也不是没有技能的或作苦力的劳工。另外，他们有空闲并且正因为如此：他们能够享受公民的权利。空闲和自由被视为姐妹。土地的拥有起了帮助的作用，但这不是必要的区别之点。[5]
甚至在中世纪以前，基督教无疑在结束对劳动歧视的进程中做出过贡献。但首先让我们指出，在对待劳动问题时，犹太教—基督教自身的矛盾。比如，圣经一方面视劳动为灾难和苦难，另一方面把劳动看作是人类完成“滋润土地，征服土地”的神圣职责。劳动集诅咒和祝福于一身。但如果我们追随神学家潘能伯格（Wolfhart Pannenberg）的理论就会发现，圣经则更倾向于在安息日完善生命，那时上帝受到敬拜，人比在工作日劳动的时候更容易发现自我，而工作日是被视为必须接受的。[6]
在保罗（Paul）的传教中，我们清晰的看到他对劳动，包括体力劳动的更高的赞扬。保罗写到不劳者不应食。他认为不论身份如何，每个人都必须劳动。这不仅仅为了生存，也是“为了上帝”而服务于邻居，也是职责的完成。[7] 自6世纪， 基督教规便已与之相符。本笃会的修士（Benedikt of Nursia）写到，“空闲是灵魂的敌人，因此教徒应该把从事体力劳动和读圣经相结合”。其他的教规与之相似，尤其是西多会的修士（the Cistercians）。这些教规当然有利于在欧洲对劳动的重新评价， 尤其是因为基督教规同时反对奴隶制， 由此促进劳动者获得在古代（Antiquity）和世界其他地方长久失去的劳动自由。但是在宗教生活的语境中把劳动解释为有意义的这点，并不能改变仍占主导地位的对劳动——对手工劳动——的看法，即劳动是艰难的苦工和沉重的负担。这正是广大劳动者在田地里或城里劳作的经历，他们为生存而奋斗、在劳动中耗时费力的经历。教堂的神学传统里，对劳动的怀疑理论仍然存在。比如说阿奎那（Thomas Aquinas），他接受亚里士多德的思想，重申忏悔祈祷的生活（vita comtemplativa）比活跃的生活（vita activa）更重要。毕竟，中世纪的基督教堂不仅是僧侣和平民的教堂，也是或更是贵族和牧师的教堂。远离劳动，尤其是远离手工劳动，是贵族文化的一个中心标志。[8]
即使对欧洲劳动历史进行最简短的介绍，也应该提到中世纪和现代早期的城市。这些城市从12世纪开始自西向东扩展。它们的社会实体包括贸易行会和合作商业组织。与古代的城市不同，中世纪和现代早期的城市公民虽也都从事一种职业，但在自己的职业中的劳动权和对所有市政事务的发言权紧密相连而且相辅相成——这与古代不同。这一联系说明了“可敬的贸易”和“光荣的商业”的正面意义，以及劳动（尤其是职业劳动）的重要意义，这是指它们对发展资产阶级文化的意义。
城市是一个很广泛的话题，这里我只能一笔带过。至迟到韦伯（Max Weber）以后，城市对西方历史的重要意义已被认识。城市意味着市政自治与农村周边地区的封建主义相对，资产阶级从贵族中分离出来，自由公民的自信文化的发展与他们把自己组织起来同时进行。与古代城市的奴隶制相反，自由劳动已占据了主导地位。因此，劳动先对资产阶级市民的理念产生了影响，然后反过来对传统的劳动观产生正面的影响。[9]
这一传统延续到中世纪末期和现代初期。它日益以跨越单个城市的经济关系为特征：以对外贸易为中心发展商业资本主义；商人和出版商组织的家庭手工业；金融和信贷。同时，中世纪晚期的经济和人口危机导致14和15世纪的城市担心贫穷的蔓延，害怕乞讨的扩大，并与“懒惰”斗争；这与“自上而下”的劳动规范、勤劳、秩序和纪律相联系。新近的研究表明，正好在宗教改革运动之前，劳动开始与富裕和幸福联系在一起，懒惰则与贫穷和邪恶相联系。[10]
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引起了重新认识劳动的新浪潮。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比以前更高地估价活跃的生活（vita activa）和更低地估价忏悔祈祷的生活（vita comtemplativa）。他对劳动的赞扬是与资产阶级对贵族的不信任相应，与新教的反教权主义，与对旧精英的懒惰的尖刻批评相结合的，但是也与反对下层阶级躲避劳动的斗争，和与对乞讨的谴责相结合的。16世纪在新教国家开始建立贫民教习艺所和监狱并不是巧合。在加尔文（Calvin）的教义中，宗教对劳动的肯定，特别是作为职业的劳动的肯定，比路德的教义要更为明确。加尔文对劳动的赞扬逐渐变成一种劳动的苦行，而且与一种命定的原则相联系。根据这种原则，在这个世界上的经济成功是上帝在未来会给予恩惠的证明。
众所周知，马克斯·韦伯论证说，新教伦理为资本主义铺平了道路，而后又使得资本主义的实施成为可能。但是我们对关于路德和加尔文的那种过于现代的诠释仍然应该持谨慎的态度。他们没有把劳动本身视为目的，而是看作是附属于宗教目的和信仰的手段。路德仍然属于前资本主义时期。对他来说，劳动仍然与“苦力”和“苦工”相连，适与圣经所述的十分相似。这样的劳动常常使人觉得，其意义更接近于毫无意义的忙乱，而不是有意义、有信仰的生命的完成。①[11]
欧洲的17、18世纪是重大变革加速进行的时期，从那时起出现了现代世界。在这个时期，现代的、普遍的劳动概念占据了上风。这个概念涵盖了十分广泛的体力的和脑力的活动，并且大都具有正面的涵义：劳动是有意识，有目的满足欲望的活动，并且是实现人生的组成部分。这里，我只提示但不详细阐释这一概念出现的历史背景。这里包括工业化之前资本主义的进一步扩大，尤其在对外贸易、“原始工业的”家庭手工业，以及大农场方面。这里包括专制主义公国用来构建国家的政策，包括财政政策、重商主义之经济政策和重商主义。反对贫穷的社会纪律及社会—道德歧视也是这类政策的一部分。这就使得劳动成为国家进步和管理的目标、国家力量的源泉和公共价值，虽然劳动的组织日益以私人为基础。新新教主义应该提一下：尤其是西欧的清教及其对北美移民国家的影响；卫理公会派成为了“劳动的无情的宗教理念”；另外，在中欧，是虔信派（17世纪德国路德教的一个宗派——译者注）及其传教的结果。最后，应该提到启蒙运动以及与之有关的尤其在18世纪后崛起的由企业家和受教育的人们组成的新的、有生气的资产阶级。[12] 在术语史中有两种发展应该区分开来。[13]
首先，启蒙运动的哲学与之后的德国唯心主义有力地奠定了劳动概念的基础。17世纪中期，托马斯·霍布斯把劳动（operatio）和活动（actio）紧密地与权力（potentia）联系在一起。稍后，约翰·洛克视劳动为社会的基本术语。他认为，劳动，尤其是个体劳动，是财产权的基础和事物价值的基础。在法国启蒙运动的典范著作，达兰贝尔和狄德罗出版的《百科全书》（1751—1772）中，我们找到“苦工”一词的说明是：“一个人的整日的劳动是为他的需求所迫，他的健康、生存、安宁、理性，或许还有品性都取决于这种劳动。”“劳动”、“苦力”和“苦工”的传统联系开始松散了。至迟是笛卡儿提出，技术（artes）和不断发展的科技能够减轻劳动的负担，使劳动成为乐趣。莫尔和康帕内拉的乌托邦已经设想和详述了。
一百年后，康德（Imanuel Kant）更为激进地表述了这一思想。他把空闲贬低为“空虚的时光”并把劳动提高到生命的意义：“我们越忙，越能感到我们活着，也越能感受到生命。空闲时，我们本仅感到时间流逝，甚至感到生活没有意义。”席勒（Friedrich Schiller）使这个想法流行起来，并赋予它社会—历史地位：“劳动是公民的装饰、祝福，对他努力的奖励。荣誉归于国王的尊严，荣誉归于我们双手的勤劳。”
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的教育改革运动中，劳动具有崇高价值的信念成为了一种社会力量。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齐（Johann Heinrich Pestalozzi）便是一例。他指出了对劳动重新评价的另一方面，即——远在马克思之前——对劳动的现实方面的批判不符合关于劳动的新的重要的概念：批判的是那种已经程式化的，高度分散的，反复出现的剥削劳动，如当时制作业中的童工，然而很快童工就完全是为了谋生。在1978，裴斯泰洛齐写道：“没有人性化的目的，劳动便不是人的尊严。”
进入19世纪，启蒙运动将劳动、教育和人的尊严相联系，这成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意识中的重要动力，并体现在“劳动者教育协会”上。它被视为欧洲劳工运动的一个根源。
劳动的概念不仅有哲学的论证，而且有经济方面的。这样的例子可以从18世纪的重农主义者和苏格兰道德哲学家中找到，尤其是极有影响的亚当·斯密，他的先辈、译者及追随者。斯密把劳动描述为财富和新增价值的源泉，为科学意义上的唯一生产因素，为商品价值交换的真正衡量标准，和日益发展的经济学的主要术语。这一对劳动的科学解释排除了所有的苦役、痛苦和轻视。从这一角度看来，劳动是一种无穷尽的动力。它创造财富、奢华和资本——而且这种观念被接受时带着这样的希望和信心，即积累最终会促进整体福利的提高。即使在工业化之前，这也是成功的资本主义对劳动的看法。工业化在18世纪晚期之前未在英格兰开始，或者说，在19世纪前未在欧洲大陆开始。
斯密设想的社会是一个经济的社会：以劳动分工为基础，由市场和开明的自身利益（同样由法律和习俗）联结在一起，并以生产和消费、劳动和欲望为其中心。这个现代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社会理想以其关于进步的乐观主义建立了一个很好的平台，用来批判关于政治权力、贵族权力和专制主义国家的现有形式。同时，斯密的社会是一个“政治经济”的体系，它把经济与政治、民族和国家联系起来，并且推崇劳动为民族—国家繁荣强盛的根基。
这些是19世纪初以前欧洲关于劳动的理解所经历的几个阶段。我走的是一条简易的路径，从主要作家的话语中摘引重构，而不是从社会环境对劳动的日常的理解来进行研究。在17或18世纪，任何一个靠自己双手劳动终生的人，无论是农夫、农民、男女仆人、工匠、家庭佣工，或在田里、货摊上、家里、走坊里、建筑工地上的手工劳动者都不易被忽视，被忘记或被当作劳动的负担和苦工，艰辛和痛楚（最起码在手工劳动时是这样）。这些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是这样说的。工人的经验和对劳动的理解一定和描写工人的作家截然不同。工人的观点是有很大差异的。[14] 我看的西欧和中欧的情况比东欧的多，看新教比天主教和东正教多。我也忽略了国家和地区的差异。但是我所描述的并不局限于单个国家；这是欧洲和北美（也就是西方）的整体趋势。与其他文化进行比较是十分向往的。到了工业时代，也就是19世纪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劳动和工业化
直至工业化初期，为挣工资而进行的自由劳动仍属少数。劳动，包括为谋生而从事的劳动，仍承受着很多的束缚，如在协会中劳动，受户主控制的劳动，在公司（像同业工会）里的劳动，或在束缚于土地或地主封建属地劳动，或没有人身自由的劳动。工业化之前，自由工资的劳动——以合同为依据赚取薪水或工资的劳动——不能成为正规，虽然最初常以隐蔽的形式存在。直到现在带薪劳动才成为谋生的主要形式（Erwerbsarbeit）。直到现在，劳动大众才成为市场上交换的对象，因而成为商品。[15]
部分地，这与上个世纪所强调的独立劳动是生命意义的完成的概念相悖。这一相悖导致人们对工薪劳动的批判和抗议，认为这种劳动是受他人支配的，依附于人的和受剥削的劳动。这一批判在马克思的理论和19世纪的工人运动中体现得尤为深刻。
工业化以及随之相伴的城市化使得劳动成为谋生的主要手段。劳动更多地在制造厂和车间，工厂和矿厂，办公室和行政机关里进行。其中存在着多种多样的过渡的和混合的形式，但总的趋势是把谋生的场所和住家、家庭分开。这些空间上的分离对于农民阶级、家庭雇工和手艺人、商人和学者来说是很陌生的，他们在上个世纪大都在家里做工。为谋生而从事的劳动与其他形式的劳动、与生活活动紧密联系着。由于养家活口的人及其赡养者人数的快速增加，这一现象正在改变。
家庭和住户已经失去在过去几个世纪中所具有的作用。最主要的是它们已不再是谋生的场所。这时私人家庭从工作场所和公共场所中分离出来，已成为正常现象。
劳动，以其为了谋生的意义上说（即Erwerbsarbeit），已局部地成为相对明显的不同的系统，以其依据自身的规则运作而言；成为特别明显的不同的系统，以其依据市场规律，处在老板的控制之下，并依据标准运作而言。劳动把自身构成为一个有界限的，有经验的局部性的领域；作为劳动本身，有自己的场地和时间，在一定程度上与其他生活活动分离开。在Erwerbsarbeit意义上的“劳动”与“非劳动”（其中包括重要的，但一般不大提到的劳动因素，也就是不为谋生的劳动，如在家里的劳动，或为家庭做的劳动）的区分已被广泛接纳。这固定作为话语的劳动和官方统计中出劳动术语的含义：这里的劳动的定义都被限定为“谋生的劳动”（Erwerbsarbeit），而在家里做的劳动（尤其是妇女做的劳动）不再被视为劳动。
家庭和住户与谋生的劳动的分离对两性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导致了两性作用的鲜明的差异。
作为常规，前工业时代的劳动在时间上是不规则的，没有严密地组织起来。自然的日月节奏限定了速度，并且没有明显的界限。劳动很可能占用很长时间，但总是间歇性的，穿插有休息、其他活动和闲暇。劳动量很难计算。
工业化以及谋生劳动和家庭、住户生活的区分使得劳动时间的组织更加精确。现在，劳动有自己的时间。在这一点上，谋生劳动的时间和其他活动的时间有了更加明显的界限。打钟、汽笛、准确的钟点、工厂大门的通行以及门卫的进入纪录确定了上下班的时间。工间休息时间被更严格地规定。到了19世纪中期，平均劳动时间增加了，而间歇时间减少了。劳动更容易计算——而冲突的导因增多了。
在前工业时期，大多数人谋生的渠道不止一个，而是有多种收入，从多种“工作”获得的收入；这些工作在一天中、一年中，和一生中会不断改变。19世纪的工业化意味着在某个特定公司中，也在整个社会中，劳动分工的增加。谋生需要的劳动量有了扩大。从长远看，高质量的劳动比重增加了。这就一方面增加了同时实行教育和培训体系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增加了与劳动世界联系的重要性。这有助于减少人们职业生涯的不稳定性。人们一生从事的职业劳动比以前更易于计划安排。以个人理解和个人的社会背景为基础而寻找专门的职由劳动的可能性增加了。职业和职业地位成为个人认同和社会认同的最重要的基础。
但是，仍然存在若干问题：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这或许只对下述人是事实？这些人包括：在稳定的行业工作的少数工人，大公司的固定职员，公务员包括教师，以及越来越多的有专业技能的人。对于许多工人来说，尤其是技能不高的人，穿梭于城乡的普通工人和流浪者，许多流动工和季节工来说，不同的工作的混杂和经常改变难道不还是常规吗？关于这方面的议论很多。然而调查的状况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结论。更多的知识会更容易做出判断：今天新的更大的流动性和使一生职业生涯断裂的倾向实际上是怎样的。[16]
在工业化时代，劳动在社会、政治和文化方面越来越重要。17和18世纪的知识分子对劳动的想像成为了现实。这部分地是由于谋生的劳动的新经验，因为这种劳动成为了有其自事逻辑的不同的领域（参考以上的解释），部分地也是由于工业化使经济学的重要性增加了，而经济学现在对社会、文化、政治的影响更大了。部分地这是由于文化认同和生活现实意义的竞争因素的削弱，如宗教意义的减弱，土地的腐蚀，地缘联系的松懈。除了劳动，就是民族主义的崛起仍旧是保持认同的力量。在这里，必须补充以下几点：
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最大的抗议和解放运动——工人运动，就植根于谋生的劳动。它集中代表了来源于相同劳动条件的相同利益；它吸纳的成员来自依附性的劳动人民，如工薪劳动者。运动设想它的成员有相似的劳动经历并会导致相同的重我感悟和文化。理想化了的劳动——不幸！——构造了工人运动的需求、文化和自我描述，包括它的图像。[17]
19世纪中期劳动成为自由主义（自由市场）话语的中心话题。“如果特权过去曾经是神圣的，那么如今劳动是神圣的；自由劳动、勤劳和活动……是如今最神圣的。”这是1848年在法兰克福的国家议会上一位自由民主派代表提出的。[18]
对于19世纪晚期的妇女运动来说，新的工作机会是要求解放、平等权利和政治影响的基础。反过来，新的政治影响也能帮助妇女获得新的工作机会。[19]
自1880年代起，谋生的劳动成了社会福利国家出现的基础。工人（并非穷人）成了俾斯麦的国家健康、事故、老龄保险的对象。这一制度的资金来源于工人和雇主的捐款，而不是靠税收或节俭。至少在德国，谋生劳动与社会安全是紧密相连的。如今我们面临的是其后果：大大增多的劳动成本使劳动价格高昂并增加失业。重新改组早就该实现了。[20]
劳动和国家形成的关系变得疏远而间接。到1848—1849年间，出现了“国民劳动”（national work）这个词。之后不久，里尔（Wilhelm Hcinrich Riehl）写了一本关于这一题目的书。自1850年代起，世界博览会展出了由国家区分的，并且反映国家的愿望的劳动和劳动产品。1875年，布拉格的一位教授写道，劳动“在一个人身上打上实质性的烙印，它形成国家。国籍和国民劳动是同等的术语。”[21]
最后，政府在斗国家内对劳动的调节日渐增多。多少世纪以来，官方的法律规定调节着劳动，在商业中补充行会法典和在农村中补充土地和庄园产权的法典。自从19世纪初的改革到1860年代，国家在经济自由主义（自由市场理论）的标志下，极大地放松了对劳动的调节。但从19世纪晚期起，国家的调节重又加强。社会法和劳动法双管齐下，部分地是对罢工和社会冲突做出的反应。个体劳动合同越来越多地遭到压制、限制，或者被在工会与雇主协会之间的集体商讨协定（同样被法规）所补充。在资本主义制度中，私人的供求通过市场决定劳动的条件和价值；但是劳动也成了部分地由集体协商过程和政治准则决定的集体产品。[22]
目前的看法
基本未变的劳动体系在20世纪早期日渐明朗。这里无需对目前的情况做冗长的论述。我只简述三点。今天有哪些新东西？
被称为“全球化”的不少方面其实并不如看来的那样新鲜。但是，当今“涡轮资本主义”的跨国经济联系（尤其是资本流通和交流革命）引发了一种新质，它加强了跨国的劳力竞争，并且尽量减少限制民族国家调节劳动的能力。国家对劳动的调节，19世纪以来经济体系的一个支撑，已现出使用过度的状况。我们必须在免除调节（包括由此带的不良后果）和在跨国层面的新的调节形式之间做出选择吗？更加成问题的是，我们是否真能进行选择，因为我们并没有跨国家的有能力和合法性的调节劳动机构。欧盟是个开端，但还不够。[23]
如今大批的失业现象是不是新的历史危机，并且需要新的治疗方法？造成失业的技术革新的激进性支持这种观点，还有下述无法否认的观察：过去看似适合于在住户和家庭工作的人群现今在寻找带薪工作；为谋生劳动的妇女的比例增加很多并且在继续增加。其背后是两性关系的深远变化。其背后还有那个依旧巨大的吸引力：几个世纪以来谋生的劳动的发展，和它对我们文化所造成的影响。
仍然有许多假设认为如今的失业现象不会持续太长。在一些国家里，如美国、英国和荷兰，这一现象已有明显改善。其他国家，如日本，从来就不严重。在德国和法国，要做的工作并不匮乏，还出现了新的愿望和需求，因而潜在的劳动并不少。需要做的是把潜在的劳动转变为工作；为此，需要机构和意识上的改革。这会很难，但并非不可能。[24]
但是我们正处于重大变革的中途。整体上讲，劳动的意义正在缩小，劳动本身正在变化。一方面，劳动以外的生产因素——资本和知识——比在19世纪时显得更重要。另一方面，把共同劳动模式化和社会化的力量已经减弱：经典的工人运动的时代已经过去，与它一起过去的是这样的阶段，即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受劳动世界的经历、利益、冲突和忠诚的影响。这种转变的一个原因是下述根本性的变化，其形式是在通讯革命和全球化的影响下劳动从体力的转为非体力的，社会从工业的转为服务性社会。谋生劳动在生活中所占比例明显减少。与一百多年前相比，人们在劳动上花费的时间极大地减少。“工作场所”丧失了明确的界限，有时变成流动的，或者完全消失。工作和不工作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把劳动限定为谋生的劳动的通常说法已受到质疑。难道不应该把“劳动”定义得比“谋生的劳动”更多样、更广泛吗？[25] 把谋生的劳动与其他活动，把工作与休闲、职业与家庭结合的机会越来越多了。两性间的关系更加灵活了。
但新的问题也涌现出来。如果谋生的劳动的社会化的约束力量消失了，用什么来取代？如果劳动的社会—政治稳定性统统消失了，什么样的机构变化才是需要的呢（比如，社会安全体系）？如果在许多个人的生活中，谋生的劳动的比重下降了，那么他们为他们的人生规划和自我实现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呢？如果劳动不能给生命足够的意义，那么什么可以取而代之呢？
对事物的理解和方式已经发展了几个世纪，不能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割断；这同样适用于受到高度尊重的欧洲文化，尤其是在劳动问题上。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动态连续性并没有被打破（结果尚难预测），伴随的市场导向的谋生劳动还在继续，就像它在19世纪时正常发展的那样。另一方面，工业化时代已经过去。全球化和通讯革命在改变人们的生活。这可能意味着，对过去两个世纪是典型的劳动体系气数还未尽——至少在某些方面。一些新的发展，比如谋生劳动和家庭的再度融合，或工作历程的更多分割，看起来似乎回到了前工业时代的模式。但未来的轮廓仍被浓雾笼罩着。
（本文译自英文。原文为德文，英文译者为Mitch Cohen。）
收稿日期：2006—05—26
注释：
① 更多新近的研究十分强调14世纪以后对贫穷和劳动的看法的持续不变，并对宗教改革带来的看法变化的深度表示某种怀疑，而宗教改革长期以来在德国的研究中是被过分强调的——这点可能是1870年代与法国进行的文化斗争的结果。Cf.also Volker Hunecke,
berlegungen zur Geschichte der Armut im vorindustriellen Europa,in: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9(1983),pp.480—512；Oexle,Arbeit (as in Fn.8) Generally:Heinz Schilling,Die neue Zeit.Vom Christenheitseuropa
zum Europa der Staaten,1250—1750,Berlin 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