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个人收入差距的变动特征及其调节政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变动论文,收入差距论文,特征论文,我国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4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01)04-08-04
我国个人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已成为社会经济生活中各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甚至对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如何认识我国个人收入差距的变动及把握和调节其变动趋势，就成为需要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
一、我国个人收入差距变动的走势特征
自1978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动趋势就总体而言是趋向不断扩大，但期间也表现出一些不规则的波动。不论是总体的变动趋向还是期间的不规则波动都与我国改革政策的出台和步步深化相吻合，显示了极高的相关性，从而证明了我国制度变迁型倒U假说的成立。
1、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动。在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直到1985年改革中心开始向城镇转移这段时间内，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基本是稳定的。到1984年基尼系数仍然没有超过1978年0.16的水平。但1985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启动后，基尼系数开始趋于上升。据《中国统计年鉴》(1986-1998)提供的数据计算，1985-1997年我国城镇居民基尼系数分别是：0.268、0.265、0.264、0.275、0.271、0.272、0.262、0.272、0.297、0.234、0.229、0.449、0.300。除1996年的异常值以外，基尼系数总体上是趋于上升的，这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趋向深化是符合的。在这13年中，先后出现过三次基尼系数的快速上升，而这三次变动都是与改革政策的出台相关。第一次发生在1988年，即从1987年的0.264上升到0.275，然后一直到1990年是一个较高的平台。出现这次上升的一个重要原因是1987年10月底召开了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加快改革进程的政策。第二次是1992-1993年，1992年从1991年的0.262上升到0.272，然后1993年再跃升到0.297。1992年邓小平发表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南巡讲话，明确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年又召开了党的十四大，提出要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加快经济改革步伐。第三次是1997年，即从1995年的0.229上升到0.300。1997年9月，我们党召开了十五大，明确提出了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
2、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动。根据唐平的计算，1978-1995年，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分别是：0.21、0.24、0.26、0.29、0.30、0.31、0.31、0.31、0.33、0.33、0.34。（注：唐平.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及差距研析[J].管理世界，1995(2).）农村基尼系数与城镇基尼系数不同，表现出了稳定的逐步上升态势。导致这一结果的基本原因是我国农村在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改革后，农村经济体制基本上是稳定的，没有像城镇那样不断出台新的改革政策。
3、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动。我们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来衡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动。据测算，1980-1997年，二者之比分别是：3.2、2.67、2.46、2.34、2.67、2.64、2.90、2.89、2.94、3.06、3.23、3.12、3.02、3.01、2.96。收入差距变动表现出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的不规则曲线。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是与城乡改革的不对称相关的。1978-1985年，是农村改革阶段。农村改革大大提高了农民的收入，相对于城镇改革的滞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趋向缩小。1985年后，经济改革中心转向城市，城市相对于农村，经济改革步伐加快，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又转向扩大。1992年明确了我国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改革走向高潮，1993年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达到最高点。之后，政府为提高农民收入，连续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并在农村大规模开展扶贫，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又趋向缩小。
从以上我国居民个人收入差距的变动走势可以看出其具有以下两个明显的特征：
(1)收入差距扩大的幅度高。从以上的测算数据可以看出：我国个人收入差距已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另据国家统计局收入分配课题组的调查研究显示：1998年我国的基尼系数为0.386，接近0.4的国际警戒线，同时也超过了高收入国家90年代0.338的平均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当（人均GDP1000美元左右）的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也明显偏高（东欧为0.289，南亚为0.381，东亚和太平洋为0.381，中东和北非为0.380，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为0.493）。此外，我们从《1998/99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得到了90个国家（包括中国）的基尼系数，并计算整理了阿鲁瓦利亚指数（收入最低40%人口的收入份额值，最大值为0.4），库兹涅茨指数（收入最高20%人口的收入份额值，最低值为0.2）和不良指数（收入最高20%人口的收入份额与收入最低20%人口的收入份额之比），利用4个不平等指数来综合反映各国的收入分配状况。就中国的各项指数来看，基尼系数为0.415，高于90个国家的均值0.391；阿鲁瓦利亚指数为0.153，低于90个国家的均值0.173，说明中国40%的贫困人口所得份额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库兹涅茨指数为0.475，高于90个国家的均值0.461，表明中国20%的富裕阶层占有的社会财富较多，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从不良指数来看，中国为3.105,90个国家的均值为3.294，已经很接近。可见，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已远远超过了发达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
(2)收入差距扩大的速度快。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前，是一个在收入分配上极度平均的国家，如1978年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仅为0.16，甚至到1984年基尼系数仍然没有超过1978年的水平。这就是说，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到目前的高度，仅仅用了16年的时间，可以说扩大速度创了世界记录。
二、我国个人收入差距变动的成因特征
库兹涅茨(S.Kuznets)在1955年发表的《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均等》著名论文中，探讨了经济增长过程中个人收入差距的长期变动趋势，提出了后来经济学中著名的“库兹涅茨倒U假说”，即个人收入差距的长期变动趋势是：在经济增长的早期阶段个人收入差距会趋向扩大，特别是在从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时候，这种扩大的趋势会更为迅速，随后出现一个稳定时期。在后一个阶段个人收入差距趋向缩小。根据库兹涅茨的估计，倒U曲线从上升到下降，在英国大约经历了100年，在美国和德国大约为60-70年。库兹涅茨认为，这种个人收入差距的倒U变动趋势是与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以下两个因素相联系的：一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储蓄的集中程度；二是经济增长过程中从农业经济向非农业经济的结构性转变。因此，库兹涅茨倒U假说可以说是经济增长型倒U假说。
经济增长型倒U假说能否解释中国个人收入差距的长期变动趋势？笔者认为，它只能部分解释。它之所以能够解释，是因为中国是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正处在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并同时有重点有选择地发展知识经济的经济结构大转变过程中。在这种经济结构的大转变过程中，中国在个人收入差距的变动趋势上不可避免地会表现出与其它国家同样由生产力决定的共同特征。它之所以只能够部分解释，是因为中国个人收入差距的长期变动趋势主要不是由经济增长决定的，而主要是由经济体制的变迁决定的，或者说是由制度变迁和经济增长共同决定的，因而相对于库兹涅茨的经济增长型倒U假说而言，中国的个人收入差距变动趋势应是制度变迁型的，或者说是复合型的（制度变迁型与经济增长型的混合）。在这种情况下，单纯用经济增长就无法解释中国个人收入差距的变动，具体表现在：
1、在中国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保持了一定的增长速度，经济结构也处在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变过程中，完全符合库兹涅茨的经济增长型倒U假说条件，但在中国1978年以前的长时期内，并没有表现出个人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向。据计算，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1957年为0.16,1964年为0.18,1978年为0.16。农村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1952年为0.23,1978年为0.22。全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1961年为0.31,1978年为0.31。但从1952年至1978年，中国工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11.3%，而农业仅为3.2%。这就是说，在长达近30年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经济从总体上保持了较快的增长，而且城乡的经济增长速度又比较悬殊，但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基本上是稳定的，并未表现出居民收入差距随着经济增长而扩大的趋向。这意味着库兹涅茨的经济增长型倒U假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是失灵的。
2、在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逐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时期内，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动表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向，走出了库兹涅茨的经济增长型倒U假说曲线的第一段。但即便如此，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也不能仅由经济增长来解释，这是因为，第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虽然实现了快速的增长，但居民收入差距却以惊人的速度扩大，表现出了比其它国家和地区（包括达到与中国基本相同的经济增长速度的国家和地区）快得多的扩大速度。据世界银行测算，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从1978年的0.16，上升到1986年的0.19,1990年的0.23,1994年的0.37（有人测算高达0.434）。农村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1982年为0.22,1988年上升到0.34,1994年达到0.41。显然，这种迅速的扩大不可能仅仅由经济增长来解释。第二，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开始的，在改革尚未转入城市的一段时期内，虽然城市也实现了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但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却趋向缩小。依据城乡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80年的3.2下降到1985年的最低点2.34。1985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启动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开始趋向扩大，到1993年最高点达到3.23。显然，这种先下降后上升的居民收入差距变动不可能由经济增长来解释。
以上分析表明，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长期变动虽然也表现出倒U曲线，但这种变动的原因不能简单地用库兹涅茨倒U假说来解释，因为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动是与经济体制改革紧密相关的。根据收入差距变动倒U曲线形成原因的不同，库兹涅茨倒U假说可以称为经济增长型倒U假说，中国的倒U假说可以称为制度变迁型倒U假说。
中国个人收入差距变动的倒U曲线，从理论上来看，是一个客观的必然变动趋势。这是因为：
1、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根本性转变，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机制调节会导致收入分配不公平。市场是按照投入生产的要素的贡献来分配的。这就是说，在市场分配收入制度下，人们的相对收入水平取决于人对生产诸要素的占有水平。不同的要素所有者，由于他们拥有要素的数量和质量不同，他们的竞争机会也就不均等，从而他们的收入也就不平等。要素的差别，主要体现在拥有财产的差距，同时也有个人人力资本的差别。我国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分配制度上，就必然要承认和实行按生产要素分配原则，因而在转轨过程中，个人收入差距的扩大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此外，在竞争社会中，优胜劣汰是竞争的一般原则，但这一市场原则应用于个人收入分配在一定程度上却是不适当的，因为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失败了可以破产淘汰，而人却不能因为他在就业竞争中失败了，就剥夺他生存的权利。在这里，还包含着伦理和道德的因素。可见，收入分配不公平是市场机制调节的天然缺陷。这就需要引进政府的收入调节政策来克服市场缺陷。这就是任何市场经济体制国家通常的做法。政府收入调节政策的引入，将会抑制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并转向趋于缩小。
2、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政府对收入的市场分配的调节制度和政策体系不可能在短期内迅速建立起来，这就会使市场造成的收入差距在没有或缺乏政府调节的情况下迅速趋向扩大。政府的收入调节制度和政策体系之所以在短期内无法建立起来，这是因为：一是要彻底改革传统体制下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收入调节制度，重新建立一套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制度和政策体系，这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二是新制度和政策体系的建立与运作需要有一个逐步认识、熟悉和适应的过程。三是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资金缺乏是一个基本的发展特征，因而在短期内能够筹集出足够的资金以应付政府调节收入分配的需要是不可能的。随着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制度和政府体系的逐步建立，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走势就会趋缓，并出现趋向缩小的拐点。
3、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是一个渐进的改革过程，这个渐进的改革过程，实质上就是一个市场不断发育和成熟的过程。这样，在市场尚处在不发育和不成熟的时期内，居民收入差距不仅会因市场分配收入而趋向扩大，而且还会由于市场机制本身的不健全和不完善使这种扩大趋势得以强化。这是因为市场机制的不完善也会加剧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如垄断企业会利用其垄断地位获得垄断利润；价格信号失真会导致当事人之间利益的不公平分配；市场秩序混乱会导致各种非法收入的出现等。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市场的不断发育和成熟，市场机制不完善对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影响作用会减轻，因而有助于抑制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并转向缩小。
中国制度变迁型倒U假说在理论逻辑上是可以得到验证的，但在实证检验上，由于中国的经济改革尚未完成，特别是攻坚改革才刚刚开始，还只能对倒U假说的前半段进行检验，后半段只能留给21世纪的中国实践去检验。
三、我国个人收入差距的基本调节政策选择
为了尽快遏制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走势，早日出现收入差距变动的下行拐点，进入我国收入差距变动倒U假说的后半段，我国政府应对收入差距的调节采取以下若干基本政策。
1、推进经济运行进一步市场化。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对居民收入差距调节的作用机制在于：一是会进一步提高经济效率，促进经济增长，将“蛋糕”做大，从而增进全体人民的整体福利。这一方面有助于政府获得更多的财力实行转移支付，提升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另一方面有助于先富帮助后富，发展社会慈善事业。二是会进一步打破不必要的行政垄断和市场垄断，最大限度地消除垄断行业或垄断企业利用其垄断地位获得的垄断利润，从而调节因垄断造成的不合理的行业收入差距。三是会进一步推进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转移，加快政治体制改革，从而最大限度地消除“寻租”行为，调节因权钱交易而造成的不平等。四是会有助于进一步加快国有经济的调整和国有企业的改革，从而提高国有经济的效率，调节因不同所有制而造成的收入差距。五是会有助于创造比较公平的市场机会，从而推进人们的机会平等，调节因机会不平等造成的收入差距。六是会有助于形成比较规范的市场秩序，从而堵住各种市场漏洞，调节因获取不合法收入而造成的收入差距。
2、加快农村城镇化。千方百计提高农民收入，是调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一项重要举措。但是，如果只局限在“农”的框框里作文章，如调整农产品结构、减轻农民负担等，虽然能够取得一定成效，但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根本出路就是加快农村的城镇化，迅速提高农村不姓“农”的比重。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使一部分农民转移到城镇，不再姓“农”，从而享有城镇居民同样的就业机会和工资报酬，这既可以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也可以使留下来的农民因规模经济而提高收入。二是使一部分农产品不姓“农”，即通过农业产业化，发展农产品深加工，提高附加值，使农产品转化为工业品，获取更高的收入。农民的非农化和农产品的非农化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只有工业化的发展，才能吸引农民转入城镇，才不会出现仅仅是从农村贫民转化为城镇贫民的现象；同样，农民转入城镇，才会发生城镇的集聚效应，促进工业化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当然，这种良性循环是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
3、促进地区发展均衡化。以西部开发为契机，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促进地区发展均衡化，调节东西部的地区收入差距。西部开发要注意解决：一是融资问题。在加大政府投资力度的同时，注重横向融资和内部融资。横向融资主要是运用市场机制，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吸引东部投资和外资。内部融资主要是借助资本市场，将西部的优质资产重组上市融资，以改变西部上市公司比重偏低的状况。二是体制问题。西部的经济体制改革明显滞后于东部，一个突出的表现是国有经济的比重偏高，制约了经济的活力和效率。应依据“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加快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同时加快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使国有经济的比重调整到一个比较合理的水平。三是资源开发问题。西部的优势是资源丰富，但西部开发绝不等于开发资源，而是要资源开发，即注重资源的深度开发，提高资源的附加值，提升产业结构。四是观念问题。人力资源缺乏是制约西部发展的一个重要瓶颈。建议除实施教育和培训等措施外，加大东西部地区人员的双向流动和交流，以提高西部人力资本的价值。
4、实施社会保障扩大化。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切实保证低收入阶层的基本生活需要。这主要应做到：一是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要根据保障财力的增长，不断扩大社会保障面，使保障真正成为社会保障。二是扩大社会保障资金来源。社会保障资金的缺乏是制约我国社会保障力度的主要原因，在目前财政比较困难的情况下，应尽快开征社会保障税，以稳定资金来源，同时配合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变现一部分国有资产，充实社会保障金，弥补历史欠帐。三是扩大社会保障调节手段。对低收入阶层的社会保障，除由政府发放各种形式的保障金外，还可采取各种形式的变相保障手段，如对贫困家庭提供廉价住房、对其子女提供免学费教育等。
5、实现调节主体多元化。实现居民收入差距的调节主体多元化，一是在总体结构方面，要跳出市场与政府两主体的传统框架，引入非市场也非政府组织的调节主体，如各种基金会、慈善组织、民间团体等，充分发挥它们的调节作用，缓解政府的调节压力。例如，我国的“希望工程”基金对于帮助失学儿童、普及教育就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在我国要大力发展各种形式的非盈利机构，特别是各种形式的慈善机构。二是在各个主体的内部结构上要充分发挥各级主体的作用，如政府扶贫，既要发挥中央政府的作用，也要充分调动各级地方政府的积极性。
6、提升国民素质知识化。在我国的贫困人口中，绝大多数是没有受过教育或仅受很少的教育。普及教育，提升国民素质是脱贫致富之本，特别是在迈向知识经济的大背景下更是如此。提升国民素质，一是要发挥各方面的力量，加大教育投入，尽快解决教育供不应求的状况；二是要改变以往扶贫基本是项目扶贫的情况，不断提高知识扶贫的比重，没有知识扶贫，单纯的项目扶贫是很难取得成功的。
收稿日期：2000-12-20
标签：收入差距论文; 收入分配论文; 国内宏观论文; 市场调节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基尼系数论文; 经济学论文; 居民收入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