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政改革：中国改革新突破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县政论文,突破口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闻背景
今年5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鲁丽、全国政协副主席周铁农率县域经济问题调研组到广东省调研，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于建嵘、民革中央调研部蔡永飞博士随同考察，对现阶段县域经济问题展开了讨论。
县域经济发展存在四个“没”
于建蝾：这次广东调研，几乎所有官员都说现阶段县域经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是：没钱、没权、没人、没地。四个“没”，概括起来就是，县级政府在县域经济发展和新农村建设中“主导乏力”。
蔡永飞：或许我们可以把地方官员对没钱、没权、没人等的抱怨，看作是对究竟要建设什么样的县域经济、什么样的新农村和怎样发展县域经济、怎样建设新农村这些根本问题的追问。既然要发展县域经济，就需要解决这样的体制机制问题。
于建嵘：那将是非常重大的问题，涉及国家和社会、城市和农村关系的全局性的调整。如果把县政改革作为发展县域经济的前提的话，那么，县政改革很可能成为中国改革的新的突破口。
从自治角度重构县政体制
于建嵘：在现阶段，县级政权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向上负责的政权机构。就县政改革而言，其目标就是在地方自治原则的基础上，努力实现县级政权既向上级负责也向县域居民负责而主要向县域居民负责的转变。
蔡永飞：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历来是中国政治家关注的重点问题。你现在提出来要从自治角度来重构县政体制，应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
于建嵘：事实上，按照地方自治原则建立县域政治并不是新的设想。孙中山先生设计的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在县级政府自治的基础上构建一个现代国家。这可以为我们重构中国现代政治提供重要的思想制度资源。
按地方自治原则建立的县域政治，起码包括如下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着重于重新对县政领导进行政治定位。在目前的制度安排下，县政领导具有政务官的责任，也能获取政务官的权力，但他们面临的激励体系是科层制下公务员的管理体系。建立县域政治的关键是建立政治授权程序，使县政领导获得实实在在的政治授权，同时让他们负起刚性的政治责任。
其二，充分发挥地方政治精英对地方政治的主导作用。也就是说，要用地方之人，接地方之议，管理好地方之事。如果具体到制度层面，就是要求改变目前县级政权的异地为官和任期制度。
蔡永飞：建立自治性地方政府还有一个让人疑虑的问题，就是如何保证国家法制的统一性问题。现在地方保护主义本来就较为严重，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于建嵘：我主张在强化县级政权的自治性的同时，应加强审判权力的中央化和垂直管理化。这实际上是一种司法制衡原则，它处理的是中央政治的统一性与地方政治的特殊性关系，它要求国家司法与地方政权分离，人和物脱离地方政权，实行司法人员流动的回避制。它的实施对于树立司法权威和社会和谐意义重大。
重建中国传统的富有魅力的乡村生活方式
于建嵘：在强县扩权的意义上，我认为首先要改革财政体制，让县级政府拥有一定的财权。如果能够在继续增加中央财政对县域地方的专项资金支持和转移支付规模的前提下，把现阶段税收收入75％归中央改为归县域，那么对县域经济社会的发展将会产生很大的促进作用。
蔡永飞：土地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城市化、城镇化不可能“化”掉中国的农村、农民，我们可以改变农民的身份，让农民享有和城市居民同等的权利，分享现代化成果，但中国相当数量的人口在农村的状况不可能根本改变。全国2008个辖有农村区域的县，大多数县域的经济社会发展将和新农村建设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于建嵘：据了解，在现阶段，在一些县域地方，越是落后越迫切发展工业，而因为区位、资源等等方面的劣势，他们招商引资的政策就越优惠，门槛低得令人难以置信。有些地方所谓的工业化，破坏环境资源、掠夺农民，简直是贻害无穷，令人发指。应当尽快加以扭转，让县域经济走上正确道路。
蔡永飞：就这一意义而言，在如何发展县域经济问题上，迫切需要国家从宏观上给予引导、规范、调控。需要制定和出台一系列指导性文件，直至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制定和实施相关的法律。解决好县域经济中的“三农”问题，更重要的是把现代文明从城市延伸到农村、让现代文明和中国农村融合。在人口如此众多的中国，现代化建设绝不能是先让农村凋敝，继而让农村消失，在许多地方，发展县域经济就是要为新农村建设服务，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在吸纳现代文明精神的基础上，重建中国传统的富有魅力的乡村生活方式。这应当是发展县域经济、建设新农村的目的和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