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失范的根源及其校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根源论文,道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江泽民总书记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必须着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培育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的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要完成这一任务是相当艰巨的。
从目前的情况看，社会倡导的价值目标和不少人的实际行为相距甚远，道德约束力很差。对于当前道德失范的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并进行深入分析，找出根源，才能采取行之有效的校正方法，为整个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创造最好的条件。
一、多元价值目标的强烈冲击
经济体制的改革，引起了人们价值观的改变。市场经济大潮的涌来，特别是出现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局面，彻底打破了吃“大锅饭”时代的传统观念。在人们面前展现了一个陌生而新奇的世界，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选择实现自己理想的目标，谁都可以有自己的独特活法，因此社会出现前所未有的多元价值观念并存的情况是不难理解的。但是，究竟孰是孰非，从经济判断与道德判断方面又经常出现矛盾的情形，由此导致道德评价的不确定性和标准不统一，道德失范在所难免。
由于经济利益的实现较之道德上的崇高更具直接性与现实性，所以就多数人、特别是对为如何生存而发愁的人们来说，首选的目标是怎样获取财富；而腰包已经鼓起来的人们，有很多考虑的是如何增值或享尽人间一切欢乐。这时，用金钱标准取代道德标准，用个人经济利益取代社会公共利益，用个人自由侵犯他人自由等种种不仁不义的事情都可能发生。由于多种价值观念并存很容易给人们一种误解：似乎个人做出任何价值选择均具“合理性”，都可以找到事实与理论辩护。关于什么是崇高，什么是卑鄙，两者应有的界限也变得愈加模棱两可、含糊不清了，不受社会主义道德约束的行为也就随之大量地冒了出来。
二、市场经济自身弱点的消极反映
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形式，是任何国家发展到一定程度都不能超越的。但是，它同自然经济，产品经济一样，对社会的发展，既有有利的一面，又有有害的一面。可以说它是一把“双刃剑”，在对道德和生活作用方面，联系着善与恶、美与丑的两极。即使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的关系的商品化形式，如等价交换对爱情、友情以及权力部门的渗透，都孕育着极大的风险，由此产生一系列我们本不情愿看到的后果。所以党中央提醒我们，要注意防止“市场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也会反映到精神生活中来”。
市场经济作用的两面性决定了：利益的驱动与满足，既能激发人们强烈的意志与努力拼搏的激情，使主体精神充分弘扬与发展，从而创造出更高的社会生产力，又由于它本身具有的功利性、竞争性和盲目性，同样会把失去理智的人们引进冷酷无情的金钱战场，展开不择手段的生死搏斗，从而把应有的人间温情、友情、正义，一律抛入冷冰冰的利害关系之中。似乎除了金钱占有欲，世界上再也没有其它值得追求的价值目标了。有不少人就这样从金钱的主人变成充满铜臭味的货币的殉葬品。反映到道德观念上，就是人格并不重要和善恶标准的黑白颠倒，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在货币的驱使下，一些人“把坚贞变成背叛”、“把愚蠢变成明智”、“把恶行变成德行”。这是当前拜金主义狂潮泛起的客观诱因，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三、社会调控机制不健全
西方发达国家从步入市场经济到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大约经过了50年到一个多世纪的艰难里程，期间曾经付出过沉重的物质与精神代价。而我国是在经济处于崩溃边缘又仅仅经过十几年的“弹指一挥间”实现这一跨度极大的历史飞跃的。不仅物质基础不丰厚，人们更没有应付突如其来体制变革的充分思想准备，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而与市场经济要求相适应的法律法规，只能是在实践基础上理性认识的结果，短期内还很难完善健全。例如在市场经济环境里，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不只是原则上，而且从具体情况看，究竟什么样的行为是允许的、法律承认的、道德肯定的，什么样的行为是与市场要求相违背的，我们目前还没有完全认识它。由此引起的管理上的漏洞是在所难免的，而商品经济的自发性与盲目性则有了可以充分表演的“自由天地”。不法分子正是钻了市场经济不成熟的空子。
四、道德教育不适应变化发展了的客观形势要求
“课堂教育花了一年功，挡不住社会一阵风”。这既是对关门进行道德教育的一种惩罚，又是简单、机械灌输的必然结果。因为对人生道德选择影响最大的不是书本上的原则，更根本的是社会环境的熏陶和榜样效应对人内心世界引起的强烈震撼。从雷锋、焦裕禄到徐虎、孔繁森之所以令人们潸然泪下，从而出现更多的英雄人物，显然说明人格的征服力量远远大于理论的说服作用。反之，为什么社会上有些人对“好人”也要划上一个问号，原因并不仅在于他们“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更重要的是他们实际看到的教育人者有些尽管冠以“先进”、“模范”的称号，但与实际人格名不副实，甚至相背太远。尽管这种判断有它的片面性，但给我们的更深启发是：整个社会风气好转与对大环境的改造，乃是群众性道德建设的真正基础。“上梁不正下梁歪，下梁不正倒下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大人行为决定小孩行为，党员行为决定群众行为，领导干部行为决定整个社会行为。现在不少干部已陷入灯红酒绿、声色犬马之中，民怨很大。问题的严重性正如江泽民总书记指出的：“如果现在再不引起大家的高度重视，不坚决加以整治，后果不堪设想。”如果让像陈希同、胡建学这样腐朽透顶的人来给群众进行“人为什么活着”以及反对拜金主义教育，除了败坏社会主义道德名声、引起群众强烈逆反心理以外，还会有什么样的积极社会效果呢？正因为榜样作用远远不够，所以大大降低了社会主义道德本身的感染力、影响力与凝聚力，也影响到行业与社会风气。身教比言教更根本。
研究道德失范的根源，在于寻求扼止道德失范的对策。从目前看，要着力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加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和规范，尽量减少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
实践已经教育了我们，市场经济不是没有任何条件限制的自由经济；相反，社会赋予人们的行为自由度越大，相应的各种约束越多，所以才有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法律“多如牛毛”的“怪事”。我国与市场经济要求相关的立法工作虽已有了良好的开端，但还远远没达到“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程度。例如证券市场的暴涨暴跌，很多是以不同名义由官方介入、操纵、垄断大盘的结果，从而引起股市的迷茫与人心的动荡。这就需要尽快出台可操作性极强的证券法。无法势必无天，混乱难以避免。新加坡为什么能很快捕灭了号称“20世纪世界瘟疫”的官场腐败？就在于它有一部相当细密、对谁都一律有效的“反贪法”。官员哪怕收到下属或相关单位象征性的小礼品，也不开“绿灯”，坚决革职查办，不少高官就因为“微不足道”的小事而丢了乌纱帽。在反腐倡廉呼声日益高涨的今天，我们确有必要认真吸取外国成功的经验，在法制建设上迈出更果敢、更坚实的步伐，依法治理市场与社会，从而把市场的负面效应减少到最低程度，把中华大地变成亿万人民安居乐业的乐土、净土与热土。
第二，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干部，首先要从官员道德抓起。
当前社会道德失范，与干部的贪污腐败行为密切相关，有的领导干部实际与犯罪分子沆瀣一气。可以说，修好官德，是消除内忧的关键。要净化社会环境，要提高全民族的道德素质，要改善人际关系，首先要从从严治党，严格规范领导干部做起。当前迫在眉睫的是要抓好三个环节：一是教育各级领导干部认识自己责任重大，胸怀强烈使命感，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二是教育各级领导干部牢固确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新“官”念，以服务于大众为己任，绝不谋求超越群众以上的特殊利益；三是教育各级领导干部严以律己，廉洁奉公，增强遵纪守法的自觉性，用自己的出色行动赢得大众的信任，谱写出人生的辉煌篇章。重新学习《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开卷有益的。党风好了，我们就能经受住任何风险的考验，从而成功地达到我们追求的理想彼岸。
第三，既要坚持正确理论原则，也要注重实现目的的途径方法。
我们必须勇敢地面对市场经济条件下价值观念多元化的事实，更要承认在任何社会里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又总是统治阶级的价值观，否则社会就失去了统一衡量是非美丑的标准，就不会有意志与步调的统一。我们选择的是最进步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社会发展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与文化生活的需要。因此我们的价值选择必然是坚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的道德导向，绝不容许为少数人特殊利益辩护的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在我们社会有存在的位置。即便保护与鼓励为个人谋取正当利益的积极性，但也必须把国家、集体、大众利益置于更高的地位。当二者利益发生冲突时，不容许以牺牲国家、集体、大众利益作为实现个人目的的代价。在我们的道德建设中，坚持为人民服务与利他的教育，当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题中应有之义。
为了防止把道德教育变成毫无实际效果的空谈，我们必须面向实际，面向火热生活，抓住群众瞩目的焦点、难点、热点问题，做出有说服力的回答。当前道德教育中的突出问题是千篇一律。其实在复杂的人群中，特别是在社会剧烈变革情况下，不仅利益关系不同，而且人生目标、价值取向、道德层次千差万别。要把不同职业、不同信仰、不同觉悟的人统一到集体主义原则下，必须区别对象，采取不同方法，循序渐进。允许人们经过反复实践的不断攀登而达到道德的高境界。我们坚持的为人民服务方向、集体主义原则，是包括每个人的现实与长远利益的，只要实行社会综合治理，把社会纳入健康有序的发展轨道，那么最终获利的是广大群众。我们所提倡的道德原则最终是能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道德失范只是个历史发展长河中的暂时过渡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