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曾国藩——兼论湘学传统的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曾国藩论文,特征论文,传统论文,毛泽东论文,兼论湘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本文从中国文化传统与带有地域性特点的湘学传统的角度，考察、分析了毛泽东与曾国藩在文化心理结构的形式特征上的传承关系。文章认为，毛泽东与曾国藩无疑有着本质区别，但在文化心理结构的形式特征上却有着惊人的一致性。表现为既高扬伦理意志，又力主求实务实的事功精神，以及这两者之间的互补与冲突。这也许是他们拔起寒乡、叱咤风云而晚年又陷入悲剧的深层文化根源。
毛泽东与曾国藩，拔起寒乡，叱咤风云，引人瞩目。虽然他们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思想上都有着本质区别，但在文化心理结构的形式特征上，却有着惊人的一致性与传承性，既高扬伦理意志又有突出的务实精神，充分体现出湘学传统的基本特征。
一
讲求伦理与经世务实本是儒学传统精神，亦即所谓内圣外王之道。但其修齐治平的路径有可能并且事实上将内圣与外王离为两途。故儒学虽在历史上演化为各种流派，然就其基本倾向而言无非“内圣之学”与“外王之学”。宋代以来发展出来的理学，即是对“内圣之学”的哲学阐扬：“学莫大于本末始终。致知格物，所谓本也，始也；治天下国家，所谓末也，终也。治天下国家，必本诸身。其身不正，而能治天下国家者，无之。”〔1 〕因而理学所突出的是以“修身”为内容的伦理本体，其经世目标在对心性修养的精巧分析面前便显得暗淡无光，实际上淡化了儒学的经世之旨。其结果是“自来言宋儒之理学者，往往小廉曲谨，可以持当躬，而不足以任大事。”〔2 〕湘学传统乃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带有其一般性特征，但更具有地域性知识分子群体的特点和学风，那便是理学与实学的结合。一方面注重心性修养与主体意志的能动性，另一方面则是对实学的讲求和经世致用的求实学风。这使得湖湘士人大都追求所谓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理想人生，于学于政卓有建树，而不同于空谈义理的腐儒。这一传统远绍湖湘学派，近接王夫之，中经曾国藩等人，下启毛泽东，在近代忧患意识的催发下，骎骎益盛。
理学肇始于濂学，传为洛学，演为闽学，复又流播于湘学。故湘学中的理学传统根深蒂固，然其特点是从不脱离经世致用的目标，带有实学色彩。湖湘学派是由其创始人胡宏的弟子张栻得以宏扬的。朱、张会讲岳麓，两人的思想便有歧异之处。张既注重明义利之辨，又不尚空谈，主张以经世为要务，因而具有“事功之学”的意味，张栻之后，其高足胡大时，既从朱熹问学，又受业于永嘉事功学派创始人陈傅良门下，这就使湖湘学派形成理学与实学相结合的特征。
明清鼎革之际的王夫之，孤怀宏识，注经衍子，评史论政，著述垂40年。后来曾国藩设金陵书局，广搜其遗稿，刊印《船山遗书》288 卷，对湘学传统产生了深远影响。仅从湘中理学传统来看，理学遗绪不坠，实与船山有关。不论船山之学是否“理学正宗”，但湖湘士人多将其看作理学传人，标举孔子、宋儒、船山一脉相承之学统。随着船山著述的问世，清代许多湖湘学者，仿照王船山的《读四书大全说》、《近思录释》等，纷纷著述阐释宋代理学。但是另一方面，王船山又从哲学和历史的高度对经世实学作了宏扬和阐发。他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提出“理气相依”、“知行相资”的观点，并抓住贯穿本体论与认识论的道器关系问题，“伸斧钺于定论”，作了精辟的论述，主张“治器”，“作器”，“述器”，“欲尽废古今虚妙之说而返之实。”船山的宏言谠论还未公诸于世，同时代顾炎武等人的“经世”旗帜由于清代社会政治的稳定和文网严密的高压政策已折入考据一途，“家家许郑，人人贾马，东汉学灿然如日中天。”〔3〕到了嘉道年间，“太平盛世”已成昨日黄花，“内忧”、“外患”相踵而至，于是，在民族危机与社会危机的催发下，由王船山倡导的经世观念，随着其思想著述的流传，遂在湖湘士人中形成了突出的实学风尚。
王船山之后，以魏源、陶澍、贺长龄等人为代表，一方面究心理学，其立身五行，治事设政，“一以宋儒之学为本”〔4〕；另一方面， 又强调“王道”、“性命”就在实用功利之学之中，故被称之为“湖湘经世派”。与“湖湘经世派”关系密切的湘军集团，明显地继承并宏扬了这一传统。而湘军首领曾国藩，则是将理学与实学结合起来的典型代表。
曾国藩可谓复兴理学的中坚人物。他早年就学于岳麓，受过系统的经学教育。进京后师事理学家唐鉴，唐“学宗闽、洛”〔5〕， “专以义理之学相勖。”〔6〕曾国藩由此“日以朱子之学为日课， 始肆力于宋学矣。”〔7〕他一生治学兼采众说，不拘一家， 但平生仍以理学信徒自居，宣称“一宗宋儒。”〔8〕由于曾国藩等人的提倡， 理学在道、咸之际得以重张其帜。梁启超曾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乾嘉以来，汉学家门户之见极深，‘宋学’二字，几为大雅所不道，而汉学家支离破碎，实渐以惹得人心厌倦。罗罗山、曾涤生在道、咸之交，独以宋学相砥砺，其后卒以书生犯大难成功名。他们共事的人，多属平时讲学的门生或朋友。自此以后，学人轻蔑宋学的观念一变。”〔9〕
曾国藩虽然以宋儒理学轨辙自身，但在经世思潮与社会动荡的影响下，深知空谈性理之迂腐，因而“详览前史，讲求经济之学。”〔10〕认为“德而无才以辅之则近于愚人，才而无德以主之则近于小人。”〔11〕鉴于理学家们的确淡化了经世之旨，他特意从义理之学划出经济之学。其对经世实学的推崇甚至使他离开义理走向功利之学了：“近世张敦复之恒产琐言，张扬园之农书，用意至为深远。国藩窃以为稼穑之泽，视诗书、礼让之泽，尤为可大可久。”〔12〕“大抵军政吏治，非财用充足，竟无从下手处。自王介甫以言利为正人所诟病，后之君子例避理财之名，……叶水心尝谓，仁人君子不应置理财于不讲，良为通论。”〔13〕曾国藩把这种讲求功利实学的务实精神贯彻在长期的军政实践中，成为他实现所谓“中兴事业”，并走向洋务运动的重要因素。对曾国藩的务实精神及其影响，有人评论说：道光末季，风气颓废，“湘乡曾文正公始起而正之，以躬行为天下先，以讲求有用之学为僚友劝，士从而与之游，稍稍得而闻往昔圣贤修已治人平天下之大旨，而其幕府辟召皆一时英隽，朝夕论思，久之窥见本末，推阐智虑，各自发摅，风气至为一变，故其成就者，经纶大业，翊赞中兴。”〔14〕曾国藩将理学与实学结合起来的学风，挟其赫赫功名，对湖湘学子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
毛泽东生长于湖南，就学于湖南第一师范，这一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实际上蕴含着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即带有地域性特征的湘学传统对青年毛泽东的深刻影响。文化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人这个有机体要获得和发展其文化特质，需要一个文化吸收（culturalization）过程，这是有机体（人）与某一特定文化共同体的诸多“制度”（institution：文化心理学意义而非社会学意义）相互作用的过程，文化特质即是这一过程的产物。文化吸收可以通过家庭和社会的环境进行，但最重要的是学校教育。正是通过教师的言传身教，特定共同体的文化被传承给学生，成为其文化心理结构中的基本因素与主导规范。可以说，湘学传统正是主要通过湖南一师范及其教师而传承给毛泽东的。
这里值得提及的是一师教员杨昌济先生。杨昌济学贯中西，而以程朱理学为宗。在近代人物中，他主要推崇王船山、曾国藩、谭嗣同，其著作和讲课中，征引得最多的也是这三人的思想。对于曾国藩，杨昌济尤为心折。杨先生出生于太平天国失败后的第七年，曾国藩作古的前一年。曾氏声名远播，湖湘士人更是如雷贯耳，引以为楷模。杨昌济在父辈们的启导下，在攻读程朱理学的同时，即精心研读曾国藩的诗文、日记和家书。直到1914年和1915年，我们还可以在他的日记中看到他以全副精力阅读和抄写曾氏著作：“欲在一月内钞完，亦文正一书不看完不看他书之意。”〔15〕“昨日将文正公家书钞完，颇自以为喜，已做成一事矣；此后仍当节钞其家训与日记，拟合刻之，名曰曾氏嘉言。”〔16〕曾氏兼重义理与实学的思想给杨昌济以极大的影响。一方面，杨昌济把曾国藩看作是清代的理学传人：“阅甲寅杂志第一卷第二号放鹤之民德篇……以明之东林、清之曾罗证程朱派之有人，尤为特识。”〔17〕作为理学信徒，杨昌济与曾国藩一样注重立志、心性修养与伦理意志的发扬。而另一方面，杨昌济对于曾氏提倡经世之学的务实态度也拳拳服膺：“曾文正谓经济之学，当以能树人立法为主。余谓改社会之物质生活，能为百年大计者，乃是真人才。”〔18〕清代盛行考据学，诸儒倡为实事求是，薄宋儒为空疏，实际上也是把学者眼光引向书本，引向古籍，无视现实社会问题，曾国藩批评这是“五十步笑一百步而已矣。”〔19〕杨昌济深为推崇，认为“实证”不是求证于书本，而是要求证于事物，不是求证于古，而是要求证于今。曾氏倡导务实，力行，不尚空谈，杨昌济更是称道不已〔20〕。
可以看出，杨昌济完全继承了以王船山、曾国藩等人为代表的湘学传统，并充分体现出湘学传统的基本特征。杨先生执教于一师，自觉承担起湘学传统“薪尽火传”的任务，尤其是他主讲哲学、伦理学，更使得这种文化传承具有特殊的意义与作用。一方面，从文化传承的内容来看，杨昌济向学生所讲授的，主要的正是理学与实学传统，亦即所谓修已治人、内圣外王之学。杨昌济反复向学生阐扬的，是理学的立志、修身，同时倡导经世之实学，讲求理想人格的自我实现，亦即成为圣贤，立德立功，德业诸全。另一方面，从文化传承的人物关系来看，杨昌济向学生极力推崇的是王船山、曾国藩等人。在与青年毛泽东的谈话中，杨昌济还以曾国藩为例勉励毛泽东：“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21〕可以看出，曾国藩的楷模作用在于所谓立德立功的统一，而从学风上看，正是理学与经世实学的结合。
现存毛泽东早期文稿表明，青年毛泽东继承了这一湘学传统。一师时期毛泽东从杨昌济学习宋明理学，好讲大本一源之道，表示要用全力探讨大本大源，其思想倾向，使用的概念和范畴，基本上是理学传统。从理学出发，青年毛泽东非常注重立志、修身，追求道德人格的完善，高扬伦理意志。但是，另一方面，毛泽东也完全秉承了湘学传统中的经世观念与务实精神。《讲堂录》强调：“古者为学，重在行事，故曰行有余力，则以学文”〔22〕，主张“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23〕对于曾国藩倡导的力行、务实学风，《讲堂录》颇为推崇。至于理学突出的义利之分，青年毛泽东深受经世观念的影响，加以调和：“君子谋道不谋食，系对孽孽为利者而言，非谓凡士人均不贵夫谋食也”。“志不在温饱，对立志而言，若言作用，则王道之极亦只衣帛食粟不饱不寒而已。”〔24〕由于理学与经世实学传统的影响，青年毛泽东追求的理想人格是德业俱全的圣贤。他仔细辨别人们所向往的坚贤与豪杰两种人格，认为“有豪杰而不圣贤者，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圣贤，德业俱全者；豪杰，歉于品德，而有大功大名者。”〔25〕圣贤与豪杰的区别在于，圣贤是立德立功、内圣外王的统一，而豪杰则只具有外在的事功，圣贤必然包含豪杰的外在事功，而豪杰则缺乏圣贤的内在品德。这种圣贤人格，正是以王船山、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学传统所追求的。杨昌济向学生所倡导的，也是这种圣贤人格，并以曾国藩为楷模引导学生。青年毛泽东认为曾国藩德业诸全，功德圆满，近乎圣贤：“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也，范曾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也。”〔26〕所以青年毛泽东指点评论近代人物，表示“独服曾文正。”
三
从上可以看出，以王船山、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学传统深深地内化为青年毛泽东文化心理结构中最基本的因素，成为他那时思想的主导规范或“集中意识。”〔27〕“五四”以后，毛泽东的世界观发生了转变，主导规范或“集中意识”已是马克思主义，但一师时期所形成的文化心理的结构性框架并没有也不可能消失，曾经是主导规范的“集中意识”转化为他后来进行各种创造性活动的“支援意识”〔28〕，理性内容积淀、转化为结构性形式。
因此，抛开毛泽东与曾国藩政治、思想、生平等方面的历史背景与具体内容不论，其结构性的形式特征却是可比的、一致的。笔者认为，这至少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高扬伦理意志。理学作为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 其思想内容与社会功能无疑是维护封建等级制度，被理学家所阐扬的“理”，实际上就是封建之“礼”。曾国藩以儒生领兵，征战杀伐，就是要使封建秩序“如冠履之不可倒置”，在这点上，毛泽东与曾国藩有着本质不同。但是，另一方面，理学在以哲学阐释封建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强调立志、修身、理想人格的自我实现，倡导人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突出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意志结构，从而也蕴含着人文价值。曾国藩的道德自省修养与毛泽东的自我批评，曾国藩的“民胞吾与之量”与毛泽东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尽管内容与表述有多么不同，但在意志结构的形式特征上是完全一致的，即高扬伦理意志。正因为突出伦理意志，故他们对人的沉沦具有同样强烈的恐惧感，因而咬牙立志，拔起寒乡。近现代湖湘名人迭出，与此有着密切的联系。
2、求实务实的精神。曾国藩批评读书人把致知与力行、 学与用割裂开来，其通病在于“尚文不尚实”。因此，他倡导一个“行”字：“所知而后力行之”；标举一个“实”字：“今与诸君子约为务实之学”，“禁大言以务实。”〔29〕毛泽东后来对理论与实践关系的阐述，就主张知行统一、学用结合而言，与曾氏并无二致。再如“实事求是”这一命题，最早出于班固《汉书》，原意是指做学问的态度，后来真正继承并发挥这一精神的乃是乾嘉之际的考据学或专门汉学，其治学方法“由声音文字以求训诂，由训诂以求义理，实事求是，不偏主一家”〔30〕。可见，考据学的所谓“实事求是”是埋头故纸书本，不务现实，与毛泽东后来倡导的学风大相径庭。但曾国藩对“实事求是”的解释，则把一个考据学的命题变成了一个认识论命题：“近世乾嘉之间，诸儒务为浩博。惠定宇、戴东原之流钩研诂训，本河间献王实事求是之旨，薄宋贤为空疏。夫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非即朱子即物穷理乎？”〔31〕这就与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学风接近了。这里的问题并不在于他们的思想在具体内容上有多少继承关系，而在于经世致用的结构性框架的一致性必然导致他们在这些问题上的相同看法。同样的道理，毛泽东与曾国藩都是一介书生，都领兵征伐，都创造出一些富有特色的带兵作战的有效方法，并不是象有的研究者认为的那样，他们在军事思想上有多少继承关系，而在于经世务实观念的一致性。无求实务实态度，以书生成功地领兵征伐，是难以想象的。
3、伦理意志与务实精神的互补与冲突。内圣与外王，修齐与治平，伦理与事功的结构性矛盾，一直贯穿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直到今天，我们仍可看到这一矛盾的现实力量，诸如德与才、公平与效率、道德与市场、伦理尺度与历史尺度等等。在以曾国藩等人为代表的湘学传统中，伦理意志与务实精神是紧密结合的、互补的。由于务实精神，伦理意志不致流于空谈；由于伦理意志，务实才有所本。这一互补作用，在毛泽东的活动背景与思维结构中获得相互制衡、相得益彰的效果。以弱敌强的特殊环境，既需要高扬伦理意志以克服艰苦的物质生活困难，同时又不能光凭伦理热情盲目蛮干，而必须脚踏实地，一切以客观现实条件为转移。故在特殊的环境下毛泽东更加强化了伦理意志与务实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经世务实精神被表述为实事求是，心性修养与伦理意志被表述为共产主义理想，世界观的改造与主观能动性。这两个方面在毛泽东的思维结构中处于制衡状态，而在艰苦的革命战争中获得互补效果。延安整风，强调道德修养与实事求是，在某种意义上，正是毛泽东这一思维结构的外化与扩大。对于毛泽东这一思维结构的两个方面及其互补作用，刘少奇曾揭示得相当清楚：“我们共产党员，要有最伟大的理想，最伟大的奋斗目标，同时，又要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和最切实的实际工作，……如果只有伟大而高尚的理想，而没有实事求是精神和切实的实际工作，……那只是空想家、空谈家和学究。相反，如果只有实际工作，没有伟大而高尚的共产主义理想，……是庸庸碌碌的事务主义者。只有把伟大而高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切实的实际工作，实事求是的精神统一起来，才能成为一个好的共产党员。这就是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经常强调的做一个好的共产党员的标准。”〔32〕
但是，由于道德与事功，伦理意志与务实精神的内在矛盾，因此，把这两方面结合得愈是紧密，其矛盾和冲突也就愈突出。一方面，曾国藩认为，义理是主，是本，经济是辅是末。毛泽东倡导的政治是统帅，是灵魂，在形式上与此并无多大差别；另一方面，如前所述，经世务实精神有时甚至使曾国藩离开义理之学走向经济之学了。从经世务实观念出发，曾国藩批评当时空谈义理，能文能诗，博雅自诩的空疏学风，指斥这种人为“识字之牧猪奴”，“朝廷用此等人做官，与用牧猪奴做官何以异哉？”〔33〕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务实的倡导，对教条主义的批判，也与此相仿佛。毛泽东强调，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我们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对于只会背弃马列“本本”，而对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一窍不通的王明教条主义，毛泽东在1942年2月1日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演说中作了尖锐批评，认为教条主义比狗屎还不如，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喂狗，教条呢，既不能肥田，也不能喂狗，有什么用处呢？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传统的经世致用观念对毛泽东的深刻影响。
正因为义理与功利、伦理意志与经世务实精神的矛盾，也因为强大的伦理本位传统的支配性影响，曾国藩最终选择道德伦理而放弃事功，如他拒绝取清朝皇位而代之，就是明显的例子。我们也可看到，毛泽东原本制衡得很好的思维结构，晚年失衡，强化了伦理意志与道德理想的一面，而弱化了求实务实的另一面。
注释：
〔1〕《河南程氏粹言》卷一。
〔2〕钱基博、李肖聃《近百年湖南学风·湘学略》，岳麓书社出版，第18页。
〔3〕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4〕《魏源师友记》，岳麓书社，第24页。
〔5〕《湖南通志·人物志》，光绪11年。
〔6〕〔7〕《曾文正公年谱》道光21年。
〔8〕《复颖州府夏教授书》，《曾文正公书札》卷十一。
〔9〕《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第120页。
〔10〕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第7页。
〔11〕〔12〕〔19〕〔29〕《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第390、360、166、441页。
〔13〕《复刘印渠制军》，《曾文正公书札》卷十二。
〔14〕《拙尊园丛稿》，卷三，第257页。
〔15〕〔16〕〔17〕〔18〕〔20〕〔21〕杨昌济《达化斋日记》，第75、79、51、87、90、169页。
〔22〕〔23〕〔24〕〔25〕〔26〕《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86、587、597、589、591页。
〔27〕〔28〕参见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30〕钱大昕《替研堂文集》卷三九，“戴先生震传”。
〔31〕《曾文正公书札·复夏弢甫》。
〔32〕《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28—129页。
〔33〕《曾国藩全集·家书》第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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