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元和君权与政治兴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君权论文,兴衰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君主的政治态度与宰相的任用得失，乃是元和政治盛衰的关键所在。元和十四年，裴度、崔群被排挤出朝，唐宪宗一改前志，专任权奸皇甫镈等，构成中唐乃至整个唐王朝的一个重要界碑。从实质上看，这些事件透露出一个极危险的信号，预示着元和之治名存实亡，而唐王朝也失去了历史赐予它的最后一次契机。
很少有人否认，在有唐一代，元和时期是一个颇有“中兴”气象的重要历史时期；然而，也很少有人真正注意到，正是在这一历史时期中，蕴育并生发了导致大唐帝国走向衰败的一系列因素和事件。这里，兴是已然的，衰则是未然的，但无论是已然的兴，还是未然的衰，都与此一时期君主和宰相的贤明与否紧相关联，换言之，君主的政治态度和宰相的任用得失乃是元和政治盛衰的关键所在。
一
元和是紧承贞元（永贞元年实即贞元二十一年）的一个时期，要论述元和君相及此期之政治兴衰，先须明瞭元和之前的社会现实。
研读史书可知，唐德宗贞元年间存在着诸多复杂而严重的社会问题，概而言之，大弊有四：其一，强藩割据，大大削弱了中央皇权；其二，宦官专权，恃宠乱朝；其三，士风浮薄，吏治日坏；其四，君愎臣奸，贤不肖倒置。在这四大弊端中，后者于中最为重要，故稍详论之。
德宗即位之初，曾励精图治，欲以振作，“擢崔祐甫为相，颇用道德宽大，以弘上意，故建中初政声蔼然，海内想望贞观之理。”①但自朱泚乱后，却大乖前志，性情猜忌，刻薄少恩，信邪黜正，使得整个朝政混浊不堪。首先是君权日重，相权旁落。在封建社会，宰相等辅佐大臣的地位相当重要，它既是对君主过渡专制的一个有效的制约环节，也是勾通上下、选贤任能的关键和枢钮，所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此之谓也。然而，综观德宗朝的三十位宰相，无能乃至奸滑者居其泰半：张延赏与李晟不协，以私害公，恶直丑正②；卢杞与赵赞相勾结，盘剥民财，压抑正论，使得要官大臣，常惧颠危③；窦参多率情坏法，引用亲党，恃权贪利④；他如卢迈、崔损、齐映、刘滋、齐抗之流，虽无大过恶，却器局狭小，少所建树，聊以备位而已⑤。这些宰相之所以如此庸懦，固然与自身之才具有关，但很大程度上又何尝不是巨大的压力和威胁所致？这种压力和威胁，既来自宦官，也来自皇帝。由于贞元间中人之权震于天下，遂使得“台省清要，时出其门”⑥，诚如陈寅恪先生所谓“外朝士大夫朋党之动态即内廷阉寺党派之反影”⑦。至于来自皇帝的压力，则更为沉重。史载：德宗“情猜忌，不委任臣下，官无大小，必自选而用之，宰相进拟，少所称可”⑧；而“自陆贽贬官，尤不任宰相，自御史、刺史、县令以上皆自选用”⑨，从而使得宰相不过“庙堂备员，行文书而已”⑩。
由于相权旁落，而居位之相又多苟容取合，无复匡谏，遂造成奸邪当道、直士沉沦的可悲局面。《旧唐书·洎渠牟传》云：德宗“居深宫，所狎而取信者裴延龄、李齐运、王绍、李实、韦执谊、洎渠牟，皆权倾相府。延龄、李实，奸欺多端，甚伤国体；绍无所发明，而渠牟名素轻，颇张恩势，以招趋向者，门庭填委。”由于群小当道，君主“听断不明，无人君之量”(11)，自然导致贤臣正士日见摈弃。陆贽可谓有唐一代少有的贤相，却为裴延龄所构而远贬忠州；阳城刚肠疾恶，奋起相救，亦遭贬谪厄运。其他群臣“一有谴责，往往终身不复收用”，以致“敦实之士，艰于进用，群材淹滞”(12)。面对这种贤与不肖倒置的情形，怎不令史家为之扼腕致慨？所谓“德宗猜忌刻薄，以强明自任，耻见屈于正论，而妄受欺于奸谀。故其疑萧复之轻己，谓姜公辅为卖直，而不能容；用卢杞、赵赞，则至于败乱，而终不悔”(13)；所谓“异哉！德宗之为人主也。忠良不用，谗慝是崇，乃至身播国屯，几将覆灭，尚独保延龄之是，不悟卢杞之非，悲夫！”(14)便不仅是对德宗个人的痛惜、指责，而且是对此一时期弊政的揭露，对后世人主臣子的昭示。
贞元君相如斯，朝政焉得不坏？朝政既坏，藩镇、宦官必然飞扬跋扈、恣肆猖獗。“德宗自经忧患，多为姑息，不生除节帅；有物故者，先遣中使察军情所与则授之。中使或私受大将赂，归而誉之，既降旄钺，未尝有出朝廷之意者。”(15)武夫悍将骄逞于外，朝廷既无力制裁，又姑息纵容之，其结果，自然使得“朝廷益弱，而方镇愈强”(16)。史家有言：“天子顾力不能制，则忍耻含垢，因而抚之，谓之姑息之政。盖姑息起于兵骄，兵骄由于方镇，姑息愈甚，而兵将愈骄。由是号令自出，以相侵击，虏其将帅，并其土地，天子熟视不知所为，反为和解之，莫肯听命。”(17)这段话，可谓相当准确地道出了藩镇跋扈的原因和德宗后期权柄下移、威信扫地的现实状况。
与此情形相似，由于泾原藩兵作乱，德宗仓惶出逃奉天，回朝后，猜忌诸将，“以李晟、浑瑊为不可信，悉夺其兵，而以窦文场、霍仙鸣为中尉，使典宿卫，自是太阿之柄，落其掌握矣。”(18)本来，宦官已“居肘腋之地，为腹心之患”(19)了，而德宗又置护军中卫、中护军，使其分提禁兵，这便如为虎添翼，更使其有恃无恐。于是，“威柄下迁，政在宦人，举手伸缩，便有轻重”(20)；于是，“兰锜将臣，率皆子畜；藩方戎帅，必以贿成。万机之与夺任情，九重之废立由己”(21)；甚而至于“劫胁天子，如制婴儿”(22)。在宦官权势日重的情况下，塞上之兵皆为其所辖，即使都城街肆，也要受到宦者之“宫市”的严重骚扰。
综上所述可知，唐德宗末年的各类社会弊端已达极严重的地步，而其总根源则在于君相尤其是君主的刚愎自用、荧惑失聪。这些弊端，如任其发展，势必直接威胁到唐王朝的生存；如欲铲除，则又非要有明君强臣，在政治、军事等方面花大气力不可。历史似乎很无情，也很幽默，而幽默、无情的历史偏将这一棘手的难题摆在了元和君臣面前，并在永贞君臣这里先播演了一出颇为激烈悲壮的插曲。
二
关于永贞元年王叔文集团进行的革新运动，论者已夥，兹不赘述。惟需指出的是：这场运动直接影响到元和政治的方向。尽管唐宪宗“把自己任用的人当作私人”，而“对前帝的私人，不分是非功过，一概敌视，予以驱逐”(23)，但在他即位之后，却基本遵循了“前帝的私人”所开辟的路线。从这一点来说，永贞实为元和之先导，元和则不啻永贞之发展。
如前所述，藩镇割据严重地削弱了中央皇权，已成为当时最突出的社会问题，因而为了维护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强化中央权威，首要的任务便是用武力扫平藩镇。元和元年，西川节度刘辟作乱，宪宗欲用兵征讨，议者以剑南险固为由，不予赞同，而宰相杜黄裳则力主用兵，劝宪宗说：“德宗自艰难之后，事多姑息……陛下宜熟思贞元故事，稍以法度整顿诸侯，则天下何忧而不治？”(24)这里，存在着两种趋向：要么征讨强藩，虽冒风险却可收天下大治之效；要么忍让姑息，虽免于生事却坐以养奸，重蹈贞元旧辙。同时，这里的选择是极为重要的：由于是即位之始，任何决策的制定都关系到日后的政治方向，如若此姑息，则不仅会导致拥兵武将纷纷效尤，而且此后即使再想讨伐，士气也很难振作了。这是一个历史的关口，它严正地考验着宪宗的意志和胆魄。终于，宪宗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同意了杜黄裳的意见，命高崇文挥师西进，初战告捷。接着，又相继平定了夏绥杨惠琳和浙西李锜的两次叛乱，赢得了宪宗即位后第一个振奋人心的高潮时期。诚如史家所言：“用兵蜀、夏之后，不容藩臣蹇傲，克复两河，威令复振。”(25)
用兵淮西是元和年间旷日持久而又最引人注目的一场战役。“上自平蜀，即欲取淮西”(26)，却未逢其机。元和九年，章义节度使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自领军务，“发兵四出，屠舞阳，焚叶，掠鲁山、襄城，关东震骇。”(27)面对此突然变局，宰相李吉甫、武元衡以及大臣李绛、裴度等皆力主用兵，于是宪宗发兵征讨。河北藩镇王承宗、李师道恐淮西平而祸延及己，一方面做好了支援淮西的准备，一方面派遣刺客杀死武元衡，伤及裴度。在这种险恶局势下，群臣多请罢兵，但宪宗坚执不允，任命裴度为相并统军督战。度临行慷慨陈词：“主忧臣辱，义在必死。贼未授首，臣无还期！”“帝壮之，为流涕。”(28)由于君相协力，上下同心，取消了宦官监军之制，发挥了将领才能，遂于元和十二年生擒吴元济，扫平了淮西镇。“及淮西平，师道忧惧，不知所为”，“贼中闻之，降者相继。”(29)元和十四年二月，李师道为部将所杀，成德王承宗、卢龙刘总遂归顺朝廷。至此，元和君臣在短短十余年的时间中，基本解决了自安史乱后即已存在而至德宗末年尤为严重的藩镇割据问题，完成了永贞朝想完成却无力完成的任务，使得元和之治在实际上得以实现。所谓“宪宗刚明果断，自初即位，慨然发愤，志平僭叛，能用忠谋，不惑群议，卒收成功。自吴元济诛，强藩悍将皆欲悔过而效顺。当此之时，唐之威令，几于复振”(30)，当非溢美之言。
与用兵讨伐藩镇的同时，元和君相还继续推行了永贞时期的一些改革措施，如禁止贡奉，减免赋税，赈恤灾民，精简冗官，并在一定范围内抑制了宦官的权势。史载：“宪宗之立，贞亮（即打击王叔文集团最力的宦官俱文珍）为有功，然终身无所宠假。”(31)吐突承璀“自春宫侍宪宗，恩顾莫二。承璀承间欲有所关说，宪宗惮垍，诫勿复言”；而当承璀伺察上意，请求率兵征讨王承宗，结果师劳力竭，无功而还时，裴垍上言“请贬黜以谢天下”，宪宗遂罢其兵柄(32)。元和六年，弓箭库使刘希光受人贿赂，事连承璀，宪宗即将其贬至淮南，并对李绛说：“此家奴耳，向以其驱使之久，故假以恩私；若有违犯，朕去之轻如一毛耳。”(33)他如“斥刘光琦之分遣敕使赍赦书（元和三年），允许孟容之械系神策吏李昱（四年），抵许遂振于罪（五年），赐弓箭副使刘希光及五坊使杨朝汶死（六及十三年），杖死王伯恭（六年），听裴度言，撤回诸路监军（十二年），又吕全如擅取樟材治第，送狱自杀，郭旻醉触夜禁，即予杖杀，未尝不奋其刚断，振彼朝纲。”(34)从这些事件可以看出，宪宗对宦官有宠任，也有制裁，而宠任是建立在有充分能力制裁他们的前提之下的。当然，宪宗最后为宦官所杀，与他前期对宦官的宠任不无关系，但从总体着眼，则元和中前期的形势是朝臣之正气上升，宦官之邪气收敛，他们并未达到飞扬跋扈，控制朝政的地步。
由于强藩相继削平，宦官权势受到抑制，遂使得贞元末年早已沦丧的国威得以振扬，社会生活日趋升平。考其主要原因，大致有二。
其一，君主开明勤勉，任用宰相，善于纳谏。史载：“宪宗嗣位之初，读列圣实录，见贞观、开元故事，竦慕不能释卷”，“延英议政，昼漏率下五六刻方退。”(35)鉴于德宗末年不任宰相、大权独揽、以致佞臣在侧、仇正害公的教训，宪宗“自藩邸监国，以至监御，讫于元和，军国枢机，尽归之宰相”(36)。同时，较能听取臣下意见。即位之初，即对宰臣说：“朕览国书，见文皇帝行事，少有过差，谏臣论诤，往复数四。况朕之寡昧，涉道未明，今后事或未当，卿等每事十论，不可一二而止。”(37)此后又屡次告诫大臣：“有关朕身，不便于时者，苟闻之则改。……卿但勤匡正，无谓朕不能行也。”(38)在元和众臣中，李绛所谏最多，谏言最直，当他久未进谏时，“上辄诘之曰：‘岂朕不能容受邪？将无事可谏也？’”由于宪宗重用宰相，注意纳谏，遂使得正人勇进，小人多退，有功者赏，有罪者罚，“中外咸理，纪律再张。”(39)
其二，宰相贤能，尽心匡弼，直言敢谏。如前所述，德宗朝宰相三十人，大都庸懦甚或奸滑，而且贤能者在位短，不肖者在位长。与此相比，宪宗朝宰相共25人，大多器识才干兼备，而且不肖者在位短，贤能者在位长。其中约10人为相仅一年左右即被罢免，罢免的原因很多，但主要的一点则是因其不称职或有劣行。如杜黄裳虽首倡用兵蜀、夏，有经划谋略之功，“然检身律物，寡廉洁之誉，以是居鼎职不久。”(40)郑絪与杜黄裳同当国柄，黄裳于国之大事多所关决，而“絪谦默多无所事，由是贬秩为太子宾客”(41)。李逢吉“夭与奸回，妬贤伤善”(42)，故在元和朝为相亦仅两年。在一些宰相频繁更换的同时，另一部分宰相却能较长时间地任职下去，其中为相三年以上者约有8人。这8个人所以能久居鼎职，主要原因是才行兼备，深得人望。如裴垍“器局峻整，有法度”，“及在相位，用韦贯之、裴度知制诰，擢李夷简为御史中丞，其后继踵入相，咸著名迹。其余量材赋职，皆叶人望，选任之精，前后莫及。”故时人皆谓裴垍为相乃才与时会，知无不为，一时间“朝无倖人，百度浸理”(43)。李吉甫“性聪敏，详练物务”，初为相时叙进群才，甚有美称，及再度为相，虽与李绛不协，但性格谨慎，“其不悦者，亦无所伤。”(44)李绛“孜孜以匡谏为己任”，曾极论中官纵恣、方镇进献之事，惹得宪宗大怒，但“绛前论不已，曰：‘臣所谏论，于臣无利，是国家之利。……惜身不言，仰屋窃叹，是臣负陛下也；若不顾祸患，尽诚奏论，旁忤臣，上犯圣旨，以此获罪，是陛下负臣也。’”(45)这种忠义内激、守法忘身的精神，致使宪宗也不得不为之改容。裴度忧国忧民，公而忘私，曾大书“居安思危”四字于笏上(46)，并力主用兵藩镇，亲预淮西之役，做了突出贡献。当五坊使杨朝汶残暴虐民，而宪宗谓之小事，一意袒护时，裴度直言：“用兵事小，所忧不过山东耳；五坊使暴横，恐乱辇毂。”宪宗虽不悦，但迫于裴的正义感，还是召杨责备道：“以汝故，令吾羞见宰相。”遂将其赐死(47)。他如韦贯之“严身律下，以清流品为先，故门无杂宾”(48)；崔群“常以谠言正论闻于时”，“有清识精裁，为时贤相。”(49)事实上，正是这样一批宰执大臣，上匡君主，下理万民，打击权奸，进用正士，深谋远虑，居安思危，以天下兴亡为己任，视犯颜直谏为坦途，才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君权的膨胀，有力地荡涤了贞元秕政，解决了藩镇割据，重建了中央权威，赢得了元和一朝虽短暂却辉煌的中兴。孙甫有鉴于此而深刻指出：“夫天下安，固注意于相；天下危，亦注意于相也”；宪宗“首得杜黄裳陈安危之本，启其机断，继得武元衡、裴垍、李绛、裴度谋议国事，数人皆公忠至明之人，故能选任将帅，平定寇乱，累年叛涣之地，得为王土，四方之人，再见太平者，相得人也。”(50)
三
从贞元到元和，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短暂的一瞬，但在这一瞬间，形势却发生了如此之大的变化，大唐帝国仿佛被注入了一针兴奋剂，从混浊腐败、险象环生的泥沼中爬起身来，迅速地昂首走向前去。在这一由衰败而至中兴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些什么呢？我们看到了君臣关系由相互猜忌变为协力同心，社会风气由流荡颓靡渐趋昂扬振作，奸邪当道让位于贤能握柄，分裂割据重为大一统的局面所取代。同时，我们更看到了一种精神，一种不甘衰败、愤发图强的进取精神，一种源于忧患而又欲克服忧患、建基于多难兴邦、哀兵必胜信念之上的复兴精神。这种精神，渗透于各个文化领域，而在政治、军事上得到了突出的展现，从而构成了此一时期的主要脉搏和文化方向。
然而，历史的发展本身就包含着它的否定因素，而君主专制的幽灵也在不断寻找时机加以表现。就唐宪宗的政治态度言，便具有与特定历史状况相应的多重复杂性。一方面，有鉴于德宗晚年大权独揽、信用奸邪而导致的政局混浊，他决意革弊图强，适当放权，信用宰相，注意纳谏，从而赢得了元和中前期政治、军事、文化等多方面的成就；但另一方面，他也深知大权独揽的德宗因藩镇、宦官势力的牵制，实际权威已大大下落，因此，扫平藩镇以强化中央皇权便构成了他的首要政治目标。而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几乎军事上、政治上的每一个成功，都使他的实际权威增强一步。这样，表面的权力下放和实际的权威增加便有机地统一起来。或许可以说，千余年来君主专制的强大诱惑始终在他内心骚动，只是为了增强实际权威，他不得不忍痛割爱，将手中权力下放，而这种暂时的权力下放，正是为了长久的权威增强。同时，他的实际权威每增强一步，外放的权力便收回一些，君主专制的程度也就加深一层，而当他获得了平淮西的最后胜利，实际权威增强到了顶点，则外放的权力便几乎全部收回，君主专制的面目也就显露无遗。
考之史书，上述说法即可得到印证。元和十二年十一月，宪宗御兴安门受淮西俘，斩吴元济；十三年三月至八月，分别罢李鄘、王涯宰相职，九月即擢任以聚敛财物、刻剥百姓著称的皇甫镈以及程异为宰相。史称：“淮西既平，上浸骄侈。户部侍郎判度支皇甫镈、卫尉卿盐铁转运程异晓其意，数供羡余以供其费，由是有宠。镈又以厚赂结吐突承璀，甲辰，镈以本官、异以工部侍郎并同平章事，判使如故。制下，朝野骇愕，至于市井负贩者亦嗤之。”(51)崔群、裴度进言直谏，“帝怒，不听”，“排众论，决任之，反以度为朋党，不内其言。”(52)由于宪宗专任皇甫镈，大乖前志，故于次年即元和十四年便将宰相裴度调离中央，派赴河东任节度使，崔群亦罢为湖南观察使。
至此，元和时期之能臣贤相多被排挤出朝，权奸当柄，巧媚自固，压抑正论，左右政局，时代精神为之大变；至此，宪宗既可以纵欲奢侈，大兴佛事，派柳泌驱吏民采不死之药，而无需再经受那“延英议政、昼漏率下五六刻方退”的辛劳了，也可以独行己意，生杀予夺，因一《论佛骨表》而大动肝火，欲加韩愈以极刑，不顾法律而将屈打成招之16名罪囚悉杀之，诱骗郓州士卒并将其1200人全部斩首，而不必再担心那几近绝迹的逆耳之言了。的确，此时的宪宗才算真正享受了皇帝的威福，尝到了专制、独裁的甜头，但却也因此而失去了历史赐予唐王朝的最后一个时机，将元和之治的成果付之东流。司马光曾不无感慨地说道：“惜夫！宪宗削平僭乱，几致升平，其美业所以不终，由苟循近功不敦大信故也。”(53)今天看来，这话对现象的观察是深刻的，但尚未说到要害之处。
要害是什么呢？一言蔽之曰：逐渐强化的君主专制。早在元和前期，宪宗的专制面目即有所呈露，且不说元和三年因皇甫镈、牛僧孺、李宗闵之科试案所导致的极不公正的朝臣之贬，已确然昭示了宪宗一意孤行的残酷，仅以他的两次言论考察，便足以令人不寒而傈了。元和二年，宪宗对李绛如是说：“谏官多谤讪朝政，皆无事实，朕欲谪其尤者一二人，以儆其余。”李绛对曰：“人臣死生，系人主喜怒，敢发口谏者有几？就有谏者，皆昼度夜思，朝删暮减，比得上达，什无二三。故人主孜孜求谏，犹惧不至，况罪之乎！”(54)此后，白居易曾因论宦者不宜握兵事，面折廷诤，直接激怒了宪宗。史载：居易“后对殿中，论执疆鲠，帝未谕，辄进曰：‘陛下误矣。’帝变色，罢，谓李绛曰：‘是子我自拔擢，乃敢尔，我叵堪此？必斥之！”(55)后经李绛曲意解脱，白氏方免贬谪厄运。由此二事可以看出，宪宗早就想行使他的专制特权了，只是由于实际权威尚未强化，复兴之业亦未成就，为了广开言路，对一些逆耳之言还可忍耐，而到了后期，由于实际权威的增强，他已较少这种耐性了，在很大程度上，宰相大臣已位同虚设，失去了对过渡膨胀之君权的限制作用。正因为如此，所以元和十四年韩愈仅因上表谏阻君主佞佛，便使得“宪宗怒甚，出疏以示宰臣，将加极法”，并声言：“愈为人臣，敢尔狂妄，固不可赦！”(56)结果韩愈被远贬潮州。若将韩愈之事与前述白居易之事作一比较；则宪宗专制程度的强化和明朗化不是显而易见了么？
元和十四年(819），可谓中唐乃至整个唐王朝的一个重要界碑。这一年，裴度、崔群两位贤相被排挤出朝，韩愈因直言进谏被贬潮州，宪宗专任权奸皇甫镈等。尽管就封建政治而言，这些事件并不算太大，而且此后一年宪宗即被弑身亡，宪宗死后也还有相当一段政局稳定的时间。但从实质上看，此年所发生的事件却透露出了一个极危险的信号，它预示着从此开始，元和之治便已名存实亡了，而唐王朝也很难再有中兴的希望了。历史似乎是一位洞览古今、善解人意的智者，正是在这一年，它安排了崔群与宪宗的一段对话：“上问宰相：玄宗之政，先理而后乱，何也？”崔群对曰：“玄宗用姚崇、宋璟、卢怀慎、苏
、韩休、张九龄则理，用宇文融、李林甫、杨国忠则乱。故用人得失，所系非轻。人皆以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反为乱之始，臣独以为开元二十四年罢张九龄相，专任李林甫，此理乱之所分也。”(57)分别理乱之标准，不是实际的动乱，而是用人的得失，这是崔群的高明处。但他没有也不可能指出，在用人得失的背后，正深隐着激烈的专制与民主的较量。换言之，正是由于君主专制，一意孤行，才致使忠正鲠直之士受压、奸邪柔佞小人得用；正是由于断绝了言路，君主唯邪谋是听，唯奸人是用，骄盈肆志，擅作威福，才坏了政局，乱了天下。所谓“理生于危心，乱生于肆志”(58)，诚然！
如果我们把眼光再放开一些，看看元和十四年之后的情形，便会发现，随着元和之治的名存实亡，政局日趋混浊，国家财用日益亏耗，对民众的盘剥也开始变本加厉(59)；加之穆、敬二君“昏童失德”(60)，早在宪宗朝即已“纠绳军政，专任专达”(61)的宦官更趋跋扈，而各路藩镇故态复萌，河北三镇再叛中央，由此，内忧外患，绵延不绝。大和二年(828），刘即以超人的敏感断言：“宫闱将变，社稷将危，天下将倾，四海将乱。此四者，国家已然之兆。”(62)这时距元和十四年仅仅9年；自此又过7年即大和九年(835），便发生了朝臣与宦官殊死拼搏、震惊内外的“甘露之变”；与此同时，朋党之争，愈演愈烈，相互倾轧，势同水火；所有这些聚合一途，终于动摇国本，使得唐朝江山在风雨飘摇中，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一步步走向了衰亡。
与社会政治的变化相应，广大士人的处世态度和人生观念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元和十四年后，裴度等元老重臣虽曾数次返朝执政，但始终得不到重用，为人排挤；很多昔日大呼猛进的斗士如元稹、白居易、刘禹锡等，由于自身的贬谪经历和政局的一再恶化，或大改前志、染指宦官，或退居洛下，诗酒唱和，再无复昔日那激动的参政意识和批判精神了。更为重要的是，此一时期的士大夫心理普遍发生了由外向到内向的收缩，由社会到自我的聚敛，他们躲避政治，怕谈政治，而醉心于园林的构建，奇石的把玩，茶茗的品味，诗酒的唱和，而这样一种连一代名相李德裕在内也难以避免的生活趣味的变化，实在已很有些宋人的风貌了。
有鉴于此，联系到前述崔群以开元二十四年为理乱之分界的观点，我们没有理由不将元和十四年作为继此之后的又一个历史转折点，而且也不能不将其视作元和政治由盛而衰的分界线。至于这种盛衰的原因，则无疑应主要从元和君相的变化尤其是君主专制的强化中去寻找。
注释：
①②③④⑥⑩ (10)(11)(14)(21)(24)(25)(32)(35)(36)(37)(38)(39)(40)(41)(42)(43)(44)(45)(48)(49)(56)(58)《旧唐书》卷一三五、一二九、一三五、一三六、一八四、一三五、一三三、一三五、一八四、一四七、一四七、一八八、一五、一五、一五、一四八、一五、一四七、一五九、一六七、一四八、一四八、一六四、一五八、一五九、一六○、一六四。
⑤参见《旧唐书》卢、崔、齐、刘、齐各本传。
⑦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112页。
⑧⑨(12)(15)(18)(22)(26)(27)(29)(33)(47)(51)(53)(54)(57)(61)《资治通鉴》卷二三四、二三五、二三四、二三七、二六三、二六三、二三九、二三九、二四○、二三八、二四○、二四○、二四一、二三七、二四一、二四○。
(13)(16)(17)(20)(28)(30)(31)(52)(55)(59)(60)(62)《新唐书》卷七、七、五○、二○七、一七三、七、二○七、一六七、一一九、五四、八、一七八。
(19)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
(23)范文澜《中国通史》第3册第199页。
(34)岑仲勉《隋唐史》上册第335-336页。
(46)《元稹集》卷三一《上门下裴相公书》。
(50)孙甫《唐史论断》卷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