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凤仪小说与大众文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众论文,说与论文,文化论文,梁凤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梁凤仪小说是一种现代流行言情小说
“梁凤仪财经小说”似乎已经成了普遍认可的固定说法。但我认为这是一个文学误传。大陆读者能读到的梁凤仪的34种小说中，确实有一部分表现了香港的商情商战，传达了财经知识、管理知识，但是她的全部小说主要还是写都市女性特别是职业女性在精神上情感上的觉醒、成长和成熟，几乎每一篇都在曲折艰难的生活和事业或爱情的变化中展示主人公的命运、性格和抉择，向读者提供作者自己对人生和女性自我的思考和感受。
她的第一篇小说《尽在不言中》高处为王的练重刚，生平头一次被一个女人在生命上占了主宰地位，一番苦心终究没有迎来美满和爱情，作者着意抒写一对老男少女的情感纠葛。《芳草无情》通篇是以贯穿恩怨是非的故事情节表达一个现代都市的成功女性的传统而又独特的爱情观点，流露出都市女性生存的困顿，情爱纠葛的凄楚和人生抉择的无奈。《风云变》中女主人公“我”一夜之间遭遇生活巨变，于是果断地和丈夫离婚，同时清理家产以偿还巨额债务。命运的打击与“我”的反应，是小说精神之所在。《豪门惊梦》讲述的又是一个无奈的爱情故事：在名利和爱情之间如何作出选择。《我心换你心》描写了女强人，但写的是她寂寞。《千堆雪》中出现武侠小说常见的复仇结构，但它与情爱相扭结，成为一个爱情交织的复仇故事，线索是寻找亲父的红颜知己，几经周折，然而结果与预设全然相反。梁凤仪的其他小说大体超不出上述几种作品所体现的故事模式。我愿意把这样的小说看作现代都市流行言情小说。如果简单概括，这是一种人情+爱情+商情的情节构置小说，而都市职业女性的命运就是构置线上的“+”号。正是这“+”号才使得梁凤仪的小说成为一种“美丽的爱情童话”。
所谓财经小说，意谓财经题材或财经主题的小说。题材（德语Motiv，英语法语Motif）这一概念在语源上意味着运动的原因，作为艺术概念也是指创作表现的动机。在文学创作上，当观念内在化的素材要素或者某个部分成为表现的动机或因素，并组合各种人物和状况，准备展开一定情节时，这种素材就被称为题材。题材是以一定的人的精神关系为实质内容的。一方面，对具有个别具体规定事件特征的素材而言，它具有舍去具象规定并使之形成普遍类型关系的特征；另一方面，它对意义抽象的主题而言，由于经常与人物和状况发生关系，所以又有使主题具体化的意义。从这样的观点来看，并从梁凤仪小说的形态来对照，称财经小说是很不准确的。小说中的那些生活化的财经和管理知识和活动，也只能看作是小说素材之一。一个素材根据使用它的作家的观点不同，包含几个不同的题材；相反，同一题材也可以在许多不同的素材中看到，往往被一作家反复使用。我们从梁凤仪小说中看到的，正是这种情形。根据题材反复作用的情况，我认为梁凤仪的小说是一种现代都市流行言情小说，或都市女性命运言情小说。在她的一些相对复杂的作品中，有不同题材复合的表现，也就是出现了中心题材和次要题材。梁凤仪小说中的财经和管理方面的活动和知识，仍然属于次要题材的范畴。至于说到梁凤仪小说的财经主题，则更不能令人信服。梁凤仪非常喜欢在小说中提出职业女性特有的一系列问题，并且常常在作品中直接坦率地给出自己的答案。小说中的问题，往往就是作品的中心主题。而她小说中的问题绝不属于财经范畴，而是较多反映了她的思想、伦理、女性观念，以及政治上的特殊倾向和主张。而所有这些，都与女性的命运和人生价值紧密联系。形成梁凤仪小说中心内容的人生问题，有自由和必然、精神和自然这样的根据二元性左右人类或女性存在命运的问题；有爱和性、恋爱和婚姻、家庭和事业这类人类生活的自然形式的问题；当然也有一些属于道德和社会生活的问题。
我们在作文学分类时，在基本原理上有：根据语言形式的分类，根据表现对象的分类，根据表现样态的分类这样三种主要类别。此外，种类的样式与历史的样式一样，不能只归结于作品外部的形式特征，它们都以作品整体有机构成的法则，或“内在形式”作为精神上的前提。根据这些标准作小说分类，梁凤仪的作品也不应归入财经小说。
二 如何看待梁凤仪小说的文学价值
有评论者认为：“梁凤仪在她的财经小说中还是采取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的。”“它结合着理想主义的色彩。她小说中的女性系列鲜明地体现了她的审美理想。”与此相关，认为“梁凤仪写港人的人情、爱情和回归情，……几乎在梁凤仪的财经小说中都包含着九七情结。但是遍读梁凤仪的三十余部小说，除其中少数几部涉及新机场承建，议论到香港及香港人的命运问题，批评了香港某些人的顽固、投机和势利。绝大部分小说不能说表现的是“九七情结”，也不能概括为主要写回归情。简单地用“现实主义”、“审美理想”或现实主义“结合着”浪漫主义这样的术语来套框梁凤仪小说，也是不适宜的。
现实主义，广义上指一种如实描写现实的倾向，一般认为是与理想主义相对立而存在的文学基本类型。从梁凤仪小说中我们却很难读出这种特征。她的小说虽不能就说成“传奇小说”，但确实有着强烈的传奇色彩。作家更多地表现的是那种更具戏剧性、突发性的生活变动和命运迁徙，并不着意地去准确地展现生活的真实，甚至很少注意细节场面的具体性真实性。她不像一般的现实主义作家那样有意挑选自己的素材，那样喜欢普通、平凡和日常的事物，而是对所在社会里比较罕见的方面更感兴趣。她的主人公一般都是职业女性，在现代身份中保留着传统品格，善良真诚而又多情多才，宽容无私，乐于助人。这种描写反衬了某种宝贵的传统伦理精神在现代文化背景中逐渐丧失，而作者仍然眷恋坚守。小说人物无论属于中产阶层，还是豪门望族，是女强人或一般职业女性，是女强人的丈夫或追求者、意中人，都有一定的类似性，换言之，人物有很强的类型化、理想化特征。
梁凤仪小说情节性很强，是情节小说和言情小说的混合体。她的人物喜欢行动，既包括物理行动，也包括言辞行动，后一种行动往往是作者本人思想情感的直接表白。她的小说情节往往用来获得传奇、喜剧（如大团圆）的效果。如果她的小说让人思考和鼓舞，那也是通过女主人公的命运和生活的变化来实现的。她的小说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主人公成长小说，包含某些人生哲理况味。这种小说的主题是主人公思想和性格的发展，当然这特别表现在命运和转折点上，作者叙述主人公一段生活时期所经历的各种遭遇，而这位主人公通常要经历一场精神上特别是情爱上的危机，然后觉醒成熟，并重新认识自己在都市社会和人际关系中的位置。情节小说和言情小说就是这样合为一体。此外，由于梁凤仪的各篇小说几乎都设置了女主人公及其对立角色，因而许多情节都涉及某种冲突，诸如思想、观念、情感、行为方式等方面的冲突。这些冲突出现于人物与人物之间，主人公与命运之间，或是主人公与阻碍实现她的目标的环境之间，在部分作品中，冲突产生于主人公内心世界矛盾着的欲望或价值观之间。
在梁凤仪小说的所谓“强情节”中，悬念、意外不断出现，有些结局包含着主人公命运的逆转或突变。逆转往往依赖于顿悟或发现，主人公顿悟和发现的，正是作者所经常思考和倾诉的。不难证明她运用的是一种传统情节形式，这种情节形式同她的小说先以报刊连载方式发表，再单行出版的传播方式直接相关。在小说中为了意念，她不顾生活真实，悬构自己想象的爱情故事。她小说中的爱情故事曲折动人，但不象琼瑶那样刻意渲染，也不象严肃的经典的爱情小说那么含蓄精致，主人公往往是直接出面，分析说明自己的一切。如果读者读完发出感慨，那也只是源于小说中的人事命运的安排。
虽然作者不很重视艺术技巧手法，叙事方式并无奇异新颖，但小说行文简洁，语言平淡，短句频仍，节奏明快，内心独白带有理性成分，这是其特点。
与文学价值相关的另一问题是：“梁凤仪的小说属于女权主义文学吗？许多评论者认为是的。我的回答却相反──这倒不仅因为作者本人也多次明确否认。她的小说当然属于香港女性文学，可以看作是女性作家表现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文学。在作品中，她鼓励女性自立自强，不满女性现有的生存境况，呼唤女性感情独立和事业独立。但梁凤仪及其笔下的女主人公却不是女权主义者，并不反男性中心论，反夫权主义，反生理心理上的性别压迫和性别歧视，不带有否定男性社会文化、男性文学的倾向，也不是极端反主流社会和所在的现行社会制度的。具有现代身份的女主人公那种传统精神品格，一有机会就明白无误地表现出来。《豪门惊梦》中，女主人公正视爱情的沉重和无奈，确认只能无奈地选择无奈的爱情，明白了爱情不是一切。《芳草无情》中女主人公对男人和女人、婚姻与爱情、丈夫与情人的议论，也显然远离女权主义，有着传统观念的一面，普通中国女性的一面。女主人公沈宝山，认为一个男人同时爱上几个女人是理所当然的，应予以理解和容忍。她奉劝姐姐不应大吵大闹，而要表现出小鸟依人般的温柔，以此来拴住丈夫的心并换取家人的同情，将婚姻维持下去。她还认为爱情与婚姻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在爱情中，除了两个人完全的心的愉悦外，应排除任何其他因素（当然不能排除一个男人爱着多个女人的情况）。而婚姻则不同，它掺杂了许多功利目的。双方假如能像鸳鸯戏水，你欢我爱，固然是好，若是不能，也只好退而求其次。结论是：在情感问题上，女人在男人面前是永远的弱者。有评论者曾批评过她的如下代表性的对于男女平等问题的认识：当今的社会现实，“依然是有男人保护的女人，才安全、才矜贵，才不会让人无理取闹，才能舒舒服服地生活下去。”她还认定：“男女从没有平等过，除非女人不再爱男人，不再需要男人，又除非男人自愿把身边的女人抬高。”（《海峡两岸的梁凤仪》第143页，香港勤十缘出版社，1992年11月版）这样看来，作者并不那么提倡妇女在社会、政治和经济领域内绝对平等和拥有权利，也并未承担从根本上改变妇女在社会中作用的任务。
三 梁凤仪小说何以如此流行
梁凤仪作品在大陆共出版34种，均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单独出版或与其他出版社合作出版。据该社有关负责人介绍：除少数几种各有印数1.6万册，其他各种都在5万册以上。总销量为200～300万册。最近部分作品准备重印。应该承认她的小说是流行的。而梁凤仪写作小说也只是近几年的事。而且据作者介绍写作速度快，最快曾达14小时写出3.5万字。但是，她的小说流行显然不是由于严肃文学或纯文学标榜的艺术价值。
首先从文体上看，她的小说是以通俗形式承载严肃题材。而根据文学上的“仪轨”原则，要求作品的文体水准与说话者、场合及其所属的文学类型相对称，又正是符合她的小说的文体特征的。作者在讲述都市职业女性的故事时，并没有很强的艺术意识，而且自然地混有非艺术的要素。不平凡的经历和恋爱，传奇色彩浓厚的故事，同时运用对话、独白、议论来进行或帮助心理描写。梁凤仪的作品如同作者自己表白的那样：“我的作品非常不守文学行规，我不想守也不能守文学创作规矩。”她不受严格的创作规则约束，喜欢驰骋想象，重视作家人格和个性的表现，内心倾诉的表达方式比较常见；追求“强者”理念和奋斗模式，将世俗都市生活和职业女性的精神世界理想化。这样的作品对于都市广大普通市民没有任何阅读障碍。
其次，由于梁凤仪小说女性角色地位提高，女性主角在曲折的个人奋斗或变相复仇中自立自强，因而特别受大陆现代都市职业女性尤其是青年女性的欢迎。她们中的许多人象女主人公一样，生活的目的就是找寻感情的归宿，无论是处于财经争斗、家庭婚恋矛盾和职业挣扎，都必然遇到并需要解决这种归宿的问题。她的作品有的是写一位女性的一生命运，有的是写多位女性的多则故事，讲述中突出表现人情、爱情，将之系于商情，并直接集中地围绕女性独有而普遍的话题，而女主人公最终多为成功者，其他男女倒总是失败者或挫折者，男性人物的设置主要是为了烘云托月。这些十分符合都市女性读者的文化消费口味和心理期待。现代都市奋斗者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如何坚守中国人特有的传统伦理道德和文化观念，又正是都市女性关心的焦点问题。以“财经小说”命名，也产生了一定的读者期待效应。被卷入商潮中的读者都极想探究小说中的财经是怎么回事。
第三，按照“预定计划”写作出版，当作商品营销推广。作者这方面有自己一整套想法。她在“梁凤仪财经小说研讨会”上直言不讳：“我是按计划写作，回头看，计划实现了。”“不相信文学作品不需要宣传。”“我把作品当作商品，当作达到目的的工具，这是我的定位。”“推广工作是很商业化的活动”，“我就是拿我在商业上成功的推广模式来推广文学。”“目的是面向一般群众”，“写‘粗糙的故事’是面向大众。”“写作数量本身也是宣传。”“宣传就是搭擂台，要标新立异，宣传是可以接受的游戏规则。”因此，“不介意批评我的人，”，“说好说坏都是宣传，我都欢迎。”“香港人的读书习惯是每月变换新书，所以必须拼命写，大量写。”“有人批评我的小说都是大团圆结局，但我认为大团圆结局在商业上有利。”梁凤仪女士把自己小说流行的“诀窍”和盘托出，也促使大陆作家和文艺界、出版界认真思考。
四 梁凤仪小说流行的启示
在不长的时间内，梁凤仪小说写作出版发行在经济和社会两个效益上都很显著。梁凤仪的小说如同港台大众文化一样，冲击着大陆文坛，也给大陆作家艺术家以有力启示。首先，是高度自觉和普遍地运用强大的大众传播媒介。广播、电视和报刊等大众媒介的传导，让尽可能多的读者知道梁凤仪和她的小说，参与作品阅读或文化消费。大众媒介的传导，对读者的兴趣和偏好，产生一定程度的潜移默化作用，也就缩短了公众与梁凤仪的距离。我相信这种媒介的形式比它传播的内容，对于社会和知识有着更为重大的影响。作者将作品当作商品来对待，主要是将媒介传播效果认定为图书市场的占领，营销利润的获得和大众知名效应。这些就是梁凤仪写作出版发行“预定计划”的实现标志，也是她的宣传胜利的象征。
其次，掌握大众文化的特性，灵活顽强地打入“市场”。梁凤仪深知大众文化的领域是各种观念和思想争相表演亮相的舞台，于是她不断地大量地快速地生产一部部作为自己的思想、情感、经历翻版的小说，顽强地表现自己。她的作品由于流行，已经成为流行言情文学的主要角色之一。作为大众文化，它们也许没有精英文化那么深刻精要，但却大大迫近一般公众的精神生活。女主人公后来怎样了，是许多读者舍弃不下的悬念。笼罩光环的女强人给读者增添了羡慕和崇拜的新偶象，也使他们今夜睡得踏实，明天上班增添信心。梁凤仪就是这样介入了大陆充满人情味的新时代的大众文化，当然，她实际上在她自己确定的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契合点上“制造”产品。这也是值得大陆作家仔细琢磨的地方。大众媒介引导读者公众走向梁凤仪写出的一本本自我娱乐、自我教育的新书。提供一种展示他们自己丰富多彩的人性，渲泄自己的精力和智力的健康方式。大众媒介只是在为公众导向，并不干预他们娱乐和消遣的自由和权利。它们引起公众的一种新的文化“购物欲”，但是“购买”的决定由公众自己作出。如果我们看到大众文化已经成了当代文化的主流，就不能不认真对待梁凤仪写的一系列现代都市流行言情小说。文学写作出版发行的商业操纵必须服从市场经济的铁律。为了既定目标预定计划，顽强表现：向公众推销自己，让公众了解自己。
我们进入了文学艺术已经而且必须表明自己的经济价值的时代。文学艺术自愿也好，被迫也罢，都要尽早进入“商品化”大潮。文学艺术“商品化”与文学艺术的繁荣有着密切关系。在此意义上，所谓“文化工业”、“机械复制”、“文化快餐”之类的说法，依然是文化精英主义的贵族意识的标志。因为它认定文艺作品只要被大批生产的，批量复制的，就不再具有创造性和古典艺术式的艺术价值。在文学艺术真正地追求正当利益的“商业化”过程中，需要重视合理的商业手段和必要的宣传方式。这样看来，我们就不会以精英文化意识来排斥梁凤仪了，并且会期待或呼唤“有凤来仪”、百花齐放的局面，真正最大限度地满足公众的各种精神和文化需求。
第三，强调外在的“包装”性质，更要重视“生产”“制造”的基础。实际上，“制造”、“包装”的着眼点和基础是要突出作品的个性魅力以及它们与大众需求的契合点。无创作个性，无充沛的精神动力，缺乏“包装”新意的作家，又缺乏翘首以望，非独特个性不能满足的大众的内心期盼，即使在大众媒介运用上耗费巨资也不能奏效。这方面有许多空白可以填补，因为公众的需要与期待是无穷无尽的，无限多样化的。重视“包装”和“制造”的基础还根源于“文化工业”与一般工业的相通点，即同一“厂家”的产品在相对稳定性的基础上进行产品的更新换代，不断优化产品以创名牌，赢得更广大的消费者。梁凤仪本人三十多部小说的接连不断的产生，实际上就是暗含“名牌”意识的过程。她的长篇小说《大家庭》目前正在由海峡两岸的电视台合作筹拍的大型电视连续剧，更是有力地证明了梁凤仪“创名牌，上档次”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