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致中苏论战的意识形态因素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论战论文,意识形态论文,中苏论文,因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二战后特定的国际政治背景和社会历史背景下，引发了一系列新的问题。例如，如何对待已经恢复和发展了的资本主义？如何对待战争与和平？如何对待蓬勃发展的民族解放运动？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怎样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国家怎样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等等。这些重大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尖锐地摆到了各国共产党人面前，要求人们去思考，作出新的判断，或从理论上进行新的概括。由于各国党的经历不同，所处国际国内环境不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不同，社会历史传统不同，建设经验多寡不同，加上各国领导人经验、阅历、个人气质以及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很自然地就产生了意识形态分歧。这种分歧突出地在中苏两个大党之间表现出来。但是，苏共却将其二十大的观点钦定为“国际共产主义的总路线”，强加给世界各国共产党，这种蛮横的做法理所当然地引起其他国家共产党尤其是中国党的反对，终于引发了中苏两党的大论战。这次论战不但使中苏两党关系破裂，而且还造成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开始进入低潮。
一 中苏两党意识形态分歧的产生
新中国成立后，实行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并与苏联结成了联盟。中苏结盟除了有西方国家敌视新中国的因素以外，其主要原因是中苏两国有着共同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到苏共二十大之前，中苏两党两国在意识形态方面保持一致，几乎没有出现过什么分歧。双方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都奉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在国际上以一种声音说话，并采取共同的路线、政策。尽管在这一时期中苏两党两国也有过矛盾和磨擦，但它所涉及的只是处理双边关系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具体问题，与理论、路线、政策和意识形态无关。两国领导人也曾在私下里相互抱怨，但从未将矛盾和磨擦与意识形态联系起来，更没有公开地互相批评。
中苏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一致，与中共和新中国搬用苏联模式并力求“紧跟”苏共和苏联有很大关系。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中共曾得到苏共与斯大林的指导、援助，因此，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共领导人一直自称是斯大林的学生。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共虽然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但对社会主义建设还缺乏经验，不能不继续向苏联和苏共学习，继续取得斯大林的指导和帮助。在部分中国共产党人中，甚至存在着对苏共、苏联和斯大林的迷信。
但是，从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并提出“三和”路线开始，中苏意识形态方面“完全一致”的状况开始受到冲击。
1956年2月14日至25日，苏联共产党召开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在大会上提出了关于国际局势发展的三个重要问题：即关于两个体系的和平共处问题、关于现代防止战争的可能性问题、关于不同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问题。这三个问题即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和平过渡，后来被概括为“三和”。在会议结束的当天夜里，赫鲁晓夫向代表们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揭露出许多斯大林滥杀无辜的鲜为人知的事实，全盘否定了斯大林。
对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中共领导人没有思想准备，所以，多次召开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研究对策。当时总的看法是，苏共二十大有积极意义，它揭开了斯大林的盖子，表明苏联、苏共及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正确，破除了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的迷信，因此，中共中央一开始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是持有保留的支持态度的。同时，中共领导人认为，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是搞突然袭击，事先没有与各国党商量，对斯大林的评价也不公正，而且报告“无论在内容上或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自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4～5页）毛泽东提出，斯大林是一个国际人物，他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苏联党和国家的命运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对待斯大林绝不能感情用事。
对秘密报告的失误，毛泽东提出要尽力补救，方式可以考虑发表文章，以支持苏共二十大反对个人迷信的姿态，正面讲一些道理。按照这一精神，中共中央以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于4月5日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简称《一论》），这是中共第一次对苏共二十大否定斯大林发表不同意见。
苏共二十大及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还直接引发了波匈事件。对此，毛泽东强调：“我们早就指出，苏共20大揭了盖子，也捅了漏子。揭了盖子之后，各国共产党都可以破除迷信，努力使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本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寻求本国革命和建设的道路。我们党正在探索，其他兄弟党也没有解决。捅了漏子的后果是全世界出现反苏反共高潮。帝国主义幸灾乐祸，国际共产主义队伍思想混乱。”（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自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165页）波匈事件平息后，毛泽东认为，面对帝国主义利用苏共二十大掀起的反苏反共高潮，苏联领导人软弱无力，中国共产党应该做中流砥柱，力挽狂澜，不仅要顶住这股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逆流，而且要反击。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日报》于1956年12月29日发表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简称《二论》）。
《一论》和《二论》实际上委婉而又明确地批评了苏共二十大的观点。从两篇文章的内容看，中苏两党对斯大林的错误及其产生原因的认识是有分歧的：苏方强调斯大林的主要错误是破坏法制、镇压无辜，产生错误的主要原因在于斯大林个人性格的多疑和个人崇拜；中方反对把斯大林的错误只归结于斯大林的个人性格，在指出斯大林摘肃反扩大化的同时，也指出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没有矛盾等思想方法和理论方面的错误。由于当时赫鲁晓夫在国内外处境都比较困难，不能不重视中共的态度，因而没有对这两篇文章提出异议。文章发表后，苏联立即把它译成了俄文，由著名的播音员向全国多次广播。
苏共二十大是苏共历史的转折点，也是中苏两党关系的转折点。中共之所以敢于开始在意识形态上向苏共这一长期的理论权威提出不同意见，甚至提出“对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失误，我们要尽力加以补救”（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自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6页），主要是因为中苏两党的情况都已发生了变化。
其一，苏共批判斯大林是自揭疮疤，表明苏共、苏联和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是正确的，这就揭开了斯大林的盖子，打破了斯大林一贯英明、正确的神话，也打破了苏共和苏联完美无缺的神话，从而削弱了斯大林、苏共和苏联长期唯我独尊、高高在上的地位，破除了对斯大林和苏共的迷信，解放了包括中国共产党人在内的全世界共产党人的思想，不仅使他们敢于怀疑苏共和苏联，也敢于发表不同于苏共和苏联的意见了。
其二，经过建国初期几年的实践和发展，新中国逐渐强大起来，中共领导人也有了一定的经验，尤其是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方面，逐渐有了自己的看法，加之斯大林逝世后苏联新上台的领导人，包括赫鲁晓夫在内，在资历、威望、经验等方面均无法与毛泽东等人相比，这使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的自信心大大增强，无需再像过去那样，在苏共和斯大林面前十分谨慎小心。1949年和1957年毛泽东两次访问莫斯科时的不同心境、受到的不同待遇及他本人的不同表现，都生动地反映了这一点。
苏共二十大之后，中共除了对斯大林的评价有不同意见以外，对“和平过渡”也有不同看法。毛泽东在1956年就曾谈到，苏共二十大期间，人民日报发表了两篇社论，“但社论中只谈了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问题，没有谈和平过渡问题，因为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不同意见”（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自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新华出版社1995年，第46页）。
中苏之间对“和平过渡”的争论是从1957年的莫斯科会议开始的。在出席莫斯科会议期间，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了对和平过渡问题的原则立场。中共的基本观点是倾向于使用暴力革命手段夺取政权，所以一直主张应使用和平与暴力的两手这种全面的表述方式。对此，毛泽东曾反复说过：我们要有两手，和平的一手是为了争取群众，不给资产阶级以借口来攻击我们，这是策略性质的口号。到了夺取政权的时候，无产阶级就要用暴力来回答，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作为战略来说，我们不相信什么和平过渡。这清楚地表明了他对和平过渡方式的基本态度。但在文件定稿时，考虑到苏共方面一再提出希望能和苏共二十大的提法相衔接，中共代表团作了适当的让步，同时又在11月10日向苏共中央提交了备忘录性质的《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表明了中共方面的原则立场。《提纲》提出：对于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问题，提出和平与非和平的两种可能性，不是单提一种可能性，这就比较灵活些；按照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状况，从策略观点出发，指出和平过渡的可能是有益的，但不宜过多强调和平过渡的可能；取得议会的多数，并不等于旧国家机器的摧毁，新国家机器的建立；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的含义，不应该只解释成为通过获得议会的多数而实现。（《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11～113页）
需要指出的是，1958年之前，尽管中苏之间存在意识形态分歧，并且在第一次莫斯科会议上争论还很激烈，但双方并没有发生论战，只限于在内部交换意见。其中的原因，一是在此期间中苏仍处在“蜜月时期”，双方的分歧和争论并不很多，而且仅限于斯大林的评价及和平过渡问题，还没有直接涉及彼此的国家利益；二是在争论中，主要是中方批评苏方，而赫鲁晓夫等人因为立足未稳、麻烦颇多，特别需要中国领导人的支持，不得不对中方的批评采取忍耐态度；三是中方也需要苏方的经济、军事援助，并希望继续维护中苏友好合作的大局，因而在批评苏方时所持的态度和方法均比较谨慎，并没有上纲上线，更没有激怒苏方的意图和做法，从而使争论能在心平气和的气氛中进行。
二 中苏两党意识形态分歧的扩大
从1958年春夏开始，中苏两党在涉及国家利益的许多问题上发生了冲突，并在两国的内政外交政策上出现了争执，这不仅使双方的分歧和争执越来越多，超出了意识形态范围，而且这些分歧和争执与意识形态分歧交织在一起，使意识形态分歧变得更加严重，更加复杂，更加具有破坏性了。
1958～1959年间，中苏之间发生了一系列不愉快的事件，并围绕这些事件发生争论。第一件事是中国炮击金门引起台湾海峡危机。赫鲁晓夫认为金门炮战触动并背离了苏联的战略利益，破坏了苏美缓和战略，所以，对中国的决策表示不满。第二件事是赫鲁晓夫对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提出批评。赫鲁晓夫在“大跃进”遇到困难后开始对中共冷嘲热讽，认为中共提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是在同苏共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他还含沙射影地批评中国的人民公社，认为通过公社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错误的。第三件事是苏联在中印冲突中偏袒印度。苏联不顾中国的一再说明和反对，以塔斯社的名义发表声明，对中印边界武装冲突表示“遗憾”。中国认为，这篇表面上表示“中立”的声明实际上是偏袒印度，并将中苏分歧公开暴露在全世界面前，因而对苏联的立场表示强烈不满。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赫鲁晓夫于新中国成立十周年时第三次来华访问。由于赫鲁晓夫刚刚结束美国之行，正沉浸在与美国总统会谈的喜悦之中，所以他在与中共会谈时对所谓“戴维营精神”进行了大肆渲染，并为当时中国的头号敌人美国唱赞歌。此外，赫鲁晓夫还站在苏联的立场上对中国的内政外交提出了批评，要中国服从苏联的战略利益。除了在炮击金门问题上指责中国试图用武力来试探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要中国放弃武力解放台湾的政策外，赫鲁晓夫还指责中国在中印边界问题上采取“好战”姿态，把中国的正当防卫说成是侵略，要求中国放弃领土要求，不值得为那几块荒无人烟的不毛之地流血牺牲。他还指责中国放跑达赖，暗示中国应该让西藏独立，其理由是一个属于中国的西藏会对印度构成威胁。赫鲁晓夫还给美国当说客，要求中国释放俘获的美国间谍飞行员。最后，赫鲁晓夫给中国领导人扣上了“冒险主义”、“民族主义”的大帽子。
从争论的问题看，这些问题既涉及国家利益，也涉及意识形态。例如，对中国发动的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的不同评价，就涉及到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论路线和政治问题。对美国的态度，既是外交问题，也牵涉到理论问题。中国当时认为帝国主义的本性并没有改变，帝国主义是战争的根源，不可能真正爱好和平，因而赫鲁晓夫热衷于讨好美帝国主义，美化帝国主义的头子，都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样一来，中苏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随着国家利益的冲突而进一步扩大了。
双方发生的这些争执和冲突，造成了彼此间的不满和不信任，双方开始怀疑对方的动机和目的，甚至认为对方居心叵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把一系列争执的出现和意识形态分歧放在一起考虑，开始怀疑苏共中央和赫鲁晓夫的所作所为是否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否符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分析以后，毛泽东等人又进而作出判断，认为赫鲁晓夫等人显然已走上了修正主义或半修正主义的道路，社会主义的苏联已发生了变化。在毛泽东等人看来，如果不是在理论、路线上出了问题，赫鲁晓夫等人怎么会干出如此多的损害社会主义中国的事情呢？
1960年中共中央决定把中苏之间的分歧从中印边界冲突和对美政策这些具体问题，扩展到列宁主义理论观点方面来，其中的一个根本原因是因为毛泽东始终对苏共二十大提出的和平过渡、和平共处观点持怀疑态度。赫鲁晓夫对尼赫鲁和艾森豪威尔的软弱态度，更使毛泽东确信，苏共领导人在理论上的误区是这一系列问题的根源所在。5月21日和28日，毛泽东在与朝鲜劳动党领导人金日成和丹麦共产党主席耶尔森谈话时公开讲：“和平共处是没有的”，“和帝国主义没有和平共处，只有冷战共处”。而所谓社会主义不用暴力就可以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就是所谓和平过度，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基础何处去了？他指出，与苏联的这些分歧“现在我们要公开谈了”。如（他们）不改变，我们就把所有可证明的文件都拿出来。（李丹慧：《苏联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反应及其结果》，《中共党史资料》，2003年第1期）这时，毛泽东一面继续肯定中苏分歧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一面开始在某种程度上把赫鲁晓夫同修正主义联系起来，称之为“半修正主义”。与此同时，苏共中央和赫鲁晓夫也认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理论、路线肯定出了问题，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犯了教条主义、冒险主义的错误等等。
面对意识形态分歧的扩大，中苏双方都改变了以往比较谨慎、就事论事与心平气和的做法，采取了自以为是、固执己见、强加于人、毫不妥协、无限上纲的武断态度，并从布加勒斯特会议开始，陷入不断地进行报复和反报复的恶性循环之中，从而无可挽回地加剧了意识形态分歧。而且两党都把意识形态分歧上升到马克思主义原则的高度。中苏双方都是注重意识形态的国家，当分歧和矛盾越来越多时，双方都必然要从意识形态方面去寻找原因，从理论、路线、政策方面去挖根子。分歧本来都很具体，涉及到一个一个具体问题，本来可以采取“就事论事”的做法。然而，随着分歧的扩大，双方均改变了态度，采取了“无限上纲”的办法，将每一个分歧都上纲到是否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态度，上纲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路线斗争的高度。中方认为苏方执行了一条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路线，赫鲁晓夫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叛徒”，在苏联搞资本主义复辟，如此等等；而苏方也给中方扣了一大堆帽子，如教条主义、冒险主义、托洛茨基主义等等，总之是帽子满天飞。
这样以来，为了在意识形态争执中最终战胜对方，双方均采取了“公开论战”的做法。苏联提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之后，特别是在公开信中系统地阐述了苏共的理论观点之后，毛泽东决心同苏共中央展开公开的意识形态大论战。毛泽东已经认定，苏联共产党出现了修正主义，代表人物就是赫鲁晓夫，他有一条系统的修正主义路线，并导致苏联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所以要把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批倒、批臭，从而把大论战推向了高潮。在论战的高潮期，双方基本上都紧紧围绕意识形态分歧为核心，使论战成为意识形态的大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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