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中国文化与巴格达城的兴建——（唐）杜环《经行记》新证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巴格达论文,唐代论文,中国论文,文化与论文,经行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试图用史料证明，唐代中国文化对黑衣大食第二代王阿蒲恭弗产生兴建新国都——巴格达的最初设想曾发生过重要影响；杜环《经行记》提到的诸位中国工匠应是巴格达城的建设者；中国唐代的科学技术与工艺品为繁荣巴格达的市场曾起过重要作用。
一、兴建巴格达的原因
众所周知，黑衣大食（阿拔斯王朝）立国于公元749年。其第一代王阿蒲罗拔(Abual-`Abbās,754年卒)是在伊拉克的库法登基的。后因健康原因和政治原因，他在短暂的为政期间数次迁都，相继在“伊本·胡白义拉”宫(Qasr Ibn Hubayrah)、“哈希米亚”宫(al-Hāshimiy-yah)、希拉(al-Hirah)、安巴尔(al-Anbar)居住过。他病逝于安巴尔，葬于安巴尔的寝宫中。其弟阿蒲恭弗(Abu Ja `far)的主要居住地是库法城附近的哈希米亚宫和希拉。其阿拔斯族亲多住于库法。然而，他继位不数年，即为兴建新的都城而进行了勘查、设计，遂又亲自督造，几年后，建成了一座圆形的，有内外两道城墙的巴格达。因其别号为“曼苏尔”（Mansur，义为“得胜者”），故时称巴格达为“曼苏尔的团城”。其建都原因大约如下。
首先，是政治原因。其前朝——白衣大食（倭马亚王朝）是个地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庞大帝国。它虽被黑衣大食迅速地推翻了中央政权，但其各地方政权仍在作顽强抵抗，其政治影响较大。在黑衣大食立国之初的十余年间，各种暴乱、反叛此起彼伏。百姓们对白衣大食的君主政治普遍存有好感。黑衣大食王居住的“哈希米亚”宫，当地人仍习惯地用前朝的伊拉克总督的名字“伊本·胡白义拉”呼之。这引起黑衣大食王的烦感。另外，阿蒲恭弗是个铁腕人物，他急不可耐地剪除异己，在其兄阿蒲罗拔去世的第二年(755年)，用计将与之不睦的呼罗珊总督——阿卜·穆斯林杀害。阿卜·穆斯林(Abu Muslim)本是阿蒲罗拔的忠实仆从，后被委以重任，去帝国的东方省呼罗珊(Khurāsān)为阿拔斯人推翻白衣大食，从事政治宣传和军队组建工作，并在推翻白衣大食的战争中立有大功，实为黑衣大食的创建者，威震中亚。中亚各国人呼之为“阿拉伯王”，我国的《旧唐书》、《新唐书》之《大食传》均提到他，记之为“有呼罗珊木鹿人并波悉林举义兵，应者悉令着黑衣。”云云。他被杀的消息传出后，其亲信大将伞巴德（Sanbād，呼罗珊的拜火教徒）立即率众造反，为他报仇。但他被阿蒲恭弗的军队击败，此役中，伞巴德及其兵众六万人被杀，妇孺被擒。从起事到战死，前后仅七十天。回历141年，一批当年追随阿卜·穆斯林在呼罗珊进行政治活动的呼罗珊人，自称“拉万迪亚”（al-Rāwandiyyah，义为“有大黄（一种本草）的”——笔者注）人，来到阿蒲恭弗的寝宫寻衅滋事，因此，其中的两百人先被拘押，这引起众怒，于是，他们聚众闯入监狱，将其首领们救了出来，其中有六百人复至宫门处闹事，因宫门紧闭，才无人进去。惊惶失措的阿蒲恭弗从后门逃出，因宫内无牲畜，因此，他是徒步出宫的。后来，这些滋事者全部被杀。此外，又有阿卜杜拉·本·哈桑于回历145年(762年)为篡夺大食王位而举事，他事先已占据了阿拉伯半岛上的伊斯兰教的圣城麦加与麦地那，后派其弟易卜拉欣·本·阿卜杜拉进占巴士拉。其弟遂于回历145年斋月(Ramadān，九月)的第一天占领了巴士拉，并将此城涂成白色。城中的百姓随即也用白色涂墙。另有一说，易卜拉欣是回历143年就到了巴士拉，举事前已在那里住下。后来，他又攻打了大食王都附近的库法城。当时，阿蒲恭弗可谓京师空虚。其精锐部队中，有三万人在里海南岸的赖伊，由王储麦赫迪(al-Mahdī)统领；另有四万人正行进在西去摩邻（al-Maghrib，即阿非利加省）的途中，由穆罕默*
·本·艾什阿斯(Muhammad bn al-Ash`ath)统领。其余的在库法，由伊萨·本·穆萨(`Isa bn Musa)统领。大食王的禁军不足三千人。（见《泰伯里史》“回历145年大事记”）这类政变虽被粉碎，举事者被杀，但令大食王深切感到，库法、巴士拉乃是非之地，肘腋之患频发其间，自己的住地应距之远些为宜。《泰伯里史》卷七614页在言及兴建巴格达时有这样一段话：“当‘拉万迪亚’人在阿蒲恭弗的宫城哈希米亚——它在‘伊本·胡白义拉’城附近——暴乱之后，他（大食王）因‘拉万迪亚’人冲他造反而讨厌在那里继续住下去。同时，这里又靠近库法，库法的百姓也不让他太平。于是，他想到应亲自外出勘查地形，以便为他自己和他的军队另择住地。于是，他开始行动，先去了杰尔杰拉雅(Jarjarāyā)，再到巴格达(Baghdād)，又到了摩苏尔(al-Mawsil)，然后，又回到巴格达。”另外，《伊本·赫尔东史》卷三196页言：“曼苏尔于回历146年（此记载在年份上略晚于泰伯里的记述。——笔者注）建巴格达城，其原因乃是‘拉万迪亚’人在哈希米亚搞暴乱；也因为他讨厌库法人，他们不能让他太平。”由此可见，大食王兴建新都之目的，正是为远离政变的策源地——库法。
迁都、建都的另一原因是经济方面的。为了有效转输王室之享用和军队的辎重，新首都应位于交通便利之处。为此，大食王阿蒲恭弗亲自骑行考察新首都的地址。《泰伯里史》“回历145年大事记”（卷七616、617页）言，当他骑行至巴格达城址所在地面时，居住在那里的当地首领——德干（Dahqān，波斯语词，义为“首领”、“地主”。——笔者注）向大食王讲了一番话，它实为大食王本人的建都构想，其中言：“于是他（德干）讲：阿！信士们的长官（Amir al-Mu'mīnin，此为百姓对大食王的尊称，《旧唐书·大食传》呼做“噉密莫末腻”。——笔者注）！您向我询问此地的优点，问我为什么替您选择了这个地方？啊！信士们的长官！我认为，您若住在这里，则能享用四个县的收入。其西面有两个县，即盖图莱布勒(Qatrabull)与巴都莱亚(Bādūrayā)；其东面有两个县，即奈赫尔布格(Nahr Būq，义为“布格”河。）与凯勒瓦扎(Kalwādhā)。这样，您将生活在靠近椰枣林和水源的地方。倘若其中的某个县因遭灾而欠收，那么，还会有其他三个县能保持供给。啊！信士们的长官！若您住在塞拉（al-Sarrā，地名兼河流名，即兴建巴格达的地方。——笔者注），那末，西方的供给品（Mīrah，原义为“粮食”。）可用船经幼发拉底河而转输给您。埃及和叙利亚的物产也送到您这里。中国的、印度的、巴士拉的、瓦西说（Wāsit，义为“中央的”，盖因此城位于库法、大马士革、巴格达诸大城市之间而得名。——笔者注）的供给品可用船经迪格里斯河而转输给您。亚美尼亚及与之相连的诸地区，如塔麦加(Ta'marrā)的供给品也可经扎卜（al-Zāb，河流名，此河乃迪格里斯河之支流）而到达您这里。拜占廷的、阿米德（Amid，小亚细亚的城市名。）的、河洲（al-Jazīrah，全名为：Jazīrat Athūra或JazīratAqūra，义为“亚述河洲”，麦格代西《地理志》呼做“亚述省”Iqlim Aqūra，乃黑衣大食的省区之一，地占伊拉克之西北部，叙利亚之东南部，（唐）杜环《纪行记》呼做“亚俱罗”、“阿俱罗”。——笔者注）的、毛绥勒（al-Mausil，摩苏尔）的供给品可经迪格里斯河而运给您。您将居住在诸条河之间。您的敌人如果不过桥和拱桥，是无法接近您的。一旦拆了桥和拱桥，您的敌人就甭想碰您。您在迪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之间，任何一位从东方或西方来的人都无法走到您面前，除非他必须渡过好几条河。您正好居住在巴士拉、瓦西兑、库法、毛绥勒、塞瓦德(al-Sawad)，为伊拉克冲积平原上的所有
良田之总称。——笔者注）诸地的中央。这样，您同陆地、海洋、山区都很靠近。’曼苏尔（阿蒲恭弗的附名，义为“胜利者”。——笔者注）因此而做出了选择此地的决定。而他（德干）又讲：‘阿！信士们的长官！这是真主恩赐给信士们的长官的礼物。这礼物（巴格达）实际上成了他的大军、军官和武士们，没有任何敌人敢妄想接近他。这礼物也是对所有城市的规划，从而使它们都有了城墙、堑壕与碉楼，而迪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正是‘信士们的长官’城的堑壕。’”《泰伯里史》的上述记载道出了兴建巴格达的目的，既有政治的，也有经济的，在描述从远国异邦转输供给品时，是将中国排在首位。前已述及，回历141年(758-759年)，大食王在“拉万迪亚”人的骚乱后立即去勘查新都地址，《泰伯里史》卷七614页记此事件时言：“于是，他（大食王）开始行动，等到杰尔杰拉雅，又去了巴格达。此后又去了毛绥勒（摩苏尔），再以后，又折返回巴格达。”然后他讲：“这个地方是良好的军营。这条迪格里斯河使我们同中国之间无任何阻隔。从海洋上运来的任何东西，皆可经迪格里斯河而抵达我这里。”此言表明，大食王勘查新都址时，不仅考虑到眼前的军政问题和生活供给之需，而且考虑到大食国的新首都应具备国际贸易与海洋航运的职能。他尤为希望的新景象是，中国商品通过海上交通，从东方的唐帝国直抵在西方的大食帝国的都城。这表明，先进的唐代中国文化之魅力早已征服了大食王阿蒲恭弗的心。
大食王产生如上想法并非偶然，大约有如下的背景与原因。首先，唐代中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精美绝伦的商货传入大食国，给大食人的感官一种闻所未闻的新刺激。众所周知，中国同西亚的贸易，在大食国之先早已进行了数世纪。无论是陆路，还是海路，贸易活动的主角是由印度人和波斯人首先担当的。由于当时的航海技术尚不发达，因此，陆路的丝绸之路在国际贸易中起到重要作用。据阿拉伯史料记载，波斯萨珊王朝时期，一些城市成了东、西方之间贸易的主要场所。雅古特《地名辞典》讲，波斯国杰贝勒省的盖尔米欣（Qarmisin，《文昌杂录》之“胡卢没”应是其音译名。——笔者注）在波斯萨珊朝(226-651年)的库思老二世艾白尔维兹（Abarwiz,590-628年人）为政时期，建有一所边长100腕尺（一腕尺等于0.5883米）的正方形大商店。大地上的诸位国圭，如中国王——天子(Faghfūr)、突厥王——可汗(Khāqān)、印度王——达黑尔(Dāhir)、罗马（拜占廷）王——凯撒(Qaysar)，曾在这里同库思老艾白尔维兹聚会过。在那里，还有波斯的绝代佳人、艾白尔维兹的妻子——希琳(Shīrīn)的宫殿。（见该书卷四330-331页）这反映出，那里是诸国的商品与文化的交汇处。
关于盖尔米欣东面的内沙卜尔(Naysabur)，雅古特《地名辞典》称之为“东方走廊”(Dihlīz al-Mashriq)，它在丝绸之路上，是个富庶的城市。内沙卜尔东面的舒夫鲁冈（Shufruqān，又呼做Shubruqān、Shuqrqān，曾被译作“希伯尔罕”。其地在今阿富汗境内。——笔者注）也是丝绸之路上的商品集散地。
公元751年，大食国军队同唐朝军队战于中亚的怛逻斯（今哈萨克斯坦的塔拉兹），唐军败绩，流落到撒马尔罕的唐军战俘将中国的造纸术传授给了当地人。不久，大食国腹地也有了造纸作坊。怛逻斯之战，还使中国军队携带的大批的精美瓷器与丝绸成了大食联军的战利品。《泰伯里史》介绍，这些商货相继经过中国人、栗特地区的史国国王—艾赫利德、大食国领兵官——艾卜·达乌德、大食国的呼罗珊省总督——阿卜·穆斯林、大食战将穆罕默德·本·艾仆阿斯之间的几度厮杀争夺，才于数年之后传至大食王阿蒲恭弗之手。这些中国商货曾被阿卜·穆斯林攫为己有，藏于他的政治巢穴——陀拔斯单。这表明，这些中国商货乃是当时唐代工艺之精品，堪称世界之最。这些宝货在搭进许多人性命后才归大食王所有的历程，使阿蒲恭弗认识到，通过横亘中亚的丝绸之路获得中国商货实属不易，再有，中亚地区的商路上有着多到无法计数的民族和独立王国，道路险阻，气候恶劣，倘若长途贩运，其货物只能靠人揹、畜驮的落后搬运方法，故艰难异常，这样，运费过高，也使成本不高的货物之价格十倍、百倍地被抬高，且难免中间盘剥。因此，大食王自然会认识到，同航海贸易相比，陆路同中国进行贸易是得不偿失的。再者，作为一国之君主，他希望首都市场上的商品都是物美价廉的。《泰伯里史》卷七615页记述了他在勘察新都城址时，对随行人员苏莱曼·本·姆佳利德、艾卜·阿尤布·胡齐、阿卜杜麦利克·本·侯迈义德·卡梯本等人的讲话：“‘你们认为这个地方怎样？’他们讲：‘我们还没见过像这样的地方，它风景如画，气候怡人。’他（大食王）讲：‘你们说得对。它确实如此，但是，它负担不了军队、百姓和机关团体(Jama`at)的用度。我希望的，是一个能让百姓获益的地方，是个让他们和我都感到舒适的地方。在那里，对他们而言，其物价不能高，粮食供应不能发生困难。再有，我居住的地方，来自陆路和海洋的物品的价格也不能高，物资不能少。（粮食）供应不能匮乏，不能让百姓感到困难。’”这段对话反映出，大食王有一种明确的想法，即陆、海贸易的价格都必须是低廉的，是老百姓也能接受的，希望通过航海贸易将大食同中国紧密联系起来。由原先的陆路为主转变为以海路为主，变间接贸易为直接贸易，其优点是，免除中间盘剥、大幅度地降低运费及商品的成本，变小批量贸易为大宗贸易，获得贸易关税。如能实现此设想，那么，大食国可获巨利，大食王就再无派军队夺宝之必要，而是坐待诸国商人*
里迢迢地前来献宝。大食王的设想的实现，是通过建立新都巴格达而完成的。因此，基于他的这种远见，巴格达必然要成为国际贸易的大都会和重要港口。这样，国际商道也就发生了改变，对海洋贸易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二、兴建巴格达的时间
关于巴格达城的始建之年，大食国的诸位地理、历史学家的记述颇不一致。综合诸家之说，其始建之年在回历139年至145年之间，即公元756年6月5日至763年3月20日之间。据伊拉克人塔黑尔·穆扎法尔·欧迈德(Tahir Muzaffar al-`Umayd)撰写的《巴格达——曼苏尔的团城》(Baghdād——Madīnat al-Mansūr al-Mudawwarah，巴格达“艾赫利亚”书局AL-AHLIYAHLIBRARYBAGHI(AI),1967年出版)183、184页言，白拉佐里(al-Balādhurī，892年卒)《各地的征服》(Futuh al-Buldān)293页言：曼苏尔城（巴格达）始建于（回历）145年。叶耳古比(Ya `qubi，897年卒)对此有两种不同的记载，他在《叶耳古比史》(Tarīkh al-Ya`qubī)449页讲，它始建于回历144年；但在其《地理志》(Buldān)238页讲，它始建于回历141年（758年5月14日至759年5月31日）。《泰伯里史》一书对此有四种记载，一说是回历144年；另三说是回历145年。而迪奈窝里(al-Dinawari，895年卒)，《编年史》(al-Akhb-ār al-Tiwāl)379页言：“它始建于（回历）139年（756年6月5日至757年5月24日）。”以上说法皆有其合理性，但哪一说更符合史实呢？迪奈窝里的139年说表明，阿蒲恭弗在继承大食王位两年之际，即为建都做了某些实际准备，其建都的想法已在社会上传开。而较多的人之所以持145年之说，乃是由于回历145年，新都城巴格达的内、外两道高大的城墙已矗立在迪格里斯河西岸的亚述（亚俱罗）平原上。其大规模的土木工程建筑已经完成。持此说者的理由在于，泰伯里在其编年史中，是在“回历145年大事记”中提到建都的，是同库法城的政治叛乱联系着的。它只是被附带提到的。此145年始建说又同巴格达于145年已建出高城墙、城内已有市场的史实是相矛盾的。因此，“145年”说实有时间滞后之嫌。较为合理的，应是叶耳古比的始建于回历141年之说。因为，此说同当时的政治事件——“拉万迪亚”人的骚乱在时间上是相衔接的。大食王产生迁都或建新都的想法乃因此事件而萌发的。故笔者赞同此年说。
据上文可知，大食王宫门外的拉万迪亚人闹事在回历141年（758年5月14日至759年5月3日），勘查城址之事紧随其后，时间也在141年。也因此，搞新首都的设计，为建城筹款、调拨人力、物力大约应在公元759年。《叶耳古比史》卷二374页言：“在回历144年（761年4月11日至762年3月31日），阿蒲恭弗抵巴格达。当时，它的城墙的底部宽50腕尺(29.415公尺)，顶部宽20腕尺(11.766公尺)”……他从各地召来工程师和工匠。其内城，让他的仆人们和军官们居住（大食王一家单独住在内城中央的一座方形紫禁城之内。——笔者注）。这一年，即回历144年，麦赫迪（Mahdī皇太子，第三代大食王，《册府元龟》呼做“迷地”，义为“救世者”。——笔者注）从呼罗珊返回伊拉克。为了迎接他，阿蒲恭弗去了尼诃温德(Nayhāwand)”。这表明，回历144年（761年至762年），巴格达城已基本建成。大食王的寝宫（禁城）已交付使用。杜环回国在唐宝应初年，即762年，因此可知，杜环在离开大食国之前，巴格达城（曼苏尔城）已初具规模。《叶耳古比史》卷二397页言，回历146年3月（763年5月19日至764年6月17日），阿蒲恭弗搬家到巴格达。此事发生在杜环已回国的第二年。《泰伯里史》卷七619页言，巴格达城完全竣工在回历149年(766年)。这与（美）希提《阿拉伯通史》（商务印书馆版）的说法是一致的。
据上情可知，从回历141年初到回历144年末（758年5月14日至762年3月31日），巴格达城历经勘查、择址、调派建筑工人、设备，完成内、外两道城墙的土木建筑等过程。这段时间，也正是被俘唐军中的杜环等人在大食国生活的后半期。回历141年（758年5月14日至759年5月3日），正值杜环等中国人所在的呼罗珊大军奉派去摩邻国和大食国腹地执行军务之时，据《阿拉伯通史》的记述可知，这支呼罗珊大军之一部成为大食王的拱卫京师的近卫军，另一部分约为三万军兵担负着征讨摩邻国（突尼斯之凯鲁万城一带——笔者注）叛乱的任务。在平叛的那几年间，新都巴格达的建造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可谓大食国朝野皆知的大事。当时，随军抵达亚俱罗的杜环及其他中国人当与建都之事有一定关系，《经行记》提及的那几位有名有姓的中国工匠恰恰出现在巴格达城所在的“亚俱罗”一节文字中，应是这种设想的一个佐证。
三、亚俱罗的中国工匠与巴格达城的兴建
中亚怛逻斯之战后，被俘唐军官兵与杜环被收在黑衣大食的呼罗珊军中。公元758年以后，大食王调此军去摩邻平叛，乃是因这支军队当时已掌握在王储麦赫迪等人手中。亚俱罗(Aqur或Athur)乃中古时期阿拉伯历史地理书对“亚述”的称谓，其地同美索不达米亚是重合的，即幼发拉底河与迪格里斯河之间的广大地区。在黑衣大食朝，美索不达米亚偏北的绝大部分被定名为“亚述省”，其偏南部分被定名为“伊拉克省”。巴格达城恰在迪格里斯河的西岸上，亦即位于“亚述”（亚俱罗）河洲上。希提《阿拉伯通史》所言的“哲齐赖”省，正是此“亚述”省。哲齐赖原义为“河洲”(Jazīrah)，乃“亚俱罗（亚述）河洲”(Jazī-rat Aqura)之简称。（唐）杜环《经行记》有言：“大食，一名亚俱罗，其大食王号暮门，都此处。……绫绢机杼，金银匠、画匠，汉匠起作画者京兆人樊淑、刘泚。织络者，河东人乐
、吕礼。”这表明，在大食国腹地——亚俱罗的市场上已有中国商货，其中有纺织绫（薄而有花纹的高级丝织品，与缎子近似。）和绢（生丝织成的绸，比绡稍密而软）的织机。据唐代诗人白居易所作乐府诗《缭绫》可知，缭绫为中国丝绸中的精品。亚俱罗出现绫绢织机，则必有善于操作它的中国织造工匠。《经行记》提到的中国各色工匠来自唐朝首都长安（京兆府）和山西（河东道）等地。他们为什么集中出现在亚俱罗（美索不达米亚）呢？笔者认为，这是由于公元758年以来，巴格达城的建设工地逐渐形成，而且是当时世界上的最大的建筑工地。（美）希提《阿拉伯通史》（商务印书馆版）340页言：“曼苏尔（阿蒲恭弗）以四年功夫，建成他的新都，花费约四百八十八万三千第尔汗（银币），雇用建筑师、技工和小工十万左右。他们是从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和帝国的其他地方招来的”据《伊本·赫尔东史》卷三196页记载，为兴建巴格达城，大食王向苫国（叙利亚）、杰贝勒（波斯山区，在迪格里斯河流域的东侧，为大食国行省名。——笔者注）、库法、瓦西兑、巴士拉发了信，让各地长官为他选择工匠和工程师。大食王还委派了四位军官在巴格达工地上各自督管一个方面的工作。据此可知，拥有诸色中国工匠的呼罗珊军队亦在征召之列。故可知，有大批中国人的呼罗珊军队有双重职能，既拱卫京师、督建巴格达，又参加了巴格达城的建设。由于最大的工地需要各种补给，因此，巴格达自然会成为最大的市场。可见，为了劳动大军的衣食住行，为了巴格达城的建设，各色中国工匠、各种中国商货也有然聚集在
巴格达，而不是聚集在其他无关紧要的地方。因此，《经行记》中的中国工匠乃是巴格达城的建设者。
关于巴格达的建筑格局，《伊本·赫尔东史》卷三197页言：“巴格达的诸扇城门均是从瓦西兑、苫国、库法运来的。他（大食王）将整个城市建成圆形。其宫室在城中央。这样，他与各方面的百姓是等距离的。他让清真寺建在王宫旁。他为这座城建造了两道城墙，让内城墙高过外城墙。……建城所用的砖，每块重达117磅，一腕尺(0.5883公尺)见方。”对此，希提《阿拉伯通史》340页言：“曼苏尔把自己的新都叫做和平城(Dār al-Salām)，这是这座城的正式名称。和平城位于底格里斯河右岸，在这个河谷中曾建筑过古代世界的几座最强大的都城。这座新城，是圆形的，故有团城(al-mudawwarah)之称，内城和外城，都是用砖砌成的，外城四周有一条深壕，内城里还有紫禁城，城高九十英尺，环绕在中央区周围。这三套城墙，各有等距离的四道门，有四条大街，从中心区幅射出来，象车轮的辐条一样，射向帝国的四个角落。”现代学者，伊拉克的塔黑尔·穆扎法尔·欧麦德(Tahir Muzaffar al-`Umayd)撰写的《巴格达——曼苏尔的团城》介绍，巴格达的内、外两道城墙相距20.8公尺。可见，大食王的新都城巴格达是分内城和外城的。内城的中央是大食王的宫室——紫禁城。杜环《经行记》对亚俱罗市场的描述，其中有与巴格达城的建筑格局相同之处。《经行记》“亚俱罗”一节言：“郛(音Fú)廓之内，里閈之中，土地所出，无物不有，四方辐辏，万货丰贱，锦綉珠贝，满于市肆。驼马驴骡，充于街巷，刻石蜜为庐舍，有似中国宝轝。”此文内的“郛”，乃外城之意；其“廓”字，此处之义同“郭”，亦为外城之意。故此，“郛廊之内，里閈(音Hàn)之中”可理解为“外城之内，闾巷之中”。这表明，杜环亲眼所见的那个亚俱罗平原上的城市也是分有内城、外城的。他看到的那个商品异常丰富的市场位于外城的城墙以内。笔者遍查阿拉伯文古代地理志发现，这种既有内城，又有外城的城市建筑格局，在当时的大食国，除了巴格达如此，再无别处。唯一的例外，是今伊朗境内的加兹温(盖兹温Qazwīn)。盖兹威尼(al-Qazwīnī,1203至1283年人)《地理志》(Athār al-Bilād wa Akhbār al'Ibād，萨德尔书局、贝鲁特书局1960年联合出版于贝鲁特）434、435页讲，加兹温市原本只有一道城墙，市面很小，名为“加兹温”。然而，“当赖世德(al-Rashīd)行经杰贝勒省而往呼罗珊去时，加兹温的百姓邀请他到他们的代义赖姆(Daylam)看看，于是，他来到了加兹温，且于回历254年（公元868年）为它建
了一道大城墙及清真寺(J
mi'u)。”此后，该市原先的圆形小城则成了内城，名为“舍赫尔斯坦”(Shahrstān)，其外是圆形的大城。大城之外是环状的果园。果园之外是环状的庄稼地。显然，加兹温有内、外城的情形与巴格达有两点不同。其一，加兹温的外城的建城时间比巴格达的外城晚一百余年；其二，巴格达在亚俱罗（美索不达米亚），加兹温不在亚俱罗，却在波斯故地。故从时间、地点之不同可以断定，杜环根本看不到建于其后的加兹温，他看到的只能是巴格达。因此，《经行记》所言的有郛廓的城市即为巴格达，而且是尚未完全竣工的巴格达。因杜环所见的巴格达尚未定名，故此，《经行记》仅言：“大食王号暮门(Mu'minī，为“信士们的长官：Amīr mu'minī”是简称。——笔者注），都此处。”以“都此处”表明建造中的大食王都——巴格达，则再贴切不过了。过去，某些中、外学者以为，《经行记》中的亚俱罗是黑衣大食的第一个都城——库法，现在看，这种判断是欠妥的。其一，库法是政治叛乱的策源地，因此，第一代大食王阿蒲罗拔和第二代王阿蒲恭弗于754年前既已住到哈希米亚、希拉和安巴尔等地去了。其二，库法是由征讨波斯萨珊朝的大食兵营演变成的城市，无内、外城之分。足见，杜环看到的不是已被大食王冷落的库法，而是新建的巴格达。
或许有人问，尚未完工的大食都城内怎么会有《经行记》所言的繁荣无比的市场呢？其实，这不难理解。由于兴建巴格达的工程十分庞大，工地上每天同时有十万人左右，他们从事着各种建筑业，为数如此多的工匠、军兵需要各种生活资料，且供给量巨大。因此，帝国的第一大工地，必然吸引来经销各种商品的大批商人，各地、各国的商人、商货云集在那里，各种字号的店铺和客栈林立，也就形成为帝国的第一大市场。虽然说，大食王全家正式迁居至巴格达在763年，巴格达城竣工在766年，但史料证明，大食王为亲自督建新都，故在兴建过程中，早就住到巴格达。城内早已有民居和市场。《叶耳古比史》言，回历141年3月（758年7月12日至8月10日），大食王开始勘测新都城址。这表明，巴格达城的建造不会早于此时，但也不会过迟于此时。《巴格达——曼苏尔的团城》的235页言，巴格达的大墙（内墙）高60腕尺，外墙高35腕尺。大墙的拱门形甬道的两侧是市场（见该书254页）。由此可知，巴格达不仅于外墙内有市场，而且内墙以内也有市场。《经行记》的文字表明，所见到的诸般中国商品和诸色中国工匠不在荒郊上，皆在外城以内。这表明，外城之内云集着各国商人。无独有偶，这一点同阿拉伯史书的记载是一样的。《伊本·赫尔东史》卷三197页言：“原先，市场在城内，后来，将他们（商人）请出城，让他们去了‘凯尔赫’区(Nahiyat al-Karkh)。这是由于，那些外国人总是夜间来到那里（指城内市场，——笔者注），并在那里留宿。”《叶耳古比史》卷二374页言：“回历145年（762年4月1日至763年3月20日），阿蒲恭弗于大朝觐之后去了巴格达，并住在他的城中（宫中）。它以其“黄金门”而著称于世。当时，市场在城内，于是，他将它迁到凯尔赫(al-Karkh)。”这两段文字表明，在762年4月以前，亦即杜环离开大食国以前，巴格达城内确已有了市场。这个市场被大食王下令迁出巴格达，乃是杜环离开大食之后不久的事。《泰伯里史》也讲到这一史实，并讲到巴格达市场中有外国人。该书卷七653页言：“一些人记得阿蒲恭弗将城中的商人们迁往凯尔赫及与它（巴格达）相近的城外的原因。据说，有人对阿蒲恭弗讲：‘外国人和其他一些人在它（城）之中过夜，他们中的一些密探、打听情况的人和夜间在市场所在地开启城门的人令人不安。于是，他（大食王）下令，将市场从城内迁出，并将它交由警察和御林军管理。他（大食王）为商人们在‘豪兰拱门’(Tāq al-Harrānī，豪兰，地名，为星辰崇拜者——萨比教
的圣地，自古有拜月教的神庙，位于幼发拉底河畔。——笔者注和‘苫国’门(Bāb al-Sha'm)及凯尔赫建造了住宅’。”该书卷七同页上又言：“据凡杜勒·本·苏莱曼·哈希米(Fadlu bn Sulaymān al-Hashimī)听他父亲讲过，市场从‘和平城’和‘东侧城’（东侧城乃迪格里斯东岸的旧城区。和平城即曼苏尔的团城——巴格达，位于河西岸，同“东侧城”隔河相对。——笔者注）迁往‘凯尔赫’门、‘大麦’门(Bāb al-Sha'lr)和‘穆哈维勒’门(Bāb al-Muhawil)。”由此可知，当时巴格达城内有市场，也有外国人，出于安全和安宁考虑，大食王很有礼貌地将他们和市场请出了城，并为他们建造了房屋，供他们做生意。这表明，大食王对外商是优待的，是鼓励他们到巴格达做生意的。
前已述及，巴格达城彻底竣工于766年（回历149年）。因此，据上述情形可知，在其竣工前的整个兴建过程中，它一直在吸引着众多的国内外商人，并形成为一个“四方辐辏，万货丰贱，锦綉珠贝，满于市肆”的大市场。杜环在《经行记》中描述的市场是最为丰富，最为壮观的。它绝非寻常城镇的市场的景象，应是国大都城之所在。故可以为，杜环描述的，正是兴建中的大食都城——巴格达。因此，不言而喻，《经行记》“亚俱罗”的诸色中国工匠，正是巴格达城的建设者和巴格达市场上的技术工人或手艺人。他们的各种制成品繁荣和发展了巴格达的市场。
四、巴格达——“中国国王的礼物”
从勘查地形(758年)到全部竣工(766年)，巴格达一直是个生机勃勃的地方。之所以如此言，乃是因其建筑工地周围形成了贸易集市，而且，在公元763年4月以前，巴格达的外城之内有一个外商云集的市场，这个市场既满足着城市建设的需求，又成了大食国各地及各国物产的集散地。它同时成为中国科学技术传播的场地。杜环《经行记》指出，中国织造高级丝绸的机器——绫绢机杼已出现在巴格达市场上，自然会有善于使用它的中国人在那里。因此，中国的生产丝绸衣料的技术及裁缝、制作各种丝绸衣服的手艺也出现在那里。由于大食王在763年4月将巴格达城内的市场迁出到凯尔赫去，因此，中国的科学技术也会随之出现在距巴格达仅一里地的新市场——凯尔赫。此事距今已有1234年，倘未发现有任何实物证明这一史实。然而，古阿拉伯文献对此似可提出些间接的证明。盖兹威尼《地理志》444页“凯尔赫”条目言：“凯尔赫是巴格达上方（以塞拉河之走向为准，此地在巴格达的西侧。塞拉河从西方的幼发拉底河分流出，向东方流入迪格里斯河，其间流经巴格达。——笔者注）的，同它相距一里（Mil，约合2.08公里）的村镇。其居民是些狂热的什叶派(Shī'ah)穆斯林和犹太教徒。它有一些纸张商店和丝绸衣服商店。”这表明，巴格达城内市场迁到凯尔赫，遂使凯尔赫成了新的大市场，并继承了巴格达城内市场商货的特色。凯尔赫市场的主要商品之所以是中国的传统工艺品——纸和丝绸服装，这同《经行记》所反映的中国商品文化充满于巴格达市场的历史情景是分不开的。雅古特(Yāqūt，1229卒)《地名辞典》将“凯尔赫”词条条目写成“巴格达的凯尔赫”(Karkh al-Baghdād)，这表明，所谓“凯尔赫”正是新的巴格达市场。那么，凯尔赫的纸店和丝绸衣服店也正是原先巴格达城内市场上的中国商品店的延续。763年4月市场大搬家，必然使杜环亲眼见过的中国造纸工匠、纺织丝绸的工匠及各色手艺人也搬迁到凯尔赫等地，并成为凯尔赫市场的纸店、丝绸衣店的最早的经营者。这些中国人，有身兼巴格达土木建筑者和装修者，即《经行记》提到的“起作匠”、“画匠”、“金银匠”等人。中国唐代的科学技术，正是由他们直接地带到大食国首都巴格达的。可以肯定，如此集中出现并活跃在巴格达的中国人并不一定是中国商人，而应是怛罗斯之战中与杜环一同被俘的中国军兵，他们都身怀各种技能。他们先被编入呼罗珊军队。当大食王调呼罗珊军拱卫京师之际，这些中国人随军调驻巴格达，终于使他们的技能得以施展。盖兹威尼*
地理志》536页“撒马尔罕”(Samarqand)条目言：“这里生产‘撒马尔罕纸’(al-Kāghdu al-Samarqandī)。除了中国造的，就再也看不到能与之相比的纸。《邦国道里志》作者讲：它是由战俘们从中国带到撒马尔罕的。当时，他们之中有懂得造纸技术的人。于是，这种技术被采用了。以后，它的产量增多，成了撒马尔罕人的商品，遂从那里转输到其他诸地。”不言而喻，巴格达市场几乎同时出现了造纸业，其出现的历史原因当同撒马尔罕纸的出现是一样的。尚且，就其政治、经济地位，地处大食国东部边陲的撒马尔罕是无法同巴格达相伯仲的。因此，怛逻斯之战后，被俘的中国工匠中，必择技能优胜者送往大食王所在的巴格达。另外，有些资料提供了大食王使用过纸张的线索。《巴格达——曼苏尔的团城》183、184页言，建造巴格达的穆斯林工程师们并没有为这座城市事先造出个立体模型。他们可能是在平展的纸上或布上，或皮子上画出设计图的。一些工程师为曼苏尔设计其位于巴士拉郊区的田庄规划图时，也是在皮革和纸上画出的。持此特点的，是当代的巴格达建筑史学家——纳吉·马鲁夫(Nājī Ma`ruf)教授，他是在其著作《伊斯兰城市概览》(`Arūbat al-Mudun al-Islāmiyyah)中阐述的。这表明，阿拉伯学者认为，曼苏尔时期（754至775年），大食国人在画城市设计图时已使用了纸张。伊拉克共和国工程师联合会于1970年赠送给中国北京图书馆的《巴格达》（Baghdād，作者：穆斯塔法·杰瓦德博士、艾哈迈德·苏撒博士、穆罕默德·麦基西博士、纳吉·马鲁夫同编。“莱姆吉”出版公司1969年印行）225页的“巴格达的市场”(al-Aswāq al-Baghdādiyah)一节言：“在中世纪，巴格达是闻名的，它是文化与科学的大都市，有造纸工人(Warrāqūn，又作“纸商”解。——笔者注）市场（Aswāq al-Warrāqln，其中，“造纸工人”、“市场”两词皆为复数式。——笔者注）。它是个书籍密集，科学家、文学家、思想家众多的市场。伊本·焦齐(Ibn Jawzi，1116年至1200年人，生于巴格达，“罕百里”派的教法学家、演说家、史学家，著有《民族史大系》al-Muntazimfi Tārikh al-Umam)在其《巴格达的荣耀》(Manāq ib Baghdād)一书中描述了造纸工人市场(Sūq al-Warrāqln)，他讲：‘它是个大市场。它是学者和诗人们的会聚之所(Majālis)。’”以上情况，虽无法断定是具体哪一年，但已可看到，在曼苏尔时期，中国纸确已出现在兴建中的巴格达，中国纸市场成了大食国文化界的活动场所，受到科学家、文学*
的欢迎，为国际文化交流发挥着积极作用。
正是杜环一类中国知识分子和诸色中国工匠出现在新生的巴格达，遂使大食王曼苏尔（阿蒲恭弗）产生了学习、借鉴中国科学文化的热望。在其倡导下，大食国上下出现过中国热，并迎来了大食与中国的海洋贸易高潮，因此，还出现了一些同中国有关的地名。
雅古特《地名辞典》在言及红海古城古勒祖母时言：“伊本·拜纳务（Ibn al-Bannā'u，义为：建筑者之子”）讲：‘古勒祖姆(ql-Qulzum)是位于中国海边的干燥的、气候恶劣的古城。’”在此，阿拉伯人用“中国海”一词替代了“印度洋”或“红海”。这实是为了突出大食与中国之间业已存在的、密切的海上联系，可谓反映了阿拉伯人（大食人）同中国人直接交往的愿望。
雅古特《地名辞典》卷三“苏哈尔”(Suhār)条目言：“它是中国走廊，是东方和伊拉克的宝库（国库），是也门的救济品库。”这表明，在海洋贸易中，波斯湾南岸——阿拉伯半岛上的苏哈尔港，已成为大食国聚财的地方，成为其与中国经商的基地。苏哈尔又名Mazūn，（唐）贾耽《四夷述》记之为“没巽”，这表明，苏哈尔在当时确是大食商人到中国经商的海上走廊。
雅古特《地名辞典》卷三“西拉夫”(Sirāf)条目言：“商人们将它叫做尸罗围(Shllāwi)。”由此可知，“尸罗围”是从事航海贸易的大食商人们的专用词。无独有偶，但凡记录过大食越海来华经商的汉文典籍，也提到它。中国南宋时人岳霖撰写的《桯史》卷十一也记有“尸罗围”一词。这表明，在中古时期，中国与大食间的海洋贸易异常频繁，由此而产生出一种两国商人共有的海洋贸易文化。“尸罗围”乃是其航海地理专用词中的一个。
然而，最感惊异的，是大食人对“巴格达”一词的解释。雅古特《地名辞典》卷一456页“巴格达”条目言：“伊本·安巴里(Ibn al-Anbārl)讲：‘巴格达’一词源于伊朗语。……‘达(Dād)’义为‘赐予’、‘礼品’。……据说，巴格达原本是个市场，中国商人带着他们的货物到那里经商，遂获巨利。当时的中国国王名叫‘巴格(Bagh)’。因此，当他们回到自己的国家时，就说：‘巴格达(Bahdād)’，意思是，我们得到的这些利润乃是国王的恩赐。”由穆斯塔法·杰瓦德博士、艾哈迈德·苏撒博士、穆罕默德·麦基亚博士、纳吉·马鲁夫教授同编的《巴格达》一书也引用了这节文献。当然，雅古特也收集了其他种对巴格达的释义。但上述的这种解释，无论从字义上，还是从巴格达城从无到有的历史看，都是讲得通的。它形象、概括地表示，从大食王出现建都的设想开始，到它的竣工；从它的繁荣市场，到它的海洋贸易，其每桩事的发生，皆与唐代中国文化西传到大食国有密切的关联。巴格达的兴建史表明，（唐）杜环《经行记》已成为唐代中国人参加巴格达城兴建，繁荣巴格达市场，在大食国传播丝绸织造、造纸术的历史见证，因此，它也是八世纪中叶的兴建中的巴格达社会生活和市场交易的真实写照。在描述巴格达的早期情况方面，《经行记》提供的资料比现在的任何种阿拉伯文史料都要早百年以上。因此，《经行记》对巴格达市场繁荣景象之记述，正可与大食国的史料相互补充、参详。所以，《经行记》已成为研究兴建中的巴格达的异常珍贵的历史文献。它是中国人民同西亚各国人民之间的源远流长的文化交往与传统友谊的历史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