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世龙[1]2015年在《马克思科学技术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科学技术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是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的重要手段。当前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无不体现着科学技术的力量。在当前新技术的革命浪潮中,科学技术发展突飞猛进,其成果应用的领域不断扩大,科学技术的力量成倍增长,对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影响日益增大。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科学技术重要的推动作用引起了古今中外哲学家的研究和探讨,形成了不同的理论观点。近代西方自然科学的兴起,带来了人类历史上的科技革命,导致了资本主义迅速崛起,人类社会迈入新时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人类社会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科学技术的重大作用引起了马克思的浓厚兴趣,促使他进行了密切关注和深入研究。马克思科学技术思想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和思想渊源。近代以来的自然科学思想,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人的哲学和科学思想对马克思科学技术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马克思的著作中并没有系统论述科学技术问题,有关科学技术的思想散见于早年到暮年的众多论述、书信和笔记中,特别是在《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等著作中有较多的论述,虽然比较分散,但内容丰富,思想深刻,是马克思唯物史观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从科学技术与社会关系的角度,认为科学技术起源于人的感性实践,是人类重要的实践活动。科学技术是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重要工具,具有价值中立性,但这种中立性只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马克思详细研究了科学技术在资本制度建立中的重要作用,提出了科学技术是推动社会发展与变革的主要因素,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但另一方面,科学技术导致了劳动的异化和人自身的异化。科技异化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解决科技异化需要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本文立足于马克思经典著作文本,对有关科学技术的内容进行了详细的研读。论文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绪论,主要对马克思科学技术思想研究的目的意义、国内外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提出了论文的主要创新之处;第二部分,对马克思科学技术思想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因素等进行分析,揭示马克思科学技术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第三部分,通过对马克思经典著作文本进行详细的研究和解读,结合当前国内外研究成果,分析和探讨了马克思科学技术思想的具体内容。主要包括:科学、技术及其辩证关系,科学技术既源于实践又是人类的实践活动,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科学技术的异化与避免异化的对策等方面;第四部分,主要研究西方学者对马克思科学技术思想的丰富和完善,同时也重点分析了我国在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马克思科学技术思想的继承与发展。第五部分,针对现代社会科学技术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采取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探讨了马克思科学技术思想对当代的启示,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对策和建议。面对生态失衡、科技异化等问题,论文主要从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坚持科技发展生态化、注重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协调发展,减弱或消除科学技术异化作用等方面阐述了马克思科学技术思想的当代价值。
孙强[2]2003年在《社会关系维度的哲学沉思》文中研究指明任何文本在意义上都是开放的。这也就是说，每个时代的人们都能够从自己时代的生活世界的本质出发，对前人留下的文本作出不同的诠释。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说，解读马克思是一个人们难以穷尽的话题。 在近些年“回到马克思”或“发现马克思”研究和讨论中，涌现出对马克思哲学的多种解读，其中，社会关系理论研究以其独特的观察视角和明确的立意指向值得关注，成为一种新兴而重要的研究方向。在唯物史观当中，社会关系是一个重要而基础的范畴。正是对它的科学解释和正确界定，使唯物史观与以往一切唯心主义历史观相区别开来，标志了唯物史观的创制达于成熟。然而，综观现有研究，虽然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社会关系在马克思哲学思想中的重要性作了程度不同的讨论，但这种讨论，在广度和深度上还是有限的。诸如马克思思想的社会关系所指是什么，它涵盖了哪些方面，其实质是什么，在社会历史当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以及更深层的：在马克思思想中应当如何予其定位(?)等问题，尚未有更全面、系统而深入的整理。而实际上，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不仅有利于准确理解马克思的思想内涵及其精神实质，而且有助于全面而深入地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和系统复杂性。 通过研究，我们认为，马克思哲学社会关系思想既是马克思真诚而开创性研究的重要成果，同样也是人类哲学思想发展长河的一种必然。从思想发展史的角度而言，哲学的基本问题就是探解思维和存在之间的关系，即思维和存在二者同一于何者及同一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这一问题完全是形而上的，可在本质上却是十足形而下的。因此，如何提出这一问题和如何解答这一问题，都以极大的丰富性反映了不同时代社会历史的深刻内涵。历史上，人们提出问题和解答问题大致经历了两种范式的前后转换，即从问“万物何以存在”的本体论转到问“如何知道万物存在”的认识论，从实体主义的解答转到非实体主义的解答。 在人类发展早期，自然万物的纷繁复杂使人惊诧之余开始探问万物存在(On)的本质，期冀为自身的存在建立确实性的根基。这在哲学史上被称作“本体论”时期。然而，结论在一开始就难以一致。这一方面是由于人对万物存在的思辨尚停留在简单抽象水平，往往抽取某类存在物某一方面特质作为所有存在物的本质，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方面，出于本能和客观需要，人们在探问万物存在本质的过程中已经有形、无形地把作为思维的认识主体与作为存在的认识客体原本内在的联系先是外在化，然后对二者作二元式的区分与割裂，形成自我作为认识的主体和万物存在作为认识的客体的二分思维模式，并进而把客体归结为实体，从而人为地割断了人与物、物与自然和物本质属性与一般属性等本来客观存在的联系，这实质上取消了思维与存在有效同一的基础和可能‘，这种“实体主义”的整体研究路向，使人的认识始终不能达致对存在的确实性认识。 这后一方面，直到现当代人们才开始意识到，但在最初，人们还是在坚信内在和外在能够达致沟通的基础上，开始着重对身内，通过追问自身把握外物所凭依的基础和方法的合理性为确实性建立坚实的根基。这在哲学史上被称为“认识论”时期。人们一度对此满怀信心。可是，最后的结果却令人大失所望，“休漠问题”彻底否定了人关于外部世界确实知识的可能，从认识论路径寻求确实性的尝试和努力最终宣告失败。哲学似乎跌入了谷底。然而，思想顽强的生命力不允许哲学的发展就此中断，哲学能否达致对外部世界确实性的认识必须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人们不由地开始问:思维和存在到底能否同一，存不存在所谓的确实性?康德宣称，在知性的范围内确实性可以部分达致。然而，人们并不满足。之后的费希特和谢林分别从所谓的“自我意识”和“同一”，即从唯心主义的主观和客观两方面扩充确实性的领地，黑格尔更是以“绝对精神”的宏大演绎将自然、社会和历里的确实性一网尽收。这种通过思辨达致的确实性使现实趋向思想，虽然较大程度实现了理论上的自圆其说，但却抹杀了现实存在的变化差异。因此，当费尔巴哈从唯物的人本主义出发指出这种确实性的片面性和虚幻性，实际上，也就抽空了这种致思路向存在和发展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之后哲学，也就是现当代哲学发生分化，一部分哲学家抽象地继承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研究路向，提出哲学应由探问外部世界转向研究人本身，另一部分则在固守哲学研究外部世界的路向基础上，将探问世界存在的基础和本质转而为仅仅描述和整理实证的事实，从而形成了所谓“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两种思潮共同发展的格局。人们不仅开始反思认识论上存在的误区，而且逐步意识并检讨本体论中存在的“实体主义”研究缺陷，转而重视从一度被当作本体或实体一般属性的关系入手，重新思考和建构人类关于外部世界，即自然、社会和历史的确实性认识，以此为核心，形成了一股“非实体主义”哲学研究思潮。正是从这一意义上，我们说，马克思的社会关系思想产生和发展不是偶然，而是人类哲学思想发展的一种必然。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中，我们才可以更准确、更深入地理解马克思所发?
孙红霞[3]2016年在《马克思文化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马克思的文化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重要的、有机的构成单元,再现了马克思木人对文明、观念、思想、思潮、道德、宗教、意识形态及精神文明等文化构成子单元的基本认识和判断。准确把握马克思的文化思想,有助于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理论体系,有助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先进文化、国家软实力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方面的建设。然而,长期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对马克思文化思想的研究,侧重于在马克思主义的宏大范畴内展开,集中阐述了文化批判、文化本质等内容,缺少对马克思木人的针对性研究,也未能提炼出马克思对文化发展动力、发展规律及文化终极价值追求等方面的基本认识,鲜有将马克思散落的文化观点以严谨的逻辑加以建构。因此,鉴于马克思的文化思想是理解整个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秘钥"和"源泉"的考虑,鉴于马克思文化思想的普遍适用性和其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以及当前我国文化建设的实际需要,展开对马克思本人的文化思想的研究,既是理论发展创新的需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需求。对马克思文化思想的研究,通过采用文献研究法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进行详细的梳理,摘录出马克思本人有关文化、文明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论述。同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以及国内外有关马克思文化研究等相关资料,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对马克思的文化思想进行全面的梳理、整理和分析。在此基础之上,采用总结归纳的方法对马克思关于文化的理论进行了逻辑性的归纳和架构。马克思文化思想作为文化理论"大厦"上的一个重要分支,不仅表现出与人类历史上东西方传统文化的密切相关性,而且对其之后的文化思想、文化发展及文化研究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马克思的文化思想是历史与现实"合力"的产物,基于历史的视角,马克思的文化思想超越了唯心主义哲学、经院哲学、宗教伦理和文化哲学的历史迷雾,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第一次阐述了文化的相关问题,使得马克思文化思想在世界观的层面上有了全新的突破,为其之后的思想发展提供了科学的哲学基点。另外,马克思文化思想中对政治、经济及社会等学说,又与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等不同学术思想之间,存在着较为密切的关联性。基于现实视角的考察,马克思的文化思想与19世纪欧洲社会状况、欧洲的社会文化生态以及马克思个人和学术成长经历等因素密切相关。总之,马克思的文化思想是他对历史文化的传承、批判与创新和他对现实社会反思的双重结果。马克思的文化思想虽然散见于大量的文献之中,但是以系统论和解构的方法,通过对马克思经典著作的梳理和分析,能够厘清马克思文化思想内在的历史脉络和逻辑结构。唯物主义历史观和辩证思维的方法论是马克思文化思想的哲学前提,实践是马克思文化思想的逻辑起点,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马克思文化思想的价值追求。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与辩证思维方法的双重革命,不仅彻底改变了哲学史的发展方向,而且为认识世界、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全新的、科学的方法论。正是基于这一哲学前提,通过考察文化产生、发展和演变过程,提出了 "实践"的文化功能,论证了文化产生的源泉、存在的特征、发展的动力及发展的规律等基本问题,并经过对资本主义文化的批判和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探索,提出文化的价值追求——人的解放。因此,马克思的文化思想是一个严密的逻辑体系,是一个完整的文化理论框架。马克思从社会存在的历史唯物主义出发,紧紧围绕实践、劳动和生产力等理论,阐述了实践在文化发生中的决定性作用以及追求人类解放的文化价值所在,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揭示了文化作为人的本质的对象化产物的本质、文化的阶级性和传承性等特征,并历史性地考察了文化一国发展和全球发展以及不同社会阶段的文化发展形态,揭示出生产力发展等现实社会层面的驱动是文化发展动力所在以及文化从低级到高级螺旋式上升的发展规律。马克思的文化思想凸显出较强的经济特征、阶级特征和世界特征,在世界文化发展史上起到分水岭的作用,超越了之前的文化发展成就,开创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时代。马克思的文化思想对我国的文化建设具有极大的启示,推进我国的文化建设应该秉承马克思文化思想的哲学立论,坚持马克思文化思想的基本理论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弘扬马克思文化思想的最高价值追求,不断推进我国的文化事业。总之,本文通过剖析马克思关于"文化"概念的认识,梳理出马克思文化思想的形成背景、逻辑进路及理论框架等基本文化理论,基本理清了马克思文化思想的发展脉络、研究范式和理论范畴。然而,马克思的文化思想是一个宏大的体系,研究马克思文化思想更是一项艰巨的学术任务,为此,关于马克思的文化思想研究,还有待不断深入、逐步深化,以期完整而准确地再现马克思的文化思想。
阮文维（Nguyen, Van, Duy）[4]2016年在《中越马克思主义哲学比较研究》文中指出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和奠基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在批判继承了西方哲学史,特别是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思想的基础上,结合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并概括总结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最新成果,从而为人类提供了新的世界观。这种新的世界观就是为人类指出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在人类历史上出现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所以这种新的世界观也成为世界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实现自身解放并最终实现人类解放的历史条件的科学理论。中国和越南两个国家在各自的共产党领导下,在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压迫、实现民族解放的过程中,在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都充分地吸收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和相关的其他思想,特别是毛泽东和胡志明这两位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他们在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别创立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越南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并分别成为两个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虽然中越两个国家各自的条件和国情不同,但是由于共同的理论来源和共同的社会主义理想追求,这就为中越马克思主义哲学比较研究提供了理论的和现实的两个方面基础。本文研究的目的是希望为中越两国进一步深入合作发展寻找共同的理论基础或思想基础。出于上述一些想法,本文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研究工作：第一、中越的社会历史条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比较。这一部分主要从20世纪早期中越的社会历史条件、中越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情况、中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阶段等方面进行比较。通过比较可以发现两国有很多共同之处：都面临着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的残暴统治,都在酝酿着如何去争取民族独立和无产阶级解放的革命任务。恰在这样的历史关头,通过苏联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中介,使中越两国几乎同时迎来了马克思主义。由于社会革命的需要,致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两国迅速传播。第二,中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状况比较。这一部分主要从辩证唯物主义、唯物辩证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等几个内容分别介绍了中国和越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状况,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中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异同点。第三,中越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具体运用和创新发展方面的比较。两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结合具体实践,都分别具体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并在具体运用中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发展。首先介绍越南共产党是如何具体运用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从而确立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共产党领导的实践原则①；其次分析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具体运用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从而确立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共产党领导的实践原则。然后结合胡志明哲学思想和毛泽东哲学思想,分别阐述了中越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做出了哪些创新发展。第四,毛泽东和胡志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贡献的比较。这一部分首先分别介绍了毛泽东思想和胡志明思想的主要内容。我们发现他们的思想有很大的一致性,都是集中于民族解放运动、社会主义建设和党的领导等几个方面。其次,进一步总结了他们的理论贡献。我们认为,他们的理论贡献主要在于,在落后国家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理论探索。这些理论探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唯物史观方面的创新发展。第五,中越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的新发展及其现实意义。中越两国同时进入全球化的新时代,同时面临着新形势、新挑战和新机遇。在新形势下,中越哲学工作者和共产党都分别进行了新的哲学思考,形成了一些新的理论认识,这些新认识不仅分别对两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而且还互相有借鉴意义。总之,在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布局和越南的改革开放发展方向的良好政治背景下,如何探索中-越两国人民共同合作发展的思想文化基础,是当前的重要课题。我们认为,深入开展中-越马克思主义哲学比较研究,正是两国友好合作、健康发展的深层思想文化基础中的重要内容。
王朴[5]2006年在《科技进步与地区经济发展》文中指出在科技哲学的STS研究框架中,经济发展值得关注。当今世界,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知识经济迅速兴起,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越来越快,经济与科技的结合日益紧密,科技进步与创新已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是经济发展的源泉。本文以平顶山地区经济发展为案例,从产业经济、特色经济、循环经济等三个方面对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的辨证关系与互动实践进行了深入的哲学探索和对策分析。在分析地区产业经济发展中科技约束因素的基础上,探讨了科技进步在推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和地区产业升级中的地位与作用,在对高新技术进行哲学反思的基础上,分析了如何利用高新技术,实现地区产业的健康发展;研究了地区特色经济范畴与机理,对发展地区特色经济进行了哲学思考,探讨了科技进步在地区特色经济形成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提出了依赖科技进步推动地区特色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分析指出循环经济的科学内涵并对循环经济进行了哲学思考,探讨了地区循环经济发展的物质技术基础,提出了地区循环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
周彦霞[6]2014年在《论马克思人的解放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文中研究说明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庞大的学说体系,涉及到自然界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但有一个自始至终的主题,那就是人的解放。人的解放作为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集中体现,贯穿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始终。马克思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创始人,在其思想发展的每一阶段都有对人的解放的思索,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发展也贯彻了对人的解放的终极追求,这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形成的整体性。马克思在不同的层面上探讨过人的解放这一终极目标,为了便于对马克思人的解放思想的理解,从人从自然中解放、人从社会关系解放和人自身的解放三个维度展开。人从自然中解放,就是通过认识自然规律和提高驾驭自然的能力,使人不再受自然力的盲日摆布,在尊重“自然优先”的条件下,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人在社会关系中的解放,就是通过认识社会发展规律和突破旧的社会条件的限制,建立新的社会关系,实现人与人的和谐发展。人从自身中解放,就是通过破除旧的思想观念、旧的知识结构、旧的思维方式等束缚自身发展的条件,实现人自身的身心和能力的全面发展。从整体性角度来理解马克思主义,不能否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大组成部分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基础性地位,人的解放作为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集中体现,又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进行更深层的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对自然界及其社会发展规律的哲学概括。辩证唯物主义本体论关于物质的研究体现了天然自然的潜在性,关于运动的研究体现了天然自然的层次性,关于时空的研究体现了天然自然的演化性,天然自然的诸多属性,决定了人与自然的协同进化。通过对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与人化自然的研究,发现人化自然的创建过程其实质是实现人的精神解放的过程,是人从自然中获得解放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人从自身获得解放的有力证明。通过对辩证唯物主义实践观与人工自然的研究,发现实践活动在创建人工自然中的作用,提出了人工自然通过施加因果性、目的性、集成性等促进人的解放的实现。通过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提出产业自然使人获得最基本解放——生产力解放,这是人从自然解放的决定性因素,也是实现人的解放的物质前提。另外,通过对社会自然的研究找到了人从社会关系中解放的途径。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部分,通过对异化劳动、剩余价值等问题的研究,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系列问题产生的根源,从而对资本主义社会作出了透彻的分析,最终找到了工人阶级遭受压迫的“秘密”,发现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必然性。异化劳动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实施社会批判的理论出发点。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力成为商品,工人阶级不可能达到真正的劳动解放；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使全人类不可能获得经济解放；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的虚伪性,使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能获得政治解放。通过对剩余价值生产过程的分析,发现通过增加剩余时间可以为人的解放的实现创造可自由支配的时间。随着当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科技劳动成为人类劳动的主要形式,有必要也有可能建立以重点阐释科技劳动的劳动价值论。通过对科技劳动价值论的阐发,找到了实现人的解放的劳动基础、经济基础和分配基础。科学社会主义以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为线索关于社会发展史的探讨展现了人的解放的历史实现过程。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研究,发现和封建社会相比,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生产力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最大程度上实现了人从自然界的解放,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成为社会关系的主要承担者,不可能有彻底的人从社会关系的解放和人自身的解放。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对比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所具有的优势,使得在社会主义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解放、人与社会关系的解放以及人自身的解放成为可能。共产主义社会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生产力极大发展、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个人能力极大提高、人的个性也充分发展,实现了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
王丹[7]2011年在《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研究》文中指出人类自诞生时起就不断地从自然界中索取自己所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改善自己的生存环境,因而发生着与自然界的关系。因此,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始终是人类所关注的问题,是古往今来的哲学家、思想家、科学家等所持续探究的问题。特别是近代以来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类生产力的突飞猛进,一方面,人类享受着科技进步,经济发展带来的福社,陶醉于对大自然所取得的胜利;另一方面,却面临着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反过来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严重威胁。以资源、环境、人口等形式出现的生态问题、人类生存危机,其实质是人与自然、人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危机。而随着人类对其自身实践活动的反思和对不利于其自身生存和发展后果的重视,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生态环境问题是当代世界最紧迫最引人注意的全球性问题,也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现实问题,已成为科学技术领域,人文社会科学中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的重要课题,但从根本上看,生态问题应是一个哲学和伦理学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观应直面的一个理论课题。由于所处历史时代的限制,马克思恩格斯虽未形成自觉的生态学理论,但他们却己敏锐地觉察到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人与人、人与自然的不和谐,在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对未来社会进行预见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自然观昭示了一幅社会发展生态向度的理论图景。马克思主义这种生态自然观思想是具有前瞻性的,它所揭示的人与自然辩证统一关系特别是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在当今时代体现出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对于解决生态环境危机,对于理性思考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本文以自然观的核心问题人与自然关系特别是以人与资源生态环境之间关系问题为主线,以人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协同进化与和谐发展为价值取向,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基于生态学视角,并将生态学、哲学、经济学、环境学和社会学相结合深入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除绪论外本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考察和审视了马克思主义以前所出现的四种类型自然观:远古时代的神话自然观、古代的有机整体自然观、中世纪的神学自然观和近代的机械自然观,这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的前提。第二部分是论文的核心和重点,从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进行系统阐述,从而形成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的理论框架:首先考察和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的自然概念与人的概念及特征,为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建立了理论基础;然后阐述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的形成、发展及哲学变革;进而阐释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的主要内容及特征:最后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进行辩证唯物论、认识论、唯物史观和价值论的审度。第三部分通过对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解构与分析,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在现代西方的历史命运和地位,比较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与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相容性和相异性,同时进一步阐释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对西方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矫正与超越。第四部分从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视角,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的中国化发展轨迹及所形成的理论成果,主要包括: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中国化的初步尝试;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中国化的积极探索;江泽民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中国化的贡献;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第五部分从人类文明的演进、环境衍化及对现代社会生态危机的反思着手,并通过对中国生态环境情势及中国生态环境恶化的根源分析,论述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必要性;在探讨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与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联系基础上,明确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同时探索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思维理路、基本原则、内容框架和具体路径,并展望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前景。
杜德省[8]2017年在《体面劳动理论及其当代中国实践研究》文中认为劳动是人类永恒的话题,历久弥新,意义深远。体面劳动作为全球性目标,已成为国际社会和中国政府的共识。如何让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全面发展,不仅是一个实践问题更是一个理论问题。在当代中国的现实语境中,"激活"马克思的思想资源,发掘体面劳动的内涵要义、方法特征、价值取向,不仅能帮助我们准确理解当代中国体面劳动的现实境遇与原因特征,也能为我们探寻未来中国的体面劳动实践之路提供有效的理论指引和实践指导。论文研究的重点是,如何站在马克思主义胸怀天下、情系劳动人民的崇高立场上,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辩证地审视当代中国体面劳动的进程,构建起既符合中国现实又蕴涵理论深度与厚度的未来实践路向。论文研究依循两大内在理路:一是在体面劳动的当代中国语境中阐发马克思思想,二是在马克思思想视域中研究当代中国体面劳动。论文运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逻辑与历史相统一、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研究方法,主要从三个层面展开论述。首先,厘清了体面劳动的概念内涵与思想来源,为整篇论文奠定背景基础和理论基础,构成了论文研究的前提部分。论文从国际劳工组织的基本定义谈起,阐明了体面劳动的内涵意蕴。体面劳动意味着给予劳动者尊严感、获得感、价值感。体面劳动就是有人格尊严的劳动、有权益保障的劳动、能自我实现的劳动。论文从人类劳动发展的历程中,探析了体而劳动的现实悖论,即劳动成果的高尚与劳动者地位的卑微。呼唤体面劳动,就是复归劳动应有的尊严和本性。论文从不同学科角度,梳理了体面劳动的思想来源。经济学的所指,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劳动是财富创造的要素。社会学的含义,劳动是上帝的旨意,劳动是人的美德和义务。哲学的内蕴,劳动提供生活必需品,劳动是人自我确证的本质,劳动是人类自由之源。其次,探析了体面劳动的马克思思想意涵及其在当代西方的质疑与回应,为整篇论文构建"隐性"理论框架,形成了论文研究的主体部分。论文透过经典文本的解读,阐述了马克思体面劳动思想的生成发展。它萌发于中学时对"体面的行动"的沉思,形成于对"异化劳动"不体面本质的揭示,发展于对"过度劳动"不体面状态的批判。论文阐明了马克思体面劳动思想的理论内涵及其特质。在马克思的理论视域中,尊重劳动是体面劳动的本质所在,保障权益是体面劳动的基本要求,消解异化是体面劳动的根本途径。马克思体面劳动思想是在批判中诠释并丰富发展的,坚持了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思想的生成中融合着人的情怀。论文阐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体面劳动的质疑及回应。卢卡奇对物化现象的揭露,列斐伏尔对日常生活的批判,马尔库塞对单向度人的呐喊,哈贝马斯对技术统治的祛魅,反映了当代社会人的劳动不体面。在他们看来,异化特别是消费异化是造成这种不体面的根源。最后,论述了体面劳动的现实境遇和未来路向,回应了当代中国体面劳动实践中的难题与困惑,是论文研究的结论部分。论文认为当代中国体面劳动取得了巨大成就。劳动者从"翻身做主人",到"丰衣足食",再到"共享发展",不断从体面走向更加体面。但同时也面临着三大挑战:一是"观念"影响劳动,劳动者主体地位不彰,劳动"失尊";二是"资本"统治劳动,劳动者基本权益受损,劳动"失权";三是"消费"支配劳动,劳动者认同取向偏离,劳动"失本"。论文分析了挑战背后的主要牵绊因素,一是观念更新引发了价值观的多元碰撞,二是全球化扩张增强了资本的霸权地位,三是消费主义造成了人的自我认同迷失。进而论文从观念、制度、价值三个层面,提出了未来中国体面劳动的实践路向。论文认为,弘扬劳动精神是体面劳动的思想基础。热爱劳动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尊重劳动是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辛勤劳动是当代中国的时代底色。论文指出,建立劳动产权是体面劳动的制度保障。劳动产权是劳动者的"天然权利",劳动产权的核心是"剩余索取权",劳动产权的实现具有现实可能性。论文指明,重构劳动认同是体面劳动的价值指领。劳动认同是对"自我存在"的确证,劳动认同是纾解"消费主义"的途径,劳动认同需要捍卫劳动者的主体地位。
王宵前[9]2013年在《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及其在当代中国实践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人道主义思想在西方源远流长,“以人为中心”则是对历史上形形色色的人道主义思想的最简明的理解。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中的重要内容。当代中国提出的以人为本,不是任何其他理论体系中的命题,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命题。只有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中,我们才能真切理解作为科学发展观核心理念的以人为本。对西方人道主义发展史的考察表明,人道主义总是是具体的、历史的,从来不存在永恒不变的人道主义。作为一种学说体系,人道主义是由新兴资产阶级思想家创立,并在德国古典哲学家那里完成其最高形态。马克思批判地继承、发展了西方人道主义思想中的优秀遗产,尤其通过对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批判,最终超越了此前所有的人道主义,给人道主义赋予了全新的内涵。这种超越,并非从原则上否定传统人道主义关于“自由”、“解放”的美好理想,他所否定的是传统人道主义不切实际的幻想。马克思主义学说本质上是关于人的解放的学说。在马克思哲学新视界中,人始终“在场”,唯物史观就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以马克思对人科学认识过程的视角来考察唯物史观形成过程,可以看到这两者在逻辑上是同构的。马克思对人的认识从粗浅到深刻、从抽象到科学的过程,同时也是唯物史观从萌芽、发展到最终形成的过程。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科学形态,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则是唯物史观的内在精神。马克思抛弃了传统人道主义对人的本质的抽象理解,从人的现实性出发,将人置于社会关系之中,实现了异质于传统人道主义的视界转换。马克思哲学新视界的根本要义在于反对一切抽象的形而上学本体论,他并没有单独构建人的本体论或人的生存论,不再驻足于对人受奴役这一现实的伦理批判上,而是走得更远——以科学的态度探索实现人道理想的现实途径。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不仅表现为一种价值观,更重要的是它把唯物史观作为其理论前提,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历史观、价值观的重要体现。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区别于以往任何形态的人道主义,旗帜鲜明地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高扬革命的辩证法,以实现全人类解放的共产主义为目标。在马克思的视域里,共产主义不再是理论逻辑的推论和价值伦理的批判,而是现实的历史客观趋势的反映,是消灭现有状况的现实的运动。它是最彻底的人道主义。对人的关心、对人的价值的尊重始终是马克思关注的焦点。马克思虽然没有单独表述以人为本这一概念,但以人的全面自由解放为最终追求的马克思学说,以人为本是应有的题中之义。当代中国提出的以人为本,其最重要的思想资源就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思想,充分证明了以人为本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合法性”。以人为本的提出,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它既体现了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也是对当前我国改革实践的反思,顺应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充分表明我党面对世情、国情、党情发生巨大变化后的一种理论自觉。以人为本有着丰富的内涵。它反对一切忽视人的倾向,其深刻意蕴是反对以物为本。当代中国提出的以人为本,其目标就是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崇高理想与满足人民群众的现实需要结合起来,集中体现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追求人的解放和幸福。这是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在中国的鲜活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具体表达。要真正践行以人为本,必须始终坚持发展社会生产力,充分认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实现以人为本的现实基础,高度重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能动性,充分重视、深入挖掘传统文化中人本思想的精华。在践行以人为本的实践中,尤其需要处理好与经济建设、改革发展、市场法则、阶级阶层矛盾、社会建设等若干重大问题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达致最终目标。
杜晨[10]2017年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哲学思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全面深化改革的系列重要论述是习近平哲学辩证性思维的理论结晶,它蕴藏着丰富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具有全面性、科学性和群众性的特点,是我们党在历史新时期如何全面深化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指导思想,因而探究全面深化改革思想的哲学底蕴具有很强的时代意义和理论价值。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研究习近平改革理论的基础,我们必须先对全面深化改革有一个概括性的了解,即要明确全面深化改革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目标定位和主要内容。全面深化改革有其特定的理论渊源、现实要求、实践基础和历史经验,它以毫不动摇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持制度化改革的导向为目标定位,主要内容包括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引领新常态等。全面深化改革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内涵,开拓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发展的新境界,具有深厚的哲学底蕴:唯物主义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哲学基点,唯物辩证法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哲学灵魂,以人为本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哲学核心。具体来看,在唯物主义方面,全面深化改革坚持以现实问题为导向,坚持重在落实原则,坚持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在唯物辩证法方面,坚持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的辩证统一,坚持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的统一,坚持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的辩证统一,坚持胆子要大与步子要稳的辩证统一,坚持改革、稳定、发展的辩证统一;在以人为本方面,坚持紧紧依靠群众,坚持改革成果要让广大人民群众所共享。全面深化改革这一理论成果,通过阐明改革的意义、走向、目标任务以及重大原则等问题,为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提供了精神支柱,指引着党和人民向着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迈开步伐,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它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有助于加强马克思主义信仰建设和巩固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科学技术思想研究[D]. 董世龙. 华中师范大学. 2015
[2]. 社会关系维度的哲学沉思[D]. 孙强. 复旦大学. 2003
[3]. 马克思文化思想研究[D]. 孙红霞. 山东师范大学. 2016
[4]. 中越马克思主义哲学比较研究[D]. 阮文维（Nguyen, Van, Duy）. 辽宁大学. 2016
[5]. 科技进步与地区经济发展[D]. 王朴.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2006
[6]. 论马克思人的解放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D]. 周彦霞. 东北大学. 2014
[7]. 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研究[D]. 王丹. 大连海事大学. 2011
[8]. 体面劳动理论及其当代中国实践研究[D]. 杜德省. 华东师范大学. 2017
[9]. 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及其在当代中国实践研究[D]. 王宵前. 南京大学. 2013
[10]. 全面深化改革的哲学思考[D]. 杜晨. 江苏大学.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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