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经贸政策分歧及其理论溯源
方行明 张 蓓 杨万东
〔摘要〕 中美经贸分歧集中在美国对中国经贸政策的指责以及中国对美国的回应，而另一方面，中国对美国的某些经贸政策也表现出异议和反对，由此形成中美经贸政策的分歧。美国对中国经贸政策产生异议的原因，从形式上看是美国对中国经贸政策的误解，实质上根源于美国的霸凌以及有关经济理论问题。分歧的焦点围绕中国的政府干预及其形成的所谓“扭曲”。阐明这些问题需要从理论上分析与追溯中美经贸政策分歧的源头，进而寻求愈合分歧的思路和方案。本文的研究目的旨在通过探讨一种公平公正的对话机制，与美国学者和智库专家对话，辩明真理寻求共识，为化解矛盾、改善中美经贸关系提供建设性思想。
〔关键词〕 中美经贸政策分歧；贸易战；政府干预；市场机制；竞争与合作
一、问题的提出
从2018年以来美国针对中国发布的多项文件和报告看，美国的指责集中指向中国的经贸政策；另一方面，中国对美国的某些经贸政策也提出异议和反对，主要集中在美国对中国实行的高关税政策和中国企业在美国经济活动方面的限制政策，由此形成中美经贸政策的分歧。美国针对中国经贸政策指责的核心在于中国的政府干预及其形成的所谓“扭曲”，而分歧的原因从形式上看是美国对中国经贸政策的误解，这种误解涉及美国对中国经贸政策的产生背景、政策调控方向、调控目标及因果关系等诸多方面，而实质上根源于美国的霸凌以及相关经济理论。所以，要阐明这些问题，以“就事论事”的方式将无济于事，需要从理论的高度加以剖析，即从理论上分析与追溯中美经贸政策分歧的源头。一旦理论上阐释清楚了，中美经贸政策的是非问题以及分歧与矛盾产生的根源和脉络便可一目了然。本文一方面将对美国政府近年来有关中国经贸政策的指责予以系统回应，另一方面试图从理论高度探讨产生分歧的源头，希望为化解两国经贸矛盾、寻求分歧的愈合找到根本出路。
为了避免“中国按中国的逻辑”“美国按美国的逻辑”讨论问题所形成的逻辑与概念混乱①，保持基本概念和理论框架的一致性，本文拟不按“中国的逻辑”，而按“美国的逻辑”展开分析，即在理论阐述上遵循中美双方在学术上共同认可的起点和框架，并根据美国经济学教科书中的词汇、概念和理论基础展开讨论。
《分类词汇表》(国立国语研究所2004)以语义为基础，将日语名词分为抽象关系，人类活动的主体，人类活动(精神以及行为)，生产物及工具，自然物及自然现象五大类。在考察后项名词过程中，我们发现“旨い”+名词这一组合中所出现的名词呈现多样化的特点，后项名词在出现平率上也有所差别，有些名词仅出现一次，例如“旨い政治家”“旨い考え”等。因此，从语料库抽取的数据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日常语言的使用时态，还需要实验进行验证，限于篇幅，笔者将在后续研究中进行验证，本文暂不验证。
二、美国对中国经贸政策的异议及其错误
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美国的对外经贸政策都有强势、霸凌的性质。一是在处理对外贸易上，以“美国吃亏论”为理由对贸易伙伴国挥舞关税制裁大棒，搞单边主义。在对待中美经贸问题上夸大逆差。其实中美贸易是互惠互利的，中国在货物贸易上获得顺差，美国在服务贸易上获得顺差；中国在货物贸易上的利润极其微薄，利润的大头被美国获取②，只是美国不愿看到对方获利，这是有违贸易互惠互利基本原则的。美国这种单边主义、霸凌主义也不仅仅针对中国，其盟友，如日韩、欧盟等也未能幸免。二是搞“修昔底德”思维，对第二经济体和对美国构成竞争的国家及其企业采取政治手段进行打压。不仅打压过苏联，而且对其盟友，如对日本、韩国、德国、法国等国家及其相关企业的打压也毫不手软。近年来美国政府又发布各种报告、文件，对中国的经贸政策提出异议和指责，对此，我们还是应该从学术的角度加以分析和回应，并指出其错误。
1.关税和贸易公平、外商持股限制、政府采购限制
由于改造住房的位置都比较分散,农村危房改造涉及的工作量非常大，并且也非常繁重.受到了多种因素的限制，当前，对农村危房进行改造确认使用到的监管手段仍然是现场抽查，因此，也给相关的施工监管造成了非常大的阻碍。
美方认为，贸易双方应该按照统一规则进行公平贸易，而中国却采取关税保护政策。
需要说明的是，关于关税问题，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入世，在WTO框架中是有协议作为依据的，但美国却认为中国应该列为发达国家，于是分歧又转为对中国经济发达程度的认定。但按照现有的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认定标准，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造成美国对中国经济发达程度的认定产生差异的主要原因来自两方面：一是中国经济发展极为不平衡，地区间、城市间发达程度的差别非常大，如果以少数发达地区和发达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看，这些地区和城市已经达到发达国家经济水平，但其他大多数地区和城市尚处于发展中阶段，有些地区甚至处于欠发达、有待脱贫阶段，因此从总体和平均看，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但外国人到中国来访大多去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很少去欠发达地区，特别是交通和生活条件较差的落后地区，这就容易产生“中国已经是发达国家”的错觉；二是中国少数经济条件好的人在境外的旅游购物行为给人造成了强烈的观感刺激，产生了“中国已经是发达国家”的假象。但是，能够外出旅游购物的人在中国13亿人口中毕竟只是少数，并且，中国人的消费方式也有其自身特色：一方面购买数万元的高档商品，另一方面吃的是方便面等低价食品以节省开支，疯狂抢购国外高档商品的主要动因则是高额的国内外差价。③正是上述两个因素导致中国已成为发达国家的假象。
但实际情况是，中国现在的人均GDP水平仅相当于美国20世纪70年代的水平，城市化水平则是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水平，即中国人均GDP比美国差40年，城市化程度比美国差近90年。④中国人均GDP按汇率法计算，2016年为8260美元，在世界银行统计的216个国家中列93位，仍然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0302.4美元，更显著低于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的41045.7美元。当然，中国由于坚持改革开放，进步很大，比起1978年人均GDP的156美元的确上升了很多，但与世界水平的差距仍很明显。⑤中国人均GDP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应是中国仍属于发展中国家的一个重要依据。当然，经济发达程度的标准认定问题是可以进行研究的，并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能够令人信服的、各国均可以遵循的新标准，但在新标准出台之前，还是应该依照现有的认定标准。
更何况，现在纠缠中国的关税问题以及外商持股限制和政府采购限制已无实质性意义，因为中国已经进入第三次开放阶段——一个更加开放的阶段。⑥2018年4月10日习近平同志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上发表的主旨演讲中宣布中国将主动扩大进口，降低部分产品进口关税，放宽外商持股限制和加快我国加入WTO《政府采购协定》的进程，并很快开始实施推进。而美方是在同年的6月19日发布的《中国经济侵略如何威胁美国与世界的技术和知识产权》中提出上述三个分歧的，时间上迟了两个多月。固然，双方的认知都不能“刻舟求剑”，均应以最新的状况作为评价和认定的依据。而这份报告是在纠缠历史，并没有反映中国最新的开放政策的变化，这也使得分歧和争论变得毫无意义。
有鉴于此，我们还需要纠正一下过去对政府干预的一个错误认识：某个国家政府干预失败了，便推断为该国政府干预本身的失败，所以结论必然是不能搞政府干预。这是一个逻辑上的错误。某个国家政府干预失败往往并不是干预本身的失败，而是该国政府干预方式的失败，或者进行了错误的干预。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需要政府干预，而是政府应如何正确地干预。正确的干预会提升市场的效率；而错误的干预会造成市场的扭曲。要实现正确的干预既依赖于政府对市场经济规律的把握，也取决于政府领导团队的智慧和干预能力。提高政府干预效率和降低“失灵”或“扭曲”概率的法则是政府干预必须和市场规律或市场机制相向而行，协调一致，而不是背道而驰。
2.原材料出口管制政策
美方认为，中国拥有大量品种多样的重要原材料储备，如中国的稀土、钨和钼的产量居世界首位，这些材料对全球供应链、高科技和高附加值产品生产至关重要，因而反对中国原材料出口管制政策。
资源储量与开采是一个动态问题，并将遵循矿物资源的“钟型曲线”法则，即任何一种不可再生资源都会经历一个产量从零开始，然后呈现指数形式增长，到达峰值后再不断下降，直至资源枯竭，产量又回到零的过程。这一法则由美国学者提出(M. King Hubbert，1949)。⑦中国的稀土、钨和钼等资源虽然曾经十分丰富，但随着近几十年来的不断开采，已经日趋枯竭。就稀土资源而言，2019年5月28日国家发改委正面回应了所谓“稀土反制美国”的舆论，当然仅靠中国一国之力满足全球需求必然是不可持续的。解决资源短缺的办法有两个：一是开发新的资源产地，二是在技术上加快替代资源的研发。实际上美国的资源量很丰富，却长期实行资源保护政策不予开采，并对战略性资源进行储备。
3.对国企的补贴
美方认为，中国政府对国有企业进行出口补贴，确立国有企业优势地位，在国内国际市场中与外国企业竞争。
实际上美国也有出口补贴政策。目前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正在深化之中，如实行国有资本所有权与企业经营权分离，将国有企业划分为公益性企业和竞争性企业并分别管理，国有资本市场化运作等。从中国的现实情况看，国有企业的发展与民营企业的发展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在出口竞争力方面，民营企业势头更强，与外国企业在国内国际市场的竞争中，民营企业的竞争力正处于上升阶段。从中国商务部数据看，从2012年1月到2018年2 月，非国有企业出口比例快速上升，从35.16%上升至48.25%，上升13个百分点以上；而国有企业的出口比例则由14.6%下降到10.97%，下降近4个百分点；外商投资企业出口比例也快速下降，由 50.24%下降到40.78% ，下降近10个百分点。说明真正对外国企业形成竞争力的并不是中国的国有企业，而是中国的非国有企业，见图1。
图 1不同经济体出口比例的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 中国商务部商务数据中心http://data.mofcom.gov.cn/index.shtml
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的《2017年全球知识产权活动报告》，参见http://www.wipo.int/pressroom/en/articles/2018/article_0002.html，中国以48882件PCT申请量排在美国之后位居全球第二位，是自2003年以来唯一一个年增长率达到两位数的国家。在企业层面，华为以4024件PCT申请量位居第一。
CBCT位置验证可纠正摆位误差，提高靶区位置精度，以CBCT验证后的靶区位置精度为标准，利用体表光学监测系统采用Vision RT影像作为参考影像进行体表位置变化比对，在治疗中体表光学监测结果与CBCT位置验证结果一致，与Wikström等[18]报道类似。故体表光学监测可用于头颈部放疗分次内的靶区部位体表位置监测，从而监测分次内靶区位置变化。
美方认为，受益于国内优惠政策，中国企业在国内市场产能过剩，从而拉低全球价格水平，将外国竞争者挤出国际市场。
由于中国消费升级，房地产和汽车等高档消费拉动了重化工业的扩张，吸引一些企业和投资者趋利从而加大了对钢铁、煤炭等行业的投资，但市场需求趋向饱和以后出现产能过剩，导致投资低效、资源浪费和损失，致使相关企业和投资者损失惨重。⑧调研发现，产能过剩反映出一些企业和投资者对市场的误判。针对产能过剩问题，中国政府近几年加大了宏观调控，其目标是去产能，而不是像美方所言通过产能过剩拉低全球价格水平，将外国竞争者挤出国际市场。这说明美方对中国经济问题的认识有误，尤其误解了中国产能过剩的形成原因和机制，只看到现象，未看到本质，甚至将因果关系颠倒了。
5.汇率操纵
但是，只要中国有了技术突破，美国总是怀疑是通过间谍途径窃取的，低估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是世界上最为先进发达的情报机构，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进行了渗透，维基解密及CIA前雇员斯诺登的爆料显示了美国对其他国家令人震惊的窃听和间谍事件。
所以美国的这些指责反映了它对中国科技发展的焦虑。
⑧ 例如，根据笔者在煤炭产地的调查，一些民营煤老板在煤炭价格高涨、利润丰厚之时加大投资，几乎将所有资金押上以扩大生产规模；而当市场供过于求，煤炭价格大幅度下跌时，因资金全部陷入不能自拔。
中美技术竞争方面的争议最为突出，2018年4月3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的公告直接针对 “中国制造2025”计划，认为该计划是对美国企业采取的“胁迫政策”，是在攫取高科技产业的经济领导力，因此对该计划强烈反对，并提出拟对价值约5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产品征收25%的关税，涵盖“中国制造2025”计划中的航空航天、信息通信技术、机器人和机械等产业。然而，西方发达国家均有各自的鼓励高技术发展的政策，比如德国有工业4.0计划，美国政府也对高技术发展予以重点支持(特别是对硅谷的支持)，却不允许中国发展高技术，参与技术竞争，还将中国的技术进步归咎为通过强制性技术转让、不尊重知识产权、从事商业间谍活动以及其他负面方式实现的。甚至这种思想在美国政府后来发布的文件中又有加强。
以市场换技术美方认为属于强迫技术转让，中国则认为这是在相互情愿条件下的协议转让，体现的是市场的契约精神。
实际上，在知识产权问题上，中国已经越过了“初级阶段”(改革开放初期盗版泛滥)，现在中国本身已是位居世界第二的专利大国。同时，中国已经遵从国际规范，高度尊重知识产权，或是采取付费使用方式，或是在遵守相关规则条件下通过购并方式获取有关技术。即便所谓“市场换技术强迫技术转让”问题曾经存在，但在中国新一轮的开放中这些问题无疑都会得以妥善解决。世界上任何国家经济的发展、制度的完善都是具有阶段性的，都是从不完善到完善、从不规范到规范的，中国目前正在渡过这一阶段，因此中美两国经贸分歧的解决应该放眼未来。
汇率问题也是中美双方长期争议的问题。关于中美贸易失衡，有些美国学者将原因归结为人民币汇率问题。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2010)认为，中美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是人民币币值被低估，中国应该提高人民币币值，促进美国商品向中国的出口，这样可以减少美国的贸易逆差。⑨格勒内沃尔德等(2007)还建立了中美贸易平衡方程对中美贸易失衡问题进行估计，结果显示人民币升值有助于中美贸易失衡的改善。⑩美国政府方面则直接施压人民币升值，甚至指责中国政府“操纵汇率”。事实并非如此。例如，斯坦福大学教授拉齐尔(2013)认为人民币币值被低估并不是中美贸易逆差的原因，因为尽管自2005年后人民币持续升值，但是中国仍然有着较大的贸易顺差，所以美国应该多在自己身上找原因。
并且近年来每当人民币要贬值时，中国央行总是采取措施维护人民币币值稳定。
以上列举了美国对中国经贸政策的异议或分歧，但多限于就事论事，没有反映本质，因而还不能从根本上解释中美经贸政策分歧的是非曲直。若要从本质层面解析中美经贸政策分歧的成因，明辨是非曲直，需进一步从理论高度加以分析和探究。
三、中美经贸政策分歧的理论溯源
1.分歧的本质
中美经贸分歧的本质、核心、源头究竟在哪？从上述经贸政策分歧看，美国的指责集中在“中国的政府干预”，分歧则围绕中国的政府干预而派生，政府干预的问题又突出表现在中美两国关于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认定的分歧上，即中方认为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而美国则予以否定，其他方面的分歧亦大多由此派生。
有关政府干预及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认定无不牵涉理论问题。回顾这一问题较早集中反映在美国商务部于2017年9月发布的《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备忘录》(简称“备忘录”)之中，该备忘录拒绝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理由是：中国的政府干预造成了经济的根本性扭曲。备忘录里频繁出现“政府干预”和“扭曲”两个关键词，但并未对“扭曲”进行定义，也未系统阐释何谓“扭曲”，以及“政府干预”与“扭曲”之间的关系。那么，是不是“政府干预”一定会造成“扭曲”？是不是有了“政府干预”就不是市场经济国家？美国存在还是不存在政府干预？是中国的政府干预造成了“扭曲”还是美国的政府干预造成了“扭曲”？等等问题都需要作理论上的探究。
新自由主义理论在美国占学术主导地位，该理论强调市场机制的自由发挥以及应尽可能减少政府干预。理由是政府干预总会出错，市场机制的自由发挥才能实现经济发展。对此我们首先需要确认的是，市场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如果将市场经济纳入类似宗教信仰或政治正确来理解，那么讨论无法进行。好在新自由主义理论是学术性的，并未将市场看成是目的，而是认为只有实行自由的市场经济才能更有效地发展，政府的干预都是低效的，市场经济与政府干预均是实现发展的手段。有了这个前提我们可以进行以下的理论推理和研究。
⑨ Paul Krugman：“Chinese New Year”，The New York Times ，Jan.1,2010.
所谓新自由主义的思想或理论，实际上在中国早就有之，即老子的“无为而治”。这一治理模式曾经取得成功，即西汉时期的“文景之治”。政府对民间的生产生活不加干预，相信百姓有能力自发地将生产、生活及各项经济活动运作得很好，能够对市场机制做出自发的反应，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发挥自动地对经济产生修复功能。但这一治理模式有局限性，也有失灵的时候。因为无论古代的市场经济还是现代的市场经济均会出现“市场失灵”。
纯粹的市场运行摆脱不了市场失灵，而市场一旦失灵可能造成重大经济灾难，如美国1929年爆发的大萧条和2008年发生的金融危机。并且，市场对某些重要领域是无能为力的，或者是“失灵”的，如公共品供给
、基础设施建设、自然环境治理等，这些领域由于投资巨大，投资收益比较低，私人资本通常不愿直接进入，因而依赖政府干预。而政府干预及其发挥作用必然要进入相关的市场领域。
市场失灵是不能通过市场自身或内生性解决的，对此理论和实践都已证明。政府的适度干预正好可以作为解决市场失灵的一个思路或手段，但政府干预也可能产生“政府失灵”
，一旦“失灵”就会导致所谓“扭曲”。所以“政府失灵”属于人为失误。但既然政府能够发现并认识到这一问题，也能够对“政府失灵”的原因加以分析、研究和总结，主动地通过提高政府管理人员的素质和能力，提升干预的质量和科学性，以降低“失灵”的概率。关于政府干预的思想和政策实际上都来源于美国，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下文将进行分析)。
然而，政府干预需要有一定的前提条件。这个条件便是政府对市场经济规律必须有准确、充分的认识和把握。在人类对市场经济规律还没有准确、充分认识的情况下，因政府干预犯错误的概率是很大，并且一旦错误干预往往导致灾难的发生，不如不干预。在这种情况下“无为而治”比干预更加有效。但是，近百年来，人类在对市场经济规律的不断研究和探讨中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对市场规律也有了较深的认识，从而为政府干预创造了条件，使政府可以积极地干预、引导和参与资源的配置，形成政府力量与市场力量的合力。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干预要与市场经济规律相向而行，与市场机制协调一致。借助市场规律，更加充分、高效地发挥市场机制的效用，而不是与市场规律、市场机制背道而驰。同时，政府干预的成效如何需要接受市场的检验。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将“扭曲”进行如下定义：所谓政府干预对经济产生的扭曲，是政府干预偏离了市场经济规律，违背了市场机制，与之背道而驰，以致遭到市场规律或市场机制的报复或惩罚，从而对经济造成重大的损害或破坏。这种“扭曲”的例子在世界范围内比比皆是，例如，委内瑞拉曾因石油收入大幅度下降引发市场恐慌，物价上涨，政府为了维护民众利益，实行政府定价，结果导致价格扭曲，供货商因价格太低而无法运行采取用脚投票，退出市场，造成商场、超市商品断供，物资极度短缺，经济失控，发生恶性通货膨胀，伤害民众利益；再比如，另一南美国家阿根廷曾经是一个非常富裕的国家，但由于突然实行超强的政府干预，没收外国资产，并对其实行国有化，拒还外国债务，导致外资撤离，同时盲目迎合民意实行高福利制度，脱离本国经济实力，只好滥发钞票，造成恶性通货膨胀，从此经济一蹶不振。
因给水泵入口汽蚀余量变化直接受除氧器的影响，因此本文将给水泵入口汽蚀余量在全甩负荷暂态过程中的变化特性称之为除氧器暂态特性。除氧器在全甩负荷暂态过程中受诸多因素影响，如除氧器容积、除氧器至给水泵入口管道（俗称“下降管”）的管径规格、除氧器接受的热量输入、除氧器的安装高度、给水再睡太过程中的流量变化等等。因此找出对除氧器暂态特性的主要影响因素，准确预测给水泵入口汽蚀余量变化尤为重要。同时通过对除氧器暂态特性主要影响因素的进行合理控制，可有效优化除氧器暂态特性，确保给水泵的安全运行。
在对政府干预问题进行了准确阐述及对“扭曲”做了明确定义的基础上，我们接着分析中美两国的政府干预是否造成了“扭曲”。
3.中国的政府干预与市场经济相辅相成，总体上没有造成“扭曲”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推动市场经济改革，并在改革的同时不断加深对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认识。
回顾和总结中国的政府干预，总体上是与市场规律协调一致、相辅相成的。例如基础设施建设的巨大成功是中国政府干预的标志性成果，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中发挥了重要导向和配置资源的作用，这与市场规律的调节方向是一致的。市场机制总是利润导向，围绕成本、利润和效率之类的指标进行调节。中国由于地形复杂，西高东低，造成交通艰难，信息闭塞，物流成本高，这些制约因素都不利于市场机制的发挥。虽然市场机制的指向是效益和效率，但市场机制本身无力达成，因为民营资本是不会投资于巨额、长周期的基础设施工程建设的。而中国政府导向的资源配置在道路建设上创造了奇迹，实现了基础设施的大连通，甚至使西南的“鸟道”变为“车道”，天堑变通途，蜀道不再难
，极大地降低了物流成本、时间成本，提高了效率，这与市场规律调节的方向是一致的，迎合了市场机制的要求，从而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且未造成市场的扭曲。
其次，中国的政府干预或政府配置资源方式既符合市场经济规律要求，也顺应中国国情以及特殊自然条件的必然要求。中国东部地区海岸线长、出海口多，区位优势突出，交通便捷，物流成本低，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形成了投资和资源的高效集聚，由此推动区域经济高速发展。但是，中国的自然资源分布不均衡，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对资源和能源的需求量大，但缺少资源、能源短缺，为了迎合东部地区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只能集中政府力量，发挥政府配置资源的功能，进行超大规模的资源配送工程，比如西煤东运、北煤南运、西电东输、西气东输、西油东输，等等。这些超大工程建设如果完全交由市场调节，让市场配置，必然要产生“失灵”，因为民营资本不会介入，也无力完成；而如果没有这些巨大工程项目的支撑，不可能实现能源和资源的高效市场配置，中国也不可能实现持续高速发展，东部地区的市场经济发展便会受到制约。
再次，中国的政府干预经受了市场检验。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推动的项目能否成功，最终都要接受市场的检验。如果政府推动建设的道路无人使用，成为摆设，甚至最终废弃，说明未能通过市场检验。而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如高速公路、高铁、地铁等等，使用率极高，并且绝不是政府指令、强迫使用，而是因为可以降低企业和消费者的成本，增加便利，促使人们自发地使用，因此通过了市场检验。相反，有些民间推动的项目也会违背市场法则，造成“扭曲”，如美国的铱星项目。
因此，对市场规律的认识不仅是政府面临的课题，也是企业面临的课题。
最后，公共产品供给依赖于政府是世界通行做法，美国等发达国家在基础设施等公共品的供应上也是以政府配置资源为主，不能因为中国在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供给上实行政府配置资源就否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综上可见，中国政府的资源配置和各种政策举措并未造成市场扭曲，相反是顺应市场经济和自然环境的客观要求而有所作为并从根本上反映市场需求的成果，同时也是避免市场失灵、弥补市场不足的一个有效手段。正因为中国的政府干预总体上没有出现所谓“扭曲”，没有违背市场规律和市场机制，所以没有出现经济发展上的重大挫折，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保持着长期稳定发展的格局。当然，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局部“扭曲”是必然存在的，有些地方政府急功近利，盲目投资、盲目开发，造成了偏离和损失，需要中央政府加强宏观调控，及时“纠偏”，保持协调。局部“扭曲”一经发现即予以纠正，是中国能够保持总体协调的一个重要因素。
4.美国的政府干预造成了“扭曲”
政府干预的理论与实践均来自美国。美国自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之后发生了凯恩斯革命，系统的政府干预正式登场，政府通过需求管理，以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干预经济从而赢得了此后30年的经济繁荣
，但后来也发生了“扭曲”，即“滞涨”(失业与通胀并存)。凯恩斯经济学因此饱受批评，但不能因此全盘否定其成果。“滞涨”的出现说明需要对政府干预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实际上，没有政府干预的纯市场经济是不存在的。在凯恩斯革命之前，美国早就在通过各种立法干预经济，如制定《反垄断法》。后凯恩斯时期直到现在，美国的政府干预也从未停止。近期，美国政府干预的力度又空前加大，比如在国内大幅度减税；对外贸的干预更是达到空前的程度，特别是通过提高关税与世界各国大打贸易战。那么，美国的种种政府干预行为是否符合市场经济规律，与市场机制是否协调一致呢？下面我们着重分析这一问题。
第一，美国政府对技术的干预扭曲了技术与市场的关系，阻碍了技术的发展。中美之间关于技术转让问题的分歧和摩擦，从源头上看，是美国政府干预技术在市场中的自由发展。技术也是商品，既然是商品，便与市场有着依赖关系，人为地割断技术与市场的联系，会对技术的发展造成伤害。一项新技术的发展需要市场化，只有通过市场化获得高额收入，才能弥补技术研发过程中发生的巨额成本、费用，才能获得更高的利润和积累，为进一步的技术创新提供资金支持，同时也使技术创新者获得优厚补偿，调动其进一步创新的积极性，推动技术的持续发展。美国政府一直担心中国的技术发展会对美国形成挑战，影响自己的技术垄断地位，于是对中国进行技术封锁，限制美国甚至欧洲向中国转让技术。这便是问题的根源。美国的这种干预违背了技术发展自身的规律。技术的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有一个不断升级换代的周期，某项技术该不该转让，企业(技术拥有方)最清楚，故应该由企业自主抉择。当某项技术已经获利丰厚，达到企业预期，企业通过转让该项技术获得的资金可投入新的技术研发，促进技术的更新换代，继续保持技术领先优势。而技术领先优势是一种动态优势，与市场紧密联系的动态技术发展会对经济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恶性的技术封锁一方面阻碍本国技术的发展，另一方面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逼迫被封锁的国家(中国)加大技术领域的投资，推动自主创新，形成新的技术突破。技术的发展需要合作，更需要合作各方发挥各自的优势，从而助推技术，更快更好地发展。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将主要精力放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提升人民福祉方面，同时也将技术创新、技术进步作为推动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使中国人在技术创新方面的才智得以充分施展，在诸多技术领域目前已经具有一定优势。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拒绝与中国的技术合作，搞技术封锁，迫使中国只能转向寻求其他技术合作伙伴，这对美国而言，将失去技术合作发展的重要机会。中美之间的利益密切相关，且实际上已经形成“命运共同体”。美国有最先进的技术，中国有最大的市场，而且是具有效需求的巨大市场。技术需要市场并依赖市场。美国的新技术产品问世之后，一经投放中国市场立即会以最快的速度实现产品市场化、效用最大化、收益最大化，从而为高科技企业进一步的技术研发与产业发展赢得资金动能。
因此，美国对华的技术封锁政策是有违技术与经济发展规律的，得不偿失，已经造成了扭曲，并且还将因为技术封锁政策的持续而进一步加深扭曲。合作与竞争是市场经济的主流，当今世界，美国不可能在所有技术领域都保持领先或垄断地位，世界其他国家，中欧日等均在不同的领域保持着一定的技术优势。只有技术与市场的开放与合作才是化解矛盾、促进技术与经济发展的正确途径。
第二，美国的政府干预违背了比较优势原则，扭曲了中美贸易，进而造成本国的贸易逆差。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同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必须遵循比较优势原则
，形成合理的国际分工，实现互惠互利，共同发展。中国的工资、福利水平远低于美国，因此有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传统工业的比较优势，而传统产业利润微薄。美国科技先进，高科技产业优势明显，利润丰厚，确实应该充分发挥其比较优势，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并将利润微薄的传统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形成优势互补。理想的状态是，中美两国发挥各自优势，使双方实现利益最大化。但是，在中美贸易中，中国充分地发挥了比较优势，对出口美国产品没有任何保留；而美国却相反，遏制自身比较优势的发挥，限制本国高科技产品出口中国，造成两国之间贸易不对称、不平衡的重大扭曲，结果出现美中之间的贸易逆差。但是，美国解决问题的办法并非遵循市场规律，而是背道而驰，打贸易战。贸易战的导向是加剧扭曲，即导致世界贸易萎缩，各国生产和生活成本上升，效率降低，抑制世界经济发展，同时也对美国经济和美国人民的福利造成伤害。实践证明，市场是无情的，也是公平、高效的，一旦将中国质优价廉的产品逐出市场，市场会立竿见影地作出反应和惩罚，损害所在国消费者和需求方的利益。近三四十年来正因为中国向其他国家提供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才为这些国家的消费者带来了福利。因此，在处理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上，美国的思路、起点和方向已经错了，南辕北辙。
[例5]James reverses the usual mask of the young writer.（1972：283）
实际上中美贸易合作(WTO框架下)是互惠互利的，中国只是获得总量，而美国获得效益，特别是利润的大头由美国获得(并且，美国出口总量上的不足是自身的政策和政府干预造成的扭曲)，只是特朗普政府不愿看到对方(“竞争对手”)获益，处处强调“美国优先”。但是，贸易的前提是互惠互利，这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已有强调。
如果一方获利，另一方受损，贸易是不可持续的；如果贸易双方均强调本国优先，没有妥协，不考虑对方的利益，则贸易无法实现；世界没有了发展，民众也就享受不到贸易带来的福利。所以，所谓“美国优先”实际上是一个伪命题。
逆差之下，美国举债消费，力图从中国等国举债以实现资本项下的平衡，结果反造成政府债务、企业债务、消费债务猛增。2016年美国中央政府债务高达19.96万亿美元，2018年的最新数据为21万亿美元，政府债务占GDP比例达107.17%
，远高于《马斯特里赫条约》规定欧盟成员国财政的国际警戒线60%这一标准，随时有可能会引发新的债务危机(2008年金融海啸即是由次贷形成的债务危机所引发)，一旦再次爆发债务危机，对世界经济以及相关顺差国、债权国均会造成损害。因此，当务之急是美国与相关国家合作解决危机，消除扭曲，为此中国近些年一直在努力减少对美贸易逆差，如2017年11月8-10日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中美签署了2535亿美元的采购大单，这对于消除两国贸易逆差将会做出重大贡献。另一方面，美国应努力减少债务总额，改变举债消费刺激需求的模式，同时和债权国寻求合作，而债权国也应予以配合。但是，美国却采取反向措施，打贸易战。事实证明，贸易战不仅没有缩小美国贸易逆差，反而扩大了逆差。
生物毒性测试可以检测大部分的化合物对不同水体造成的污染程度和对水中生物健康的影响.在实际检测中，根据被测水体的不同，可以采用多种生物毒性测试方法同时进行检测，使测试具有更高的敏感性、选择性和更好的生态关联性，相关案例如表2所示.
第三，美国的政府干预扭曲了竞争与合作关系，抑制了公平竞争，也伤害了合作。竞争是人类的天性，也是市场经济的核心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动力。但竞争不能是恶性竞争，竞争中需要体现合作，竞争与合作是一个对立统一关系。既竞争又合作才能促进经济发展；相反，遏制竞争与合作会抑制经济发展，对中美双方都有损害。然而，美国一直对中资企业在美国的正常经济活动予以直接干预和限制，如以国家安全为由，对中资企业在欧美的并购加以限制，甚至不让中资企业参与竞标优势项目，这种违背市场参与方利益最大化原则的做法，其实也限制了美国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最终伤害美国的经济利益。
美国政府对中国经济、技术竞争的超强遏制心理是一种“修昔底德”思维，即对“对手”的发展所产生的焦虑和抑制。
然而，这种思维和抑制是违背经济规律的，具有风险性，常常损失大于收益。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为经济服务的，牺牲经济利益达到政治目的本身就是扭曲。这种“扭曲”若在特殊情况下偶尔为之尚可，若长期扭曲必然是不可持续的。实际上这种遏制竞争与合作的做法已经遭到美国国内的强烈反对。2018年7月11日，在美中贸易战正酣之时(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了对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征收关税的建议产品清单)，美国芝加哥市长伊曼纽尔率领的访华团在北京举行“中国城市与美国芝加哥市投资合作论坛”，并声称“我们反对对抗，我不想成为特朗普与中国对抗的牺牲品，我不想成为一个棋子”。芝加哥市长发表的讲话中有两个关键词，即合作与竞争，既要有合作，也要有竞争。
环境责任满意度的评价指标，是度量民营企业劳动关系的核心指标。根据相关文献资料，本文将员工对企业社会责任环境维度的满意度评价指标定义为：职业健康与安全措施（U11）、劳动合同制度（U12）、培训方式（U13）、员工沟通和参与方式（U13）。
综上，关于美国政府干预行为我们的研究结论是否定的。美国的政府干预违背了市场经济规律，与市场机制调节方向背道而驰，结果造成了重大“扭曲”，美国现在的一些经济问题均由此而生。
5.中国的发展丰富了发展经济学的实践和理论
近10年来，广西人工林种植面积持续快速增长，2017年，广西全区森林面积达1480万hm2，森林覆盖率达62.31%，居全国第一[1]。广西如今已成为全国发展林浆纸一体化、林板一体化产业自然条件最优越的省份。然而，大面积单一纯林经营、多代连栽也出现了树种结构单一、土壤退化等问题。为此，需要充分应用林业科学研究成果和先进经营理念，结合互联网、地理信息系统等先进技术，大力推广以测土配方施肥、调控营养平衡为主的精准施肥技术，维持林地土壤肥力，促进人工林林地可持续经营。
发展经济学发轫于西方国家，作为指导发展中国家实现发展的理论和思想的汇集，其理论和思想本身也需要不断发展，不断创新。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后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是发展中国家发展成功的一个值得总结和借鉴的案例。但是，美国政界不这么看，并且认为中国的发展对美国而言是失败的，显然这是基于“修昔底德”的思维而做出的反应。这样就产生了一个悖论：当发展中国家还没有发展起来时，美国等西方学者进行研究，如何让发展中国家发展起来；一旦发展中国家真的发展起来了，美国政界却不乐意了，认为是失败。
客观而论，中国的发展有利于贸易各方，对世界经济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宝贵的借鉴与参考，有必要从理论上尤其是发展经济学理论层面加以总结和提炼。中国的成功首先是改革开放的成功，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许多转型国家由原先的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摆脱了短缺，获得了市场的繁荣，但中国经济却发展得更好，这是为什么？因为中国更好地实现了政府力量与市场力量的良好结合。市场经济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但并非充要条件，更不是只要搞市场经济就能获得发展。世界上有许多国家早就实行类似西方民主制下的市场经济体制，但经济发展成效并不好，要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要么尚未达到中等收入。这说明发展中国家、后发国家要想获得发展，实现追赶型、跨越式发展，仅凭市场力量是不够的，还需要政府力量的有机结合。也即，现代经济的发展需要用好两股力量，一是市场力量，一是政府力量，二者结合好了会产生 “一加一大于二”的倍加效应。但另一方面，并非只要实行政府干预就能获得发展，政府干预也可能带来风险，错误的干预还会造成经济扭曲，不仅不能发展，甚至造成经济灾难。避免政府干预造成扭曲的法则是，政府干预需要尊重和借助市场规律和市场机制，与之保持协调一致，而要实现政府力量与市场力量的完美结合，必须深入研究市场规律，正确认识和把握市场规律。
实践已证明，并非只有实行西方的民主制度才能实现发展。
美国标志性经济学刊物《美国经济评论》的研究结论也不支持民主制度就一定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最好制度。
多样化选择是人类的公理，也反映基督精神(美国是以基督教立国)。
西方国家主张生物世界的多样化，却反对人类社会形态的多样化。这既违背人类公理、经济学原理，也违背基督精神。而且西方国家的制度本身并非“一刀切”，也有共和制、君主立宪制的不同；除了西方政体之外，还有王国政体、政教合一的政体等等。政体虽然不同，但在经济上都实行市场经济。东亚经济模式，无论是日本还是“四小龙”均有别于美国等纯西方模式，也都取得了经济发展“奇迹”。美欧模式，特别是美国，既取得过成功，也发生过市场失灵，乃至剧烈的经济、金融震荡。中国采取不同的发展道路，既体现人类多样化选择，也体现竞争与合作精神。两种道路之间并无仇恨性的矛盾，如果中国选择的道路无效，自然会因违背经济规律而碰壁，导致最终的放弃(中国曾经放弃过计划经济转向改革开放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果有效，便为人类提供了一条新的发展思路和道路，可以为发展中国家实现发展提供参考。理论上两种道路可以相互借鉴，相互促进。如果美国对自身的道路或制度有信心，不用担心别国的道路或制度竞争，以开放的心态接受竞争和挑战就好。总之无论从经济学原理还是人类公理看，均不应抑制竞争，遏制多样化选择。
以上提出的一些经济原理，如市场法则、政府适度干预、竞争与合作法则、比较优势、贸易互惠互利、效用最大化、选择多样化等均来自美国的经济学教科书。这些原理也反映了人类的公理，中国经济的发展没有违背这些原理，而是借助了这些原理。遗憾的是，美国政府已经抛弃了这些宝贵的原理或法则，与之背道而驰，从而造成美国经济越来越扭曲。美国政府应该回归自己原先尊崇和大力宣传的原理、法则，以消除扭曲，化解危机，实现良性发展。
四、总结与展望
中美两国包括其他相关国家在经济上早已“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客观上是一个命运共同体，面对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需要予以协同解决。本文在系统分析中美经贸政策分歧基础上，对两国经贸政策分歧的核心问题进行了理论层面的分析和阐述，对政府干预造成的扭曲进行了定义，即所谓政府干预对经济造成的扭曲，是政府干预违背市场规律和市场机制，以致遭到市场规律或市场机制的惩罚，从而对经济造成重大损害或破坏。分析表明，中国的政府干预总体上能够保持与市场规律或市场机制的协调，因而没有造成扭曲；美国的政府干预大多违背市场规律、市场机制，因而造成严重的扭曲，如贸易逆差和政府债务扩大。同时通过对中国经济发展经验进行理论总结，提出了新的发展理论和思想，丰富了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发展中国家、后发国家要想获得发展，实现追赶型、跨越式发展，需要实行市场经济，但仅凭市场力量是不够的，需要政府力量的有机配合，即市场力量和政府力量结合，二者一旦实现良好结合便会产生倍加效应。但是，政府干预也可能带来风险，错误的干预会造成经济扭曲，不仅不能实现发展，甚至会造成经济灾难。避免政府干预造成扭曲的法则是，政府干预需要借助市场规律和市场机制，与之保持协调一致。要实现政府力量与市场力量完美结合，必须深入研究市场规律，正确认识和把握市场规律。
本文分析认为美国贸易逆差和政府债务日趋严重，超过合理的临界点，极有可能因债务危机再次引发全面的经济危机。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应同有关贸易伙伴国家进行协商合作，减少逆差，同时，有关国家也应积极帮助美国减少逆差，因为美国逆差膨胀不可持续，对顺差国也有风险。另一方面，美国应努力减少债务总额，改变举债消费刺激需求的模式，努力减少财政赤字，遏制债务总额不断膨胀的趋势，同时应和债权国寻求合作，债权国也应予以配合。政策上美国应实行转向：一是采取合作、建设性的措施解决问题，消除扭曲。放弃贸易战，因为贸易战将是一种“减损”，是两败俱伤的办法，会恶化世界上其他国家和美国的经济，而做“加法”，努力扩大中国等对美国产品的进口，做大贸易总量，促进美国和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是上策。二是重新回归市场法则，尊重市场经济规律，避免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相悖而造成的扭曲。在处理中美经贸关系上，放弃对中国的技术封锁，加强国与国之间的技术合作，使美国的技术发展能够充分借助市场动力，特别是中国的巨大市场动力，实现技术与市场之间效用的最大化，动态推动美国技术发展。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放弃对中国高科技产品出口的限制，尽最大可能推动美国产品对中国的出口，尽快减少贸易逆差。尊重选择多样化法则，顺应人类公理，以开放的心态对待竞争与合作，允许各国有不同经济模式和发展道路的选择以及不同经济模式和发展道路之间的竞争与合作。美国政府目前的政策与上述建议是背道而驰的，上述建议符合经济规律，能够从根本上解决美国所面临的经济问题，化解危机。当然，美国政府对上述建议未必听得进去，而本文的研究却可以同美国学者、智库专家对话，辨明真理。
没有永恒不变的中国，也没有永恒不变的美国，只有变化中的中国和美国。中国处于改革开放的动态之中，美国对中国政策的评价应以中国最新的政策指向为准，而不应纠缠历史。对于美国的政策多变，德国总理默克尔曾告诫其盟友：“现在的美国已经不是过去的美国了”(意思是美国已经靠不住，欧盟需要依靠自己了)，但这句话也不完全，应该加上：未来的美国也不一定是现在的美国。中国一方面要对美国的对华遏制战略有充分准备，积极应对；另一方面也要有耐心和长期策略，积极寻求与美国政府或者美国下届政府改善关系，争取达成共识，同时加强与美国民间、企业和地方政府的沟通与合作，使两国经贸合作重返正轨。
① 邢予青：《中美贸易战辩论：美国先胜一筹》，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78379?adchannelID=&full=y&archive，2018年7月9日。该文认为，中美贸易战，双方各以各的逻辑论战，可以认为是中国式逻辑对美国式逻辑的决战；与美国政府进行直接辩论，需要论据翔实的专业报告，需要以逻辑和事实让美国人低头。本文则认为不应跟着美国的节奏走，而应从理论上辨明是非曲直，这样更加专业，更具说服力。
③ 国内一些商品高价的原因有关税因素，但关税并非主要因素，还有消费税等，尤其国内商家的提价权重应该对价格产生的影响更大。
④ 平新乔：《建立与现代化经济体系相适应的财税体制所面临的一些问题》，《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8年第2期。
⑤ 刘伟：《总结克服“贫困陷阱”经验 开启新时代现代化新征程——学习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新发展理念重要方略的体会》，《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8年第1期。
② ⑥ 方行明、熊江尧、张焱：《中美经贸深层次博弈及中国的策略选择》，《社会科学研究》2018年第4期。
⑦ Hubbert M.K.“Energy from Fossil Fuels”，Science ，vol.109，1949，pp.103-109.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新型网络媒体技术与企业发展方式已经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对于传统媒体而言，其市场影响力与市场占比已经变得非常小，而且这种情况会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渐扩大。虽然传统媒体广告效应和宣传比不上新媒体技术，但是，传统媒体毕竟有其影响力，所以其广告收入并不比新媒体弱。因此，明确企业盈利目标，不仅仅可以促进企业的发展与新媒体技术融合，还可以让新媒体技术与传统媒体方式协同发展。新媒体技术和传统媒体相比，其信息传播方式更快、更广，信息更多，打破了传统媒体以报纸杂志等传统方式的信息传播。在新媒体技术环境下，每个人都是信息传播者，也是信息接收者，对于传统媒体而言，是做不到的。
6.技术竞争
2.政府干预的前提条件与“扭曲”的定义
⑩ Nicolaas Groenewold, Lei He. “The US-China Trade Imbalance: Will Revaluing the RMB Help?”Economics Letters , vol.96，2007，pp.127-132.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拉齐尔教授做客光华解读美国经济未来》，http://finance.sina.com.cn/emba/gsm/20130628/095815951039.shtml，2013年6月28日。
这个问题十分尖锐，确实有一些中国学者认为中国存在“市场换技术强迫技术转让”问题。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因为各种意外经常容易发生骨折，骨折患者严重者就需要进行手术治疗，患者对于手术本身就比较恐惧，骨折后患者的生活也有了许多不便，手术后还需要配合相应的康复训练，才能加快患者的康复。为了更好的服务患者，降低患者术后的并发症，提高康复速度，我院特对骨科患者进行了临床护理路径，经临床研究发现，相较于常规护理，在骨科护理中应用临床护理路径效果极佳。具体的研究分析报告如下。
4.产能过剩
美国媒体曾曝料，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在华各地谍报网于2010年至2012年间被瓦解，导致30多名情报人员被发现。
（4）在方案实施过程中，由于复杂的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的情况，当设计支护参数和实际的地质状况有差异时，需及时调整支护参数，并采取必要的工程措施。
〔美〕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微观经济学》(第17版)，萧琛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年，第129页。
Paul A. Samuelson，“The Pure Theory of Public Expenditure”，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 vol.36，1954，pp.387-389.
科斯：《社会成本问题》，刘健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
胡四一：《意见》立足科学发展这一主题，提出了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指导思想，即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水资源配置、节约和保护为重点，强化用水需求和用水过程管理，通过健全制度、落实责任、提高能力、强化监管，严格控制用水总量，全面提高用水效率，严格控制入河湖排污总量，加快节水型社会建设，促进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与水资源水环境承载能力相协调，保障经济社会长期平稳较快发展。
过去从成都到周边的地级市如遂宁、内江等，公路行驶需要颠簸十几个小时，再稍远一点的城市如宜宾、泸州、南充、重庆乘汽车一天到不了，现在三小时之内便可抵达，这种效率的提高极大地推动了经济的发展。
在实现本地监控的同时，监控系统将包括节制闸在内的运行数据和统计数据，通过单向网闸传输至信息管理系统显示、存储和分析管理，如图1所示，信息管理系统以Web方式提供节制闸实时运行状况的浏览服务，用数据库存储并统计今日引水时数、今日引水量、今日最高水位、今日最大流量等运行数据和特征数据，授权用户使用计算机或手机通过互联网浏览和监视节制闸的运行状况，多组合查询各种数据信息。另外，信息管理系统以功能模块的形式实现节制闸的日常管理信息化，将节制闸的组织管理、值班管理等工作规范化、流程化。
铱星移动通信项目是1987年美国铱星公司委托摩托罗拉公司设计的一种全球性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可以覆盖地球上大部分地区，包括一些人烟稀少的地区。技术先进，投资巨大，但却遭到市场冷遇，因为极少人需要在人烟稀少的地方通讯，最终铱星公司破产。
〔美〕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宋韵声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
〔美〕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
〔美〕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年。
特朗普提出的所谓“美国优先”，有利于获得美国选民的支持。在民粹主义日趋突出的美国，采取这种提法对竞选有效，但也引起别国的反感，并且这一提法不符合市场和经贸合作的法则。
数据来源: IMF官方网站，http://www.imf.org/external/datamapper/datasets。
方行明、张焱、丁俊菘：《中美之间“修昔底德陷阱”的破解与中国逆境制胜的战略组合——从二维博弈到三位博弈的理论创新》，《财经科学》2017年第12期。
Rodrik, D. & R. Wacziarg，“Do Democratic Transitions Produce Bad Economic Outcome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95，2005，pp.51-55.
《圣经》中关于诺亚方舟的描述：方舟上要装载所有的生物，无论好坏。
〔中图分类号〕 F13/ 1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4769( 2019) 04- 0042- 10
〔作者简介〕 方行明，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张 蓓，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四川成都 610074；
杨万东，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北京 100872。
(责任编辑：张 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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