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执一端又何妨？——从鲁迅的文艺起源论到文艺起源的多元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起源论文,多元论论文,文艺论文,鲁迅论文,各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从鲁迅先生在《门外文谈》中提出了：“杭育杭育派”之后，大家顺势将他老人家划入了“劳动说”一流，并冠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桂冠，加之鲁迅后期自觉运用了辩证唯物论，思想日趋成熟，于是更显得顺理成章。殊不知鲁迅的“劳动说”还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劳逸适度。他说：
劳动虽说是发生文艺的一个源头，但也有条件：就是要不过度。劳逸均适，或者小觉劳苦，才能发生种种的诗歌，略有余暇，就讲小说。假使劳动太多，休息时少，没有恢复疲劳的余裕，则眠食尚且不暇，更不必提什么文艺了。”①更有意思的是，鲁迅先生由劳动而步入了“休息说”——
鲁迅说得明白极了：“至于小说，我以为倒是起于休息的。人在劳动时，既用歌吟以自娱，借它忘却劳苦了，则到休息时，亦必要寻一种事情以消遣闲暇。这种事情，就是彼此谈论故事，而这谈论故事，正就是小说的起源。”②这样，鲁迅又成了“休息说”的创始者。克林伍德将艺术分为巫术艺术和娱乐艺术两大类，说巫术艺术追求实用，激发情感并使它持之以恒，为日后活动作积蓄。而娱乐艺术重享乐，于娱乐过程中释放情感③。鲁迅先生却是立足于二者之间，强调了“休息”的作用——既非保持又非消耗力量，而是恢复力量，细思之，不无道理。因此，可以又备一说。
当然，“用歌吟自娱”，借以忘却劳苦与借余暇以恢复力量，又都带有“游戏说”的痕迹。只是鲁迅的理论并不似席勒和斯宾塞的利用剩余精力摆脱束缚创造自由天地一说来得绝对，缺少了那种生命冲动的疯狂性。无奈鲁迅又有这样的话：“在昔原始之民，其居群中，盖惟以姿态声音，自达其情意而已。声音繁变，寖成言辞，言辞谐美，乃兆歌咏。时属草昧，庶民朴淳，心志郁于内，则任情而歌呼，天地变于外，则祗畏以颂祝，踊跃吟叹，时越侪辈，为众所赏，默识不忘，口耳相传，或逮后世。”④——这可是踊跃吟叹，纵情歌呼，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了。于是，鲁迅将另一只脚结结实实地跨入了游戏说。
同样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鲁迅将“劳动说”与“宗教说”相提并论：“在文艺作品发生的次序中，恐怕是诗歌在先，小说在后的。诗歌起源于劳动和宗教。……原始民族对于神明，渐因畏惧而产生敬仰，于是歌颂其威灵，赞叹其功烈，也就成了诗歌的起源。”⑤在这里，鲁迅先生似乎忘记了自己的“休息说”，而是由敬畏神明过渡到起源于神话：“小说起源于神话。因为原始民族，穴居野处，见天地万物，变化不常——如风，雨，地震等——有非人力所可捉摸抵抗，很为惊怪，以为必有个主宰万物者在，因之拟名为神；并想像神的生活，动作，如中国有盘古氏开天辟地之说，这便成功了‘神话’。从神话演进，故事渐近于人性，出现的大抵是‘半神’，如说古来建大功的英雄，其才能在凡人以上，由于天授的就是。”⑥如此敬畏神灵，驰骋幻想，并以人性演进之，以行动稀释之照应之——似诸葛孔明的借东风的“巫术”——于是，鲁迅又不无赞同“巫术说”的嫌疑了。
至于心灵表现说，鲁迅更是多次首肯。1924年，鲁迅为《壁下译丛》、《朝花旬刊》翻译了数篇介绍表现主义的文章，强调探索人的精神世界，对表现主义作品的线条简洁对比强烈非常钦佩。翻译《苦闷的象征》前后，鲁迅对厨川白村氏“将自己的心底的深处浑浑地而且更深深地掘下去，到了内容的底的底里，从那里产生出艺术”的观点深以为然，他不仅以赞赏的口吻引用厨川氏的名言：“生命力受了压抑而苦闷彷徨”，是文艺的根源，而且说《苦闷的象征》既不同于科学家似的专断，又没有哲学家的虚妄，而且还不像一般文学论者的琐碎。所以这部著作本身就成一种创作。后来，鲁迅干脆直接了当地说：“人感到寂寞时，会创作；一感到干净时，即无创作，他已经一无所爱。——创作总根于爱。”⑦
爱是什么？培根说是神灵也难保其聪明的事。远非理性可以把握。这一切已经表明，鲁迅也曾经以为文艺创作是内心情感自内而外的表现，而不是机械的摹写。
再探讨下去，即使是亚里士多德等人的理论即“机械的摹写”，在鲁迅的笔下也不是找不到例证。在《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中，鲁迅说过这样的话，“文艺大概由于现在生活的感受，亲身所感到的，便影印到文艺中去。”⑧“影印”者，摹仿也。这是无须阐释的道理。
于是，鲁迅的文艺起源论成了莫衷一是的“自变量”，在所有高论中，几乎找不出比鲁迅说得更全面也更矛盾的例证。当年他老人家说：一部《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⑨。殊不知一套《鲁迅全集》，唯物论者看到了“劳动”，唯心论者抓住了“心灵”，文化人类学家看见了巫术理论，有神论者看到了宗教。无怪乎美国当代文艺理论家哈里·列夫不无幽默地形容理论研究者全是摸象的瞎子。
也正因为大家不约而同地发现文艺起源问题是艺术理论中最大的难题之一，发现任何一种理论都无法“一手遮天”，近年来才出现了较为全面的提法：“艺术起源于以劳动为中心的多方面人类生存活动”⑩。并以劳动创造了人、原始艺术与劳动生活相互交织、劳动是原始艺术重要的表现对象等三条论据证明之，又以原始思维即与“图腾”、“仪式”、“巫术”的密切联系补充之。然而新的问题在于“方面”一多再多，就渐渐模糊了“艺术”起源与其它社会科学自然科学问题的区别，劳动创造了人，人又开创了一切，试问数学、物理学、天文学、地理学、气象学、植物学、动物学，——哪一种不出自“劳动”造出的“人”的巨手？哪一个不起源于“以劳动为中心的多方面的人类生存活动”呢？它们在其滥觞之际与文艺起源的区别何在呢？而且由于游戏说、巫术说、劳动说、心灵表现说等等理论的哲学心理学基础大相径庭，所以任何企图“定于一尊”的设想都只能是一厢情愿。
翻翻在西方同类专著中被认为是“赅博精深”的韦勒克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我们发现，“新批评”大家们只从语义学分析的角度划分文学与非文学，文学研究与非文学研究的范围与内容，他们显然回避了“起源论”，将其置于“文学的外部研究”之外了。
我们说，尽管中外理论家作了呕心沥血的努力、并提出了一个又一个卓有见地的观点，但是文艺起源的真正原因仍是文艺理论中最大的难题之一，而且无论哪一派的理论家也不敢肯定说：九九归一，惟有我的学说能够为诸家所接受。在此意义上，我们隐隐约约地感觉到：鲁迅先生或许又一次有意无意地走在了我们面前，他以自己因时因地而异的，不断发展变化的“多起源论”告诉大家：在文学艺术的源头之上，劳动、休息、巫术、游戏、神话、摹仿、宗教等等是密不可分的，到了近现代，又用生命意识大而化之，用心灵表现概而括之。各个学说之间只有此起彼伏的消长并没有“你死我活”的争斗，都不过是艺术起源大链条上的一个环节。
而且，这种“多源头”理论同样可以在二十世纪的思路上找到理论根据。最为典型的是法国阿尔图塞的社会因素间关系的“多元决定论”和美国费耶阿本德的多元主义方法论。前者认为，马克思之所以与黑格尔不同，不是在于唯物主义的颠倒，即以物质（经济）取代精神，以物质一元论取代精神一元论；而是在于“马克思那里……具有一种与黑格尔手中所有的结构不同的结构”(11)。马克思的辩证法的结构是一种“多元决定”，这种多元决定至少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在一个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并不是只有一种单纯性的矛盾自始至终起着决定作用，而是由众多的矛盾共同发挥作用，没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之分，各种矛盾所起作用是均等的。“当‘各种矛盾’不可思议的集合起来……起同一种作用的时候，所谓一般的矛盾的单纯的，唯一的作用就谈不上了。”(12)第二，作为单个的矛盾“在同一个运动之中既是起决定作用的，又是被决定的”，即是说，起着决定作用的矛盾，是被它所促成的社会形态的各个层次所决定的。后者则更进一步，认为知识并不是：一系列自身一致向某一理想观点聚合的理论，不是向真理逼近，而是一个不断增加的、相互不一致甚至不可比的可供选择的海洋。”(13)他甚至惊世骇俗地大叫在科学研究中唯一的信条就是：怎样都行，“只有这条原理可以在一切情境和人类进步的一切阶段上都加以维护”(14)。
应该说，鲁迅的艺术起源理论非但不是时下所有文艺理论书上说的“劳动说”，反而时时闪现出上引阿尔图塞和费耶阿本德理论的影子。虽然鲁迅没有打出“多元决定”的旗号，但是鲁迅在自己的文学评论和文学史论著的实践中却采取了“多元论”的方法。他几乎承认了艺术起源的所有理论，这不正是“怎么都行”吗？当劳动说、休息说、巫术说、游戏说、宗教说、神话说、心灵表现说同时存在于十六卷《鲁迅全集》之中而起着同一个阐述文艺起源的作用的时候，“所谓一般的矛盾的单纯的、唯一的作用就谈不上了”。而且，从亚里士多德到苏珊·郎格到弗洛伊德到荣格，从“杭育杭育”派到生命意志论，不也正是一个“不断增加的、相互不一致甚至不可比的可供选择的海洋”吗？正是在这个兼容并蓄的“海洋”的意义上，我们才想问一句：各执一端又何妨？或许，这种“各执一端”恰恰是更高意义上的“统一”，是“不可分割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矛盾的统一”。
当然，这里也仅仅是在文学起源的问题上借用了阿尔图塞和费耶阿本德的理论，为“各执一端又何妨”作一个稍微时髦一点的注脚，用以提醒文艺理论界的朋友：在一些较为复杂的艺术问题上，不必为某一派别或说法的“主导”地位而固执一端，或者去为新的“起源论”之类的理论而绞尽脑汁。因此，抹煞其它意识形态部门中主次、大小、高下、先后的区别而统统代之以“多元化”或调和论，并非笔者的初衷。
注释：
①②⑤⑥《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第一讲。
③乔治·克林伍德《艺术原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四、第五章。
④《汉文学史纲要》第一篇。
⑦《而已集·小杂感》。
⑧《集外集·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⑨《集外集拾遗补编·＜绛洞花主＞小引》。
⑩童庆炳主编《文学概论》，武汉大学1989年版412页。
(11)(12)(13)阿尔图塞《保卫马克思》，伦敦版第93、100、101页。
(14)(15)费耶阿本德《反对方法》，1975年英文版30、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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