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主义与民主之辨
杨 倩1程同顺2
(1.中国延安干部学院 教学科研部，陕西 延安716000；2.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天津 300350)
摘要： 民粹主义和民主二者都强调人民的统治地位，也都声称追求公正平等的价值目标，但是民粹主义与民主在对人民的定位、价值取向、对待制度的态度以及实践方式和手段上又存在巨大差异。将二者进行比较，既能认识西方民主实践形式的不足，又可以有效防范民主滑向民粹主义的泥淖。
关键词： 民粹主义；民主；非制度化；极端平民化
民粹主义是一个争议性很大的概念，带有很大的模糊性和歧义性，以至于学界至今还没有形成一个比较明确并受到普遍认可的民粹主义的概念和理论体系。民粹主义在本质上变幻莫测，可以指代不同背景和不同时代下的各种不同现象，它可以是一种政治运动，也可以是一种意识形态，还可以用来形容政治家和政党。从19世纪美国的人民党运动，到20世纪阿根廷的庇隆主义，再到美国金融海啸之后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和茶党运动以及2016年英国公投脱欧和特朗普当选为美国总统等事件、现象、运动，都被称为民粹主义。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我们能够凭直觉将某些社会运动或意识形态称之为民粹主义，但如果想把这些直觉抽象归纳为概念，却是非常困难的[1]。民粹和民主一字之差，为何民主人人追随而民粹人人喊打？二者究竟有何共性与差别？
一、民粹主义的起源和演变
从起源上看，“民粹主义”最初特指两种现象：俄国民粹主义和美国的人民党运动，这也是第一代民粹主义。俄国民粹主义指的是19世纪60～70年代俄国知识分子中“民粹派”的主张和实践。他们特别强调村社和农民在俄国社会中的重要地位，认为俄国有绕过资本主义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内在可能性，主张通过农村公社来绕过资本主义，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以避免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美国的人民党运动专指19世纪末美国由人民党倡导的依靠底层农民的力量来对抗腐败的商业精英及政党的自下而上的平民运动。美国的人民党在1892年的奥马哈大会上成立，它成立的背景是区域农业组织中的农民及其他平民反对执政的政治和经济精英。人民党人普遍攻击来自东部的富人，特别是腐败的铁路公司、政治家和资本家，反映了工业化过程中农业平民对于自己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被边缘化的强烈不满与抗议情绪。
随着社会的发展，六分法已难以满足图书分类的需要。西晋武帝时期，秘书监荀勖等编撰《晋中经簿》（亦称《中经新簿》）。此书正文十六卷，另附佛经两卷，共收录图书1885部，20935卷，是一部综合性的藏书目录。《晋中经簿》对传统的六略图书分类体制进行改革，创立了将目录分为甲、乙、丙、丁四部的四部书目分类体系，此分类方法奠定了古代目录学四部分类的基础。
进入20世纪中期，民粹主义被应用于实行独裁政权的第三世界一些国家，它成了一种政治动员方式，这种方式把相对正式的选举政治和魅力型领导风格结合在一起，并用来形容那些利用这种动员方式获得和增强统治合法性的政治领袖，比如阿根廷的庇隆和巴西的瓦尔加斯。在这个意义上，民粹主义被定义为“基于动员起来但还未成为独立组织的平民政治运动，这些民众由扎根于社会中层和上层的精英领导，领导者和其追随者之间的纽带是具有超凡魅力的人格化领袖”。这是第二代民粹主义，很多学者将此称为民粹主义的经典时代。
从20世纪后期到当代，尽管人们仍喜欢用民粹主义来形容第三世界国家的一些魅力型领袖，如委内瑞拉前总统查韦斯，但它正越来越多地用于欧洲，特别是一些极右翼政党，如法国的国民阵线、奥地利的自由党、意大利的北方联盟和五星运动等，它们有传统民粹主义反体制和动员大众以获取支持的特征，但又反映了极右思潮和政党政治的复杂关系,这被称为第三代民粹主义或者新民粹主义。从内容上看，它是欧洲怀疑主义、种族主义和反移民、反伊斯兰的混合物。
从民粹主义的起源和演变可以看出，民粹主义既可以指一种政治运动，也可以是一种意识形态，还可以用来形容政治家和政党，它的这种多面性和易变性使得很难对它进行一个归纳性的描述。在当前学界的有关研究中，可以归纳出至少三种比较有代表性的关于民粹主义的概念，即作为社会思潮的民粹主义、作为政治运动的民粹主义和作为政治策略的民粹主义(见表1)。
表1 民粹主义的三个层次
二、民粹主义与民主经常相伴而生
在民主的视野中，人民不只是手段，还是目的。民主作为反封建制度的武器，它的确立实际就表明了人民对社会自由权的争取以及全面发展自己的需要。民主的最初动力来自于人民要求主宰自己命运的愿望、在广泛的社会领域确保作为权力主体的地位以及民主权利的实现。人民统治所体现的民主，不仅表现为人民掌握国家权力，更表现为被人民掌握的国家权力能够推动人与社会的长久发展。对个人自身命运和价值的关注以及对个人的尊严与权利的维护，是民主理念的主要特征与内涵。
尽管在理论上代议制民主有巨大的优越性，在实践中也取得过乔万尼·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所言的“不比古希腊民主更少的成就”。但是，代议制民主本身也包含着一些无法避免的局限，比如，代议制将民众对政治过程的参与和影响削弱到只剩下选举权，造成了普通民众难以控制和监督政府、公民政治冷漠以及政治生活精英化等问题。从近代以来西方民主政治的发展进程看，它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大众与政治的脱离，政治疏离感和无力感广泛存在于普通民众中。民众或是被剥夺了参与权，或是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参与权，或是虽然意识到了自己的参与权但由于对现实政治的失望和不满从而多具有疏离政治、漠视参与权的倾向。
白金鹏等人在2009年共同建立了一个翼型、剖面及简化模型数据库，实现了模型的参数化和存储。此数据库在一个开放式飞机总体设计环境中集成，能够在几何模型构建、总体布置时调用。数据库中还存有发动机、座椅、飞行员、雷达、座舱显控设备、武器、起落架及其他机电、航电设备的内容[4]。
在很多代议制国家，政治权力由精英政党垄断，他们不关心选民的疾苦，也不能迅速有效地解决选民关心的社会问题为选民谋取利益，他们所关心的只有自己的利益和选民的选票。在很多情况下，代议制民主已经简化为竞选程序，竞选程序又简化为政治营销，政治营销又等同于拼资源、拼谋略、拼演技。特别是在竞选活动中，候选人为吸引选民，常常许下种种诺言或者提出关于国家政策的美好设想，然而事实上，这些诺言多是空头支票，由于不切实际，在他们当选后总是被“忘掉”[2]。
当多元利益发生矛盾和冲突时，应如何实现平衡？在这个意义上，民主实际上是一种利益的妥协，它不是不欢而散，也不是找政府来“主持公道”，而是要求不同的群体以及个人都不断地调整、选择和修正自己[11]。民主在当代的新发展——参与民主和协商民主，其中的精髓就在于它能够促使不同的利益主体通过商讨，吸纳不同意见，相互之间达成妥协从而取得共识，这样既能保证少数人的意见受到尊重，也能有效地避免“多数的暴政”。
民主虽然也强调人民的权力和地位，但仍然尊重既存的法律与制度，强调法律和制度的重要性，讲求程序正义。虽然在许多情况下，法治原则与民主原则可能出现冲突，但当冲突出现时，民主并不以一时一地大多数人民的意志为依归，而是仍然强调法律程序的重要性。当然，法律可以经过民主程序得到修正，以反映大多数人民的愿望与意志，但在法律尚未修订之前，即便是多数人的愿望也不能够改变法律的规定。
换油周期的延长，对润滑油的剪切稳定性提出了挑战。此次展会，阿朗新科还将介绍其针对这一市场变化推出的Keltan OCP极强稳定性的牌号K0500R。该牌号是无定形OCP黏指剂，具有优异的低温性能，其剪切稳定指数（SSI）为18，符合当前市场的最新技术发展要求。目前，阿朗新科正在积极与润滑油行业内的标杆企业选用K0500R开展长寿命柴油机油行车实验。
民粹主义的不断突显意味着“壶里的水沸腾了”，主流政治需要将新的社会压力考虑进去。民粹主义可以视为是民主出现问题的一个指示物、一个信号，它的出现提醒人们，民主制度的建立不是一劳永逸的，自由民主更不是历史的终结，而是要不断进行自我完善的。保罗·塔格特(Paul Taggart)曾说过，民粹主义是一张晴雨表，透过它可以诊断代议制政治体系的健康状况。民粹主义之所以会周期性、间歇性地出现，肯定是因为代议制民主在某个环节上出了故障。
三、民粹主义与民主的共性
(一)强调人民的统治地位
民主以人民主权为基础，在理论上表现为人民掌握国家权力，在实践上则表现为人民自己进行统治，在国家生活的所有事务上人民有权自己决定，即所谓“政事取决于民众”[4]。进一步来说，民主所体现的人民统治，不仅表现为人民掌握国家权力，还表现为人民要作为行为主体进行治理以及被人民掌握的国家权力能够促进人与社会的发展，借用林肯的一句经典概括就是“民有、民治、民享”。这种人民统治的观念不仅是民主的核心要素，也是民粹主义给人民的许诺和追求的目标。
民粹主义尊崇人民，强调人民在政治中的根本地位，认为人民才是最高主权的拥有者，主张让人民直接参与政治过程，并且宣称要成为“小人物”的代言人。美国19世纪人民党运动提出的目标是“把共和国政府的权力还给普通人民”。罗斯·佩罗(Ross Perot)在1992年竞选美国总统时指出，只有人民“才是国家的所有者，该是他们从这一所有权中获益的时候了”。查韦斯强调“21世纪社会主义”本质上来说是人民民主、参与民主和人民担当主角的民主，“必须用各种方式保证人民说话”，“让劳动人民在政治上翻身”。在这个意义上讲，民粹主义和民主都强调人民的统治地位。
(二)追求平等公正的价值
平等和公正既是民主的内在精神和原则，也是民主所追求的理想价值。作为一种规范的理念，民主意味着政治平等，也就是要让每位公民在彼此平等的基础上充分参与、决定与自己有关的事务。作为一种政体，民主不是致力于实现完美的社会或者政治体制，而是提供一套完整的民主程序，实现公民的政治平等与自由，使人人都享有平等参与权。作为一种工具，民主曾经是多数穷人反对少数富人的武器，那些积极地从有组织的政治运动中寻找民主的人，希望民主能够提高他们对政治统治的分享，削弱统治阶级手中的权力。民主这一反抗专断权力的维度体现了它对公正的社会秩序和平等的参与权的追求。
尽管民粹主义也强调人民的地位和重要性，强调人民的参与，但人民在很大程度上处于一种工具性地位，因此人民本身就不是重点了。同样，虽然民粹主义也会表达一系列的“民主”诉求，诸如改善社会保障、医疗卫生、降低税收、反对战争，等等，但由于民粹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策略和一种权宜之计，在于讨好甚至是诱惑人民，因此重点自然也就不在这些诉求的实质内容，并且对于这些诉求也没有具体可行的方案，更多的时候仅只是一些响亮而空泛的口号而已。20世纪90年代以来实施民粹政策的拉美国家，大多不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负担能力，盲目扩大社会福利，不仅造成福利超载而无法持续，而且还使社会福利和经济增长同时落入陷阱，进而引发了新一轮的社会政治动荡。如阿根廷，当社会经济不景气时，政府就开始实施提高工人工资的措施，但随着财政支出的不断扩大而达到无法承受时，政府只能通过增加货币发行和提高税收来平衡财政赤字，导致通货膨胀和工人的实际收入下降，造成了新一轮的经济衰退和社会动荡[15]。
四、民粹主义与民主的差异
民粹主义和民主同样都强调人民的统治以及平等公正的价值，它们究竟有何不同？二者的差别主要表现在对人民的定位、价值取向、对待制度的态度以及实践方式和手段四个层面上。
(一)对人民的定位不同
人民，通常指的是执政者(统治者)之外的一个范畴，指的是不直接行使国家权力的人。人民与作为个体的个人也是不一样的，一方面，作为人民他们彼此之间在政治上平等，不存在政治意义上的差异，因而他们是同质的，而作为个体的个人之间却有复杂多样的对比和划分方式；另一方面，人民必须通过某种集体意志或利益，也就是“公意”来凝聚呈现，以有别于单个个体意志加总的“众意”。民粹主义和民主对人民的理解和定义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区别。
第一，民粹主义所指的人民通常是“平民”，是指那些处在社会底层的经济上相对贫困、政治上没有发言权的草根阶层和处于边缘的弱势群体，通常是农民、劳工阶层、城市贫民等，他们通常也被称为“沉默的大多数”。而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权贵和富裕阶层是被排除在人民之外的，通常也是人民所反对的对象。民主语境下的人民通常是“公民”，是具有一国国籍、根据该国法律规定参与社会活动享有权利并承担相应义务的人。公民的身份和资格由国家的法律确定，而不是以财富或者政治地位来决定。
第二，民粹主义视野中的人民，并不是具体的人，而是一个抽象的、同质的实体，是一个整体取向的集合概念。它强调人民作为整体或群体的意志和利益，无视对个人权利和尊严的尊重与保护。就像俄国民粹派非常崇拜农民，但它崇拜的实际上是“村社”这一传统的集体组织，并且认为那些主张单干的农民是“最危险的敌人”[6]。
民主所指的人民通常是具体的，包括工人、农民，像企业主、银行家等精英也包含在其中，还包括一些团体组织，比如协会、政党等。并且，与民粹主义的整体本位不同，现代民主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人本位的，强调个人价值的实现和个人权利的保护，认为政府仅仅是保障个人权利和自由的手段，政府没有任何理由剥夺个人的权利，“民主的基本原则就是尊重个人的尊严”[7]。
第三，人民在民粹主义视野中通常只是一种工具，一种挑战现有体制或者巩固政权的工具。人民在很大程度上是被政治家或其他团体建构出来用以支持、满足他们的事业和对权力的欲望的。科恩豪泽认为，一盘散沙的社会很容易进行动员和操纵，而“群众人”孤独无靠，正可受人利用[8]。曾作为阿根廷人民救世主的总统庇隆在一次演讲中说道：“资本家先生们！不要害怕我的工会运动。资本主义从来不曾像今天这样稳固。我准备把全国的工人组织起来，为的是让国家来领导他们，让国家给他们指出方向。通过这些办法，那些在战后可能威胁我国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潮流和革命潮流，就将在工人中间失去作用。工人的待遇应该略加改善，这样他们就会成为一支容易控制的力量。”[9]这实际上就是庇隆重视劳工的真实目的，他给劳工增加待遇，提高劳工的地位，并不是真正为了劳工自身的发展，而只是将劳工作为一支外围力量和平衡力量而已。
民粹主义与民主相伴而生，主要指的是作为现代民主形态的代议制民主，代议制民主的缺陷很容易诱发民粹主义的结果。西方自由民主内涵着“理想”与“现实”两个相互矛盾的方面。就民主显示的政治理想而言，它意味着人民主权、平等自由、人民有同等的机会参与政治。然而，这仅仅是一种理想而已。在现实中民主是一种以代议制、政党政治、自由选举、权力分立为特征和运作规范的实践方式。因此在现实层面上，人民参政的机会和形式只是投票，“人民”变成了“选民”，民主也由最原初的“人民统治”变成了“人民选择统治者”。
(二)价值取向不同
从民粹主义反对精英、反对代议制和排外的特征就可以看出，它是一个极富敌对性和斗争性的概念。民粹主义将人民视为一个同质的整体，所以在语言风格上，常常使用“团结的人民”(United People)、“我们的人民”(Our People)等话语，比如罗斯·佩罗将他的政党命名为“我们团结起来支持美国”(United We Stand America)，特朗普则将美国视为一个整体，通过高喊“让美国保持伟大”(Keep America Great！)而当选总统。这样的话语除了有助于增加内部凝聚力之外，实际上更暗含着一种敌对性，暗含着要将“我们”和“他们”划清界限、“我们”要联合起来共同反对“他们”。“我们”指的就是善良、纯洁的人民，而“他们”就是腐败的精英以及危险的其他人，包括移民、不同种族和宗教信仰的人。在民粹主义观念中，“他们”不仅是敌人，更是魔鬼。因此，妥协是不可能的，因为会玷污了高尚的人民。
在价值取向上，民粹主义制造敌对，民主强调包容、协商；民粹主义强调集体意志，民主强调多元利益；民粹主义更多的是讨好、诱惑人民，民主则强调教育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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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民粹主义将人民视为一个同质的整体还意味着它否认作为现代民主重要特征的多元价值。既然它强调人民的集体意志，那么自然而然就倾向于追求一致，忽视社会是由各种不同的个人利益和团体利益构成这一点。在现代民主视野中，社会存在着多个独立但并不相互排斥而是相互竞争的利益团体，它们之间的利益需要区别对待和相互妥协，而不是无条件地累加在一起，这也就形成了价值上的多元主义，也承认了政治冲突是政治生活的重要特征。民主允许各种不一致的观点的存在，它只是要求民主游戏规则的一致性，而不是实质性观点的一致性，民主政治就是将对立和冲突控制在一定的原则和一定的框架中[10]。
民主政府声称代表人民，但实际上它无法满足人民的民主愿望。政府的“承诺”与“实际行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偏差，必然导致人民心中的不满不断积累，并且在时机成熟时就会宣泄出来。当代议民主制无法为民众提供充分的利益表达渠道，当政治精英被认为失信于他们所代表的民众，当民众对选举、民主和体制的不满和不信任情绪化为政治行为或政治理念时，民粹主义就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或是民粹主义政党在政治舞台上的活跃，或是底层民众的社会运动。
此外，民主强调对人民的教育，而民粹主义则更多的是引诱和讨好人民。用蒲鲁东的话来说，如果将民主视为教育和训练人民而不是引诱人民的意愿，那么民粹主义就可以被视为是一种民主意识形态的堕落[12]。
水驱后期，由于原油黏度变大，水油流度比进一步扩大，日产油能力的提升更加困难。以胜利油田某一普通稠油油藏中注采对应好的一口油井和一口水井为例，注水初期，油井日产油能力由2.0t提升到4.6t。而后日产油能力快速递减，含水率不断上升。当日产油能力递减到1.8t、含水率上升到87%时，注入井日注量由33t提高至48t，生产井采取换大泵提液，日产液能力由18t提高到51t，日产油能力仅提高到2.0t。普通稠油油藏水驱后期，强化采油效果不明显，日产油能力提高比前期更困难。
虽然当民主作为一种手段时，它所追求的目的有很多，诸如提高政府决策的利益整合功能，保证政治系统的稳定运转，增强政治体系的合法性、权威性，等等，但对人民的教育是民主所强调的重点，这既是民主要实现的目的，又是实现民主的手段。如卢梭认为，民主参与能够提高个人的自由价值，并具有自我教育功能，也就是说，人们通过参与政治的过程，不仅可以强化社会责任感，还可以由此而促成负责任的政治行为。约翰·密尔(John Stuart Mill)认为，民主有很多教育功能，比如，它可能促进一种积极、进取、奋斗的民族性格，能够增进和提高人民的知识与能力，可以塑造人民优良的品质，更能够培育公民的公共精神[13]。率先提出“参与民主”的政治学家阿诺德·考夫曼(Walter Arnold Kaufmann)认为，参与民主可以产生许多有益的结果，但其主要功能不是为了保护和稳定社区，而是能够发展人的思想、感情与行动的力量[14]。
2006-2016年各国GDP总量见表2。据表2可知，中国GDP总量仅次于美国，但中国农业补贴总额PSE占GDP的比重较低，PSE最高峰在2015年仅仅达到GDP的1.15%，相比于2008年0.33%有了一定幅度的增长。农业作为中国的基础性产业，国家对农业补贴投入力度远远不够。
依孔子提供的标准，刚毅木讷近仁，阴柔显然不在此例，士大夫最好蓄上胡子，仗剑走天涯，贴身戴着的玉佩按进行曲的节奏发出脆响，配合威武雄壮之姿，步入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民粹主义强调民众的直接参与，强调作为统治阶级的精英与作为被统治阶级的平民之间的二元对立，这其中的确有很多保守落后的非理性成分，如反精英主义、反智主义、整体主义以及平均主义，等等，但在另一方面，民粹主义也包含着反对专制和追求平等、公正的进步精神。长期形成的阶级不平等，使得统治阶级垄断着权力、财产、教育以及文化，在他们实施统治的过程中，哪里有普遍的怨恨情绪，哪里就有民粹主义。在这个意义上，民粹主义是民众对上层压力的应激性反应，表达了民众对现状的不满情绪，代表了民众对统治阶级的特权地位、精英与平民之间的不平等以及精英操纵和人民无权的政治体制的反抗。作为典型的民粹主义运动的“占领华尔街”打出的一个口号是“99%的我们再也无法忍受那1%的贪婪和腐败”，参与者表示，财富不公平地集中于少数人手中，他们想要摧毁一个只让1%的人口受益、将绝大多数民众置于贫苦境地的制度，开启一个新的社会和新的生活方式。因此，民粹主义不应被笼统地定义为落后的、反动的东西。在某种程度上，民粹主义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它可能代表了民众对贫困、不公正和不平等的现实情况所作出的反应[5]。民粹主义作为受损民众与统治精英之间冲突激化的产物，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使社会不断实现平等公正的理想价值。
(三)对制度的态度不同
在制度层面，现代民主的实现机制是代议制，也就是通过普选选出民意代表，由民意代表组成主权机关，代替普通人民间接行使对国家的统治权。民粹主义反对一切制度化的机构和中介，排斥间接民主，否定代议制，渴望用直接的方式而不是通过中介表达人民的意愿，认为代议制下的人民不能直接参与政治过程，因而并没有统治权，所以只是一种虚假的民主，因此民粹主义呼吁简单化、直接化的政治。
需要注意的一点是，民主在当代的新发展——参与民主虽然也主张大众参与，给人民更多的直接参与权，并对代议制提出质疑和批评。但是它与民粹主义的一个根本区别在于参与民主并不完全排斥代议制，尤其不是挑战国家制度层面的代议制度，而是在体制框架内、作为对代议制的补充出现的，它并不主张完全由公众亲自行使权力，而是强调公众的直接参与和代议制度相结合，主张公众广泛地直接参与和其密切相关的基层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比如参与工厂企业的日常管理和决策，通过网络等电子渠道进行意见表达，等等，它是在代议制民主的基础上引进更多的直接民主因素。
在对待法律的态度上，民粹主义和民主也有很大不同。民粹主义多是以人治为主，多是通过法律之外的手段给人们想要的东西，法律条文在民粹主义那里形同虚设甚至可以随时变更。在民粹主义的人民主权的逻辑下，人民具有天然的和最高的合法性，人民的权力被推向了一个不受限制的高度，也就是说人民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同时，民粹主义认为法律和程序是人民和政府之间的障碍物，希望政府对人民的意愿能够作出直接、迅速的反应，而不是通过法律程序、代表机构或者其他的中介。如2019年2月1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因为美国和墨西哥之间修建边境墙的问题，居然宣布美国进入紧急状态，完全是置宪法和制度于不顾的民粹主义做法。
当今民粹主义不仅在发展中国家成长壮大，而且也在美国和欧洲等发达国家迅速蔓延，主要原因是经济发展的成果在不同国家以及同一国家的不同群体之间分配是不均衡的，尤其是在经历金融海啸和经受债务危机的背景下，欧美发达国家的普通民众感受到了巨大的社会不公，他们正在承受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和发展压力，因此声称代表他们的利益并帮助他们发泄不满的民粹主义就有了产生和存在的市场。如2016年6月英国公投脱欧的意外成功，正是由于不少英国民众感受到他们的就业机会和社会福利不断遭受来自欧盟新成员国移民的稀释，而欧盟强行摊派给英国的中东难民配额更使他们心生恐惧，因而在民粹主义政客的鼓动之下便投下了赞同脱离欧盟的一票。2016年12月意大利修宪公投的失败，也是由于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年轻人难以找到工作和持续涌入的移民，激化了意大利的社会矛盾，使普通民众心生不满而导致的结果[3]。
(四)实践方式和手段不同
在实践层面，民主强调有规则地参与，通常情况下是定期的选举以及民众的基层参与。民粹主义常表现出急躁和偏激的特点，通常表现为激进的社会运动。
在作为现代民主主要形式的代议制下，人民不直接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力，而是通过代议机关来行使国家权力。它是由一系列程序所构成的完整体系，包括定期选举、政党政治、公开辩论和政策制定。一些治国方案和政策在制定实施之前，会经过一系列复杂环节和程序，被反复讨论和比较，以选出切实可行的建议，决定应该做什么和怎么做。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托马斯·杰斐逊所说的“共同体的冷静和审议(cool and deliberate)意识”，审议的主要作用在于“放慢”(slow)。当人们比较急躁的时候，理性便很难起什么作用了。繁琐的程序和必要的延迟使得各方都有时间进行思考，让人更加仔细和理性，使激烈的争论受到控制，从而提高决策质量，避免一时冲动作出不明智的决定。一个运作良好的民主体制和设计完善的法律，有助于抑制人们反复无常的倾向和盲目行动的冲动。
而民粹主义反对代议制，排斥一切制度化的设计和安排，要求对人民的需求作出即时回应，急于求成，这就使得民粹主义常采取激进行动，并且也常与魅力型政治联系在一起，因为这种模式的政治可以避免复杂的制度结构，能够满足民粹主义对直接、简单的政治的追求。民粹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情感、精神力量和道德感召，体现了一种非理性的集体行动逻辑。为了让大众直接参与到政治生活中，克里斯玛型领袖(Charismatic Leadership)在全社会进行广泛的政治动员，激发大众的政治热情，将习惯于疏远政治的“沉默的大多数”纳入政治进程。
几乎所有的民粹主义都与克里斯玛型领袖有关。阿根廷的庇隆、法国的勒庞、意大利的贝卢斯科尼、奥地利的海德尔以及曾经向选民宣称“我是你们的代言人”的特朗普等，他们都是富有魅力和个性的政治领袖，能言善辩，语言简单有力，在民众中有相当的亲和力。还有非常著名的庇隆夫人艾薇塔，她凭借自身的美貌、平民身份和亲民形象赢得了大多数阿根廷民众的喜欢，她的名望甚至超过了庇隆，她轻松帮庇隆赢得了两次选举。人们因为喜欢她而投票给庇隆，而庇隆的国家政策和政治主张已经完全不重要了。然而在艾薇塔去世之后，阿根廷民众才意识到，他们实际上并没有得到什么。艾薇塔两次轻松地帮助庇隆赢得选举，本质上就是利用了选民非理性的情感。
在民粹主义那里，集体非理性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呈现，最极端的主张最有吸引力，声音最大的人最有感召力。理性不是一种必要的价值，因为分析、说理和思辨都无助于激发大众的热情，也不能立即争取民意的力量。这也使民粹主义通常诉诸于极端党派或激进运动，而不是政党政治的传统模式。这也是卢梭口中的“广场政治”——群众走进议会，政治走向广场。广场政治是民众冲动的海洋，一切规则、惯例、制度安排都成为浪底沉舟，观众参与爆炸，所有人都登上舞台，一齐进入革命狂欢！[16]
由于现场不能提供该场地土工参数，借鉴类似工程相关参数，计算均采用表1参数，施工中依据施工具体情况进行调整。
五、结语
如果从与民主相比较的角度来理解民粹主义，民粹主义可以视为民主的极端主义(democratist extremism)或超民主主义(hyper-democratism)[17]，也有学者将其视为由腐败的民主理念产生的伪民主和后民主(pseudo- and post-democratic)[18]或是民主的病变(pathology of democracy)[19]，它呈现出：虚假性——以人民整体的名义压制个人尊严和权利；激进性——致力于构建人民和政府之间的直接关系；极端性——将人民的权力推向一个不受限制的高度；急躁性——崇尚绕开复杂程序和规则的简单化政治。
第三，雷可夫和约翰逊声称体验哲学不继承任何业已发展的哲学理论，是一种全新的哲学理论［3］496，并认为由于它的创建，两千多年来人类关于哲学的思考已成过去，哲学再不是原来的样子［3］3。如此言过其实的话语完全忽略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思维、认识的观点。目前，国内已有学者将体验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观进行了对比研究［9-10］，结论是体验哲学观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许多方面有共同之处，这表明体验哲学中的许多论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早已阐释过的。如此看来，体验哲学的观点并不全是创新性的，说它“彻底改变了传统的西方哲学观”［11］是站不住脚的。
继续深化农业种植结构调整。在对接河南省委、省政府“四优四化”要求的基础上，继续调整农业种植结构，扩大新增特色种植，大力发展新型产业。深化与河南省农科院、华大基因研究院等研究机构合作，强化优质小麦、谷子、花生等农作物新品种选育。
对于齿板锚固区，除了锚下局部承压，更值得关注的是锚固块与箱梁顶、底板交界处的“牛腿效应”所引起的应力集中现象。
基于“人民主权”这一最原初的理想以及民主内涵的“理想”与“现实”两个相互矛盾的方面，民粹主义是民主政治和民主化进程中所不可避免的。正如玛格丽特·卡农范(Margaret Canovan)所言，民粹主义是民主投射下来的一片阴影。因此可以说，只要民主存在的地方，或者有民主诉求的地方，就有可能存在民粹主义。民粹运动与其说是反民主的，不如说是民主理想所激发的。在现实政治中，要增强政治的活力，消减社会危机，缓解社会矛盾，推进民主的巩固和民主范围的扩大，必然要依赖于全体公民的参与，也依赖于精英阶层的良性引导。所以，对于民粹主义的出现，要予以警惕，分析其产生的根源和原因，并将这一反体制的激情和力量吸收到既定的制度框架中，通过法律和制度的约束，使其进入体制内进行表达、竞争或协商。通过对民粹主义的控制和引导，使之成为推进民主发展的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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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2019-01-2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编号：16BZZ024).
作者简介： 杨 倩，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讲师，政治学博士，主要从事政治学理论和党的建设研究；程同顺，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政治学理论和中国农村政治研究.
中图分类号： D08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3969/j.issn.1009-3699.2019.05.006
[责任编辑 彭国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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