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俄罗斯哲学传统之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俄罗斯论文,之争论文,哲学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传统”问题是一个极其重要却又研究得很不够的问题。“传统”的顽强生命力，往往超出人们的想象；对它的持久和能量，人们往往估计不足；中断多年的“传统”，有时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强劲的势头“复兴”。透过历代俄罗斯人对待“传统”的异乎寻常的态度，人们可以发现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
有关俄罗斯传统（在有了较为系统的哲学之后，则包括“哲学传统”）的争论，从俄国人有了民族自我意识时起就开始了，而且一直伴随着俄罗斯的整个历史进程，每当俄国社会处在重大转折时期，这个问题便会以尖锐而迫切的形式重新提起。80年代后期，尤其是1991年苏联解体以来，“俄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成了全体俄罗斯人首要关注和焦虑的问题，为了弄清“向何处去”，必先要弄清“从何处来”。有关有没有和什么是俄罗斯传统和俄罗斯哲学传统，自然而然地便成为俄罗斯社会各界（包括俄罗斯哲学界）探讨和争论的焦点。
一、俄国学界对待“传统”问题的特点
在研究俄国学界如何对待“传统”这个理论问题时，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它的一些突出的特点：
(1)对传统问题的关注和兴趣，其本身已经成了一种传统。世界上或许没有哪一个国家和民族象俄罗斯人这样对“传统”表现出极大的关心和重视。这种关注往往表现为：一方面，在每个重大的历史关头，都会发生与此前的“传统”决裂的惊人之举，用赫尔岑的说法就是“把历史的原野烧个精光”。另一方面，每当社会发生下一次的重大变化和根本转折时，在不知所措的时候又要“求助”于“传统”，向“传统”求取灵感和支持，“传统问题”又重新被提起，而且很快又成为此时人们注意的焦点。在俄国，有关“传统”的问题，实际上就是有关“俄罗斯是什么”和“俄罗斯未来将怎样”的问题，亦即有关“俄罗斯命运”的问题。从17世纪到20世纪的四百年间，“俄罗斯向何处去”的问题，不断地以极为紧迫的形式提到俄罗斯人的面前。今天的俄罗斯人重又为“祖国向何处去”而焦虑和苦恼，“传统问题”也因此而再次成为人们的热门话题。
(2)俄罗斯人对“传统”并不一视同仁，而往往是厚此薄彼，重远轻近，有明显的人为选择因素介入。他们关心和重视的往往是历史上的、而不是刚刚成为历史的“最近的过去”。例如当前，他们关心的就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传统”，而不把1917年以来74年的历史当作值得重视的“传统”来对待。他们对这种人为割断历史链条的做法，似乎已经习以为常。
(3)他们的“戾换式”(inversion)的思维方式决定了他们很难正确对待“传统”问题，很难正确解决“继承性”问题。即使经历了苏联解体和苏联哲学终结这样的巨变，他们似乎仍然不能从中汲取有益的教训。他们往往以“好恶”为判断标准，有时则依照“当前需要”来取舍。从1917年到80年代中后期，俄罗斯人长期是依照“主义”的要求，从1917年以前历史上接受来的“传统”中，只选取他们认为是“好的”、“进步的”部分，而对所有其他的，则不加区分的予以抛弃（而不是“扬弃”和“克服”）。现在他们则把“复兴”俄国哲学的希望全部寄托在1917年以来长期遭轻蔑的19世纪——20世纪初的宗教唯心主义哲学上。
(4)“以偏概全”——苏联时期认为俄国历史上唯物主义哲学始终占主导，他们准备和能够“继承”的只能是这种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传统。现在则把宗教唯心主义哲学看成是俄国历史上唯一和根本的东西，是真正“地道”的俄罗斯的东西。在这方面，外国学者反而更公允。
(5)夸大和拔高传统：在俄罗斯，在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对“传统”持不同看法（甚至持极端对立的看法）的人，往往在一点上是一致的，即都极力强调俄罗斯的“特殊性”、“独一无二性”，并把这一点说成是“高于”西方和其他国家的东西，从而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俄罗斯与西方和外国对立起来。似乎不这样做，俄罗斯就“说不清”自己是什么并从而“丧失”自我，就会遭到世人的“轻视”，这反映的是一个历史传统虽不悠久但国家却极大的那种民族的大国心态，它总是力求“超群出众”，优于别国。用俄罗斯人自己的说法就是：俄罗斯观念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东西即“救世主主义”，认定自己担负着“拯救人类”和人类文明的天赋使命。俄罗斯从来不是“消极”的，而始终是“进取”的。即使是在今天这种困境中，当他们不得不拣起“欧亚主义”这种俄罗斯历史观的时候，他们强调的也是俄罗斯可以起到“连接”西方和东方文明这种桥梁和纽带的“独特作用”，相信自己能够在已有的“大西洋文明”和“太平洋文明”之外创造出更新的文明模式。
二、当代俄罗斯人关注“传统”的原因
俄罗斯人格外关心“传统”问题，但不同历史时期的出发点和侧重点不尽相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现实需要。今天，俄罗斯人关注“传统”问题，同俄罗斯不久前发生的那场空前的历史巨变有关。
(1)寻找精神“依托点”和“支撑点”。面对社会巨变和从前的思想体系与价值观念的崩溃，人们必然产生彷徨惶惑、无所适从之感。人们对僵死的“意识形态”控制固然不能容忍，但对长期的“意识形态真空”也难以适应。
90年代以来有关“精神危机”和如何摆脱“精神危机”的话题之所以成为俄罗斯的热门话题，绝非偶然，向“传统”寻求“灵感”，寻求“依据”和“支撑”，成了今天俄罗斯人走出困境的唯一“指望”。的确，没有泥土，就连上帝也“造”不出人来。
(2)俄罗斯人在国家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之后，需要对“巨变”找出一种能够使自己较为信服的解释和说明，以便使自己的心态不致于过分失落并较易于接受既成事实。这样他们便不得不努力地寻找看自己国家的一种新视角。而把今天的俄罗斯放回到本国整个的历史传统中去，把自己的国家的历史发展放回到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去，即把自己与历史（“传统”）与世界联系起来，则成了他们的唯一选择。
(3)寻找历史定位。俄罗斯所处的地理和历史地位，决定它不得不经常给自己确定“历史坐标”。当俄罗斯把自己70多年的历史轻易的否定了之后，把从前很明确而且确信不疑的东西否定了之后，它发现自己又站在了历史的十字路口上（即站在“零”点上），对自己从何处来，现在处在何地，往何处去，茫无头绪。在这种“茫然”中，唯一可指望的就是曾经有过的“传统”。俄罗斯的历史表明，历史定位并不是一劳永逸的，人们几十年里一直相信，1917年的十月革命已经解决了俄罗斯的历史定位的问题，从今往后，只要沿着“既定的路线和方向”走下去就行了。人们完全预料不到：到了20世纪末，自己还得重作一次在本世纪之初曾经作过的事。
三、俄苏历史上就“传统”问题展开的几次争论
在苏俄的历史上，就“传统”展开的争论持续不断。这里，我们只能对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争论做一点概貌的介绍。
1.从彼得大帝的“改革”到“斯拉夫主义”与“西方主义”之争
发生在17—18世纪之交的彼得大帝的改革，给俄国的社会意识乃至整个文化带来极为深刻的影响和变化。从前的许多价值观念被推翻，从西欧一些国家引进的新观念得到认可。此时在西方闻名的一些哲学观念渗透到俄国。那时形成的一种印象是似乎已与从前的传统彻底决裂。
然而，对当时的文献进行深入的分析表明：在东正教范围内存在的哲学思想，虽然此时具有了世俗的性质并逐渐获得了独立的形式，但它仍能在从前业已形成的形式中得到发展。从前的“传统”在此时的社会思想和哲学中的“存在”仍能清晰地感觉到。
彼得大帝的改革给俄罗斯带来了“俄国与西方”关系这样一个始终伴随着俄罗斯历史发展进程的问题，出现在19世纪30—40年代之交的“斯拉夫主义”和作为其对立面的“西方主义”，两者之间旷日持久的争论，主要就是围绕“俄国与西方”关系问题展开的。这个问题的实质是有关如何看待俄罗斯的独特性、俄罗斯的发展道路、俄罗斯与西方的相似与差异问题，亦即带有历史哲学性质的“传统”问题。
“斯拉夫主义”通常被看作是俄国19世纪中叶宗教哲学中的主要思潮之一，历史哲学和俄罗斯观是其最主要的课题。在哲学领域里，它赋予信仰以主要作用，惟有信仰才能克服个体理性的局限性。“斯拉夫主义”的代表人物A.C.霍米雅科夫在他的《西方主义关于全世界历史》中，认为人类原初是一元的和统一的。自从发生了历史性堕落后，人类才发生了分化，人类文明才出现了以片面性为特征的多种文化。基督教的出现给人类带来历史性转折。但它在西方由于受罗马文化的影响而发生蜕变，物和政治动机在其中占了统治地位。唯有在东正教世界（首先是在俄罗斯）中，基督教才恢复了其纯正性。历史的主要目的就在于在东正教基础上恢复人类的兄弟的统一。俄罗斯之作为东正教的主要支柱，担负着伟大而超级的任务：不仅要在真正基督教原则上改造本国的生活，而且要在爱的原则的基础上把自由联合的思想提高到“四海（世界）皆兄弟”的高度。
最早使用“西方派”这个术语的人是果戈理。创立带有“西方主义”性质的历史哲学观点的人则是恰达耶夫。当然，恰达耶夫的观点与19世纪40年代广泛流传的经典性的“西方主义”并不完全相同，“西方主义”的公认领袖是别林斯基，赫乐岑在这一思潮中占有重要地位。恰达耶夫在他的《哲学书信》中，对俄罗斯落后于西方的状况感到“激愤”，他用激烈的言词来描述俄罗斯，说它“既不属于西方也不属于东方，既没有前者的传统，也没有后者的传统。它仿佛置身在时间之外”。“传统”在他那里与其整个哲学体系联系在一起，具有“本体论”性质。作为其基础的是“万物统一思想”，而“传统”则是这种“统一”的时间显示。恰达耶夫的历史传统思想旨在反对把过去的东西理想化，反对浪漫的复古主义。他认为不应到过去中去寻找俄国未来的根据，而应到此时此刻的现实中去寻找俄国未来的根据。“斯拉夫派”则反对恰达耶夫等人的观点，他们认为俄国有自己的独特传统。俄国的不幸不在于它似乎没有自己的历史传统，而在于这些传统被彼得大帝的改革破坏了，把俄国引向了西方之路。赫尔岑批评“斯拉夫派”对传统的看法，指出“斯拉夫派”虽以历史传统“崇拜者”的面目出现，但却“常常忘记，彼得大帝身后发生的一切也是历史，任何人都抹杀不掉既成的事实”。他认为：只有把俄罗斯民族的生活与西方的先进思想（他指的是“社会主义”）结合起来，才能解决俄国的历史发展问题。
“斯拉夫派”与“西方派”之争，虽然激烈，但当时并不带有你死我活的党派斗争性质，双方也没有闹到为证明自己观点正确而不惜将对方置于死地的地步。他们既是朋友又是对手。赫尔岑曾把他们比作是具有两幅面孔的雅努斯神和双头鹰，它们的心脏是一颗，其中涌动的是对俄罗斯的爱。二者实际上都是俄罗斯民族自我意识觉醒和提高的表现。两派想的都是如何使俄罗斯强大起来。诚然，两派后来都发生了变化：“斯拉夫主义”的民族主义情调越来越浓，而“西方主义”的彻底西化倾向也越来越明显。
2.1917年十月革命与20年代的“欧亚主义”
十月革命被看成是“历史的新纪元”，其所指的就是它“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俄罗斯历中上有过的所有“争论”和“问题。”“传统”问题已被解决，“俄罗斯向何处去”问题已经十分清楚。20世纪初围绕路标(1909)文集（列宁称它为“自由主义者叛卖行为的百科全书”）开展的争论，实质上是俄国社会民主运动中“民主派”（即“进步”和“革命”的知识分子）与“自由派”（别尔嘉耶夫、布尔加科夫等）就什么是“真正”的俄罗斯传统问题展开的争论。“路标派”对被列宁看成是俄罗斯进步思想和世界观代表的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持否定态度，而对以尤什凯维奇、索洛维约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代表的宗教唯心主义哲学传统则极力推崇。
20年代初期(1922)，“路标派”的一些代表人物和一大批文化名流被苏维埃政权驱逐到西方，那场历史性争论似乎已由革命和暴力解决了。苏联解体以来，《路标》文集的重新出版和“路标派”提出的那些有关俄罗斯未来问题的观点重新受到重视，以及把十月革命看成是造成俄罗斯哲学传统中断的“罪魁祸首”，这些都表明即使象十月革命这样伟大的革命，实际上也没能解决与“传统”有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20年代后，在苏联确立起来的是一种片面的俄罗斯思想史和哲学史观，按照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要求，对俄罗斯传统和俄罗斯哲学传统做出了“符合自己需要”的解释。人们从“传统”中排除了所谓的宗教唯心主义，只保留了唯物主义和无神论，并把后者看成是俄罗斯传统中的“主流”。1917年以前有过的宗教唯心主义哲学家，全都成了批判和斗争的对象，其作品大多成了禁书。那些尚且留在国内的宗教唯心主义哲学家，几乎全被关在集中营或遭到镇压。今天人们把流亡在西方的那些从前的宗教唯心主义哲学家看成是“俄罗斯文化和哲学传统”的真正继承人和维护者。这也就是说，俄罗斯的传统在几十年间不是在俄国国内存在的。一个国家的“传统”不是在自己国内而是在国处得到延续和发展，这看上去有点不易理解和不大合乎逻辑，甚至有点不够正常，然而今天在俄罗斯，这种看法却得到许多人的认可。
20年代，流亡在国外的一些知识分子出版了《走向东方，预感与实现，欧亚主义者的主张》（1921，索菲亚）。从而掀起了一股“欧亚主义运动”。今天，在俄罗斯，“欧亚主义”重又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焦点。人们甚至试图用它来填补“意识形态真空”。“欧亚主义”涉及的主要问题实际上仍然是有关俄罗斯的命运和未来，而“欧亚”关系则恰恰是几乎所有俄罗斯思想家通常（即依照传统）都涉及到的有关俄罗斯“传统”的问题。在苏联时期，如果说对“传统问题”还有争论，那就同“欧亚主义”及其在苏联引起的批判有关。
苏联时期，俄国哲学史得到较多的研究。就什么是“俄罗斯传统”和什么是“俄罗斯哲学传统”问题，也曾有过不同意见间的争论。但这种“争论”是在特定前提（官方审定的观点）下进行的。那种认为不应过分强调“俄国特殊性”、“独一无二性”、“优越性”而应从“哲学史过程统一”角度看俄罗斯哲学的历史发展的观点，不是遭到压制就是被斥之为“欺宗灭祖”的“世界主义”。总的说来，“传统”问题在苏联时期已经不再是学术问题，而是极为敏感的政治问题。
3.80年代后半期到90年代苏俄就“传统”问题展开的争论
1985年开始的“改革”曾对苏联人思想的解放起到过积极而有益的作用。一些“极端”、“片面”、“简单化”和“僵化”的观念和观点得到了纠正和改变。较为如实地看待和评价俄国过往的态度逐渐得到认可。1988年苏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出版“祖国哲学遗产丛书”的决议，对改正从前片面的俄罗斯哲学史观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然而随着事态的急剧变化，“苏联时期”遭到否定，良好的势头走向了反面。在70多年间遭到批判、禁止，实际上没有参与苏联现实生活的1917年以前的“传统”，尤其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宗教唯心主义哲学传统，却成了唯一的“香花”。不同意将“苏联时期”的哲学一笔抹杀的观点成了微弱的呼声，在改革时期崭露头角的“宠儿”即所谓的“60年代人”，不甘心于自己被贬低和遭无视，极力表白自己在苏联时期的研究工作是有成绩的和不容抹杀的。他们当然不认为自己是俄罗斯传统哲学的“继承者”。强调自己的功绩，是为了表明他们是“苏联时期”“好传统”的体现者。然而在可预见的未来，“苏联哲学传统”要得到承认，恐怕是不可能的。当然现在还有一种说法即认为“俄罗斯哲学传统”在苏联时期也并没有中断，维系“俄罗斯哲学传统”的代表人物有弗罗连斯基、巴赫金、洛谢夫等。这些现在备受推崇的人物，在“苏联时期”无一例外全部都受到压制，甚至受到镇压。他们的作品与那些流亡国外的俄罗斯哲学家的作品的命运几乎是一样的：不是被禁止，就是被批判，或者久久不能见天日。从这种意义上说，他们和他们的作品也是被排除在“苏联现实生活”之外的。
4.近期的争论及有关观点
1988年以《俄罗斯哲学和文化史研究问题》为题的“圆桌会议”、1993年俄美双边“俄罗斯哲学讨论会”以及《哲学问题》1995年第2期发表的一组反响文章，大致体现了俄国近年来就“俄罗斯哲学传统”和“俄罗斯传统哲学”发表的各种不同观点。
“在俄国的哲学”与“俄罗斯哲学”。
B.波里雅科夫在1988年3月那次“圆桌会议”上提出了“在俄国的哲学”(Philosophy in Russia)和“俄罗斯哲学”(Russian Philosophy)两个概念。他的这个提法引起一系列争论。A.卡缅斯基认为这是从本体角度看问题得出的论点。所谓“在俄国的哲学”，指的是在俄国存在的诸种思想中，哲学思想只是其中的一种；而所谓“俄罗斯哲学”则指的是专门意义上的“俄罗斯哲学”。波里雅科夫认为，“在从事研究的过程中”，实际是“我们要么是在研究在俄国的哲学思想，要么就是在研究俄罗斯哲学的历史”。从方法论角度来说，这是两种不同的研究途径：一种是认为存在着某种一般的、永恒的、对各个时代各个民族共同的哲学；它是一种超文化的“普遍物”，我们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代研究的只是其变种；另一种则认为应当放弃这种从普遍角度出发看问题的态度，因为并不存在这种“哲学一般”，在不同地域、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上存在的是从事哲学研究的各种不同的独立形态。他把他的这种方法论观点称之为“文化类型学”方法。
文化类型学方法与哲学史过程统一论方法。
卡缅斯基一贯反对上述观点，认为这种观点，“从原则上，从方法论上说再现了40—50年代M·T.约夫楚克，M.施帕诺夫”等人的哲学史观点。而他和3.斯米尔诺娃等则始终（从40—50年代起到现在）反对“文化类型学”观点，坚决主张“哲学史过程统一”论的观点。他们认为不能只强调俄罗斯思想和俄罗斯哲学的“独特性”，更不能将“俄罗斯哲学”与西方和世界哲学对立起来。哲学及其历史发展都是“共同”的和“统一”的。
俄罗斯哲学优越于西方哲学吗？
千方百计论证俄罗斯哲学优越于西方或外国哲学，几乎成了一些俄国哲学家的传统作风。俄罗斯哲学不象西方哲学那么系统和严谨，它渗透在文化的各种形态之中，这被说成是易于理解和“贴近人民生活”。俄罗斯哲学在历史上形成得较晚，“迟于西方哲学”被说成是它的一大优点，因为它正是因此避免了西方哲学的缺点，而可以帮助西方哲学“纠正”其失误，等等。
瓦利茨基在1993年会议上曾指出说：此类说法有支持“俄国在世界上起核心作用”观点之嫌。这类说法同样也遭到卡缅斯基等人的反对。
四、90年代俄罗斯哲学：复兴还是重建
1991年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哲学界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自己国家的哲学今后如何生存和发展，后苏联哲学将是什么样子的一种哲学，是一种需要重新塑造的哲学还是仅需要通过某种途径或方式加以“复兴”的哲学？世界哲学界对90年代俄罗斯哲学的关注，实际上也是从同样的角度出发的。
就近年来俄罗斯哲学界的总体情况和动向来看，在“俄罗斯哲学”今后“向何处去”和“怎么办”问题上，主要存在着两种思路：其一可以概括为传统哲学（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宗教唯心主义哲学和延续这一哲学的“俄侨”哲学）加现在正在成长的“本土”哲学（格罗莫夫认为这两方面的结合是俄罗斯哲学未来复兴的希望所在）；另一可以概括为传统哲学加西方哲学（用M.阿列克谢耶娃的说法就是一些人把希望寄托在用“文明世界”的精神来改造俄罗斯的灵魂。使自己的哲学与“正规国家”的哲学完全融合，这被视为祖国哲学发展的最高目的）。至于有人寄希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二次复生，则已不那么被人当真了。
在我们看来，哲学存在的第一条件就是它是否能够满足人们的心灵需要和那个国家的精神需要。美国哲学家斯坎兰教授在回答“俄国需要俄罗斯哲学吗”这个问题时说：“我的回答是坚定不移的——‘需要’，但是有个条件，即这种哲学必须适应今天俄国的需要——精神的、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需要。”他显然要比某些俄罗斯哲学家更实事求是。
在而今的俄罗斯，也有头脑清醒而冷静的人士，如M.马斯林。马斯林在为他主编的《俄罗斯思想》一书（该书围绕“俄罗斯思想”这个主题汇辑了从伊拉里昂、恰达耶夫起到洛谢夫、伊林止的27位俄罗斯著名哲学家的有关作品节选）写的“前言”中就指出：“如果以为西方的‘俄罗斯研究’能够使俄国文化及其所固有的精神和民族特征得到复兴，这种想法是幼稚的”。因为西方的俄罗斯学学者始终只能从“侧面”，从“旁边”看俄罗斯。而对俄罗斯的真正认识，只能靠俄罗斯人自己。
现在，我们还看不到一个成型的“新”的俄罗斯哲学。1991年以后在俄国出现的各种类型的“哲学教学大纲”，只能说是现今俄罗斯哲学界对现在和今后的“俄罗斯哲学”的一种想法和理解，属于“设想”之列。何况，教科书式的哲学决非是一个国家哲学的最隹和完整的体现。俄罗斯现实生活和历史进程本身将对“新俄罗斯哲学”提出自己的要求。符合这种要求的哲学，才有可能站得住脚。在俄罗斯，很可能不会再有全国统一的哲学，不会再有“一种”占主导地位（更不要说是“占统治地位”）的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