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乐与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古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以乐为法，以乐治国，在今人看来是不可思议之事。因为，依现代观念，能用来治国者须具国家强制力，而音乐只属娱乐人，教育、感化人的艺术门类，不具法律那样的效力，自然不能与法律并为治国工具。然而，在古代中国，乐确曾与礼、刑、法、律一样具有国家强制力，其被作为特殊的“法”用于治国平天下。中国古代圣贤们普遍认为，乐本身就是一种“法”，因此，本文论乐即等于论中国古代一种“法”。
一、乐与法
早在1998年，笔者曾发表过一篇题为《论“乐”与法》的论文，其中提出并论证了中国古代法源于乐，且乐本身亦为法的观点。其时，学术界尚未有专题论及法与乐之特殊关系者。近年来，渐有学者偶尔也涉及乐与法的问题，但似乎都只认识到“声律”与“法律”有密切关系（注：这一点其实早有定论，无须论证。《尔雅·释诂》、《说文》、《释名》、《太平御览》等均已阐明了“律”与法之密切关系。），却并未进一步挖掘出中国古代乐本身同时也是一种“根本大法”的重大史实，更未总结出中国古代以乐治国的独特现象，并将其提升至“乐治”的高度。如果现代人能认识到中国古代的乐也曾为当时“根本大法”之一部分并在治国过程中起着特殊作用，将是对中国古代“礼乐政刑”综合为治的完善治国观深层次领悟，也是对祖先们高度智慧生发的丰硕成果的尊重。
乐在中国古代包括乐制、器乐、声乐、诗歌、歌舞等内容，其既可娱人、化人，亦可治国。中国古代有四大类“法”，即礼、乐、政、刑。它们都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都是治国工具。《礼记》中对这四种“工具”的分工讲得极为清楚：“礼以导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政刑，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1]（乐记）《礼记》对“礼乐政刑”次序的特定排列，用意是深刻的。很明显，“礼乐”被置于优先位置，而“刑”（这种被相当多的学者轻率称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法）则被置于最末位。这正是儒家重礼乐轻刑罚、“德主刑辅”、“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出于礼而入于刑”思想的集中反映。
现代人常将中国古代的“刑”作为当时“正宗”的法，而将礼、乐、政均视为法外之物。事实上，“刑”主要只是对违反礼乐制度行为的一种惩罚手段。换言之，“礼乐”才是当时实质性的“法”。周公“制礼作乐”在治国平天下时，并未对“刑”给予同样的重视；因为“刑”虽然不可缺，但说到底还只是礼乐的附属物，是真正的法（礼乐）外之物。《尚书大传》记载，周公“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王，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成王”；[2]（大传）《礼记·明堂位》也说：“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颂度量而天下服。”[1]（明堂位）这两种记载都清楚表明，周公用以治国的根本大法，首要工具只是礼与乐。礼乐制度夏时已有雏型，经商至西周，遂臻完备。这种礼乐治国的总原则也为后来儒家所承袭并发展，极大地影响、指导着后世绝大多数朝代的治国方略。
中国古代乐与法的具体关系，可归纳为两点：法源于乐，乐亦为法；乐系最高之法。现分述如下：
（一）法源于乐，乐亦为法
中国古代的法主要表现形式为刑、法、律。夏、商、周时有刑、礼、乐而无“法”与“律”，后李悝改刑为法，商鞅又改法为律。改刑为法，主要目的是要使“法”的内涵不只是刑罚，还应包括正义、公平之因素；改法为律的目的则是要使含有公平、正义的法更具有音乐中的“律”那种恒常、稳定、普遍、准确之意。所以，“法”比“刑”丰富，“律”比“法”丰富。但是，无论法、刑还是律均不同程度源于乐。
1.“法”源于乐。“法源于礼”已是学界之共识。但是，广义的礼与乐常是不分家的，礼中有乐，乐中有礼，无礼不成乐，无乐不成礼。中国古代多数礼仪活动同时也是乐的活动，而许多乐的活动却包含着相应的礼。证明了礼与乐的不可分性，也就证明了法源于乐或法源于礼乐的论断。“法源于礼”之说容易使人产生误解，似乎法只源于礼而不源于乐。其实，“法源于礼”中的“礼”已不单是“礼”，而是包含乐的礼。只要翻阅一下《周礼》，就会发现其中有很多周乐规范。正因为礼中有乐，所以经常用“礼”代表“礼乐”。既如此，准确的提法应是“法源于礼乐”。
探索礼乐的起源，更能证实礼乐之不可分性。礼与乐都起源于原始社会末期的“群体活动”。这些活动或为祭祀，或为庆贺、娱乐，或为各种重大事件，形形色色。久之，这些活动演变为有规矩的仪礼、歌舞、奏乐等综合活动。这些活动逐渐有了规范，这种规范便是最早的礼与乐，亦即最早的“法”。可见，礼与乐一开始就是结合在一起的。后来，周公制礼的同时即作了乐，再次证明了礼与乐的同等重要地位及不可分性。孔子所言“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又将礼与乐并列起来，此类表述还有很多。所以，法既源于礼，即必源于乐。
2.刑源于乐。关于中国古代刑的起源问题，素有“刑起于兵”之说。此处的“兵”可作多重解释。有时指战争，古时曾将战争作为最大的刑罚，所谓“动大刑用甲兵”。有时指战争法，即刑起于战争法（兵法）。可是，战争法又是如何表现的，可以回答：远古时的战争法是用乐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古时军事行动的规范最初是以乐音声律来表现的。军队的号声、鼓声、锣声、律（竹制乐器）声以及有规范的呐喊声等便是古时战争中进退聚散等各种行动的“命令”或称“法律”。以乐音声律作为“兵”（战争）行为规范的实例很多，如“武王伐纣，吹律听声，……”[3]“夫战，太师吹律，……”[3]（律书），等等。既“刑起于兵”，而“兵”（战争之法）又表现为“乐律”，从某个角度来看，刑源于乐也是合乎逻辑的。
3.律源于乐。“法律”之律也源于音乐之律。律字最初只用于音乐，本指以竹制成的定音器，后又指音乐中的“十二律”，有时也指“六律”（十二律中的六个奇数音），后来亦指乐曲中的旋律。由于音乐中的律具有准确、恒常、稳定、普遍适用之意，后来，度量衡制度中便引入律字以表示衡量轻重长短之标准。故有些衡器亦被称为“律衡”。再后，“法”中才引进了音乐中的律字以表示“法”之准确、恒常、稳定与普遍性。至今人们还认为法律是一种准绳，具有相对稳定性，普遍适用性，而这些特性最初都是从音乐中的律借鉴而来的，所以，律源于乐更是无毋置疑的事实。
如上所论，既然刑、法、律这些中国古代法的重要形式最初都不同程度地源于乐，“法源于乐”的论断应该是有一定道理的。当然，“法源于乐”绝非只意味着法借用了乐中律的概念、术语，更重要的是，法的原理也是模仿乐而形成的。乐的规范将杂乱的音乐元素组织协调为节奏清晰、悦耳动听，和谐的曲调，而接受这种乐的人，心态、思想、行为自然逐渐也会变得规范、和谐起来。同理，法也是使社会、国家、民众思想、行为规范化、有序化的工具。因此，乐与法同源、同理、同旨。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中国古代，乐是最温和、最美妙的法，而法则是最严肃、最枯燥的乐。
4.乐本身亦为法。乐不仅是法的源头之一部分，其本身在中国古代也是一种法，就如同礼是法的源头，而礼本身也是法一样。
（二）乐是最具权威之法，其地位远高于礼
狭义地讲，礼与乐毕竟还是有区别的。现代学者多认为礼是中国古代最权威的根本大法。周代的礼治，儒家的重礼，唐时的“一准乎礼”，都使人看到了礼的至高无上。至于乐，虽然常与礼相提并论，但总居礼之后，属第二位角色。如果不加深究，人们对于礼与乐孰轻孰重的认识可能也就止于此了。因为，的确许多古籍在论及礼与乐时，都将礼置于乐前。如“周公制礼作乐”，“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礼崩乐坏”等。但是笔者在认真分析了中国古代礼与乐之关系后，得出的结论却与学界传统的“礼先乐后”观恰好相反。实际上，将礼置于乐之前的顺序主要仅代表了君主及各级官僚、贵胄、长者、男性们的“私利”，因为礼的主要内容是规范上下尊卑等次的，这正是上述人等最讲究的，他们当然希望“礼前乐后”。通常所说的“周公制礼作乐”绝不允许改为“周公作乐制礼”。有许多御用文人也都惯于投君王贵族之好，将礼置于乐前。但是，这种礼优于乐的排列顺序并未得到中国古代真正的“贤人”、“智者”们发自内心的赞同。他们看问题的角度与君主、当权者不同，他们常以自然、社会、国家、民众为出发点，来评论礼与乐之高低、尊卑、轻重。因此，“智者”们偶尔也会不顾君主、当权者们的喜好而将灵魂深处的礼乐观一吐为快。比如，《礼记·乐记》就对乐与礼的起源、地位、作用、特点及相互关系作了惊世骇俗的解释。之所以称之为“惊世骇俗”，是因为这种解释简直就是扬乐贬礼！虽然其中也说明礼乐皆不可少，但将乐无限抬高而将礼极端“贬低”在当时仍是少见之“壮举”。须知，《礼记》为孔门后学所记，孔子又是极崇拜周公之人，岂可将周公特别重视的礼“贬低”如此呢？只有一个合理的解释：《礼记》的编者虽然敬周公，但他们更敬乐，所以他大胆地“扬”乐“贬”礼。
《礼记》说：“乐曲中出，礼自外作。”[1]（乐记·乐论）这里，乐是内，礼是外。内外自是有大区别的。“礼者，德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1]（乐记·乐论）这是说，礼只不过是培养德行的启蒙之物，乐则是达到德的至高境界之必由之路。“乐曲天作，礼以地制。”[1]（乐记·乐论）古人向来认为天尊地卑，那么由天作的乐当然比由地制的礼尊贵得多。进而，乐与礼的关系也由内与外变为天与地，有了天壤之别。接下去的评价更不寻常：“乐者敦和，率神而从天；礼者别宜居鬼而从地。”[1]（乐记·乐论）这段话中，干脆将乐与神联系起来，而将礼与鬼联系起来！中国古人认为神尊鬼卑。神是人们敬畏、依赖的，常与仙并列，鬼则是人们憎恶、厌弃的，其常与妖、魔、怪并列。
颇具讽刺意义的是，作为中国古人尊崇的根本大法——礼却被《礼记》贬为鬼。其实，在古人潜意识中礼虽然比刑温和，但依然是束缚人，折磨人，压抑个性，限制自由的绳索。从某个角度看，确实如此。尤其是，当礼与乐相比较时，礼的缺点就明显了。因此，并非古人不重礼，而是在乐这种“神”面前，礼这种“鬼”当然会大为失色。礼的一整套规范确有悖于人性者，所以笔者倒是认为后来的“砸烂孔家店”，“推翻吃人的礼教”虽然过了头，但并非毫无道理。连专为礼歌功颂德的《礼记》不也照样如此“贬”礼。不过，这种“扬”乐“贬”礼之举恰好论证了乐的权威性，至高无上性。
乐的权威性还体现为它是一种“自然法”。“乐由天作”这已经清楚地表明了乐是自然规律、自然法则深化出的“法”。乐既可作为抽象的“自然法”指导人定法，同时其本身也是具体而可操作的一整套“乐制”。一切其他行为规范都应以“天作之乐”为依据，所谓“王者制事立法，度物轨则，一禀于六律（六律本意是指音乐的十二律中六个奇数音，此处泛指音乐——笔者注），六律为万事根本焉”。[3]（律书）司马迁更将乐看成最有效甚至是独一无二的治国工具：“琴音调而天下治”；“夫治国家而弭人民者，无若乎五音（指宫、商、角、徵、羽五调，以现代简谱表示即：1、2、3、5、6——笔者注）者。”[3]（乐书）这种看似过分、绝对地推崇乐的现象一定隐含着今人不易参透的深意，很值得我辈探究。
二、乐治的定义、原理、奥秘与特点
（一）乐治定义
以乐治国即为“乐治”。具体讲，乐治是指用“良乐”作用于人，使人心理、生理发生相应“良性”变化，从而促使人们行为规范、有序、和谐；使天、地、人合为一体，达到安人宁国，顺应自然的境界。
（二）乐治原理
《史记》中曾对乐治原理有精辟论述：“闻宫者，使人温舒而广大；闻商者，使人方正而好义；闻角音，使人恻隐而爱人；闻徵音，使人乐善而好施；闻羽音，使人整齐而好礼。夫礼由外作，乐自内出。故君子不可须臾离礼，须臾离礼则暴慢之行穷于外；不可须臾离乐，须臾离乐则奸邪之行穷于内。故乐音者，君子之所养义也。夫古者，天子诸侯听钟磐之声未尝离于庭，卿大夫听琴瑟之音未尝离于前，所以养行义而防淫佚也。夫淫佚生于无礼，故圣王使人耳闻《雅》、《颂》之音，目视威仪之礼，足行恭敬之容，口言仁义之道。故君子终日言而邪僻无由入也。”[3]《乐书》
古代“圣贤”们把音乐与人、事、物、天、地、阴阳、五脏、五行等联系在一起，从而创造出一套具体明确的治人、治国方案。笔者将此种方案用一个简表来描述：
五调对人产生的
五调 五伦 五脏 五行 五德
相应作用
宫
君
脾
土
圣
温舒而广大
商
臣
肺
金
义
方正而好义
角
民
肝
木
仁
恻隐而爱人
徵
事
心
火
礼
乐善而好施
羽
物
肾
水
智
整齐而好礼
上表中所表示中国古代乐治之原理，未必尽合现代科学，但定有相当借鉴价值。
（三）乐治的奥秘
乐治的奥秘来源于乐的奥秘。乐被中国古代哲人视为与天、神相通，由人心而生，对人类影响最大之物，原因何在？古人无法给以科学的解释，但现代脑神经学早已解开音乐之所以神奇的奥秘。在人类若干脑神经中，听觉神经成熟最早且起着主导作用。[4]（P233）原来，是大自然先天赋予人类听觉神经以优先、特殊地位。大自然似乎要让音乐主宰人类的精神和行为。这就是乐与乐治的奥秘。
（四）乐治的特点
乐治之外的其它治国方式比如法治，它是以“身外之物”强加于人的，其原理是强制人们遵守某种规范，如有不遵守者，则必受罚。这种以惩罚为后盾的治国方式是建立在性恶论基础上的，人天性趋乐避苦，而受惩罚就意味着吃苦，为了避免受惩罚，便不敢轻易违反这些规范。这是一种以恶制恶，以毒攻毒的方式。因此英国哲人边沁认为法律本身就是一种恶。反观乐治，虽然也具有一定程度强制性，但它毕竟是借着音乐实现的。音乐则是常人们喜闻乐见，发乎内心，自觉追求的。乐治是通过奏乐，唱乐，享受乐，推行乐制实现的。在这些看似娱乐的活动中，人们不知不觉被化作规范之人。
法律是要消亡的，法治也将随法而去。音乐却是永恒的，故乐治也将长存。中国历史表明凡重礼乐之治的王朝总能“长治久安”，如周、汉、唐，而重“法治”的王朝都速亡，如秦、三国。“道”不同，“命运”竟有如此大的差距，不能不发人深思。
三、乐治的现实意义与前景预测
（一）乐治思想可以为现代治国方略引进一种新思维，从而丰富治国方略
法律不是万能的。乐与国家兴衰有绝大关系，应予足够重视。剑虹先生是中国近代著名音乐教育家，他于1906年发表的文章分析了乐与国家兴衰的内在关系，这在当时具有振聋发聩的效果，于今日也是一种警省。剑虹先生认定中国近代落后于“列强”，其主要原因是中国人“感情薄弱”。所以中国人必须加强感情教育，而加强感情教育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乐教。他指出：“日人论中国教育者，动引心理学家言曰，人性有三：一胆汁性，一多血性，再粘液性。胆汁性者，情强而意志强，英吉利、德意志、俄罗斯是也。多血性者，情强于意志，法兰西、意大利、日本是也。粘液性者，情弱而意志亦弱，中国是也。故英、俄、法、意、日等国，或倾倒专制，或改革宗教，或建立新国，或颠覆幕府，皆由其国民富于感情，稍有刺激，即有一发莫过之势。而中国则保守数千年之旧习，愈趋愈下，不思振作。虽云专政之独焰有以召之，然亦国民感情薄弱之故也。故中国教育宜注重感情教育。呜呼，我中国自通商以来，欧风美雨，并趋东亚，外界刺激不谓不深，而昏然贸然，毫不一思改革。方且厝薪以为安，处堂以为乐，此何故欤？殆日人所谓粘液性者非欤？虽然今日之中国，前此之国民酿成之，后此之则今日教育养成之。昔者普鲁士联邦，当其未统一之时，国力既分，人心涣散，无国家之观念，无团体之结合，亦与今日中国同。后注重小学教育，遂成今日之德意志。然则救中国者，舍教育何由乎。特是教育者，贵察国民之心理，按其缺点，施以方针，能收善良之结果。否则夏裘冬葛，南辕北辙，亦惟是徒劳无功也。夫我国民心理之大缺点，莫感情若矣。内之见同胞之痛苦不知恤，外之受强邻之欺侮不知耻。以若是之国民，势必举东亚之大陆，沉埋于太平洋海底，永无复见天日之一日。然则感情教育安在乎？音乐是也。”[5]（P219—222）
剑虹先生论证了乐教对各国的特别影响。他说：“音乐之有伟大势力，征诸东、西、古、今历史，历历可指。欧洲音乐，起于希腊。日本则奈良之朝，称为全盛。我国自虞廷命夔典乐，特设专官。此时律吕之学，早已发明。琴瑟钟鼓之制，亦已完备。观孔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则其美善可知。至于成周，乐制大备，当时乐歌则有《风》、《雅》、《颂》，乐器则有金、石、丝、竹、匏、土、革、木之别；里巷之歌谣，贤士大夫之著作，皆可播诸风诗，谐诸律吕。采风者且藉以觇国势之盛衰，政教之美恶，风俗之邪正。乐学之盛，可以想见。汉唐以来，乐歌学与乐器，歧而为二。故虽有空前绝后之杰作，只能吟咏，不能歌唱。古乐沦亡，已非一日，至于今则音沉响绝大矣，我国民之心中尚复有一音乐观念在乎？夫《底伊洼赫德昂母莱因》之曲，唤起普鲁士国民之敌忾心。《赫尔歌伦波》之曲，鼓动美国之独立。《马尔生衷只》之曲（今之《马赛曲》—作者注），声授佛国（今之法国—作者注）之革命。”[5]（P219—222）
剑虹先生对于“乐治”强国方略，尚有切实可行之计划，此文不赘述。
（二）乐治在未来社会的作用
法治实际上是不完善社会不得已而施用的工具，未来理想的社会正是新型礼乐大放异彩之时，诚如梁漱溟先生所说，礼乐之治的原理“在于使人从倾注外物回到自家情感流上来，规复了生命重心，纳入生活正轨”，“礼乐是直接刺激感受器官而起作用的……不由得情感兴起而计较心退去。人们习惯逐物向外的心思立可收回”，“（国家）法律（借着刑赏）完全利用人们计较利害得失心理去统驭人……，废除统驭式的法律之后，如何进一步陶养性情自是很重要的问题”。[4]（P23—24）梁先生大胆预言：“以后的世界是要以礼乐换过法律的。”[4]（P23—24）诚哉斯言！
当然，现时的世界，仍需以法治为杠杆去治理，但法律并非万能，“乐”及“乐治”或许是治世的绝佳辅助工具。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音乐（声乐、器乐）发展突飞猛进，震惊世界乐坛，而这20年也恰是中国国运昌盛，日新月异的时期。这正应了古人“乐与政通”的名言。实际上，中国已经正在复兴着乐及乐治，“礼乐之邦”也正在复活。我们何不在重法、提倡法治的同时，也给乐及乐治重要地位而使其尽量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