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与剑桥高技术产业发展模式的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剑桥论文,硅谷论文,产业发展论文,高技术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硅谷与剑桥是北美与欧洲的两个典型的高技术中心，两地的高技术活动分别围绕斯坦福科学园和剑桥科学园蓬勃开展。要深入研究硅谷与剑桥高技术产业管理模式的异同及其内在原因，就必须透视这两个高技术中心的历史发展轨迹。
一、硅谷与剑桥的发展轨迹
1.斯坦福科学园与硅谷
硅谷位于旧金山南陲的圣克拉拉县。上世纪50年代初这里还是一片著名的杏李园，是美国7大农业加工中心之一。在旧金山与圣何塞之间30英里长、10英里宽的这一狭长地带，如今已是电子工业的心脏和世界上高技术产业最为密集的地方。
硅谷的兴起绝非偶然，斯坦福科学园是硅谷高技术产业带的胚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拉开了美国高等教育大发展的序幕，但当时偏于弗兰西斯科海湾一隅斯坦福，与东部的名牌大学根本无法相提并论。由于当时的斯坦福大学基础研究力量薄弱，承担的研究项目寥寥无几，因此学校的发展缺乏稳定的资金来源。此时，颇富远见卓识的特曼教授出任斯坦福大学工学院院长。为了改变这种劣势，特曼教授在努力提高斯坦福大学基础研究水平的同时，积极寻求学校与工业界的有效结合点。于是，特曼与校长史德龄商定，把学校的部分土地出租给工业家办厂。经校董事会同意，决定划出7.5%的校园土地出租给高技术企业。1951年，世界上第一个高技术园区——斯坦福科学园诞生了。开发利用土地所创造的价值不仅给学校增加了可观的收入，科学园本身也吸引了众多优秀人才前来施展才华，高技术产业便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硅谷半导体工业的先驱——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的“裂变”过程代表了硅谷地区高技术产业的一种典型发展模式。
肖克利曾于1947年与另两位科学家一起在著名的贝尔实验室发明了半导体晶体管，三人共获1956年诺贝尔物理奖。后来，肖克利带动8名年轻的创业者创办了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一年之后，这8名创业者便离开实验室，参与创办了费尔柴尔德公司，其中的罗伯特·诺依斯任副总裁兼总经理。他们的“背叛”拉开了此后一系列“裂变”的序幕。1961年，8人中的薛尔顿·罗伯特等4人又制造了第二次“裂变”，离开费尔柴尔德公司，创办了安纳克尔公司。1964年，让·霍尼又独自创办了联合碳化物公司。1968年，罗伯特·诺依斯与8人中的戈登·摩尔又合办了英特尔公司。以上公司又各自像连锁反应似地不断“裂变”。如今硅谷约半数的半导体企业都是费尔柴尔德公司“裂变”出来的。值得注意的是，费尔柴尔德公司不断“裂变”的过程与电子工业发展的3个阶段——晶体管、集成电路和微处理器的演变同步。可以说，以公司“裂变”的方式推动高技术的更新换代是硅谷一带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典型模式。在斯坦福650英亩的园区内，像这样从母公司裂变建立新公司的例子不胜枚举。如今，昔日整片的果园已成为世界最大的电子工业基地。
2.剑桥现象与剑桥科学园
自从中世纪起，处在农业地区的剑桥镇既是大学城，也是一个集市城镇。19世纪后半叶，大学和城镇逐渐发展。自19世纪40年代剑桥设立自然科学荣誉学位考试以来，剑桥一直强调科学研究，著名的卡文迪什实验室更是吸引了国内外众多优秀学者来到剑桥进行研究，其中包括许多卓越的科学家，如发现电子存在的汤姆生以及提出原子结构的行星模型的卢瑟福等人。到1973年卡文迪什实验室百年华诞之际，在实验室工作过的科学家获诺贝尔奖的已超过25人次。在这100年里，剑桥大学一直保持了雄厚的科研实力，其物理、生化等部门的研究居世界前列，并有多名学者获得诺贝尔奖。然而，剑桥大学虽拥有一流的科研实力，其工业生产力却很有限。这是因为剑桥镇没有工业传统，镇内也没有居主宰地位的大公司。到19世纪末才出现了一些由当地有能力的人利用与剑桥大学的关系而经营成功的小企业。1878年，剑桥大学毕业生杜—史密斯与一个机匠开办了一家科学仪器公司。1881年，霍拉斯·达尔文又与史密斯重新合伙，成立了剑桥科学仪器公司。这家公司是世界上第一家与大学相联而又历史最悠久的公司之一，是形成“剑桥现象”的第一家公司。此后，剑桥还成立了一些与大学有联系的公司，如生产实验室设备的派伊公司集团、航空研究公司、剑桥咨询有限公司等。这些都是当地土生土长，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小企业，而且充分利用了大学的科研成果。20世纪60年代，剑桥大学在分子生物学和计算机应用方面的声誉日高，几家科基公司(science-based firms)也应运而生。此时，高技术小公司已在剑桥周围大量衍生，这就是著名的“剑桥”现象。但是，由于剑桥市政府对工业的消极态度，高技术产业仍未能在剑桥发展起来。
直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大学实验室和研究机构的负责人才从美国斯坦福大学发展的例子认识到科学与高技术产业的密切关系。1969年的莫特报告是剑桥校方改变对待工业态度的转折点。圣三一学院于1970年在离市中心三英里的城市西北角建立剑桥科学园。科学园占地24英亩，剑桥地区的高技术公司中约有10%到15%在科学园内，许多外国大公司都在科学园内开设了分公司。剑桥地区的小公司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一家公司顺利地经营一段时间后，创办人就又各自散伙去办别的更能赚钱的新公司了。因此，到1987年，85%是第二代以后的派生公司(spinoffs)。如今，众多高技术小公司广泛地分布在各个领域，剑桥科学园已成为欧洲办得最成功的高技术园区。
二、硅谷与剑桥高技术产业发展模式的异同及其内在因素
1.硅谷与剑桥高技术产业发展模式的相似之处
(1)大学和众多科研机构雄厚的科研实力是高技术产业发展的沃土。
从以上对硅谷和剑桥高技术产业发展过程的分析中可以看出，高技术企业之所以能够在两地大量聚集，均是由于它们以拥有雄厚的科研实力的大学为依托。尽管二战后初期斯坦福大学仅为美国的二流大学，但特曼教授提出著名的“学术尖顶”构想为斯坦福大学基础研究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他把化学、物理和电子工程这三个科系为突破口，结果成绩斐然。最突出的就是布洛克因发现核磁共振现象而获得1952年诺贝尔物理奖，这也是斯坦福大学步入名牌大学行列的一个标志。而电子工程系的成就尤为显著，它的发展与斯坦福乃至整个硅谷的发展是同步的。另一方面，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斯坦福大学的科研机构更是为硅谷的发展提供了不竭动力。著名的集成电路系统中心（简称CIS）是斯坦福微电子技术方面现代化的研究和教学实验基地，被美国国家科学基地负责人称为“未来科研的一种组合模式”。这个价值1500万美元的高技术研究中心是由20个协会发起与美国联邦政府合作建成的，目的是促进将科研和开发的成果转移到商业应用上。该中心由电子硬件和计算机软件两部分科研人员组成。中心有许多研究小组，如数据库小组、英特尔小组等，每个课题都能得到5万美元以上的资助。许多课题都是科学前沿的高科技课题，如超微型计算机、平行系统计算机等。这里集中了大批优秀人才，拥有充足的经费。集成电路系统中心的70-80%的成果可用于工业，这就给斯坦福科学园带来了广阔的发展前景。
剑桥是国际著名的大学城，更是以深厚的学术传统著称于世。剑桥大学雄厚的科研实力直接促成了剑桥现象的产生以及剑桥科学园的创建。前文已经提到，剑桥大学卡文迪什实验室人才济济，培养了众多诺贝尔奖得主。在剑桥现象早期，许多公司都是由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创办的。近年来，剑桥大学的物理学、计算机科学和生物科学等领域所处的科学优势已成为高技术产业发展的新动力。许多高技术小公司就是从剑桥大学各院系衍生出来的，如西普数据公司、分光小系统公司、剑桥作用系统公司就是分别从计算机实验室、物理系卡文迪什实验室、计算机辅助设计中心分立出来的。此外，剑桥地区高技术公司占1/3的大学生雇员70%来自剑桥大学，一半以上高技术公司与剑桥大学保持联系，而其中又是90%与剑桥大学各院系直接挂钩。
(2)硅谷和剑桥都创造了一种有利于开办创业企业(startups)的环境。
透过硅谷与剑桥的发展轨迹，我们可以看到两地为数众多的高技术企业都是由创业企业经过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历程逐步发展起来的。可以说，硅谷与剑桥都是得天独厚的环境吸引众多创业者前来加盟。硅谷是众多创业企业理想的栖息地，创业者可以得到许多方面的财政支持。优越的风险资本来源是硅谷地区创业企业蓬勃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为创业企业提供资本的财政机构，包括风险资本企业、投资银行家、商业银行。另外，开办创业企业者还可以从联邦政府得到5万美元的拨款作为开办费。联邦政府不仅以资助和贷款计划的方式提供直接帮助，而且对小企业投资用优惠的税收方式提供间接帮助。这种有利的环境吸引着众多创业者。尼亚克和乔布斯在自家汽车房里创立苹果电脑公司等脍炙人口的故事，讲的就是创业企业的发迹史。硅谷的奇迹，正是成千上万的小企业由小到大、实力不断壮大的结果。
同样，剑桥也是创业企业的天堂。首先，剑桥大学在知识产权与学术知识的商业利用方面采取非常自由的政策。校方积极鼓励高技术公司的衍生，教研人员只要能圆满完成教研任务就可以开办自己的创业企业。其次，剑桥科学园的管理模式也有利于小企业的创办。剑桥科学园由剑桥大学的圣三一学院领导，由两名专职管理人员进行管理。这种以学院为基础的结构削弱了系部这一层次的职能，鼓励了个人资质的发展，强调尊重个人在学术上的独立性。这种自主管理的模式对中小型投资者有较大的吸引力。另外，七十年代末，多家国内外银行和房地产大型开发公司进入剑桥开业，为高技术小企业的发展创造了必要的金融环境。所有这一切都促进了创业企业在剑桥科技园的发展。
2.硅谷与剑桥高技术产业发展模式的差异及其成因分析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硅谷与剑桥两地的高技术产业发展模式有许多相似之处。但由于英美两国在国家科技政策、工业政策和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差异，硅谷与剑桥在各自发展模式上也存在诸多不同之处。透过这些表面上的差异，探究其成因，或许能帮助我们更深入地考察政府、教育科研机构和工业界的互动过程对高技术产业发展带来的影响。
(1)产业结构上的差异。
剑桥一带高技术企业中有不少是小公司，7%的公司不到5人，40%不到30人。这些小公司分布很不集中，往往涉及多个技术部门。剑桥一带高技术产业中占主导地位的部门是计算机软件和硬件(32%)，其它一些高技术活动则广泛地分布在电子、生物技术、仪器制造、研发与培训等部门。可见，剑桥一带的高技术企业规模小、分布面广。众多公司并不是围绕着某种核心技术形成产业群。而硅谷不但有为数众多的小企业，许多执高新技术牛耳的公司总部也座落于此，如最近市值超过微软的思科、微电子领域的霸主英特尔等。硅谷的产业结构也相对集中得多，硅谷由3类产业构成：一是最先发展的微电子、半导体产业以及后来发展的计算机产业，著名的企业有英特尔、苹果、太阳微系统等；二是包括软硬件在内的计算机网络产业，著名的企业有思科、雅虎等；三是近年来迅速崛起的生物技术、医疗设备产业。
两个高技术中心为什么会出现产业结构上的差异呢？这与两国政府在工业政策与文化传统上的差异有关。英国政府的规划体制十分分散，绝大部分规划决策都是由最低一级的地方政府——市政议会做出的。在没有政府充分参与和宏观调控的前提下，多数小公司彼此之间联络很少，协同性较差。从文化传统方面看，“小的就是好的(Small is beautiful)”这种观点在英国十分流行，这就不利于高技术公司的规模发展与高技术产业群的出现。另外，英国学界历来强调学术自由的传统，反对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和规划。尽管近年来政府打算出资扶持以生物技术为核心的小企业，但许多学界人士认为公共政策并不能促进高技术产业群的产生。而在硅谷，政府、大学和企业组成“官、学、产”互动的发展模式。地方政府参与园区的建设和规划，但不干预园区内各企业的内部事务。州政府有计划地与大学相结合，促进教育、科研与生产相结合，实际上左右了硅谷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方向，对于围绕电子工业核心技术的产业群的发展起了关键作用。更为重要的是，硅谷一带的公司大都采用开放性的生产方式。硅谷技术交流网络和技术扩散机制发达，而且对于新技术具有敏锐的前瞻性。硅谷的劳动力市场也颇具特色，其劳动力的高度流动性远非其它地区可以比拟。上世纪70年代，硅谷电子公司平均每年雇员的变动率为35%，小公司更是高达59%，70年代以后，硅谷地区仍然保持了劳动力高度流动的特点。硅谷地区处于同一行业的各企业地理位置相当接近，劳动力容易流动，他们频繁流动带来的结果就是建立和加强了覆盖整个硅谷地区技术交流网络，促进了技术扩散。
(2)小企业在可持续发展能力上的差异。
上文已经提到过，硅谷和剑桥都创造了一种有利于开办创业企业的环境。但是，多年之后，这些小公司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却大不相同。剑桥地区以小公司（雇员平均规模为12人）为主。正如上文所说，在没有政府充分参与和宏观调控的前提下，这些小公司得不到大公司或政府部门的资助，彼此之间联络太少，协同性差，因此发展缺乏后劲，兼并活动增加，许多小公司被大公司接管而走上自我毁灭之路。如剑桥应用研究公司就被麦道接管。由于在剑桥并没有政府充分的帮助，所以一些发展到相当规模的企业常会受到兼并的威胁。另外，政府对于小企业发展所必须的风险资金缺乏必要的支持，因此小企业的发展壮大受到很大的限制。
然而，硅谷的经济环境不仅十分有利于创业企业的萌生，硅谷特有的高科技、高风险但高利润的环境同样大大促进小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更重要的是，硅谷已经引起美国政府的重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设立了实施“小企业创新研究计划”的机构。该计划有助于小企业、新兴企业得到私人投资和其它来源的研究和开发资助，以及鼓励它们与大学、政府机构或大公司签订工作协议。例如，小企业的创业者可以从联邦政府得到5万美元的拨款作为开办费，继而可以发行几百万美元的公共股票。联邦政府能够以资助和贷款方式为它们提供直接的帮助，而且对小企业投资将用优惠的税收方式提供间接的鼓励政策。此外，州政府还以风险资本计划和允许发行免税工业集资债券，以支持小企业的开办。总之，创业者可以得到许多方面的财政和政策支持。可见，硅谷地区提供风险资本的优越条件正是推动整个硅谷发展的核心动力。
(3)在大学与工业界的有效互动上的差异。
高技术产业的健康发展有赖于大学与工业界良性、有效的互动。在剑桥，制约高技术企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剑桥大学未能探索出更为有效的大学——工业合作模式。这主要表现在创业人员企业家技能(entrepreneurial skill)的缺乏。正如麻省理工学院企业家技能中心的负责人所说，如果缺乏营销与商业技能，80%到90%的“纯技术性”派生企业要失败。剑桥地区的许多企业都是直接从大学的科系或实验室中派生出来的，但由于英国教育体制的传统强调培养贵族，而不注重培养具有商业才能的人，因此，剑桥大学并未能像斯坦福大学那样通过广泛地开展企业家技能培训项目的方式加强与工业的联系。这样就使剑桥缺乏既有专业技能又有商业技能的人才。
硅谷的成功得益于斯坦福大学与工业界的长期良性互劝。“实用教育”(Practical Education)的教育观从一开始就影响着斯坦福大学的成长。这种教育理念推动着大学把知识投向工业，使工业以科技取得发展、创新。保持持续不断的大学－工业的合作关系，是斯坦福大学的传统，是为学术的高水平和为公共服务而努力的重要方式。斯坦福大学通过多种形式加强与公司企业的联系。如开设专业课程、办夜校、任顾问、当董事，共用研究设施、联合研究、研究生参加非全日制工作、聘请企业家当兼职教师或当论文评审委员会成员，等等。斯坦福大学还采用闭路电视，把生动、形象的电视课程传送到坐落在研究园区的高技术企业，允许企业职工在不离开工厂的情况下获得学位，对攻读硕士学位者采取灵活措施，不一定要住校学习，甚至不要求写论文。1983年大约有50个公司的350名学员攻读“斯坦福大学优等成绩合作计划”的课程。各公司对这些学员的学习也十分支持，他们对参加学习的职工，支付了不正规学生加倍的学费。这种合作，对双方都有很大的好处。对公司来说，技术转移的速度十分惊人，往往教师刚刚获得的实验成果和毕业生的革新计划，能马上在公司中实现。
三、结语
上文分析了欧美两个著名高技术中心的高技术产业发展模式的异同之处，很难说二者中哪一种占有绝对的优势，在实际的发展过程中总会表现出种种弊端和长处，各有优缺点与可取之处。但其中一点是肯定的，即政府、工业界与教育科研机构经过长期的自然积聚与融合，形成自己独特的社会文化，如社会网络、企业文化和制度等等，成为高技术产业生存和发展的基本要素。要把高技术园区建成为真正基于高科技之上的产学研一体化的园区，提高企业的科技含量和园区的竞争力。就不能进行超越阶段的政府嫁接和规划，这样不但很难复制属于文化内涵的东西，相反往往会造成各机构彼此之间的割裂，从而对高技术的交流与创新形成严重的障碍。高技术产业发展模式的选择必须结合当地特点与本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从而真正促进高技术活动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