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的历史尺度和人道尺度——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的效率与公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尺度论文,公平论文,历史唯物主义论文,人道论文,视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抽象与具体：效率与公平关系的不同解释
效率这个概念是一个含义广泛的概念。我们在这里说的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中的效率，是在经济效率的意义上说的，是指资源的配置效率，即资源的合力组合与有效配置程度。
效率概念是一个历史性概念。在古代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中，由于劳动尚未分化，个别劳动直接就是社会劳动，劳动的直接目的和动力就是自我需要的满足，使用的劳动的多少既无从比较也无需比较。因此，这时的效率只是一般意义上的获得与耗费、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比率，因而仅仅属于生产力范畴，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经济效率。工业社会的商品生产则不同，每个生产者都是为别人的消费生产，而他自己消费的东西也来自别人的生产。生产和消费在时间和空间上发生了分离，在生产和消费之间插入了一个交换过程。由于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分裂之后，真正的社会财富在于用尽量少的劳动价值创造出尽量丰富的物质财富。只有在这时，个体劳动者才会真正关心具体劳动的使用量，以便在交换时能够以少换多（注：参见史瑞杰著《效率与公平：社会哲学的分析》，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3页。）。经济效率的核心问题是时间的节约，即在交换中能够以少量的劳动换得更多的商品，也就是以少量的劳动（时间）换得更多的劳动（时间）。马克思说：“真正的经济——节约——是劳动时间的节约”（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25页。）。这时效率概念已经从生产中投入与产出的比率，转换为交换中的劳动交换的比率，这时的经济运行的目的在于获得更多的利润，即经济“效益”，这时，才有了真正的经济效率的概念。它已经超越了生产力范畴的意义，具有了生产关系的含义。
因此，古代社会的效率概念同“效用”概念相联系，它关注的是使用价值的增加，即在单位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使用价值，因为这种生产的目的不是赚钱，而是满足自己的需要。而商品社会的经济效率关注的，则是以少量的资本投入在交换中获得更多的收益。它关注的不是“效用”，不是使用价值，而是收益，即交换价值，特别是利润，即剩余价值。
因此，关于经济效率，人们一般定义为资源的配置效率，即资源的有效配置，或指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在这里，以少量的投入获得更多的收益的一般效率概念的含义仍然适用。但经济效率的投入是指资本（包括劳动力资本）的投入，而这里的“收益”却并不是指自给自足经济中的使用价值，而是指商品经济中的剩余价值，即利润。在现代商品社会，效率不仅具有“生产率”的含义（在这个意义上，他反映的是人同自然界的关系，属于生产力范畴），也具有经济效率的含义，在经济效率的意义上，它反映的是通过物与物的关系而发生的人与人的关系。把效率的一般含义简单地归结为“生产效率”的观点是狭隘、片面的。
公平概念反映的是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的概念，即人们之间利益分配的合理关系。这里的所谓“合理性”是指以人为尺度的价值性。公平概念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描述性概念，而是一个规范性概念。它反映的是人们对当时的利益分配关系的一种价值评价。如果说效率概念是一个关于人的活动现实状态的描述性概念的话，那么，公平追求的则是对活动结果“应当”采取的合理性分配。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平可以定义为：人们对利益分配关系合理性的意义追求和价值评价。
人们往往把公平理解为一个简单的描述性概念。人们认为，当我们说“某种利益分配关系”公平或不公平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描述这种客观的利益分配的合理状态。但是人们忘记了：当我们说“某种利益分配关系”是公平的或不公平的时候，实际上是我们在一定价值观指导下对这个客观的“某种利益分配关系”的一种价值评价。这“某种利益分配关系”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而关于这个“事实”公平或不公平的评价，却是以当时的价值观、公平观为尺度由人们做出的。
关于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有一种错误的理解，即认为公平与效率是绝对对立的。在这种观点看来，要效率，就不能讲公平，要公平就必然失去效率。公平与效率处于一种抽象对立之中，二者不可兼得。关于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很多理论，都是根据这一理解作出的。关于公平与效率何者优先的争论，正是立足于公平与效率的抽象对立之上的。
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主张效率优先，而福利经济学家则强调公平优先。无论强调哪种优先，都隐藏着一个理论前提，即认为公平与效率是绝对对立的，二者不可兼得。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米瑟斯明确提出不平等的分配不仅不能消除，而且它本身就是提高效率的一种驱动力。“假如人们消除了这种驱动力，生产量就会随之降低，从而导致在实行平均分配的情况下，人均收入下降到今天最穷的人的收入水准之下的结局。”（注：路德维希·冯·米瑟斯：《自由与繁荣的国度》引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6页。）在这里，米瑟斯所说的作为提高效率的驱动力的“不平等的分配”就是指“不均等的分配”，即不公平的分配。他实际上是把“公平分配”看成了造成效率降低的原因，而把不公平的分配（即他所说的不平等的分配）看成了效率提高的原因。
人们之所以把公平理解为效率的对立物，是因为错误地理解了公平概念，即把公平分配理解为“分配的均等化”。由于利益均等必然影响效率的提高，因而如果把利益分配的均等等同于公平的话，那么，公平自然就成了效率的对立物。
在这里，我们必须区分“平等”、“分配均等”和“公平”几个概念。“平等”概念与权利相关，指在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具有均等的权利。而公平则与利益相关，是“人们对现实的利益分配关系的价值评价”。而“均等”概念既与权利无关，也与利益无关，它只是表示一个无差别的数量关系。公平既不等于权利的均等，也不等于利益的均等，而只是表示利益分配关系的合理性。
那么什么样的利益分配才是“合理”的呢？这决定于不同历史时代的不同的、具体的、历史的价值观和公平观。尽管某些社会形态（如原始社会）曾经把利益的平均分配作为公平的尺度，但不能把利益均等作为评价一切社会形态的利益分配是否公平的永恒尺度和一般尺度。恩格斯说：“关于永恒公平的观念不仅是因时因地而变，甚至也因人而异。”（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10页。）把公平与效率绝对对立起来的观点，实际上是把“利益均等”看成了评价是否公平的抽象的、永恒的尺度了。
既然公平不等于利益均等，那么由利益均等的分配引发的效率低下就与经济公平无关：是利益均等（大锅饭）的分配造成的效率低下，而不是公平分配造成的效率低下（大锅饭的分配方式也是一种不公平），因而经济公平与效率就不是对立的。恰恰相反，经济公平正是提高效率的保证和有利条件。因而公平与效率是统一的。效率的提高离不开经济利益的公平分配。既然二者是统一的，也就不存在谁优先的问题了。因此，把效率与公平绝对对立起来的观点，背离了效率与公平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关系，把“利益均等”作为评价利益分配关系是否公平的永恒的尺度，是导致它的理论错误的认识论根源。
二、公平的两重性：现实的公平与理想公平的冲突
之所以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有不同的公平观，是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只有那样的公平观才有利于人类的生存和社会的发展。正如恩格斯所说：“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公平观认为奴隶制度是公平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10页。）。这种公平在现代人的眼中是一种极端的不公平，但在当时是必要的。“因为在人类，也像在动物界一样，种族的利益总是靠牺牲个体的利益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其所以会如此，是因为种族的利益同特殊个体的利益相一致”（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第125页。）。被现代人认为极端不公平的古代奴隶制，正是当时人类生存发展的需要，对当时的生产和社会的发展却起到了重大的积极的历史作用。恩格斯曾对奴隶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只有奴隶制才使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更大的分工成为可能，从而为古代文化的繁荣，即为希腊文化创造了条件。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国家，就没有希腊的艺术和科学；没有奴隶制，就没有罗马帝国。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我们的全部经济、政治和智慧的发展，是以奴隶制既为人所公认、同样又为人所必需的这种状况为前提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说：没有古代的奴隶制，就没有现代的社会主义。”（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1972年版，第220页。）
每一个具体的历史时代的公平观，都是在当时的经济形式的基础上形成的。在奴隶制的经济关系条件下，人们不可能形成以平等权利进行利益分配的公平观，这反映了公平观的发展过程的历史局限性。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为了解决生存问题，人类只能采取有利于当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分配形式，因而这种利益分配形式也就被当时的人们看成是公平的。“人类是从野兽开始的，因此，为了摆脱野蛮状态，他们必须使用野蛮的、几乎是野兽般的手段”（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1972年版，第220页。）。因此，在我们现在看来那种极端不公平的、几乎是野蛮的奴隶制，在当时不仅是必然的，而且是必要的。
这种自发适应当时的历史条件的公平观的形成是出于人追求生存与发展的“社会本能”（注：刘福森提出人的“社会本能”概念，参见《哲学研究》1993年第3期论文《人的社会本能和社会规律》。）。出于求生的本能，人们必然会欢迎那种分配形式，形成与当时的分配形式相适应的公平观。恩格斯曾经以英国工人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热烈拥护资本主义的分配方式为例，说明了人的这种社会本能的存在。他说：“每一种社会的分配和物质生存条件的联系，如此深刻地存在于事物的本性之中，以至于经常反映在人民的本能上。当一种生产方式处在自身发展的上升阶段的时候，甚至在和这种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分配方式里吃了亏的那些人也会热烈欢迎这种生产方式。大工业兴起时期的英国工人就是如此。不仅如此，当这种生产方式对于社会还是正常的时候，满意于这种分配的情绪，总的说来，也会占支配的地位；那时即使发出了抗议，也只是从统治阶段自身中发出来（圣西门、傅立叶、欧文），而在被剥削的群众中恰恰得不到任何响应。只有当这种生产方式已经走完自身的没落阶段的颇大一段行程时，当它一半已经腐朽了的时候——只有在这个时候，这种愈来愈不平等的分配，才被认为是非正义的，只有在这个时候，人们才开始从已经过时的事实出发诉诸所谓永恒正义。”（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3卷，第188-189页。）就是说，在一种生产方式处于上升时期，因为它有利于人和社会的发展，人们从本能上会认为它是公平的。这说明，第一，公平观不是永恒的，而是历史地变化着的；第二，每一个历史时代的公平观都是与当时的生产方式的性质（进步的还是腐朽的）直接相关的。人们本能地认为与当时的进步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分配方式是公平的。因为只有这种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在当时才是有利于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有利于人与社会的发展”正是评价公平的“历史的尺度”、现实的尺度。
尽管历史上的那些分配方式从“历史的尺度”看是公平的，但它并非是没有局限的。从人道的尺度看，那些以“牺牲多数个人，甚至靠牺牲整个阶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9页。）为代价的分配方式（阶级社会的分配方式）是不公平的。这正是公平本身存在的二重性。“公平”的二重性，根源于“公平观”的二重性。公平评价的“历史的尺度”和“人道的尺度”的对立，正是公平观二重性的集中表现。
建立在“历史的尺度”上的公平，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人类生存的必要性。它是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利益出发，以当时现实的（比较低级的）历史条件为背景所作出的一种“无可奈何”的本能的评价。在这种利益分配中，个人之间首先表现为权利上的不平等（剥削的存在），作为这种分配的结果，个人之间的利益差距可能十分巨大，但出于历史的必然性和生存的必要性，“当时”人们还是“本能地”把这种分配看作是公平的。由于这种公平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的一种评价，因而总是被生活在更高的历史条件下的后来的人们所否定，被看作不公平。后来的人们总是以后来的新的历史条件为背景，以人的类的生存和发展为尺度，把自己时代的分配方式看作是公平的，而把以前历史时代的公平看作不公平。从这种一连串的后代对前代的公平的否定中我们看到：每一代人都遵循着“历史的尺度”，即都是从他们所在的历史条件出发的；又遵循着人道的尺度，即都是为了实现人的“类”的生存和发展利益。因此，在这种“历史的尺度”中，也存在一种“人道尺度”。这时，历史的尺度和人道的尺度是统一的，这是一种历史的、具体的统一。
但是，这种统一中也不是没有矛盾的。在这种统一中的“人道尺度”只是人的“类”利益的体现，它还是以牺牲个体的利益为代价的。因此，在这两个尺度的统一中存在的两个尺度的对立，实际上反映的是这种“人道尺度”内部的对立：即个体的利益与类的利益之间的内在矛盾。虽然从根本上说，类与个体是统一的，即没有类的生存和发展也就没有个体的生存，但在人类历史上，这种统一往往是以冲突的形式实现的。个体与类的完美的统一，只有在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才能真正实现，只有在那时，消灭了阶级剥削，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人道主义的公平；也只有在那时，才会有历史的尺度与人道的尺度完满统一的公平。
公平的二重性，反映了在公平问题上的现实性与理想性的冲突。那些在我们现在看来是极端不公平的分配制度，在当时不仅是必然的，而且也是必要的，因而被当时的人们看作是公平的。这是社会历史的现实性的一面。但是，社会历史又具有超越性一面，它或快或慢地总要超越现有的公平观，而原来的“公平”也被新的公平所否定，被评价为“不公平”。因此，公平不仅是立足于历史的尺度对现实的利益分配合理性的一种评价，而且也是立足于完美的人道尺度（注：指共产主义才能实现的个体与类真正统一的人道尺度。）对个人之间平等分配的理想追求。“历史的公平”与“人道的公平”、“现实的公平”与“理想的公平”的冲突与统一，表现在历史发展的整个过程中：每一个历史时代都有自己时代的“公平”，但对完美的“人道公平”的追求与向往始终是每一个时代杰出的思想家的伟大理想。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关于人的自由解放的学说，可以说是这种理想公平的最高表现。真正的完美的人道公平的实现，既是人类全部历史发展的最终结果，也体现在历史发展的全部过程中。我们既不能把历史上存在的“现实的公平”、“历史的公平”、“相对的公平”当作我们的最高理想，完全否定追求那种完美的“人道公平”理想的合理性；也不能把理想当成现实，用理想的人道的尺度否定历史的尺度，用理想的公平否定现实的、历史的公平。
三、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的结合：历史尺度和人道尺度的统一
市场经济的公平观包含以下两个基本原则：即“机会公平原则”与“规则公平原则”。所谓“机会公平原则”是指：在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中，每个人都应当具有平等竞争的机会和权利。这是评价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平与否的基本前提和尺度。彼彻姆认为：“‘公平机会原则’的内容是：谁都不应该由于他无法负责的特性（我们称这些特性为‘有利条件’）取得社会利益。也就是说，谁都不应该由于他无法负责的特性（我们称这些特性为‘不利条件’）而被剥夺社会利益。”（注：彼彻姆：《哲学的伦理学》，第273页。转引自史瑞杰著《效率与公平：社会哲学的分析》，第57-58页。）机会公平原则是经济活动起点上的公平原则，可称为“起点公平原则”。所谓“规则公平原则”指市场规则对任何人一视同仁。它“不考虑在道义上是否应当，也不考虑该规则运作的实际结果对哪些人有利或不利。这也就是哈耶克和诺齐克等人提出的程度正义原则。”（注：史瑞杰著《效率与公平：社会哲学的分析》第58页。）“规则公平原则”是作为经济活动过程中的公平原则，即“过程公平”。无论是“起点公平”还是“过程公平”，都是相对于“结果公平”而言的。在市场经济中，只要在活动起点上每个人都具有平等竞争的机会和权利，只要活动过程中具有公平的规则，那么，无论结果如何（分配结果是否有差别、差别的大小，哪怕是两极分化）都可判断为公平。市场经济的公平观与利益分配的结果毫无关系。因此，市场经济的公平观在本性上就包含了对个人之间利益差别的肯定；不仅如此，市场经济本身正是以作为利益结果的“差别”为动力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两极分化并非偶然现象。如果没有别的机制（如社会的调控）的作用，发生两极分化是必然的。
我国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既决定了我国社会主义的特色，也决定了我国市场经济的特色。因此，我国现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平观，既不同于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的公平观，也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的公平观。
既然是市场经济，它就必须具有一般市场经济的性质，市场经济的公平观的一般特征也就适合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一，它首先也把活动前提（竞争权力和机会）的均等作为评价公平的必要条件。第二，它也要求有一个平等的竞争规则。从以上两点来看，特权都是颠覆市场经济的公平的魔鬼。第三，它也承认作为活动结果的个人之间利益差别的合理性。只有承认以上三个原则，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有序运行，也才会有经济效率。
但是，我国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决定了我国现阶段的公平观除了具有市场经济公平观的一般性质外，还必须具有社会主义公平观的一般性质。因此，我国现阶段的公平观，除了从市场经济的现实出发，坚持前面所说的一般市场经济的三个基本原则外，还必须把共产主义的完满的人道公平作为我们的价值取向，作为我们的理想。因此人道尺度也应当成为我国现阶段公平观的基本的公平尺度。为此，我们必须坚持以下几个基本原则：
第一、它承认个人之间收入上存在差别的合理性（公平分配），“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把它作为推动经济效率的基本动力之一。但是，社会主义的根本性质决定了它是以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为最高利益的，因此，它不应当允许剥削的存在，即不应当把剥削作为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手段和途径。靠剥削致富应当被视为不公平。
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允许个人之间收入差别的存在，但社会主义的根本性质决定了它的价值取向是“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允许收入差距的无限扩大，更不允许产生收入上的两极分化。
第三、它允许个人之间收入差别的存在，但是，当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不能维持基本的生存时，首先应当保证这一部分人的基本生存需要。差别应当是以保证所有的人都能生存为前提。也就是说，一部分人的“富裕”不能建立在另一部分人因得不到基本生活资料而不能维持生存的基础上。当社会上还有人不能满足基本生存需要时，另一部分人的过多的收入和挥霍财富的行为应当被视为不公平。
第四、社会主义最终是要使绝大多数人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因此，我们的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应当是差别的不断缩小，而不是相反。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应当反对片面地只强调一种公平而否定另一种公平的理论倾向：我们既不能否定人道主义公平的价值理想，也不能否定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现实公平；既不能把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现实公平看作我们的价值理想，否定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的理想追求，也不能用人道主义的公平否定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现实公平，否定收入差别存在的合理性，重复我们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所犯的“平均主义”的错误。我们应当使两种公平保持一定的张力，努力寻找两种公平的最佳结合点。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既保持市场经济下经济增长的高效率，又真正坚持了社会主义的道路，使我们的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得到最佳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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