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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认识、判断社会经济各个方面状况的基本手段，就是使用调查统计数据。然而，爱用数据看问题的人们却越来越迷惑——调查统计数字可信度有多大
在今日中国，引用调查统计数字来说明问题、预测走势已成为许多人写文章、作报告的有力做法。打开报刊、收看新闻、参加会议，各种调查统计数字扑面而来，大有无数不成文、无数不足以成声势之感。这反映出国人重视科学论证，讲究用事实说话的一面。然而另一方面，上至国家领导人，下到普通老百姓，置身于铺天盖地的数字的海洋，却都心照不宣地在头脑里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这些调查统计数字，可信吗？
信不信由你
暂且不提工业总产值、农业总产量、固定资产投资额等大而抽象、一般人不好核实的数字准确与否，信手拈来部分大型报刊上关于一些常见工业产品的有关数字，就会令人迷惑不解。
小汽车——《人民日报》1993年5月9日的一篇文章预计，中国的私人轿车在1993年可达4万辆；《中华工商时报》1994年9月24日的一篇文章则称，到1992年底，中国私人轿车已达5万辆。
两篇文章都是在谈中国私人轿车的发展，但两相对比，
1993年中国私人轿车却减少了五分之一！
电视机——《中国消费者报》1995年2月10 日：“目前”我国电视机拥有量已增至2.4亿台；《中国青年报》1995年1月13日：“目前”我国拥有电视机的家庭为2.6亿户，其中彩电为0.8 亿户； 《电子商报》1995年1月24日：“目前”国内共拥有电视机2.6亿台，其中彩电8000万台。3篇文章发表时间差不多，数字看似相近， 但如果考虑到我国大量的电视机为机关企事业单位所拥有以及每个家庭并非只有一台电视机这两个因素，就会感到这几个数字的模糊性和相互矛盾。
家用电脑——《中华工商时报》1994年11月7 日：“据有关部门统计，大陆目前家用电脑的拥有量约70万台，其中进入家庭的约占10%”；《农民日报》1995年5月14日：“1994年售出的70万台电脑中， 也仅有10%进入家庭。”莫非中国所有的家用电脑竟都是在1994年一年间涌出来的？
大报如此，小报自不必提。这些被引用到国内重要媒体上的数字，和全国其他大小媒体上的数字一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几乎都不标明这些数字的出处，让读者如堕五里雾中，只能自己去揣测这些数字是否真实，数字的提供者是否有权威性。
实际上，即使是一些由比较权威的官方有关部门提供的调查统计数字也未必准确。中国统计调查的官方权威机构是各级统计局，那里是今日国内许多调查统计数字的主要来源。然而，国家统计局有关人士承认，各级统计部门提供的数字，也含有大量的“水份”。例如，1993年，国家统计局在各级统计局挤过“水份”的基础上，从乡镇及村以下工业产值中仍挤出“水份”3700 亿元， 占当年乡镇工业总产值的16 %；1994年，国家统计局又在乡镇工业产值中挤出“水份”7000亿元。
有些人喜欢在统计数字上做文章，尤其是涉及到某些地方或企事业单位领导的政绩以及某些地方或企事业单位特殊利益需要的统计调查数字，就更得打上一个大大的折扣。比如现在许多地方或企业都热衷于搞“翻番”，各地提前“翻两番”甚至三番四番的消息不断见诸媒体。有的“翻番”是真抓实干出来的，但是有相当一部分是吹出来的。
1993年2月5日，上海一家报纸在头版头条位置，登出《太仓实现“一年长个新太仓”》的报道。文章说，江苏省太仓县（后撤县建市）统计局发布统计数据：1992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达168.69亿元，比前一年增长141.3%；其中工业产值达160.69亿元，比上年增长153.1%。就工业产值增长这一点而言，可说“一年长出了一个新太仓”。然而，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如此大幅的工业产值增长，与之相关的诸多经济因素却没有多大变化。据该市电力部门统计，太仓1992年全年工业用电仅增长13.28%；太仓市统计局编制的1993年太仓市国民经济主要统计指标显 示，1992年该市主要物资消费量比上一年增减幅度为：钢材增长4.6% ，煤炭增长10%，汽油增长7.6%，柴油减少1.6%，水泥减少2.7%， 原木减少7.3%。在技术含量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情况下， 太仓从哪里获得了“以一变百”的魔力？此后在对此怪现象进行的调查中，发现了一些更令人惊异的事，例如，太仓市的沙溪乡，1992年上报年工业总产值为2.7953亿元，而至1992年11月，该乡实际的工业总产值只有1.375亿元，所余的1.42亿元，竟在12月份一个月内完成，比前11个月的总 量还多！
“地方诸侯”们会玩数字游戏，一些大小企业为了提高知名度，压倒竞争对手，也在调查统计数字上动起了心思。近几年国内出现了许多“信息中心”、“调查公司”之类的社会调查机构，其中有不少是专会用统计数字吓人的“评比专业户”。那些大小企业与之一拍即合，于是含有各种功利目的的调查统计数字满天飞。如果能编一本类似《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式的、专门收集诸如“销量第一”、“消费者最满意商品”等由不同调查部门公布的这类统计调查结果——在大小新闻媒体中，它们都是正经八百地被不止一次地引用——那肯定会令人对中国调查统计数字真实性的信心丧失殆尽。
“万岁工作”何以出现“短期效应”？
统计调查数字中大量“赝品”的存在，使人们对中国的调查统计市场的状况产生了严重的忧虑：为什么这个市场所提供的“商品”中，虚假伪劣的会有这么多？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状况？
政府统计部门：势单力孤。在中国的调查统计领域，统计调查的官方最高权威机构是国家统计局及其下属部门，它担负着社会经济及人口等基本状况的调查统计任务，同时还兼管统计调查行业的管理工作。无论从实力和权威性来说，统计部门都拥有他人无法企及的优势，应该成为国内具有权威性的各种调查统计数字的重要来源。
然而，1978年从国家计委分离出来的国家统计局，却长时间在计划经济的阴影下徘徊不前，面对汹涌而来的市场经济大潮，几乎是手足无措。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统计部门的任务极其简单：它只要能提供各级领导所要求的数字就万事大吉，每年统计局都按国民经济各大部门布置一套报表，只是根据形势变化和领导要求增减一些指标，其内容大同小异，也很少对统计指标体系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因此，我国政府部门的统计力量一直比较薄弱，统计指标体系一直很不完善。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对调查统计数字产生了多方面、多层次的需要。尽管国家统计局不再单纯坐等报表，成立了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等主动出击型的调查机构，但对今日社会万象的统计调查仍是挂一漏万。而缺少一套完整的统计指标体系，更是使一些统计数字一出世就缺乏准确性。
民间调查统计业：良莠不齐。从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的民间调查业勃兴。目前，据各地工商部门的不完全统计，北京、上海各有大大小小的市场调查公司30多家，广州有上百家。而据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有关人员的调查，中国各种从事调查咨询的公司现已达2000多家。如此之多的调查公司，如此之大的生产和销售统计调查数字这种特殊商品的市场，其技术运作规范却无人去管，其产品质量也无人去鉴定和监督。根据1984年1月1日正式颁布实施的中国第一部《统计法》，国家统计局真正有权管理的只有国家、部门和地方的统计调查项目，而对今日调查业良莠不分的现状，却无能为力。目前国内真正覆盖全国、发挥效能的调查网只有中央电视台收视率网和国家统计局城乡调查队两家，但是几乎所有的大小调查公司都敢承接全国性的调查统计项目，任何一家公司都可以为你拿出一堆能满足你各种要求的数据，而不讲是以何种方法调查而来。这些缺少科学性、缺少监督机制、缺少资格认证的数据，却可以因能满足某些人的特殊需要而被公布于世。
调查统计业还面临着人才短缺的问题。社会学被认为是从事市场调查的专门学科。但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学被当作资产阶级的理论而在大学教育中消失。从1979年南开大学首先恢复该专业以来，10多年来社会学专业毕业的学生不过1000多人。但这1000多人大多从事与调查业无关的工作。虽然学过数学、统计学的人也能运用统计方法，但调查业的要求是能根据不同需要设计指标，去获取必要的数据，这需要专门的训练。许多调查公司没有人才，因此对于调查业经常运用的抽样法等必需的调查分析技术不甚了了，抽样方法不严格，分析技术不过关是极为普遍的现象。有的公司为了节省调查费用，往往把调研任务尽可能委托给非专业院校的学生和老师，如此调查数据，更是没有准确性可言。
人为干扰，司空见惯。人为因素的影响，则是造成调查统计数字失真的又一个重要原因。前人大委员长朱德曾说过，统计工作是“万岁工作”，任何时代都需要。而且统计调查数字不仅是为今日的准确决策服务，也是为历史、为子孙留下的一笔财富，应当经得起事实和时间的检验。然而，现在这一“万岁工作”的结果，却常因某些人一时一地的需要而变得可大可小，为那些短期效益服务。
在不少地区，本应自下而上进行统计和汇总的数据，却变成了先有最后的数字，然后向下层层分解。《工人日报》去年8月30 日的一篇文章报道了一位未透露姓名的乡统计员的苦衷：“每年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县里年初就定下来，要比照上年度的增加幅度上报，如果你不按这个数上报，就要挨训。如1991年县里下达的指标是74元，可到了年终，地区领导说，今年是‘八五’期间第一年，人均纯收入一定要达到百元以上。结果，各乡的报表拿到县里汇审时，县长明确指标要每个乡镇人均增收100元，达不到100元的，报表被视为不合格。”还有不少地方的领导，手中都备有一高一低两套数据，各有用场。在争资金、要项目、要指标、要扶持时用低的，在讲成绩、谈经验、评先进、考核干部时用高的，正可谓“干部出数字，数字出干部”。在一些人眼里，《统计法》不过是废纸一张，统计数字不过是10个阿拉伯数字的加加减减，排列组合，爱说多少就说多少。虽说统计部门有了可以使统计调查工作不受其他因素干扰的法律，但毕竟小胳膊拧不过大腿，数字多少还是谁权力大谁说了算。
除了权力可以左右调查统计数字外，在金钱面前，调查统计数字同样会变成“不可承受之轻”。一家调查公司在报上进行了一次一种家用电器的市场调查。原先为这次活动赞助了5万元的一个厂家， 当得知调查结果自己的名次在前3位以后时，就提供了3种选择给调查公司：按现有结果公布，5万元撤回；把名次调进前3名，赞助5万元不变； 如果可以“独占鳌头”，赞助增加到10万元。在10万元面前，几个百分点简直如水珠之对大海。很快厂家如愿以偿，又一个该厂产品拔得头筹的“调查统计数字”被公布给了消费者。
并非危言耸听：小数字连着大灾难
尽管有人敢对统计调查数字任意删改，但是很多人还是相信数字最能反映事实，最能说明问题。在此情况下，那些准确性差甚至完全违背事实的调查统计数字，往往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造成经济和社会混乱。
统计失实可以带来决策失误，这在新中国历史上有过数次沉痛教训。50年代“大跃进”这次大的混乱，从决策者的愿望上来讲无可非议，但是为什么效果与愿望之间会出现那么大的反差呢？原因固然很多，但主要原因之一是在于没有准确的调查与统计，定量关系把握不准，把指标定得过高，步子迈得太急，尤其是决策者定向失误后，全国马上“捷报”频传，放“卫星”，出“高产”。愈拔愈高的数字，把许多人的脑袋冲昏了，烧热了，反过来又使决策者更印证了原先决策的“正确性”，致使错误的决策无法及时得到纠正，大家都被捆在一辆列车上，沿着错误数据铺就的路轨一路冲将下去。
“大跃进”以及随后的一连串天灾人祸，使许多人，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一些企业和地方，这种由虚假的统计调查数字带来的经济损失和社会混乱更是不乏其例。某县几个农民种植红果发了财，县政府就号召全县各乡都种植红果，并提出了具体任务，限期完成。有的乡镇完不成任务，领导干部被迫作检查。于是有人就在数字上做文章。如此这般，结果不到一年全县就出现了4个红果专业乡，30 多个红果专业村。县长一拍板，决定投资1600多万元，办两个大型果品饮料厂。可是工厂投产后，不到两个月就停工待料。原来全县实际上栽种的红果树只有统计数字的11%。水淋淋的统计数字，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这些不起眼的小小数字，可以变成某些人得以飞黄腾达或财源广进的阶梯，但更多的是，给普通百姓带来的切肤之痛。一乡的乡领导为了显示自己的政绩，对上级多报了特产经济作物，结果上级有关部门来征收农林特产税，农民们苦不堪言。一个遭龙卷风袭击的村，村干部却打肿脸充胖子，不要上级救济，谎称家家有生产自救能力，导致许多人家生活困难。
调查统计数字失真所带来的祸害，使越来越多的人痛切地感到：应该有一个健康发展的调查统计市场，应该有一个能生产质量可靠的调查统计数据这种特殊商品的调查统计行业。
调查统计业：敢问路在何方？
1985年，日本某著名的电子公司当其产品还未大举进入中国市场时，就首先向经贸部提出合作搞其产品的全国消费者调查。当时，国内除了政府个别部门为了行政管理等部门需要，进行一些必要的调查统计外，很少有人认识到调查统计数字的价值。而对中国市场垂涎欲滴的外商，却欲重金获得这方面的数字而不可得。
此后，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使国内外厂家和商家知已知彼、摸清中国市场的需要日益迫切，政府部门要宏观把握千变万化的经济、社会动态，也亟需及时反映各种变化的调查统计数字；消费者要在市场社会中争取最大利益，同样少不了调查数字的指导。这一切，使调查统计数字变成了紧俏商品，身价陡增。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人们对准确及时的调查统计数字的需要，将更加多样和细密。
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几乎所有人们想了解的事物，都有准确细致的排行榜。例如，一时间引得舆论沸腾的台湾国民党主席李登辉所访问的美国康乃尔大学，它的经济系1993年在美国排同类专业第17名。而中国想考大学的考生，面对全国大大小小的高等院校，除了知道北大、清华等几所学校比较有名以外，根本弄不清它们各自在高校中的准确地位，以致于在填报志愿时，不少人凭“感觉”竟把许多重点院校排在普通高校的后面；对各校实力不一的学科、专业更是一无所知，直到进了校门后很久，才发现入错了门。
面对需求的剧增，我国调查统计业的现状是：政府部门的统计工作产生于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力量薄弱，难于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民间调查业可以说是刚刚起步，尽管国内也出现了几家比较有名的调查公司如广州、上海市场调查公司、零点公司等，国外一些著名的调查业巨头如美国的盖洛普、澳大利亚模范市场调查公司、亚太市场研究公司等也进军我国，但是由于没有统一的行业准则，没有标准的职业规范，国内调查业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一时都很难赶上发达国家的水平。因此，对于中国的统计调查业来说，出路还在改革和探索之中。
从政府部门的统计机构来讲，主要的弊端在于职能过于集中：各级统计部门集信息采集、汇总、发布于一身，使统计机构垄断了官方统计调查的全过程，这既便利了人为因素对统计调查结果的干扰，又使统计机构缺少制约和监督；国家统计局既设有庞大的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以及新近成立的企业调查总队，进行各种统计调查，又作为政府部门承担管理职能，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这既造成了这些调查总队与有关职能部门（如农业部等）在统计工作上的重复，又使统计部门无力专注于调查统计制度、调查统计方法的研究和调查统计质量的检查，也无力对调查业进行有效的管理。
从民间调查业（包括进入市场的非统计部门的官方、半官方投资兴办的各类调查公司）来说，主要的问题是缺少行业规范和市场规则：统计调查公司的成立缺少资格认定，使这一行业刚起步，就被一些劣质公司打污了名声，使人们觉得似乎这个行业是骗子干的；同时，多数统计调查项目不是用公开招标等手段，通过正常的竞争得来的，使得各调查公司对自身调查的结果是否准确这方面的信誉漠不关心。如此下去，很难通过优胜劣汰，产生诸如盖洛普、兰德等具有权威性的大型调查机构。
因此，必须要自上而下地改革现有调查统计行业的管理和经营体制，应当对其进行社会分工和市场规范。比如，对于需要政府统计部门采集的数据，各级统计部门可以只负责汇总，各级主管部门负责采集，各级政府信息部门负责发布，形成三方互相监督和制约，各司其职，后续部门也有充分力量对前一部门的工作进行不受干扰的质量检查，减少人为因素的干扰。
另外，我国现行的统计调查仍沿袭计划经济时的做法，大多采用全面调查，费时费力，又给基层单位造成很大负担，且得来的调查统计数据并不符合实际需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分化、组合非常频繁，企业的经济活动空间极为复杂，仍像过去一样不到市场上去，只囿于企业本身，按部就班地搞报表式的全面调查，不但成本高，而且其准确性未必比抽样调查高。同时，调查统计也应更少地采取行政手段，在调查业发展较为成熟以后，国家对相当一部分调查统计项目，可以采用市场化手段实行招标，委托商情调查公司进行数据收集。这样，通过社会分工和竞争，促进调查统计业的产业化、市场化，逐步实现优胜劣汰，使越来越多的准确及时的调查统计数据占领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