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正松[1]2016年在《经济增长、承接产业转移、结构变化与环境污染》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已经经历了30多年的快速增长,与经济规模持续扩张相对应的是环境污染的不断加剧,突出表现为各种环境污染物排放量的持续增加或高位运行。持续加重的环境污染不仅严重影响了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而且对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严峻挑战,环境污染治理与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已经成为摆在我国政府和全社会面前的重大且迫切的课题。自1993年Panayotou提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EKC)以来,关于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关系的争论从未停止,直到今天依然是研究的热点问题。然而,针对不同的研究对象,学术界几十年深入的研究并没有给出统一的结论;不仅如此,对于同一问题的研究甚至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研究在短期内难以达成共识。关于经济增长、承接产业转移与产业结构变化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学术界进行了大量研究。然而,通过大量的文献检索和梳理发现,国内外学者在研究承接产业转移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时,注意力几乎全部集中于外商直接投资(FDI)的环境效应上,未发现有学者研究一国内部产业转移对区域环境污染的影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由于国土面积狭小,国内区域间产业转移的规模较小,对环境污染的影响自然也很弱;而中国国土面积巨大,国内区域间产业转移的规模相对也就大的多,承接产业转移对产业承接地区环境污染的影响自然也会大得多。在分析中国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时,忽略国内区域间产业转移这一重要影响因素使得研究存在着明显的不足。然而,由于我国统计部门至今尚未统计国内不同省份间产业转移的规模,导致难以进行国内区域间产业转移对环境污染影响的定量分析。在改革开放后我国工业化快速推进与经济迅速增长的过程中,产业结构调整和变化的速度不仅明显快于改革开放之前,也快于世界上多数国家。产业结构的变化会影响不同种类环境污染物的排放量,是环境污染的重要影响因素。产业结构变化不仅体现为叁次产业产出比重的变化,还体现为叁次产业内部各行业间产出比重的变化。但通过大量的文献检索发现,较少有文献将国民经济进行行业细分后度量产业结构变化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存在着进一步完善的需要。人类的生产活动和生活会产生数种环境污染物,环境污染是数种环境污染物排放共同作用的结果,单一环境污染物排放量的变化难以说明环境污染的整体变化。讨论经济增长等因素对某单一环境污染物如二氧化硫排放量影响的文献较为常见,但鲜见有学者利用主要环境污染物构造能表征环境污染整体状况的综合指数,针对该综合指数变化的影响因素进行的实证分析则更为少见。鉴于已有研究存在的不足和较大的提升空间,本文首先对环境影响系数(the Environment Impact Coefficient,EIC)进行改进,并利用所构造的环境影响指数(the Index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on Environment,IISE)分析中部 6 省产业结构演变的环境效应。其次,构建固定资产投资转移指数(the Index of Fixed-assets Investment,IFAI),并利用该指数估算中部6省承接国内产业转移的规模。再次,利用2000年至2013年的面板数据计量分析经济增长、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等变量对中部6省5种主要环境污染物排放量的影响。最后,通过构造环境污染综合指数(the Environmental Comprehensive Index,ECI)来表征环境污染的整体严重程度,并计量分析中部6省经济增长的环境效应。在我国深入推进"中部崛起"战略和全面开展生态文明建设的新形势下,进行经济增长、承接产业转移与产业结构变化对中部6省环境污染动态影响机理及政策创新问题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指导价值。本文的研究共分为七章。第一章为绪论,主要包括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研究思路与主要研究方法、研究目标、研究内容和主要的创新点等几个部分。第二章为理论回顾与文献综述。本章旨在通过系统梳理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相关学说,为后续研究提供理论支持,文献梳理从6个方面展开。(1)简介研究如何从增长极限说过度到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2)从环境规制、市场机制等4个方面介绍"倒U型" EKC曲线形成原因的研究;(3)介绍学术界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的争论和质疑,主要有EKC模型的有效性、EKC曲线形状的非唯一性、EKC曲线转折点出现时间的分歧等;(4)系统梳理学者们对国际贸易与污染跨国转移、FDI的环境效应、产业结构变化与环境污染等相关议题的研究;(5)单独介绍以中国为研究对象的相关研究;(6)已有研究的述评,包括共同结论的总结、研究不足与未来研究展望。第叁章分析中部6省环境污染的状况,并利用构建的固定资产投资转移指数(IFAI)估算中部6省承接国内产业转移的规模,为后续的定量分析奠定基础。通过对2000年至2013年中部6省5种环境污染物排放量的比较发现,二氧化硫和烟(粉)尘的排放量在2005年到达峰值后,均呈现出波动下降的趋势,而工业废气排放量、废水排放量与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则呈现出持续增长态势。虽然中部6省单位GDP的环境污染物排放量近年来下降较快,但依然高于经济较为发达的江苏、浙江两省,显示了环境污染的相对严重性。在对产业转移进行内涵界定和批判、借鉴与吸收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构建固定资产投资转移指数用于估算国内产业转移的规模。估算的结果发现,2000年至2013年中部6省承接的国内产业转移至少具有3个特点:一是随时间推移整体上呈增长态势,但波动较大;二是除江西省外,中部其他省份承接国内产业转移的规模在2010年后均出现了较为快速的扩张;叁是承接国内产业转移主要集中于制造业等生产过程环境污染较为严重的几个行业。第四章为利用中部6省的面板数据分析经济增长、承接产业转移等因素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构建了两个环境污染方程的计量模型用于定量分析。实证的结果表明,二次函数模型优于叁次函数模型,5种环境污染物排放量均与经济增长之间为"倒U型"曲线关系,经典的EKC曲线关系在中部6省范围内成立。工业废气排放、废水排放和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均处于"倒U型"曲线的上升阶段,其中,工业废气排放离拐点的距离最远,意味着随着经济增长,空气污染将持续较长时间(20年甚至更久)后才会逐渐减弱。中部省份的二氧化硫排放和烟(粉)尘排放均已处于"倒U型" EKC曲线的下降区间,烟(粉)尘和二氧化硫分别于2006年和2010年前后越过EKC曲线的拐点。"污染避难所"效应在5种环境污染物排放上均有较为显着的体现,说明FDI已经对我国的环境污染造成了较为明显的影响。国际贸易中的"污染光环(Pollution Halo)"效应与"污染避难所(Pollution Haven)"效应同时存在,"污染避难所"效应略占上风。承接国内产业转移对环境污染物排放的影响均不显着。除工业废气外,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对其他种类的环境污染物减排的影响也不显着,投资严重不足且缺乏连续性和稳定性影响了污染治理的效果。第五章实证分析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的整体影响。考虑到单一环境污染物排放量的变化不能代表环境污染的整体变化,本文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环境污染综合指数来说明环境污染的整体变化。该指数随时间的变化趋势表明,2000年至2013年,中部6省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虽然期间存在波动,但波动幅度并不大。以环境污染综合指数为被解释变量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环境污染程度的变化与经济的增长和走势密切相关,中部6省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为"倒U型"曲线关系,初步估计拐点在15年后才能到来,期间环境将持续恶化。各省产业转移与逆转移的规模大体相当可能是承接国内产业转移对中部6省环境污染影响较为微弱的主因。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加剧了中部6省的环境污染,"污染避难所"效应客观存在。国际贸易规模的扩大对中部6省环境污染的影响较小,环境污染的跨国转移不明显,实证结果更支持贸易中性论。工业产出比例的增加对于中部6省环境污染的影响同样不明显;污染治理投资对环境质量改善微乎其微的实证结果令人诧异,初步的分析认为,生产中的环保投入少、事后的污染治理多,以及治理效率低下等是造成检验不显着的主要原因。第六章探讨中部6省产业结构变化的环境效应。不同类型产业发展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不尽相同,第一产业发展对环境的影响有弊有利,第二产业的发展尤其是重化工业生产规模的增加所带来的工业污染物排放是造成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第叁产业发展相对第二产业来说对环境污染的负面影响较小,但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会产生较多的环境污染物。在剖析已有文献中环境影响系数(EIC)设定缺陷的基础上,重新确定每个细分行业的环境影响系数;接着利用所构建的环境影响指数(IISE),定量分析中部6省产业结构变化的环境效应,并以江西省为典型代表,分析了一省内部产业结构变化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发现,2000年至2013年间中部6省产业结构变化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整体上处于中等级别,环境压力随时间推移有所增大;最近几年产业结构的优化令环境有改善的趋势,但趋势并不明显,其中,山西省所面临的环境压力明显高于中部其他省份。同时,以江西省为例的研究表明,一省内部各地市因产业结构的差异,产业发展对环境的压力也不尽相同。第七章为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政策建议、存在的不足与研究展望。本章首先对本文的研究结论进行了总结;其次,根据实证分析的结果和讨论提出了实现促进经济增长与改善生态环境的政策建议;最后,分析了本文的研究不足,并指出今后的努力方向。
佟昕[2]2015年在《中国区域碳排放差异分析及减排路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世界各国之间的不均衡发展导致的碳博弈成为国际上碳减排的难题,碳排放差异成为解决碳排放问题的焦点内容。通过碳排放的差异分析可以评估各区域的减排工作成果和未来的减排潜力,能够为降低碳排放,促进低碳经济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中国作为世界上碳排放最大的国家,不同区域碳排放存在显着的差异,根据不同区域的碳排放影响因素作用机制不同,探索基于不同影响因素的减排路径,已经成为促进区域低碳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任务。因此,科学地对中国区域碳排放差异问题进行提炼,分析中国区域碳排放差异,研究碳排放的收敛性及其影响因素,寻求具有针对性的减排路径,对于我国积极降低碳排放,实现低碳经济转型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对中国区域碳排放差异及减排路径问题进行了探讨,主要研究工作概况如下：(1)核算2000-2012年中国不同区域碳排放,利用泰尔指数方法测算不同区域对碳排放差异的贡献率,对比分析不同区域人均碳排放差异和碳排放强度差异的变化趋势。首先参考国际组织发布的中国碳排放数据,确定计量中国区域碳排放方法,测算2000-2012年中国30个省域和叁大区域的碳排放；然后采用泰尔指数研究方法对中国区域的碳排放差异进行测算,分别基于人口和经济增长权重对碳排放差异进行分析,分析不同区域对区域碳排放差异的贡献率；最后对比分析不同权重下的碳排放差异,即人均碳排放差异和碳排放强度差异的变化趋势。(2)针对我国区域碳排放的收敛性,分别建立碳排放σ收敛、绝对p收敛和条件p收敛模型,分析不同影响因素对碳排放收敛性的作用。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的收敛假说引入到碳排放差异性分析中,针对中国区域碳排放差异的收敛状况进行实证研究,分析中国及东部、中部和西部叁大区域碳排放水平的σ收敛、绝对p收敛和条件p收敛,分别从人口、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城镇化率、产业结构、能源价格和国际贸易七个因素考察,不同影响因素对全国及叁大区域碳排放条件p收敛的作用效应。研究结果显示中国碳排放存在总体发散,局部收敛的特征,不同区域范围都具有绝对p收敛和条件p收敛的趋势,并进一步探索了不同区域碳排放条件β收敛不同驱动因素。(3)针对中国不同区域碳排放差异形成因素,建立碳排放灰色关联度模型,验证不同影响因素对不同区域碳排放作用的差异性。通过建立碳排放灰色绝对关联度、灰色相对关联度和灰色综合关联度模型,测算了人口、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城镇化率、产业结构、能源价格和国际贸易七个影响因素对不同区域的碳排放灰色绝对关联度、灰色相对关联度和灰色综合关联度,根据中国不同区域的发展阶段与不同影响因素的碳排放关联度结果,判断不同区域发展程度的碳排放影响因素作用机制是不同的,发展阶段相同的不同区域碳排放影响因素是相似的。(4)针对碳排放的空间相关性,检验区域碳排放的空间依赖性、集群性和时空跃迁路径,建立考虑空间效应的面板数据空间计量经济模型,对碳排放的影响因素问题进行实证分析。通过全域空间自相关检验分析我国区域碳排放的空间依赖性和时空跃迁路径,局域空间自相关检验分析空间集聚性,研究发现中国区域碳排放存在显着的正相关,验证中国碳排放具有显着的空间依赖性、集聚性和路径依赖性的特征。进一步通过建立可拓展的随机性的环境影响评估模型进行研究,基于普通面板数据模型、空间滞后面板数据模型、空间杜宾面板面板数据模型,从人口、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城镇化率、产业结构、能源价格和国际贸易七个影响因素视域,对区域碳排放的不同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验证了碳排放及其影响因素的空间溢出性,经济增长、城镇化率、产业结构和国际贸易是碳排放增加的主要因素,应该进一步加强技术进步对降低碳排放的作用,不同影响因素对东部、中部和西部区域的碳排放作用效应不同,应该注意碳排放空间联动机制,采取有区别的减排策略。(5)根据碳排放空间联动机制,针对不同碳排放影响因素提出不同区域的减排路径。参考前面几章的研究结论,分别从人口、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城镇化率、产业结构、能源价格和国际贸易七个不同视域,根据不同区域的碳排放影响因素的不同作用,提出不同区域具有针对性的减排路径。本文提出的中国区域碳排放差异分析及减排路径问题的研究,进一步完善低碳经济发展的相关理论,为实现中国区域碳减排理论与方法提供借鉴和指导。本文的研究结果不仅可以辅助国家政府部门在低碳经济背景下制定恰当的减排政策,也能够为不同区域实现减排目标提供一定的启示,符合我国经济发展规划和长远利益,对推动区域经济低碳发展和实现中国经济整体低碳转型具有重要的意义。
蒋亮[3]2004年在《我国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相关关系研究》文中认为党的十一届叁中全会后，我国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实行了对外开放政策，使得国际贸易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国际贸易被提到了重要的战略地位上。党中央总结了国内外的经验教训，根据我国的国情，提出了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打开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学会国内建设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两套本领。这一根本性的转变，使得我国国际贸易得到了空前、飞速地发展。 推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是国际贸易最重要的功能。回顾近代以来实现经济腾飞的国家，国际贸易几乎都起到了“加速器”的重要推动作用，国际贸易对一国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世界经济发展印证了这一结论。从我国的经济发展历程来看，也基本上反映了这一事实，即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明显好于改革开放前，经济增幅明显提高。 因此，大力开展国际贸易，对任何国家的国民经济发展都十分重要。针对我国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相关关系这一内容，国内外学者作了大量研究，得出了各自不同的结论，但就二者之间存在着怎样的数量关系没做详细的分类情况的探讨。因此，本文在已有基础上，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详细的实证分析，得出了分类情况下的明确结论：运用协整理论与误差修正模型这一数学工具，对我国1980-2003年进出口商品的分类数据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作了逐一的实证分析；并且在此基础上，补充分析了我国1980-2003年进出口商品在分类情况下各自的贸易竞争力状况；最后就我国目前发展国际贸易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作了简要分析，并且就这些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在于将进出口商品种类进行了细分，分别研究各种商品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并用细分图表研究其各自的贸易竞争力，得出了分类情况下的比较明确的结论。本文结论对各级部门正确制定我国国际贸易政策，以及各级企业正确开展国际贸易活动具有较好的参考作用。
祁国志[4]2008年在《浙江省对外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关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对外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领域,但国内学术界对外贸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研究还比较少。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外贸依存度的不断提高,开放部门与省内产业部门的联系随之变得深刻和复杂,因此研究外贸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研究浙江省对外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关系,重点研究外贸结构变化与产业结构变化的关系以及外贸结构与产业结构相互作用的途径和机制。主要内容分为叁大部分:第一部分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梳理国际贸易和产业结构的理论,并对相关研究文献进行综述,同时分析外贸结构与产业结构相互作用的途径和机制,从而为实证分析浙江省外贸结构与产业结构关系提供理论基础。第二部分为本文的主体。首先,对浙江省外贸结构和产业结构的演进历程进行分析,并总结他们的变化特征和趋势。其次,实证分析1986—2006年浙江省外贸结构变化与产业结构变化的长期和短期关系。再次,实证分析浙江省贸易因素与产业结构变化的关系,以及产业因素与外贸结构变化的关系。第叁部分为结论和政策建议。对全文的研究结论进行总结,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通过实证分析,得到了以下主要结论:(1)浙江省产业结构变化与进出口结构变化存在正向的长期稳定关系,产业结构变化与出口结构变化是互为Granger因果关系,进口结构变化是产业结构变化的Granger原因;(2)工业制成品出口与第叁产业比重呈正相关关系,与第一、二产业比重呈负相关关系,而初级产品出口与第一产业比重呈负相关关系;工业制成品进口与第一产业比重呈正相关关系,而初级产品进口与第一产业比重呈负相关关系,与第叁产业比重呈正相关关系;(3)第一产业发展与工业制成品出口比重呈正相关关系,与工业制成品进口比重呈正相关关系,与初级产品进口比重呈负相关关系;第二产业发展与工业制成品出口比重呈负相关关系,与初级产品出口比重呈正相关关系,与工业制成品进口比重呈正相关关系,与初级产品进口比重呈负相关关系;第叁产业发展与工业制成品出口比重呈正相关关系,与初级产品出口比重呈负相关关系,与工业制成品进口比重呈负相关关系,与初级产品进口比重呈正相关关系。根据上述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进一步完善浙江省市场经济体系建设,促进外贸结构与产业结构的良性互动和优化;(2)进一步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提高出口商品结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3)进一步优化进口商品结构,提高进口商品结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4)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更好地实现与进出口商品结构的良性互动。
聂宣勇[5]2007年在《浙江农产品出口贸易的规模结构与经济贡献分析》文中指出随着我国加入WTO以及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推进，农业和农产品贸易发展进入了新的时期。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加快实施农业“走出去”战略，加强农产品出口的基地建设和调控管理，构建开放统一的市场体系是现代农业的重要保障。改革开放后，浙江经济快速健康发展，农业保持较快增长，农民生活显着改善，为适应入世于1999年率先进行农业战略性结构调整和实施农业“走出去”战略，农产品出口贸易已经进入快速发展的新阶段。基于以上宏观发展环境，本文以浙江为分析对象，围绕贸易与增长的关系问题，在梳理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理论和研究结论基础上，收集1986-2005年间相关资料数据，描述分析浙江农产品出口贸易的规模增长和结构变化状况，比较分析农产品出口依存度及相对规模变动情况。采用计量分析方法，检验测算农产品出口贸易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及其贡献度，估算分析其对部门产出、收入、就业等经济发展方面的贡献效应，试图评估农业“走出去”战略的经济绩效和证实出口导向经济增长(ELG)假说。本文主要分为以下五个部分：第一部分，阐述本文的研究背景及意义，明确研究目标、内容框架及范围界定，介绍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提出本文的可取与不足之处。第二部分，梳理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等基本理论原理，考察国内外有关对外贸易、农产品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问题的实证研究，并对已有成果进行评述。第叁部分，简述浙江经济与农业发展状况，从规模状况、地位变化、产品结构、地理分布、地区分布、经营主体、贸易方式等方面描述分析农产品出口贸易的规模增长和结构变化状况，并指出当前农产品出口产业发展中的制约因素。第四部分，农产品出口贸易的经济贡献效应实证分析。外贸依存度及相对规模变动比较分析得出，浙江农产品出口依存度较低，农产品参与国际贸易的力度不够。检验分析表明农产品出口贸易是农业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并通过测算其贡献度显示，农产品出口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较为明显且入世后有所提升，同时出口也推动农业结构优化升级。采用投入产出方法分解分析农产品出口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效应得出，农产品出口贸易引致关联部门产出增加，创造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等部门人员就业机会，促进关联部门从业人员尤其农民增收，并比较分析表明，入世后农产品出口贸易的经济发展贡献更为显着。第五部分，基于上述理论和实证分析，对浙江农产品出口贸易的规模结构与经济贡献效应分析的主要结论进行归纳总结，并给出相关政策启示。
刘晓兰[6]2014年在《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的溢出效应研究》文中指出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他国的溢出效应是近年来学界研究的前沿热点。同为全球两大经济体,中美经贸往来极为密切,因此,研究美国量化宽松对我国经济的溢出效应成为当前研究中的重中之重。然而,现阶段关于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的方向、传导机制及具体经济影响等方面的研究还远未臻完善。因此,论文尝试较全面地分析该政策对中国经济可能产生影响的传导渠道,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深入考察其对中国经济多维度的溢出效应。首先,文章系统梳理了国内外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的研究文献,从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的理论基础、传导渠道、经济效应和实证方法各方面借鉴现有文献研究脉络,发现现有研究还存在解释力不足、缺乏深度和系统性、研究视角局部化以及研究方法相对单一的问题,进而提出文章的研究思路和框架,奠定后文的研究基础。其次,文章界定了量化宽松和货币政策溢出效应两个重要概念,并分别从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多恩布什汇率超调模型、新开放经济模型和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基础理论四个方面从理论视角分析了一般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的国际传导机制,归纳出汇率、利率、收入和定价货币差异四条传导渠道。然后分析出美国量化宽松政策外溢效应的传导机制是基于汇率、利率、美国收入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四条传导渠道,并研究了量化宽松影响我国物价、进出口贸易、国际资本流动及产出的机理。再次,文章运用SVAR模型、ARDL模型、FGLS、固定效应和GMM等相结合的实证分析方法,分别深入分析了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我国物价、进出口贸易、国际资本流动及产出的溢出效应,包括其中总的溢出效应、分行业的溢出效应和跨国比较的溢出效应。研究表明:(1)美国量化宽松从总体上抑制了我国消费价格水平、我国工业出厂价格指数以及进口价格指数的上涨,汇率渠道对我国的物价的负向效应最显着,超过了利率渠道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渠道对我国的物价正向效应。分行业的结果表明:美国量化宽松对资本密集型行业价格的抑制作用最大,主要渠道为汇率。(2)美国量化宽松短期内对进出口贸易具有负向溢出效应,长期来看对出口贸易具有不断增强的正向影响而对进口贸易的影响不显着,此外美国量化宽松对中美双边贸易影响并不大。从传导渠道看,汇率渠道带来的负向效应最显着,美国收入渠道带来的正向效应显着,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渠道抑制了出口贸易而促进了进口贸易。(3)美国量化宽松加剧了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波动性,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对人民币汇率预期及实际汇率都非常敏感。美国量化宽松有利于我国FDI流入,其中主要促进了我国市场导向型FDI的流入,而抑制了资源导向型FDI流入。但汇率和利差因素对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冲击均要大于对长期国际资本流动的冲击。此外,美国量化宽松通过汇率渠道也促进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4)美国量化宽松通过物价路径对我国产出以正向影响为主;通过FDI路径对我国产出带来了显着正向影响。分行业的检验结果表明,美国量化宽松促进了我国分行业增加值的提高,但对我国工业行业产出增速带来了显着负面影响,而且美国量化宽松对不同工业行业产出的影响存在差异,美国量化宽松对我国劳动密集型行业产出的负向溢出效应最大,主要负向溢出路径为物价和贸易;美国量化宽松对资本密集型行业负向溢出效应相对较小,主要负向溢出路径为物价;而不同于其他行业类型,美国量化宽松通过贸易路径促进了资本密集型行业产出增长。然后,考虑到前面的研究是基于局部均衡的视角,且以事后检验为主,难以综合分析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宏观经济和微观产业发展的整体经济环境变化的影响。因此,文章进一步利用扩展了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通过刻画金融市场行为、体现中美的经济往来关系,研究了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我国经济环境变动的溢出效应。研究表明:在宏观经济方面,该政策短期内主要通过影响劳动力市场和贸易格局、长期内主要通过影响资本市场而对中国经济产生影响。其对中国的进出口贸易环境造成了明显的冲击,虽然依然保持贸易顺差趋势,但出口增速明显放缓将加大寻找其他海外市场或扩大内需的压力。同时,它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大流入中国的资本量,导致输入型通胀(CPI上涨);也会加大投资市场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部分投资回流,还有的可能转而寻找其他海外市场)。在行业层面,受该政策影响,中国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贸易格局会发生变动,有的行业明显受益,有的则明显受损,所以中国产业结构,特别是贸易结构,将会因此而改变,短时间内会导致出口企业受创,但从长期来看将有助于其提高竞争力和抗压能力。最后,对文章的主要结论进行了总结。并基于前面研究的结果,主要从对我国经济溢出的四条渠道及行业差异的角度提出了应对美国量化宽松对我国负面溢出效应的政策建议。文末,对后续研究进行了展望。
仇怡[7]2005年在《中国基于国际贸易的技术进步效应研究》文中提出在科学技术蓬勃发展的21世纪,技术进步已成为世界各国经济的核心竞争力。而技术水平的提高主要源于本国的技术创新(R&D活动)以及利用各种技术扩散途径对外来知识进行学习、吸收与模仿。技术进步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但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完全依靠自身力量进行所有的科技创新。国际贸易作为国际技术传递和扩散的最主要渠道之一,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加快的今天,不仅实现了量的迅速增长,而且其内涵也在不断扩大。国际贸易的发展,既为发达国家提供了进行技术创新的充足资金,又为发展中国家创造了学习先进技术的机遇。广大发展中国家由于受资金与技术方面的限制,通过与各国开展有关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国际贸易来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是其缩短与发达国家之间技术差距的捷径。特别地,在引进先进技术或产品后,发展中国家可以进行有效的学习与模仿进而改进,从而实现自主的技术创新。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的经济建设虽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技术水平整体不高。一方面,我国是研发资金及能力相对欠缺的发展中国家,因而国内的自主技术创新能力不强; 另一方面,我国虽然已经跻身世界叁大贸易国行列,但是贸易增长方式基本属于粗放型增长,服务贸易和技术贸易发展相对滞后。因此,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中国加入WTO等宏观环境下,通过国际贸易吸收、获得并有效利用技术扩散这一技术传输途径就显得尤为重要。基于以上认识,本文在大量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对技术创新、技术扩散与国际贸易叁者的理论联系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并对中国的实际情况做了深入研究,以期得出有助于中国技术进步和贸易增长的结论与对策。本文首先就研究的背景、目的和问题进行了阐述,界定了技术创新与技术扩散的概念,并且对技术创新、技术扩散与国际贸易的相关理论进行了综述,重点介绍了新近发展的技术扩散理论等。本文第二章提出了一个技术创新、技术扩散与国际贸易的理论分析框架。先后回顾了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过程,技术创新与国际贸易的理论联系,基于国际贸易的技术扩散效应,影响国际贸易技术进步效应的主要因素以及国际贸易促进技术进步的相关模型。在理论分析之后,本文第叁章和第四章就中国关于国际贸易的技术创新、技术扩散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通过对中国技术创新与对外贸易现状分析的基础上,详细考察了我国对外贸易所带来的技术创新与技术扩散程度。并分别从进口贸易、出口贸易、贸易结构、产业内贸易等角度,重点考察了我国由对外贸易所带来的技术扩散效应。最后,对影响我国技术进步效应
徐光耀[8]2010年在《我国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的相关性和比较差异研究》文中指出改革开放30年来,国际贸易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保持快速增长的态势做出了巨大贡献,已成为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发展中重要的支柱和引擎,是我国经济迅速融入世界经济过程中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一直以来我国国际贸易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具有“重商主义”情节,千方百计扩大贸易出口,特别是占我国国际贸易主要组成部分的货物贸易出口,往往不计成本,但随着我国货物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张,单纯的出口导向型贸易战略的弊端开始逐渐显现,出现了贸易失衡逐渐加剧,贸易摩擦日趋增多,对外资源依赖过度,发展瓶颈问题凸现,人民币升值压力明显,价格优势前途暗淡,国际经济环境恶化,欧美需求急剧下降等诸多问题。现在我国正处于货物贸易粗放型增长模式不可持续,而服务贸易又整体缺乏竞争力的两难境地。由于国内就业压力及比较优势尚存等原因,我国货物贸易出口,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占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货物贸易出口现状难以在短时期内改变,但服务贸易的发展又势在必行。所以外贸转型和结构优化的合理取向应该是加快实现从有形的货物贸易为主向有形的货物贸易与无形的服务贸易并重的方式转变。认识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的发展趋势与规律,了解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对我国经济发展影响的比较差异,并据此实施相应的国际贸易政策,对我国外贸结构优化和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具有重要意义,也有利于我国经济社会长期、持续、稳定的发展。本文要解决的是叁个方面的问题：1、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的发展趋势如何,为什么能够对于我国国际贸易结构优化和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具有重要意义；2、我国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之间的关系是单纯的互补关系,还是存在替代关系；3、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否一致,存在的差异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本文共分为七个部分,其主要内容如下：第1章,导论。主要是对本文问题提出的背景和研究对象、研究目的和研究意义、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和技术路线图以及主要创新点等做出说明和解释。第2章,文献综述和理论回顾。本章主要为后面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提供理论平台。首先,对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相关性的已有研究进行了回顾,然后对传统比较优势理论对服务贸易的适用性进行了分析,进而对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对服务贸易的适用性进行了考察。第3章,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的发展历程与特征。本章主要从实际经济运行角度进行分析,依次分析了全球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的发展历程与特征、我国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发展历程与特征以及金融危机对我国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的影响,属于对现阶段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客观现实发展运行情况分析,旨在了解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的发展历程、趋势及其特征,以便于下文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第4章,基于总量视角下的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分析。本章主要从总量角度定量考察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与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的相关关系。首先,归纳分析了现实国际贸易中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的相关性日益加强的总量机制,归纳整理分为：嵌入模式、复合模式、协助模式和引致模式四种；其次,利用“罗技鼠标”现象和“微笑曲线”来说明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的相关性日益加强的重要意义和理论基础；最后,利用VAR模型来实证分析和动态考察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之间的相互影响,并找出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的总量相关关系,研究结果发现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对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起到了较好的促进作用,对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的促进作用远期会逐渐增强,但是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对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的促进作用有限,甚至在远期中会出现较弱的负相关关系。第5章,基于分量视角下的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分析。为了解释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对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在远期中会出现较弱的负相关关系的原因,本章主要从分量角度定量考察我国服务贸易进口额、出口额、货物贸易进口额、出口额之间的相关关系。首先,以高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为例,分别分析国际贸易发展中的国别特点,归纳分析其替代机制和互补机制；其次,利用改进的两要素、两产品模型说明服务贸易出口与货物贸易出口之间可能存在替代关系,最后利用计量实证面板分析来考察我国与OECD国家间服务贸易进口额、服务贸易出口额、货物贸易进口额和货物贸易出口额之间的相关关系,结果发现我国服务贸易出口与货物贸易出口存在较为明显的替代关系。第6章,基于经济发展视角下的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分析。本章主要从比较分析的角度定量考察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对我国经济发展影响不同侧重点的具体体现及其意义。首先,比较分析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对经济发展模式优化转型的影响机制,为后文的实证分析提供理论基础；其次,尝试建立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对我国经济发展促进作用模型并构建相应的指标体系,最后,利用计量实证分析来考察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对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物质资本积累、人力资本积累、社会技术发展、政府制度发展和自然环境发展五个方面的不同影响进行评价,找出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比较差异所在。结果发现服务贸易在人力资本积累、社会技术发展、政府制度发展、自然环境发展方面的促进作用均大于货物贸易,而货物贸易只在物质资本发展方面的促进作用大于服务贸易,但其在自然环境发展方面具有一定的阻碍作用。第7章,研究结论和展望。本章主要用于提炼本文的主要结论,并根据相关结论提出的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以及对未来可能的研究进行展望。本文认为我国应继续坚持自由贸易,促进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协调发展,加大服务贸易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促进经济发展模式转型。
赵静敏[9]2010年在《金融发展对我国对外贸易的作用机理与传导途径研究》文中指出金融发展和国际贸易因其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被视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主题。随着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发展,金融与贸易在区域内以及区域间的融合与互动关系日益突出,金融与贸易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而我国金融发展与对外贸易的发展实践已经证明,无论是金融发展还是对外贸易的发展,都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但是,金融发展对我国对外贸易产生怎样的影响?金融发展能否促进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尤其是否促进我国外贸出口的规模增长和外贸出口的结构的优化?如果能够促进的话,又是通过什么样的机理和途径?……等等这些问题都被金融发展理论和国际贸易理论所忽略了。本文拟对这个新兴的研究主题进行系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对金融发展与对外贸易的理论进行系统分析与思考。具体内容从金融发展对外贸发展的作用机理、传导模型设定、实证分析以及政策建议等四个方面进行展开。论文首先构建了一个金融发展影响对外贸易发展的理论框架,力求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初步建立起金融发展对外贸影响的理论体系,为实证研究提供可行的理论基础。其次,对金融发展水平和对外贸易发展水平进行了量化指标设计,这些指标体系是下文所有研究必不可少的指标数据;同时进行了我国外贸发展影响因素分析,并分别建立了金融发展对外贸影响的宏观传导模型和微观传导模型。再次,在指标数据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分别基于时间序列协整、多变量VAR模型和PanelData模型从全国视角对中国整体金融发展对外贸的影响和区域视角对各区域金融发展的对外贸易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并严格区分金融发展规模水平和金融发展效率对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规模和外贸出口商品结构发展的差异性影响。分析了金融发展通过各个宏观变量影响外贸规模、外贸结构,进而找出金融发展对我国外贸影响的传导途径。我们还从产业视角检验了金融发展我国对外贸影响的传导途径,利用规模经济、外部融资对制造业出口的作用机理,从产业层面分析金融发展对贸易增长的传导途径,并以我国29个制造业外贸出口为例,进行经验研究。接着,论文还从风险管理视角,分析金融发展对我国对外贸易传导过程中的风险规避。通过分析我国对外贸贸易存在的风险,探讨了我国金融体系对我国外贸提供的金融服务。借助金融系统特有的风险管理的功能,提供相应的规避风险的手段和办法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同时,分析了金融市场发展与贸易融资的关系以及金融危机对贸易的传导,进而找出金融发展通过金融市场的发展、完善以及贸易融资的途径作用与外贸发展的机理,规避贸易风险。最后,给出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主要结合我国金融发展与贸易的现状分析以及影响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金融因素提升,提出相应的金融与贸易政策以及规避风险的措施,使我国金融改革与外贸制度改革协调进行。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在于:1.构建了金融发展对外贸影响的基本理论框架。在对相关理论进行综述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结合金融发展理论和国际贸易理论,分析金融发展作用于对外贸易的机理与传导途径,初步建立了较为系统的金融发展对我国外贸影响的理论分析体系。2.设计并构建了我国金融发展水平综合指标体系。论文基于前人研究的金融发展零散的各个指标,利用中国金融发展指标数据,并借助统计方法,构建了金融发展的综合指标体系,用较少的相互独立的变量代替了原来变量的大部分信息,并用于实证分析中,减少了实证研究过程中,数据测量的误差或异常值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综合指标体系获得了更强的解释力。3.论文基于金融发展对外贸的作用机理和传导途径的分析,建立了多变量VAR模型,应用协整理论、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及面板数据协整等方法进行了全国视角、区域视角和产业视角叁个不同层面的实证检验。从多变量、多层面的角度对金融发展作用于对外贸易进行建模研究,解决了单位根过程与伪回归的判别问题。研究结果支持了金融发展和对外贸易之间理论上存在的关系,不同层面的实证检验表明传导的过程有所不同。对于和全文的理论分析相悖的问题,我们给予了解释和分析。
黄云强[10]2008年在《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的关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国际贸易发展过程中,服务贸易的总规模一直是保持在货物贸易规模的一定比例,然而,近年来服务贸易的增长速度已经超越了货物贸易,世界经济的重心也正在向服务业转移,服务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正日益上升,各国对贸易的竞争力关注更多转向服务贸易,努力提高服务贸易的竞争力。比较传统的观点认为,正是第一第二产业的发展决定了服务业的发展,而也是货物贸易的发展促进和推动了服务贸易的发展,同时,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发展也反过来提升了第一第二产业的产业效率,促进了这些生产产业和货物贸易的结构调整和升级。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某种程度上讲是相互依存和相互促进的。但是,我们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世界的主要贸易体中,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双顺差和双逆差是很少存在的,更多的是货物贸易的顺差和服务贸易的逆差,或者是货物贸易的逆差和服务贸易的顺差,无论是从静态的各国情况还是从动态的演变都体现了这种国际贸易中服务贸易账户于货物贸易账户的“非对称性”。而且,往往货物贸易的顺差额越大的国家其服务贸易的逆差额也越大,反之,货物贸易逆差额大的国家和地区其服务贸易的顺差额也越大。即在主要的贸易体中,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从贸易结构上而言是存在优势替代效应的,也就是说一个贸易体很难长期保持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双顺差或者双逆差,尤其是双顺差。本文主要从上述两个方面研究了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关系,并通过对传统理论的修正来解释这两种关系。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二元分化是各个主要贸易体在产业基础相对比较优势的体现。通过这些研究结论得出的几点启示:一、中国在短期内很难改变货物贸易顺差和服务贸易逆差的格局。二、可以通过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为突破口来发展服务业,并协调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经济增长、承接产业转移、结构变化与环境污染[D]. 许正松. 江西财经大学. 2016
[2]. 中国区域碳排放差异分析及减排路径研究[D]. 佟昕. 东北大学. 2015
[3]. 我国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相关关系研究[D]. 蒋亮. 湖南大学. 2004
[4]. 浙江省对外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关系研究[D]. 祁国志. 浙江大学. 2008
[5]. 浙江农产品出口贸易的规模结构与经济贡献分析[D]. 聂宣勇. 浙江大学. 2007
[6]. 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的溢出效应研究[D]. 刘晓兰. 湖南大学. 2014
[7]. 中国基于国际贸易的技术进步效应研究[D]. 仇怡. 华中科技大学. 2005
[8]. 我国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的相关性和比较差异研究[D]. 徐光耀. 山东大学. 2010
[9]. 金融发展对我国对外贸易的作用机理与传导途径研究[D]. 赵静敏. 中国矿业大学. 2010
[10]. 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的关系研究[D]. 黄云强. 华东师范大学.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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