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论《周易》对科学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易论文,科学论文,李约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N0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0—0224（2000） 04—0332—05
李约瑟认为，影响中国古代科学发展的三大哲学思想体系是阴阳理论、五行理论和《周易》，前两者对科学的发展是有益无害的（[1 ]，330页）， 而“《周易》的那种精致化了的符号体系几乎从一开始就是一种灾难性的障碍，它诱使那些对自然界感兴趣的人停留在根本不成其为解释的解释上”（[1]，363页）。李约瑟并且声明，他所主张的对建立现在和未来形式的现代科学所必需的有机哲学起源于中国的说法，“没有一种是以任何形式为《周易》的观点进行辩护的，或是要减轻它对中国科学思维所造成的恶劣影响的”（[1]，367页）。在他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第2卷《科学思想史》中用了长达44页（329 —372页）的篇幅来专门讨论这个问题，其它章节还有45处提及，现在将他的论点做一详细介绍，供大家参考。
1 对古代科学发展的阻碍作用
李约瑟首先引用了将《周易》译成英文的理雅各（J.Legge ）于1899年所写的一段话：
“凡是对‘西方’科学已经有某些知识的中国学者士绅都爱说，‘欧洲’物理学的电、光、热以及其他学科的全部真理都已包含在八卦之中了。可是当问到为什么他们和他们的同胞对这些真理一直是而且仍然是一无所知时，他们就说，他们必须先从西方书籍里学到这些，然后再查对《易经》，这时他们发现在二千多年以前孔子已经懂得所有这些了。这样表现出来的虚荣和傲慢是幼稚的。而且中国人如不抛掉他们对于《易经》的幻觉，即如果认为它包含有一切哲学所曾梦想到过的一切事物的话，《易经》对它们就将是一块绊脚石，使他们不能踏上真正的科学途径。”（[1]，362—363页）
李约瑟在引完了理雅各的话之后说：
“这些话是将近一个世纪之前写的，但是现在的情况摆向了相反的方向；极少有中国科学家能抽出时间来检查他们所认为是他们自己中古时代的愚昧思想，这一事实是大大地损害了亚洲的科学发展史。但是，关于《易经》在中国科学思想的发展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现在该是我们作出自己的判断的时候了。”（[1]，363页）
1.1 关于技术发明的说法纯属虚构
《易·系辞下》在“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总论之后，列举了11种事物（鱼网、耒耜、市场、船车、门、杵臼、弧矢、宫室、棺材、结绳记事），认为这些事物都是圣人（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等）受了这个卦或那个卦的启发而发明的。例如，网和织品是受离（第30卦）的启发而发明的，船是受涣（第59卦，木在上，水在下）的启发而发明的，门是受豫（第16卦）的启发而发明的。
李约瑟认为，这种说法“是十分怪诞和武断的”，把各种发明都归源于卦象，只不过是增强他的说法的权威性而已，连作者本人大概都不相信，至今也不会有什么人相信（[1]，353页）。
1.2 把炼丹术神秘化
李约瑟分析了中国现存最早的炼丹书籍——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公元142年）和宋代朱熹在1197年所写的《参同契考异》。他认为， 《周易》中所体现的辩证思维，对炼丹工作可能有所启发，但卦在《周易参同契》中广泛使用，并无必要，只是把简单事物披上了复杂的外衣，使它神秘化了。
朱熹在《参同契考异》一开头即说：魏伯阳并不打算解释《易经》，他只是利用虞翻（公元164—233年）在注解《周易》时所提出的纳甲法（将天干与卦结合起来，用以记时）来指导自己在各个不同时机加入试药和取出成丹。在六十四卦中，乾、坤二卦除代表其他事物外，还代表仪器，坎卦和离卦代表化学物质，其余60卦都与火候有关，亦即提示进行操作的时间。把这些弄清楚了，就知道《周易》之于炼丹，只是一个神秘的外衣，而且后来越来越神秘，并没有什么促进作用。
1.3 对生命现象的臆测
在王逵的《蠡海集·人身类》（约成书于明初，即14世纪末）里有：
“人与畜，凡动物血皆赤者，血为阴，属水。坎（第29卦）为水，中含阳。血色赤，所含者阳也。离（第30卦）中之交，生气之动也。（血）去体久即黑，热之亦黑，返本（即第二卦“坤”的土性）之义也。”
李约瑟认为：“这段话正如王逵其人，他记下了别人所未观察到的许多有生物化学意义的奇异事物，但也显示了卦系统的玄虚性。由于在此前的若干世纪里，血红色已被武断地选定是与坎卦联系着的，于是说坎卦在控制着它，就成为对血的红色一种圆满的解释”，不再深究了（[1]，361页）。
李约瑟指出，坎卦的对偶离卦在解释为什么有些动物有体外骨骼时，也起着类似的作用。《易·说卦》曰：“离为鳖、为蟹、为蚌、为龟。”孔颖达的解释是“取其刚在外”，因为离卦上下各有一阳爻，中间有一阴爻。按照这种说法，坎卦应代表鱼类、爬虫类和哺乳类，“但是我未曾看到过这样的明确提法；然而，坎的动物是猪”（[1]，361页），一直到明末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都还遵循着这种陈旧的观点。
李约瑟还举了一个更为可笑的生理学上的例子。《蠡海集·人身类》说：人的上眼皮能运动，下眼皮不能运动，是因为观（第20卦）体现了视觉观念，此一卦为风性的巽（八卦第六）在上，能动，土性的坤（八卦第二）在下，不动。人的下颚动，上颚不动，这是因为颐（第27卦）体现了口的观念，此一卦为雷性的震（八卦第三）在下边，能动，山性的艮（八卦第五）在上边，不动。原文为：
“人之目，上睫动，下睫静，为观卦之象，有观见之义，巽风动于上，坤地静于下。人之口，下颏动，上颏静，为颐卦之象，有颐养之义，震雷动于下，艮山止于上。”
1.4 卦的符号体系与封建官僚体制之间的配合
李约瑟说，如果上述这些论证引起人们失望的话，我们就必须回忆一下，我们欧洲人的祖先们在14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也就是剑桥大学较老的各学院创立的时候，其情形也好不了多少（[1]，362页）。但是，以下情况使得《周易》的破坏作用就变得越来越明显，即《周易》那种精致化了的符号体系是与官僚制的社会体制相适应的一种世界观，“它是对自然现象的‘行政管理的途径’？当中国的科学著作者说某某卦‘支配着’某某时刻或现象时，当某种自然物体或事件据说是在某某卦的‘主管之下’时，我们就不禁想起在政府机关工作的人们所熟悉的那套用语：‘相应咨转贵部查办’，‘转请贵部查照’，等等。《周易》可以说是构成了一个‘把各种观念通过正当渠道转致正当部门’的机构。”（[1]，364页）“它诱使那些对自然界感兴趣的人停留在根本不成其为解释的解释上。”（[1]，363页）
2 莱布尼兹在接触到《周易》以前已发明二进制
李约瑟还就莱布尼兹（G.W.Leibniz，1646—1716 ）是受《周易》的启发而发明二进制的问题进行了批驳。他指出，莱布尼兹《论二进制算术》（De Progressione Dyadica）一文写于1679年，发表于1703 年，这中间相隔24年。在这期间，从1697年到1702年之间，莱布尼兹和在华传教士白晋（J.Bouvet，1656—1730，1687 年抵华）有许多通信。 1698年，白晋引起了莱布尼兹对《周易》的注意。1701年4月， 莱布尼兹把二进制数字表寄给白晋，并认识到它与64卦的统一性，即以1 代表阳爻，以0代表阴爻，可以把64卦解释为数字的另一种写法。同年11 月，白晋才把宋代邵雍（1011—1077年）的两张伏羲先天图寄给莱布尼兹。当时他们真以为是公元前2000年伏羲氏的。这就使得莱布尼兹非常兴奋，使他对中国哲学也产生了兴趣，决定发表他的《论二进制算术》，并加了一个很长的副标题：“它只用0与1，并论述其用途以及伏羲氏所使用的古代中国数字的意义”（[1]，367—368页）。
李约瑟认为，莱布尼兹当时这样做是为了给他的发明附加上宗教意义和神学意义。他说：“一切组合均产生于一和零，这好像是说，上帝创造万物是从零开始的，而且只有两条第一原理，即上帝与零”。莱布尼兹想用这种准数学论证来诱导中国人接受基督教（[1]，368页）（注：李约瑟的这一论断在莱布尼兹于1703年5月18日写给白晋的信中， 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您已经充分体会到了它在宗教中的主要功用之一，亦即创世的无与伦比的象征，也就是说，万物来源于惟一的上帝（1）和无（0），没有什么先在的原料。……我相信中国的学者们，当他们了解了这些想法，并且看到伏羲的所有创造都与我们的一致时，将会乐于相信这位巨人也乐于代表上帝（造物主）以及上帝从无创造万物的创世过程。”（《国际易学研究》第二辑，1996年，1—13页））。
李约瑟认为，从数学上来说，二进位制和十进位制、十二进位制和十六进位制一样，没有什么特殊性，在当时也没有显出什么重要性。二进制的重要性只是到了20 世纪控制论和信息论出现以后才显示出来。 1949年维纳（N.Wiener，1894—1964）在他的划时代著作《控制论》一书中说，这种算术已被人于1932年发现是对大型电子计算机最适用的系统，不论是电路开关或热离子阀，只要使用“开”或“关”两种位置就行。维纳并且猜想，高级生物机体中的神经细胞本身也是按照二进制算术原理在进行。1993年美国克林顿总统上任以后，提出耗资4000亿美元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轰动全世界，标志着21世纪将进入信息社会。在信息社会中，绝大多数的信息传输（电视、电话、各种图像）都要转换成二进制数码进行，其特点是速度快、容量大和信息逼真，也有人称之为“数字世界”。但是，这些新技术的发展，是邵雍和莱布尼兹做梦也想不到的，我们只能历史地看待他们的成就，李约瑟说得好：
“研究用阴爻和阳爻的反复交替组成六十四卦的‘变易’的占卜者，他们可以被认为是在进行简单的二进制算术运算，但是他们在这样做的时候，肯定是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的。我们必须要求，任何发明——无论是数学的或是机械的——都应该是有意识地作出并能供使用的。如果《易经》占卜者不曾意识到二进制算术，而且也未曾加以使用，那么，莱布尼兹和白晋的发现就仅仅具有如下的意义，即在邵雍的《易经》解说中所表现的抽象顺序系统是碰巧与包含在二进制算术中的抽象顺序系统相同而已。莱布尼兹和白晋相信是上帝曾启发伏羲把它纳入卦中，这一点我们不必纠缠。”（[1]，369—370页）
收稿日期：2000—0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