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不规范改制遭遇五大质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五大论文,国企论文,不规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华网最近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国企改制，成为公众近期反应最强烈的社会矛盾之一。记者对一些因改制而纠纷不断的国企调研后发现，不规范改制引发了众多职工的不满，留下了诸多“后遗症”，以至“余震不断”。
国资流失饱私囊，催生多少“改制富翁”
党的十六大作出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部署后，各地开始了新一轮以产权改革为核心的国企改革高潮，一些地方甚至恨不得一夜之间国企统统“改旗易帜”。令人痛心的是，这却成为少数人暴富的捷径。
河南镇平，成为解剖国企不规范改制的一个“标本”。新华社不久前推出的报道写到，镇平县改制造成九成国有企业破产，然而，改制中分食而肥的利益群体却醒目地“崛起”了：在并不富裕的镇平县，１７家企业的厂区中有５００多栋别墅。
为什么镇乎县的国企一改就垮？原镇平县有线电厂党委副书记沙国英告诉记者：“俺这个厂，在过去是有名的花园式企业，生产销售一直不错。改制时负债率也是全县最低的，但垮得最快，就像五马分尸一样，谁都想分点东西，国有资产就这样分掉了。”
镇平县原是一个工业强县，１９９７年，被河南省定为国企改革特试县，对全县３４家国有企业进行了改制。然而经过６年多的改制，却有９０％的企业破产或无法运转，８０％的工人下岗，７０％的下岗工人拿不到最低生活保障金。为了生存，厂里又把土地作为抵押，向政府有关部门高息贷款。
原镇平县原有线电厂职工郝建敏说：“厂里地分别抵押、拍卖给了县财政局、民政局、养老保险局、银行等单位和个人，厂区变成了别墅区。设备、厂房、职工宿舍也卖了，企业咋能不垮呢？”
镇平县经贸委主任常振亚说：“由于改制时机不成熟，企业管理人员的素质差，导致我县国企改革试点不成功。特别是一些厂长经理在改制期间，仍然向政府部门和个人高息放贷，时间大多是１、２个月，这都是明摆的套，一到时间，他们马上向法院起诉，法院一执行地就没了。”
这些别墅都是什么人住的呢？工人们的回答是这样的：都被县领导跟他们的亲戚朋友占了。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县财政局、民政局、社会保险局等政府职能部门成了一个个高利贷者。而借来的高利贷，又被企业领导以各种手法据为己有。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这条“一夜暴富”的链条上，首先是掌握着资产处置权的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其次是改制企业的负责人。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保护职工切身利益，根本不是他们考虑的问题。一位老干部在来信中这样写到：“国企改制由于缺乏经验，某些方面工作中出点缺点是可以理解的，但像镇平县这一伙腐败分子，竟敢打着国企改制的旗号，明目张胆地相互勾结，有预谋有计划地违规违法，大肆鲸吞和侵占国有资产，只顾自己先富起来，置广大工人死活于不顾，真是太胆大，太可恶。”
但愿轰轰烈烈的媒体报道过后，镇平县政府能够给人们一个满意的答复。
不规范程序，吞噬公共利益的“黑洞”
不公平的改制结果，必然与不公正、不规范的改制程序如影随形。
———一些政府领导或国企经营者无视职工知情权、民主参与权，商议改制方案时，不积极征求职工意见，不经过职工代表大会讨论，搞“暗箱操作”。
———不少政府部门喜欢将企业原经营者定为“天然”的“最佳购买者”，处置企业资产时不走拍卖程序，不进产权市场，而是“定向出售”。国企产权的“购买者”就是原来经营者，这些人往往还是企业改制领导小组成员，在资产评估、操作程序、资产交割、职工安置等各个环节，不能做到“公平、公正、公开”，而是从购买者角度出发，肆意侵害国家和职工利益。
———“假改真占”。一些企业领导在改制过程中，假借改制之名偷梁换柱，成立新公司。侵占转移国有资产，使国家和股东的权益受到侵害。
———改制后，新企业经营者公然打碎有关职工权益的种种约定。随意裁减人员，降低工资，撕毁劳动合同。甚至有的企业主在工作中对职工百般刁难，目的是逼迫职工“自愿”回家。
改制成本，该怎样分担
国企改制的焦点，一是资产问题，二是人的问题。宁夏中卫原城乡建设综合开发公司改制过程中，一幢建筑面积５６８４平方米的在建商品楼，仅估价１５０元！一部分人通过不规范改制，摇身而成“改制富豪”，与此同时，职工的安置却苦乐不均。
去年年底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资委《关于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的意见》，对改制程序有了较为详尽的描述，对地方政府相关配套政策却语焉不详。比如，一些地方规定，改制前企业所欠缴的包括离退休人员养老、失业、工伤、生育、医疗保险五大费用，在改制时应一次性从净资产中划出补足。但是，如果企业拿不出这么多钱怎么办？
一些职工反映，最苦的是三四十岁的人，上有老，下有小，家里最需要钱，得到的补偿金不够把养老保险交到退休年龄，还不如不交，干脆把补偿金留作“保命钱”。政府有关部门也承认补偿标准确实不高，但改制成本有限，他们也无能为力。
职工的补偿和安置问题，不是一件小事，而事关社会的公平与稳定，事关工人群众的切身利益。这个问题的实质是，政府、企业和职工，该如何分担改制成本？
内蒙古一家特大型钢铁厂改制后职工因无钱看病，曾一连发生多起跳楼事件，然而，记者多次在这个厂采访时亲眼看到，这个厂的厂办主任，口口声声“企业困难、没钱报销职工医疗费”，嘴里叼的却是六七十块钱一包的“软中华”香烟！
与政府部门及企业经营者相比，职工明显处于“弱势地位”，理应受到更多的关照与呵护。有网友称，“如果改制以牺牲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代价，那不是改革，是倒退”。
“运动式改制”，留下多少不规范隐患
记者采访发现，一些地方政府领导热衷追求“改制政绩”，为迅速扩大“改制面”操之过急，有的甚至限定时间表。
一位产权交易所的负责人对记者说：“买方抓住了政府要求交易的时间底线，就会拼命压低价格。一窝蜂地下任务，而不顾企业的具体情况，如此改制，想不出问题都难！”
“萝卜快了不洗泥”，这种行政命令主导的“刮风式”、“运动式”改制，极易造成国有资本流失，国家利益职工利益都难以得到保障。而且，成了“夹生饭”的改制，留下一堆后遗症，常常几年后又翻起了老账，最终使企业和政府深受其累。
陕西商洛制药厂从１９９８年２月起，在商洛当地政府主持参与下，仅用了半年时间就完成改制，由于当时时间要求很紧，只好按“先改制后完善”的办法操作。但在２００３年改制中的不规范爆发了一场“政企争议”。政府在８个月内对企业进行了２次审计、５次调查，甚至动用公检法机关介入此事。直到现在，双方对企业出资额等问题仍纠缠不清。
西安人民面粉厂在决定改制之后，许多职工于１９９９年８月起纷纷交纳股金，但股金交了之后各项手续都没有办理，直到如今５年过去了他们仍不知道自己占有多少股份，企业产权归属争议不断，改制也被职工称为一场闹剧。
管理错位，政府职能何在
许多地方领导搞改制抱着一种“甩包袱”的心理，觉得只要国资退出了，给职工一笔经济补偿费，劳动合同解除了，企业再有什么问题，职工再有什么困难就跟政府无关了。
这种心态，直接导致了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在改制时出现了”缺位”与“越位”———该管时没有维护好国有资产和职工的利益；不该插手干预时，却频频给企业制造障碍。
２００２年西安人民面粉厂与一家民营企业谈合作。发现后者不履行协议，人民面粉厂决定中止合作。但这一举措引起其主管上级西安市粮食局个别领导的干预，使这个民企董事长没花钱就接手了人民面粉厂。一些股东为了维护自身权益，几次自发罢免厂长职务，但在有关政府部门的干预下都没有成功。这家企业的职工反映，政府的干预使厂子发展受到严重影响，但对只能由政府来协调解决的问题，却甩手不管。如民企进来之后，不是按协议发展面粉加工主业，而是拆毁厂房在国有土地上搞房地产开发；为了防止股东反对自己，把股东大会和董事会的权益全部架空。对此，西安市粮食局却坦然认为，“企业已经改制，政府无权干预。”现在，有些地方国资部门迟迟没有挂牌，政府参与企业改革的部门很多，很难说得清各个部门分别负什么责任，推诿扯皮时有发生。
利益受损的职工常常面临着投诉无门，上访成了他们争取权利的惟一途径。内蒙古呼和浩特钢铁厂两次改制后，企业成了空壳，职工的养老和医疗保险却没有保障。职工上访愈演愈烈，去年底上千名职工封堵厂门长达一个月。
许多基层干部职工呼吁，职工的利益恰恰是最容易被侵犯和忽略的，安置职工一定要有“刚性约束”。专家指出，改制中政府主管部门不仅要认清自己出资人的权益，更要认清自己在改制中维持社会稳定的作用，协调好各方利益，特别要充分考虑职工的权利和承受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