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北京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国民经济论文,北京论文,时期论文,年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60年代初期，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等种种复杂原因，我国国民经济发生了严重困难。北京和全国一样历经艰难困苦，全市的农业生产大幅度减少，城乡居民的副食品和轻工业用品供应严重不足，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为了扭转这种困难局面，1961年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为此首都人民积极响应，大力调整国民经济，并取得了显著成果。本文尝试对20世纪60年代北京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研究做简要述评，总结国内关注的热点，评析研究成果，以期对这一时期的研究起到借鉴作用。 一、研究成果凸显“四种丰富” 20世纪60年代的国民经济调整，是自上而下实施的全方位的调整。对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改革开放以后。到目前为止，涉及北京国民经济调整的研究成果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有了丰富的宏观研究成果。研究北京国民经济调整务必要了解全国的调整状况。目前学术界关于20世纪60年代全国国民经济调整问题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众多的党史国史专著作为一个部分论及这次国民经济调整，普遍认为对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和文教事业起了重要作用。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二卷)》①，其中有三章的篇幅直接关涉国民经济调整。另外，柳随年编著的《六十年代国民经济调整的回顾》②、丛进著的《曲折发展的岁月》③、萧冬连等著的《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④、刘友于等著的《中国20世纪全史：曲折探索(1956～1966)》⑤，都为国民经济调整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关于20世纪60年代国民经济调整研究的综述有：张弓和滕文藻的《关于六十年代国民经济调整综述》⑥、刘友于的《60年代国民经济调整研究综述》⑦、张素华的《第一次国民经济调整研究述评》⑧。从这几篇综述就可以窥见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程度。这里不再详细论述。 第二，有了丰富的历史文献、历史资料。首先，《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已经出版19卷⑨，其中第13卷至第17卷就是北京国民经济调整时期(1961～1965年)的文献资料，展示了北京市认真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所采取的各种政策措施，以及进行国民经济调整的过程。其次，《社会主义时期中共北京党史纪事》第五辑和第六辑⑩，记述了1961年1月至1966年5月间发生在北京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其中有些史实细节是首次披露。另外，《中国共产党北京历史大事记(1949～1978)》(11)详细搜集整理了这一时期北京所发生的大事。这些资料为北京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 第三，有了丰富的区县史料。《北京区县社会主义建设史》(12)，追溯了18个区县的建设源头、发展过程。从《中国共产党北京西城区历史大事记(1918～2004)》(13)等各区县大事记中可以看到，在1961～1965年期间，各区县都进行了积极的调整与改进。因此区县史料对于研究北京这一时期的历史不可或缺。 第四，有了丰富的回忆录、人物传记以及一些相关著作。《彭真传》(14)共四卷130余万字；《彭真年谱》(15)共五卷180余万字。这两部著作于2012年出版，对了解彭真的革命经历、思想生平，特别是了解北京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刘仁传》(16)记述了刘仁在担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期间，为北京市发展所付出的心血。郑天翔的《回忆北京十七年》(17)用大量生动事实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为北京的新生和发展所作的艰辛努力。另外，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辑的《中共北京党史人物传》(18)中的一些传记文章，也为研究北京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历史增添了翔实可靠的资料。 二、研究内容聚焦“五个重要” 近十余年来，学术界对这一课题的研究主要从重要事件、重要措施、重要领域、重要人物、重要会议等五个方面着眼： (一)重要事件 学者们主要集中于两个重要事件的研究。 一是关于京郊调查的研究。学者们普遍认为京郊调查为克服“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左”倾错误作出了积极努力。刘建萍指出：“调查对北京市各级领导改变工作作风，纠正强迫命令、瞎指挥的工作作风，恢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发挥了重要作用，部分解决了北京农村人民公社体制和政策中的诸多弊端，为恢复北京农业生产作出了贡献；调查为中央制定和修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提供了积极参考，检验了北京市各级领导的执政水平和纠错能力。”(19)陈煦、苏峰强调，京郊调查对于纠正当时京郊农村存在的“左”倾错误，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20) 二是关于“四清”运动的研究。赵有福的《北京通县地区的“四清”运动》(21)集中描写了特定时空下的“四清”，内涵非常丰富，这也是少有的关于北京这一时期的系统性研究。王楠则在硕士论文《四清运动的困境——以北京市房山农村地区为例》(22)中指出，四清运动的困境由以下四个方面的矛盾引起并在其中得到具体展现：开展运动与发展生产的矛盾；群众运动的有效性与无效性；贫下中农协会与社队党组织、管理委员会之间的矛盾；工作队的后顾之忧。作者认为，只有通过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形成国家机器内部的良性运作机制，同时建立和完善社会力量作用于国家机器的制度化的途径和渠道，才能缓解对政治运动的依赖。林小波着眼于北京大学的社教运动，在《北京大学的社教运动》(23)中详细描述了运动开始的过程，指出北大社教对“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影响。 (二)重要措施 从1961年起，北京市委认真总结了“大跃进”的教训，制定了深入贯彻中央八字方针的具体措施，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关于北京市委的重要措施研究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对开展退赔工作、调整人民公社体制的研究。当时北京郊区各县“一平二调”的现象非常严重，不仅破坏了农业生产，还给广大农民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张富文详细描述了北京市各级党委与政府是如何开展退赔工作的，如成立退赔的专门机构，划拨退赔经费，专款专用，等等，密切了党与农民的关系，推动了农业的生产，改善了农民的生活。(24)周五一主要从调整人民公社体制的过程方面讲述北京市委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如改变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调整社员自留地数量，鼓励发展家庭副业，恢复集市贸易，整顿干部作风，等等，认为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干部和社员之间的矛盾，调动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25) 二是对精简职工的研究。根据中央和北京市委关于“大力精简职工，压缩城镇人口”的指示，全市裁减机构，精简人员，并采取多种方式压缩城区人口数量。赵淑杰在硕士论文《1961～1963年北京市精简职工政策的回顾与思考》(26)中，系统回顾了精简职工的过程，截至1963年7月底，北京市累计精简了60多万职工，其中回农村的有35万余人。北京市在精简职工的过程中采取了比较科学的方法和步骤，实现了支援农业、减轻国家和城市负担、提高企业劳动率的目的，但也留下了一些后遗症。 三是对“小三线建设”的研究。三线建设指的是自1964年起我国中西部地区的13个省、自治区进行的一场以战备为指导思想的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本设施建设。三线又有大小之分，西南、西北地区为大三线，全国一二线地区的腹地为小三线。对于北京与小三线建设，苏兆林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对此做了一分为二的评价：“北京小三线建设搞的这些工厂，我认为是极大的浪费，因为根本没有办法生产。有些山区修了路、通了电，但是当时农村以农业为主，与外界联系不多，农业用电也少，修路、通电对老百姓生活虽然有点作用，但是不能充分利用，许多设备闲置在那里。只有在小三线建设期间修了一些战备道路，不管当时还是到现在对经济、民生还是发挥了很好的作用。”(27) (三)重要领域 由于这次国民经济调整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因此学者们也着眼于不同领域来进行研究，分析不同的政策导向。 有的学者从居民物质生活方面来考察。张太原通过不同时期北京城镇居民家庭的副食消费情况，深入分析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比如当时居民要求减少粮食用量，并不是出于已满足需要，而是出于争取“政治上的进步”，由此也可看出当时人们所处的消费环境中，政治因素的影响是何等之大。(28)李飞龙通过解构农民的收入来源构成，分析北京农业政策的成败，指出：“农村六十条的贯彻执行，对于克服严重存在的平均主义，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推动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国民经济到1962年底出现了全面好转的形势。”(29) 有的学者从手工业领域来研究这一时期政策导向。孟丽媛在硕士论文《新中国初期北京女工研究(1949～1966)》(30)中指出，北京女工的大量出现是与新中国成立之后政府对女性的导向政策和行政调控密切相关的，具有独特的时代特点。刘胜男在博士论文《北京城市手工业研究(1949～1966)》(31)中，明确了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北京手工业所有制发展的变化、原因及特点。 还有的学者从教育领域来着眼相关研究。隋子辉博士论文《无产阶级政治指导下的北京市中小学教育(1949～1966年)》(32)，对1949～1966年“无产阶级政治”指导下的北京市中小学教育做了反思，针对教育宗旨、教育与社会的关系、教育权利、教育体制等问题进行了一分为二的评价。徐利民硕士论文《1960～1965年北京高等教育调整的历史考察》(33)，总结了1960～1965年北京高等教育发展的历程，得出许多值得借鉴的历史经验：高校必须根据国家需要和高校实际培养人才；高等学校必须正确总结自身发展的经验与教训；制定正确的培养目标是影响高等学校发展的重要因素；高等学校必须坚持以教学为中心不动摇。 (四)重要人物 研究彭真与北京的论文较多，而且覆盖面比较广，包括农业、工业、市政等，有的学者认为彭真作为主政北京的第一书记，对北京这一时期的建设起了重大作用。黄小谨从农业方面论述了彭真领导下的北京市委、市政府是如何致力于解决菜篮子问题、有效保障民生的。(34)郭锦杭则主要从市政建设来讲，指出彭真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长期间，就北京的人口规模、道路宽窄、用有轨电车还是无轨电车、停车场、城市电气化煤气化、天安门广场的大小、城市绿化美化、副食品市场供应等市政建设问题提出了既切合当时实际又富有远见的意见和建议。(35)还有文章认为，彭真为奠定北京市的工业基础，发展北京经济做出了重要贡献。(36) 刘仁作为北京市委第二书记，直接参与了北京建设的众多决策和部署，对北京发展贡献重大。陆禹《刘仁同志的心血浇灌了首都工业建设之花》(37)、刘福同《始终不渝地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读〈刘仁传〉》(38)、张起林《刘仁同志对京西矿区的关怀》(39)等，从不同侧面概述了刘仁的优秀品格和为北京发展所付出的心血。 (五)重要会议 在北京国民经济调整过程中，北京市委召开或直接参与服务了许多会议，这些会议成为学术界的研究热点。 畅观楼会议。这是1961年北京市委在畅观楼召开的一次会议。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这次会议普遍被认为是北京市委的一大罪状，遭到诸多批判。“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畅观楼事件鲜见于正史。近年来有的学者专门对此做了研究，认为“畅观楼事件”是在1961年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提倡实事求是的背景下，受中央书记处委托，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所做的一项正常工作，目的是为了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根本不是什么“策划于密室”的政变阴谋。(40) 七千人大会。七千人大会是党中央在北京召开的规模较大的会议，县委以上的各级党委主要负责人参加了大会。关于这次会议的研究性成果很多。著作方面主要有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41)，这是近年来关于这方面研究最具代表性的力作。论文方面有数十篇，如陈晋的《七千人大会启示谈》(42)、王海光的《在历史节点上的风云变局——评〈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43)、肖剑忠的《党内民主精神的弘扬——对七千人大会的再认识》(44)等。学者们围绕会议召开的背景、会议主题、领导人的意见分歧、会议的成绩、会议的局限性及会议的启示等方面进行研究，提出了不同看法和一些新观点，这是宏观方面的研究，这里不再赘述。还有一些学者专注于北京对七千人大会所提供的服务保障等方面。“通过当事人的回忆，我们可以看到，七千人大会的筹备工作，虽然时间短、任务重，但是大家以极其认真负责的精神，安排得井然有序，非常到位。会议时间虽长、又处在困难时期，但是大家同心协力，克服了一切困难，以保障七千人大会的顺利进行，按当时极端匮乏的物质条件，不能说不是个奇迹”。(45)这从另一个侧面对相关研究作了补充。 三、研究方法遵循“四个统一” 关于20世纪60年代北京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研究，总体上来看，学者们都采用了比较科学的研究方法，针对每一个问题，进行了独特的思考和总结。 宏观勾勒与微观分析相统一。宏观勾勒主要是运用整体性思维，宏观把握全国这一时期的总体情况。有的学者通过对全国的一个整体性了解，解析中央的大政方针、实施背景、具体措施等，进而将北京放在全国这样一个时空背景下去思量各项政策的执行情况。从目前来看，全国国民经济调整的综合性研究很多，论文有鲁振祥《试论毛泽东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国民经济调整中的地位和作用》(46)、袁宝华《对国民经济的艰苦调整》(47)、李大勇《六十年代初期国民经济调整的历史局限》(48)、李娜《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历史经验探析》(49)、王子波《略论党领导的第一次国民经济调整》(50)等。硕士论文有刘妍《关于刘少奇探索国民经济调整问题的研究》(51)、曹阳飞《六次纠“左”会议及六十年代国民经济调整的历史经验探析》(52)等。博士论文有韩慈《1960年代初国民经济调整研究——论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有益实践》(53)、高其荣《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农业调整研究》(54)等。微观分析主要是抓住某一个点、某一个方面来具体研究某种现象，进而揭示整体的特点。比如肖斌《20世纪60年代北京市西城区第一次经济工作的调整》(55)，主要对西城区调整前的经济状况进行了总结概括，论述了西城区经济调整的措施以及成效；另外还有王荣梅《海淀区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特点》(56)，以海淀区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为研究对象，微观考察这个运动的过程与特点。 文献研究与人物访谈相统一。文献研究法主要指搜集、鉴别、整理文献，并通过对文献的研究形成对事实的科学认识的方法。因为关于北京国民经济调整的专门性、系统性研究较少，所以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需要查阅大量的文献资料，包括关于北京工业、农业、商业的历史资料，以及相关会议记录，等等。人物访谈研究主要是通过访谈了解北京这段历史的相关人物，获得第一手资料。访谈对象主要有：一是这个时期北京各方面建设的亲历者和参与者。相关文章有王树德《20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京农田水利建设》(57)、范毓扬《回忆北京“四五八”粮食亩产目标的实现》(58)等。二是当前研究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专家。 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统一。定量分析主要是从数量上，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以便更加科学地揭示规律。定性分析就是运用归纳和演绎、分析与综合以及抽象与概括等方法，对获得的各种材料进行思维加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从而认识事物本质。李飞龙的《20世纪60年代前期北京郊区农民收入分析》(59)就在对农民收入进行定量分析的基础上进行了定性分析，指出了农民收入增减的原因。 经验总结与描述性研究相统一。经验总结法是通过对实践活动中的具体情况，进行归纳与分析，使之系统化、理论化，上升为经验的一种方法，比如董志凯《20世纪60年代经济调整的历史经验》(60)一文，总结了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五条经验：统一对国情和形势的认识是调整的前提；综合平衡、协调发展是调整的基本方针；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创新是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动力；政府对经济的主导是调整的实质；冷静处理中外经济关系为调整助力。描述性研究法是将已有的现象、规律和理论通过自己的理解和验证，给予叙述并解释出来，比如傅颐《重寻“畅观楼事件”的真实》(61)一文，对“畅观楼事件”的由来、经过、蒙冤、平反进行了详述和解读。 四、现有研究存在“四点不足” 以上综述可能难以详细、完整地概括全部细节，但大体上可以表征学术界关于北京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研究现状，成就是凸显的，但依然存在一些不足，仍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具体来说，对北京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研究特点，可以通过统计中国知网中相关的论文数量与种类来进行分析。在数据检索过程中，将时间限定在1961～2015年。 (一)系统性研究成果较少 对北京这一时期的研究多集中于某个点，就是说从多个角度来研究，比如从党组织建设、手工业、农民收入等来评述，这方面的成果虽然不能说汗牛充栋，但总体说来是在不断增多的。从有机性、系统性角度来评述北京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具体措施，尚属匮乏状态。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具体的数据来看。 首先，以论文题目和关键词中含有“第一次国民经济调整”、“北京60年代”、“北京1961～1965”分别进行检索。经过剔除各个数据库中不相关的文献，搜索到的文献数量见表1。 其次，通过不同的研究角度，设定不同的搜索关键词，进行统计得出以下的结论，见表2、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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