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安全可持续的必要条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可持续论文,必要条件论文,中国金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中国转轨中的若干特色
一个具有自己独特的社会文化背景，又处于转轨关键阶段中的大国经济，其金融安全不仅仅是凭某几个指标就可以论定的。我们认为，中国金融在保持着整体安全的同时也存在着威胁安全的某些值得注意的因素。整体安全反映在近几年不断加强的宏观指标上。整体安全中的威胁因素主要反映在金融资产质量方面，而这又与经济体制改革的攻坚对象即国有企业的状况相联系。为了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我们想考察一下中国转轨过程中金融安全的若干特色。
（一）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宏观要求使金融不可能独立存在。与东欧诸国相较而言，中国改革选择了渐进的方法。这决定了改革不可能在短期之内完成，是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意味着改革过程中经济、金融与社会诸要素的整体推进必须在可控前提下进行。这要求金融业和银行必须在一定时期内继续发挥某些传统意义上的社会功能，退出只能是逐步的。即使商业化程度较高的金融机构，也不可能成为经济学意义上的“经济人”而忽略它的社会角色要求。这对金融安全来说是利弊互见：弊在同某些国有企业的亏损靠得太紧，后者不好转，前者难脱身；利在金融安全在相当程度上具有政府色彩，外部保护是强有力的。
（二）风险存量在持续的增量中稀释和消化。如果以严格的资产质量标准去衡量，中国银行业面临的最大威胁并不在今日，而二十年前改革开放之初，那时的国民经济几乎处于崩溃边缘，银行别无任何选择。正是改革以来的经济持续增长，经济领域的不断扩大，新的增长点（乡镇企业、三资企业等）的不断培育，使中国金融在自身的多元化进程中具有了多元化的选择。多元化选择是风险管理的必要条件，这一原则在宏观上也是有效的。经济在多样化条件下的持续增长，是中国改革和稳定的必要条件，也是解决中国金融安全的潜在威胁的必要条件。不能坐下来解决问题，只能在前进中解决问题，这正是中国经济为什么需要一个起码的增长速度的原因所在。银行为保8%让了利（连续三次调低利息），进行了支持（信贷规模有所放大），但也从中获得了解决遗留问题的相对宽松的环境。道理很简单：企业转起来了，债务安排就变得容易一些。当然，必须重视的是增长速度应以质量的提高作保障，否则新的风险将紧随而来。
（三）转轨中的金融安全必须同强烈的“储蓄倾向”联系起来考虑。1997年底中国银行业存款7万亿左右，贷款近6万亿，而城乡居民储蓄近5万亿。这一组数字说明，中国银行业的运转，特别是几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运转，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全社会成员的个人积累基础上的。这又从另一侧面显示了中国金融安全的社会意义和社会基础。群众的钱经过银行的媒介进入了企业（主要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再生产过程，三者兴衰高度相关。中国金融结构的这一重大特征是值得高度注意的。群众的眼睛未必都能深入企业经营的内部，但储蓄者对于他拥有的购买力的关心则是一种本能的要求。这意味着，在中国金融安全中，币值的稳定同国有企业的绩效同等重要。在现代纸币条件下货币贮藏手段职能发挥作用的前提是其购买力的稳定性，纸币本身没有价值，其价值是以购买力的形式体现出来的。现在，这个简单的道理中蕴含着对金融安全的深刻要求。近年来的民意测验一再显示，大部分中国城乡居民的储蓄倾向对深沪股市的涨落，利息率的调整并不非常敏感，但对人民币本身“值不值钱”却十分在意。所以，我们的观点是，币值稳定是中国金融安全的基础。
（四）金融开放与金融安全。据统计，中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外贸进出口总额／GDP）已达到40%以上。相比较之下，中国的金融开放度不能说是超前的。我们的外汇市场，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基本上未与国际连通。外部危机对中国金融不能发起正面攻势，暴露部份主要集中在外贸方面，而外贸则是一个国际竞争力的问题，中央银行已一再表示不会以贬值这种短期办法来解决战略竞争力的问题。看来，如果出现外部失衡，只能主要通过内部调整来进行消化。
综上，我们认为，转轨时期的中国金融安全具有某些中国特色。局部风险不时会出现但可能不是它的主要特征，体制安全和货币安全才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这就要求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到金融体制和货币调控上来。
二、90年代的中国金融：流动性与安全性的双重取向
90年代的中国体制改革是80年代改革的继续。80年代中国在金融改革方面主要做了三件事情：一是确立了中国人民银行的央行地位，时间在1984年，此后其职能逐渐强化；二是在金融机构主体上逐步多样化，工农中建，各司其职，商业银行有交通、招商、中信面世，非银行金融机构有信托、保险、财务公司建立，同时外资金融机构开始大规模进入；三是金融市场开始试验：外汇市场是区域分割的调剂市场，货币市场是各省所属的融资中心。从1984年人行改革算起，扣除1989-1990年治理整顿（金融改革并无实际进展）两年时间，整个80年代中致力于改革的时间仅有四年，形成这样一个局面，效率是不低的。80年代形成的金融框架历经了数度经济周期波动的考验，也暴露出一个基本的弱点：改革不到位，使金融体系对经济涨落缺乏起码制约。同时也反映出，银行系统承担了过重的供血和调节功能，必须通过进一步的市场分流，为传统银行腾出调整和革新的外部空间。
90年代以来的金融改革具有更加明确的市场导向。在金融市场建设的推进中最为醒目的是三个市场：一是资本市场，开始于1991年，以上海和深圳为基地、辐射全国；二是外汇市场，形成于1994年，以上海为基地，辐射全国，同时人民币实现经常项目下可兑换；三是货币市场，包括短期国债市场和银行同业拆借市场，分别于1995年和1996年建成。有了市场的铺垫，中央银行的进一步转轨和改革，银行的商业化进程和其他金融主体的运转才有所依托：央行开始收缩和取消传统的资金供给制，转而实施以外汇和国债回购为对象的公开市场操作；商业银行取消贷款规模管理，开始实行以比例调控为主的资产负债管理；其他国内金融机构和外资金融机构陆续进入市场。这一切归纳为一点：改革为中国金融体系在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上全方位地注入了流动性。这正是90年代中国金融改革的一个首要取向。流动性本是“金融”二字的题中之义，所以，实质性的影响是，中国经济的血液循环系统得到了重要改善。
90年代中国金融改革的另一个取向是安全性。应该说，金融改革的安全性取向的动因，并非出自对后来的国际金融危机的预见，而是整个渐进改革理念在金融领域的体现。金融改革的安全性取向既考虑到金融改革与经济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的相互制约关系，并不一味强调金融改革的单项超前，而是顾及经济过程的承受能力；同时又精心安排金融自由化的顺序，在金融机构和金融资产的总量增长中促进传统体制的转变，在内部实力积累和机制培育的基础上渐次松动长期存在的外部管制。这种做法，与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整体逻辑是一致的。在具体的操作上，90年代金融改革的主要方面均体现或尽量体现了安全性要求。
（一）货币政策和宏观调控方面。在人民银行的央行地位确立和强化以后，货币政策和宏观调控体制的改革提上日程。调控体系的改革是以实现间接性和流动性为目标，以实现较为灵活的需求管理体制。在传统上，资金配给制和资金的行政定价（官方利率）是两个关键问题，如这两个环节不突破，其他环节再热闹都形同隔靴搔痒；如采取一次性措施，则势必关涉全局。因此改革操作上，采取了分步到位，渐次推进的办法；一是央行在1994年以后逐步收缩（而不是取消）原来的再贷款，存量到期即还，增量减少增加，外汇操作成为新的货币供给渠道；二是对新设立的商业银行（如光大、华夏、民生几大全国性商业银行）先期实行资产负债管理，央行不再给“规模”，之后于1998年1月1日取消对工、农、工、建、交的规模限额，但又留了个“计划指导”的尾巴；三是在利率上，货币市场利率于1996年6月放开，而最重要的存放款利率则仍在央行手中，但1994年以来，调整频率加快。这些安排，使人明显感觉到，每一相邻的步骤都互为因果，表现出比较娴熟的章法。这正是改革中安全性的要义。在货币政策的取向上，1995年公布的《中央银行法》开宗明义，界定了央行货币政策的目标是“在稳定币值的基础上促进经济增长”，多年来关于单一目标、双重目标、孰先孰后的争论得以妥善地解决。相应地在实际政策上，央行自1993年以来一直奉行“适度从紧”，并以此作为中长期方针。当然这不排除“紧中有松”，比如最近就有所松动，但“紧”是基调。看来货币稳定的共识已然达成，中国金融安全的“基本面”清晰可见。
（二）银行改革与主体培育。银行改革始于80年代中期，但触及根本是在90年代以后，攻坚将在今后三年。与此同步的主体培育以14家新兴商业银行和近200家地方城市商业银行的成立，大量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出现，以及近500家外资金融机构（其中250多家经营性分支机构）的进入为标志，在90年代中期渐成格局。银行改革与主体培育，同中国的企业改革过程一样体现了增量改革的思想。金融企业（银行）改革中的增量是质量较好的新兴银行（总资产占整个中国银行业的20%，而1997年盈利与几大国有专业银行持平），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和外资银行，可以说四大银行在人员、资金分流方面，在保证国企资金需求方面作出了贡献，付出了改革成本，而当它们自身成为金融改革攻坚对象的时候，新的增长点已可降低整体风险系数。上述两个过程同出一理，异曲同工，都体现了中国改革对安全性的追求。
（三）在金融对外开放方面，中国的金融开放具有鲜明的阶段性特征。与改革初期的金融开放主要服务于“引进外资”相比较，金融开放的层次已逐渐提高到机构、机制和货币层面。机构方面情况已如前述，机制方面主要是指，中国金融业正在以各种努力使得自己能够在业务的运作中与外国金融业按相同的游戏规则、业务语言进行竞争和合作。不能讲这些努力已经修成正果，但“共同语言”明显增加了。否则外资银行在上海浦东和深圳从事的人民币业务、中国的大部分商业银行在海外的经营都是难以开展的。货币方面是指人民币已于1996年实现了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中国已成为IMF第8条款成员国。人民币可兑换过程中没有出现较大波动，除上述原因外，还同央行加强资本项下管理是分不开的。是否放开资本项目在几年前国内外曾有过热烈争论，但现在看来，采取放中有管，渐进开放的策略是一种明智选择。有人说，这样的后果是开放度不高。但开放度本身并不能作为价值判断标准，问题在于寻找开放度和安全度之间的均衡。
三、中国金融安全可持续的条件
中国金融安全是有保障的，保障来自于中国经济与金融基础结构发生的良性变化，来自于中国改革方式的特征，也来自于它与外部风险之间的必要屏障。这里我们要研究的是，这种安全可持续的必要条件是什么。
最近，国内外对中国金融的评论颇多，观点不一。一些国际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国际评级公司和研究机构对中国经济与金融的某些关键指标（增长率、汇率、银行不良资产率）作出了预期判断。有的分析非常片面（如穆迪公司今年六月二十三日发表的“中国金融及银行业观察报告”），是了解实际情况的人们不能同意的；有的判断一味说好，失之于简单化而缺乏分析态度，也是不可取的。我们一方面通过分析认为中国金融是安全的，另一方面也看到威胁安全因素的存在，认为这些因素若不被克服，后果会非常不利。
（一）增长方式与增长质量。围绕今年中国经济增长能否达到8%的目标，人们有不同看法。我们认为，8%已是90年代以来的最低年增长率（1997年为8.8%），低于这个速度中国的很多问题（特别是失业）不好解决。8%已成为政府工作目标，并被强化为政府意志，有必要也有条件达到。在这个前提下，值得关心的问题是，需求以什么方式启动，怎样投放到经济过程以及投向什么方面。也就是说，新一轮经济增长是否以改变了的经济增长方式来实现，这是确保增长质量的关键。历史经验说明，中国以往的经济不患速度不快，而患质量不高，效益低下。考察现有的银行不良资产结构，我们发现，这些不良资产可以分为三类：一是计划经济时代历史遗留的老帐，包括80年代后实行的所谓拨改贷过程中形成的项目贷款逾期；二是前两次经济周期的高涨阶段一窝风放出去的款项，以积压在房地产最为突出，这一部分占有相当不小的比重；三是通过货币市场（主要是违规拆借）形成的不良资产，这一部分可以一分为二：要么压在项目上，已变成了钢筋水泥，要么进入了资本市场炒作，被深度套牢。从根本上讲，这三类不良资产的形成都同经济增长的质量有直接关系，是银行对经济结构扭曲，体制效率低下条件下的增长所付出的沉痛代价。当然从银行自身来讲，缺乏有效的自我约束也是难辞其咎的。据有关介绍，今后三年我国将投入7500亿美元用于基础建设，如此巨资，怎么在行业、地区之间分布？从资金来源上讲，内资多少，外资多少，财政多少，银行多少，投资的期限结构与回流速度如何，这样的回流速度同财政与金融系统特别是商业银行在流动性上的要求是否吻合？等等。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国金融业5年10年之后的资产质量。如果实现了高质量的增长，则中国银行业不仅能借此消化和稀释一些陈年老帐，而且能以此为转机全面调整资产负债结构；如果情况不是这样，则中国银行业将在新的经济周期循环中再一次付出代价。
（二）对外均衡与对内均衡。在1994年以墨西哥为代表的拉美金融危机和此次亚洲金融风暴中，我国金融都幸免于正面冲击，这除了得益于中国改革方案的设计者对安全性的追求之外，还确实说明我国金融市场的开放度还不够高。但是，第一，我国外贸进出口额与GDP的比重达到40%以上，说明中国经济至少三分之一处于国际暴露之下；第二，从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以后，我国货币供应渠道已发生重大改革，原来的再贷款渠道已逐步让位于通过外汇资产的抛补来供给货币，这就是说，我国货币存量中的国际影响因素愈来愈大；第三，利率与汇率已实现部分市场化。在上述背景下，我国经济内部均衡与外部因素之间的相关度提高，现代经济理论所揭示的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之间的逻辑联系已然呈现于我国经济运行之中。内部政策的外部影响与外部政策的内部影响都需同时纳入考虑范围。从当前的情况看，对人民币汇率和资本项目的自由化问题人们议论较多。关于人民币汇率，由于其决定机制业已市场化，因此升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受供求状况影响。从市场情况看，人民币汇率稳定是具有经济基础的。最近，人民银行副行长刘明康先生指出：实行人民币贬值政策并不有利于提高我国经济的战略竞争力。这说明人民币不是为稳定而稳定，而是出于提升战略竞争力的考虑。这是问题的一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也勿庸讳言，那就是中国经济因此付出了短期代价，主要是出口成本提高了，有关企业更加困难，外资的进入成本也相应提高，这都需要以内部均衡政策（如退税，调息）来加以吸收。这里就有一个“综合平衡”的问题，也就是人民币汇率稳定的综合成本——收益曲线问题。考虑到影响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复杂国内外经济政治因素，这里的“综合”，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个政治经济学概念。我们认为这是人民币汇率政策包括对外承诺的合理依据。这样，问题的解决变得富有灵活性。关于资本项目的自由化，即使没有出现亚洲金融危机，目前也不宜推行。如何对待这个项目，是中国金融安全可持续的重要参数，拉美和亚洲诸国的教训值得汲取。
（三）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财政与货币问题，国际上有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之争，中国亦曾有“大财政、小银行”抑或“小财政、大银行”之争。对于今日之中国经济，这已经不纯然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紧迫的现实问题。改革以来，我国明显地存在金融资产迅猛扩张和财政急剧收缩并存的格局。这样一种格局，意味着金融成为国民经济输血的主渠道。市场化亦即货币化，这在一定意义上是不错的，但货币化并不简单地等同于银行化。特别是在解决转轨中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平衡的问题上，财政政策应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应合理区分所面临的问题的性质，金融活动侧重于其中较短期的问题，财政活动侧重于其中较长期的问题。最近中国政府在启动经济复苏中，强调以财政政策为主，金融政策为辅，并分别以发行专项国债、特别国债以注资国有银行，补充公共建设之需。这无疑是维护中国金融安全的上善之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