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政治国家与市场社会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论文,国家论文,市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非政治国家：它是“正在消亡的国家， 在它消亡的一定阶段”上出现的
国家作为一个历史范畴，也和其他社会存在一样，表现为一个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无产阶级国家是“过渡性质的国家”，就它从剥削阶级的政权机关变为被剥削者的政权机关，变为全体人民用来管理社会生产的工具来说，它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列宁称它为“半国家”（《列宁选集》第3卷，第185页）。正是无产阶级国家的“半国家”性质，决定了它必然地要由政治国家向非政治国家发展。
对于“非政治国家”，列宁指出它是“正在消亡的国家，在它消亡的一定阶段”上出现的，其特征是由“政治职能变为简单管理职能”（《列宁选集》第3卷，第224页）。因而要理解“非政治国家”，首要的问题就是明确“一定阶段”的深刻内涵。
国家是在阶级对抗的基础上产生的，国家消亡的首要条件就是阶级的被消灭。国家消亡具有“渐进性”，这种“渐进性”主要表现为国家消亡是分阶段的，因此，国家消亡的阶段性也就表现为作为国家产生基础的阶级被消灭的程度。由于阶级、阶级斗争、国家权力的政治性质与国家的消亡密不可分，因而可以说，国家消亡的过程也就是国家权力政治性质逐渐消失的过程。作为国家消亡发展阶段的政治国家和非政治国家正是在这个问题上被区别开了。
国家的本质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以往的一切国家由于阶级矛盾的对抗性质，阶级斗争的程度是空前激烈的。处于被统治地位的劳动人民为此展开了反对统治阶级的斗争。如果这种斗争是在阶级政党的正确领导下进行的，就有可能推翻这个统治阶级国家的上层建筑及其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这就危及到了统治阶级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统治阶级就会对人民的反抗斗争实行镇压，维护和巩固统治的经济基础，这就是国家的镇压职能。同时，国家又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镇压职能对于经济基础只能起到一定的维系作用，国家还必须发展生产力，创造适宜于经济基础存在与巩固的社会物质条件，并通过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来缓和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维护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给经济基础的存在予以物质上的保障，这就是国家的经济管理职能。综观以往国家的整个历史时期，由于阶级矛盾的对抗性质、阶级斗争的不断激烈，使国家的镇压职能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和扩大，而经济管理职能越来越具有局限性。正是这种局限性体现了以往国家的政治国家本质。可以说，以住的一切国家之所以为政治国家，就是因为它的国家权力的政治性质日益加强，国家的镇压职能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并随着阶级矛盾的尖锐而强化。由于以往国家的政治国家本质，必然地使这种国家处下处不断的激烈的阶级斗争之中。
无产阶级革命推翻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由于国内和国际因素影响，在无产阶级国家建立的一定时期内，还必须要对国内外的敌对分子实行镇压，这说明在无产阶级国家建立的一段时期内，国家权力的政治性质还没有消失，仍然是政治国家。但它和以往的政治国家具有根本的区别，这集中表现在镇压职能的主体上。由于无产阶级国家是“新型民主和新型专政”（《列宁选集》第3卷，第200页）的结合，实现了人民的当家作主。 民主的广泛性改变了以往剥削阶级国家少数人对多数人专政的现象，代之以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大多数对少数敌对分子实行的镇压，这种镇压无论在社会条件上还是人力对比上都和以往剥削阶级国家具有不同的性质，它付出的代价要少得多，更易于达到目的。同时，无产阶级国家又是新型的国家政权。这种国家政权的新型性质，并不在于国家没有镇压职能，而在于这种镇压职能会随着阶级和阶级差别的彻底消灭而自行消亡，从而使无产阶级国家进入它的非政治时期，即非政治国家。
无产阶级国家一经建立就标志着它本身消亡的开始，而结局就是进入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由于非政治国家是在国家“消亡的一定阶段上”产生的，它就必然地处于无产阶级的政治国家和共产主义的无国家之间，既具有前者的特征又具备后者的特性。就后面的无国家而言，由于完全消灭了阶级，不存在着阶级对抗，因而也就不存在着阶级斗争以及由阶级斗争所导致的镇压职能，国家只是承担起经济文化建设的单向任务，这标志着非政治国家和共产主义无国家在社会政治方面已具有共同点。就前面的政治国家而言，这个时期由于生产力还不够发达，人们的思想水平还未达到共产主义的崇高境界，无产阶级国家在经济上还没有完全成熟，仍然需要用国家来保卫消费品分配方面存在着的“资产阶级法权”（《列宁选集第3卷，第252页》）及生产资料公有制，这又表现为无产阶级的非政治国家和共产主义的无国家之间还存在着原则性的区别。因此，可以说，阶级的消灭、镇压职能的完全消失，经济管理职能的单一存在，就标志着非政治国家的开始，而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实现，国家的完全消亡，则标志着非政治国家的终结。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国家消亡的思想有过一段概括性论述，指出“当国家终于真正成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时，它就使自己成为多余的了。……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马思选集》第3卷，第320页）。
由此可见，列宁的“非政治国家”与恩格斯有关国家消亡的思想是一致的，它指明了社会主义的未来发展趋势。即是在阶级对抗形势有所缓和、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之后，国家的工作重心要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大力发展生产力，建设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以充分展示，这就是非政治国家的本质要求。
二、 市场社会主义：是“实现彻底的社会主义”之前“纠正资本主义一些弊端的过渡性阶段”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不相容理论有两个来源，一是传统社会主义理论从否定商品经济和市场机制的角度排除了社会主义经济中存在市场的可能性，指出社会主义经济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二是新旧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从否定社会主义和公有制的角度提出公有制经济不能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合理配置资源的理论。长期以来，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不相容理论深入人心，它们从对立走向统一，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
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的分析和把握，论证了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并对其特征进行了概括，指出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解决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由国家有计划地组织生产和分配，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从而促使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这样，价值规律对资源配置的调节作用将被社会对劳动时间的直接分配所代替，商品交换与货币关系将不复存在。可以看出，马恩设想的未来社会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的。然而社会主义都是在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首先取得胜利。这些国家由于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都没有经历过发达的资本主义阶级。在革命以前，市场经济没有覆盖全社会，市场经济各种体制也不成熟和完善。在革命初期的紧急状态以及战后恢复时期，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普遍高涨，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国家目标居于领先地位，执政党在人民群众的心目中享有崇高的威信，再加上当时经济发展水平低，建设规模不大，经济结构不复杂，因此计划经济很容易为公众所接受，广泛的人力支持及物力财力的集中使用在短期内会收到较为明显的效果，也是人们认识、理解和体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途经。这样，由于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设想以及有关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经验，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并发挥过积极作用的计划经济便被视为社会主义的固有模式，并随着实践的深入而日益的强化和教条化。但是，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不断深入，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病逐渐暴露出来，否定物质利益差别，实行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排斥竞争和价值规律，片面强调集中统一，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创造性被严重压抑，这样就使社会主义经济缺乏应有的生机和活力，经济发展面临后劲不足的严峻局面。五十年代以来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南斯拉夫、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国所进行的改革实际上就是在这方面所作的尝试。他们对当时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模式进行了批判，把市场机制引入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自治制度和匈牙利的新经济体制就是这种典型。在对这些实践总结反思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些有利于传统认识的、新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这些理论对当时的改革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波兰的布鲁斯提出国家通过控制市场来引导企业决策，实行计划和市场相结合的分权模式。他把整个社会经济体制分为两级，即“中央一级”和“企业联合体”。“中央一级”的作用是制定国民经济总计划，作出基本经济决策并协调整个经济生活，微观决策由企业独立进行，受市场机制的调节。捷克的奥塔·锡克区别了国民经济的微观平衡和宏观平衡。微观平衡是指产品的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的平衡，它是由具有约束力的国民收入分配计划来调节，国家通过市场和计划两种手段实现国民经济的总体平衡。匈牙利的科尔内提出了宏观间接控制下的自由市场模式，把经济模式分为行政协调和市场协调两大类。行政协调分为ⅠA（直接行政协调）和ⅡA（间接行政协调），市场协调分为ⅠB（无控制的市场协调）和ⅡB（宏观控制下的市场协调），并指出改革就是要从ⅡA向ⅡB过渡。 这些思想对西方发达国家经济体制的确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些理论的指导下也进行了诸多的探索和实践，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后来由于同自由主义的合流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导致了九十年代初的苏东剧变，最终以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而告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是在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反思和摒弃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正确处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是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的核心。党的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把市场调节正式引入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模式；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商品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商品经济，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为全面进行经济改革提供了理论指导；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1992年春天，邓小平南巡讲话强调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党的十四大系统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框架和蓝图，标志着我国经济理论和改革理论的重大突破。所有这些，突破了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传统认识，使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从对立走向了统一，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资源配置手段上计划和市场的结合提供了理论保障，也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树立了榜样。受中国改革成果的鼓舞，越南把改革的目标明确为“国家管理的、多种经济成份的、以社会主义为定向的市场经济”。
在西方经济学界，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从对立走向统一也经历了一个过程。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曾发生过一场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能否合理配置资源的大论战。米塞斯、哈耶克、罗宾斯等人把市场同社会主义对立起来，认为市场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经济中由于没有私有制，不可能利用自由市场合理配置资源。兰格于1937年出版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他在书中系统阐述了计划模拟市场的社会主义模式。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消费品和劳动力价格可以通过市场来调节，生产资料的价格由中央计划机构依据“试错法”来加以确定。兰格模式尽管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特征，但他把作为资源配置手段的市场同所有制形式分离开，把市场机制纳入整个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之中，因此他的模式也被称为市场社会主义的最早模式。
战后，西欧各国的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并在本世纪五、六十年代进入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各国社会党人所推行的“福利国家”政策赢得了公众的普遍欢迎，所采取的国家干预及国有化措施也收到了明显的效果，对这些政策措施所进行的理论思考及观念更新也为社会主义公众所接受。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西方发达国家步入了经济的停滞时期。社会结构的变化、社会思潮的逆转及经济形势的严峻局面对社会党人提出了挑战。英国工党在大选中的连续失利促使他们对大选败北的深刻根源进行理论上的探究，并以对社会主义的重新认识作为突破口，牛津大学的戴维、米勃教授提出了“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构想。九十年代初的苏东剧变使人们对民主社会主义进行了重新思考，说明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如果没有强大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支撑，很容易误入歧途而走向反面，最终危害经济的发展，达不到改革的预期目标。在此情况下，一大批左翼的理论家摒弃“冷战”思维，充分肯定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中的优势因素，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结合起来研究，把现代经济理论同马克思的社会经济理论相结合，在辩证分析和全面总结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经验及社会主义改革成果的基础上，按效率和平等的原则构筑了市场社会主义的蓝图，把市场社会主义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市场社会主义肯定了“彻底社会主义”的社会价值取向，同时看到了现实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缺陷的局限，主张利用市场来克服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局限，利用国家对经济的宏观控制来克服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局限性。市场社会主义处于现实社会经济制度与“彻底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性阶段，其目标就是要纠正资本主义的一些弊端，这也是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肯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理论。1998年是《共产党宣言》出版150周年，弗索出版公司拟重印2万册在纽约和伦敦发行。谈到该书的出版缘由，该公司总裁科林·鲁滨逊指出：“人们对于这一千年存在一种焦虑不安的心情。人们认为事情不会就这样继续下去，市场不可能永远欣欣向荣。马克思对于易受到冲击并出现痉挛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描述迎合了这种情绪”（《参考消息》1998 年3月28日，第6 版）”美国事业研究所研究员詹姆斯·格拉斯曼发表了《卡尔·马克思无形的手》，称马克思主义是数十年来“我们这个大陆上最主要的理性模式”，“20世纪自由主义的整个经济和社会纲领的理性基础”，他的有关思想，如一切社会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控制着一切、但最终必将消亡的国家体制之下的集体主义是社会的最好组织形式”，在经济领域所主张的取消私有制，“征收高额累进税”，“通过税收、规章和补贴——掌管经济决定的看法”等都对当今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参考消息》，1998年4月3日，第1版）。
三、系统整合：当今社会主义领域中的“空白领域”
“空白领域”原是绘图学术语，意指尚未精确测定的大陆及其部分。波兰科学院院士亚当·沙夫借用该词暗喻当代社会主义一些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
亚当·沙夫对未来社会主义所要研究的问题进行了概括，经济领域包括“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与私人所有制的关系”，“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集权制与分权制的关系”，政治领域包括“国家与民主（随着工人阶级的消亡，无产阶级专政逐渐消亡）”和“政治多元化与一党制的关系”（《未来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第93页）。他概括和评价了马克思的思想，认为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作出了许多详尽的论述，如以社会化的所有制消灭资本主义阶级制度，消灭对无产阶级的剥削，消除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市场机制所引起的经济上的无政府状态，根据个人的劳动或按照人们的需要对产品重新分配等，但对于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除了个别的注解之外，没有作过系统的论述，这样，“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尽管其上层建筑正经变形，但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由于其生产资料国有化的经济基础，它仍然是社会主义的一种类型”（《未来社会主义，第95页）。他认为马克思的观点具有局限性。消灭私有制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仅仅消灭私有制还不足以建立起广义上的社会主义在两种制度的竞赛中对资本主义的优势地位，相反，还要充分肯定私有制的积极作用。实践并没有证实那种认为生产资料私有制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而社会所有制会加速其发展的观点，更没有证实那种认为市场经济的无政府状态及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不可避免的生产过剩危机对社会起消极作用的观点，现实社会主义国家通过市场经济和对私有制经济实行让步的办法来探索摆脱经济困境的出路，说明了传统共产主义观念中计划经济方案与实践的失灵，同时也说明了市场经济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但他不迷恋市场经济，坚决批判“把西方经济的成就都归功于市场经济“以及”把市场经济看作是唯一神圣武器，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观点。坚决反对八十年代末社会主义国家对市场经济的歇斯底里的狂热崇拜，在此基础上他充分强调了经济计划的重要作用，认为这个计划不是指那种控制国家经济并试图全面干预整个经济生活的垄断力量，而是建立在掌握和了解社会各种实际需求而且是国际范围内需求的广阔前景基础上的计划，它不会消灭在市场中处于竞争的各种力量及社会发展的动力和活力，能预防和遏制市场无政府状态对社会造成的恶果。因此，“经济计划的力量和市场的力量必须在其各自的范围内，在每个国家的经济生活中共同有效地发挥作用”，“当今经济的正常发展需要计划与市场这两种推动力量的合作”（《未来的社会主义》，第102页）。 对于未来社会主义的社会阶级结构，他反对马克思关于社会的阶级结构及发展过程的预言，认为“随着在生产和服务领域使用自动化和机器人的进程，必然要导致传统意义上的劳动的消失以及随之而来的传统的无产阶级有消亡”（《未来的社会主义》，第106页）。 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不断缩小的同时，中产阶级却在日益扩大，由学者、工程师、技术人员、经理人员及其他自动化生产的操纵人员能够成为占有者阶级，并在一定条件下变为统治阶级，“这意味着未来的社会主义有可能成为中产阶级的社会”（《未来的社会主义》，第107页）。这样， “国家作为镇压机关的职能将会消亡，而其作为组织和管理机关的职能将得以保留”（《未来的社会主义》，第111页）。
亚当·沙夫对未来社会主义“空白领域”的探索与前述的非政治国家及市场社会主义具有整合的前提基础。列宁从阶级对抗的消失，国家镇压职能的消亡分析出无产阶级国家面临着建立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的繁重任务，国家的职能只是单一的管理职能。恩格斯则强调了此时的国家是“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他们的侧重点不同，但精神实质却是一致的，都预见到了未来国家的非政治性质。至于国家如何行使管理职能，如何领导生产过程，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他们不可能作出具体的设想。宏观上是强调了国家对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的支配作用，但也不排除有利于建设强大物质技术基础的手段和途径的利用，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可看作是这方面的尝试。
市场社会主义非常强调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并以此为出发点来论证计划和市场的结合，对于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们认为社会主义首先是一种目的状态理论，通过实现经济关系领域和政治关系领域的平等、自由、效率以及这两个领域之间建立的关系实现社会生活的有效、和谐的发展，这种基于经济与政治的平等、自由、效率的含义是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体现。英国的“市场联姻论”是其典型代表。埃斯特林认为传统社会主义把生产资料公有制、高度集权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这些本是手段的东西当作目的的认识不具有逻辑依据，计划的实质并不等同于平等，市场的内在实质也不会阻碍对社会主义目的实现，关键是要构建一种能实现社会主义目的的制度，它可以是结合某种特定形式的社会主义手段的市场制度。美国“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罗默认为运用市场手段来执行中央计划比用中央指令和行政分配的办法更为有效。日本的伊藤诚论证了市场经济的外在性，它作为流通形态可以为不同的社会所利用。市场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看作是一种目的状态理论，市场作为手段可以用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肯定了市场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构筑了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石。
社会主义本质论为非政治国家与市场社会主义的整合提供了论证。“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论述，突破了以往描述社会主义特征的传统思路，直接从哲学的层面上阐述了社会主义之所以为社会主义的根据，从根本上把握了社会主义的大方向和大趋势，实际上也是从一个侧面论述了社会主义的效率和公平的统一问题。“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突出实现公平，非政治国家镇压职能的消亡，经济管理职能的单一实现正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从提高效率的角度阐述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提出了实现这一根本任务的途径，市场社会主义看到了社会主义传统模式效率发挥有限及对生产力发展推动不力的弊端，并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探索其根源，把与资本主义经济高速增长紧密联系的市场机制运用到对社会主义经济的研究之中，力图使市场机制与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中所具有的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优势结合起来，以期为经济发展陷入困境的国家指出一条振兴经济、提高综合国力的有效途径。
市场社会主义侧重于效率，非政治国家侧重于公平。公平作为社会主义的社会价值目标，其实现是以效率的充分发挥即生产力的高度发达作为前提的。在分析市场社会主义思潮时，重要的不在于它所提出的理论或所阐述的主张所包含的合理性成份，而在于它淡化了所有制的界限，强调了对有利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一切手段的利用。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彻底的社会主义，才能使非政治国家在社会主义的未来发展中实现从理论的必然性向现实性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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