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工通勤 难工会怎么办？
□北京市工会干部学院学报常务副主编 朱海波
作为人们从居住地往返工作地的交通行为，通勤一头牵着家，另一头连着企业。
眼下，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北上广深”为代表的国内一线城市的职工居住地和工作地分离的现象日渐增多，职工在上下班候车等待时间增加、乘车拥挤和城市公共交通的潮汐式拥堵等通勤问题不仅挤占了生活工作的时间、增加经济成本，而且也严重影响了工作的心情，降低了职工群众生活的满意度和幸福感。通勤看似平常的日常小事，但也是职工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也是影响他们工作和生活幸福感的大事。
北京市职工通勤时间过长
根据极光大数据发布的《2018年中国城市通勤研究报告》显示，在2017年我国GDP排前10位的城市中，北京、上海、天津、重庆4个直辖市位列平均通勤路程排名前4位。其中，北京的通勤路程最长，通勤人群平均通勤路程为13.2公里，另外有17.1%的人群通勤路程超过25公里。
从平均通勤时间上看，4个直辖市的上班族通勤时间更长，北京市平均通勤时间达56分钟居首。实际上，北京市单程超过1个小时的通勤时间已成为北京市职工上下班出行的常态。对于那些居住在河北廊坊、固安、甚至天津的跨区域工作生活的“两栖”职工，其最远的通勤返路程甚至远远超过100公里。支付宝《数说中国人的夜生活》调查显示，北京是全国最先醒来的城市，北京人凌晨5点就开始打车，是全国所有城市中最早的。每天人们一早从东南西北的四、五、六环涌入城市中心，又在晚间回归，已经成为北京上下班时间段的“壮观场景”，以至于人们调侃道“在北京，人们平均每天上班的距离（26.4公里）超过半个马拉松”！
通勤时间过长不仅仅只是消磨了人们上班路上几小时的时间，而且也会对人的身心健康、生活品质和工作效果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害。身体的痛苦必然造成精神上的折磨和心理上的狂躁。瑞典于默奥大学研究发现，长距离通勤会让离婚率上升40%，很大程度上是精神暴躁导致了无谓的家庭冲突，同时也带来“路怒族”的不断涌现，严重影响社会的和谐安定。美国地理学家联合会研究表明：通勤时间超过30分钟的人比其他人更容易衰老，通勤距离长意味着人们锻炼和睡眠时间的减少，最终导致身心健康受到损害。同时，除了影响正常的睡眠和运动，通勤时间长也严重伤害了人们的胃。为什么上班族对便利店依赖度那么高？为什么外卖在北上广等大城市发展如此红火？为什么处于婚恋的青年职工常常望天兴叹“情爱最远的距离莫过于君住京城东，我住京城西”……所有这些调侃和现实不能不说某种程度上源于通勤时间过长挤占了上班族大量的个人生活时间。
什么导致了首都职工通勤难？
公主岭霉素是农用链霉菌农抗“769”的代谢产物，对包括水稻稻瘟病菌在内多种植物病害的病原菌具有较高的拮抗作用[2]，对多种植物病害表现出较好的防治效果。同时，该菌可通过诱导水稻植株防御酶系活性的变化而增强植株的抗病性[3]。笔者以公主岭霉素水浸提液为试验药剂，通过研究盆栽模拟试验及田间自然发生条件下公主岭霉素对水稻稻瘟病的防控效果，调查公主岭霉素水提液施用条件下田间水稻产量和品质的变化，为公主岭霉素在生产上防治水稻稻瘟病害的推广和应用提供参考，并为公主岭霉素应用于水稻绿色生产提供理论和技术支持。
基于ADVISOR复合电源纯电动汽车顶层模型如图1所示，仿真工况为欧洲CYC_NEDC、美国的CYC_UDDS以及中国典型城市循环工况，仿真结果以UDDS工况为例进行分析。
通常，“职住分离”的严重程度反映在职住比上。职住比是在某一区域的就业人口数量与该区域居住人口数量的对比。职住比小于1表明该区域居住和就业环境较好，交通压力较小，反之就业环境恶化、交通压力较大。我们熟知在北京市五环以内，国贸、金融街、丰台科技园一直是北京职住比较高的区域。在北京市6个主城区中，西城区、东城区、海淀区和朝阳区是北京职住比最高的4个行政区域，其职住比超均过1，也就是说大量的区域外就业人口过多聚集于此。与此相比，通州区、门头沟区和昌平区的职住比分别为0.87，0.86和0.79，是就业人口较多，同时职住比相对较低的3个区域。
在通勤问题上，为什么人们感到首都的通勤问题不堪重负？抛开城市发展过程中多种需求引发的主城区住房价格过高，作为普通工薪阶层的刚性需求者只能选择相对偏远的郊区和环线区域购房不说，城市规划和产业布局的不合理导致的“职住分离”无疑是首都职工通勤距离和通勤时间增长的重要成因。
中国工会十七大强调，竭诚服务职工群众是工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各级工会要坚持职工利益无小事的理念，顺应职工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把工作重心放在广大职工身上，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满腔热情做好服务职工工作。
值得关注的是，在目前通勤时间压力大的情况下，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条件下非首都功能的疏解，和一些医疗教育机构及市直机关向通州区城市副中心等地的外迁，势必会改变职工的通勤方式或延长通勤时间，影响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北京市总工会2016年调查显示，工作地变动带来的通勤时间加长对职工的工作、生活带来较大影响。2015年以来，23家被调查市属行政事业单位共有126人主动离职，其中因单位搬迁而增加通勤时间是主要原因之一；在市属学校和市属医院，通勤是外迁职工除收入外着重考虑的第二大问题。50%的被调查市属学校认为因工作地点变动导致的通勤时间长、不能就近照顾家庭是单位人才流失的主要原因。
本文以自然生长状态的小麦为研究对象，利用小麦茎秆的弹性特性，运用力学理论和方法对小麦活体茎秆在横向受迫条件下产生的回弹力进行研究，旨在弄清回弹力与小麦茎秆机械强度之间的关系，给出评价指标，为小麦茎秆力学特性检测仪器设计、收获机械的设计以及茎秆的综合利用提供理论依据。
除了以上几方面，北京市城市道路规划建设的相对滞后和房地产开发热衷于大街区建设也是导致城市平均路网密度低、拥堵路口多、公共交通不顺畅的重要原因。
工会要切实关注职工通勤时间压力大的难题
众所周知，相对于其它同类城市，北京市居民的公共交通出行率明显过低。极光大数据统计显示，目前北京的公共交通出行率仅有50%，远低于东京的80%和香港的90%，同时汽车总量和人均汽车保有量雄踞国内第一。当然，也不能把北京市居民的公交出行率低的“锅”全甩到居民公交出行意识不足上，也应该看到当前北京公共交通的发展与城市快速发展的不协调。地面公共交通的公交线路的规划虽有巨大进步，但还没有较好解决居民“最后一公里”的交通难题。
王：ICME-14申办成功，让中国学者站到了更高的起点上，同时承担更大的责任．为了2020年的ICME-14，中国数学教育界的同仁们要同心协力，砥砺前行，做出最大的努力，贡献满满的正能量，办个精彩的第14届国际数学教育大会，让中国承办ICME-14成为中国数学教育崛起的良好契机．为此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
一是加强对通勤时间过长职工的心理疏导，缓解心理压力。发挥好工会职工“娘家人”的作用，做好通勤时间过长职工的摸排工作，有效利用工会系统职工心理驿站和服务站的资源优势，研究策划有针对性的让职工感到贴心、舒心的心理疏导服务项目。
二是加强工会与用工单位行政部门的协商，积极为职工“发声”。努力争取有条件的单位优化通勤班车制度或开设通勤班车；在引导促进用工单位建立完善职工通勤补贴制度、增加通勤补贴的基础上，根据单位性质和职工岗位特点探索实施职工自愿选择上下班时间的错峰通勤制度。
三是加强调查研究，以职工需求为导向，推进工会服务创新。在确保工会经费安全和依法合规使用的情况下，积极研究探索工会经费在解决职工通勤问题上的使用方式和途径；有效依托工会三级服务体系，探索改进通勤困难大的职工未成年子女校外托管和老人照顾等常态化服务项目及服务方式，减少职工生活后顾之忧。
四是加强与市政公共交通管理部门等的沟通协同，积极宣传倡导绿色出行。推进相关部门进一步优化产业聚集区、中心城区就业人口聚集地的公共交通线路布局和站点设置，探索建立职工通勤早晚高峰优待政策，完善居民城市地面交通优待制度，分散通勤高峰时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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