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史学界关于近代中国社会心理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界论文,社会心理论文,述评论文,近代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历史心理学是历史知识体系与心理学知识体系相融合的产物”，①是历史科学中一门新型学科。它运用心理学中的一系列理论，研究人类历史中的个体、群体的精神风貌、精神活动及心理活动对整个社会发展的作用和影响。在我国运用心理学方法研究历史现象，剖析历史人物，虽然只是近十年的事，但是已出现了一批颇有力度的代表作，表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本文仅就近年来史学界关于近代中国社会心理研究的概况，略作述评。
一、历史心理研究的必要性
1980年，英国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巴勒克拉夫教授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一书中曾指出：“在其他领域已经出现一股强调‘人文科学’的统一性的强大趋势，历史学也是其中之一，如果说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之间在研究领域上并没有本质的差别，”那么“这两门学科都与心理学有联系，也就是说心理学的思考或明或暗地包括了有关人类行为的全部思考。”②他认为社会学对历史学的影响，首先从心理学开始。
近年来，史学界对历史心理学理论的研究及应用，明显地证明了巴氏的上述观点。如李文海、刘仰东同志在《义务团运动时期社会心理分析》一文中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历史的显示是立体的而不是平面的。只有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去观察，才能了解它的全貌。就义和团运动来说，绝大多数文章都是从政治斗争的角度去进行分析，这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正是问题的主要方面。我们远不能说对这一侧面已经饱览无余，研究得十分透彻了。但是，当我们调换一个角度，尝试着从一个新的侧面对这一历史事件加以审视时，我们有理由期望它呈现若干新的形象，使我们得到一点新的认知。”③
很多学者认为，历史学和一般的自然科学最显著的差异在于人类历史是以人为主体的历史，人类社会不同于自然物质世界。不了解主体的认识水平、感情倾向、思维方式等，就很难把握他们的行为、活动，难以作出科学的结论。如有的学者撰文分析孙中山的个体性格，认为作为民族的先行者，在自我意识上，他有很高的自我肯定感，自我估计过高，这种人的行为往往是由自己的认识来支配的，很少受外界影响，不会轻易接受他人的看法。这种个性特征的长处在于他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发挥自身的创造力，具有超人的远见卓识。在漫长的民主革命生涯中，孙中山之所以能够提出三民主义革命纲领，除了其革命实践外，还在于其强烈的自我意识和超前的创造意识。其短处则在于过于自负，易刚愎自用。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在组建中华革命党过程中，坚持党员必须按指印，宣誓对个人效忠的偏激、固执，便反映了这一点。这说明“无论研究哪个社会和哪个时期，历史学家都必须解释心理的紧张（一一稳定力量和变化力量之间的紧张关系），尤其是那种保证社会继续运转所必需社会秩序的上层结构与作为社会成员的这种紧张关系在何时都无可避免地发生作用，它是历史的骨骼和血肉。”④
二、个体心理研究
个体心理研究是指运用心理学理论，分析近代历史人物的心理特点、个性特征以及历史人物的这些特点、特征对整个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影响。近年来涌现出来的近代社会心理研究的著述，多注重个体心理的研究。如赵莉茹同志的《梁启超心理学思想评述》（《江西师大学报》1984年第1期）、何振东同志的《洪秀全的文化心态》（《徐州师院学报》1990年第3期），何晓明同志的《张之洞文化人格论》（《哲学研究》1993年第10期），黎字剑同志的《孙中山政治心理学思想初探》（《贵州文史丛刊》1989年第1期），朱文华同志的《试析孙中山的领袖意识》（《党校论坛》1989年第8期），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为纪念黄兴诞辰而于1990年8月出版《黄兴研究》，其中收录了有关黄兴心理研究的大量文章。通过分析这些论文，我们可以发现近几年历史人物个体心理研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中国近代历史人物的个体研究，主要是从人物的性格或个性着手，分析人物的典型性格。如王彦明同志的《试论孙中山的革命雄心和性格》一文认为：孙中山具有“发奋图强、卓强自立、百折不回、愈挫愈奋”的性格，⑤从个体心理的意志品质方面描绘了孙中山的坚毅性格。有些文章尽管是从个性进行分析的，但细加品味，仍不离个体性格的范畴。如王杰同志的《民初黄兴心态》一文，就是从性格入手——(1)黄兴对非袁不可的认同感，(2)对民初政局的忧患感，(3)弭息党争的自重感，(4)献身革命的使命感——进行分析的。这些“感”，有认识、情感的成份，但确切地说，是黄兴的性格持征，体现了个体性格中对人对己对社会的态度。⑥
第二，个体心理研究多集中在近代颇具影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身上。洪秀全、梁启超、孙中山、黄兴等。这些人的共性是思想复杂、经历坎坷、活动多、变化大。如有的学者认为无论从思想认识或社会实践看，梁启超均不失为一多变人物，他一生前后约有十变：由追求科举功名的地方阶级知识分子，一变为倡导变法的资产阶级改良派；20世纪初，徘徊于革命与改良之间；1903年由宣传革命共和倒退为开明专制等等。⑦“个人是时代的产儿，思想是现实的反映”。分析历史人物的性格，只能结合历史人物的个性性格并将其思想实践，放在近代中国社会大系统内观察分析，才能理解其真实意义。
第三，选取稳定的个体心理研究，以个体人物的一生活动为基础，分析贯穿历史人物一生较为稳定的个性特征。如《梁启超的心理学思想评述》⑧，《黄兴的品格特质析论》⑨，《试论黄兴的思想与人品》⑩等文章，均勾画了个体终生一贯的典型特征。无论是动荡岁月，还是平静年代；无论是身处逆境，还是一帆风顺，都能体现出个体的本质特征。以郑焱同志的《论湖湘文化背景与黄兴务实性格的形成》(11)为例。该文把黄兴的文化性格概括为：强烈的使命感，刚劲的性格，务实的作风三位一体，这既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湖湘的风范，也是黄兴的贯通一生的典型性格。他也处处表现出务实精神，所以人称“革命之第一实行家”。
三、群体心理研究
近几年，历史心理学研究的侧重点呈现出由个体心理向社会群体心理演化的历史趋向。人们在研究伟人的同时，开始更注意社会民众心理研究。环顾史坛，可以发现，几乎所有的近代中国重大历史事件，都有学者进行了社会群体的心理分析。如《历史的扭曲：论鸦片战争对民族心理的影响》（《菏泽师专学报》1990年第3期》），《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心态剖析》（《社会科学探索》1990第4期），《洋务派矛盾心态析》（《中国近代史人大复印资料》1992年第9期），《试论近代殖民地人们的心理变化》（《农垦师专学报》1989年第3期），《义和团运动时期社会心理分析》（《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5期），《维新志士的心态变革的文化链》（《社会科学》1989年第10期），《论民族社会心理与近代中国改革、革命的失败》（《江海学刊》1989年第1期），《辛亥革命失败新议——城市市民社会心理的选择与制约》（《广州研究》1987年第10期），《民族心理的嬗变和五四运动》（《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1991年第2期），《一二九运动社会心理探析》（《辽宁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心理学分析》（《社会科学家》1989年第4期）等等。
综览上述诸文，可以发现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概括群体心理特征，捕捉“集体精神”。
如果说个体心理具有某种偶然性、不稳定性和非典型特征的话，那么群体心理则恰恰反之。出于相同的社会环境和民族血统，而对同样的社会历史问题，民族群体心理的产生、运作是有规律可寻的。如董立仁同志在《民族的心理嬗变与五四运动》一文，即将五四运动前夕中华民族心理的共同特征概括为两点：一是对日本入侵的“厌恶”，二是对祖国前途的担忧，这是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中国民族心理两个突出的特点。这两个民族特点的产生，是和当时社会历史条件分不开的。当时日本出兵吞并朝鲜，使中国人大有“唇亡齿寒”之感；日本强占台湾，中国人的民族情绪受到极大压抑，民族性格被极度扭曲，于是，反日救亡的“种子”已深深地埋在了中国人的心中。(12)到五四运动前夕，这种反日情绪在一些“隐性刺激”因素作用下，突然爆发，这些因素除了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这个导火线之外，还包括十月革命胜利，使中国人产生“不胜希望”之情；朝鲜的“三·一”独立运动惊醒沉睡的青年。正是这诸种因素交互作用，五四爱国运动勃然而兴。
这是研究群体精神的正面价值。此外还有学者注意研究了群体心理的负面价值。如季云飞同志的《论民族社会心理与近代中国改革、革命的失败》一文指出：“中华民族社会心理主要特征表现在崇权威、畏天命；讲传统、重经验、喜保守；主自强、行排外等方面。在近代中国，这些社会心理特征尽管在某些方面仍起积极作用，但就其诸种社会心理特征所形成的‘合成’而言，作用是消极的，它束缚制约着近代中国的改革和革命，成为巨大的阻滞力，因此，民族社会心理的消极作用是近代改革、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13)
第二，研究中国社会心理由传统走向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从本质上看，近代中国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走向近代化的历史。从广义上看，近代化不仅包括政治近代化、经济近代化、文化近代化，也应包括民众心理的近代化。如乐正同志在《清末上海通商与社会心态变异》一文中即指出：对外通商使商人成为上海的主角，近代商业意识与文化成为这个特定社会的精神主宰：赢利至上与金钱万能的思想支配着人们的行动，竞争意识与冒险精神得到社会的鼓励，生活方式与消费心理日益远离传统农业社会的崇俭观念模式，为商人与市民所偏爱的通俗文化逐步兴起而成为一种新潮。由于通商，上海既是本国多元文化的汇聚地，又是中西文化交流中心，各种文化互相渗透，人们的心态不断游移变异，思维空间日益扩大，商业竞争氛围日益强化，移民对本体文化重新认同。所以对外通商带来的社会心态变异过程实质上就是人的近代化过程。(14)
第三，探讨“群体心理”在重大历史事件中的微妙作用。如王继平同志在《辛亥革命成败新议》一文中，即从城市市民社会心理的选择与制约机制出发，探讨辛亥革命成败的原因，他认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特点，决定了辛亥革命必然是采取城市政治变动的形式来实现的，因此，它的成败，必然是受到城市的主体——市民等级心理意识和政治态度的选择和制约。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和资产阶级的历史特点，使城市市民等级在整体上具有了与它主体阶级相一致的利益关系，因而他们能够在革命斗争时期内支持和参与资产阶级变更的斗争，并在实质上推动了它的成功。然而，与它的主体阶级一样，市民等级也同样存在着种种弱点，这些弱点又给予辛亥革命的成败以重大的影响，并最终导致了辛亥革命的失败。(15)
总之，近年来学术界关于近代中国社会群体心理的问题探讨是有益的，它给人以崭新的观察问题的独特视角，使人们更加全面深刻地理解、体味历史，表明了历史研究的新的趋向。
四、问题与展望
西方历史心理学在我国曾两次传入：第一次是本世纪30-40年代，第二次则在80年代。今天正处于方兴未艾的历史阶段。由于历史心理学在中国传播为时短暂，使得其研究应用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值得注意的现象。
第一，生硬嫁接，缺少融合。历史心理学是历史学与心理学的结合，但这种结合，不是简单的合成、合并，而是历史学家在掌握了普通心理学、社会心理学、民族心理学、人格心理学等等一系列心理学的理论体系后，把彼此孤立、互相分离的事件、人物等用科学的方法结合起来，经过加工、处理，得到有机的整合。正如巴勒克拉夫所说：有的文章“不顾场合地使用心理学的普遍概念、自卑、情绪、抑制、机制、下意识、内倾……作为解释历史的原理”(16)，于是给整个历史心理的研究笼罩了一层阴影，使人们误认为历史心理学是一种白描的、现象化的认识，缺少理性。
第二，文不对题、内容不符。有的个别同志使用心理学的概念不够严谨，明明是个性或性格方面的分析，却在文章的题目上冠以心理学分析、心态分析等等，概念使用过当。心理学是研究心理现象的一门科学，心理是指人的各种心理现象、心理活动，既包括心理过程（如感知、记忆、思维、情感、意志等），又包括个性心理特征（如气质、能力、性格）而心态的内涵较之更大，既包括上述的动态部分，又包括心理现象的静态部分。所以在使用心理概念时，要注意把握它的内涵外延，保证理论的准确、科学。
产生上述两个问题的原因，一是选取的主体活动不够典型，个性心理表现亦不典型，使文章难以在理性方面升华；二是对心理学理论还不能融汇贯通，只好套用、描述。
但何晓明同志的《张之洞文化人格论》(17)一文，读来令人耳目一新。该文心理学理论丰厚、史料充实，立论准确，两大学科体系结合自然，值得借鉴。作者一方面从心理学理论入手，论述了自我实现者的共同特征：“在理性上比其他人更敏捷更正确地看出被隐藏和混淆的现实”，“在行为上，他们更可能纯粹地欣赏‘做’的本身，他们常常既能享受‘到达’的乐趣，又能欣赏‘前往’本身的愉快。”在意志上，“他们常常可以超然于物外，泰然自若保持平静，有更多的自由意志”。在情感上，“他们对人类怀有很深的认同、同情和爱的感情，”等等。另一方面作者又引用张之洞行为言论中的大量资料，分析证明张之洞具有自我实现的性格特征。如在理性上，张公能认清“今日世变”，并能分析今日世变发生的因由。在行动上也能举大事，毅然担当，不计小利小害。张之洞平生与人三不争。从而得出：“张之洞的心理素质，属于马斯洛所肯定的“自我实现者”型。
第三，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有的文章分析人物的个体性格时，只描绘出性格的一般表现形式，而对个体心理产生的原因却未能分析。如有的文章写道：“大凡伟人，杰出的革命领袖，都具有‘发奋图强、卓强自立’的性格”，“孙中山是一位杰出的革命领袖，他明显具有这种性格。”孙中山的这种性格特征是如何形成的？如果不对孙中山的自然因素、社会因素（尤其是社会因素）如家庭、私塾、学校、周围环境等因素进行考察，就会使人感到孙中山的性格形式，是由于他是一位伟人、杰出的领袖，本末倒置。
还有一点值得研究者注意，那就是心理学分析只是补充历史学研究中的其他解释，而非取代这些解释。我们要避免资产阶级心理历史学派的观点，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审视历史，决不能脱离人的社会关系、历史联系，无视社会经济结构在历史运动中的作用，孤立地强调精神因素，陷入主观唯心主义。
注释：
①彭卫：《历史的心境——心态史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②④(16)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00页、107页、112页。
③李文海、刘仰东《义和团运动时期社会心理分析》，《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5期。
⑤王彦民：《试论孙中山的革命雄心和性格》，《江淮论坛》1987年第1期。
⑥王杰：《民初黄兴心态》，《黄兴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47页。
⑦李华兴：《近代中国的风云与梁启超的变幻》，《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2期。
⑧《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
⑨⑩(11)《黄兴研究》湖南师大出版社，1990年版。
(12)董立仁：《论民族心理的嬗变和五四运动》，《湖北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
(13)季云飞：《论民族社会心理与近代中国改革、革命的失败》，《江海学刊》1989年第1期。
(14)乐正：《清末上海通商与社会心态变异》，《文史哲》1988年第6期。
(15)王继平：《辛亥革命成败新议》，《广州研究》1987年第10期。
(17)何晓明：《张之洞文化人格论》，《哲学研究》1993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