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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是人类共同的语言。不论什么种族，不管什么肤色，无论天涯海角，哪怕贫富悬殊，人们都可以从那一方绿茵草坪上找到知音，寻求寄托，发泄情感。
足球似乎比什么都讲究交往，它是在白热化的竞争中得到交流，也正是在竞争交往中，使得这项无可比拟的运动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如果一个国家的球队失去了与外界的交流，那将无异于对自身进行摧残。1985年布鲁塞尔惨案，使英格兰的球队被禁止参加欧洲三大杯赛，人们很快发现，英格兰的足球再也跟不上世界一流球队的步伐。1982年亚运会，朝鲜队员因殴打裁判该队被停赛两年，朝鲜队再也没有回到亚洲一流强队的队伍中。
当然，在这方面谁也赶不上我们这个非常神秘的东方古国。我们在40多年前与苏联、东欧国家的交流，竟在几年内使球队上升了三个档次。我们30年前一下子闭关锁国，使我们的足球与国际脱钩，一旦醒来，大有“洞中方数日，世上已千年”之感。而其直接的报应是30年后的今天还在为30年前就可以达到的目标苦苦奋斗。
十几年前，一位复出的老人打开了国门，足球也随着还原了它应有的本色。中国球迷从来也没有像这十几年，能从足球场上得到这样多的欢乐、痛苦和刺激。
本文要探讨的不是中国与国外球队比赛中的交往，而是探讨聘请洋教练、“走出去、请进来”方面的历程，也许这可以划分为3 个阶段：五十年代的起飞、六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的封闭与八十年代的尝试至九十年代引人注目的几次大动作。
一、一次无可非议的走出去、请进来
建国以后，由于所处的国际环境，中国足球与外界的交往主要是苏联和东欧，还有少数像瑞典这样的中立国家。与亚洲球队交往也不算少，但水平比我们低，对提高我们的水平意义不大。五十年代苏联是世界强队，匈牙利更是五十年代中期的无冕之王。中国足球队几次去东欧漫游，在苏联辽阔的国土上与各甲级队交手。苏联和东欧的球队几乎每年都来中国比赛，甚至苏联为准备1958年奥林匹克运动会，还在温暖的广州集训一段时间，并与中国每个队员一带一。当时年维泗的搭档是世界著名前卫涅托，张俊秀的老师是“世界守门员之王”雅辛。
五十年代中国足球水平的提高是神速的，苏联、东欧在这方面功不可没。当然，还有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匈牙利留学，这在中国足球史上留下了浓重的印记。
新中国足球的第一次飞跃，就是始于五十年代匈牙利教练安倍尔·尤瑟夫执教之时。
当我向五十年代的国脚们了解他们的教头——安倍尔·尤瑟夫时，他们的口吻和描述方式不同，但对他的水平和他所起的作用都没有任何异议。
年维泗当时是尤瑟夫比较年轻的学生，他没有想到以后会成为中国的足协主席，也不会想到20多岁时的理想到60多岁还不能实现。提起他的老师和到匈牙利留学，他意味深长地说：“这样的方式不可能再有了！”既留恋又无可奈何。
张宏根是尤瑟夫最小的学生，也是后来球技最出色的队员。他说：“尤瑟夫让我们的足球观念都变革了。”
张俊秀则挥动着他的有力的右手说：“匈牙利的留学使中国足球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
他们为什么那么留恋那段时光呢？
五十年代初，中国足球的水平很低，中国第一支出访外国的解放军足球队竟以1比17输给捷克斯洛伐克队。 全国联赛中不少队还在使用落后的两后卫战术，守门员根本不知道什么叫鱼跃，扑球的时候都习惯肚子着地，比赛下来胸前全是土。那时还讲究“涮人”和“踢高丫儿”。凡是能“涮”一下的都被看作好样的，华而不实的转圈儿“涮”也大受青睐。有谁能踢一脚高球，观众席上便高声叫好。从上到下的足球观念都如此陈旧。
中国决定派一些年轻球员去足球水平很高的东欧学习。先是想去苏联，苏联足球机构答复说尚没有接受过这么多球员长时间学习，待商讨一下再说。急于提高水平的中国足球界又转向匈牙利。当时匈牙利足球队刚打败从未在本土失败的英国足球队，震惊了世界。匈牙利很快给予答复：“我们小小的匈牙利能为大大的中国培养足球运动员，感到很高兴。”
于是，两批年轻的中国足球运动员来到了匈牙利。那时办事雷厉风行，各地运动员从集中北京到出发只用了几天的时间。大连的丛者余连业余体校都没进过，当通知他去京的电报打到他家时，他正划船下海打鱼，父亲划着船找到他，他坐上当晚的火车赶到北京。
到了匈牙利，中国球员被安排在市内最好的饭店，而饭店地处玛丽盖特岛和多瑙河中间，颇富诗情画意。迎接他们的是著名教练尤瑟夫。尤瑟夫在这个头号足球强国的教练中排名第6， 大概相当于当今意大利与德国甲级强队的教练。
通过几天的摸底训练，这位教练对中国足球水平之低感到惊讶，但他没有流露出来，而是化作对友好的中国人民的一种责任感。
中国运动员初到匈牙利，和乙级队都交不上手。一次匈牙利田径队训练结束，提出和中国队打场比赛，结果中国队竟输了一个球。后来与匈牙利宾馆服务员踢，优势也不太大。为了不使中国小伙子太难堪，这位教练专门找工厂和学校的足球队比赛，场面大多难解难分，从而提高了中国运动员的自信心。有时中国队胜了一两场，有的队员有点得意，尤瑟夫就找支乙级队杀杀他们的“威风”。他严厉，决不允许在足球场上有丝毫的松懈，他告诫中国小伙子：足球运动员的水平就是训练场上的水平。他有时爱发火，一次中国队与一支丙级队比赛输了个0比2，他生气地指责张俊秀说：“第一个球是怎么进的？6 亿人怎么选中你这个守门员？”张俊秀嗫嚅道：“这种孤线角球我从来没见过，没想到这球会拐弯儿。”尤瑟夫沉默不语了，他觉得不该这样刺伤这个中国小伙儿。此后他格外注意对张俊秀的培养。每次训练让张俊秀扑球150次。 他对张俊秀说：“只要你站在门前，连只苍蝇都不能让它飞进去！”在名师的指导下，张俊秀的技术进步很快，一年以后，尤瑟夫高兴地说：“你已经是亚洲最好的守门员了。”
尤瑟夫也不主张蛮练，他看到中国球员提高球艺心切，常在假日主动加课练习，他不仅没有表扬反而批评：“练习技术必须由我亲自监督，因为你们的技术还不规范，养成一个错误的习惯就更难改了。”尤瑟夫这位大师还颇有教学方法，整堂课都兴趣盎然，一堂课结束，学员仍盼着下堂课早点上。
匈牙利方面还很重视让中国球员看高水平比赛。匈牙利的甲级联赛，看台上总有一片最佳位置给中国运动员。尤其当时轰动世界的匈牙利、巴西对抗赛，中国球员也是座上客。大家对两队水平之高赞叹不已，看了这样的球，才真正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足球。
一年半的时间，中国运动员的进步是神速的，从训练水平到技术、战术、体力，简直像换了一批人。刚去匈牙利时，中国运动员训练只知道跑步和18码外原地射门，尤瑟夫却强调对抗中的训练。他说：“足球不是表演，不是舞台艺术，它自始至终是在对抗中进行的，你们要养成对抗中完成动作的习惯。”去匈牙利时不到18岁的张宏根，便练就了对抗中过人射门的本领，回国后成为中国的头号球星，被称为中国的普斯卡什（匈牙利人，贝利之前的世界球王）。
中国运动员的留学、匈牙利人的执教，把中国的足球水平引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留学结束，中国足球队已经可以和匈牙利甲级队中下游水平球队抗衡了。一年后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首场对东道主波兰，人们预计最保守的比分是6:0，但中国队的表现让人大吃一惊， 最后波兰队才以3:2获胜。 而留学初期还不会鱼跃的张俊秀因水平飞速提高而被称为“攻不破的万里长城”。那批中国足球运动员在后来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都是中国足球界的中坚力量。先后是国家队员、国家队教练、足球界领导，像年维泗、陈家亮、杨秀武（翻译）、孙宝荣、张俊秀、张宏根、陈成达、方纫秋、曾雪麟、丛者余等，基本上都出自这一批人。
人们对中国队的每一任教练都有争议，对后来一度被奉若神明的施拉普纳也毁誉参半，唯独对安倍尔·尤瑟夫例外，他是中国足球的恩师，他的弟子们至今很怀念他。年维泗说他自己一生中最难忘的一个球是1957年在仰光与印尼队比赛时，离球门只有6米却打在守门员身上， 如这个球进去中国队就不至于被淘汰。尤瑟夫在赛后笑着拍了拍年维泗的肩膀说：“你只要轻轻一推就行了。”年维泗当时流下了辛酸的泪，他从此懂得一个教练员应该怎样对待自己的运动员。1971年，年维泗、杨秀武、张宏根去东欧，他们冒着被戴上“勾结帝修反”帽子的风险去探望这位老人。他的邻居说：“你们中国人真好，惦记自己的老师，但他已移居德国了。”他们仍没有死心，到1978年中国队去西德访问时，年维泗仍向西德足协秘书长了解，秘书长辗转打听到尤瑟夫的住处。尤瑟夫夫妇已年迈，仍赶来和学生们团聚，那情景自然异常动人。没想到这成了诀别，不久，尤瑟夫先生便去世了。
二、大封闭、大倒退
自六十年代初中苏关系破裂与举国以阶级斗争为中心，中国足球便开始封闭自己，以与国家的大政方针相适应。到文革爆发，足球便停止了一切与外界的交往。这种自残自虐的方式，使中国足球大踏步后退。
那个年代足球的“走出去，请进来”完全是一个禁区，唯一可以触及的方式便是大批判。凡是过去与外界交往的，除去阿尔巴尼亚外便全是“帝修反”，所有与此有关的人都审查、批判甚至拘留。匈牙利之行也被评价为与“匈修”勾结的行为，是贺（龙）、荣（高棠）修正主义集团的一大罪状。
直到七十年代初，中国才与外国足球队有交往，但多是水平很低的亚非球队，当时非洲足球还不如亚洲，根本谈不上提高。至于“走出去，请进来”，人们对此讳莫如深。甚至1974年世界杯比赛时，中国队正在国外访问，当时国家体委国际司连电视转播都不让看，把它视为是支持国际足联的行为。
按说文革十年在“走出去，请进来”方面是一片空白，没有什么可写。不过这毕竟是长达十年的不可割断的历史。至少要让当今的年轻人知道，我们的民族还经历过这么一段晦暗无光愚昧可笑的岁月。
三、已见曙光
新时期之后，中国球队与外界交往不仅恢复，而且规模要大得多。虽然中国邀请各外国队来华，并到各大洲比赛，但在“走出去、请进来”方面仍没有做出大举动。1980年，中国队去西德访问，一支甲级队教练对两个边锋古广明、沈祥福表现出浓厚兴趣，尤其对古广明已开出价格，年收入不低于10万马克。但把职业球员转会视为“资本主义买卖人身”的禁区仍没突破，当时谁也不敢拍这个板，一次良机就这样失去了，十几年过去，我们的观念也发生转变，但意、德、英这些足球强国甲级队再也没有邀请我们的队员，主要是再也没有像古广明这样有特色的球员出来。
八十年代后期，南斯拉夫甲级队游击队队借用中国贾秀全、柳海光，这在中国足坛引起了轰动。南斯拉夫球迷亲切地叫他们“贾瓦”与“柳芭”，他们也逐渐上场比赛，尤其贾秀全一度当上后卫线的主力，只可惜这种合作不到一年就终止了。在这之前，中国队在高丰文率领下赴巴西集训数月，也是令国人相当关注的事。还有年轻的中国队主力队员谢育新去荷兰，但因中国非欧共体成员的障碍，使小谢留学时间不长便回国了。还有一批球员通过私人联系出国，如去日本的迟尚斌、沈祥福、杨朝辉、吕洪祥、徐树刚，去美国的秦国荣，去西德的古广明、李辉，这些球员多是退役的或过了高峰期。九十年代则有魏克兴、高升、王军等正当年的球员去日本。不过，统计一下所有出国球员，多是去日本这样水平不高于我们的国家或德国的乙级球队，对真正提高中国整体水平没有什么帮助，这不可与五十年代的匈牙利留学同日而语。
随着中国足球队屡战屡败，眼看着一个亚洲体育大国连“冲出亚洲”这样一个基本目标都迟迟不能实现，人们深切感到必须换思路，摆脱以往的模式，其中“请进来”的呼声越来越高。这也是观众基于十多年来五六位教练均以失败告终，从而失去了对中国教练的信任。
九十年代初，中国足坛刮起了一股请洋教练之风，其中有率喀麦隆队获世界杯前8名的苏联教练内波姆尼亚奇，有德国著名教练鲁迪， 还有执教北京队的贝斯特洛夫（在这之前，天津有位德国教练雷米）。这几位教练执教时间不长，内波姆尼亚奇带中国少年队数月，可锅没烧热就撤了火。以内氏来说，他的薪金据说每月几千美元（也有几千元人民币的说法），这对中国体育界并非一个让人难以承受的数字。令人遗憾的是，我们为什么不设法让他多留一段时间呢？他离京回国前认为，根据他来中国之前的协定，自己应该执教中国国家队，而不是中国少年队。可见他很有把中国队搞上去的抱负，按他在喀麦隆施展的才华，总能给中国足球开辟一个新的天地吧。内氏生活的体制与中国相近，其成绩比后来的施拉普纳过硬，薪水也低得多，他没能留下至今仍是个谜。
鲁迪辅助徐根宝执教国奥队则是德国外交部指令德国足协派人，采用政府派遣、援助的形式，教练的一切费用由德方负担，中国负责食宿费用。鲁迪长期担任职业队教练，应该说还是有两下子的，他也是怀着大展宏图愿望来的，正如他开诚布公地对徐根宝说的：“对搞足球的人来说，不参与工作是最难受的。现在全德国都知道我跟徐根宝在搞国奥队，这次回来为什么不让我多管理一些事？”他们的合作有收益，也有不快。当国奥队胜朝鲜队小组出线时，鲁迪高兴得像个孩子。当国奥队在吉隆坡败于韩国队，鲁迪竟没有同徐根宝打个招呼就走了，并留下了徐根宝用人错误的埋怨。很难判断二人之间谁对谁错，只是我们在很多事情上都是责权含混不清，这也给今后的工作带来一个经验教训。
鲁迪之后便是92年度中国头号明星施拉普纳。与鲁迪不同的是，施拉普纳拥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力，他不必听从于任何人，他完全可以按照他的构思组合任何一种阵容。有人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失误，其实，如果我们让桑塔纳、贝肯鲍尔、克鲁伊夫来，我们不同样要给人家挑选组合阵容的全部权力吗？问题并不在于教练的权力大了，而是教练有没有能力行使好这种权力。施拉普纳以悲壮的一幕从神坛跌落，中国队也以凄惨的结局告别世界杯。施拉普纳实际上充当的是一个必须填补空白的人物，而这个悲剧的中心人物必须由他来承当，按当时中国的状态，教练是神仙皇帝也很难带队冲出重围。施拉普纳刮起的旋风冲击了一下中国足球陈旧的体制，带进了德国的训练和管理方式，尤其使人们认识到中国足球不仅仅是教练的问题，该从体制、赛制、政策、教育、管理、舆论配合等多方面综合治理。施拉普纳的失败不应该产生这样一个结论：只有我们自己的教练才行。如今韩国、沙特等水平比我们高的球队以及日本等队仍在聘用外国高水平教练，如果我们以施拉普纳的例子来拒绝洋教练，还有可能走上行业封闭的路上去。
特别可喜的是，随着近两年足球改革的巨大步伐，拉德和谢尔盖分别执教国奥队与沈阳队，也有不少洋将加入了甲A的队伍。 申花队高佳的稳健实用、全兴队马迈罗的桑巴风格、宏远丹尼奥的良好素质都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并增加了甲A联赛的观赏性。由于甲A联赛水平提高、收入大增，也把已出国的迟尚斌、沈祥福、魏克兴、高升等重新吸引回来。健力宝少年队去巴西训练一年多，虽遇到了预想不到的困难及中间人没有兑现当初许诺的条件，但足球王国的熏陶不会使我们的功夫白费，他们之中会产生一些优秀球员。
“走出去，请进来”的势头已不可遏止，每一个搞足球的人都明白，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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