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50年代我国的舆论监督及其历史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试论论文,舆论监督论文,年代论文,作用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5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 —3815（2000）04—0037—07
透过一部厚重的中国历史画卷，人们可以看到一切旧政权从艰苦创业到腐败灭亡的清晰轨迹。一些著名的农民起义政权，亦未能跳出这历史“周期率”怪圈的支配，避免这样的历史悲剧。对于中共执政后如何拒腐防变的问题，党的领袖们早就有充分的警惕，并认真思索着这一重大历史课题。1945年7月，毛泽东在延安与黄炎培探讨这“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历史“周期率”时，就明确指出：“我们已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56页。 ）毛泽东的回答不仅科学地总结了党在根据地廉政建设的经验，而且为中共成为执政党后如何防止“周期率”的发生，指出了一条“民主”的新路。民主，不仅是一种思想和作风，更重要的它是一种制度。如何从工作和制度上使“人人起来负责”，“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党中央毛泽东在建国后对此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和实践，逐步提出和实行了包括舆论监督在内的比较广泛的民主监督措施。舆论监督是一种具有特殊效应的民主监督形式，它具有公开性、广泛性、及时性、影响面大等特点。利用新闻和舆论公开揭露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是党中央、毛泽东开拓“民主新路”的重要实现形式之一。尽管50年代的舆论监督机制尚处初创阶段，在许多方面还不够完善，但50年代的舆论监督（尤其是50年代初、中期）毕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30年中搞得最好的时期，其中有许多经验值得研究和总结。
一
建国后，党中央、毛泽东根据执政党的新特点，及时强调了加强舆论监督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提出了正确开展报刊批评即舆论监督的方针和原则。1950年4月19日， 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号召全党和广大人民群众在报纸刊物上公开地全面地揭露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各种消极腐败现象。《决定》指出：“我们的党已经领导着全国的政权，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很容易危害广大人民的利益，而由于政权领导者的地位，领导者威信的提高，就容易产生骄傲情绪，在党内党外拒绝批评，压制批评。”据此，中央要求：“在一切公开的场合，在人民群众中，特别是在报纸刊物上展开对于我们工作中一切错误和缺点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为了确保人民的批评不受压制，中央明确规定：“凡在报纸刊物上公布的批评，都由报纸刊物的记者和编辑负独立的责任。”“只要报纸刊物确认这种批评在基本上是正确的，即令并未征求或并未征得被批评者的同意，仍然应当负责加以发表。”“读者来信中的有益的批评，凡报纸刊物判断其为真实者，应当加以发表。”“批评在报纸刊物上发表后，如完全属实，被批评者应即在同一报纸刊物上声明接受并公布改正错误的结果。如有部分失实，被批评者应即在同一报纸刊物上作出实事求是的更正，而接受批评的正确部分。如被批评者拒绝表示态度，或对批评者加以打击，即应由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予以处理。上述情事触犯行政纪律和法律的部分，应由国家监察机关司法机关予以处理。”（注：《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90～193页。）
中央《决定》颁行后，全国各级党政机关及新闻舆论机关积极贯彻该项决定。《人民日报》率先行动，开辟《读者来信专页》，刊登了大量人民来信，公开点名批评了许多地方存在的问题。据统计，自中央《决定》发表后，《人民日报》在1950年4月当月即收到读者来信1674 件，较3月份增加1倍，而5月份则增加到2487件（注：1950年6月7 日《人民日报》。）。这说明只要有关部门积极支持和引导，群众参与舆论批评的积极性是很高的。全国各地许多报纸如《长江日报》、《云南日报》、《河北日报》、《山东大众日报》、《浙江日报》等，均改组了他们的副刊，以主要篇幅刊载反映读者的批评和建议的来信，或把副刊整个改称《读者来信》，如《河北日报》。《河北日报》于1950年5 月开辟《读者来信》专栏，其主要内容有批评与建议、群众呼声、表扬先进人物等，每周3～5期。此专栏经常刊登批评、建议稿件发表后的处理结果和被批评者的检讨。对于那些在报纸批评后无动于衷、敷衍塞责，以及对写稿人打击报复的人员，报纸进行再批评。此外，在这段时期内，《河北日报》经常在显要位置批评违法乱纪问题，比较突出的是有关“米巨臣事件”的报道。
1950年5月26日， 《河北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报道“米巨臣事件”，并发表社论。 米巨臣是原安新县七区梁庄（后划归清苑县）人， 1949年土改时划成富农成份，发给他土地证。1950年1月， 村干部违反政府关于保障土改后土地财产所有权的法令，又强抽米巨臣12亩井浇地及其他财产一部。米巨臣不服，多次找区、县政府申诉，但得不到解决。米巨臣又几次到省法院和河北日报社申诉，报社曾派人去调查。但由于安新县、区有关部门互相推诿，事情拖了4个多月解决不了， 区干部甚至非法扣押米巨臣5天。报社再派记者前往调查，经省委同意， 报社发表了这一典型报道，这才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使“米巨臣事件”得到了恰当的处理，错动土地退回米巨臣。经有关部门进一步核实，米巨臣的成份改为富裕中农。该报还同时刊登中共保定地委对在这次事件中负主要责任的中共安新县委宣传部长和七区区长的处分决定，以及安新县委的检讨。这次报道在河北全省引起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这对于贯彻执行党和政府的政策法令，稳定农民思想，促进农业生产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其他各地报纸也批评报道了当地的一些典型违法乱纪事件，使一些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得到当地政府的重视而得以及时处理。
舆论监督这种具有特殊效应的民主监督形式，在声势浩大的“三反”“五反”运动中，发挥出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人民日报》及全国各地主要报纸，在这个时期重点报道了许多重大违法乱纪案件，并刊登了大量的人民来信。人民群众通过舆论监督这个重要渠道，揭发和检举了大量的贪污腐化变质分子和不法资本家的“五毒”行为。最典型的，一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通过新闻媒介率先检讨；二是亲友之间通过新闻媒介互相检举；三是人民群众通过舆论监督渠道，敢于揭露、检举党政高级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或违法乱纪行为。
干部检讨。党的各级领导干部通过新闻媒介，主动检讨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是当时舆论监督的特点之一。归纳起来，这样的检讨大体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党的高级干部为了消除群众的思想顾虑，带头检讨自己工作中的缺点错误。
1952年元旦，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刘宁一利用干部新年团拜的机会，就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率先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他首先检讨了自己在出国考察、接见外宾时的铺张浪费错误行为，还深刻反省了在工作中的官僚主义作风。他说：“经过我签字的预算，自己从没有认真严格地审查过，总是照例签字。贪污、浪费，可以由此取得合法。”继刘宁一检讨之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许之桢也着重检讨了自己进城以后受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怎样处心积虑地争房子、争汽车等，并揭发了全总机关“小公套大公”的舞弊行为（注：1952年1月8日《人民日报》。）。领导干部在报刊上公开检讨自己的缺点错误，这在当时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如中央司法部长史良、铁道部长滕代远等都曾在报刊上或群众大会上主动检讨自己工作中的缺点错误。领导干部主动接受舆论监督，不仅得到群众的好评，而且还为下级干部正确对待舆论监督作出了表率。
第二种检讨是：本部门发生了贪污腐化或压制民主、打击报复等违法乱纪案件，部门主要负责人必须作检讨。
如时任中共武汉市委委员、武汉市副市长的易吉光，由于放松思想改造，犯有敌我不分，与敌为友；滥用职权，挥霍公款；压制民主、反对批评等错误。经群众揭发，有关部门调查核实后，中共武汉市委决定开除易的党籍。毛泽东在中共武汉市委关于拟在市人民代表会议处理市政府压制民主、打击群众批评的错误问题给中南局并中央的报告上批示到：“（一）罢免易吉光，并由张平化同志代表市委作自我批评，声明荐人不当，是完全必要的；（二）市长吴德峰同志既然有压制民主、打击群众批评的行为或支持这种行为，对群众影响极坏，当然应向人民代表会议作自我批评，并公开发表。”（注：《中央关于处理武汉市府领导人压制民主、打击群众批评的错误的电报》，1951年12月25日。）《人民日报》对易吉光违法乱纪案件进行了详细报道，发表了武汉市有关领导的检讨。
第三种检讨，是因为本人犯了错误。
纺织工业部所属新建经纬纺织机器制造厂，在建设过程中发生柱子下沉等重大基建责任事故，纺织工业部对此负有领导不力的责任。1952年1月29日，该部副部长钱之光、陈维稷、张琴秋3人联名在《人民日报》上公开作检讨。他们检讨说：“经纬厂问题的发生，是由于我们对人民事业的责任心不强，政治上麻木不仁以及工作有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这是我们在基本建设方面的一个沉痛的教训。”他们主动请求中央“给以应有的处分”（注：1952年1月29日《人民日报》。）。
亲友之间破除情面，检举问题。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之一。在“三反”运动中，各级党组织普遍发动群众，揭发检举问题。许多干部群众不徇私情，投书报刊，揭发亲人的错误和问题。翻开当时《人民日报》及全国各地的主要报纸，这类事例不胜枚举。如《人民日报》1952年1月30日第6版《读者来信专页》，刊登了一封题为《北京市第三区军属代表杨际华检举了她丈夫的贪污行为》的群众来信，表扬了检举丈夫（人武部干部）挪用公款做生意的军属杨际华。这种亲人之间互相检举的现象，充分说明了当时人民群众对党的政策的信服和拥护，也反映了人民群众反腐倡廉的政治热情。中国的老百姓都明白这样一个简单而又朴素的道理：“屋漏在下，止之在上，上漏不止，下不可居。”广大党员干部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在群众中树立了廉洁自律的形象，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护。正是基于此，党领导的反腐败斗争才能得到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形成了群众性的正义行动。
二
人民群众通过舆论监督渠道，敢于揭发、检举党政高级领导干部的违法乱纪行为。1952年2月10日，原天津地委书记和专员刘青山、 张子善因巨额贪污而被处以极刑，是为建国初反腐败斗争的第一大案。对刘、张问题的揭发批判也充分体现了50年代前期舆论监督强有力的特点。
1952年1月初，即枪决刘、张二人一个多月前， 人民群众对河北省委、省政府领导方面的官僚主义作风表示强烈不满，他们投书《人民日报》质问到：“刘、张小集团进行贪污行贿已有一年之久，而天津地委同志和李克才等亦不断有过检举、报告”，“河北省委为什么长期没有发现这件事情？”“像他们这样大规模地贪污、盗窃国家财物，在天津专区闹得风声很大，为什么河北省政府竟长期没有发觉？”（注：1952年1月5日《人民日报》。）这是人民群众履行自己舆论监督权利的明显例证。人民群众的呼声是有效的，党的纪律也是严格的。1952年1月5日，中共河北省委副书记马国瑞代表省委作了检讨，并把检讨公开刊登在《人民日报》上。1月8日，河北省政府主席杨秀峰也代表省政府在《人民日报》上作了检讨。1月15日， 《人民日报》又发表了河北省委书记的妻子弓彤轩的检讨：《检讨我接受刘青山、张子善礼物的错误》。因检讨不彻底，中共保定市委办公室李春、谷雨同志投书给《人民日报》编辑部，题目是《弓彤轩应重新作检讨》。《人民日报》在这篇文章前加了编者按，要求弓彤轩应该迅速认真地坦白和批判自己的一切错误行为。（注：1952年2月6日《人民日报》。）中共天津地委组织部安振英同志，也曾上书《人民日报》编辑部，检举省政府副主席金城的受贿行为。
人民群众通过报刊、舆论监督渠道敢于揭露、检举党的高级领导机构或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或违纪腐败行为，体现了人民群众民主监督意识的增强，这是50年代人民群众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的一大特点，也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一大政治优势。再者，像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国务院部长这样高级别的领导干部，在某一问题上犯了错误，能够在党报上公开作检讨，这在当时是很普遍也属很正常的现象，人们并没有感到有什么特别和不妥之处。这些情况说明，绝大多数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对群众的舆论监督能够采取积极和正确的态度，这是保证舆论监督工作能够正常开展的重要条件之一。总之，由于党中央的有力支持，各级党政领导的高度重视，人民群众具有较强的政治参与意识和主人翁精神，再加上舆论的正确导向，使舆论监督得到了有效实施。这对于加强党风政风建设，促进民主政治的发展，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毋庸讳言，人民群众通过舆论监督这个重要渠道行使自己当家作主的权利时有时也会遇到阻碍的。漠视人民来信，甚至压制民主、打击报复检举人的事件在当时也时有发生。原华东军政委员会交通部长、党组书记兼华东交通专科学校校长黄逸峰，即曾对揭发该校问题的写信人进行追查和打击报复，被中共华东局开除党籍，并撤消了其一切行政职务。《人民日报》为此发表了社论（注：1953年1月24日《河北日报》。 ），社论虽然有些言辞过激，但却表达了党对压制人民批评，打击报复的党员干部，绝不姑息、容情的坚决态度。这对保证舆论监督的顺利实行是非常必要的。
1952年11月7日， 中共山东分局纪检委向中共中央作了《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意见的报告》。报告指出了山东存在的严重问题，如省政府积压了7万多件人民来信不予处理等， 并提出了一些解决措施。中共中央于1953年1月5日发出由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并转发了山东分局纪检委的报告。中央《指示》明确要求：“凡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应在报纸上广为揭发”（注：《中央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1953年1月5日。）。该《指示》实际上吹响了继“三反”“五反”运动之后又一场新的反腐败斗争——“新三反”运动的战争号角。在“新三反”运动中，《人民日报》及各地主要报纸，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公开揭发和批评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缺点和错误，曝光了大量的重大违法乱纪案件，刊登了大量的人民来信，充分发挥舆论监督功能，有力推动了“新三反”斗争的深入发展。
此外，《人民日报》等党报还针对有些报纸编辑部心存疑虑，不敢在报纸上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对本地重大违法乱纪案件不敢报道等错误行为进行点名批评。1953年2月1日，《人民日报》点名批评了《南方日报》、《安徽日报》、《河北日报》等地方报纸编辑部。对《河北日报》编辑部在王振海案件上的暧昧态度予以严厉批评，指出：《人民日报》对该事件“揭发已有10余日之久，但《河北日报》对当地所发生的如此严重事件，至今不敢转载，也不表示任何态度”。这“虽然和当地党委支持报纸批评的程度有关，但编辑部显然有着严重的软弱病，因而放弃了或放松了在报纸上展开批评这一有力的武器。这种对党、对国家不负责任的自由主义态度，已大大影响到我们报纸的战斗力，并使报纸日益脱离群众、脱离实际”。1953年2月12日， 《人民日报》又点名批评了《北京日报》、《天津日报》、《山西日报》等21家地方报纸。指出这些报纸编辑部之所以没有或尚未充分发挥群众性的批评作用，“是因为他们缺乏政治胆量”。党中央机关报这种鲜明的立场和态度，无疑对各地报纸批评活动的积极开展起了极大鞭策和推动作用。
上海《解放日报》从1952年12月15日报道了上海公交公司站务员梅芳庭因为在报纸上进行批评遭受该公司和前新市区政府报复，被无理解雇和非法扣押104天的事件后， 又连续揭发了中国煤业建筑器材公司无锡市公司副经理景明礼等压制批评的事件，中国土产公司华东区公司等单位的领导干部严重的官僚主义造成国家人民财产损失的事件。1953年1月19日，又揭发了黄逸峰压制批评的事件，并发表了社论。 该报还发表了许多读者来信来稿，对黄逸峰压制民主、打击报复的错误行为进行了系统的批评，这些来信来稿还进一步揭发了一些机关中存在的官僚主义行为。
《新海南报》于1952年11月22日代表读者意见，就海南区很多机关不认真处理读者来信和抗拒批评问题，向中共海南区党委和海南人民行政公署提出申诉，公布了1952年10个月中积压读者来信452 件不予答复的163个单位的名单， 要求他们在一定期限内答复并作出一年来处理读者来信的总结性检讨。《新海南报》把这个问题提交到党委、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面前来解决，不仅主动地争取到党委的支持，督促党委及时地采取有效措施，而且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新海南报》还以召开工人通讯员座谈会、机关干部座谈会和在报纸上辟出《坚决向抗拒批评、漠视群众意见的官僚主义作风作斗争》专栏等一系列的方法，来发动广大干部、群众参加斗争，造成全海南地区的批评运动，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被报纸点名批评的海南区一级和海口市一级绝大多数机关，对积压读者来信等问题很快作了答复和检讨，并建立了处理人民来信的机构和制度，同时还进行了在报刊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学习。个别严重违法乱纪、压制批评的干部，受到党纪和行政处分。《新海南报》对那些经报纸批评后仍迟迟不做答复或检讨不深刻的单位和个人，继续予以批评和监督，督促他们迅速作出答复或重新检讨。对那些只在形式上承认错误而在实质上仍然抗拒批评的典型官僚主义者，该报一面发动群众继续揭发批评，一面从思想根源上批评他们“只能由上级批评我，不能由报纸或群众批评我”等错误思想，促使他们树立虚心接受舆论批评的正确态度。
以上事例表明，加强新闻和舆论监督，这对执政党保持优良传统和作风，克服消极腐败现象，联系群众，改进工作，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
50年代初、中期舆论监督的成功实践，对于党的廉政建设及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第一，改善了党群、干群关系，提高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
“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我们同志沾染上官僚主义习气”（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4页。）。 利用报纸刊物等舆论监督形式，公开揭露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主动接受人民群众批评监督，则是根治这种“顽症”的有效方法之一。正如邓小平在中共八大一次会议上所指出的，我们不仅需要严格的党内监督，也需要来自人民群众的党外监督（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5页。）。如前所述，中央《决定》公布以后， 全国各地报刊纷纷刊载人民来信，揭露党政机关中的官僚主义作风，检举党政干部中的违法乱纪行为。同时，报刊还登出调查结果和处理意见，让人民群众了解。尤其是一些长期得不到追究的违法乱纪的党员干部，由于报刊的揭露而受到党纪国法的制裁。虽然当时各种法律法规还很不健全，有些问题的处理尚无法可依，但因为党中央毛泽东高度重视，各级党政干部认真负责，所以对问题的处理基本是合情合理的，起到了教育党员干部、教育广大群众、清除腐败、振奋民气的作用。极大地改善了党群、干群关系，提高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政府努力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民主权利，人民群众更加拥护政府。加强舆论监督不仅没有损害政府的形象，相反却提高了政府的威信。所以尽管当时我们国家还存在着许多困难，但党和政府指向哪里，人民群众就奔向哪里。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上下一心，紧密团结，共同奋斗，使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呈现一派生机。
第二，增强了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参政议政的民主意识，推进了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
在党的领导下，人民群众通过报纸刊物等舆论监督形式，对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民主监督的权利，这是中国开天辟地从未有过的事情。广大人民群众在行使舆论监督权利的实践中，切身体会到当家作主的主人翁责任感和使命感，激发了他们参政、议政的政治热情。愈来愈多的群众把揭露和批评官僚主义等消极腐败现象当成了自己应尽的政治责任。他们积极投书新闻舆论部门或政府机关，反映问题，提出合理的建议。来信除反映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等问题外，建议性的信件较前大量增加。说明人民群众的国家主人翁责任感确实是大大增强了。由于人民群众民主意识的提高，积极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民主管理和监督，大大推动了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
第三，为执政党的舆论监督机制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一）必须紧紧依靠党的领导
实践表明，党的坚强领导是取得舆论监督成功的根本保证，开展舆论监督必须依靠党的领导。50年代，党中央、毛泽东高度重视舆论监督工作，毛泽东身体力行，亲自过问，雷厉风行，为全党作出了表率。如1950年宣化市第三届第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会议主持人和有的党员干部不让出席会议的代表充分发言。这件事引起党中央、毛泽东的关注。毛泽东致函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第三书记刘澜涛，写出了关于公开批评宣化市错误问题的批语：“宣化市此种行为应在报纸公开揭露，予以批评，借此教育全党”（注：《关于公开批评宣化市错误问题的批语》，1950年8月6日。）。在党中央毛泽东具体指导下，各级党政机关、领导干部自觉接受舆论监督，积极运用舆论监督听取各方面意见，改进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主动在报刊上公开检讨自己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这对发动群众，利用舆论监督阵地，开展群众性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活动，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率先垂范，勇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活动。50年代初期几件轰动全国的重大违法乱纪案件，都是由于《人民日报》的揭露和介入而得到处理的。如刘青山、张子善巨额贪污案，河北定县地委书记王振海违法乱纪案，黄逸峰压制批评、打击报复检举人案等等。此外，《人民日报》还开辟“报纸工作述评”专栏，对全国各地重要报纸的批评活动进行督促指导，对做的好的予以鼓励和表扬，对做的差的予以批评促进。实践表明，只有依靠党的领导，人民群众舆论监督作用才能正确发挥。
（二）要注意正确的舆论导向，注重积极的社会效果
舆论监督，作为民主监督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它始终受着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其他方面的制约，决不能离开社会物质文化条件孤立地存在和发展。建国初期，党中央、毛泽东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出发，在指导进行舆论监督的过程中，既要求新闻宣传机构要对坏人坏事给予揭发批判，又要求对那些坚持原则，勇于同各种消极腐败现象做斗争的好人好事给予大力宣传和表彰，弘扬正气，唱响主旋律。正如当时中央纪委书记朱德所说：“一定要选择有重大教育意义的事情才能登报，不要小题大做，事事乱登。否则，不但伤害了党员干部，而且会收到相反的效果。 ”（注：《朱德选集》， 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0页。）50年代前期上下一致的舆论导向， 在人民群众中起到了强有力的教育和引导作用，保证了舆论监督的健康发展。
（三）要注意对舆论监督的支持和保护
舆论监督作为一种民主政治制度，它的存在和发展，离不开社会的支持和保护。如前所述，中央《决定》做为党的政策，初步提出了舆论监督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并对舆论监督的保护作出了原则性的规定。由于党中央、毛泽东高度重视对舆论监督的支持和保护，各级党政领导对那些尚不习惯在舆论监督的环境中生活，回避或拒绝舆论监督，压制打击舆论监督的人，根据情节不同都作出了恰当的处理，该批评的批评，该教育的教育，该处分的处分。从而维护了人民群众和新闻媒体实行民主监督的合法权益，有力地保证了舆论监督健康地进行。但是，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认识水平，我们没有把党的政策转变为国家意志，还没有制定出有关舆论监督的法律地位、作用和法律保障的具体法律、法规，没有确立一些具有法律效力的党务、政务公开制度等等，对舆论监督涉及各方面的权利和责任以及违法行为的处罚都没有在法律上作出明确的规定，致使在某些个别地区、个别单位和个别领导人身上，仍存有抵触和妨碍舆论监督的现象。更为重要的是，由于这一重大缺陷（当然还有其他多方面的因素），在50年代后期，由于党的主要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50年代前期建立起来的行之有效的舆论监督制度被“大民主”所取代而误入歧途。
50年代前期我国舆论监督制度建设尽管时间不长，在许多方面尚不完善，但它毕竟开启了新中国舆论监督机制建设的进程，并积累了一些初步的经验，给予人们以某些有益的启迪。我们应该吸收其中有益的经验，进一步加强我国的舆论监督机制建设，使之进一步法律化、制度化，促进民主监督制度的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