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安全保障政策发生重大变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安全保障论文,重大变化论文,发生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日本安全保障体制进行“重新定义”，使其防卫范围和职能大大扩展，从“保卫日本”为核心转到“应付远东紧急事态”为重点，日本则由接受保护型变为“主动参与型”。由此标志日本防卫方针发生转折性变化，将防卫战略的重点从北方转向西南部，企图建立起一支装备精良的现代化军队，作为政治大国的军力基础。此举正引起周边国家的密切注意。
继1992年6月日本政府强行通过《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合作法》后，1995年11月28日，日本内阁会议确定了旨在建立一支强大军队的新《防卫计划大纲》，1996年4月中旬的日美首脑会晤，对日美安全保障体制进行了“重新定义”，使其防卫范围和职能大为扩展。日本在安保方面迈出的三大步，不断冲击着传统的安全保障政策，是其重大变化的基本标志。日本传媒也极为关注日美安全保障体制的扩展，普遍认为这“意味着维持了36年的日美安全保障体制发生质变”，日本的安保政策处在一个“重要的转折期”。[①a]客观、全面研究这一变化的深层背景及主要内容，无疑是我们认识日本未来走向的重要课题。
日本安全保障政策重大变化的深刻背景
日本安全保障政策的重大变化，是其在剧烈变动的国际形势的驱动下，调整国家战略、扩充政治军事实力的必然产物。
第一，国际形势继续发生深刻而又复杂的变化，是这一变化的外部导因。渴望走向政治大国的日本，从未象今天这样对国际形势的变化如此关注。进入9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就抓住有利的国际时机，反思和调整自身战略。首先，海湾战争是日本思考调整安全保障政策的导点。海湾战争爆发后，日本谋求发挥军事作用的欲望不断膨胀。日本虽向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提供了90亿美元之巨的援助，但在“受欢迎国家排行榜”上无名；而派遣到海湾的扫雷部队的开支仅为1／25，却大受美国及海湾有关国家的欢迎，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战绩”。具有讽刺意义的现实使日本更加坚信：“出力比出钱更为重要。”[②a]以此为转折，日本安全保障政策进入了不断调整的时期。其次，亚太地区安全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主要威胁苏联的解体，亚太地区多极化趋势的加强，政治力量对比的此消彼长，促使日本重新思考与调整安全保障政策。再次，美国调整了亚太战略和对日政策。1994年7月，美国政府制定了旨在加强亚太地区力量存在的“参与与扩展”战略。1995年2月，美国防部公布了调整亚太战略的纲领性文件——《东亚战略报告》，该报告将日美安全保障体制视为美国亚洲政策的“根本和关键”。在美国政府的影响下，日本政府遥相呼应，不仅制定了新的《防卫计划大纲》，而且双方携手共同确定了安全保障体制的新框架。可见，日本安全保障政策的重大变化，是自1994年夏季以来日美两国在这一问题上频繁磋商，相互策应的结果。
第二，加速走向政治大国的基本战略，是这一变化的直接动因。日本防卫战略和政策的调整，是伴随着“政治大国”战略的加快推进而逐步展开的。政治大国战略的全面实施，为其修改防卫政策、调整防卫战略提供了必要与可能。发挥更大的军事作用，是日本谋求政治大国地位的重要手段。建立与政治大国战略要求相适应的强大军事力量，已成为日本面向21世纪国家战略的基本课题。
第三，政局的保守化和国民大国意识的强化，是这一变化重要的政治和社会基础。1993年“55体制”瓦解后，日本政治势力明显趋于保守化和右倾化。不仅以社会党为重要代表的进步力量严重分化与受挫，而且1993年和1994年成立的新生党和新进党公开打出了“修宪”、“扩军”的旗帜。近几年来，日本政府在向海外派兵问题上多次强行决断，不仅没遇到任何政治风险，而且反倒获得了政治资本，正是政治势力保守化的具体体现。在官方的政策导向和右翼组织的策划下，日本国民的大国意识明显增强。1990年秋季，派兵法案在国会审议时，日本媒体几乎同时亮出了“反对”的红牌。而1991年春季向海湾派遣扫雷舰并获得成功，媒体转向“大加颂扬”。近年来，日本国民75%的人赞成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赞成向海外派兵。主张修改宪法的人也呈增多的趋势。这就为日本安保政策的重大变化提供了适宜的政治土壤。
日本安全保障政策重大变化的基本内容
日本安全保障政策，是政府制定和推行的防卫战略、防卫方针、防卫计划、安全保障指导思想和原则的总称，它包括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两大方面。
90年代中期后，日本安全保障政策的重大变化呈现出以下趋向：以调整防卫方针为导点，以扩充军事实力为支柱，以新的日美安全保障体制为基础，以双边和多边安全对话为手段，力图营造有利的安全环境，为日本扩展政治实力、走向政治大国提供军力支持。
（一）调整防卫基本方针，力图建立一支精悍强大、攻防兼备的现代化军队
日本防卫方针的调整，始于90年代初。当时，日本不仅通过了派兵法案并多次向海外派兵，而且在一年一度的《防卫白皮书》中不断赋予防卫方针新的内容，提出了一些新的防卫指导原则。从1994年起，日本政府就酝酿修改1976年三木内阁制定的防卫计划大纲。1995年，日本修改防卫计划大纲的工作进入实质性阶段。年初，防卫厅提出了新的防卫计划大纲草案。4月8日，防卫厅公布了“今后防卫计划的基本设想”。6月，召开了以村山为会议长的“日本安全保障会议”，专题研究了制定新的防卫计划大纲的问题。10月18日，日本政府又召开了安全保障会议，防卫厅向会议介绍了新的防卫计划大纲的具体框架和内容。11月28日，日本内阁会议正式确定了新的《防卫计划大纲》。它的问世，标志着日本防卫方针发生转折性变化。
（1）进一步强化防卫战略，充分发挥军事力量在保障国家安全中的堡垒和支柱作用。
日本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战后初期受到国际社会的严厉制裁，剥夺了其拥有军队的权利，也就无所谓防卫政策和防卫战略。50年代初期，日本利用美国战略上的需要，开始走上重新武装的道路，不仅成立了三军自卫队，而且相继制定了一系列防卫基本方针和整备计划。但在80年代中期前，日本防卫政策基本上处于从属于日美安全条约的地位。1986年，日本政府首次制定的“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是日本独立思考防卫方针、强化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开端。进入90年代以后，日本更加突出军事力量在保障国家安全中的地位，1991年以来的《防卫白皮书》都反复强调了军事力量堡垒和支柱作用。
新的《防卫计划大纲》，体现了日本国家战略追求的基本目标。其特点表现在三方面：一是从国家战略发展的长远需要出发制定防卫政策，规定自卫队的基本职能。对此，新的《防卫计划大纲》从三方面作了阐述，即为更加积极又富有建设性地实现稳定的国际社会而竭尽全力；将“对付有限的小规模侵略”修改为“有效而又灵活机动地应付多种多样的危险”；谋求有效地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二是提高防卫机构的地位，扩大其职能，进一步提高安全保障会议的地位；设立相当于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情报机构；把政府内部非正式高级情报交换会议的内阁联合政府会议列常设机构；某些高级官员还主张将防卫厅提升为防卫省。三是大幅度增加军费开支。据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1995—1996年的报告，1995年日本的防卫费用按美元计算高达560亿美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防务支出大国。《1996—2000年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确定的防卫费为25.15万亿日元，加上“调整额”的1100亿日元，年增长率确保2.25%，使日本作为军费开支第二强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
（2）改变过去以保卫国土为目的消极被动的防卫方针，实现积极主动的、预先前置的防卫战略。
立足本土，专守防卫，是日本自卫队的一贯建军方针。新的《防卫计划大纲》虽也提出了“专守防卫”，但却删除了“立足本土”的措辞，实际上标志着日本将告别“立足本土、专守防卫”的被动防卫方针，进入了“远洋防卫”和“近海歼敌”的积极防御战略的新时期。其一，防卫范围将进一步扩大。新的《防卫计划大纲》多次提到“亚太地区”和“周围国家”，表明日本已将其防卫视野扩展到整个亚太地区，尤其是太平洋西南水域到马六甲海峡的战略地带。其二，组建高度机动化的快速部署部队。今后几年日本将组建一支装备先进武装直升飞机、由2000—4000人组成的高度机动的快速部署力量。其三，大规模研制远洋化、远程化、进攻性的先进武器装备。陆上自卫队重点装备先进的坦克、武装直升机、远程火炮和先进导弹系统；空中自卫队装备先进的FS—X战斗机，更新早期预警系统；海上自卫队装备吨位大、航程远、进攻性强的远洋战舰。其四，积极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努力实现军事活动国际化。
（3）调整编制体制，强化质量建军。
日本自卫队调整编制体制的基本方针是：有效灵活地运用人力资源，实现最佳的兵力配置；充实情报机能；通过武器装备高技术化提高部队质量。具体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充实完善高效精悍的军事领导指挥体制。重点是充实幕僚长联席会议的机能，加强诸兵种联合指挥与作战能力，建立高度现代化的指挥体系和系统。二是加强快速准确的情报搜集与早期预警系统体制。新设一个旨在多方面搜集情报的“情报本部”，定员2000人左右。防卫厅现已拨出3.14亿日元的筹建费，计划于1997年1月正式成立。[①b]防卫厅还决定投资1万亿日元，研制自己的侦察卫星，计划2001年发射。[②b]同时继续部署先进的早期预警飞机和超远视大型雷达。三是建立适应现代战争要求的自卫队兵力配置体制。陆上自卫队定员16万人；减员2万；海上自卫队保持现有的4个护卫队群，削减过时的舰只和飞机；空中自卫队将过去的28个警戒群调整为8个警戒群和20个警戒队。四是建立适应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需要的国际投放体制。建立由政府和军方人士参加的维和机构；增加维和训练内容，建立训练体系和快速反应体制；配置诸如空中加油机和远洋战舰等先进装备。五是建立适应战时动员需要的快速反应预备自卫官部队。该部队预备自卫官为1.5万人。
（4）调整防卫对象，将防卫战略的重点转向西南部。
与日美安全保障体制相适应，过去日本一直将苏联作为假想敌。苏联的解体，大大减弱了远东苏军对日本的威胁。日本认为，在北方的军事威胁明显减弱的同时，西南部来自“东方的威胁”明显上升。近几年来，日本也公开制造“中国威胁论”。
今后，日本将从四个方面加强西南方向的防卫。一是逐步将北部的部分兵力转到西南部，加大西南部的兵力部署。二是先进武器装备优先配置西南部。第一艘“宙斯盾”导弹驱逐舰于1993年在驻佐世保的第二护卫队群服役。三是更加重视对西南1000海里海上防线的防卫。四是极力推进战区导弹防御体系构想。据初步估算，整个日本战区的防御系统研制部署费将高达100亿美元，计划2000年基本完成，重点防御中国和朝鲜的中短程导弹。
（5）加快武器装备更新换代，建立一支装备精良的现代化军队。
以武器装备的高技术化为重点，推进质量建军，是日本新防卫方针的重要原则。日本自卫队的装备水平本来就是亚洲最高的，但日本力图通过加快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使其装备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一是加大对新型武器装备研制的投入。1996—2000年间，日本防卫费的40%将用于高尖端武器的研制与装备。二是加快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计划到2000年前后将其主要武器装备全部更新。日本自卫队已从1995年开始。逐年淘汰数十艘并不过时的战舰，每个护卫队群至少装备一艘“宙斯盾”驱逐舰。从1996年开始的新的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将研制和装备10艘最新式的驱逐舰和护卫舰。具有航母作用的排水量为8900吨的新型气垫登陆舰在抓紧建造中。先进的FS—X战机已出样机，第一批12架将于1999年服役，到21世纪初，装备141架。这样，到21世纪初，日自卫队的武器装备水平将发生质的飞跃。三是着力武器装备的高技术化。日自卫队2000年前后装备的武器系统，都是未来技术化程度最高、战斗力最强的系统。第一艘名为“金刚号”的宙斯盾驱逐舰，不仅具有连续航行6000海里的远洋能力，而且具有最先进的雷达系统和强大的攻击能力。该舰装备的相控阵雷达，可自动跟踪400公里以内的200个以上目标，并自动为航空、舰舰导弹进行目标探测、跟踪和导引，同时命中几十个目标。FS—X战斗机也令美军“大为吃惊”。到2000年，日自卫队拥有武器装备的高技术化程度将在不少方面超过美军，从而，为日本走向军事强国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二）扩展日美安全保障体制，增大日本借助安保体制强化政治军事作用的空间
以制定新的《防卫计划大纲》为主体的日防卫方针的调整与日美安全保障体制的扩展是互融互动、同步进行的。两者在调整过程中，呈现出两个特征：一是日本防卫方针的地位明显升高，作用的发挥日趋自主；二是两者在调整的许多内容上趋于一致，这一方面体现了日美形成了新的安全同盟，另一方面反映了日本充分利用日美安全保障体制谋求实力扩展的愿望。
日美安全保障体制调整的准备工作是从1994年秋季开始的。经过近两年的酝酿、协商，终于在1996年4月中旬日美首脑会晤时结出了硕果。日美双方以安全问题为中心，共同发表了《安全保障联合宣言》，决定成立讨论加强日美防卫合作的新机构，着手修改1978年制定的《日美防卫合作指导方针》。日美首脑会晤的上述成果，标志着日美安全保障体制发生重大转折。
（1）在防卫范围上，日美安全保障体制将从以“保卫日本”为核心向以“应付远东紧急事态”为重点的转变。
日美安全保障体制是美军对日本单独军事占领的产物。1951年美国为了遏制日本军国主义的再次抬头，推进亚太战略，以“保卫日本”为由同日本共同签署了安全条约，并依据这一条约建立起了安全保障体制。1960年修改日美安全条约时，仍以“日本管理下的领土”安全为基本立足点。1978年制定的《日美防卫合作指导方针》，也只立足于“保卫日本”。可见，“保卫日本”是过去日美安全保障体制的防卫范围。但是，1996年日美首脑会晤“重新定义”日美安全保障体制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扩大其防卫范围。4月3日，日美两国政府一致同意将“以应付远东不测事件”，作为两国首脑共同发表的安全保障联合宣言的基调。在日美两国首脑共同发表的安全保障联合宣言中，通篇都是以“亚洲太平洋地区”为格调，这实际上为今秋问世的《日美防卫合作指导方针》确定了基本框架。日本政府人士指出，远东地区包括东南亚和大洋洲。这样，日美安全保障体制将由“一国型”变成“地区性”防卫合作体制。日本也将因此构筑新的防卫空间。
（2）在地位作用上，日美安全保障体制中日方将由过去的“接受保护型”向“主动参与型”转变。
以这次日美首脑会晤为转折，日本在日美安全保障体制中的地位作用发生了重大变化，将由过去的“接受保护型”转向“主动参与型”，驻日美军基地的意义也由过去单一的“基地型”转向“盾剑复合型”。这一转变，将使日本在亚太地区承担更多的防卫责任，充当美国谋求亚洲霸权的重要配角，并开始触及日本防卫体制乃至和平宪法的禁区。由此看来，日本在被进一步纳入美国亚太战略的同时，在日美安全保障体制中的地位将明显升高。
（3）在基本职能上，日美安全保障体制的重点将从过去的应付紧急状态转向“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日美安全保障体制是冷战时期美国全球军事战略在亚洲的具体运用，其基本目的就是防止出现危及日美安全的“紧急事态”。冷战结束后亚洲安全形势的新变化，使日美安全保障体制赖以存在的客观基础产生了动摇。美国政府一方面大力鼓吹亚太地区存在“各种不稳定因素”，另一方面宣称“继续维护军事力量存在是亚太地区和平与安全所不可缺少的”，为其继续在亚太地区驻扎军队提供新的依据。
（4）在战略态势上，日美安全保障体制将从防卫型转向攻防兼备型。
过去的日美安全保障体制是在日本本土的安全受到威胁时才启用的，它是一种较为典型的“防卫型体制”。然而，随着该体制防卫范围的迅速扩大和防卫职能的重大转变，其战略态势也发生了新的转折，已开始由过去的“防卫型”转向“攻防兼备型”。据悉，开始拟定的日美防卫合作指导方针，将从根本上否定单一被动的防卫体制，转向战略上的主动出击，建立攻防兼备的运作体制。首先，将日美安全保障体制由过去的“被动应付型”转向“主动预防型”，使该体制在“紧急事态”发生前就介入敏感地区和敏感问题，力争掌握事态发展的主动权；其次，全方位扩大该体制的适用范围，不仅决定在亚太地区进行多功能合作，建立新型的战区导弹防御体系，而且企图与美军在印度洋的军事力量相衔接，并扩展到联合国的维和行动，使其具有全球性的远洋攻防能力和快速反应体制；再次，大规模装备具有远洋攻防能力的高技术武器系统。
（三）展开双边和多边安全对话，力图建立发挥主导作用的地区安全协商机制
在亚太地区开展双边和多边安全对话，建立发挥主导作用和多边安全协商机制，是日本新的安全保障政策的重要内容。它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加强同亚洲大国之间的安全对话，二是为解决诸如朝鲜半岛、南中国海等区域争端作出努力，三是促进以东盟为中心的地区多边安全对话。
1993年11月，日本政府就确定了开展对华安全保障对话的方针，1994年3月，中日两国军方官员进行了事务性接触。1995年2月，日自卫队幕僚长联席会议议长西元彻首次访华。日韩间的安全对话较为频繁。1994年4月和1995年2月，两国防卫首脑互访，双边的军舰互访已经展开。日俄间的安全对话特别引人注目。1994年11月，日本防卫厅高级官员首访俄罗斯，讨论了东北亚安全形势及安全合作问题。今年4月底，日防卫厅长官臼井日出男首访俄罗斯，两国签署了加强安全对话和军事交流的协议。其主要内容包括：事先通报大规模演习；加强军事人员交流；舰艇互访；进行旨在防止海上事故的共同训练等。日俄双方正以7月俄罗斯海军建立300周年庆典为目标，力争实现自卫舰首访俄罗斯。
日本安全保障政策上述三大变化，是一个既相互联系、又各具功能的统一体。防卫方针的调整是前提的基础，日美安全保障体制的扩展是主轴，地区安全协商机制的组建是方式和途径，力图形成一个全方位、多层次安全保障体系。日本安全保障政策进入了一个既注重实力增强，又谋求作用扩张的新阶段。
值得深忧的几个问题
日本防卫战略和政策的重大调整，不仅引起了日本国内的激烈争论，而且引起了世界舆论的极大关注，产生了许多值得深忧的重大问题。
问题之一：日本扩充军力的行为是否与世界发展大潮相符？在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主流，军事立国已成为时代发展的陈迹，亚太地区政治局势相对稳定、经济发展独领风骚的背景下，日本却表现出了逆历史发展大潮、通过调整防卫政策扩充军事实力的新动向。对此，日本国内一些媒体无不对“向着相反方向发展的日美安全合作的现实感到担心，很多人对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感到吃惊和不安”。[①]日本这种与世界发展大潮极不和谐的战略调整对日本和世界意味着什么？这是需要今后日本自我解开的疑团。
问题之二：日本需要建立什么样的大国形象？90年代以来，许多日本人士认为，只有实现政治大国，日本才有“出头之日”。应该说，日本在确立了经济大国地位后，在地区乃至世界事务中发挥积极、得体的政治作用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日本政治大国的国家战略带有明显的军事色彩，且在许多方面首先通过军事作用的发挥体现出来。这样，在日本尚没对二战问题进行深刻反省的条件下，人们不能不对日本大国形象的军事色彩表示担忧。路透社1996年4月18日尖锐指出，日本当前的基本走势，“摆脱不了过去军国主义的幽灵”。
问题之三：日本通过什么途径建立“政治大国”？日本发挥什么样的作用问题，是世人关注的又一问题。世界不少国家衷心希望日本永走和平发展之路，但日本的和平宪法面临严峻挑战，日本急于走向政治大国的欲望，促使日本不断强化军备；亚洲许多国家不愿看到日本通过军事方式介入地区事务乃至争端，但日本不仅强行通过了派兵法案，而且向海外派兵的范围与规模呈扩大之势；日本现有的防卫力量早已超出了自卫的需要，却继续高质量地扩展军力，并企图借助日美安全保障体制，将防卫力量扩大到整个亚太地区。日本这种扩展军事作用的努力，至少对其国家战略的实现来说，是一个不祥的兆头。
注释：
①a [日]《东京新闻》1996年4月17日。
②a [日]《新国策》半月刊，1994年9月1日。
①b [日]《朝日新闻》1995年12月24日。
②b [日]《日本经济新闻》1996年5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