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意图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美论文,意图论文,大国论文,战略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也是最复杂最具不确定性的大国关系。自冷战结束以来，试图为中美关系的本质及其未来发展把脉开方的理论努力层出不穷，积累了诸多成果，其中最具影响和代表性的当属文明冲突论与进攻性现实主义。①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认为，后冷战时代的中美关系虽然超越了意识形态导致的冷战式对抗，但其基本逻辑依然是冲突性的，冲突的根源在于双方“社会和文化方面的根本差异”，即主张“国家高于社会，社会高于个人”的儒家精神与强调“自由、平等、民主和个人主义”的美国信念之间的文化冲突；亚洲人“把扩大长远利益放在首位”，美国人“集中精力尽可能扩大眼前的利益”，这两种根植于文明差异的不同政治偏好也使中美关系的管控殊为不易。亨廷顿还据此预测了美国介入南海争端而出现文明核心国家间的战争情景。②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以国际无政府性导致的大国间权力—安全竞争为理论主线，认为中美关系无法逃脱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竞争对抗的理论逻辑和历史模式，会陷入严峻的安全竞争态势，甚至爆发战争。③另外，阎学通的“假朋友论”也是一种颇有影响的理论观点，他认为，冷战后中美关系不稳定的真正原因在于两国所采取的假朋友策略，即两国试图在双方战略竞争难以避免的情况下，“通过用虚假的美好词汇来描述双边关系的方法暂时缓解利益冲突”，结果导致中美关系频繁地起伏振荡。④需要说明的是，上述这些理论的初衷并非愿意看到中美关系走向动荡和冲突，而是提醒两国要切实地注意到双边关系中固有的风险，从而避免中美成为真敌人，避免上演文明的冲突和大国政治的悲剧。或许正是出于对文明冲突和大国政治悲剧的重视与敬畏，中国领导人近年来提出以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来避免双方重蹈历史覆辙，这逐渐成为双方都愿意为之努力的一项战略构想。
中美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构想提出之后，迅速成为国际关系学界的重要研究课题，也成为一些有影响的前任和现任政界人士积极思考的问题。譬如，美国前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认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设“不能仅依赖经济上的相互依存”，还必须考虑“如何在当今的外交政策中让经济和安全议题相关联”，即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有赖于拓展“共同的全球安全利益”，从而夯实“抓住经济机遇的基础”。⑤前外交部副部长、现任驻美大使崔天凯认为，中美双方“积累了一定的共识、深厚的合作基础以及彼此打交道的丰富经验”，这意味着中美“确立一个更加稳定、可靠的良性互动架构，开创一种新型大国关系模式，是可能的和可行的”，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探索之路需要破解五大难题：“战略互信缺失”、“核心利益瓶颈”、“真正践行平等相待”、“贸易结构重组”和“在亚太地区真正实现良性互动”。⑥与西方学界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研究相对冷淡相比，国内学界对它的研究远为积极，尽管尚未形成典型的理论，但已发表了若干成果。比如，陈健从历史背景、可能性和挑战三个方面研究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认为“经济联系、政策定位和磋商机制”使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成为可能，但面临地区安全、南海问题、台湾问题等挑战，建议双方遵循“相互依存、合作共赢”，“互不为敌、和平共处”，“平等相待、求同化异”等指导原则着手探路，开展工作。⑦陶文钊认为，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对现有国际关系理论的超越，应往三个方向努力：拓展共同利益、相互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建立危机管控、伤害管控机制。⑧袁鹏认为，中国推动中美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着力重点在于：在共同利益基础上探索“共通价值”，丰富两国交流渠道，推进“中美＋X”三边外交，继续韬光养晦，坚持苦练内功。⑨从上述研究现状来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研究还处于一种政策思想分析的层次，学理性相对不足，这就为从特定角度进行学理化研究留下了充分的空间，也使之成为必要。本文拟从战略意图的角度对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进行相对专门化、学理化的探索，作为对现有研究的补充。
战略意图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的首要问题
2013年6月7—8日，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在美国加州安纳伯格庄园举行了中美两国政府换届后的第一次峰会，这既是两位元首相互了解、建立私交的独特性峰会，也是为未来几年中美关系定调定向、为世界和平稳定锻造“压舱石”、“助推器”的建设性峰会。峰会取得了圆满的成功，习主席在会后与记者见面时表示，两国元首就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达成共识，双方一致认为：“中美应该也可以走出一条不同于历史上大国冲突对抗的新路。双方同意，共同努力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相互尊重，合作共赢，造福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⑩
基辛格曾坦言，尽管中美在多数问题上开展了广泛的合作，但中美关系的要害问题是“缺少一个总体概念”来指导两国当前和未来的交往互动。他认为，冷战期间，苏联作为共同的敌人塑造了中美关系的“总体概念”，但在冷战后的全球化时代，世界正经历着政治、经济、技术的急剧变化，中美还没有从纷繁复杂的新使命中找到新的“总体概念”。(11)如今可以说，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定位解决了中美关系中“总体概念”缺失的问题。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是什么？奥巴马总统2013年3月在与习近平主席的通话中将其定义为“健康竞争而非战略博弈”的关系。(12)习近平主席则在庄园会晤中用了更有实质内容的三句话来予以概括：一是不冲突、不对抗；二是相互尊重；三是合作共赢。(13)显然，从两位领导人的界定中可以发现，“不冲突、不对抗”是新型大国关系的第一内涵，基本要求是双方“要客观理性看待彼此战略意图，坚持做伙伴、不做对手；通过对话合作、而非对抗冲突的方式，妥善处理矛盾和分歧”。(14)可见，意图问题是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道路上的首要问题，其集中表现是两国互信不足，对对方战略意图的判断摇摆不定甚至有失客观、理性，(15)亦即中美间的战略互疑问题。(16)
从中美交往的现实层面看，意图或战略意图近年来已成为中美关系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术语之一。2011年11月，胡锦涛在会见奥巴马时强调中美应“客观、理性判断彼此战略意图”；(17)2012年1月16日，习近平在出席纪念尼克松总统访华和《上海公报》发表40周年活动时也特别指出，“希望美国正确判断和客观看待中国的战略意图”。(18)从美国方面看，美国对中国的意图日益关注，在若干场合和《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国军力报告》等官方文件中总是纠缠“中国的意图”问题，敦促“中国应做出更多的说明，解释其军事投入、决定这些军事投入的战略与意图”，(19)声称“中国军事能力的增长和战略决策缺乏透明度，这也已引起域内国家对中国意图与日俱增的顾虑”。(20)在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2010)》中，唯一用到要缓解“不信任”(mistrust)提法的是在对华关系部分。(21)此前小布什政府只在美俄关系中用到了“疑虑”(distrust)的提法，称“俄罗斯精英群体对美国意图和政策挥之不去的疑虑妨碍了两国关系的改善”，而美国对俄罗斯的民主进程则抱有明确的疑虑。(22)2012年3月7日，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纪念尼克松访华40周年的演讲中，亦坦陈中美对对方意图依然存在“猜疑和不信任”，被国内某媒体解读为“六问中国意图”。(23)从学术界来看，中国学者王缉思和李侃如对中美之间在对方长远意图方面的“战略互疑”也表示了极大的忧虑。(24)如何界定国际关系中的意图？为什么中美双方对对方意图的认知和评估呈现出明显的“战略互疑”特征？中美在建构新型大国关系的过程中如何处理意图问题，才能使之不至于成为一个不可逾越的战略障碍？下文试图以现实主义理论为基底，利用层次分析方法来回答这三个问题。
国际关系中的意图与战略互疑
“意图”(intention)(25)既是各国国家安全话语体系中的重要词汇，也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核心术语(西方现实主义理论便将国家意图的不确定性作为基本的理论假定之一)，但遗憾的是，中外学界迄今并未对“意图”给出一个清晰的学术界定和系统的分析。从常识性的意思看，意图在《现代汉语词典》里意为“希望达到某种目的的打算”；在《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里意为“想要做的事，目标或规划”。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约翰·米尔斯海默用“修正主义国家”(revisionist state)和“现状国家”(status quo power)来描述国家的意图，(26)查尔斯·格拉泽在其《国际政治的理性理论》中也采用同样的两分法来概括国家的意图，(27)这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无疑是极具代表性的国家意图分类法。“现状国家”是指满足于所处国际权力分配结构、尊重现行国际制度体系的国家；“修正主义国家”则指那些随着国家实力的增长而具有扩张倾向的国家，它们努力谋求在国际政治事务中拥有更大影响力，或觊觎更多领土，往往会寻求打破国际社会既有的普遍规范和规则，对国际体系的稳定形成威胁。上述分析是在体系意义上的看法，但若将其加以提炼，可见“意图”实质上是指一国在外交政策中如何利用自己的实力实现目标，亦即“国家以某种手段实现特定目标的打算或规划”。(28)显然，意图包括两个基本要素：目标和手段。二战后期，罗斯福对苏联的意图便是通过在欧洲大陆驻扎美英部队，既防止莫斯科支配欧洲，又确保苏联红军参加对德作战。(29)当小布什政府谋求“以武力实现中东的民主化改造”，当奥巴马表示“希望通过有成效的对话和接触和平解决半岛问题”时，(30)美国的“意图”就得到了完整的阐释。总之，只有将“目标”与“手段”结合起来，才是完整的“意图”表述。一定程度上说，“手段”比“目标”更容易引起忧虑。比如西方对非西方世界的“和平演变”意图，是以“和平”方式实现“演变”的目标，它显然比以“政府更迭”方式实现“民主改造”引起的恐惧和动荡要小得多。通常，大国的对外军事行动和安全倡议特别容易引起中小国家的忧虑，李光耀曾说，“苏联在1979年12月入侵阿富汗，致使东南亚所有国家都对苏联的意图感到万分不安。”(31)
需要指出的是，意图中的“目标”与“愿望”是绝不能混为一谈的。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者阿诺德·沃尔弗斯曾就“愿望”(hope,aspiration)和“目标”(goal,objective)之间的区别进行了颇有见地的辨析。他认为，“愿望”是想要实现的某种未来结果和收益，它可以是帝国野心或权力优势，也可以是纯粹的贸易优势、文化交流机会，或国际组织中的投票权。但恰如沃尔弗斯指出的那样，只有当国家决定为实现某个愿望而付诸努力或愿意冒险时，愿望才会成为目标。(32)显然，除非受到决策者的足够珍视，以至于他们认为值得为实现该愿望去努力、去奋斗，而且所需要付出的代价被认为是合理的，否则愿望永远不会成为目标，也不会成为国家意图的要素。
跟国家实力的相对稳定性不同，不确定性(uncertainty)是国家意图的基本特征。意图的不确定性主要有两个理论含义。其一，准确判断他国意图具有客观困难。在国家间互动中，由于情报资料搜集不充分、沟通机制不完备、信息数据不可靠或被刻意误导等各种原因，各国往往对别国意图难以进行准确的分析、判断和认定。米尔斯海默辩称，“国家之间无法完全掌握彼此的意图，难以确认与自己打交道的是一个修正主义国家还是一个现状国家……意图问题的根源在于它不像军事实力那样看得见摸得着，可以计算。意图无法在实证意义上得到检验，意图存在于决策者的脑子里，殊难认清。人们可以说中国领导人可以通过言论来解释其意图，但言论并不足信，况且领导人对外说谎是尽人皆知的。因此，要认清中国领导人的意图很难，当然这不是说中国就必然是修正主义国家。”(33)其二，对他国未来意图难以准确评估。塑造国家意图的因素很多，如国家自身相对实力的消长、国际地位的变化、领导人的更替、国内外环境的嬗变等，这些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对他国未来意图的评估极为困难。米尔斯海默说，“在分析国家的未来意图时，我们面临极大的不确定性，中国也不例外。这一点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即使我们能弄清楚中国现在的意图，我们也无法弄清楚中国将来的意图是什么。毕竟，谁也说不清一个国家5年或10年后将由谁来制定对外政策，更不用说认清他们是否具有侵略性意图。”(34)
意图的不确定性是国家间安全竞争的心理动力，其逻辑结果是影响国家间的战略互信，催生国家间的战略互疑，强化国家间的安全竞争，妨碍国家间安全合作的性质和程度。肯尼斯·华尔兹指出：“不安全的环境条件——至少各国对于别国未来意图和行动的不确定性——妨碍了它们的合作。”(35)华尔兹认为，国家对安全的追求导致它们产生两大“忧虑”，进而限制了国家间合作的空间。第一个是“相对收益忧虑”，国家担心“收益的分配可能对别国更有利，而不是对自己更有利”；第二个是“依附忧虑”，国家担心合作及其带来的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可能使本国经济活动日益狭隘地专业化，进而对别国产生依附。(36)米尔斯海默也强调，他国意图的不确定性对国际政治的影响是根本性的，其国际政治逻辑包括三个方面：(1)国家无法确信不会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遭到他国的军事攻击，因为导致攻击的原因很多，没有国家能确信别国不会受到某种原因的驱动；(2)国家不可能相信别国都“具有可靠的善意”，即便它们并非必然拥有敌对的意图；(3)意图变动不居，今天的盟友，明日也可能反目成仇，殊难预测。(37)譬如，作为盟国的中美苏在二战期间联合对抗日德，但二战结束后不久美国又与德日联合起来遏制中国和苏联。菲律宾阿罗约政府与中国建立了良好的双边关系，而目前的阿基诺政府却“携美自重”，不断挑战中国在南海领土争议中的战略容忍底线，使中菲关系的良性发展陷入困境。
西方决策者在考虑如何维护国家安全利益、制定国家安全战略时，意图的不确定性往往促使他们做“最坏打算”，以防不测。1984年，里根总统竞选连任广告词中关于“林中之熊”的譬喻便充分体现了这种决策逻辑。他说：“树林中有一只熊。有人轻而易举便能看见熊，而有人则根本看不见。有人说熊很温顺，也有人说熊很凶险。到底孰是孰非，我们没有绝对的把握，既然如此，倘若的确有熊的话，让自己像熊一样健壮难道不是明智之举吗？”(38)撒切尔夫人在其《治国要术》一书中对德国统一的顾虑也反映了这种战略决策逻辑。她直言不讳地承认英国对德国统一后的强大实力和意图存有疑惧，“要是我装作对一个统一的德国意味着什么的问题没有一丝一毫的忧虑，那显然是虚伪的”。(39)在撒切尔夫人看来，统一的德国注定会再次成为欧洲的支配性大国，而德国支配欧洲的强烈动机曾导致两场骇人听闻的世界大战，使包括九百万德国人在内的差不多一亿人遭受涂炭。撒切尔夫人说：“回避这个事实如果不是外交辞令，就是可怕的幼稚。”她进一步指出：“虽然德国人民是文明智慧的民族，但他们过去的历史表明他们很难克制自己的野心，尊重他们的邻国。”正因为如此，“历史意识和未来的不确定性曾促使密特朗总统和我……试图减缓德国统一的速度。”(40)哪怕是英法德如此亲近的盟友，在北约和欧盟作为安全和政治、经济的制度性保障的情况下，英法领导人依然对德国的未来战略意图有着深深的猜疑和忧虑，依然未能摆脱意图不确定性及其国际政治逻辑的制约，这种逻辑强大而普遍的影响可见一斑。
中美战略互疑的层次分析
意图问题在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中的直观表现是双方的战略互信不足和战略互疑的积累。2010年以来，中美能否客观、理性看待对方的战略意图成为两国关系宏观框架面临的重大问题，两国的政界、舆论界、知识界都广泛存在着对对方战略意图的疑虑，弥漫着“一种认为对方实现其重要长期目标要以己方的核心发展前景和利益为综合代价的观念”。(41)战略互疑在中美互动中的影响日益显现，正如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所言：“网络间谍和网络战，海空军重兵部署的中国东海和南海紧张局势日益升级，朝鲜半岛局势日益紧张，联合国安理会在叙利亚问题上陷入僵局，这些问题都反映出中美之间存在‘信任赤字’。”(42)中美在研判对方的战略意图时为何会出现明显的相互疑惧？本部分拟采用层次分析法来回答这个问题。
国际政治理论中的层次分析法由肯尼斯·华尔兹率先在理论意义上进行了阐述，他的《人、国家与战争》至今依然是层次分析理论的杰作，建立了从国际体系、国内政治和人性/领导人等三个层面进行国际政治分析的经典路径。(43)不过，两千多年前的修昔底德已经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从人性(包括领导人)、国内政治(国家制度)、国际结构(大国间实力对比)探讨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根源和历史，铺垫了层次分析法的国际关系史基础。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兰普顿在《同床异梦：经略中美关系1989—2000》一书中也用层次分析法，回答了“为何经略中美关系如此具有挑战性”和“如何更有效处理中美关系”两个问题。(44)
从国际关系学界对中美战略互疑的现有研究成果看，王缉思和李侃如两位资深学者的分析是最具代表性的，他们在《中美战略互疑：解析与应对》里也运用层次分析法集中探讨了“一方对另一方的长远意图产生疑虑的因素”。(45)他们认为，导致中美战略互疑日益增长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不同的政治传统、价值体系和文化”；二是“对彼此的决策过程以及政府和其他实体之间关系的理解和认识不够”；三是“对中美之间实力差距日益缩小的认识”。(46)其中，前两点涉及的是层次分析中的国内政治维度，第三点涉及的是国际结构。笔者对他们的分析不持异议，但更强调领导人因素在中美互疑涨落变动中的作用，认为领导人之间可以通过及时有效的战略沟通来增加了解、管控分歧、防止误判，从而达到推进互信、缓解战略互疑的目的。
第一，国际结构的本质及其动态发展是中美战略互疑的体系根源。美国疑虑中国战略意图的根本原因在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和中国崛起的迅猛势头。战后美国外交历史表明，美国作为主导当今国际体系的头号大国，对于任何紧随其后的崛起中大国都本能地带有一种戒心和疑虑，这不仅是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及其内在的安全竞争逻辑的产物，(47)也是美国领导人战略思维中如尼克松所言“经济实力对一切其他实力都至关重要”的观念使然。(48)譬如，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崛起甚猛，大有超越美国的势头，美国在一种“日本买下整个美国”的战略焦虑中果断出手，主要通过迫使日元大幅度升值的经济货币战略削弱了日本。当欧洲酝酿并最终实施欧元计划时，美国对欧元冲击美元的战略前景颇为忧虑，也曾有阻挠之意，但欧元区现时的窘境已使美国彻底卸下这一包袱。当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美国对中国疑虑的日益增长不过是国际体系安全竞争逻辑的最新表现而已。一种几乎带有普遍性的观点认为，当今国际结构发展的最大特征是新兴力量的群体性崛起与美欧等传统力量中心的相对衰落，(49)尤其是中美实力差距缩小的速度加快，“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并且可能成为全球霸主”，这种战略预期在美国政治家和媒体那里似乎突然变得很真实，(50)奥巴马“决不接受美国沦为世界第二”的豪言壮语可能失去经济基础的支撑。(51)根据美国皮尤集团新近的调查，40％的美国人将中国视为世界经济的领导者，中国对美国的经济优势地位形成最大的挑战，因而有49％的美国人希望在经济事务中对华采取强硬姿态。(52)
2012年12月，负责美国中长期战略分析事务的“国家情报委员会”发布《全球趋势2030》报告，一如既往地延续了过去四份《全球趋势》报告对中国崛起趋势的评估，但承认低估了中国崛起的速度。(53)仅仅四年前，在《全球趋势2025》中，美国对其国际地位的判断是“支配地位变弱的大国”(less dominant power)，认为“到2025年时，美国将发现自己只是世界舞台上若干主要行为体之一，尽管依然是最强大的”。(54)但最新的这份报告对国家间实力分配趋势做出了更不利于美国的悲观预测，美国可能走下世界头号经济大国的神坛，中国或取而代之。根据该报告的评估，到2030年，国家间权力的分散将产生巨大的影响。从全球力量的意义上说，以国内生产总值、人口规模、军费支出和技术投资为基准，亚洲实力将超过北美和欧洲的实力总和。中国可能在2030年前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全球经济的健康状况将更加依赖发展中世界的经济表现，而不像传统上那样更依赖西方国家。除中国、印度、巴西外，诸如哥伦比亚、印尼、尼日利亚、南非、土耳其等地区性经济体对全球经济也将变得特别重要。不过，欧洲、日本、俄罗斯可能会继续其缓慢的相对衰落。(55)在国际实力分配结构向有利于中国变动的背景下，美国比较忧虑，怀疑中国会将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实力，在未来某个时候可能发展出排挤甚或“打败”美国的野心。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明确论证了这种战略忧虑的来由，他认为，一个在经济上迅速发展的大国由于“早期的经济扩张带来了海外义务(依赖国外市场和原料，军事同盟，可能还有军事基地和殖民地)”，因而在大约半个世纪之后会将军力建设放在首位，以保护自己的海外利益。(56)另一方面，中国也像美国那样清楚国际关系的历史运行，明白“国际体系并非总是善于接纳崛起大国”，(57)因此中国虽然对自己的发展前景表示乐观，但总是担心美国会竭力阻止中国成为一个政治、经济和军事等领域的全面强国。显然，结构因素也是中美战略互疑的“总根源”。(58)
中美战略互疑根源于中国在国际体系意义上的崛起及其背后的大国政治的“伯罗奔尼撒逻辑”，或如哈佛学者艾利森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59)同时又因为东亚复杂的地缘政治构造而有所强化。东亚集中了美、中、俄、日等强大的力量中心，既有令人忧虑的大国内部矛盾，更充斥着大国之间、大国与中小国家之间的领土争端。其中最令美国忧虑的地区安全焦点包括台湾问题、南海问题、朝核问题，钓鱼岛问题如果拿捏失当也极有可能成为一个定时炸弹。这四个东亚地区的“安全引信问题”，中国都是主要当事方，美国的卷入程度也很深，戒心很重。2010年下半年以来，南海问题、朝核问题、钓鱼岛问题都引发了极大的国际关注，朝鲜半岛还一度处于战争边缘，形势十分危急。在美国看来，东亚是当今和未来国际安全中可能性最大的一个潜在动荡之源，传统的大国均势政治及其军事冲突逻辑不甘寂寞，这既是美国高度关注东亚的重要原因，也是奥巴马政府亚洲再平衡战略的地缘政治支点。但奥巴马的再平衡战略对亚洲均势和地缘政治的重要影响，必然引起中国的疑虑，美方对此心知肚明，《中国军力报告2013》便直言：“中日在东海的紧张关系和中国与南海争端各方的紧张关系对中国维护周边稳定的愿望提出了挑战，加之美国在该地区内拥有更大的存在，这些因素使中国担忧一些地区国家会加强自身的军事实力，或强化与美国的安全合作来制衡中国。”(60)
第二，中美国内政治制度和价值体系的差异是两国战略互疑的重要原因。以实力对比变化为基础的结构性矛盾只是解释了中美战略互疑的宏观根源，不足以充分解释美国对华战略疑虑过去三年来的急剧增长，这就需要从两国的国内政治制度和价值体系的差异中去寻找导致中美战略信任赤字的中观因素。美国对华战略疑虑的制度和价值原因根植于其民主化情结。在美国对外政策中，推广民主历来是“美国最主要的期望”，(61)威尔逊提出的“让民主安存于世界”的口号已使推广民主和美国国家安全融为一体，使之成为美国外交的“核心使命”，(62)用克林顿政府国家安全战略的话说：“在世界上、尤其是在对美国具有地缘政治重要性的国家中，民主与政治经济自由化扎根越深，美国就越安全，美国人民就越能享有繁荣生活。”(63)在普通美国人和美国领导人眼里，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共产主义国家，存在着自由民主不足、侵犯人权、缺乏透明等问题，这似乎本身就让美国难以信任。不仅如此，从中国内部看，这些制度性因素导致经济社会不平等问题加剧，使中国崛起看起来“确定性更小，而动荡的潜在可能性更大”。(64)从外部看，周边国家对中国实力的恐惧与中国国内民族主义的增长交织在一起，可能导致亚洲不稳定，损害全球经济。(65)民主因素催化美国对华疑虑的作用机制还在于，美国认为其所代表的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竞争史上的最后胜利者，(66)用前国务卿赖斯的话说，美国人坚定地认为，“在一个快速迈向繁荣的国家里，时间不在威权主义一边”。(67)相反，在中国政治生活中，不少人坚持认为美国对中国抱有根深蒂固的敌意，在他们眼里，美国动辄以美式民主自由为标准，质疑中国政府的合法性，试图通过各种方式削弱中国政府的统治基础，中国国内最近关于宪政问题和普世价值问题的争论突出地表征了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对抗情绪。(68)长此以往，双方关系日益出现“泛政治化”的倾向，中国对来自美国的非政府组织及其活动高度警惕，美国对中国公司赴美投资或开展其他如设备投标等正常的商业活动严重政治化，视之为中国国家大战略的组成部分而横加阻挠、干涉，凡此种种，对中美的战略互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69)
第三，领导人的外交风格是中美战略互疑的直接原因。必须注意的是，中美之间的实力差距一直在缩小，国内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差异也素来存在，这两个因素更多地充当着常量的角色，况且中国与德国等西方大国并未因为制度和价值观的差异而造成战略互疑，因而它们并不足以完全解释美国对华战略疑虑的急剧增长，这就需要我们转向微观层次的领导人因素，特别要看到希拉里的外交风格与中美战略互疑加深之间的关联。希拉里对华外交风格的典型特征之一是傲慢与强硬。在她自认为应该对华强硬的问题上，希拉里素来是旗帜鲜明的，譬如人权问题。她作为第一夫人赴华参加联合国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时曾直言不讳地说：“在人权问题上直面中国的最佳方式便是直接在中国人的地盘上过招。”(70)根据李侃如的分析，美国国务院出现“一种寻求对华采取更强硬立场的不同思路”始自2009年年底，这种思路主张“要提醒该地区的其他国家小心中国不断增长的实力并联合起来限制中国的行动”。李侃如含蓄地批评了希拉里式对华强硬的风险，他写道：“在他的亚洲之行中，奥巴马总统从来没有讲‘转向’这个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多尼隆讲的是‘再平衡’而非‘转向’。相反，希拉里国务卿反复把美国的政策说成是‘转向亚洲’，这种情况暗示有些非常新的不寻常之事正在发生。”(71)虽然希拉里在国务卿任内反复重申美国在南海岛礁争端中不持立场，声称“大家都有责任确保南海领土争端不失控”，但她列举的南海事态的负面发展都无异于对中国不点名的指责，譬如，“恐吓行为”、“敲打”、“割断电缆线”等，(72)实际上助长了菲律宾等国的嚣张气焰。到希拉里离任时，中美战略互疑的发展趋势已严峻到了一个让人忧虑的程度，不仅使奥巴马的亚洲战略在执行中显露出如李侃如所说的“走过头”的风险，(73)也使东亚地缘政治出现了分裂的趋势，如《全球趋势2030》所提，东亚地区未来20年的发展走势是“各国在经济上向中国靠拢，在安全上相互借助或转向美国”。(74)
事在人为：领导人、战略互信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研究意图问题在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中的影响，就是通过探究中美战略互疑的各层次原因，找到缓解互疑、建立互信的动力与途径，夯实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心理基础，从而推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设进程。借用王缉思和李侃如的说法，“是希望两个国家的领导层能够更好地揣度对方的想法，并据此制定更为有效的方式来建立战略互信”，“提高在中美之间建立一种长期正常大国关系的可能性”，避免“因战略互疑而形成敌对的关系”。(75)上文分析表明，中美对彼此长远意图的战略互疑是国际体系的结构变迁、中美两国的制度文化差异和领导人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结构根源和制度文化差异意味着两国间的战略互疑是无法彻底消除的，但为了“降低因缺乏信任而给各自利益带来的损失”，中美双方“减少互疑的努力还是非常必要的”。(76)现实地看，唯有领导人是中美战略互疑中具有相对灵活性的因素，也是其动态调整的直接动力。因此，中美处理好战略互疑问题、推动新型大国关系建设，最可靠的推动力量便在于两国领导人深刻的战略远见和务实的政治魄力。这大概也是为什么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6月中美峰会中特别强调，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设“事在人为”。(77)
第一，事在人为意味着领导人对中美建立战略互信、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必要性有充分的认识和清醒的判断。根据一般的逻辑，如果中美战略互疑恶化到一定的程度，“一个小事件就可能引发带来巨大损失的中美政治或军事危机”，(78)甚至导致中美最终走向敌对关系，这种前景于中美、于世界各国都不是福音。因此，核时代大国政治的现实迫使中美两国领导人必须竭尽全力避免互相为敌、迎头相撞的暴力场面，这首先需要他们拿出切实的政治意愿，找到缓解战略互疑、建立战略互信的有效途径，努力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实际上，自国际关系进入核时代至今，国际环境已形成全球化、相互依赖深入发展的基本态势，大国间对称的或非对称的核威慑机制已经成型，大国争霸战争的毁灭性已成为常识，用艾森豪威尔总统的话说，“除了和平，别无出路”，(79)或用麦克纳马拉的话说，“没有哪个心智健全的公民、政治领导人或国家想要核战争”。(80)耶鲁大学战略史学者加迪斯曾指出，核时代的全面战争无异于“自杀”，或至少“违背了所有的人性准则”。(81)战后美苏双方即使在意识形态上对对方恨之入骨，但核威慑机制及其带来的避免末日大战的心理效应创造了冷战式的“长期和平”。华尔兹也明确指出，美苏冷战之所以没有最终走向暴力摊牌，核武器的威慑作用是重要原因之一。(82)当今世界，全球化和相互依赖的深入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国家间利益关系的“零和”性质和利益竞争态势，一国对国家利益的追求不必以牺牲别国的利益为代价，相反，国家间竞争的双赢局面是客观存在的。摩根索曾写道，“现代技术的发展使A国对自己某些国家利益的追求不必以牺牲B国的利益为代价，相反，A国这些利益的满足同样会使B国受益”。(83)比如，在反对全球恐怖主义、防扩散、避免核战争、全球环境保护等问题上，各国安全和发展利益的满足只有通过国家间合作才能更好地实现。在这些具有全球公共产品性质的问题领域，一国的获益并不以别国的受损为前提，而是世界各国都将受益。正是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两国领导人充分认识到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必要性，强调“面对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和各国同舟共济的客观需求，中美应该也可以走出一条不同于历史上大国冲突对抗的新路”。(84)总之，中美间非对称的核威慑态势为双方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必要性提供了政治军事基础，(85)而全球化和相互依赖提供了经济基础。
第二，事在人为意味着建立战略互信、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也必须依靠人、尤其是领导人作为第一动力。历史表明，领导人对外交决策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基辛格的《大外交》便是以领导人为研究分析枢纽的鸿篇巨制，充分展示了领导人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美国总统研究专家弗里德·格林斯坦曾提到过两个很有意思的总统决策案例，说明了总统领导风格对外交决策的关键影响。1954年4月，艾森豪威尔总统决定避免美国在越南的大规模军事卷入，采取外交行动解决越南问题，但副总统尼克松却对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决定持有异议。若当时尼克松是总统，美国是很可能采取军事行动的。1965年1月，美国扶持的南越政权岌岌可危，眼看就要落败。约翰逊总统决定介入越南战争，副总统赫伯特·H.汉弗莱提醒他干预越南战争不得人心，有难以全身而退的危险，敦促约翰逊另辟蹊径，寻求外交解决。若汉弗莱是总统，美国也很可能采取不同于约翰逊的行动方针。(86)在古巴导弹危机之初，大多数人认为美国唯一能采取的办法是对古巴导弹基地进行空中打击；随着讨论的深入，最终形成空袭或封锁两种备选方案；肯尼迪总统权衡再三，顶住了政府内部和国会山的政治压力，最后决定采取灵活性更强的封锁政策，化解了一场核战争威胁。(87)小布什总统的伊拉克战争决策遭到了奥巴马的反对，若当时奥巴马是白宫主人，或许他会将美国的伊拉克战略带向另一条路。(88)20世纪60年代，肯尼迪在寻求缓和美苏对抗时曾明确说：“我们的问题是人为的，因此，这些问题只能依靠人来解决。”(89)因此，推进中美战略互信、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继往开来的历史使命，无疑也必须依靠人。只要两国领导人展示出杰出的领导力，就能在战略规划和实际工作中不断接近建立互信、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目标。
第三，事在人为要求领导人具有战略远见和政治魄力，切实践行相互尊重，勇于调整既有政策实践中的偏差，不断超越暂时的困难，推进中美互信，推动新型大国关系建设。历史表明，中美两国领导人的战略远见和政治魄力是推动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最可靠的动力。2011年1月，《人民日报》的一篇评论写道：“中美重新打开交往大门40年来，两国关系发展尽管遇到不少艰难险阻，但总是能够克服困难，不断前行。这是因为两国领导人具有战略眼光和非凡魄力，能够顺应时代潮流，把握历史机遇。”(90)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是最大的发达国家，在世界多极化趋势不断凸显、经济相互依赖不断深化的全球化背景下，“这样两个大国的合作没有历史经验可循，双方必须以大智慧、大手笔、大战略来推动大合作。”(91)
美国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中矛盾的主要方面，需要展示更大的主动性来调整政策，缓解中美互疑。奥巴马是个有战略远见和政治魄力的人，(92)也是个务实的人，因而会愿意调整政策实践中的某些偏差。奥巴马亚太再平衡战略设计的主要目标，与其说是“应对中国的崛起”，(93)不如说是防范中国崛起带来的不确定性，同时从中国的发展中获取经济贸易利益。但希拉里在执行奥巴马战略时出现了偏差，这不仅导致中美战略互疑增长，也引发了多数亚洲国家的担忧，其外交支持日益削弱，譬如澳大利亚在2013年《国防白皮书》中便明确表示，不愿意看到在中国和美国之间选边站的局面，(94)这就使奥巴马调整其对华政策实践、缓解中美战略互疑有现实需要。首先，希拉里的亚太外交偏离了奥巴马亚太战略为美国经济服务这个中心。奥巴马对中国的战略定位是“经济上的最大挑战”，而不是“军事上的最大挑战”，(95)他反复重申“美国欢迎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继续和平发展”，强调“一个和平稳定繁荣的中国对美国、对世界都有利”。(96)笔者认为，奥巴马的表态是认真的，不是虚与委蛇的作秀。因此，奥巴马亚太战略的首要目标不是孤立、遏制中国，而是充分利用亚太地区良好的经济发展势头来为美国国内经济增长和对外贸易服务。2011年11月，奥巴马出访澳大利亚，发表演讲集中阐述其亚太战略，非常明确地将外交为经济服务视为第一原则。他说：“亚太地区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地区，其经济总量占据世界的一半，对实现我为美国人民创造就业、创造机遇这个第一要务至关重要。”(97)基于这样的判断，奥巴马在第二任期中越来越突出经贸问题在亚太战略中的地位，强化中美经济合作，更务实地为美国谋取现实的经济利益，这或许就是克里国务卿强调“一切外交都是经济外交”的根本原因。(98)其次，给予中国应有的尊重，是缓解中国对美战略疑虑的重要因素，但希拉里的亚太外交风格让中国严重缺乏“舒适度”，蕴含着军事化、对抗化、过头化的巨大风险，这与奥巴马对华战略的根本目标并不完全一致。前国务卿赖斯对此亦颇有微词，指其过于突出安全议程，忽视了“区域经济接触”这个美国应对中国崛起最有利的手段之一。(99)根据加迪斯的经验研究，冷战期间美苏之间虽然不时紧张，但国际局势基本稳定和可控，从美苏双边外交的层面上说，彼此尊重是重要的因素，包括双方尊重事实上的势力范围，不谋求销蚀对手的领导地位。(100)2012年11月，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欧伦斯撰文指出，“过去三年来，美国对华政策已发生偏离，将中国视为威胁，而不是视为机遇。我们针对一个虚构的敌人，先是奉行‘重返亚洲’战略，而后又搞‘战略再平衡’，这导致我们丧失了大量的机会与中国在经济和战略领域建立伙伴关系”。在欧伦斯看来，美国对亚洲盟国的支持为中国国内认为美国对华奉行遏制战略的观点提供了口实，因此，“美国的对华政策和政治言论应该支持中国国内的改革派”，他还特别提出：“尽管美国应该支持日本，但当日本破坏与中国已形成四十年的默契、声称钓鱼岛不存在主权争议时，美国就不应再支持日本。”(101)不过，希拉里在钓鱼岛问题上称“美方承认钓鱼岛在日本的管辖之下”的表态，并未得到奥巴马在公开场合的正式支持，表明了奥巴马对该立场的审慎态度，也留下了向中国表示尊重的政治空间。这让人回想起尼克松特别强调“双方都不能让对方难堪”的外交智慧。(102)
当前，奥巴马同意推动建设基于健康竞争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便是调整此前政策实践偏差的重要政治表态，有助于夯实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政治基础。2013年3月，奥巴马总统在与习近平主席的通话中表示，美中关系正面临确立未来方向的历史性机遇，美方希望同中方继续推动美中关系沿着正确方向稳定向前发展，努力构建基于健康竞争而非战略博弈的新型大国关系。(103)美国国防部发布的2013年度《中国军力报告》也专门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进行了阐述。报告写道：“中国领导人在会见美国官员时反复提倡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这个提法大力主张在中美之间建设平等互利、相互尊重的合作关系，不仅反映了中国追求大国地位的抱负，也强调避免冲突，维护其‘和平崛起’的进程。”(104)2013年4月，约翰·克里以美国新任国务卿身份首次访华，中美关系出现一些新发展的良好势头，王毅外长在与克里的会谈中特别提到，双方要实现在亚太良性互动，加强对话合作，“让那些企图挑拨中美矛盾、从中渔利的做法不能得逞”。(105)从问题领域的意义上说，中美合作在国际和地区安全领域日益落实到朝核问题上，在环境领域则以共同应对气候变化作为努力方向。
第四，事在人为要求中美两国领导人客观评价彼此的国际地位，维持两国良性竞争的大局，为建立互信、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奠定认知基础。对中国领导人来说，客观评价美国，要避免夸大美国的衰落，避免低估美国的国际领导力，以至于出现对美国未来走势的错误判断，过早改变邓小平制定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务实战略方针。1979年，当被记者问到为什么首选访问美国时，邓小平坦诚地说：“你们看战后凡是跟着美国走的都富起来了，战后凡是跟美国作对的都还很穷。”(106)如果我们再梳理美国崛起以来的对外关系史，可以发现一个类似的结论：凡是全面挑战美国或与美国对抗的国家最终都输了，西班牙、德国、日本、苏联，无一例外。对于那些低估美国实力和意志力的中国人，尤其是那些民粹民族主义者，动辄鼓吹对抗性的对美安全战略，也必将误导中国领导人，使中国国家利益付出代价。
1981年，邓小平曾提醒美国人要正确认识中国的国际地位，他说，“对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发生错误判断的人，起码不会有一个正确的国际战略。”(107)这句话今天对美国人依然适用。对于看不起中国、低估中国意志力的美国人，他们的决策者如果被这种错误认知牵着鼻子走，一旦作出糟糕的对华决策，美国国家利益将付出代价。朝鲜战争是历史提供的鲜活例子。抗美援朝战争是中美最直接的军事交手，用邓小平的话说，“实际上是中国和美国打了一仗”。“美国是个庞然大物，力量对比起来，中国很弱，特别是装备差得多。但是，正义取得了胜利，美国只得坐下来同我们在板门店谈判。”(108)西方对中国近几年的外交态势总有一种错误印象，认为中国外交日益傲慢、咄咄逼人，(109)故而引起美国的反弹。前白宫中国政策顾问贝德曾明确表示，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中国就越来越引人注目地炫耀力量，部分原因是中国经济的迅速反弹导向了“美国是一个衰落大国、中国是一个崛起大国的普遍判断”。有鉴于此，贝德说，奥巴马政府决定“重拾美国领导力来有效地反制这种想法”。(110)这或许解释了美国在亚太地区展开的领导力攻势的直接原因，所以我们看到美国加强了以美日、美韩、美澳为核心的传统结盟体制，发展新的伙伴关系，强化与亚太多边机制的联系，更深介入钓鱼岛问题和南海问题，计划将美军海外力量的60％部署到亚太地区等。对此，中国领导人表现出了充分的战略远见和“战略定力”，他们“认准长期战略目标，克服短期行为的诱惑和冲动，同时以相对超然的心态看待发展过程中的顺利与挫折”。(111)当然，我们还要特别注意避免将美国在地区事务中“支持盟国”、“反对使用武力”的立场等同于“反对中国”。
兰普顿一辈子研究中国和中美关系，他对中国的建言是以发展为重、妥善处理中美关系。他在近著中说：“未来二十年，预计仍是美国居于支配地位的时代，因而北京的首要任务，便是处理好与华盛顿的关系，同时坚持不懈地建设国家的军事实力、经济实力和观念实力。”(112)对于美国，兰普顿的忠告是避免过于强调军事实力：“就其国家大战略而言，北京注重发展经济实力和观念实力。倘若美国对中国这种实力组合的反应是过度投入强制性的军事实力，而不是发展自身的经济实力和观念实力，美国就会犯一个大的战略错误。”(113)归纳起来，兰普顿的核心思想是中美两国领导人应将两国关系导向良性竞争，避免暴力冲突对抗，这无疑是极具战略智慧的建言。
最后，事在人为要求两国领导人注重战略沟通，建立起领导层的互信关系，推动务实合作与人文交流，夯实建立战略互信的民意基础与沟通机制，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设。对中国领导人而言，要继续高度重视美国对华意图的评估，在任何情况下都要重视高层战略沟通，保持交流渠道的畅通，避免误判。基辛格曾写道：“美国针对一个国家，从来是一再以对其用心之评估做决策参考，而非以其实力或政策做标准。”他又说：“美国领导人一般重视动机，大于重视结构。他们重视影响对手的态度，而非估算对手的实力。”(114)国内学者朱锋也认为美国对中国的战略评估愈来愈重视意图的因素，“已经从原来的意识形态、政治体制和双边关系中的结构性难题，转向了对中国的能力和意图的评估。”(115)的确，中美近三年来在国内政治差异和意识形态分歧并无明显变化的情况下，双方对对方战略意图的关注随着两国实力的接近和领导人的因素而日益增加，但遗憾的是，双方对各自意图通过各种渠道做出的解释和保证似乎很难说服对方接纳。于是，中国对奥巴马亚太再平衡战略中军事因素的分量表现出明显的疑虑，而美国对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意图是否可持续心存担忧。恰如有学者所言，主要因为美国摇摆于“适应”中国与“防范”中国之间，中美关系因而进人了“一个战略漂流期”。(116)尽管战略沟通有时候不一定能立即释疑解惑，但有助于领导人之间消除误解、防止误判，建立起信任关系。小布什总统曾经是一个对华疑虑很深的人，但在与中国领导人的交往沟通之后，很快便能形成一些积极的信任感。他在回忆录《抉择时刻》中描述了他与江泽民和胡锦涛两位中国领导人的交往，揭示了元首间的互动谅解对培育和加强互信的作用，他还特别指出：“我的政策是在双方有共识的领域展开对华接触，并利用这种合作关系建立必要的信任和信誉，以便双方能开诚布公地讨论双方的分歧。”(117)布什的中美关系遗产被认为是“最伟大的”，(118)这无疑提供了中美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可以借鉴的政策思路。
事在人为中的“人”也理所当然包括中美两国的民众。从公众的角度看，中美国内对对方战略疑虑的程度很接近。美国皮尤公司2013年6月发布的一个报告显示，美国人将“中国实力及其影响”视为全球威胁的比例为44％，位于朝核问题、国际金融危机和伊朗核问题之后，而中国人将“美国实力及其影响”视为全球威胁的比例为39％，仅次于全球气候变化。(119)不过，中美两国领导人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政治意愿也在美国有着广泛的民意基础。2013年6月6日，盖洛普公司发布一份调查报告，发现55％的美国受访者将中国视为盟友或美国的友好国家，更积极的信息是其中18—29岁的年轻人中有高达72％持这种看法。(120)因此，为了夯实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民意基础，两国应该继续大力推进人文交流，使更多的两国国民有机会亲自体验对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形成客观看法，避免被媒体的选择性报道所误导。中美领导人也要克服非理性的舆论压力和两国社会中危言耸听的民族主义言论，带领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用汉斯·摩根索的话说，要避免“被舆论牵着鼻子走”。(121)1972年，尼克松也曾在离开北京前往杭州和上海访问时，利用在机场的简短双边会谈，提醒周恩来等中方官员“不要相信美国媒体或美国政客们的言论”。(122)
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构想奠定了中美战略关系的政治基础，但还需要在具体的功能领域拓展共同利益、深化合作关系，建立稳定的沟通机制，两军关系、经贸关系和网络安全应是最重要的三个领域。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积极信号，譬如双方就气候变化、网络安全问题的对话与合作逐步加强，(123)推进中美新型军事关系建设的意愿也得到强化，中国将应邀参加2014年环太平洋军演。(124)在经贸关系中，贸易平衡问题对中美建设新型大国关系至关重要。2010年9月的一份民意调查显示，只有45％的美国人支持扩大对华贸易，而支持扩大对日、对欧贸易的分别占到了60％和58％，(125)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中国已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竞争对手，拿走了美国全球贸易逆差中43.3％的份额，(126)双方必须尽快找到解决贸易失衡的有效方法，使经贸关系成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名副其实的“压舱石”。可喜的是，在2013年7月举行的第五届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双方在28个具体领域达成经济合作安排，这表明双方可以“通过切实进展落实中美关系的战略框架、促进双边经济关系各领域务实合作”。(127)
文明冲突论和进攻性现实主义是冷战后最具影响的国际关系理论，这两个理论断言中美之间可能出现对抗、冲突、新冷战甚至全面战争的态势。这也意味着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设事关全世界、全人类的利益，务必努力为之，表明中美缓解战略互疑、构筑新型大国关系的互信基础的共同努力殊非易事，因而双方既要有举重若轻的战略家胸怀，又要避免任何急于求成的心态和情绪。肯尼迪总统在《英格兰为何沉睡》一书中写道：“由于人类思维的惯性作用，国家的观念与个人的观念一样也是缓慢改变的。”(128)中美战略互疑能否缓解不仅受到国家观念与对外政策的强大惯性的制约，既有意图与战略的有效性、国家领导人的代际变更、国际环境条件等因素也是特别重要的制约力量。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表明，中国历任和现任领导人都承认和平发展意图和战略的有效性，尽管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意图满怀疑虑，但中国的和平发展意图已成为中国外交的传统智慧，必将一以贯之。从美国看，认为开放、稳定、繁荣的中国符合美国利益的接触战略自尼克松一基辛格之后也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基调，其有效性和可持续性亦为两国关系实践所证实。既往开来，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具有坚实的政治基础，尽管会时有波折，但未来可期。
注释：
①哥伦比亚大学资深国际关系学者理查德·贝茨将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和进攻性现实主义视为冷战后最具影响的三大国际关系理论。Richard K.Betts,"Conflict or Cooperation? Three Visions Revisited",Foreign Affairs,Vol.89,No.6,November/December 2010。
②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250、361页。
③John J.Mearsheimer,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New York and London:W.W.Norton & Company,2001,esp.Chapter 10.
④阎学通：《对中美关系不稳定性的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12期，第4—27页。
⑤罗伯特·佐利克：《美中应建立何种新型关系》，《金融时报》中文网，2013年6月6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50772。
⑥崔天凯、庞含兆：《新时期中国外交全局中的中美关系——兼论中美共建新型大国关系》，载王缉思主编：《中国国际战略评论2012》，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年，第4页。
⑦陈健：《试论新型大国关系》，《国际问题研究》，2012年第6期，第11—17页；陈健：《中美关系发展的思考》，《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6期，第152—155页。
⑧李才义：《推动建设新型大国关系：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陶文钊教授》，《领导文萃》，2013年第4期(上)，第7—22页。
⑨袁鹏：《关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思考》，《现代国际关系》，2012年第5期，第1—8页。
⑩杜尚泽等：《习近平同奥巴马总统共同会见记者》，《人民日报》，2013年6月9日，第1版。
(11)Henry A.Kissinger,"Avoiding a U.S.-China Cold War",The Washington Post,January 14,2011.
(12)《习近平在同美国总统奥巴马通电话时强调：相互尊重扩大合作，走出一条新型大国关系之路》，《人民日报》，2013年3月15日，第4版。
(13)温宪、陈一鸣：《跨越太平洋的合作——杨洁篪谈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安纳伯格庄园会晤成果》，《人民日报》，2013年6月10日，第1版。
(14)同上。
(15)崔天凯曾明确写道，“中美不能说没有互信，但互信不足也是客观事实。”参见崔天凯、庞含兆：《新时期中国外交全局中的中美关系——兼论中美共建新型大国关系》，第4页。
(16)王缉思、李侃如：《中美战略互疑：解析与应对》，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2012年3月。
(17)吴绮敏等：《胡锦涛会见美国总统奥巴马》，《人民日报》，2011年11月14日，第1版。
(18)钱彤：《习近平出席尼克松总统访华和上海公报发表40周年纪念活动》，《人民日报》，2012年1月17日，第1版。
(19)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0,p.13.
(20)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3,p.16.
(21)Barack Obama,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Washington:The White House,May 2010,p.43.
(22)Ibid.,p.27.
(23)纪双城等：《希拉里六问中国意图》，《环球时报》，2012年3月9日，第16版。
(24)王缉思、李侃如：《中美战略互疑：解析与应对》。
(25)关于国际关系中意图概念的探讨，亦可参见李永成：《意图的逻辑：美国与中国的安全软环境》，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年。
(26)John J.Mearsheimer,"Gathering Storm:China's Challenge to US Power in Asia",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Vol.3,No.4,Winter 2010,p.383.
(27)Charles L.Glaser,Ration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es:The Logic of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0,p.39.
(28)李永成：《意图的逻辑：美国与中国的安全软环境》，第124页。
(29)John Lewis Caddis,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A Critical Appraisal of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during the Cold War,Revised and Expanded Editio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5.
(30)《胡锦涛同奥巴马通电话：就中美关系及朝鲜半岛局势交换意见》，《人民日报》，2010年12月7日，第1版。
(31)李光耀：《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台北：世界书局，2000年，第514页。
(32)Arnold Wolfers,Discord and Collaboration:Essays on International Polities,Baltimore,MD.:Johns Hopkins Press,1962,pp.68—70.
(33)John Mearsheimer,"The Gathering Storm:China's Challenge to US Power in Asia",p.383.
(34)Ibid.
(35)Kenneth 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Reading,MA.: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1979,p.105
(36)Ibid.,p.106.
(37)John J.Mearsheimer,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p.31.
(38)Quoted in Donald Rumsfeld,Known and Unknown:A Memoir,New York:Sentinel,2011,p.305.
(39)Margaret Thatcher,Statecraft:Strategies for a Changing World,New York:Harper Collins,2002,p.3.
(40)Ibid.,pp.2—3.
(41)Kenneth Liberthal and Wang Jisi,Addressing U.S.-China Strategic Distrust,Washington:Brookings Institution,2012,p.5.
(42)陆克文：《中美应努力化解“凉战”》，《金融时报》中文网，2013年6月18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50918。
(43)Kenneth Waltz,Man,the State,and War:A Theoretical Analysi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9.
(44)David Lampton,Same Bed Different Dreams:Managing U.S.-China Relations 1989—2000,Berkeley,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1.
(45)王缉思、李侃如：《中美战略互疑：解析与应对》，第vi页。
(46)同上，第x页。
(47)肯尼斯·华尔兹和米尔斯海默对国际无政府性及其安全竞争逻辑进行了最经典的理论阐释。参见Kenneth 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John J.Mearsheimer,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48)这是尼克松的提法，转引自John Lewis Gaddis,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A Critical Appraisal of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during the Cold War,p.278。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施政哲学之一，便是注意防止过多的军事开支削弱美国经济，从而损害美国的国家安全。因此，即使面对巨大的压力，他也拒绝承认当时盛传的美苏间在导弹数量上的鸿沟。参见Fred I.Greenstein,The Presidential Difference:Leadership Style from FDR to Barack Obama,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9,p.54。比尔·克林顿“关键是经济，傻瓜”这个口号及其“‘像一束激光那样’专注于经济”的竞选承诺，更是生动地体现了美国领导人决策文化中的经济至上理念。比尔·克林顿：《我的生活：克林顿回忆录》，李公昭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490、497页。
(49)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南开大学刘丰系统梳理了中美学界以“极”为核心概念探讨国际体系变迁的主要观点。刘丰：《国际体系转型与中国的角色定位》，《外交评论》，2013年第2期，第1—16页。
(50)王缉思、李侃如：《中美战略互疑：解析与应对》，第40页。
(51)Barack Obama,"Address Before a Joint Session of the Congress on the State of the Union(2010)",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remarks-president-state-union-address.
(52)Bruce Stokes,"What Japanese and Americans Think about Each Other",March 20,2013,http://www.pewglobal.org/2013/03/20/what-japanese-and-americans-think-about-each-other/.
(53)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Global Trends 2030:Alternative Worlds,December 2012.
(54)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Global Trends 2025:A Transformed World,November 2008,p.xi.
(55)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Global Trends 2030:Alternative Worlds,p.iv.
(56)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蒋葆英等译，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序言，第10页。
(57)Condoleezza Rice,No Higher Honor:A Memoir of My Years in Washington,New York:Crown Publishers,2011,p.648.
(58)该术语借自王缉思、李侃如的分析，参见王缉思、李侃如：《中美战略互疑：解析与应对》，第40页。
(59)Graham Allison,"Thucydides's Trap Has Been Sprung in the Pacific",Financial Times,August 21,2012.
(60)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USA,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3,http://www.defense.gov/pubs/2013_China_Report_FINAL.pdf,p.18.
(61)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第784页。
(62)Tony Smith,America's Mission: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wide Struggle for Democrac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4,p.3.
(63)The White House,A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Engagement and Enlargement,1995,p.2.
(64)Condoleezza Rice,No Higher Honor:A Memoir of My Years in Washington,p.645.
(65)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Global Trends 2030:Alternative Worlds,p.ix.
(66)Francis Fukuyama,"The End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Interest,No.16,Summer 1989,pp.3—18.
(67)Condoleezza Rice,No Higher Honor:A Memoir of My Years in Washington,p.645.
(68)这方面代表性的文章，如杨晓青：《宪政与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较研究》，《红旗文稿》，2013年第10期；苏长和：《民主政治研究的误区及转向》，《光明日报》，2013年5月28日，第11版。
(69)类似问题，王缉思、李侃如亦有分析。参见王缉思、李侃如：《中美战略互疑：解析与应对》，第40页。
(70)Hillary R.Clinton,Living History,New York:Scribner,2003,p.301.
(71)李侃如：《美国的亚洲战略》，载王缉思主编：《中国国际战略评论2012》，第29页。
(72)Hillary Rodham Clinton,"Remarks on Sovereignty of South China Sea",July 24,2011,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11/07/169010.htm.
(73)李侃如：《美国的亚洲战略》，第23页。
(74)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Global Trends 2030:Alternative Worlds,p.76.
(75)王缉思、李侃如：《中美战略互疑：解析与应对》，第vi页。
(76)同上，第43页。
(77)“事在人为”语出明代冯梦龙的《东周列国志》，意指“事情能否成功，取决于人是否努力去做”。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汉英双语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年，第1757页。
(78)王缉思、李侃如：《中美战略互疑：解析与应对》，第43页。
(79)转引自基辛格：《核武器与对外政策》，北京编译社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第10页。
(80)Robert McNamara,The Essence of Security:Reflections in Office,New York:Harper & Row,1968,p.52.
(81)John Lewis Gaddis,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A Critical Appraisal of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during the Cold War,p.380.
(82)Kenneth 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pp.187—188.
(83)Hans J.Morgenthau,Politics among Nations: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6[th] edition,New York:Alfred A.Knopf,1985,p.575.
(84)杜尚泽等：《习近平同奥巴马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85)阎学通：《东亚和平的基础》，《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3期，第1—10页。
(86)Fred I.Greenstein,The Presidential Difference:Leadership Style for FDR to Obama,pp.1—2.
(87)罗伯特·肯尼迪：《十三天：古巴导弹危机回忆录》，复旦大学历史系拉丁美洲研究室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6页。
(88)Barack Obama,The Audacity of Hope:Thoughts on Reclaiming the American Dream,New York:Vintage Books,2008,pp.347—356.
(89)Quoted in Ted Sorensen,Kennedy:The Classic Biography,New York:Harper Perennial,2009,p.731.
(90)钟声：《推动中美合作迈出更坚实步伐》，《人民日报》，2011年1月19日，第3版。
(91)同上。
(92)Fred I.Greenstein,"Barack Obama:The Man and His Presidency at the Midterm",PS:Political Science & Politics,Vol.44,No.1,January 2011,pp.7—11.
(93)周琪：《奥巴马连任后的美国内外政策评估》，《外交评论》，2013年第1期，第64页。
(94)Australian Department of Defence,Defence White Paper 2013,p.11,http://www.defence.gov.au/WhitePaper2013/.
(95)Barack Obama,The Audacity of Hope:Thoughts on Reclaiming the American Dream,p.363.
(96)杜尚泽、温宪：《习近平同奥巴马总统举行中美元首会晤》，《人民日报》，2013年6月9日，第1版。
(97)"Remarks by President Obama to the Australian Parliament",Parliament House,Canberra,Australia,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1/11/17/remarks-president-obama-australian-parliament.
(98)吴成良等：《美国新思路：外交政策即经济政策》，《人民日报》，2013年2月20日，第23版。
(99)Condoleezza Rice,"America Must Remember It Is Not Just Any Other Country",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5833/en,2012-08-03.
(100)John Lewis Gaddis,The Long Peace:Inquiries into th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New York/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pp.221—223,237,243.
(101)Steve Orlins,"Reset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http://www.huffingtonpost.com/steve-orlins/reset-the-uschina-relatio_b_2103883.html.
(102)Margaret Macmillan,Nixon and Mao:The Week that Changed the Worm,New York:Random House,2007,p.245.
(103)《习近平在同美国总统奥巴马通电话时强调：相互尊重扩大合作，走出一条新型大国关系之路》，《人民日报》，2013年3月15日，第4版。
(104)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3,p.21.
(105)侯丽军：《王毅同美国国务卿克里举行会谈》，《人民日报》，2013年4月14日，第3版。
(106)转引自陈君：《中美关系的微妙时刻：分歧并不意味要文化冲突》，《中国新闻周刊》，2010年4月12日，第55页。类似的记述也见童桐：《改革开放中的美国因素：写在中美建交及邓小平访美30周年之际》，《世界知识》，2009年第2期，第14—25页，引语见第14页。
(107)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76页。
(108)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45页。
(109)哈佛学者江忆恩专门梳理了这方面的观点和文献，并提出了不同看法。Alastair Iain Johnston,"How New and Assertive Is China's New Assertiveness?"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7,No.4,Spring 2013,pp.7—48.
(110)Mark Landler and Sewell Chan,"Taking Harder Stance toward China,Obama Lines Up Allies",The New York Times,October 26,2010.
(111)周方银：《大国崛起需要“战略定力”》，《人民日报》，2013年1月14日，第5版。
(112)David M.Lampton,The Three Faces of Chinese Power:Might,Money,and Mind,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8,p.2.
(113)Ibid.,p.119.
(114)基辛格：《大外交》，第786、804页。
(115)朱锋：《奥巴马政府“亚洲再平衡”战略与中美关系》，载王缉思主编：《中国国际战略评论2012》，第22页。
(116)樊吉社：《美国对华战略的漂流：适应抑或防范？》，《外交评论》，2013年第1期，第65—78页。
(117)George W.Bush,Decision Points,London:Virgin Books,2010,p.426.
(118)Thomas P.M.Barnett,Great Powers:America and the World after Bush,New York:Berkley Books,2009,pp.8—9.
(119)The Pew Global Research,"Climate Change and Financial Instability Seen as Top Global Threats",June 2013,pp.2,6,http://www.pewglobal.org/files/2013/06/Pew-Research-Center-Global-Attitudes-Project-Global-Threats-Report-FINAL-June-24-20131.pdf.
(120)Jeffrey M.Jones,"In U.S.,More See China as Friend Than Foe:Fifty-five Percent Describe It as an Ally or a Nation Friendly to the U.S.",http://www.gallup.com/poll/162935/u.s.-more-see-china-friend-foe.aspx.
(121)Hans J.Morgenthau,Politics among Nations: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p.591.
(122)Margaret Macmillan,Nixon and Mao:The Week that Changed the World,p.301.
(123)《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战略对话具体成果清单》，《人民日报》，2013年7月13日，第3版。
(124)温宪、陈一鸣：《跨越太平洋的合作——杨洁篪谈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安纳伯格庄园会晤成果》。
(125)The Pew Research Center,"Public Support for Increased Trade,Except with South Korea and China",November 9,2010,http://www.people-press.org/files/legacy-pdf/673.pdf.
(126)Bruce Stokes,"What Japanese and Americans Think about Each Other".
(127)《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经济对话联合成果情况说明》，《人民日报》，2013年7月13日，第3版。
(128)John F.Kennedy,Why England Slept,Garden City,N.Y.:Doubleday & Company,1961,p.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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