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等职业学校自治的再认识_职业能力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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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7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7518(2007)15—000—05

一、中等职业学校自主性的含义

增加职业学校自主性的前设是我国的职业学校一直以来就没有自主性,职业学校完全依赖于国家,也即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这种观点并不是没有道理,如果我们了解1949年以来我国的职业学校演进史,不难发现在动荡变化的社会中,职业学校毫无选择的随着时代的波涛被动地起伏的现实,以及计划体制下职业学校唯政府马首是瞻的境况。职业学校不能完全自由的招生、设置专业和课程、选择学校领导和教师和进行教育教学实践的探索。政府、家长、学生和外部影响都制约着他们的选择,甚至将决定强加给职业学校。如果我们想深入了解职业学校问题的根源,那么我们就不能只停留在职业学校运作上,我们必须把视线投向职业学校之外,转向职业学校所处的环境之中。① 常识告诉我们,职业学校的运作需要资源(诸如资金、设备、房舍、人员、教材等),而这些资源没有一样是职业学校能够自己生产的,职业学校只有从外部世界获得这些资源,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面只能等待政府的分配,这样的特点也强化了人们头脑中职业学校没有自主性的印象。

表面上看起来,职业学校完全受制于国家(为了叙述的方便,本文中的国家主要指代表国家的政府机构),但是在具体的行为过程中,职业学校也时刻表现出自己的自主性。何谓自主?康德曾经将自主与自由意志相联系来进行阐释,不过他主要指的是个人自主。那么作为个人集合体的社会组织的职业学校,其自主性又如何解释呢。简单地说自主性即“足够允许一个集团解决问题并保持其独特特性的独立状态”②。这个定义有两个部分,一个外延,一个内涵,其外延部分即独立性,等同于“权限”和“管辖范围”,比如职业学校自主性意味着职业学校有垄断的权限;内涵是指特性或使命——对组织的核心任务普遍认同和赞成情况下的理解,比如说职业学校的核心任务是培养技术工人和各种实用人才,通过教师(文化课教师和专业课教师、实习教师等)学生之间的教学活动,使学生掌握工作岗位需要的知识和技能。由此,我们可以把作为重要社会组织的职业学校的自主性,看成是职业学校所拥有的能够在某种程度上独立于其它机构或者力量的权力。从社会分工的角度看,职业学校自主性是通过职业学校完成特殊的任务而实现的,正如企业有企业的任务、法院有法院的任务、医院有医院的任务,彼此职责分明。换言之,职业学校自主性是职业学校独立于其他社会团体和行为方式而生存的程度。职业学校是否具有自主性,主要看它是否具有区别于其他机构和社会组织的自身利益和价值。职业学校可以系统的表达和推进自己的目标,而不是简单的反映国家、社会阶层或群体的需求和利益。职业学校自主性的直接结果表现为教育目标的贯彻能力,其间接结果表现为职业学校对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以及个人职业生涯的影响。职业学校与其它组织的分化表现为职业学校进行传授技能的教学活动并只进行这种活动。所谓广义的职业教育是任何一个组织和群体都有的影响(比如工厂、家庭、政府机关、大学等都有类似作用),而培养技术工人的教学活动则只有叫做职业学校的组织才有。职业学校的自主性使之成为“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③

与职业学校自主性相对应的是职业学校依附性,可以说,职业学校自主性的兴起是职业学校依附性的反向结果。职业学校在依附国家的同时,也获得了相对自主的空间,所谓“约束下面的自由”就是这个意思。依赖于国家的资源赐予是职业学校生存的本能,职业学校对政府的依附既是为了获得资源的输入,也是为了寻求行政保护。当国家权力垄断了对职业学校资源的输入时,职业学校无需通过自身的主动发展来开辟别的资源获得渠道,事实上也不可能允许职业学校有自由活动空间的存在,于是职业学校作为拥有特定利益的实体,便把主要精力用在如何争取国家更大的资源输入上。职业学校生存的基础就建立在国家权力对资源的分配上,因此通过各种方法向国家权力渗透,就成为职业学校的主要任务。于是职业学校所拥有的“社会资本”④ 就成为职业学校生命力的最终保证,依靠各种联系渠道获取各种资源,自然而然地推动了职业学校自主性的滋生。

职业学校之所以成为职业学校,重要的标志是职业学校有一个相对封闭的边界,它也有自己判定优劣的标准。这个标准往往与社会上的不一样,比如,职业学校所展示的并因此教导学生的是那种按照技能(知识)价值给予回报的原则。在技能方面掌握熟练的人会得到赞扬、老师的笑脸和最高的学分;然而更广阔的市场社会所教授的却是一种不同于职业学校的原则。在这里,技能方面最聪明的人并没有获得最高的回报,反而处在受歧视的地位,位于社会阶层结构的下部。⑤ 尽管职业学校在纵向的体制(初等职业教育、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中是开放的,但其在横向上垄断信息的心理和意向却显示出明显的封闭特性。在国家政权调控体系内部形成了区别于其他组织的职业学校亚文化也是不争的事实。虽然国家对职业学校的控制参数是多重的,甚至职业学校对许多问题的处理并没有足够的自主决策权,但就是在这样看似“滴水不漏”的国家权威约束下的职业学校,也还都有一种约定俗成的文化心理结构,那就是对职业学校内部信息的封闭和职业学校利益的保护。受国家调控制约,在职业学校中有一种永久性就业存在,一个人一旦进入某一所职业学校,一般要与其他的人共同生活很长时间,而在职业学校中不同的行动者的利益寻求活动又往往相互矛盾,容易引发冲突。为了保障职业学校内人们的相互关系,就产生了所谓的“一致性政治学”,人们要保持表面一致,就不把冲突公开化,在表面上维持一致性,将冲突留在幕后解决。于是职业学校作为制度化组织所具有的高度制度化的特点并不像一些学者认为的那样,是处在国家严密的社会控制之下。与这种目的论的观点恰好相反,职业学校非制度化特征的“意外后果”,就是职业学校相对于上级部门具有信息方面的优势,这种信息优势使职业学校这样高度制度化的组织,具有一种隐蔽性的自主性,职业学校在制度化的同时,也获得了一种隐蔽的“自由空间”。如果不是生活在职业学校当中,是很难体会职业学校这种自由空间的存在方式及其扩展程度的。由此可见,职业学校自主性就是职业学校在国家调控体系的背后,拥有一种独立于国家控制之外或者潜藏在控制体系之下的一种优势地位,它构成了处理职业学校内部活动和对外交往行为的规则。并且这种职业学校自主权是与职业学校成员的利益息息相关的,人们对它的认同也是自发的。如果某一个职业学校成员违背了职业学校内部的规则,或者损害了职业学校的主权地位,将会受到其他人的道德谴责和职业学校权威人物的惩罚,他就可能丧失很多利益,所谓“校兴我荣、校衰我耻”反映的就是职业学校及其成员之间的利益连带关系。职业学校自主权能够为职业学校提供一种非制度化的权威机制,甚至暗含着一种部分消解国家权威的力量,当然这种力量也还来自于职业学校所在的地方性组织。抑或是这种地方性组织与职业学校本身力量的结合。

职业学校亚文化的形成既是职业学校区别于其他社会组织的关键所在,也是职业学校自主性兴盛的结果。在大一统的职业学校体制中,包容着分割这种统一性的职业学校亚文化,这种亚文化的源头可以追溯到职业学校以外的地方性组织,我国的职业学校都坐落在某一个区域,有一个大致的服务半径,教师和学生都来源于此。由于国家对资源的再分配最终必然落实到职业学校这一基层组织,所以职业学校成员的利益得益于职业学校内部的分配机制,他们直接面对的是职业学校的赐予,职业学校在资源分配中所具有的举足轻重的地位就成为职业学校成员皈依职业学校的直接动力。维护职业学校自主性地位的存在,既出于满足个人福利的需要,也是维持职业学校整体存续的前提。时间一长,个人认同职业学校的程度就大大胜过对抽象的国家的认同。

可见,职业学校自主性并不是制度化的产物,而是制度化的一个意外后果或者是非正式制度化的产物。职业学校自主性在计划经济时代,是作为一种隐蔽性力量存在于职业学校结构之中的。随着市场化的改革,职业学校自主利益的规模有所扩大,并逐渐获得了一种制度化的保障机制。当前,职业学校与国家的关系正处于重构之中,随着国家之外的新兴力量的兴起和资源主体的多元化,新的国家——职业学校的二元关系正在让位于日渐形成的国家、社会(企业)、职业学校的“三角关系”。⑥ 见下图。

二、中等职业学校自主性兴起的原因

第一,导致职业学校自主性兴盛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职业学校对国家的依赖性。按照一般的道理,国家对职业学校的事情几乎全部包揽下来,应该没有职业学校自主性这一现象,但实际情况没有这样单一和纯粹。问题的根源就在于国家对职业学校进行资源配置的体制之中,由于国家对职业学校的资源输入并没有明晰的规定,国家政策文本往往是模糊的,这为下面的自由发挥创造了条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国家要通过各级政府负责对自己辖区内职业学校的资源输入,而各级政府,尤其是与职业学校有直接关系的政府部门和职业学校的利益是联系在一起的,在许多情况下往往视职业学校的上级主管部门干部的好恶和感情而定,所有职业学校在获得正常的资源输入之后,由于面临着职业学校成员的压力和对职业学校整体利益的考虑,必然要通过非正式制度的渠道去争取更大的资源输入,而这却是一个非常微妙的事情。

第二,由于职业学校体制的同一性和严密性,使职业学校在依赖国家的同时,不可能去寻找另外的发展空间,这种“总体性”的职业学校体制⑦ 引导了个体利益的诉求办法,个体往往不是行动于体制之外,而是通过体制本身在实现利益。⑧ 于是国家输入的资源成了职业学校生存的唯一资源,这种单一的资源渠道就成为决定职业学校命运的力量,这样一种态势反而加剧了职业学校自主权的反弹。于是一个顺理成章的结果就出现了,从一所职业学校传出来的信息,其真实性就很值得怀疑。当一个职业学校试图从国家那里获得更多的资源输入,或者对已掌握的资源进行自行处置时,它便往往会隐瞒自己的真相,尽量把符合国家意志的一面展现出来,主动迎合国家在某一个方面的号召,或者夸大自己处境的艰难情况,以达到获得最大化资源输入的目的。

第三,就职业学校自主性的实现方式来说,它既是制度化和程序化的,又是在“幕后”完成的,即在制度背后进行操作的,职业学校中的成员拥有很大的“幕后”活动空间。这既是模糊的制度安排的结果,也是制度安排所解释不了的。⑨ 实际上,这正是职业学校依附于国家的反向结果,即职业学校结构中潜伏着滋生职业学校自主权的因子,正如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滋生了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因子——社会主义一样。任何一个正面的力量都有一股反向的力量与之对应。职业学校依靠“幕后”原则达成了一种交易,一般是在不违反政策和国家约束法则的前提下,尽可能的获得更多的资源输入。

第四,二十多年的改革、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导致国家不再是社会资源的唯一拥有者和供给者,社会资源主体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个人、企业、非政府组织等同样拥有了职业学校所需要的社会资源,而且上述资源主体能够自由地处置自己拥有的资源。这客观上为职业学校提供了除了国家以外的资源获得来源。基于对中央集权教育管理体制带来的种种弊端的体会,以及对外部控制越严格职业学校越不能得到发展的认识,再加上政府掌握的资源不足以满足庞大的职业学校运行需要的无奈(事实上,中国的职业学校,特别是地方职业学校一直是由地方或者民间办理),政府也有意采取放权,先是中央政府放权给地方政府,接着是进一步给职业学校自主权(标志是实行校长负责制),把原先由政府把持的一些权力让给职业学校,这主观上调动了职业学校从“非政府”渠道获得资源的积极性。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职业学校自主性使职业学校获得了一种相对独立的自由空间,但绝不能把职业学校的这种自由空间无限扩大或放大,更不能盲目的乐观。职业学校的自主性从来都是相对的,之所以说它是相对独立的,是因为它与国家、社会的经济和阶级结构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另外,职业学校自主性也不是一副解决职业学校效率低下的灵丹妙药。它发挥作用需要一些条件,如果这些条件不能满足,自主性带来的很可能不是人们需要的教育质量,而是各自为政的混乱局面。

三、中等职业学校能力

1.汲取能力(extractive capacity)。是指职业学校动员社会经济资源的能力。即处于某种情境或环境中的职业学校,借助某种方法和途径,吸纳其本身并不具有但其它行动者(比如个人、组织和群体)拥有的各种有利于生存和发展的资源,使这些资源归自己支配,为自己直接使用的能力。对职业学校比较熟悉的人都能注意这样的现象,就是一样的职业学校获得的资源数量却大有不同,有的学校资源丰沛,有的职业学校资源缺乏,这就可以看成是职业学校汲取能力的大小不一。

上文述及,职业学校要想正常运转就要输入各种资源,比如教师、教学设备、教室等,这些资源职业学校是无法自己生产的,那么只有从校外环境中获得,比如从政府获得资金和政策、从高等院校获得师资、从市场获得物资、从别的职业学校获得信息、从周围社区录取学生等。职业学校怎样才能获得这些需要的资源呢?职业学校获得资源的渠道不外乎两条,一是政府的调配,也就是由政府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分配资源,计划经济时代全部是这样,现在这依然是一种重要的手段,而且根据职业教育是准公共产品的性质⑩,政府也有义务支持职业学校发展;二是交换,职业学校用自己拥有的资源和其它的组织(比如企业)交换它们有而职业学校没有的资源,比如用学位(学习的位置)交换资金,用学额(职业学校的名额)交换教学设备、设施,用新的知识技术换资金,用升学率换职业学校声誉等。不管是前一种的政府配置还是后一种的互相交换,都要求职业学校要有满足其它组织需要的资源。对政府来说,职业学校要满足政府赋予职业学校的任务;对于政府以外的其它组织来说,职业学校要有与之交换的作为稀缺资源的学位、学额等。之所以说学位、学额是一种稀缺的资源,是因为当下的社会,围绕学位、学额、学历等规定的职业学校教育制度是社会阶层分化的一个条件。因此,职业学校汲取能力的大小是以职业学校营造稀缺资源能力的大小为基础的,也就是以职业学校的办学质量为基础的,办学质量高的职业学校汲取能力就强,反之则弱。

2.合法化能力(legitimation capacity)。职业学校处在由职业学校关联者的规范与价值观组成的制度环境中,这些职业学校关联者包括政府、其他组织(包括村落、职业学校、工厂等)和个人(家庭)。因此,职业学校采取某种结构形式和行为策略是为了让关联者满意,以便获得资源。这就涉及到“合法化”问题。合法化的基本思想是:当社会的法律制度、社会规范、文化期待、价值观念成为人们广为接受的社会事实之后,就具有强大的约束力量,规范着人们的行为,就会诱导和迫使个人或者组织采纳与这种共享观念相符合的行为方式、组织形式和内部结构。(11) 例如,社会中存在着对医生、教师、企业行为的社会期待,一旦医生、教师、企业违反了这种期待,就会受到指责和惩罚。又比如在人们的观念中,现代的职业学校应该有校长、应该分专业教学、各专业教师应该是科班出身,职业学校应该有教导处、总务处、政教处、就业指导办公室,应该有对教职员工考评的规则等,这种职业学校的组织结构特征已经成为我们共有的观念,成为类似于自然法则的东西,使得我们自然而然依此观念去形塑职业学校。所以说,合法性是一所职业学校在其规范、价值观和信仰的环境系统中的行为,被认为是合意的、恰当的和适宜的一般看法。合法性意味着职业学校组织行为必须与公众的认知和情感预期相一致,即职业学校会采用那些被其关联者认为是有效的、合适的结构形式和活动。职业学校的合法化的能力是指职业学校运用各种手段在职业学校外部和内部制造共识,进而巩固其地位的能力,只有获得外部社会成员的认同和肯定,职业学校才能得到社会(社区)的支持;也只有获得内部成员的认同和肯定,职业学校成员才能为实现职业学校的目标而尽责出力。现代职业学校刚刚被引进到我国时,曾经受到抵制,没有人愿意上这样的学校,就是因为职业学校没有得到社会的认可、合法性不足所致,这从反面证明了职业学校合法性的重要性。最近几年人们对职业学校办学质量不高、学生素质差的批评,也可以看成是职业学校在公众心目中失去其合法性的标志。当下,职业学校积极倡导科学管理、规范管理,建立健全各种规章制度,加强与社会成员的沟通即可理解为职业学校增强合法性能力的措施,不如此,职业学校就难以真正摆脱屡遭诟病的命运,职业学校的生存和发展就非常艰难。

3.调控能力(steering capacity)。上面两种职业学校能力都是从职业学校适应外部环境的方面提出的,是职业学校的一种适应性能力,是一种从外向内的能力。职业学校的自主性决定了其只有适应性能力还是不够的,还应该有干预性能力,就是我们说的调控能力,也即职业学校影响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个人生活的能力,是一种从内向外的能力。职业学校的调控能力是与职业学校的功能紧密相连的,一个社会的进步与文明成果在人们之中的传播有关,与经济的发展与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不断应用有关,职业学校恰恰可以通过自己的教学活动,把有利于社会进步的人类文明成果(技术文明、职业文明)一代代传递下去,而且职业学校既是新的科学技术知识的推广者和散播者。职业学校在个人生活中的作用也越来越大,一个不能接受职业学校教育的人,很难找到满意的工作,而在现代社会中,不同种类的工作直接关系到一个人的生活质量。从这个意义上说,职业学校调控能力就是职业学校通过生产和传播知识、技能、态度、价值观把不同的人整合在一个统一的规范下面,增强人们的相互认同,同时又把人们区分成从事不同职业的工作者进而影响外部世界的能力。那么,如何才能增强职业学校的调控能力呢?笔者认为应该从提高职业学校的专业化水平着手,也即强化职业学校的不可替代性是非常重要的,为此应该分析清楚哪些特征和功能是职业学校独有的,哪些是职业学校和其它的组织共同具有的,有针对性的突出职业学校独具的特征和功能,比如在规定时间里、由受过专门训练的教师对某一年龄阶段的青少年、在一定空间中传授系统具体的知识和技能就是职业学校区别于其他机构的独有的特点和职能。因此,采取各种措施,不断的改革现有阻碍职业学校运行的制度,创新有利于提高学生学业成绩的制度是提高职业学校调控能力的不二法门。

总之,不管是从社会分工赋予职业学校特殊的职能来说,还是政府放权于职业学校的现实来说,现在的职业学校比之以前,有了很大的自主性却是不争的事实,以至于政府感慨对职业学校已“无权可放”(但职业学校的校长们却不这样看,他们在大会小会上依然在抱怨他们“无权”,这种悖论恰恰是职业学校自主性增强的表现,说自己没有权力说明已经有了一些权利)。当然,自主性的增大并不必然导致职业学校效能的提高,还需要职业学校具备一系列能力,只有具备了这些能力,职业学校才能在复杂多变的世界立于不败之地。因此,对于我国的职业学校来说,与其说重要的是增强自主性,不如说重要的是提高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的能力。

本文是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十一五”重大课题“构建现代职业教育制度的政策分析与对策研究”的成果之一,课题主持人:庄西真,课题批准号是T/2006/07。

注释:

① (美)约翰·E·丘伯,泰力·M·默.政治、市场和学校[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147.

② (美)詹姆斯·Q·威尔逊.官僚机构——政府机构的作为及其原因[M].北京:三联书店,2006.241.

③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70—172.

④ 庄西真.学校社会资本论[J].教育研究与实验,2004,(3).15—19.

⑤ 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10页.

⑥ 庄西真.国家的限度:制度化学校的社会逻辑[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33—37.

⑦ 有人提出了两种组织的生存模式:一是总体性生存模式,一是独立性生存模式。前者是一种各个组织都向自己的上级负责,以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为目标,组织的生存由一个统一的上级来负责。同时下级组织也不存在自主性,必须完全听命于上级,只要求所有组织的产出之和大于所有组织的消耗,而不必要求每个组织都能为自己的生存独立负责的模式。后一种模式正好相反,在这种模式中,每个组织必须为自己负责,它必须自己解决生存问题,同时每个组织必须为更大的组织系统如国家、城市做出净值大于“零”的贡献,而不能滥竽充数。纯粹的总体性组织和纯粹的独立性组织是没有的,大多数组织位于由总体性和独立性为两极的系谱上,差别是有的靠总体性近一些,有的靠独立性近一些。学校也是如此,计划体制下的学校,可能靠总体性一端近一些,市场经济体制下,可能靠独立性一端近一些。

⑧ 张静.国家与社会[Z].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186.

⑨ 李猛,周飞舟,李康.单位:制度化组织的内部机制[J].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6,秋季卷.89—108.

⑩ 庄西真.职业技术教育产权多元化的变革与政府干预[J].教育科学,2001,(2).8—10.

(11) 曹正汉.观念如何塑造制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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