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学类比与演化经济学的发展阶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物学论文,发展阶段论文,经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1)03-0084-07
演化经济学试图以生物学作为自然科学基础来解释社会经济现象，突破了统治西方经济学近两百年的古典力学方法，推动了现代经济学革命性的发展。尽管目前对“演化经济学”尚无统一的见解和定义，但经济学家普遍认为，“演化经济学”力图以进化论为主导思想，类比于生物学研究方法，以存在于经济组织、决策规则、商品及生产方法中的多样性和适应性为研究对象，探索其演化过程的机制。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是将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进化论原则引入社会科学的首批学者之一。[1]各种进化思想由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弗雷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理查德·纳尔逊(Richard Nelson)和西德尼·温特(Sidney Winter)等进一步发展。[1]
根据不同的划分标准，演化经济学的发展阶段有多种划分方式。本文将按照演化经济学所使用的生物学类比对演化经济学的发展过程进行阶段划分。
一、达尔文进化论作为总体分析框架的形成阶段
这是演化经济学发展的第一阶段，其特点在于将达尔文进化论作为总体分析框架应用到经济学研究中。如果把达尔文的进化论比喻成一颗落入经济学土壤中的种子，那么在以凡勃伦至熊彼特为代表的经济学发展时期，这颗种子开始扎根萌芽。
1859年，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R.Darwin)的《物种起源》出版，进化论诞生。达尔文进化论主要包括四个子学说：(1)一般进化论：物种是可变的，现有的物种是从别的物种变来的，一个物种可以变成新的物种。(2)共同祖先学说：所有的生物都来自共同的祖先。(3)自然选择学说：自然选择是进化的主要机制。(4)渐变论：生物进化的步调是渐变式的，是一个在自然选择作用下累积微小的优势变异的逐渐改进的过程，而不是跃变式的。
1860年，马克思阅读了该书，认为：达尔文的著作非常有意义，这本书我可以用来当作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根据。[2](P127)对马克思的研究成果，当时就有人指出：“这种研究的科学价值在于阐明了支配着一定社会机体的产生、生存、发展和死亡以及为另一更高的机体所代替的特殊规律。”[3](P23)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无论是关于生产资料和生产过程的描述，还是对资本主义是一个历史阶段的论述，都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对达尔文进化思想的一种应用。
熊彼特认同马克思的“把经济演化看做由经济制度产生的独特过程”的思想，并试图发展一种资本主义动态理论。熊彼特一方面想提出一个资本主义演化理论，另一方面又始终信奉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论，他终身徘徊于这个矛盾之中。[4]继承其传统的一些经济学家构成了现代演化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5]
在演化经济学研究中，凡勃伦借鉴了达尔文理论的部分原则：(1)同种或同种群中的成员必须维持一定的变化。(2)势必有一些遗传性或连续性机制，使它们的后代继承它们的父母的特质而非种群中其他的成员。(3)自然选择起作用是因为适应性更好的生物体后代数量增加更快，或者是为了在生存斗争中保存优势的变化。[1]
尽管凡勃伦对达尔文主义的概括是不完善的，他却是首批试图构建这个研究框架的人之一，其部分学术遗产仍然很有意义。但是，也许由于当时的生物学理论基础有限，生物学与经济学的结合并没能给经济学带来很大的发展。在这个阶段以达尔文进化论形成的总体分析框架一直在不断的发展，并延续到现在。
二、达尔文综合进化论和生物学理论深入应用阶段
当经济学与生物学两个学科各自快速发展时，对两个学科的交叉研究也日益增加。理性决策的制定和自然选择的适应二者之间的密切关系使这种交叉更加积极，其成果越来越引人瞩目。由此演化经济学进入了其发展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在于：不仅将生物学中的达尔文主义理论应用于经济学的研究，而且将生物学中各个层次的理论引入经济学的研究，在经济学研究中综合地应用了现代生物学的方法，实现了达尔文主义理论和生物学理论的共同应用，从各个层次和角度研究经济的演化。
这一阶段的研究已经由物种的大范畴推进至种群、个体水平，进而推进至组织、细胞、分子等微观水平。经济学与生物学的结合越发紧密起来。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人类对其在自然界中身份的承认，即人类是一种生物，人类的进化与生物的进化密不可分，人类组成的社会的演进与人类的进化亦密不可分。虽然这一阶段经济学家和生物学家尝试使用对方的抽象的工具，但是跨学科的交流仍然十分有限。[6]
（一）第二阶段中的现代生物学基础
1.综合进化论。
在这个阶段，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与孟德尔及摩尔根的“群体遗传学”进行了综合，之后又与分子遗传学综合。这拓宽了“生物进化论”的研究层次与深度，使之发展到了“综合进化论”阶段。在这一阶段，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theory of natural selection)，尤其是在现代遗传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自然选择学说正确地说明了生物进化的历史过程。根据染色体学说、群体遗传学、物种生物学及古生物学等提出的现代新达尔文主义观点：(1)生物个体是有变异的，即每个个体都不同。生物个体的变异至少有一部分是由于遗传上的差异，每个个体性状的差异（表型差异）都是由基因型差异与环境差异两方面造成的。(2)自然选择，适者生存。(3)生物界通过自然选择得到多种新的性状，其中一些性状或性状组合特别有发展前途，是生物适应方式的革新。生物的多样性是由于多样的自然选择条件造成的。
2.拉马克主义。
在这一时期，一些学者在研究文化基因及其传递上借用了拉马克进化机制。拉马克的获得性遗传理论在生物学上已经被否定，但是在经济学研究中却颇受欢迎。这与达尔文进化理论的应用并不抵触。达尔文的理论强调自然选择，变异在一定程度上是被动的。而拉马克的理论强调变异的主动性，这在由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类所组成的社会经济体中的确有一定的适用性。霍奇逊等认为在“更普遍的”意义上拉马克主义理论也是达尔文的。[7]
3.中心法则。
分子遗传学中的中心法则主要内容如下：DNA通过半保留方式自我复制，以DNA双链中的一条为模板，可以互补地合成RNA，将DNA中的遗传信息传给mRNA，然后mRNA中以3个核苷酸决定一个氨基酸的方式，根据mRNA的核苷酸顺序可以合成多肽（蛋白质），但遗传信息不能由蛋白质传向蛋白质或由蛋白质传向DNA或RNA。这一法则在现代演化经济学研究中被广为采用，下文将以研究企业及其发展的企业遗传理论模型为例，介绍中心法则的使用。
（二）演化经济学中不同层面的生物学方法的应用：群体、个体与基因
在综合进化论与普适达尔文主义的指导下，演化经济学使用不同层面分类的生物学方法对不同层面的经济学研究对象进行了创造性的研究。下文以群体、个体和基因三个不同层面的研究为代表，对演化经济学的发展给予说明。
1.生态层面与个体群的应用。
种群(population)是指同一物种占有一定空间和一定时间的个体的集合体，是物种具体的存在单位。达尔文主义者提出应该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描述一个“复合的个体群(population)系统”，这个“复合的个体群系统”可以用达尔文式的原则来解释。[8]在确立个体群这个概念的范畴后，生物生态学相关理论均可用于对经济现象进行探讨。
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与环境、生物与生物之间相互关系的，以种群、群落和生态系统为中心的宏观生物学。行为生态学被引入经济学，用以发掘人类进化历史中表象和理念的根本原因。[6]其中最佳觅食理论、演化博弈论和生态学的其他专业领域在经济学中的使用令人惊喜。由史密斯(John Maynard Smith)和普莱斯(George Price)提出的演化稳定策略与由泰勒(Peter Taylor)和乔克(Leo Jonker)提出的模仿者动态构成了演化博弈理论最核心的一对基本概念，它们分别表征演化博弈的稳定状态和向这种稳定状态的动态收敛过程，演化稳定策略概念的拓展和动态化构成了演化博弈论发展的主要内容。[9]受到演化博弈理论的启发，经济学家从不同的学习和模仿过程对自然选择进行了重新理解。例如，斯卡弗(Simon Schaffer)应用“普遍生存策略”来研究寡头企业之间的竞争，并得出结论认为，通过经济自然选择过程而得以生存下来的策略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利润最大化策略。[9]韦布尔提出了模仿动态模型，认为他人的行为尤其是能够产生较高支付的行为常常会被模仿。[10]
在生态与个体群层面上，对金融领域的研究也参与了进来。享斯等提出，研究金融市场的投资策略的市场选择和资本资产定价动力学模型应当从投资策略的角度使用进化论的方法进行研究。[11]卡森等提出可以用进化博弈对于多个交易者行为的变化模式的金融市场进行分析研究。[12]布洛克等建立了一个能够描述交易者类型之间相互竞争的市场的动力学行为的LTL(large type limit)模型，为市场上存在很多不同类型交易者、交易动因各异的市场进化提供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13]李维的研究结果表明风险偏好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后天学习获得的。[14]2002年，瑞士股票交易所召开了“演化金融”的专题会议，2005年《数理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Mathematical Economics)推出关于演化金融学研究进展的专刊，这些表明人们对演化金融学越来越关注。[15]
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末的演化经济地理学，是运用演化理论解释、描述人类的创造力在地理空间上的变异和多样性及经济现象空间演化研究模式。[16]这个研究范畴与生态学中种群多样性及种群的生存、迁徙理论十分相关。
近来，经济学与生物学的交叉沟通有所增加，新的跨学科领域也出现，例如神经经济学。神经经济学使用灵长类动物和其他动物进行的经济学实验获得了一些颇具争议性的结果。
2.生理层面与自组织的应用。
以魏特等人为代表的新奥地利学派中的演化经济学者突出地强调了主观知识对新奇①的重要性，并提出用自组织理论替代达尔文主义。[17][18]在他们看来，“自组织理论”为演化过程提供了一种抽象的和一般的描述。自组织理论首先是在非平衡热力学中由普利高津等发展起来的，主要是指所需要的部分或全部组织过程信息由构成组织的个体自己来提供的组织过程。福斯特认为，自组织并不是一种物理化学的类比，而是对能量、物质和信息进行系统处理的一种原理。[19]自然选择无法对上述复杂系统的起源提供解释，并强调自组织理论是对选择理论的替代。[20]尽管经济自组织和生物自组织具有共同的特征，但二者并不是同一的。霍奇逊指出，自组织或个体发生时并不必然包含系统发生，而系统发生却经常包含个体发生。[7]只要建立多层级和多时期的演化选择过程，演化选择理论和自组织理论的不协调将消失。[21]帕维尔·皮里坎将组织定义为共同执行某种（些）功能的相互联系的经济主体的集合，并认为“按照达尔文主义的观点，任何组织都没有真正的目标，但是作为对其行为进行描述的一种方式，许多组织可以被看作是有目标的”。[22]实际上，在一定意义上，所有的进化都有其目标，那就是更好的生存。所谓“任何组织都没有真正的目标”应当是指在一段时间内，由于生存环境的变化，没有既定的形式变化的目标。
3.分子遗传层面与基因的应用。
现代演化经济学在分析中引入了“基因”这一基础概念，这些“基因类比物”可以是人类习惯、组织惯例、社会制度甚至整个经济系统。[8]纳尔逊在其经典著作中就把企业惯例类比为基因。这里要向马克思的卓远洞见致敬，他提出的“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资本家对利润的追求是天生的”，正是资本主义最根本的“基因”。
在基因层面上，在演化经济学的复制动态（一个以达尔文式的选择描述的标准的表型模型）探索模式中，参与者选择学习或模仿的战略以参与发展的进程。这种方式可以被解释为强化学习或模仿学习。[23][24]因此，虽然有一些重要的例外理性的选择，通过自然选择进化，学习往往得出相同的结果。[25]布兰登指出“复制者”和“互动者”应分别等同于“基因型”和“表现型”。[26]瑞尼认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技术创新的功能之一是对经济增长长期步伐的速率进行测量，这种关系是直接而简单的。从短期来看，创新的突然爆发可以使经济增长，也可以使其放缓，并可以用来预测波动的原因和影响，诸如劳动力供应、生产、消费者需求和货币的价值等问题。[27]
创新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平行关系如同生物学中突变率和适应性进化关系。修复酶参与DNA复制和修复机制，所以很明显的突变率是受遗传控制的，因此也受到遗传选择。鉴于大多数突变是有害的，选择提高DNA复制的保真度和修复度，尽量减少可能的基因突变。然而，演化最终依赖于产生的有益突变，因此，突变率不能太低，否则物种将无法适应环境变化。[28]这导致了普遍认为的选择决定进化适应率，并将在新的环境或波动环境下最大化，因为在这种条件下增加突变率会更加被自然界青睐。[29]
一些演进经济学家，以分子遗传学中DNA的结构和中心法则为模板，构建了企业遗传理论模型，研究企业及其发展。例如，高哈特的企业蜕变理论模型等借用了遗传学中染色体和基因的概念，将整个企业视为拥有12对染色体的有机生命体“生物法人”，企业的目标就是让众染色体的追求协调一致。[30]尼尔森等的企业DNA模型是根据生物遗传学中的DNA结构构建出企业DNA模型。在该模型中企业DNA由四个要素组成：(1)组织架构；(2)决策权；(3)激励机制；(4)信息传导。这四个要素犹如生物DNA中的A、T、C、G 4种碱基组合形成显示企业独特性的企业DNA。[31][32]李贤柏用生物遗传的中心法则对企业的发展进行论述，构建了企业遗传物质和遗传法则模型，他提出“企业DNA（特质）—企业RNA（技术）—企业蛋白质（产品）”的企业遗传中心法则。他对企业DNA进行了定义，认为企业内外可以分为外链和内链两大类，提出企业的遗传物质具有四个特征，即稳定性、复制性、控制性、变异性。[33][34]
在生物系统和人类的活动的复杂领域中，简单的因果关系很难成立。例如，在经济学中，预测经济增长的短期影响会有众多因素需要分析。影响适应率变化的进化力量的原因和作用之间的关系同样是不确定的。高突变率在无性性别差异群体中并不是在面对环境改变时优化选择的适应性进化所必要的结果。突变基因仅通过交叉互换就可以提高其频率，而且，突变基因不必——而且通常不会——大幅加快适应性进化。[35]
三、普适达尔文主义作为本体论基础
从而超越生物学类比的发展阶段
在理查德·道金斯提出普适达尔文主义理念之后，达尔文主义在经济学中的应用获得了更大的发展。2002年，霍奇逊提出将普适达尔文主义理论作为本体论基础，从而开启了演化经济学的第三阶段。[7]
在综合进化论的基础上，理查德·道金斯提出了普适达尔文主义这一概念。它表明，达尔文主义的核心观点——变异、复制和选择的原则不仅适用于生物界的现象，而且也适用于其他开放和不断发展的系统，包括人类文化或社会的演化。道金斯认为，如果在宇宙中其他地方存在生命，那么它们也势必将遵循变化、继承和选择的达尔文规则。他曾提出了“meme”作为文化的复制和选择单位。[36]道金斯认为自然选择是以基因作为单位的，并提出自私的基因的概念，即无表型的、其唯一功能是在个体的基因组内自我保存及繁殖的基因，例如，转座子。
霍奇逊等认为“普适达尔文主义”并不是一种尝试以生物学角度来解释一切生物还原论或生物学版本的“生物帝国主义”。这种达尔文机制的存在也并不意味着这些进程总是涉及遗传变异和选择。相反，“普适达尔文主义”坚持了普适的达尔文主义原理的核心内容，结合每一个学科领域的特殊之处向更广泛的现象发展研究。即使社会演化机制在一些细节上与生物学中描述的不同，但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演化在许多重要的方面仍然是符合达尔文理论的。[37]例如，遗传吸收理论的启示之一是对于一个复杂系统，在不同本体论层级上，存在着不同种类的演化过程，这需要特定的理论，但相互之间不能存在矛盾。[38]达尔文的理论非常强大，因为它充分考虑了复杂系统进化（包括有机生命的进化）的详细的因果关系。达尔文主义本身不足以提供充分和完全的答案，但它提供了普适的理论框架，使更多针对具体情况的解释有迹可循。霍奇逊认为，综合达尔文主义是一种建立在实在论基础上的认识哲学，超越了纯粹思辨的哲学，是一种能够解释开放、复杂系统进化过程的一般理论。这一理论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现代生物学的进展。[7]达尔文主义作为本体论假设比使用生物学类比更说明了达尔文主义对经济学发展的重要性，以及生物学与经济学的密切联系。
四、结束语：演化经济学前景的展望
一些社会科学家，包括一些演化经济学家，对达尔文主义的生物类比表示怀疑并拒绝了达尔文主义在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应用。其实，达尔文主义的理论框架不但为进化而且还为所有复杂系统，包括社会经济提供了开放的理论分析平台。并且，达尔文主义是以详细的、累积性的、因果的基本哲学观点来解读事物及现象的。[7]因此，达尔文主义对经济学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加强与生物学的相互沟通对经济学是十分有利的，将生物学方法引入经济学研究的演化经济学本身就是经济学的革命性发展，无疑将有广阔的前景。
当然，社会经济过程与生物进化过程有着重要的区别。生物进化与社会进化的一个不同在于：生物进化更加单纯，只是在自然环境下的适应与改变；而社会进化的复杂性还在于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和社会制度的社会性。因此，不能机械地将生物学的方法和理论直接搬到经济学研究之中。人类社会与经济及其体制的演化是人类参与创建的系统，使用演化这个生物学隐喻，不能机械地将这一概念从生物学中照搬过来，而是在社会科学中予以引申。
总之，演化经济学是经济学与生物学的结合，与经典经济学中的古典力学基础相比，这种结合更加符合人类自身的性质与特点，有利于打破目前经济学所面临的停滞状态，将会有力地推动经济学的发展。
［收稿日期］2010-12-09
注释：
①“新奇”英文为novelty，又译为“新奇性”，日本学者将其译为“新事象”。新奇在不同学科中的含义不尽相同。在经济学中，新奇是一种对人们无法明确预见其意义及含义的新的行动可能性的发现，如果这种可能性在后继经济行为中被采纳，则这种行为称为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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