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尼与叶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叶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当代最受关注的诗人之一，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北爱尔兰诗人谢默斯·希尼(Seamus Heaney，1939-)在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中也一直备受重视。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者就开始了对希尼的译介，而希尼诗歌的独特风格也赢得不少中国读者的青睐。进入新世纪后，对希尼的诗歌艺术研究日渐深入。既有对希尼诗歌创作的全面勾勒与评析，如《希尼的诗歌艺术》和《作家的责任与承担——论谢默斯·希尼诗歌的人文意义》等，也有对希尼代表诗歌作品的阐释与解读，如《论希尼的“沼泽”系列诗歌》和《希尼的〈迷途的斯威尼〉译本意涵的文化解读》等。作为北爱尔兰诗人，希尼特殊的民族身份一直是中国研究者探讨的热点。杜心源认为，希尼在诗歌创作中将语言形式与民族意识相联结，赋予诗歌语言双重性，从而表达出爱尔兰民族独特的境遇，建构出具有复杂性的现代爱尔兰身份(95-105)。李成坚探讨的重点则是希尼的文化身份，分析指出希尼既具有爱尔兰身份，也具有英国身份，体现出一种文化身份上的双重性(61-66)。两位研究者的观点都颇有见地，有助于理解和认识希尼的身份问题。不过，要深入解读希尼复杂的民族文化身份，我们还可以从研究希尼与另一位同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爱尔兰诗人，现代主义诗歌大师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1865-1939)之间深刻而微妙的关系中获得启发。
作为“叶芝以来最出色的爱尔兰诗人”(Corcoran 135)，希尼与叶芝之间潜藏的承继关系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今时今日，希尼在爱尔兰文化中的影响毋庸置疑，也已得到英美主流文化圈的肯定。我们自然无法获知叶芝对希尼的评价，但希尼对叶芝的评论则几乎可以编辑成册。希尼关于叶芝最早的论文是《叶芝的榜样？》，论文的标题来自诗人奥登1948年发表的论文《叶芝的榜样》。奥登的论文探讨了叶芝作为诗人的伟大之处，认为他的伟大并不在于创作的诗歌中有多少传世之作，而在于他“不仅尝试解决新的问题，而且他所指出的问题对于社会传统是至关重要的”(Auden 193)。在奥登看来，诗人的重要性以及在历史上的地位，显然并不在于写出几首优秀的诗作，而在于对诗歌传统的承继和发展。与奥登观点明晰的论文不同，希尼的论文在观点的阐释和分析上都显得语带保留。希尼指出，叶芝的成就在于勇敢地与自己出身的中产阶级决裂，告别过去沉醉的浪漫理想，“重新塑造了自己的形象，使自己显得冷漠、倨傲”(“Yeats as an Example?” 114)，在孤独中取得了诗歌艺术的成就。希尼认为，叶芝对接近中年的诗人来说是个理想的榜样，表明如果诗人坚持不懈，就可以获得艺术的突破，但是，叶芝真正的成就在于对生死往复的自然变化的全心认同，以及在成为诗歌艺术大师之后依然保有的谦卑，这才是他真正值得后人效仿的地方。正如哈扎德·亚当斯指出的：“在希尼的论文中，叶芝并不意味着一种风格上的影响力，也不代表他要极力反对的事物。不过，作为某种榜样，叶芝是无处不在的”(223)。希尼在这篇论文中提到，“我新加的问号既是对奥登标题的回顾，但也意味着对这样一种传统观点的认可：一位伟大的诗人对其他诗人来说可能是一种非常不利的影响。”(“Yeats as an Example?” 116)这种“非常不利的影响”是否是希尼自己的切身体会呢？对希尼而言，叶芝是一个什么样的榜样呢？回答这些问题首先需要全面考察希尼与叶芝的创作实践。
叶芝于1922年当选爱尔兰独立国会的参议员，成为现代爱尔兰政治、历史与民族文化构建的重要成员之一。1923年，叶芝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诗歌的国际影响让他成为代表爱尔兰文化的民族诗人。作为现代爱尔兰文学文化的奠基人之一，叶芝在诗歌创作中用自己的诗歌创作建构爱尔兰的民族性，一面厘清英国殖民文化的影响，一面利用英国诗歌现代化的过程奠定了现代爱尔兰文学的基础。在叶芝构建的现代爱尔兰文学传统中，凯尔特古老传说和神话占据着核心的地位。叶芝不少早期诗歌的主题来自凯尔特史诗，他发表的第一部诗集中的长诗《漫游的奥辛》就取材于古代凯尔特史诗。叶芝对古代凯尔特史诗英雄费古斯的描写在现代爱尔兰文学中更是具有独特的意义。费古斯是古代凯尔特史诗中的君王，后放弃王位，一心钻研超自然的神秘哲学。叶芝以诗歌《谁与费古斯同去》来歌颂这位孤独英雄的追求，体现出对爱尔兰传统的神秘哲学和超自然的凯尔特文化的尊崇。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中斯蒂芬·戴德拉斯在母亲去世时拒绝为她祈祷，而是为她吟唱这首诗歌，以此正式与一直统治爱尔兰的天主教决裂。因此，这首诗已经不是单纯代表着叶芝的个人艺术成就，更是融入现代爱尔兰生活中的凯尔特历史文化的重要一环。作为一位民族诗人，叶芝在诗歌创作中“需要爱尔兰传统的意象容纳他关于爱尔兰所有积极的联想”(Larrissy 190)，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叶芝的诗歌成就，使他的后期作品未能像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那样博大，但他始终不懈地对凯尔特神话和爱尔兰民间文化进行探求，以此来构建爱尔兰民族现代文化意识的努力正是他在西方现代文化史上最重要的贡献(Matthews 40)。
与出生于都柏林律师家庭的叶芝不同，希尼是来自北爱尔兰的农家子。在现代爱尔兰文学的建构上，希尼的地位颇有几分暧昧。尽管洛威尔的赞誉和诺贝尔文学奖的肯定确认了他作为叶芝衣钵传人的地位，但细究下来，希尼作为当代爱尔兰文学代言人的地位其实并非那么稳固。对希尼的同辈诗人来说，他在散文作品中表现出的对叶芝的热情似乎更多的是与他自己的声名有关，意在突出和强调自己作为叶芝继承人在当代爱尔兰文化中的领袖地位(Muldoon 20)。这种看法也具有一定的事实依据，毕竟，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前，希尼尽管广受欢迎，但他作为北爱尔兰诗人群体领袖的身份并不那么明确，保罗·穆顿的诗歌风格与叶芝一脉相承，在爱尔兰群体中的影响力与希尼不相伯仲，德里克·马洪、迈克尔·朗利和汤姆·保林的诗歌都独具风格，自成一体。希尼也许是20世纪60年代的“北方诗人”中最出色的一位，但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他是否是爱尔兰诗人群体中的大师还没有定论。美国诗人洛威尔的赞誉自然对希尼的声名颇有裨益，但要获得整个英美文坛的认可，并非一两句赞美之词就可以奠定的。
撇开来自同辈诗人的挑战不论，与来自都柏林的前辈大师叶芝和乔伊斯相比，希尼北爱尔兰的背景足以让身处都柏林的众多爱尔兰诗人、作家心有不甘。作为关注英伦三岛现代的“北方问题”(The Troubles)最出色的诗人，希尼的诗歌无论在题材还是艺术上都具有叶芝的水准，但“北方问题”无疑使得他受到更多的国际关注，也是他声誉日隆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重要原因。不过，“北方”是否可以取代叶芝构建的以古代凯尔特神话为基础的爱尔兰意识，则值得商榷，因为从文化和历史上来说，北爱尔兰是英国文化和爱尔兰文化的交汇之地，基督教、英国国教和天主教各据一方，从正统性而言，并不是古代凯尔特文化的中心。
正因如此，与叶芝以古代凯尔特文化为核心构建现代爱尔兰文学意识有所不同，希尼对现代爱尔兰文学意识的建构是以来自北方日德兰半岛的图伦文化为肇始的。希尼通过一系列的“沼泽”诗歌，在自己的诗歌中建立了以沼泽为中心的古代爱尔兰文化体系，得到了现代读者的认可，并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叶芝的体系。①希尼通过对爱尔兰传统沼泽文化的抒写，在诗歌中创造了北方作为爱尔兰文化传承中心的地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自己作为叶芝继承人、当代爱尔兰文学文化代言人的合法性问题。作为叶芝的继承人，他必然也会面对奥登提到的那些“对于社会传统至关重要的”问题。在解决自己继承人地位的合法性时，希尼发展了当代爱尔兰文学意识中叶芝确立的凯尔特中心主义的神秘主义体系，确立了当代爱尔兰文学传统的走向，在诗歌艺术手法的运用上显得游刃有余。但是，一些叶芝感到困惑摇摆，犹豫而无法解决的问题同样也困扰着希尼。首当其冲的就是艺术道路的选择。
叶芝在早期的创作中，注重从文化层面来构建现代爱尔兰的独立意识，对使用暴力手段来获得政治独立并不支持。在诗作《没有第二个特洛伊》中，他通过把莫德·冈比作希腊史诗中的海伦，表达出自己对于莫德·冈所从事的爱尔兰独立革命活动的态度，含蓄地批判了爱尔兰独立革命活动中的暴力杀戮。在诗歌的结尾，叶芝反问：“她为何如此美丽，会做出怎样的事情？/难道还有另一个特洛伊为她而燃烧？”(“No Second Troy” 37)以此委婉地指出现代的爱尔兰不是第二个特洛伊，不会也不该因为莫德·冈而燃烧。叶芝对暴力斗争的抗拒清晰可辨。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面对爱尔兰独立的遥遥无期，叶芝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1916年复活节，爱尔兰独立运动在都柏林起义，但一周之内就被英国镇压下去。五百人在这次起义中丧生，都柏林的市中心一片狼籍。叶芝在《1916年复活节》一诗中，肯定了自己与在起义中牺牲的人们之间的紧密联系，隐隐表达出自己对这种暴力起义的有限度支持。在诗歌中，叶芝将复活节这一宗教节日与爱尔兰的独立起义联系起来，喻示着凯尔特文化和爱尔兰民族的复兴。在他看来，对于爱尔兰的未来
一切都改变了，完全地改变了：
恐怖之美业已降生。(76)
而他则将这一切“用诗写出来”(“Easter，1916”78)。在这首诗中，叶芝的诗歌创作理念发生了变化，与早期强调爱尔兰文化意识的建设而带有一定暴力色彩的独立运动相疏离，变成了突出诗人的社会责任，密切联系社会现实生活。不过，虽然叶芝表示自己将这一切写在诗中，但他对通过暴力取得爱尔兰的独立始终并没有完全认同。
在1928年发表的诗集《塔》中的《丽达与天鹅》一诗中，叶芝借用希腊神话中宙斯化身天鹅与丽达交媾的故事来反思英国与爱尔兰之间的战争以及爱尔兰的内战。诗歌斥着暴力、性、抢掠的意象，表现出战争与破坏的残酷性，对人类社会中暴力与破坏的必然性予以质询。诗作结尾的诘问意味深长，
在那冷漠的喙放开她之前，
她是否获得了他的知识与力量？(102)
叶芝在这里指出的正是爱尔兰在独立后的困境。摆脱了大英帝国的殖民统治之后，独立后的爱尔兰并没有如叶芝期望的那样发展得欣欣向荣，反而在1919年到1922年爆发了内战。叶芝对爱尔兰的前途没有疑问和动摇，但对爱尔兰未来要选择的社会道路却心中存疑，这也是他内战后参与社会政治的重要原因之一，目的就是要真正参与爱尔兰的社会建设和运作。
希尼在选择如何在诗歌创作中呈现社会现实，以及对爱尔兰斗争路线的选择上表现出与叶芝相似的转变过程。在希尼的早期诗歌中，同样体现出对和平与暴力两种路径的思考。在希尼第一部正式出版的诗集《自然主义者之死》中的第一首诗《挖掘》中，他以家乡的农耕生活为题材，描写父亲和祖父辛苦的田间劳作，并和自己的生活相映衬。在诗歌的开头，诗人在房内写作，忽然听到窗外传来铁锹翻地的响亮声音，原来是父亲正在田间挖地，诗人想起自己年幼时，父亲和祖父都是这样耕地，用铲锨挖掘着爱尔兰肥沃的泥炭地，翻出田地里的土豆。在这首诗中，希尼通过挖掘和土豆的意象回顾了爱尔兰的历史，让读者联想起历史上爱尔兰经历的饥荒，更将面临战乱危局的当代爱尔兰人的困境以隐喻的形式表达出来。在诗歌的开头，诗人写道：
在我的食指和拇指之间
夹着粗短的笔；自在犹如一枪。
但是，在诗歌的结尾，诗人并没有选择枪，而是选了铁锹：
在我的食指和拇指之间
夹着粗短的笔。
我将用它来挖掘。(3-4)
通过开头和结尾的对比，希尼表明，作为农民的后代，他不会忘记爱尔兰被奴役的历史，但作为具有责任感的当代爱尔兰诗人，在枪所代表的暴力和铁锹所代表的和平手段之间，他依然选择和平。挖掘在诗人的笔下成为具有历史延续性的动作，不仅是简单的农业耕作，而且是爱尔兰民族世代相传的民族传统的象征。在诗人的笔下，他与父亲和祖父的生活既有相通，也有不同。一方面，在父亲和祖父的挖掘行为中，童年的诗人虽然都不是主角，但他确实一直参与其中，“拣土豆”、“送牛奶”，从而显示出家族历史的延续性；另一方面，他又确实感觉到成年的自己与父亲、祖父的挖掘行为以及其所代表的传统的疏离，因为他并没有承继他们的挖掘行为，“我没有铁锹来追随他们”，只有用笔来挖掘。诗人对祖孙三代挖掘的描写和思考反映出当代爱尔兰传统的延续与变异，窗内的诗人用文字来延续传统，但他与窗外的耕作行为的距离说明他所代表的传统业已发生变化，而在表面的温和淡定之下，将手中之笔描写为“自在犹如一枪”就暗示出旧日平静的农耕生活可能难以为继，现实中潜藏着不安与动荡，从而引起人们对北爱尔兰政治局势的联想与关切。
希尼通过对家族历史和爱尔兰日常农耕生活的呈现，喻示出现实中潜藏的种种矛盾，与叶芝通过经典神话，如海伦、丽达等意象来探讨爱尔兰问题在方法上具有本质的不同。更为重要的是，希尼通过对爱尔兰近代历史的勾勒，逐渐勾勒出完全独立于英国诗歌的爱尔兰诗歌传统。叶芝的创作是爱尔兰文学作为独立文学传统在英语文学中出现的肇始，而希尼的诗歌则延续了叶芝的传统，并将现代爱尔兰的社会发展与历史融入其中，全面解构英格兰性，突出爱尔兰文学的独立意识。比叶芝更进一步的是，希尼还对诗歌创作的载体——语言本身加以探索，试图在自己的英语诗歌创作中融进爱尔兰语的色彩，从本质上挑战英语的霸权。从1972年开始研究中古爱尔兰文本后在《冬日出游》中初试锋芒，直到1984年的《不变岛》中真正纯熟地运用具有爱尔兰色彩和个人风格的韵律，希尼前后十二年间一直坚持不懈，终于获得了属于自己的韵律(“Earning a Rhyme” 63-70)。希尼在诗歌创作中注重突出爱尔兰的语言特色，以沼泽(Bog)为主题创作了一系列诗歌，通过对Bog和Bogland的反复强调，使得Bog这一少数几个进入英语词汇的爱尔兰词语为更多的读者所认识，更通过自己的“沼泽”系列诗歌丰富了这些词语的意义，让其中包孕的爱尔兰历史生动地呈现在读者和评论界面前。
希尼还对文学创作中的英格兰意象加以分析和解构，试图从根本上颠覆英格兰对爱尔兰的霸权。通过分析特德·休斯、杰弗里·希尔和菲利普·拉金这三位当代著名英国诗人创作中的语言特色，希尼指出诗人不同的语言特点呈现出各自想象中不同的英格兰。在希尼看来，这三位诗人都具有一种特殊的历史感，而这种历史感以往是非英格兰本土的英语诗人才有的(“Englands of the Mind” 81)。当代英语文化的诗人对于自己的故土具有一种带有捍卫色彩的挚爱，这过去只出现在来自殖民地的英语诗人——如叶芝、麦克迪阿米德等人的作品中。希尼认为，休斯的诗歌语言特色在于以英语中的盎格鲁·撒克逊和挪威语元素为基础；希尔的诗歌语言同样来自英语中的盎格鲁·撒克逊一脉，但拉丁语言的影响更明显，可以称之为盎格鲁·罗曼语色彩；拉金诗歌语言的基础则是诺曼征服和文艺复兴之后法语化的英语，承继了乔叟和斯宾塞的衣钵(“Englands of the Mind” 82)。与他们诗歌语言相对应的，是他们在诗歌中刻画的英格兰也各具特色，大不相同。希尼认为，休斯的英格兰是原始的风貌，犹如“李尔王的荒原”，希尔的英格兰中人类文明的痕迹更显著一些，诗人描绘是“一部历史而不是神话”，而拉金的英格兰则体现出工业化的影响，“百货商店和泛着工业污水的运河”是它的重要部分(“Englands of the Mind” 83-84)。在这三人之中，拉金的英格兰也许不及休斯的深刻，没有希尔的庄严，但却是战后英国的真实声音。在他诗歌中，体现出英格兰那田园牧歌的腹地正为各种礼仪、制度所侵袭，渐渐消失。希尼指出，三位诗人之所以关注英格兰本土经验，在诗歌中勾勒出不同的英格兰形象，是因为“帝国威望的丧失，经济实力的衰退和在欧洲内部英国影响力的减弱”(“Englands of the Mind” 100-101)。通过对三位当代英国诗人的诗歌语言和体现的英格兰形象的深入探讨，希尼成功地将在叶芝时代高高在上的大英帝国还原为面临各种挑战和问题的地域性概念，与爱尔兰处于同样的社会文化历史地位，从而终结了英格兰一直以来对爱尔兰的社会文化霸权和统治。
希尼从语言、文化层面解构英格兰的霸权，突出当代爱尔兰文化的独立性无疑是颇为成功的。然而，他依然需要面对帝国的遗产所带来的问题。作为一名爱尔兰诗人，如果采用英语创作，往往会成为当代英国文化的一部分。在全球化的当下，任何文化的原生性似乎都很难得以维系，这是叶芝无需考虑而希尼必须承担的问题。虽然对英格兰诗人批评深入，但希尼本人似乎也不得不思考类似的问题。他的尝试之一是翻译《贝奥武甫》，以自己的翻译使这一盎格鲁-撒克逊人最重要的史诗融入了爱尔兰色彩，既在英美主流文化中突显出爱尔兰文化的重要性，又为爱尔兰文化在全球化的时代以开放的视角融入西方主流文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早期的诗集《黑暗之门》中，希尼曾以摆脱族群文化、时空限制的叙述在诗歌《半岛》中表达出对人类自我反省力量的思考。诗中的叙述者一度“无话可说”，开车沿着半岛兜风，在日与夜的交替中领悟到：“事物完全都是以他们的外形为基础的/那是水与地各自极限的交汇”(“The Peninsula” 16)。水与地各自极限交汇的半岛与同一部诗集中“沼泽地”里那泛着水泡的沼泽地是截然不同的意象，没有追寻爱尔兰历史的负担，反而成为代表着某种跨越种族文化藩篱，体现人类共同困境的象征。半岛和岛屿是希尼诗歌中区别于背负承重历史和社会责任的沼泽的重要意象，是希尼对艺术本质和人类困境思考的体现。②
在代表他艺术创作成熟的诗集《不变岛》的标题诗中，诗人延续了《半岛》中思考，以重访一座朝圣岛为线索探讨了自己的生活经历。希尼在这首长诗中以近似但丁的探索精神，多样化的诗歌风格，虚构的人物和场景来对自己的诗歌创作与生活予以反思。在诗歌的最后一节中，一度迷茫困惑的诗人见到了自己的导师，这位导师对他说：
你的责任
不会因任何普通的仪式而解除。
你要做的事必须自己完成。
这是针对希尼的民族责任感而言，强调他责无旁贷，同时鼓励他：
走吧，飞吧，忘了这些。
你已听得够久的了，现在就说出你的声音。(211-12)
这位导师明确声言：“英语是属于我们的”，让希尼不要再沉湎于对爱尔兰历史的追寻，而是直面现实，发出自己的声音，留下带有自己个性的印记(“The Station Island” 211-12)。作为爱尔兰诗人，给予希尼这番指导的最适合人选无疑是叶芝，然而希尼在这里选择的导师却不是叶芝，而是另一位爱尔兰作家乔伊斯。③乔伊斯对英语的运用和贡献使得他可以对希尼说出“英语是属于我们的”，这虽然消解了希尼一直以来挑战英语霸权的努力，但也消除了诗人心中采用英语创作的民族焦虑情绪。乔伊斯青年时代离开爱尔兰后一直在欧洲大陆生活，四处漂泊，却始终以爱尔兰为创作主题，这与离开北爱尔兰家乡，成名后在英美和爱尔兰生活的希尼在精神上更为接近。诗歌中虽然没有出现关于岛屿或半岛的具体描写，但这首长诗的主题就是一次前往圣岛的朝圣之旅，诗人最后在这里获得了精神上的启发，领悟到创作艺术的真谛。岛屿作为希尼诗歌中精神圣地的意象再次在这首著名的长诗中得到了强化。
然而，在诗集《山楂灯笼》中，岛屿却面临着消失的命运。在《消失中的岛屿》一诗中，希尼这样写道：
曾经以为我们会在它那蓝色的山丘
与无沙的岸边永远地找到自己
我们在那里祈祷着度过那绝望的夜晚，
曾经我们拣来浮木，做成炉子
挂起大锅，好似苍穹，
那岛屿在我们的脚下裂开犹如海浪。
支撑我们的土地似乎还坚实
我们须把它紧紧抱住。
我相信那里发生的一切不过是幻象。(261)
希尼在这首诗中表达出对爱尔兰未来命运的担忧。岛屿一度是岛上居民物质与精神的庇护所，人们在那里“祈祷着度过那绝望的夜晚”。如今它却面临消失，在诗人的脚下“裂开犹如海浪”，人们只有紧紧抱住脚下“似乎还坚实”的土地。诗中的岛屿是爱尔兰的象征，对爱尔兰人来说曾经是“苍穹”，意味着他们生活的全部，但在当今的世界变化中无法抗拒地逐渐消失，留给爱尔兰人的只有支撑他们的土地，也正是他们个人传承的爱尔兰文化。在《消失的岛屿》中，希尼进一步发展了在《不变岛》中体现出的对爱尔兰文化的辩证思考，不再突出对爱尔兰群体意识的强调，而是指出原有的爱尔兰群体意识与文化无疑都将要消失，传承爱尔兰的文化与意识完全在于个体的努力，需要每个人“把它紧紧抱住”。在全球化风潮之下，爱尔兰的岛屿文化传统如果要保持下去，对历史的梳理无法起到核心作用，单纯地描绘现实也并不能一槌定音，惟一的出路似乎是每个爱尔兰人都要理解并尊重自己的文化，这样才能让这些“似乎还坚实”的文化传统在岛屿“裂开”后继续传承下去。
在“岛屿”系列诗歌中，希尼表达了与叶芝通过历史开掘爱尔兰意识的不同看法，也正式与自己早期的探索告别，逐渐建立起以直面爱尔兰现实、北方问题的残酷性为主题，以沉思与静默为风格，在游历中创作的诗歌特色。这正是对叶芝以来的爱尔兰诗歌传统的重大发展。毫无疑问，我们至今仍然很难将希尼的诗歌创作成就与叶芝在重要性或文学性上相比较。同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从诗歌的影响力而言，自然是叶芝要更为广泛，而将希尼誉为“叶芝以来最出色的爱尔兰诗人”本身就隐含着希尼不如叶芝的言外之意。在《消失的岛屿》中，希尼的结句提到了“幻象”，而这正是叶芝晚期的重要散文作品的名称。在《幻象》中，叶芝提出了伟大之轮的概念，将人群分为26类，他自己属于与但丁、雪莱一类的热情狂放、将欲望上升为艺术的类型。从他们的诗歌创作来看，希尼与叶芝并不是同一类型的诗人。不过，两位诗人对爱尔兰意识和诗歌艺术的不懈追寻却始终是惊人的一致。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两位诗人的交集也仅限于对爱尔兰意识的开掘和对诗歌艺术的追求上。
今天的希尼，已经不再需要“叶芝继承人”的声名，也摆脱了爱尔兰因素的局限，诗歌创作的维度更为广阔，个人风格更为突出，真正成为了一位大师。在2009年获得诗歌终身成就奖的朗诵会上，他挑选了描写自己幼时生活的《水》和新婚生活的《地下铁》，与让他成名的北方问题、爱尔兰因素似乎毫无联系，但诗歌中的水与地下铁这两个意象还是不禁让人浮想联翩。希尼在自己的创作中超越了叶芝的“对其他诗人来说可能是一种非常不利的影响”(“Yeats as an Example?” 116)，对叶芝关注的关乎社会传统的重要问题给出了当代的思考和解答。对于希尼，也许最适合的标签不再是爱尔兰诗人，而是当代最出色的英语诗人。
注释：
①关于希尼的“沼泽”系列诗歌，具体请参见拙作《论希尼的“沼泽”系列诗歌》，《当代外国文学》2006年第3期，第90-95页。
②在回答关于与穆顿和朗利之间的竞争关系时，希尼特地提到这首诗是与朗利夫妇出游时有所感悟而作的，以此来表明同辈诗人对自己的影响是“启发性的(generative)”，而不是“竞争性的(competitive)”。参见Dennis O'Driscoll,Stepping Stones:Interviews with Seamus Heaney(New York:Faber,2008)77-78。
③Floyd Collins认为，叶芝的神秘主义和历史观使他无法成为希尼效仿的对象，希尼对父辈的认同与乔伊斯才是一脉相承。参见Floyd Collins,Seamus Heaney; the Crisis of Identity(Newark; U of Delaware P，2003)30。
标签：叶芝论文; 诗歌论文; 英格兰论文; 希尼论文; 英国生活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读书论文; 凯尔特论文; 岛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