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真宗朝翰林学士与诗风嬗变——以杨亿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真宗论文,诗风论文,翰林论文,学士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至道三年(997)三月，宋真宗即皇帝位，太宗朝学士宋湜、宋白留任；八月，杨砺、王旦分别以给事中、中书舍人新拜学士。真宗在位26年间(997-1022)，共任用翰林学士22人，学士人员在地域分布上重北轻南的局面逐渐被打破，他们在政治活动中主要分化为邪正分明的两个团体，并涌现出了杨亿这样文学与气节领袖文坛、垂范后世的杰出词臣，在杨亿的主持下，才高学博的诗坛群彦聚集酬唱，完成了由白体向昆体的过渡，“西昆体”以其雄深奥衍、典雅赡丽的诗格、文格一洗唐末五代以来的芜鄙卑弱之气。
一、翰林学士的地域分布与政治分野
真宗朝22位翰林学士中任职时间较长者为：宋白8年，晁迥16年，李宗谔9年，杨亿9年，李维8年。主持翰苑的学士承旨3人，即宋白、晁迥、李维(见下表)。进入真宗、仁宗朝两府者10人：王旦、王钦若、王曾、李迪、宋湜、陈彭年、赵安仁、晏殊、钱惟演、盛度。
真宗朝翰苑人事安排的一个重大变化是重北轻南的局面发生了明显转变，22位学士北、南方的比例为14﹕8，与太宗朝相比有了相当大的变化。事实上，真宗朝在政治文化上对南人的偏见仍然根深蒂固，南方人的发展时常面临着来自北方人的打压。如咸平五年(1002)洪州南昌人陈恕知贡举，“恕自以洪人避嫌，凡江南贡士悉被黜退”，此年所取状元为青州人王曾②。南方人的自卑与北方人的自傲形成鲜明对照，大中祥符八年(1015)莱州人蔡齐为状元，便是寇凖(华州下邽人)干预的结果。《江邻几杂志》记载：“莱公性自矜，恶南人轻巧，萧贯(临江新喻人——引者)当作状元，莱公进曰：‘南方下国，不宜冠多士。’遂用蔡齐，出院顾同列曰：‘又与中原夺得一状元！”③又如真宗欲用江西人王钦若为相，王旦(大名莘人——引者)阻止说：“臣见祖宗朝未尝有南人当国者。”王旦死后，王钦若始大用，忿忿地说：“为王公迟我十年作宰相。”④景德初年，临川人晏殊被以神童举荐，赐同进士出身，时任宰相的寇凖提醒真宗：“殊江外人。”不过欣赏晏殊的真宗反问说：“张九龄非江外人邪？”真宗的积极姿态表明，随着南人的渐次崛起，统治者势必调整固有的用人观念和策略，“江外”、“南方”已经不可能成为取用人才的限隔。
不过很有意思的是，轻视南人立场最为顽固的北方人寇凖、王旦却与出身南方的学士杨亿交往最密。寇凖与杨亿相契甚深，景德中，寇凖为宰相，杨亿知制诰，均从驾征契丹，在澶州前方，“凖方与杨亿饮博，歌谑欢呼”⑤。王旦“与杨亿素厚”，“尝与杨亿评品人物”，旦谓丁谓有才无道，预见其当权必为身累，临终前曾将杨亿延至卧内，请撰遗表。《青箱杂记》卷一记载：“公(王旦——引者)与杨文公亿为空门友，杨公谪汝州，公适当轴，每音问不及他事，惟谈论真谛而已。”⑥杨亿对另一位翰苑同僚、青州人王曾则颇为敬畏。《宋史》卷三一○《王曾传》载：“少与杨亿同在侍从，亿喜谈谑，凡僚友无不狎侮。至与曾言，则曰：‘余不敢以戏也。’”并叹王曾为“王佐器也”⑦。实际上，杨亿在太宗朝就曾与北方出身的词臣王禹偁交游唱和。同样有点奇怪的是，杨亿身为闽人，但对闽人的评价却不高。他曾荐举浦城同乡章得象(天圣中翰林学士)有公辅器，理由是：“闽士轻狭，而章公深厚有容，此其贵也。”⑧可见，杨亿看重的还是品格与气度，并未囿于狭隘的地域观念。从更大的范围来看，南北文人的交游并非那样势同水火，而是早已打破地域的限制，“西昆”酬唱诗人群的组成即是一个显例。从入选《西昆集》的诗人来看，杨亿(浦城)、钱惟演、惟济(杭州)、舒雅(歙)、刁衎(升州)、薛映(蜀)、丁谓(苏州)、张秉(新安)等8人为南方人，刘筠(大名)、李维(肥乡)、晁迥(清丰)、李宗谔(饶阳)、崔遵度(淄川)、陈越(开封)、张咏(鄄城)等7人为北方人，刘骘、任随二人籍贯不详。如果仅从地域比例看，南北方持平，但就实际作用而言，南方人却处于核心地位。假如再将后期西昆体诗人如晏殊、胡宿、二宋等考虑在内，那么南国才士的文学地位已然傲居全国前列了。
翰林学士因其独特的地位与影响，与馆职、朝臣之间都交往颇多，往往因性情、品格与立场的不同而分化成不同的团体、派别或朋党。景德、祥符年间，“澶渊既盟，封禅事作，祥瑞沓臻，天书屡降，导迎奠安，一国君臣如病狂然”⑨。围绕东封西祀、立后草制、宰相罢免等重大事件，真宗朝翰林学士在政治活动中分化为邪正分明的两派。一派以杨亿为首，刘筠、王旦、李迪、王曾为辅翼，与朝臣寇凖声气相投。一派以王钦若、陈彭年为代表，与权臣丁谓共售其奸。
杨亿性耿介，尚名节，不为权势所屈。其外祖杨徽之平生以风鉴自高，而寡合于世，在其勉励下，杨亿也成为高名峻节的一代宗师。他所结交游处者亦皆此类人物，如早期与王禹偁、张咏游，王禹偁乃天下正直之士，张咏为人正直，与杨亿颇相知善。范仲淹称赞杨亿与王旦、寇凖、马知节交，“此三君子者，一代之伟人也。公与三君子深相交许，情如金石，则公之道其正可知矣”⑩。他与寇凖不仅气味投合，在政治上亦互相援引，堪称死党。天禧三年(1019)真宗得风疾，寇凖“欲废章献，立仁宗，策真宗为太上皇，而诛丁谓、曹利用等。于是李迪、杨亿、曹玮、盛度、李遵勗等协力，处画已定，凡诰命，尽使杨亿为之，且将举事”(11)。杨亿在馆阁及翰苑时屡为王钦若、陈彭年所谄毁，“王钦若骤贵，亿素薄其人，钦若衔之，屡抉其失；陈彭年方以文史售进，忌亿名出其右，相与毁訾”(12)。“钦若为人倾巧，同僚皆嫉之……亿在馆阁，钦若或继至，必避出，他所亦然”(13)。天禧四年(1020)王钦若出知杭州时，真宗及朝臣皆有诗相送，杨亿独不作，甚至连真宗的谕旨也不理会。作为执掌词命的翰林学士，杨亿表现出了可贵的职业操守。祥符五年(1012)，“议册皇后刘氏，上欲得亿草制，使丁谓喻旨曰：‘大年勉为此，不忧不富贵。’(亿)曰：‘如此富贵，非所愿也。’”虽有谕旨与富贵诱惑，也拒草册后制，真宗亦不得不敬重他：“亿性峻直，无所附会。”(14)刘筠气节与杨亿亦颇相类，“性不苟合，临事明达”；“初，筠尝草丁谓与李迪罢相制，既而谓复留，令别草制，筠不奉诏，乃更召晏殊。筠自院出，遇殊枢密院南门，殊侧面而过，不敢揖，盖内有所愧也。帝久疾，谓浸擅权，筠曰：‘奸人用事，安可一日居此？’请补外，以右谏议大夫知庐州。”(15)晏殊年辈稍低，由神童、馆职而至两制，政治上尚未崭露头角，故略乏杨、刘那样的锋芒。
其他学士如李迪被真宗誉为“颇、牧在禁中”，亦曾屡上谏疏反对册立刘后，“以章献起于寒微，不可母天下，章献深衔之”。其为相时抨击丁谓、林特、钱惟演、冯拯等结为朋党，嫉害寇凖，曾愤然语同列曰：“迪起布衣至宰相，有以报国，死犹不恨，安能附权倖为自安计邪！”卒后仁宗篆其墓碑曰《遗直之碑》(16)。王曾受杨亿与寇凖器重，景德初为知制诰，时瑞应沓至，曾即表示异议，“及帝既受符命，大建玉清昭应宫，下莫敢言者，曾陈五害以谏”，卒后仁宗篆其碑曰《旌贤之碑》(17)。王旦素与杨亿相善，曾极力阻止“南人”王钦若为相，对陈彭年逢迎躁进的人品亦甚为不屑：“彭年尝谒王旦，旦辞不见。翌日见向敏中，敏中以彭年所上文字示旦，旦瞑目不览，曰：‘是不过兴建符瑞，图进取耳。’”(18)遗憾的是为相之后，未能顶住真宗的压力，“(帝)召旦饮，欢甚，赐以尊酒，曰：‘此酒极佳，归与妻孥共之。’既归发之，皆珠也。由是凡天书、封禅等事，旦不复异议”；“惟受王钦若之说，以遂天书之妄”(19)。在杨亿周围，确实存在这样一个正直不阿、不阿附权党的学士与朝臣群体。
王钦若任学士在杨亿前，景德初已迁参知政事。陈彭年于祥符六年(1013)入翰苑时，“宗谔卒，亿病退，而彭年专任矣”(20)。王、陈二人与丁谓、林特、刘承珪以奸邪险伪被时人称为“五鬼”。“真宗封泰山，祀汾阴，而天下争言符瑞，皆钦若与丁谓倡之”；钦若好神仙之事，“自以深达道教，多所建明，领校道书，凡增六百余卷”；“智数过人，每朝廷有所兴造，委曲迁就，以中帝意。又性倾巧，敢为矫诞”；仁宗曾对辅臣说：“钦若久在政府，观其所为，真奸邪也。”他素与寇凖不协，且屡屡倾陷同僚，如景德中以参知政事判尚书都省，修《册府元龟》，王钦若名义上总其事，实则杨亿负学术总责，然而，“或褒赞所及，钦若自名表首以谢，即谬误有所谴问，戒书吏但云杨亿以下，其所为多此类也”(21)。他的这一龌龊行径引起馆阁同僚的共愤，也遭到了恶搞：“使陈越寝如尸，以为钦若，石中立作钦若妻哭其旁，余人歌《虞殡》于前。钦若闻之，密奏，将尽绌责，王旦持之得寝。”(22)又，“真宗作《喜雪诗》，误用旁韵，王旦欲白真宗，钦若曰：‘天子诗可校以礼部格耶？’旦遂止。钦若退，遽密以闻。他日真宗谓辅臣曰：‘前日所赐诗，微钦若，几为众所笑。’”(23)由此二例，足可见其卑劣奸罔之状。
丁谓早年诗、文都大受王禹偁称赏，曾参与西昆酬唱，执政后对杨亿也有所保护。据欧阳修《归田录》卷一载：“寇忠愍之贬，所素厚者九人，自盛文肃(度)已下，皆坐斥逐，而杨大年与寇公尤善，丁晋公怜其才，曲保全之。议者谓丁所贬朝士甚多，独于大年能全之，大臣爱才一节可称也。”(24)但与寇凖有深交的杨亿并没有给丁谓留情面。吴坰《五总志》载：“寇莱公贬时，杨文公在西掖，既得词头，有请于丁晋公。公曰：‘春秋无将，汉法不道，皆其罪也。’杨深不平之。及晋公去位，杨尚当制，为责词曰：‘“无将”之戒，深著乎鲁经；“不道”之诛，难逃于汉法。’一时快之。”(25)丁谓在真宗朝与王钦若沆瀣一气，大力迎合真宗，“谓机敏有智谋，怆险过人”。他虽未掌制，却干预学士草词，曾挟私擅改学士制词。仁宗即位，寇凖、李迪再贬，“谓取制草改曰：‘当丑徒干纪之际，属先王违豫之初，罹此震惊，遂至沉剧。’凡与凖善者，尽逐之”；甚至“学士草制辞，(雷)允恭先持示谓，阅讫乃进”(26)。这是对学士草词制度的肆意破坏。
钱惟演政治上也不够磊落，《东都事略》卷二十四《钱惟演传》载：“天禧末，丁谓为参知政事，惟演见谓宠盛，附之与讲姻好，而惟演女弟适后戚刘美，相与共排。其为人少诚信，初附丁谓，力排寇凖，其后逐谓，亦与有力焉。”(27)盛度为钱惟演之婿，翁婿二人于天禧二年至四年同在翰苑，但他却“不喜惟演，盖邪正不相入也”，仁宗时起草惟演责词，“人怪度老而笔力不衰，或曰：‘度作此词久矣。’”(28)同样，盛度也不依附丁谓，天禧三年六月，丁谓由保信军节度使为吏部尚书、参知政事，“故事，节度使除拜当降麻，翰林学士盛度以为参知政事当属外制，遂命知制诰宋绶草辞，谓甚恨焉”(29)。盛度曾与杨亿、李宗谔、王曾、李维、石中立等人同编《续通典》、《文苑英华》，但其人却“性极猜险”(30)。杨亿在文学上与钱、丁、盛均有交往，钱惟演还与杨、刘成为昆体的三位主将，但杨亿卒于天禧四年(1020)，年仅47岁，他的文学生命始于太宗，终于真宗，而钱、丁二人交结已进入仁宗朝，盛度亦于天圣中再入翰苑为承旨，故此不多论。
上述两类翰林学士是对真宗朝政治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代表人物，其政治品格亦邪正分明。《宋史》评价王钦若等人说：“王钦若、丁谓、夏竦(按，夏竦天圣中拜学士——引者)，世皆指为奸邪。真宗时，海内
安，文治洽和，群臣将顺不暇，而封禅之议成于谓，天书之诬造端于钦若，所谓以道事君者，固如是耶？”(31)“陈彭年以辞藻被遇，上表献箴，详练仪制，若可嘉尚，乃附王钦若、丁谓，溺志爵禄，甘为小人之归，岂不重可叹也哉！”(32)评价李迪等人说：“李迪、王曾、张知白、杜衍，皆贤相也，四人风烈，往往相似。方仁宗初立，章献临朝，颇挟其才，将有专制之患，迪、曾正色危言，能使宦官近习，不敢窥觎……宋之贤相，莫盛于真、仁之世，汉魏相，唐宋璟、杨绾，岂得专美哉！”(33)杨亿尤以词臣的政治风节垂范当代和后世，苏轼称赞他是“近世士大夫”中的“忠清鲠亮之士”(34)，苏颂称“文公名节冠当世，没世清风更凛然”(35)。黄庭坚将其与王禹偁相提并论：“元之如砥柱，大年若霜鹗。王、杨立本朝，与世作郛郭。”(36)真德秀也评价他在咸平、景德间“清忠大节，凛凛弗渝，不义富贵，视犹涕唾，此所以屹然为世之郛郭也欤”(37)！清储大文则将杨亿与王禹偁、苏轼并称为宋代有道义、文章的“三翰林”(38)。作为天下文士的楷模和文坛领袖，杨亿的政治风概也为文坛带来士风与文格的重要变化。
二、“一代之文豪”：内相杨文公主盟斯文
就综合条件和影响力而言，真宗朝堪称学者宗师与文坛盟主的翰林学士，非杨亿莫属。真宗朝早期词臣中，有杨砺、宋白、梁周翰、朱昂、晁迥这样的前辈，五人的年龄分别达到69、77、81、83、84岁，杨亿作为晚辈，享年仅47岁，但此时尚处才富力强之年，而其他五人均已届老年，宋、梁、朱尤呈明显衰惫之态。杨砺“为文尚繁，无师法，每诗一题或数十篇，在翰林制诰迂怪，见者哂之”(39)，实在不够称职。宋白在太宗、真宗朝两入翰苑长达20年，在太宗朝11年，以其久任词职，故任真宗朝首任学士承旨，时间长达9年。他两知贡举均在太宗朝(太平兴国八年、端拱元年)(40)，苏易简、王禹偁、李宗谔、田锡、胡旦等两制词臣皆出其门下，杨亿曾作《广平公唱和集序》，称其为“自太平兴国迄于咸平”间的“翰林主人”和“文章盟主”(41)。然而宋白继任学士承旨时年已六十余，已“年衰思减”(42)，再加“在内署久，颇厌番直，草辞疏略，多不惬旨”，其后以集贤院学士判院事，上朝时竟至“羸老步梗，就班足跌”，多致讥诮(43)。梁周翰“以辞学为流辈所许”(44)，但“及掌书命，周翰已老矣，才思不如昔，多不称上意”(45)。朱昂有“小万卷”之称，任学士仅两年即坚请致仕。但年轻的杨亿对梁、朱二老却不甚尊重，咸平初三人同为知制诰，《中山诗话》载：“梁周翰，真宗即位，始知诰，《赠柳开诗》曰：‘九重城阙新天子，万卷诗书老舍人。’时杨大年、朱昂同在禁掖，杨未及满三十，而二公皆老，数见靳侮。梁谓之曰：‘公毋侮我老，此老亦将留与公尔。’朱昂闻之，背面摇手掖下，谓梁曰：‘莫与，莫与！’大年死不及五十。”(46)杨亿比梁、朱年轻近50岁，确有一股恃才自傲、以气凌人的作风，让人难以接受。
另外一位长者为晁迥。刘克庄曾提出：“宋兴，至咸平、景德中，儒学文章之盛，不归之平棘宋氏，则属之清丰晁氏，二氏者，天下甲门也。”(47)“清丰晁氏”即晁迥，他年长杨亿24岁，两人多年共事，在翰苑任职时间最长，几乎贯穿真宗朝大半，且任承旨四年，屡知贡举，是最有条件和资格成为文坛领袖的人物。在翰苑时，“时朝廷方修礼文之事，诏令多出迥手”，“真宗数称其好学长者”(48)，著述极为丰富。他曾参与西昆酬唱，杨亿称誉他“负王佐之伟才，擅人伦之嘉誉”(49)；“迥所作书命无过褒，得代言之体”(50)。刘随说他：“文苑指为宗师，朝野推为君子。”(51)他又“善吐纳养生之术，通释老书，以经史傅致精意为一家之说。性乐易纯固，服道甚笃”(52)。看来，晁迥的性格气质、学术志趣及老年心境似乎更适合一代人文懿范的社会角色，作为主盟文坛的“翰林主人”，其作用则要比杨亿逊色不少。“平棘宋氏”为宋绶，他与杨亿为表兄弟，亦以文章学术著称，杨亿曾称赞他“其文沉壮淳丽”为己所不及(53)，但他于仁宗天圣三年(1025)方入翰苑。宋绶与景德中的“神童”晏殊同龄，后者30岁即进入翰苑，尚属政坛新星。从年辈说，杨亿长于宋、晏二人18岁，真宗与王旦明确将此二人视为杨亿“后学”，其地位与杨亿自不可同日而语。
至于其他学士，陈彭年与李宗谔、杨亿年辈相若，以博学称，也深受真宗眷遇，但早年“喜嘲咏，不为宋白所善，白屡知贡举，屡出之”(54)。他在杨亿之后专文史之任，却积劳成疾，“事务既丛，形神皆耗，遂举止失措，颠倒冠服，家人有不记其名者”(55)。况且其品格也无法使天下文人推服。
杨亿却具备了作为文坛领袖的优势。他少年时即以“少年聪明”和“词理精当，有老成之风”而受知于太宗，青年时期与王禹偁交游，王禹偁年长杨亿20岁，淳化五年(994)时作《送史馆学士杨亿闽中迎侍》云：“迎侍闽川去路长，才名官职过欧阳。翰林贵族夸东榻，史馆清衔庆北堂。”咸平元年(998)作《送正言杨学士亿之任缙云》云：“弱冠珥朝簪，才堪入翰林。”词臣情结极重的王禹偁以“入翰林”赞赏其才华，对其前途充满期许。咸平初，王禹偁以知制诰得罪第三度被贬，未能重回翰苑，咸平四年(1001)卒于蕲州贬所。杨亿作《故蕲州王刑部阁老五首》追悼之：“东观未绝笔，西垣俄解龟。罢裁青云诏，重入白云司。”(其一)“鸡省曾三入，鳌峰近十旬。命书批凤尾，谏疏逆龙鳞。”(其二)两人有相似的从政经历：馆职、两制词臣，性格与际遇也颇为接近。至道三年四月，新即位的真宗就对宰相说：“朕在宫府，多令杨亿草笺奏，文理精当，世罕偕者，宜即加奖擢。”(56)景德三年至大中祥符六年、天禧四年，杨亿两入翰苑，前后达9年，他以独特的人格魅力和卓越的文学才华，成为王禹偁之后景德至天禧间真正开宗立派的文坛领袖。杨亿博学，馆阁修书时，“其序次体制，皆亿所定，群僚分撰篇序，诏经亿窜定方用之”；“同修国史，凡变例多出亿手”。他“厚风义，重名教，诱进后学，乐道人善，贤士大夫翕然宗之”(57)，后进赖其诲诱，“以成名者甚众”(58)，甚至在居阳翟治疾时，“门生馆食者尚千余人”(59)。在馆阁中，尤与刘筠、石中立、李宗谔等友善，“亿刚介寡合，在书局，唯与李维、路振、刁衎、陈越、刘筠辈厚善，当时文士咸赖其题品”(60)。苏颂云：“内相杨文公一代英才，主盟斯文，公(石中立)与中山刘公筠、颍川陈公越、成纪李公宗谔游其藩，更唱迭和，合如一律。”(61)胡宿在为杨亿的门生郑戬所作墓志铭中也说：“翰林杨公号称辞宗，名有鉴拔，笃于奖进，故贤士大夫日游其藩。”(62)欧阳修称他是“以文章擅天下”的“一代之文豪”(63)。赞扬杨亿的最高人物则是优遇词臣的“好文之主”真宗，“真宗常谓王旦：‘亿词学无比，后学多所法则，如刘筠、宋绶、晏殊而下，比比相继，文章有正(贞)元、元和风格，自亿始也。’旦曰：‘后进皆师慕亿，惟李宗谔久与之游，终不能得其鳞甲，盖李昉词体弱，不宗尚经典故也。”(64)总之，不论文章、学术还是道义，杨亿都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堪为当代文士表率。景德、祥符、天禧时期，在杨亿周围，形成了一个词臣、馆职诗人群体，他们以景德修书为机缘，酬赠唱和于馆阁禁林，创立了风靡诗坛的“西昆体”。
三、从白体走向昆体：杨文公首变诗格
与太宗朝翰林学士基本为清一色的“白体”诗人不同，真宗朝翰林学士中白体诗人与昆体诗人均为数不少。从诗人代群的更替来看，真宗前期诗人大多与白体诗人有着文学渊源，如陈彭年南唐时师事徐铉为文。晁迥、丁谓、杨亿皆与王禹偁交游。宋白为太宗、真宗两朝翰林学士，王禹偁出其门下，杨亿则作《广平公唱和集序》推重其为“翰林主人”。李宗谔为李昉之子。他们或师或友，出此入彼，并无旗帜鲜明的壁垒和门户，诗坛因此常常呈现白体与昆体诗人同赋、诗风错综交结的景象。收入《西昆酬唱集》的诗人中，有些在体派归属上原本属于白体，如张咏、晁迥、李维、丁谓、李宗谔、舒雅、刁衎，甚至杨亿本人早期的创作也带有明显的白体的影子，他所交往的诗人中还有寇凖这样的晚唐体作者。杨亿门人黄鉴所辑《杨文公谈苑》记杨亿对“雍熙以来文士诗”的品评，涉及文臣、布衣、释子，多达54人，囊括了宋初三体的重要作者，他品鉴诗人的标准是“夙擅盛名”的“能诗者”、“工于诗者”，更着眼于其是否有佳句、警策传世，而并无某派某体的门户之见。
杨亿起初并无自觉的宗盟意识，以他为中心的西昆酬唱只是一个松散的、短暂的修书学士诗人群，在馆阁修书的特定环境里，以及对倡导者的尊奉，他们的唱和作品在风格上会表现出一定的趋同性，但并不会从此便改弦易辙，统统归依到杨、刘旗下。
但时代为杨亿创造了机遇，把他推上了景德、祥符的诗坛中心，真宗朝诗风的嬗变仍以宫廷台阁为中心，由杨亿策动，创造了宋代诗歌史上新的艺术典范和成熟的诗歌体派。与“白体”和“晚唐体”都难以找出不可替代的代表人物不同的是，“昆体”从酝酿、形成到结集、传播，都刻印上了杨亿鲜明的个人色彩，一旦刊行，遂靡然成风，故欧阳修称：“先朝杨、刘风采，耸动天下，至今使人倾想。”(65)
将李商隐作为昆体诗文模拟的典范，是杨亿自觉的选择。他从至道至景德凡十余年间，从馆阁到掖署、翰苑，在读书、修书、演纶之暇，一直孜孜搜求玉溪生诗歌，从一百多首到五百八十多首，反复揣摩研读。杨亿论李商隐诗的材料主要有三条，其一是“獭祭鱼”之说：“旧说李商隐为文，多检阅书册，鳞次堆积，时号獭祭鱼。”(66)其二最详：“至道中，偶得玉溪生诗百余篇，意甚爱之，而未得其深趣。咸平、景德间，因演纶之暇，遍寻前代名公诗集，观富于才调，兼极雅丽，包蕴密致，演绎平畅，味无穷而久愈出，钻弥坚而酌不竭，曲尽万态之变，精索推言之要，使学者少窥其一班，略得其余光，若涤肠而换骨矣。由是孜孜求访，凡得五七言长短韵歌行杂言共五百八十二首。唐末，浙右多得其本，故钱邓帅若水尝留意捃拾，才得四百余首。钱君举其《贾谊》两句云：‘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钱云：‘其措辞如此，后人何以企及？’余闻其所云，遂爱其诗弥笃，乃专缉缀。鹿门先生唐彦谦慕玉溪，得其清峭感怆，盖圣人之一体也，然警拔之句亦多，予数年类集抅求，得薛廷珪所作序凡百八十二首。世俗见予爱慕二君诗什，夸传于书林文苑，浅学之徒相非者甚众，噫！大声不入俚耳，岂足论哉。”(67)第三条是评李商隐《宫妓》诗：“杨大年出义山诗示陈恕，酷爱一绝云：‘珠箔轻明覆玉墀，披香新殿半腰支。不须看尽鱼龙戏，终遣君王怒偃师。’叹曰：‘古人措辞寓意如此深妙，令人感慨不已。’”(68)钱若水为太宗淳化四年至至道元年(993-995)学士，景德中为集贤院学士知院事，至道三年受诏预修《太宗实录》，若水引柴成务、宗度、吴淑、杨亿同修(69)。杨亿《钱公墓志铭》称他：“下学上达，文成雅诰。”(70)亿咸平元年出知处州，若水作《送杨大年知处州二首》：“夫子厌承明，还求领郡行。两章干负扆，数刻对延英。”(71)陈恕知咸平五年贡举，亦曾以集贤学士判院事。钱、陈二人虽未参与《西昆集》酬唱，但自至道、咸平年间就与杨亿有过文学交往，曾一起搜求、研读玉溪生诗，表现出了共同的艺术趣味，比如杨亿与钱若水都赞叹李商隐诗的“措意”之妙。杨亿又把自己的阅读视野扩大到了专学李商隐、温庭筠的唐彦谦，他评玉溪生诗“包蕴密致、演绎平畅”之“深趣”，“措辞寓意”之“深妙”，唐彦谦诗的“清峭感怆”，显示了高超的文学眼光和论诗旨趣。这种文学趣味在当时曾遭“浅学之徒”的非笑，但在景德修书与唱和中获得了知音，“时今紫微钱君希圣、秘阁刘君子仪，尤精雅道，雕章丽句，脍炙人口……因以历览遗编，研味前作，挹其芳润，发于希慕，更迭唱和，互相切劘”(72)。三人共同抉发了李商隐诗的艺术价值，在创作中获得了成功，丰富了唐诗的经典文库，为后来者学唐、并由李商隐为中介上追杜甫，进而由唐变宋，提供了可资参考的艺术经验。
杨、刘的制诰文以规范的四六体作为词臣写作轨则，取法于李商隐的《樊南四六》，也应是合理的典范选择。钱钟书先生早已指出：“樊南四六与玉溪诗消息相通，犹昌黎文与韩诗也。杨文公之昆体与其骈文，此物此志。”(73)景德至祥符初，西昆酬唱已经完成，杨亿、刘筠等相继入翰苑，其制诰文亦形成典赡精工的昆体四六，《邵氏闻见后录》卷十六云：“本朝四六，以刘筠、杨大年为体，必谨四字、六字律令。”(74)正是樊南四六一路。
馆阁修书为诗人提供了聚合酬唱的文化沙龙，而文坛风尚的转轨还有赖于时代的因缘际会。自太宗大兴科举及大规模修书等崇文之举，一个博学的学者型学士群逐渐形成。真宗朝学士中，参加过太宗朝修书的就有王旦、杨砺、宋湜、宋白、杨亿等人，预修《册府元龟》的先后有王钦若、杨亿、李维、陈彭年、刘筠、钱惟演，其他也都身任三馆两制文史之职。确实，真宗朝学士中颇多饱学之士，他们在创作中更为自如地精研声律、词藻、典故等写作技巧，自觉追求奥雅典丽的文风，促使宋初诗风逐渐向由浅入深、以学为诗的“宋调”转化。正如四库馆臣评《西昆酬唱集》所说：“要其取材博赡，练词精整，非学有根柢，亦不能熔铸变化，自名一家。”但当代的朝政气氛、文化景象对典赡文风的要求，是昆体盛行更深层的原因。“澶渊之盟”以屈辱求和的代价为宋王朝换来数十年的和平环境，咸平、景德、祥符之间，号称太平极治。司马光元丰八年(1085)上奏时说：“咸平、景德之治，为有宋隆平之极。”(75)显然，晚唐体的枯瘠寒俭和白体的浅俗平易都无法表现这种“太平盛世”气象，润色王业、颂美帝德的需要正好让博奥雅丽的昆体专美，故四库馆臣指出：“(杨亿)大致宗法李商隐，而时际升平，舂容典赡，无唐末五代衰飒之气。”(76)揭示了文风迁变与时运隆替的关系。
从文学史的发展进程来看，杨亿开创昆体的意义在于，变革五代至宋初诗文卑俗芜鄙之格和枯瘠浮弱之弊。宋初诗文变革的进程始终伴随着对晚唐(大中、咸通以后)五代文风的批判和变革，杨亿显然是这一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对“革五代之弊”，杨亿也有着自觉意识。作为两制词臣，他首先关注制诰文的写作。《送倚序》自述：“我以不肖之质，中人之才，黄屋过听，擢司雅诰，敢不摩揣铅钝，励精夙夜，期有以润色帝载，与三代同风。”(77)在为太宗朝学士李沆所作墓志铭中说：“五代已来，文体一变，至于雅诰，殊未复古，公之书命也。启迪前训，润色鸿业，善为辞令，长于除书。考三代之质文，取两汉之标格，使国朝谟训与元和、长庆同风者，繄公之故也。”(78)“润色帝载”、“润色鸿业”，与“三代两汉”、“元和、长庆”同风，便是他秉持的词臣理想。
杨亿变革五代的成就首先是创变“文格”。杨亿本人亦以“格”论文，“与三代同风”、“取两汉之标格”、“与元和、长庆同风”云云即有此义。宋代史臣赞誉说：“(亿)文格雄健，自唐大中后，词气衰滥，国朝稍革其浮，至亿乃振起风采，与古之作者方驾矣。”(79)田况评价其诗文之变：“杨亿在两禁，变文章之体，刘筠、钱惟演辈皆从而效之，时号杨刘。三公以新诗更相属和，极一时之丽。亿乃编而叙之，题曰《西昆酬唱集》。当时佻薄者谓之西昆体。其它赋颂章奏，虽颇伤于雕摘，然五代以来芜鄙之气，由兹尽矣。”(80)宋祁则重点评价杨亿之文：“天子好文学，而虢略杨亿以雄浑奥衍革五代之弊，公与中山刘筠、颖川陈越推而肆之，故天下靡然变风。”(81)“亿工文章，采缛闳肆，汇类古今气象，魁然如贞元、元和，以此倡天下而为之师。公(石中立)与刘、陈数公，推毂趣和之，既乃大变。景德、祥符间号令彬彬，谓之尔雅，而五代之气尽矣。”(82)林
《古今源流至论后集》卷六谓：“祥符间时，则杨亿、刘筠二公为文宗主耳，笔力宏壮，天下仰慕，染翰如飞，门人传录，此文之始唱也。”(83)诸人所谓“雄健”、“雄文”、“雄浑奥衍”、“宏壮”、“采缛闳肆”、“如贞元、元和”云云，颇能概括杨亿所创“文格”的主要特征。前引王旦在回应真宗“贞元、元和风格自亿始”的评价时说：“后进皆师慕亿，惟李宗谔久与之游，终不能得其鳞甲，盖李昉词体弱，不宗尚经典故也。”李昉为宋初白体代表，但其文尚存词体卑弱之弊，至景德间，则“号令彬彬，谓之尔雅”。从“变文章之体”的角度看，杨亿章表奏疏之文主要取法樊南四六，以四六行文，多用典故，词藻繁富，踵事增华，风格典丽、博赡、精工。陈师道说：“国初士大夫例能四六，然用散语与故事尔。杨文公刀笔豪赡，体亦多变，而不脱唐末与五代之气，又喜用古语，以切对为工，乃进士赋体尔。”(84)以“体”而论，昆体确实有因“切对为工”而“伤于雕摘”的弊病，但重要的是，杨亿为文贯注了清直之气与博奥之思，从而使文格丕变，一除五代至宋初芜鄙卑弱之气。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李商隐、杨亿两位所谓“昆体”作家与古文渊源颇深。李商隐十七岁时即大和三年(829)始从令狐楚学习“今体章奏”，已非元和、长庆风格范畴，但他幼时即习为古文，十六岁时以古文出诸公间，为文瑰迈奇古，其弟羲叟也“特善古文”，且“常以今体规我”(85)，可知他有良好的古文基础，这使其骈文写作托体较尊，不流于浮靡纤弱。杨亿以严谨工整的骈体四六著称，但其为文亦不乏散语，如咸平中所上《论灵州事宜》即基本为散体，而且可贵的是，即使是四六“时文”，也有指事造实之文，平易自然，不甚浮华，而与古文相似。可见，李商隐、杨亿其实都是骈、散兼长的作家，至于在写作实践中为骈为散，对他们而言，并不是能力问题，一是关乎“职业”，二是时运使然。
其次是“诗格”的创立。欧阳修与昆体诗人钱惟演渊源颇深，其对杨亿及西昆体评价亦最高：“杨大年与钱、刘数公唱和，自《西昆集》出，时人争效之，诗体一变。而先生老辈患其多用故事，至于语僻难晓，殊不知自是学者之弊……盖其雄文博学，笔力有余，故无施而不可，非如前世号诗人者，区区于风云草木之类，为许洞所困者也。”(86)刘克庄认为：“首变诗格者，文公也……文公亦《咏汉武》云：‘力通青海求龙种，死讳文成食马肝。待诏先生齿编贝，那教索米向长安。’《明皇》云：‘河朔叛臣惊舞马，渭桥遗老识真龙。蓬山钿合空传信，回首风涛百万重。’比之钱、刘，尤为老健。”(87)葛立方评曰：“咸平、景德中，钱惟演、刘筠首变诗格，而杨文公与王鼎、王绰号江东三虎，诗格与钱刘亦绝相类，谓之西昆体，大率效李义山之为丰富藻丽，不作枯瘠语。”(88)由以上所论，可将杨亿所创“诗格”大略概括为“老健”、“丰富藻丽”及“雄文博学、笔力有余”，这与上引杨亿“雄浑奥衍”之文格显示了同样的内蕴。从欧阳修、葛立方贬抑的“区区于风云草木”、“枯瘠语”看，主要应指晚唐体而言；欧阳修又曾指出与杨亿尖锐对立的陈从易诗似“白乐天”，并贬抑仁宗朝“白乐天体”“其语多得于容易”，可见杨亿创变诗格的意义对晚唐体与白体均有某种矫正作用。
宋人对杨亿的评价，实关乎风节与文章两端。杨亿以气节著称，历来并无异议。但其刚直耿介的政治品格能否以及如何转化为“雄健”的文格？苏轼针对石介攻击杨亿文风华丽的矫激言论，认为杨亿的“文章华靡”并不妨碍其成为“忠清鲠亮之士”，真德秀认为杨亿的“清忠大节”使他区别于“独以词翰名”的骚人墨客，朱熹也将杨亿的文风与气节区别看待：“杨亿工于纤丽浮巧之文，已非知道者所为。然资禀清介，立朝献替，略有可观。”(89)他们对文学与道德都持不同的评价尺度。不可否认，杨亿文风华靡，昆体藻丽富赡，但华靡偶丽的文风是否与雄健雅正的“文格”必然相悖而无法兼容？《宋大事记讲义》卷七给出的答案是：“国家创造之初，则其大体必本于忠；风俗涵养之久，则其大势必趋于文。故吕文穆(蒙正)、王文正(旦)以诚实朴厚之风镇宇内，而杨大年、刘子仪辈，其文章格力皆足以润色王猷，黼黻云汉矣。”这缘于“刘、杨虽文士，观其性质刚介，臧否人物，册后之举，富贵可立俟也，而不草刘后之制；拜相之麻，权要可趋媚也，而不草相谓之制。又岂可以文章之士待之哉！”(90)显然，吕中认为杨、刘“润色王猷、黼黻云汉”的朝廷诏令同样表现出了与其“性质刚介”相应的文章格力。清代储大文认为：“予谓大年才在欧阳、苏之下，刘侍读(敞)、曾舍人(巩)、苏编礼(洵)之上。其词极丰赡，而不敢指为肥腯体者，以气决之也。”(91)也并不因其词藻“丰赡”而视为“肥皮厚肉”(92)的俗下文字，这正体现了杨亿在景德、祥符特定的朝政气象和文学生态下，“首变诗格”与“文格”的文学史意义。周亮工说：“宋初之诗沿五季卑靡之习，词多率易，至杨文公大年始创为西昆体，同时和之者有刘筠、钱惟演、胡宿、晏殊、晁迥诸人。其诗组织工丽，虽门径自玉溪生，而才富力强，终是綦隆人物。”(93)杨、刘昆体以雄深矫正卑靡，以赡丽取代率易，呈现了“盛世”之音的气象与格调，试比较三首“禁直”诗：
疏帘摇曳日辉辉，直阁深严半掩扉。一院有花春昼永，八方无事诏书稀。树头百啭莺莺语，梁上新来燕燕飞。岂合此身居此地，妨贤尸禄自知非。(李昉《禁林春直》)
缭垣峣阙庆云深，画烛熏炉对拥衾。三殿夜签传漏箭，九秋霜籁入风琴。阶前槁叶惊寒雨，天际孤鸿答迥砧。欹枕便成鱼鸟梦，岂知名路有机心。(杨亿《直夜》)
鸡人肃唱发章沟，汉殿重重虎戟稠。綷羽欲栖温室树，金波先上结璘楼。风来太液闻鸣鹤，雾卷明河见饮牛。万国表章频奏瑞，手批天语思如流。(刘筠《直夜》)
三首七律均为禁林当直诗，最能反映词臣心态。不同处是，李昉诗为鸟语花香之春日，杨、刘诗为风鸣雨寒之秋夜，故景色气氛不同。李昉此作《瀛奎律髓》选入“升平类”，是“白体”诗中的上乘之作，用平易的语言，白描的手法，闲逸的意象，烘托出盛朝“无事”的太平景象，方回评曰：“李昉此诗，合是宋朝善言太平第一人。”纪昀评：“三四真太平宰相语，其气象广大，太和之意盎然。”(94)但结尾“妨贤”之叹颇显牵合，词气不振。杨、刘二诗为《西昆酬唱集》中两组《直夜》诗之一，均以杨亿首唱，组织工丽，偶对精整，是较为典型的“昆体”范式。刘筠诗用典繁密，结语“万国表章频奏瑞，手批天语思如流”显示词臣身份，亦能写出皇朝盛大气象。杨亿此诗用事较少，只是层层深入地渲染深秋寒夜气氛，以映衬自己孤寂的心境，尾联流露对官场倾轧的忧畏，其另一首《直夜》结尾“误濯尘缨成底事，岩阿千古有《移文》”同一机杼，通篇并无宋初词臣自觉的颂圣意识和恩荣情结，倒是在字里行间不难看到那个被真宗称作“不通商量、真有气性”的杨亿的个性，艺术上也体现了寓意深妙委婉和风格“清峭感怆”以及音节顿挫的特点。比较而言，杨、刘诗深在“才高学博”，李昉诗浅在意熟语易。若以“格”论，李昉固然流于浮弱，刘筠亦稍逊杨亿。
四、翰林学士的代际更替与重振古道的期待
杨亿开创昆体并创变文格与诗格，在引起赞誉的同时，也招致不满和批评。赞之者将其与欧阳修、苏轼相提并论，赵君锡曾说：“(苏轼)之文追攀六经，蹈藉班马，自成一家之言。国家以来，惟杨亿、欧阳修及轼数人而已。”(95)汪藻说：“宋兴百余年，文章之变屡矣。杨文公倡之于前，欧阳文忠公继之于后，至元丰、元祐间，斯文几于古而无遗恨矣。”(96)事实上，欧阳修、苏轼作为嘉祐与元祐时期的翰林学士和文坛领袖，也是最坚定的“挺杨派”。贬杨或反西昆体的焦点则集中于“道”与“文”的冲突，代表人物即石介，他在《怪说中》将杨亿之“淫巧浮伪之言”与佛老之“妖妄怪诞之教”相提并论：“昔杨翰林欲以文章为宗于天下，忧天下未尽信已之道，于是盲天下人目，聋天下人耳，使天下目盲，不见周公、孔子、孟轲、扬雄、文中子、吏部之道；使天下耳聋，不闻有周公、孔子、孟轲、扬雄、文中子、吏部之道……今杨亿穷妍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刓锼圣人之经，破碎圣人之言，离析圣人之意，蠧伤圣人之道。”(97)但其党同伐异的褊狭立场和激进态度却为时人所不满，天圣八年与石介同年登进士第的文坛名将欧阳修即称赞“杨刘风采，耸动天下”，而对石介自诩太高、诋时太过的作风却很不以为然。苏轼也批评石介为迂阔矫诞之士。四库馆臣认为石介“主持太过，抑扬皆不得其平”，缘于其“客气太深，名心太重，不免流于诡激”(98)。客观地说，石介极端的思想方法与偏激的观点甚不足取。
其实在太宗、真宗朝学士文人代群交替之际，宋初以来的复古思潮也并未沉寂，翰林学士梁周翰、杨亿、梁颢、李迪、王旦都与太宗朝复古人物颇有渊源。一是在柳开周围，如梁周翰，“五代以来，文体卑弱，周翰与高锡、柳开、范杲习尚淳古，齐名友善，当时有高、梁、柳、范之称”(99)；不过，及至真宗朝入禁林掌书命，已至老年，其精力已不足有大作为。李迪字复古，乃柳开门人，“少从柳开学为古文，开谓门人张景、高锡曰：‘此公辅器也。’”(100)二是以王禹偁为中心，如王旦，淳化中王禹偁尝荐其才。杨亿曾受王禹偁赏识。梁颢从王禹偁为学，禹偁颇器之，太宗朝曾上书论科举，认为诗赋论策之小技取士之弊，惜其年仅四十二卒。五代至宋初，今山东、河北等北方地区成为儒学复兴和文学复古思潮的发源地，上述文学交游圈，除杨亿外，即均为北方士人，而杨亿结交最密切的恰恰是王禹偁、王旦、寇凖、张咏等北方文臣。
当昆体极盛之时，两个南方文人的表现也特别值得注意。其一是陈从易，泉州晋江人，《儒林公议》载：“陈从易者，颇好古，深摈亿之文章，亿亦陋之。天禧中，从易试别头进士，策问时文之弊曰：‘或下俚如皇夸，或丛脞如急就。’亿党见者深嫉之。”(101)而据欧阳修《六一诗话》载：“陈舍人从易当时文方盛之际，独以醇儒古学见称，其诗多类白乐天。”(102)陈从易与杨亿的关系，反映了古文派与西昆“时文”的冲突。职是之故，他虽预修《册府元龟》，但并未参与西昆唱和。其二是姚铉，庐州合肥人，他于大中祥符四年(1011)编成《唐文粹》一百卷，其编选时间正与昆体形成的时间重合，而其“止以古雅为命，不以雕篆为工”及其不收骈体四六文与五七言近体诗的编选宗旨，却透露了与杨、刘诸人不同的文学趋尚，正如四库馆臣所称：“于欧梅未出以前，毅然矫五代之弊，与穆修、柳开相应者，实自铉始。”(103)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两位南方士子对北方文士的复古诉求给予了默契呼应。
然而，杨亿却没有站在北方复古派的立场上，亦未发扬他的前辈王禹偁的复古革新思想，在杨亿的文学世界里，儒学道统、韩柳古文与杜诗精神都是缺席的。他论文不言道统，不喜杜诗和韩文。王若虚云：“旧说杨大年不爱老杜诗，谓之村夫子语。而近见傅献简嘉话云：‘晏相常言：大年尤不喜韩、柳文，恐人之学，常横身以蔽之。’呜呼！为诗而不取老杜，为文而不取韩、柳，其识见可知也。”(104)冯志弘认为：“杨亿不喜韩愈文章，是因为韩愈‘不平则鸣’、‘穷苦之言易好’的主张不符合其‘革时风之浇浮，润皇藻之雅正’的文学观念。”(105)其不喜杜诗亦当作如是观。杨亿个人的好尚在很大程度上延缓了宋初以来倡儒道、尊韩柳的脚步，整个真宗朝，学士院内外的复古声音显得相当微弱。景德初以神童入馆阁读书的晏殊曾自述说：“某少时闻群进士盛称韩、柳，茫然未测其端。洎入馆阁，则当时隽贤方习声律，饰歌颂，诮韩、柳之迂滞，靡然向风，独立不暇。”(106)对韩柳从“盛称”到讥诮，所反映的正是景德、祥符中时文方炽而古文趋冷的现状。范仲淹云：“近则唐贞元、元和之间，韩退之主盟于文，而古道最盛，懿、僖以降，寖及五代，其体薄弱。皇朝柳仲涂起而麾之，髦俊率从焉。仲涂门人能师经探道，有文于天下者多矣。洎杨大年以应用之才独步当世，学者刻辞镂意，有希仿佛，未暇及古也。其间甚者专事藻饰，破碎大雅，反谓古道，不适于用，废而弗学者久之。洛阳尹师鲁少有高识，不逐时辈，从穆伯长游，力为古文……遽得欧阳永叔，从而大振之，由是天下之文一变。”(107)显然，在范仲淹所列述的古文家的谱系里，杨亿是偏离古道的，这与他在《杨文公写真赞》中盛赞其“盛乎斯文”的评价其实可以互为补充。昆体之功过得失俱存，杨亿固不能辞其责，但范公与欧公在指出昆体诗文之流弊时，都有意将杨亿本人与其追随者即“学者”加以区别，其说法还是客观的。
对于杨亿文学的功绩与缺憾，宋、元时期两部史书的论赞均从“时”的历史坐标上给予了更为公允的评价，可以作为本文的总结。《东都事略》卷四十七《杨亿、刘筠传》论曰：“文章之难，莫难于复古。亿与筠皆以文名于世，然去古既远，时尚骈俪，虽词华之妙足以畅帝谟，而议论之粹亦足以谋王体，至于属辞比事，用各有当，虽云工矣，而简严典重之体，温厚深淳之气，终有愧于古焉。夫欲维持斯文，使一变而复古，必得命世之大才而后可也。”(108)《宋史》卷三○五《杨亿等传》论曰：“自唐末词气浸敝，迄于五季甚矣！先民有言：‘政厖土裂，大音不完，必混一而后振。’宋一海内，文治日起，杨亿首以辞章擅天下，为时所宗。盖其清忠鲠亮之气，未卒大施，悉发于言，宜乎雄伟而浩博也。刘筠后出，能与齐名，气象似尔。至于文体之今古，时习使然，遑暇议是哉！”(109)昆体大盛，适其“时”也；古道未复，待其“时”也。在文坛“以典雅相尚”的时代文学命题下，作为主盟文坛的一代词臣，杨亿完成了他的文学使命，于天禧四年(1020)病逝，他所识拔的刘筠、晏殊则以翰林学士的身份进入了天圣文坛，继续主持风雅，与杨亿对立的陈从易也在天圣中以“好古笃行”的姿态获得了知制诰的身份，学士词臣的代际更替为文学的进一步变革留下了伏笔。
①宋湜、宋白在太宗至道中拜学士，李维、盛度、晏殊、李咨、刘筠在仁宗朝继任学士，任期均不计。
②脱脱等撰：《宋史》卷二六七《陈恕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9202页。
③江休复：《江邻几杂志》，朱易安、傅璇琮等编：《全宋笔记》第一编第五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第171页。
④脱脱等撰：《宋史》卷二八二《王旦传》，第9548页。
⑤脱脱等撰：《宋史》卷二八一《寇凖传》，第9531页。
⑥吴处厚：《青箱杂记》卷一，朱易安、傅璇琮等编：《全宋笔记》第一编第十册，第197页。
⑦脱脱等撰：《宋史》卷三一○《王曾传》，第10182、10185页。
⑧脱脱等撰：《宋史》卷三一一《章得象传》，第10204页。
⑨脱脱等撰：《宋史》卷八《真宗本纪》，第172页。
⑩范仲淹：《杨文公写真赞》，《范文正集》卷五，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19册，上海、合肥：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6页。
(11)魏泰：《东轩笔录》卷三，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26页。
(12)脱脱等撰：《宋史》卷三○五《杨亿传》，第10082-10083页。
(1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十七“景德四年十二月乙未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510页。
(14)吕中：《宋大事记讲义》卷七，《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8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48页。
(15)脱脱等撰：《宋史》卷三○五《刘筠传》，第10088页。
(16)脱脱等撰：《宋史》卷三一○《李迪传》，第10172、10175页。
(17)脱脱等撰：《宋史》三一○《王曾传》，第10182、10186页。
(18)脱脱等撰：《宋史》卷二八七《陈彭年传》，第9665页。
(19)脱脱等撰：《宋史》卷二八二《王旦传》，第9545-9558页。
(20)脱脱等撰：《宋史》卷二八七《陈彭年传》，第9666页。
(21)脱脱等撰：《宋史》卷二八三《王钦若传》，第9561-9564页。
(22)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十七“景德四年十二月乙未”条，第1509页。
(23)王称：《东都事略》卷四十九《王钦若传》，《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82册，第310页。
(24)欧阳修：《归田录》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8页。
(25)吴坰：《五总志》，《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63册，第816页。
(26)脱脱等撰：《宋史》卷二八三《丁谓传》，第9568、9570页。
(27)王称：《东都事略》卷二十四《钱惟演传》，《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82册，第170页。
(28)苏轼：《盛度责钱惟演诰词》，《苏轼文集》卷七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290页。
(29)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十三“天禧三年六月戊戌”条，第2152页。
(30)脱脱等撰：《宋史》卷二九二《盛度传》，第9761页。
(31)脱脱等撰：《宋史》卷二八三《王钦若、丁谓、夏竦传》，第9578页。
(32)脱脱等撰：《宋史》卷二八七《陈彭年传》，第9666页。
(33)脱脱等撰：《宋史》卷三一○《李迪、王曾、张知白、杜衍传》，第10192页。
(34)苏轼：《议学校贡举状》，《苏轼文集》卷二十五，第724页。
(35)苏颂：《读杨文公集》，《苏魏公文集》卷十一，第134页。
(36)黄庭坚：《次韵杨明叔见饯十首》，任渊注：《山谷诗集注》卷十四，任渊等注，刘尚荣校点：《黄庭坚诗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499页。
(37)真德秀：《杨文公书玉溪生诗》，《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三十四，《四部丛刊初编》第209册，上海：上海书店，1989年，第24页。
(38)储大文：《存研楼文集》卷十四《书武夷集后》，《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27册，第314页。
(39)脱脱等撰：《宋史》卷二八七《杨砺传》，第9644页。
(40)参见张希清：《北宋贡举登科人数考》，《国学研究》第二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
(41)杨亿：《广平公唱和集序》，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14册，第384页。
(42)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十“景德二年五月乙卯”条，第3972页。
(43)脱脱等撰：《宋史》卷四三九《文苑传》一，第12999页。
(44)脱脱等撰：《宋史》卷四三九《文苑传》一，第13004页。
(45)王称：《东都事略》卷三十八《梁周翰传》，《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82册，第249页。
(46)刘攽：《中山诗话》，何文焕辑：《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94页。
(47)刘克庄：《江西诗派序·晁叔用》，《后村集》卷二十四，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329册，第111页。
(48)脱脱等撰：《宋史》卷三○五《晁迥传》，第10086-10087页。
(49)杨亿：《与史馆晁司谏启》，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14册，第328页。
(50)脱脱等撰：《宋史》卷三○五《晁迥传》，第10086页。
(51)刘随：《请询访晁李》，《宋文鉴》卷四十三，《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50册，第442页。
(52)参看王称：《东都事略》卷四十六《晁迥传》，《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82册。
(53)脱脱等撰：《宋史》卷二九一《宋绶传》，第9735页。
(54)王称：《东都事略》卷四十四《陈彭年传》，《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82册，第282页。
(55)脱脱等撰：《宋史》卷二八七《陈彭年传》，第9666页。
(56)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十一“至道三年四月甲辰”条，第863页。
(57)王称：《东都事略》卷四十七《杨亿传》，《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82册，第296页。
(58)脱脱等撰：《宋史》卷三○五《杨亿传》，第10082页。
(59)田况：《儒林公议》，《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36册，第287页。
(60)脱脱等撰：《宋史》卷三○五《杨亿传》，第10082页。
(61)苏颂：《二乐陵郡公石公神道碑铭》，《苏魏公文集》卷五十四，第817页。
(62)胡宿：《郑公(戬)墓志铭》，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22册，第224页。
(63)欧阳修：《归田录》卷一，第16页。
(64)王称：《东都事略》卷四十七《杨亿传》。按《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十五系此事于大中祥符八年八月庚寅，《宋大事记讲义》卷七系于大中祥符六年六月，均以“贞元、元和风格自亿始”记为宰相王旦语。元不著撰人《氏族大全》卷十一载：“王旦云：‘刘筠、宋绶相继，翰苑属文有贞元、元和风格。’”同书卷十七载：“王旦曰：‘刘筠、宋绶、晏殊属文有贞元、元和风格。’”
(65)欧阳修：《与蔡君谟帖》，《欧阳修全集》卷一五五，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2595页。
(66)曾慥：《类说》卷五十三引《谈苑》，《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73册，第918页。
(67)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三十四，《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74册，第291页。
(68)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五十三“李商隐”条。按《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十四引《谈苑》云：“予知制诰日，与余恕同考试……因出义山诗共读，酷爱一绝。”云云，作“余恕”误，陈恕与杨亿同时，《宋史》卷二六七有《传》。按陈恕咸平五年知贡举，亿时为知制诰，与陈恕论诗当在此年。参见王仲镛：《唐诗纪事校笺》，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811页。
(69)脱脱等撰：《宋史》卷二六六《钱若水传》，第9166页；《宋史》卷三○五《杨亿传》，第10080页。
(70)杨亿：《钱公墓志铭》，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15册，第50-56页。
(71)钱若水：《送杨大年知处州二首》，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第2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975页。
(72)杨亿：《西昆酬唱集序》，王仲荦：《西昆酬唱集注》卷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
(73)周振甫：《李商隐选集》前言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8页。
(74)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24页。
(75)司马光：《乞省览农民封事札子》，《传家集》卷四十八，李之亮：《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第四册，成都：巴蜀书社，2009年，第204页。
(76)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二《武夷新集》，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307页。
(77)杨亿：《送倚序》，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14册，第374页。
(78)杨亿：《李公(沆)墓志铭》，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15册，第64页。
(79)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十六“天禧四年十二月丁丑”条，第2226页。
(80)田况：《儒林公议》，《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36册，第277页。
(81)宋祁：《石太傅墓志铭》，《景文集》卷五十九，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25册，第131页。
(82)宋祁：《石少师(中立)行状》，《景文集》卷六十一，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25册，第70页。
(83)林：《古今源流至论后集》卷六，《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42册，第256页。
(84)陈师道：《后山诗话》，何文焕辑：《历代诗话》，第310页。
(85)李商隐：《樊南甲集序》，刘学锴：《李商隐文编年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713页。
(86)欧阳修：《六一诗话》，何文焕辑：《历代诗话》，第270页。
(87)刘克庄：《后村诗话》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57页。
(88)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二，何文焕辑：《历代诗话》，第499页。
(89)朱熹：《答李伯谏》，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246册，第271页。
(90)吕中：《宋大事记讲义》卷七，《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86册，第249页。
(91)储大文：《书武夷集后》，《存研楼文集》卷十四，《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27册，第312-313页。
(92)柳宗元：《乞巧文》：“骈四俪六，锦心绣口。”《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模拟窜窃，取青嫓白，肥皮厚肉，柔筋脆骨。”均形容四六文字，所谓“肥腯体”，盖指此也。
(93)周亮工：《因树屋书影》卷十，顾廷龙主编：《续修四库全书》第113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78页。
(94)李庆甲集评：《瀛奎律髓汇评》卷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10页。
(95)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二五“元祐四年四月癸卯”条，第10266页。
(96)汪藻：《苏魏公集序》，《浮溪集》卷十七，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157册，第226页。
(97)石介：《怪说中》，《徂徕石先生文集》卷五，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62页。
(98)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二《徂徕集》，第1312页。
(99)脱脱等撰：《宋史》卷四三九《文苑传》一，第13003页。
(100)《隆平集》卷五《李迪传》，《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71册，第49页。
(101)田况：《儒林公议》，《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36册，第277页。
(102)欧阳修：《六一诗话》，何文焕辑：《历代诗话》，第266页。
(103)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六《唐文粹》，第1692页。
(104)王若虚：《文辨》，《滹南集》卷三十七，《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0册，第461页。
(105)冯志弘：《北宋古文运动的形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47页。
(106)晏殊：《与富监丞书》，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19册，第221页。
(107)范仲淹：《尹师鲁〈河南集〉序》，《范文正集》卷六，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18册，第393页。
(108)王称：《东都事略》卷四十七《杨亿传》，《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82册，第298页。
(109)脱脱等撰：《宋史》卷三○五《杨亿等传》，第100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