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时期湖湘士绅文化心态的转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士绅论文,心态论文,时期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在近代中国的流变发展中，中下层士绅的文化心态直接影响着整个社会的进程。就“开风气之先”的湖湘士绅来说，从19世纪60年代的盲目排外到90年代末借鉴西学、求新求变热潮的兴起，充分说明文化更新是社会转型的启动器。只有在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互补、革新之中，中国才能实现真正的变革。
晚清社会的士绅群体，是当时社会的中心，他们的状态，是非功过，关系着整个社会的进程。本文试图从文化层面检视戊戌前后湖湘地区中下层士绅文化观念的变化，及其对湖南社会近代转型的制约与推动。
一、近代中国人文化心态的艰难选择
文化，泛指所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包括经济、政治、科学技术、道德风尚，以及人们观察事物的价值评判、思维模式等，具有整体性和发展性的特征。一方面，构成文化的诸因素总是不停地在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并趋于协调状态，这使文化呈现为不同类型。同时，它们又处于不断流变发展、不断更新的新陈代谢状态，这使文化富有生命力。在这个不断更新和发展的过程中，作为文化主体的人，对本土文化和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外来文化持何种价值评判、情感、以及行为倾向，就表现为文化心态。比如，是认同、开放、接纳，还是否定、封闭、拒斥。文化更新的实现，表现为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过程。从本土文化自身看，不断地吸收本民族、本地域社会进化的营养，借助于对初始状态文化形式的复归来实现对过去的超越和突破。如春秋时代孔子的“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西欧“文艺复兴”通过对希腊、罗马古典文化的复归实现对中世纪文化的突破。这是更新的一种。随着世界交往的发展，文化更新也越出本土文化的范围，出现了不同类型文化的接触，如古代佛教文化之传入，近代西方文化对华夏文化的冲击。两种不同质的文化相遇，产生了一个优势选择和融合创新的新问题。文化学意义上优势的含义，主要应该是指社会发展阶段的差距——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中世纪和现代。这是从整体上判断文化的先进与落后的尺度。本来，优势互补应该是不同质文化的自然选择。中国古文化的发展曾融合过佛教文化的精华，欧洲启蒙文化也曾吸取过儒家文化的智慧，经过优势选择互补后，西方文化、中国文化都进入了更高一级的发展阶段。一般来说，国家、社会处于兴旺、安定时期，本土文化表现得雍容大度，海纳百川，呈开放型。在国势处于衰落、被动挨打的情况下，面对先进的社会文明，文化心态就会变得很复杂，不同类型文化的矛盾冲突就会显得异常激烈。中国近百年史就是鲜明的例证。
1840年以来，古老的曾在世界历史上享有过一度辉煌的中国文明遇到了强劲的挑战。这挑战来自比自己处于高一级社会发展阶段的西方工业文明。冲击是全面的，从生产方式、政治体制，以至观念形态领域的道德、习俗都引起了中国社会的全面震荡。这种相遇，激化了停滞已久的中国本土文化所面临的各种矛盾冲突。冲击的方式伴随着暴力和强权。近代西方文化奠基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先进，但又和殖民侵略结伴同行。大炮、条约把中国社会推向了生存方式的重新选择关头。这是一种不对等的“文化交流”，它扭曲了中国人的文化心态。在这种背景下，民族感情和自卫心理会转化为防范意识、自我封闭、固守传统；对外来文化的理性分析和选择，容易被爱国激情掩盖下的狭隘民族感情和守旧意识所代替。19世纪中期以来士绅中又想学习、又要排拒的心态，实际是在以征服者姿态出现的优势文化面前挨打者被扭曲心态的反映。西方近代工业文明是欧美大陆经过几个世纪合力创造的，社会发展长期停滞的中国要走出封闭与落后，效法西方是一条捷径。19世纪中期开始的这一次“西学东渐”，虽然是借助于大炮的威力，伴随着掠夺，但对中国来说，则未尝不是国家、民族迈向近代化的一个重要契机。中国社会急切需要既充满激越的爱国热情、民族自尊，同时又能区别和处理军事上的侵略、经济上的掠夺和文化上的渗透这些不同层次的问题，在两种文化撞击时保持一种开放的态度，理性地认知和按纳西方文化，既敢于正视对方的优长、自己的弊短，又能主动积极地吸收、融合的健全的文化心态。
但是，处于封建末世的晚清士风已染上了难以救药的多种病态，如龚自珍所批评的那样，庸懦苟且，积弊日久。侵略战争和条约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关”闭不住了。从封闭走进强国如林的外部世界，需要自信、自强，需要理性地分析和对待，而不是简单的“义愤”。但是，能做到这点需要高水平的文化素养。19世纪中国社会的知识层，在这方面步履维艰。从40年代到90年代中期，战争、条约、丧权、失地的落后挨打经历将近半个世纪，龚自珍所抨击的状况并无多少改变。1897年《集成报》曾登载一篇时论报导，介绍西方人对中日战后中国社会士气民风的观感：本以为“酣睡的中国”经此一役后“必当从此醒矣，孰知打一喷嚏依旧酣睡……终日昏昏在大梦中”〔1〕。甲午战败，创剧痛深，不少论者，大声疾呼改革，以为“睡狮猛醒”。但细加分析则不难发现，慷慨激昂者，仍然是少数精英们的心态。《集成报》反映的则是一个广大的不属于精英层的士绅群体，其中包括为数不少的食禄受封的官僚们。1896年1 月《申报》有这样一段记载：“京中士大夫近日风气……所谈论者鼻烟绍酒、玉器瓷器具而已。其讲求书法名画者十不遇一；其念及民隐士风者百不遇一；其通知古今、筹虑中外者千不遇一。间有一二人力矫锢习，往往屈抑而不能有为。”〔2〕1896年1月，旧历算还是马关订约的当年。无怪因喜谈洋务而至“侧身天地，至无所容”的郭嵩焘多次慨叹：“窃谓中国人心有万不可解者。西洋为害之烈，莫甚于鸦片”。中国士大夫却“甘心陷溺，怙为不悔”，“钟表玩具，家皆有之，呢绒洋布之属遍及穷乡僻壤”，但一闻修造铁路电报，兴办机器制造，就“痛心疾首，群起阻难”〔3〕。《申报》、《集成报》的载文和郭氏的愤慨，反映了封建末世整个社会机体腐败日下的士风民俗。正是这个日趋腐烂、了无生机的社会机体，在19世纪80年代曾经制造了第一批留美幼童的历史性悲剧：本为“借用美国的优良教育组织”培养人才，以15年为期、平均年龄不到15岁的120个幼童，“从青春到成年”都将在资本主义环境和教育中成长，所学专业又包括了机械、经济、法律、政治、民政管理等“一切对现代化行政有用的知识”，而且幼童们在学习期间还“几乎无例外地显露了学者的……非凡的才能”，如果学成归国，“足为中国解决那些当务之急”。尽管清政府中断了他们的学业，但他们中后来仍然出了第一位在国际上得到承认和高度评价的铁路工程师，第一位著名矿冶工程师，第一位获准在美国开业的华商律师，第一位民国国务总理，等等，证实了这批人经过平均不到九年的系统新教育后所具有的建设现代社会的能力和才智。但是，无情的事实是，他们中的多数人却被顽固的政治和社会势力，被不健全的文化氛围窒息了。80年代初凄然返国后，先是被隔离审查，继是学非所用，“被分配到全国各地”，“生活困难”，被歧视为“洋鬼子和对国家无益的人”〔4〕。以至到中日交战，办洋务已及30年，中国仍“无一急切可恃之才”。学西方，中日两国是同时起步的，但中国失去了一次又一次的契机。面临着由封闭的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迫切要求人们的文化观念由锢闭进入开放，由愚昧转为科学，迫切要求精英们的认知成为社会多数成员的共识。这个变化终于在维新变法高潮中，在一个广大的非精英群体——普通士绅中出现了。湖南就是当时的典型。
二、戊戌时期湖湘士绅文化心态的转换
戊戌前的湖南，地处内陆腹地，因交通不便，与外界很少往来。这里虽曾有过最早的以办洋务著名的高级官僚曾国藩、左宗棠等，有晚清第一个出使大臣，因洞悉洋务“本源”而成为叛逆的郭嵩焘，还有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魏源，但他们多为官在外，在家乡影响不大。故就乡土社会的广大中下层士绅来说，仍然是守旧势力的天地，在中外人士的评论中，都是以民气强悍，士风守旧著称。1898年《申报》评论维新前湖南时局时说：“湘中向不与外人通，读书积古之儒，几至耻闻洋务，西人所谓守旧之党莫湘人若也”。〔5〕自19世纪60年代年以来，湖南士民与洋人的冲突就已层出不穷。地方官吏动辄借士绅之力以排外，“能言拒洋人者皆良民也”〔6〕，于是各地经常出现“绅民大哗”、 “聚众狂呼”、“投石以击之”〔7〕的殴击洋人事件。以泄忿为快、为爱国，以拒洋人、洋事物入境为保乡土。70年代后期，长沙曾发生“欲怙众人狂逞之力毁撤机器局，约期集会”之事，“至是而民气之坏益不可支，至于动辄榜示揭督抚司道之名，指斥为勾通洋人”〔8〕。在这种封闭观念之下，凡是与洋人、洋事有关的人和事，一概遭到攻击。郭嵩焘出使归国，长沙官绅不许所坐轮船进省河，大街上揭帖指名骂为“勾通洋人”，甚至“自巡抚以下傲不为礼”〔9〕。民风强悍并不一定是坏事，但由于地方大吏的昏顽，被引向了盲目排外。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世纪90年代。1890年，张之洞奏设电线施工到湖南时，“澧州绅民，群起反对，拆毁电杆，致使工程停止”〔10〕。1895年，具有改革意识的陈宝箴到湖南任巡抚，招商股创设火柴公司，“殷实绅商……入股者甚少，历一年之久，仅得散股两千两”〔11〕。奏设矿务总局“招股开矿”，也因“招商股困难”，不得不转向“厘金、善后、房捐各局借款”〔12〕。直到维新变法前夜，士绅们对洋人洋事的态度仍停留在简单地排拒抵制，逞一时快意的阶段，以至1897年春天，长沙城还出现书院士子“聚众400人，
至藩署，迫令藩宪”〔13〕，驱逐一游历之外人出境事件。
1897年，维新变法进入高潮。强劲的思想解放潮流，使湖湘士绅的观念、心态受到了冲刷和更新。维新期间的湖南，除著名维新志士黄遵宪、谭嗣同、唐才常等外，还有一批以巡抚陈宝箴为首的上自封疆大吏，下至普通士子笃好经世之学赞同维新变法的官绅群。其中包括前后任学政江标、徐仁铸，从湖北跑回家乡赞助新政的熊希龄，以及湖湘名儒皮锡瑞等。“官绅同志”〔14〕开学会，办报纸，创立学堂。尽管他们中学术见解、政治主张尚存差异，但学西方变法维新是共同的。湖南在他们的推动下，士风民气“丕变之急，冠于行省”〔15〕。
1898年春，新任学政徐仁铸连续颁布《学院手谕》和《湘士条诫》，训导诸生务蠲积习，辨忠勇之真谛，不要逞“一时之快意”，“聚千百为群……一概寻仇”〔16〕。他以经世实学相开导：“学由志立，立志为章句之学，则博士而已，志为文藻之学则词客而已，志为嗜奇抉僻之学则古董而已。所贵乎学者，贵其以至实之学通乎一时至钜之政”，“吾华处世积弱，自强之计在……精究当务，勉成材器，藉济时艰”。并以“观风试”相督责，要求诸生用“俚俗之文，著为歌诀，散布习诵，潜移默化”〔17〕以转移民风。南学会开讲大会上，陈宝箴激励大家：今中国“以天下数万里之大，四万万之众，不得与欧洲诸国比，岂非吾辈之大耻乎？今湘人见游历之洋人则群起噪逐之，抛掷瓦石殴辱之，甚欲戕真人而火其居，不思政教不如彼，人才不如彼，富强不如彼，令行禁止不如彼……不更可耻之甚哉？夫善战者，师敌之长而制之……。”〔18〕皮锡瑞在南学会讲课中，以苟践事吴和普法战争故事作比喻，告诫大家“无好小勇”，专恃武力者，“匹夫之勇，敌一人者也”，“忠义之士要雪仇耻，当有此等坚韧之力，非可徒恃意气”〔19〕。主政当局倡导于上，学堂、学会、报纸宣传于下。南学会还组织答疑辩难，内容从工商议院到天文地理，学会、公司，无不涉及。主讲人逐项批答并载诸《湘报》。皮锡瑞日记载：“宣讲外，每日有人来问学者，随到随见，有献疑投匦者，逐项批答。”〔20〕学会还采用现代教学手段——放映幻灯，南学会“每月演影灯两次，特请时务学堂教习按图讲论”〔21〕。内容有“英国伦敦王宫、街道、桥梁、饭店、马车、小轮船、火器库及狮、象、海鸟、驼鸟之类”〔22〕。《湘报》更将派专人采集到的国内外新政要闻，大至民权议院，小到日用电灯、医院、缠足，广泛而及时地进行报导。正如梁启超所说：“起天下废疾者，报馆也。”“广译五洲政事，则阅者知全地大局与其强盛亡弱之故，而不至夜郎自大，坐眢井以议天地矣……。”〔23〕
学会、学堂、报纸等传播媒介，在久居闭塞之乡的湖乡士绅面前，展示了一个崭新的外部世界，士气民风不能不发生剧变，一个趋新的热潮骤然兴起。能容300多个座席的南学会，每次宣讲都是“听讲凭单，索者甚众，早已发罄”，室内“几无隙地”，以至使皮锡瑞深深感叹：“如此寒天，听讲者犹几满，湘中人可谓好事。”〔24〕“好事”，是湖湘人士追求新知新学热情的反映。他们盛赞学会“足以蠲除积习，开拓心胸”〔25〕，是“千载一时之盛”〔26〕，建议将学会“由省推之府，……府推之县，……县推之乡镇”，“开通官绅士民之气”，使西人不得以“野荒半开化”〔27〕侮我、挟制我。在南学会带动下，各府州县各种学会风起。这些不同称号的学会，虽有的规模不大，学习内容大同小异，但多数“都有新设施”〔28〕，有自己的特色。如郴州学会、明达学会，除购置时务诸书供借阅研读外，还筹设学堂，延师教授。郴州学会还仿泰西创设博物院陈列中国土产，设体育场锻炼身体。衡州任学会设有“格致书室”。延年会、不缠足会以革除恶劣陋习，移风易俗，养成新的生活态度为宗旨。〔29〕
至于天文地理、中外时务、声、光、电、化等科学知识的讲授和演示，更把人们的观念导向理性。1898年春《湘报》有一则消息：“……湖南去年甫经设立（电线），偶值春雨，乡间谣传是洋人以电线害我，绅士拟请官示禁……”〔30〕这则报道说明，接受新思潮的士绅们，已经开始摆脱几千年生根于自然经济的“蛟水淫雨”、“挖目剖心”等荒诞愚昧观念。理性的态度更表现在排除妨碍正确估计传统文化价值的狭隘感情因素，摆脱“中国中心”、阿Q式的自大观念。湖湘士绅进一步懂得了宇宙之大，万国争衡，“文明野番无定界”〔31〕，以国势、政体、人心风俗比较而成。“中国者，礼仪文明之记号；夷狄者，野蛮土番之记号，非独唐宋以来斤斤夷夏之界者”〔32〕，“处万国森列之时……仍以为舍我之外必无天地，舍我之外必无教化”〔33〕是自欺之谈。南州熊崇熙撰文谈《中国自救莫如大开通商口岸说》，认为有志之士“当整饬农工，开关通市，以商力争衡五洲”。他列举开关通市有六大好处，“成招商之举以挽回利权”，大开“轮船、铁路、制造、纺织各厂”可以使“制造日盛……百产流通，圜圚殷富，商贾络绎”，可以“便民生”，可以“破辽弓之见，楚豕之说”〔34〕，使官智、士智、民智日开。这个认识是高水平的，不仅打破了中国人“自居于中国而夷狄人”的传统观念，承认落后；而且以开放的心态，从加强中外接触交流，推进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认识开埠通商的作用，在当时可算得是远见卓识。“官绅同志”声势浩大的宣传、学习，使社会上一个广大的中下层士绅群体受到了初步的启蒙洗礼，开始走向理性，走向开放。
三、士绅文化心态转换启动了社会转型
吕思勉先生在评论蔡元培先生的历史功绩时曾说过：“风气是推动时代的巨轮……所谓其机甚微而所动者大”，“非此中消息先有转变，时局是不会有转机的”〔35〕。自西方列强东侵以来，近代中国，新旧相形，情见势拙。社会要求走向近代化，并要求文化更新与之同步。戊戌时期的湖南，体现了这一规律，士绅们文化心态的转变推进着湖湘社会近代转型的启动。维新期间，湖南有几大求新求变的热潮，集资办学堂、学会，集股办公司。一方面是大张旗鼓地兴学改课，废八股时文；与此同时，修铁路、开内河航运、兴办各种公司的集股活动也成为热点。1897年，王先谦等“诸绅公议集资”设立种桑公社，于沅江岸淤地“种桑二万亩”〔36〕。同年春，蒋德钧、熊希龄等筹办湖南内河轮船，禀请张之洞立案。经湘鄂两省绅民多次磋商，公举董主持集股等事，于1898年4月正式通航。〔37〕这时，清政府正在筹建粤汉铁路，原计划线路取道江西直达广东。湘省士绅积极请缨，要求由湖北“折而入湘”。他们派出熊希龄、蒋德钧赴湖北与张之洞、盛宣怀往返交涉〔38〕。为促成此事，巡抚陈宝箴特致电张之洞，称“湘人素怀忠义，近来士绅通晓时务，不泥故见”〔39〕；湘鄂粤三省绅商联名呈请会办，表示“愿合群兴办……倘蒙俞允，由绅等妥议，勘路招股购地用人，尅期并举”〔40〕；《湘报》撰文《论湘粤铁路之益》〔41〕；学政徐仁铸“观风试”以“创修湘粤铁路议”为题〔42〕；南学会发动讨论。好一个官绅大动员。而同时、同事，以得风气之先，通商几逾半个世纪的广东，却拒绝修路。《湘报》43号“粤督力阻修铁路”条报导：粤省因昭信股票和铁路股票难以并举，“其由广州至湖南境上……奏请停办广东铁路”〔43〕。多么鲜明的对比！19世纪90年代末，中国创巨痛深，各种兴办都面临着公私竭蹶，筹款之难，普天同致。昭信股票是清政府在全国发行的，湖南也不例外。为解决路款困难，士绅曾多次集议，颇费周折。他们估计从汉至湘，湘至粤“约计二千余里，需二千万金”，“拟条陈以为宜先作歌劝乡愚，通饬各州县，勘界买地，不发钱，且发股票，较易举”〔44〕，准备采用全社会总动员，商股民股并行，以股票代现金的变通办法。这场请修铁路的行动，不仅表现了湖湘士绅对待新事物的热情，而且是梁启超、谭嗣同等关于“合群”的近代观念深入人心的体现。维新高潮中，湘乡监坐张本奎集资创设化学制造公司，蒸制樟脑，“邀集股本银一万两”〔45〕，当年即投产；龙阳商会“会合富商”集股设立水利公司，购办“吸水大机器”解决因阴雨水淹“农事之倒悬”。他们在集股“章程”中说：“西人之富由于商可济农，中国之病由于农商不通，……本公司拟联农商为一气，共立富强之基，故以商会而救农弊，识时君子当不以越俎代疱见诮也。”〔46〕投资热潮，集股办公司，既是湖南近代工商业的发端，又是资金拥有者突破小农经济村社封闭思维模式的表现，而“联农商为一气”，“以商会救农弊”，更属可贵而富远见的近代意识。它说明，观念的变化，是社会转型的强大启动力。观念转换带动了湖湘社会百业齐兴。浏阳茶叶“制造亦参仿新法”，“以小轮船拖茶船，以机器制茶饼……恃洋商独登之垄断，收华人已失之利权”〔47〕。第25号《湘报》曾登载“湖南商办矿务表”一份，计从1896年到1898年3月禀准开办铜铅等稀有金属矿的共有20家，其中17家就禀办在维新高潮的1897—1898年，表中还注明“寻常煤铁任商自行开采……虽有禀不列”。至于公司股票的发行，不仅风行工商各业，连书店、报馆都在《湘报》上登广告招股。这一切和十几年前、几年前阻止轮船进省河，焚机器局、拆电线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文化观念、心态的变化，既是动力，本身又是社会转型的重要构成——人的现代化。1898年湖南秋闱试题，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士绅们观念更新的广度和深度。例如，长州府关于《近人条奏商埠铁路矿务，中国应自行开辟并招洋股以弃为取有益无损》等；永州府关于《君主民主君民共主说》、《列国岁政公义说》、《日本变政本末考》、《湘粤铁路他日告成桂阳当得何种利益》、《欧亚南北分界处考》等；衡州府关于《美西构兵试援公法以定其曲直》、《铁路为理财要政说》、《西人曾用日光报以利军事见于何国》、《自强不息论》等。从这些试题可以看出：其一，内容新。考题广泛地涉及了国际史、地、政事以及理化等近代科学知识，这是前所没有的。其二，均为评述题，要求考生不仅要有较为广博的涉猎，而且还要阐述自己的见解，非三言两语可以完卷。而与之同时的苏、鄂等地却还在考“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48〕，“人者天地之心五行之端也”〔49〕，“寇准请幸澶渊赋以望见御盖欢呼为韵”〔50〕。武昌府试题稍有新意：“农学论”，“西洋艺学论”，以汽车作赋，轮船、铁路、千里镜为诗。但考场却是“诸生扭于旧例，皆携带庸烂时文，高头讲章，藉供临时抄袭之用”，而对这些带新意的题目“几搁笔不能成一字”〔51〕。地近通商口岸上海的松江融斋书院，1898年全年月课季考全仍往昔之旧〔52〕。其三，反映了出题人思想观念的变化。如果说科举乡试反映的是下层乡土社会诸生群的状态，命题主考的徐仁铸等则属于具有高层次传统学术素养的群体。他以地方大吏身份主持废八股、讲时务可以是“奉旨”的，但在正规科举考试中以“君民其主”、“议院”出题课士却属个人意向，这不能不说明他思想深层的变化。皮锡瑞在南学会不仅讲“经世”，讲“西学中源”，而且讲义利，论事功，用近代尚竞争、功利主义重新解释传统的功利观。他的儿子皮嘉祐在《湘报》上连载“平等说”，大讲平等、议院，“人人有自主之权”，宣传“贵贱不分”，“君民共治”〔53〕。据《师伏堂日记》：“吉儿作平等说，为之改易数处”〔54〕的记载，这篇文稿还是经过皮锡瑞亲自点改的。戊戌时期湖南资产阶级维新派喉舌，满篇平权、自由、民主政治的《湘报》，也受到身为封疆大吏的陈宝箴的特别关照，亲自批准由官府“提款津贴”，使这份报纸“取值枉廉，仅收工本纸张之费”，对家乡僻壤，还由“报馆捐报数份……张贴于壁，以供乡人阅览”〔55〕。转型期的人和事是复杂的，社会地位、思想主张和政治态度不一定同步。新和旧，进步与保守，对于具体的人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作为著名学者的皮锡瑞，由今文学“经世”而赞同变法维新，他推崇康有为，欣赏梁启超、谭嗣同的思想和文章，主讲南学会，却不同意谭等把南学会办为“议院规模”〔56〕。戊戌政变发生，徐仁铸也曾一度为自己解脱。这一切正体现了转型期的特点，并不影响他们的“开风气”之功。
四、结语
（一）戊戌时期湖南的变化说明，近代中国的自救之道不仅仅是一般意义的富国强兵，更具实质性的任务应该是尽快实现中国社会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近代转型。而文化不更新，社会转型就难以启动和继续推进。戊戌变革开始全面地接触了这个问题，湖南也因解决较好而成为全国“开风气之先”的地区，被誉称为“西报以日本为东方之英人，今湖南殆吾华之日本矣”〔57〕。当然，湖南的这一点变动还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更新，也远未及推导出整个社会的转型，但启示却是宝贵的。（二）戊戌时期湖南的变化还证明，挑战来自外部，但如何回应却取决于内部。传统并不一定成为社会前进的阻力。这批推动风气的人们无例外都是从传统起步的。一个源远流长的文化必有其内在的生命力。借用钟叔河先生《走向世界》丛书中的一句话：“中国自己有力量”。任何文化都有优秀和糟粕，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互补、更新应该是以两种文化的优秀部分为基础。正是那些对传统无知、对外部世界茫然、对民族命运冷漠而且大权在握的醉生梦死者，他们接受洋大人的钟表玩具乃至洋烟，却不许中国人发展自己的经济。这不是文化保守问题，这正是王朝末世沉渣泛滥的表现。正是这股势力，扼杀了湖湘地区文化的启蒙和社会转型的启动。
注释：
〔1〕〔13〕〔15〕〔36〕《集成报》第1册第38页，第36页，第25册第1415页第4册第265页，中华书局影印本。
〔2〕〔5〕〔48〕〔49〕〔50〕〔51〕〔52〕〔57〕《申报》1896年第8160号，1898年第9074号，第8923号，第8934号，第8938号，第9031、9074号，见融斋书院全年课艺题录，第9074号，上海书店影印本，1982年。
〔3〕叶玉麟：《清代四星使书牍》第90页，上海广益书局，中华民国25年。
〔4〕容闳：《西学东渐记》第160页，第173页，第207页，第266页，第274页。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1985年版。
〔6〕〔7〕〔8〕〔9〕郭嵩焘：《伦敦巴黎日记》第997页，第990页，第994—995页，第993页。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1984年版。 〔10〕〔11〕〔12〕〔28〕〔29〕〔37〕〔38〕〔45〕〔55〕《湖南近百年大事记述》（修订本），《湖南省志》第一卷，第138页，第133页，第134页，第152页，第151、152页，第157页，第157页，第160页，第154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
〔14〕〔19〕〔20〕〔22〕〔24〕〔44〕〔51〕〔56〕《师伏堂未刊日记》，《湖南历史资料》1958年第4期，第84页，第113页，第96页，第82、83页，第96、101、107页，第75页，第112页，第80页。
〔16〕〔17〕〔18〕〔21〕〔25〕〔26〕〔27〕〔30〕〔31〕〔32〕〔33〕〔34〕〔39〕〔40〕〔41〕〔42〕〔43〕〔46〕〔47〕〔53〕《湘报》第4号，第4、5号，第1号，第32号，第36号，第31号，第49、51号，第68号，第5号，第51号，第38号，第49号，第19号，第14号，第19号，第23号，第43号，第103号，第45号，第58、59、60号， 中华书局影印本，1965年。
〔23〕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第40页，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38〕吕思勉：《蔡孑民论》，《蔡孑民先生纪念集》第83页，第85页，浙江新阵地图书社，中华民国三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