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开重雾方见真——《大雷雨》与《原野》比较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雷雨论文,原野论文,重雾方见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俄罗斯戏剧之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代表作《大雷雨》于1921年首次被介绍给中国。中国著名作家曹禺的名剧《原野》创作于1936年，1937年先在《文学月刊》上连载，同年8月出版单行本， 两名剧在中国出现的时间差异仅有十余年。当此时，“以俄为师”，斯为时风，我国现代作家多喜爱俄国文学。虽然，迄今我们还不能就《大雷雨》对《原野》的具体影响加以肯定的明确的说明，但是，不论具体影响，也不论“暗合”，两者之间确有许多惊人的相似或酷似，这是个不争的事实。
一、大雷雨与原野：物象之中，鲜明的注解作用和暗示作用
《大雷雨》与《原野》都有一个贯穿全剧、影响全剧的意象，都以“剧名”清晰而突出地推入人们的眼帘：大雷雨与原野。它们同为自然现象。联系作品内容，当它们被赋予一种动态意义时，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实质上的相同，即在大雷雨和原野两种不同物象下相同的骚动不安和矛盾冲撞。
“大雷雨，这是女主人公心灵慌乱、感情的斗争、在悲剧式爱情方面道德提高的象征。与此同时又是压抑着人们的恐惧的具体体现，人们在它的桎梏下生活。”（注：见《苏联大百科全书》第18卷，P587。）在奥斯特洛夫斯基笔下，与优美动人的伏尔加河畔的自然风光极不谐调的是愚昧、野蛮的卡里夫镇的社会风俗。这里与世隔绝、死气沉沉。季科伊是旧的生活秩序、旧的风俗习惯的总代表。卡巴诺娃紧随其后，对宗法制秩序、传统观念、陈规陋习及其繁文缛节，有着特别的嗜好，不允许任何人对此说“不”。季科伊、卡巴诺娃这些故风遗俗的维护者、旧秩序的代言人们执拗地支持着卡里诺夫镇的黑暗，破坏着伏尔加河畔的幽美，浊化着清新的空气，“大雷雨”的出现，新旧矛盾的爆发，也就势在必然。
蕴含、凝聚在卡捷琳娜身上的“大雷雨”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具有诗情天性的卡捷琳娜在自由的环境和宗教的气氛中长大。她有着令人羡慕的幸福童年。但是，在宗法制社会里，她在婚姻上没有自我选择的权利，最终陷入婆婆的魔掌而难以逃脱。为了重获昔日的欢乐和自由，她要向旧秩序、旧礼教抗争。其次，卡捷琳娜向往自由、追求幸福，但是，笃信宗教又成为她行动的羁绊。她最终还是对自己为追求个人幸福自由所作的努力做出了负罪的注释。痛苦、矛盾折磨着她的内心，不祥的阴影笼罩着她、袭击着她。
卡里诺夫镇黑暗王国里新旧势力的抗衡，卡捷琳娜虔诚的宗教意识和自由天性之间的撕扯，都在为“大雷雨”的到来积蓄着能量，当戏剧冲突达到高峰之时，卡捷琳娜内心的“大雷雨”折射在自然界的大雷雨之上，构成了“大雷雨”的大写意。我们从“雷雨”的意象中看到了卡捷琳娜的内心矛盾、卡巴诺娃的家庭悲剧以及卡里诺夫镇的矛盾冲突。
与《大雷雨》有异曲同工之妙，曹禺在《原野》中精心描绘了秋天傍晚的原野：“大地是沉郁的，生命藏在里面。泥土散着香，禾根在土里暗暗滋长。”与此相关的，还有“孤独的老屋”，一片黑森森的林子，一条抽象的铁路。这幅“原野”的画面，具有多义性，引起了许多论者的不同释义。有人认为，“孤独的老屋使故事几乎独立于社会、人群之外，抽象的铁路暗示的又是个大跨度的时间：现代工业文明时代，恐怖的森林却是原始的自然氛围。这种环境本身的薄弱与模糊势必无力提供人物性格形成的全面确证，它们之间不是分离便是只存在细如游丝的关联。”（注：见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戏剧研究》93.8，P61。 ）有人认为，“《原野》中的原野不知在什么地方，背景模糊，不真实。其实原野就是一种象征。‘一片风景就是一种心理状态。’”（注：见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戏剧研究》93.12，P34。）有人认为，就本来意义上说，“‘原野’本该是一个自由的、无拘无束的所在，是原始生命力的象征。正是在这片原野中产生了仇虎，……如果说繁漪是一个‘最雷雨的性格’，那么，仇虎该是一个‘最原野的性格’。”（注：见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戏剧研究》91.6，P36。）凡此种种，还可引出许多。
笔者认为，作为一种超时空的意象，原野的背景是可以模糊一些的。意象所具有的象征义，很难定位于某一时间和某一空间。我们不妨把孤独的老屋、黑森森的林子、现代化的铁路这本不和谐的画面，看成是和谐的一体，像认可毕加索的抽象画那样认可它。原野中的原始森林和蛮荒，不正是熔铸主人公充满生命活力和生命冲动的绝佳处所？仇虎原野般的反抗、野蛮式的仇杀，花金子原野般的苟全，应该说是与原野的意象能够相融的。铁轨和火车，这些现代工业文明的象征，铺设、奔驰在“原野”中，貌似乖谬、滑稽。其实，仇虎和花金子所向往的“金子铺的地，房子都会飞”的理想生活，毕竟离现实相差得太远，而火车和铁轨可以把人们生活的希望、美好的期待，带给遥远和未来。如此说来，铁路、火车和原始森林、孤独老屋所构成的意象正是人物矛盾的性格、乖谬的命运和现实与理想的强烈反差的最好注解。
迄今为止，围绕着仇虎，有着无尽的话题。他是一个穷途末路的逃犯，抑或是一位奋不顾身的复仇尊神？他是失控无缰的野马，抑或是身不由己的强者？中国父仇子报、父罪子代的故事很多，可《原野》的复仇故事并不那么简单。八年前，焦阎王与仇荣是好友，是干亲，仇虎对焦氏夫妇以干爹干妈相称，与焦大星自然是干兄弟。八年后，焦、仇结下冤仇，这就使仇虎的复仇在他恪守的传统道德里陷入一个怪圈：为人之子，父仇子报、父罪子代的观念使他不能不杀死焦大星以绝焦家之后；但他报仇雪恨的同时，又陷入了人伦沦丧、兄弟相残的不幸。那么，他杀死焦大星为父报仇是对传统道德的恪守呢，抑或是超越？他要叫焦家绝后是从根本上打败焦家呢，抑或是击溃自己？此外，焦母本想置仇虎于死地，却意外地使孙子小黑子死于自己的铁拐杖下；花金子也存在着许多疑问，“为什么我们必得杀了人，犯了罪，才得到”那个金子铺地的好地方呢？焦、仇两家由交欢到交恶，仇虎由复仇到自毁，焦母由害人到害己，花金子由反抗到怀疑，都存在着一大堆疑问有待说明。其实，若不拘于既定的思维模式中，曹禺给我们提供的意象——“原野”已说明了一切。是是非非、光怪陆离的原野具有很大的包容性，我们可以从这个意象中感受到现代与原始、新生与死亡、光明与黑暗、善与恶、正义与邪恶这些本不容的两极，正是在原野的背景中盘根错节地有机地交织在一起。我们可以感受到主人公性格中的矛盾冲突，家庭伦理道德、传统观念在原始与现代的矛盾运动中的毁灭与重建。
不难看出，《大雷雨》和《原野》中与剧名相同的物象，虽然来自不同剧作家的艺术想象，代表着奥斯洛夫斯基和曹禺的艺术思索和艺术感受，但是，它们的共同之处是十分明显的：它们都被赋予了新与旧的矛盾内涵，都表明了作家对特定生活的理解，都暗示了主人公的内在和外在矛盾以及现实生活秩序的骚动与混乱，都预示了主人公的悲剧结局，有着极为丰富的意蕴内含。与其说“雷雨”与“原野”是“作家为人设计的背景，不如说是对作品思想的提示。”（注：见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戏剧研究》92.4，P60。 ）不如说是对作品起着注解作用和暗示作用的象征性意象。
二、《大雷雨》与《原野》：旧话重提，难以划上句号的话题
《大雷雨》给作者赢得了巨大的声誉，给“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创作成就戴上了一顶桂冠。”（注：见《外国文学教学参考资料》第5 册，P180）俄国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和文学批评家杜勃洛留波夫在《大雷雨》发表的同年，发表著名论文《黑暗的王国》，该文涉及奥斯特洛夫斯基早期的十余部喜剧。作者根据“现实的批评”的要求，指出剧作家描写的是一个“黑暗王国”，“这是一个由于悲哀而低声叹息的隐藏的世界，这是一个由于疼痛而呻吟的迟钝的世界，这是一个象监狱里、棺材里一样寂静的世界，……没有光明、没有温暖、没有空间；这种黑暗而拥挤的牢狱正散发着腐朽而潮湿的气息……。”（注：见《杜勃洛留波夫选集》第1卷P182。）杜勃洛留波夫认为， 不管作者是否意识到，他真正地向人们宣告，俄国社会是一个“黑暗王国，它的社会关系的不正常已经达到极限。”（注：见《杜勃洛留波夫选集》第10卷P207）当《大雷雨》发表后的第二年，杜氏发表了他的文学评论“三交响曲”的第三部《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杜氏认为卡捷琳娜没有远大的社会抱负，也没有理论上的高深素养，她仅仅是要求过一种正常而自然的生活而已。政治的敏感和革命的嗅觉，使革命家、思想家和文学批评家兼于一身的作者感觉到在最孱弱的人们中间，已经敢于对黑暗王国表示怨愤和抗议，这说明顽固独夫的统治的确朝不保夕了。他甚至认为，“在这个可怜的女人身上能够找到那怕是走上这种可怕出路的决心，这也是好的。”（注：见《杜勃洛留波夫选集》第2卷P433 ）杜氏发现了《大雷雨》“有一种使人神清气爽、令人鼓舞的东西！”（注：见《杜勃洛留波夫选集》第2卷P397 ）他用一种文学批评家特有的智慧——即对奥斯特洛夫斯基早期作品研究之后所作的纵深探讨，和革命家特有的眼光——即善于在寻常的事情中寻觅出于革命事业有利的宣传因素，提出了“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这一著名评价。
鉴于杜勃洛留波夫在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和民族解放运动中的特殊地位，杜氏一言九鼎，遂成了对《大雷雨》的权威性定评。后来的评论者在此定评之上引发诸多带有极浓政治色彩和社会意义的评价。有人说，“奥斯特洛夫斯基通过这部剧本点起了反对家奴制度、反抗宗法社会强暴统治的革命火炬！这部杰作在19世纪五十年代代表着千千万万的俄罗斯人民发出了革命战斗的号声！”（注：见《外国文学教学参考资料》第5册，P188。）有人说， “卡捷琳娜的悲剧是黑暗社会对民主要求的扼杀……。”“难能可贵的是不只在于卡捷琳娜追求自由和以死抗议黑暗世界的压迫，更在于她那渴望光明而向黑暗势力彻底斗争的不妥协、不调和的精神。”（注：见湖南文艺出版社《俄国文学史》，P433。）有人说，卡捷琳娜“争取自由和解放的思想、坚强不屈的毅力和冲破黑暗势力的一往无前的精神，是同人民反抗封建专制的英勇精神相适应的。”（注：见《世界文学名著选评》第2册，P244。）凡此种种， 无疑是对杜氏的有关评价的追随和刻意的发挥，其结果不可避免地人为地强化了作品的政治内涵，拔高了作品的社会政治意义。
围绕着《原野》的评价和争论此伏彼起，攻讦不断，它的命运远比《大雷雨》复杂曲折。《原野》问世后，就以浓重的神秘色彩受到文学界的批评。解放后，现代文学史大家唐弢、钱谷融等以现实性为批评标准，对《原野》颇有微词。长期以来，《原野》被置于《雷雨》、《日出》之后而较少重视。77年后，曹禺研究十分活跃，但《原野》研究却显得相对冷清。八十年代初，《原野》被搬上银幕，并在西方获奖，称誉之声鹊起。国内评论界对《原野》的评价也由“最失败”之类的贬斥而变为“基本上是成功的”，“金子终归是金子”之类的赞美。（注：见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戏剧研究》91.3，P49。）即使如此， 《原野》思想价值的定位仍然是一个争论问题。四十年代，有人认为是写“农民复仇的故事”；五十年代，有人认为是写“古老农村中农民向土豪地主复仇的故事”；九十年代的争论相对集中，有人认为它“表现了被压迫者的反抗情绪和向封建恶霸势力报仇的主题”；（注：见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戏剧研究》93.12，P31。）有人认为，“一部《原野》，就是要表现恶对善的摧残，表现恶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激起人们对恶的恐惧，唤醒人的良知，引人向善。”（注：见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戏剧研究》93.1，P58。）
对《原野》的主题，曹禺有过诸多解释。1978年5月接受采访时， 他说：“《原野》……原想写农民，写恶霸欺负人”，《原野》的主题“是仇恨，恨那个恶霸，想报仇。”1980年，他又说，“《原野》不是一部以复仇为主题的作品，它是要表现受尽压迫的农民的一生和他的觉醒。”（注：见上海文艺出版社《曹禺论创作》。）曹禺自相矛盾的解释和评论界的仁智相见、争论不休，不仅不能给《原野》的思想价值以准确定位，反而给它镀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笔者认为，《大雷雨》和《原野》的情节有着惊人的相似。它们叙述的都是“一个女人和两个男人”的故事。女主人公都有一个软弱的丈夫：奇虹和焦大星。尽管卡捷琳娜把爱情幸福寄托在一个屈从叔父的鲍里斯身上，花金子把美好生活托付给敢于杀戮的仇虎身上，但她们婚外的情人都未能把她们拖出苦海：一个被毁灭于大雷雨中，另一个被吞没于原野中。就其分析思想价值而言，无论是《大雷雨》的一锤定音，后来者继续引发，还是《原野》的争论不休，莫衷一是，都存在着“在故事下面找故事”的努力。其实，《大雷雨》和《原野》在思想价值方面也有着惊人的相似——它们有着相同的描写对象：家庭；有着相同的同情对象：妇女；有着相同的主题：对家庭秩序的叛逆；有着相同的结局：家庭失序后家庭成员的毁灭。
按照卢那察尔斯基的说法，卡捷琳娜是一个如同女郎柱似的耸立着的饱经忧患的女性形象，她从“坚强的心胸深处，迸发出了祈求正当生活的哀号，这哀号就形式来说有时几乎是可笑的，但是带着无穷的人情味。”（注：见《外国文学教学参考资料》第5册，P180 ）卢氏的评价是中肯的。奥斯特洛夫斯基被称为“日常生活描绘家”。他在俄罗斯戏剧史上突出贡献，是他创立了一种崭新的戏剧：“生活的戏剧”。“这种戏剧写的全是平凡的人物、平凡的事件……作者就在平凡生活里人与人的关系中，把握他们相互间微妙的心灵性格的联系，从而展现一幅幅俄国社会生活的画面，展示生活的本质。”（注：见湖南文艺出版社《俄国文学史》，P437。）许多人都承认《大雷雨》“表面上好像一部婆媳不睦的家庭悲剧”，（注：见《外国文学教学参考资料》第5册， P188）然而总觉得这表层之下还有一个深层内涵，在寻找故事之外的意义上挖掘得过多，在把握弦外之音上下的功夫过大。对文学作品的阐释可以是多角度的，杜勃洛留波夫对《大雷雨》的定评是可以理解的，他从一个媳妇对婆婆的反抗乃至以死抗争，看出了俄国人民的逐渐觉醒，进而预示了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前途，这种联想和推测证明了一个职业革命家的成熟。然而，作为今天成熟的读者和文学评论，应再贴近作品、贴近人物形象，去了解作品的本来面目和把握作品的本来意义。就卡捷琳娜优越的童年生活而言，我们很难产生和封建专制下饱尝苦痛的下层人民作联想。就卡巴诺娃的专横而言，我们很难断定它是属于封建阶级的专横，还是代代相传、世世相袭的“长者的专横”？卡巴诺娃对卡捷琳娜的压迫也很难说成是一种直接的阶级压迫；那么，卡捷琳娜的反抗虽然有悖于卡里诺夫镇的故风遗俗，有悖于传统道德规范，但也难以说成是一种直接的阶级反抗。因此，他（她）们之间宗法式的家庭关系是明显的，婆媳不睦，丈夫软弱，妻子另觅感情寄托，家庭失序，从而酿成家庭悲剧，这是毋庸置疑的。
曹禺先生说过：“所有伟大作家的好作品，不是被某个问题箍住的。”即使“写社会问题剧，也要对人类的精神世界和生活的哲理有一定的认识。”关于《原野》，他说“是讲人与人的极爱和极恨的感情。”（注：见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戏剧研究》93.12，P33）在曹禺一生的思想和创作中有一个不解的情绪：家的梦魇。曹禺生下三天丧母，心灵上十分弧单而寂寞。没有母爱，使他非常向往一个充满温馨的完整的家。父亲的专横和坏脾气，又使他备感“家”的压抑与沉闷。“曹禺对家的态度也是复杂的。在惧怕、憎恶的同时，他对家又有一种莫名的眷恋之情；家的解体带给曹禺一种挣脱束缚的欢畅，也给他带来淡淡的悲哀。”（注：见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戏剧研究》91.6，P41 ）幼时的“经验”过于强烈，现实的矛盾过于尖锐，使曹禺常常处于“两难”之中。弗洛依德说过：“现时的强烈经验唤起了作家对早年经验（通常是童年时代的经验）的记忆。现在，从这个记忆中产生了一个愿望，这个愿望又在作品中得到实现。作品本身展示出两种成分：最近的诱发场合和旧时的记忆。”（注：见《弗洛依德文选》，P36。 ）《原野》就是曹禺“家的情结”的产物，反映出了他对“家”痛苦的认识和苦涩的眷恋。剧中的人物身份有许多争论，其实，这种争论并不重要。他们不管是农民或者是地主，都是曹禺反映家庭生活的凭借，都是一个大家庭的成员，这一点是非常清晰的。他（她）们之间存在着一种“准血缘”关系：干爹、干妈、干哥之类。花金子与仇虎还存着情人、爱人、未婚妻这些含义不清的关系。实际上，作者又把他（她）们融进一个大家庭中，并通过他们之间爱与恨、亲与仇的纠葛，演绎了一场惨绝人寰的广义的家庭悲剧。
鉴于上述，我们越来越看清了《大雷雨》和《原野》这两部名剧业已存在的怪圈：一方面，它们礼赞对旧家庭秩序的反抗，另一方面，它们都不约而同地给反抗者以不幸的结局。两位作家都似乎在表明：家庭中的压迫必然导致家庭不睦，家庭不睦必然导致家败，而家败又意味着家庭成员的“人毁”。家庭悲剧、男女之事，个中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怎一个“爱”或“恨”字了得！
曹禺的戏剧创作深受外国戏剧的影响，早有大家论及。学术界、评论界在历数曹禺与古希腊悲剧、莎士比亚、易卜生、奥尼尔、契诃夫的影响关系时，却对奥斯特洛夫斯基与曹禺的关系表示出相当的谨慎，尤其对《大雷雨》与《原野》的相似视而不见，本文谨以“形似”为角度，以“影响研究”为尺度，论及两者关系，并通过比较，从另一个角度去观照两名剧的思想蕴含。
收稿日期：1998—07—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