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语症语法障碍的表现与研究——海外失语症语法障碍研究述评(之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失语症论文,语法论文,障碍论文,述评论文,之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2.1.2 顺应理论(the adaption theory)
Kolk(1985)的顺应理论包括三个方面：(1)语法缺失言语中的省略现象不是源于缺损本身，而是患者借助未缺损系统以某种方式顺应缺损的结果。他的举证是，既然正常的成人在对小孩或外国人谈话时能用一种压缩的语言或称作一种“简化的语域”，为什么不能认为语法缺失病人也是在以一种类似的方式讲话呢？换言之，语法缺失者的言语方式代表了一种特殊的语言变体，其语法也自成系统。(2)语法缺损中的损伤不是某种基础知识或能力的散失，而是语句表达过程的一种延迟。这种延迟有两种可能，一是和谐操作（注：这是一个语言心理学假说：语句表征必须符合实时建构的原则——语句中的各个语素要按规则合理配置(如语素在句中的相对位置，功能词和屈折语素在不同语句中的不同形式)，这一配置过程称为和谐操作。为了求得语素彼此间都达到协同一致，逻辑上要求语素表征实时/同时进行；语素表征完成后才进行句法操作(让已表征的语素各就各位)，在这期间，已完成的语素表征要在短期记忆里停留一段时间(尽管很短！)。对严重的语法缺失病人而言，因为短期记忆出现问题，语素表征在句法加工之前会从记忆中消失，结果就会出现半截句，过分的言语迟缓，甚至完全语塞(Kolk， et al.1985： 185-6)。） 方面的延迟——全部句法规则可用，但在应用规则时加工速度全面减慢，二是损伤也可出现在词汇层次(不是语句层次)——当病人从大脑词库中检索信息(词素的音位、句法和语义信息)的速度变缓时，词素表征比正常情况下在短期记忆里停留的时间长，因而也就增加了提前遗忘的可能性。(3)顺应不是底层损伤的必然结果，而是失语病人必须作出的一种抉择。病人言语的主要目的是交际——尽管有缺损但还是想把自己的思想表达清楚，另一目的是与有关语言运用的既存标准保持一致。由于“延迟”效应使得患者输出合语法句困难，在严重情况下，他会面临两种困境：一是言语输出太慢以致话语让人难以接受，二是过分“延迟”导致语塞(blocking)。遇到前一种情况，病人要么决定继续以“合语法”的方式说话，不管费时多久；要么只用简单句形式，话语相对流利，从而使得“延迟”效应的作用不明显。如果发生过分“延迟”，病人的抉择反应是要么简化语句形式(除非其正常话语已非常简单)，要么不说话，要么选择电报式语言。到底作出哪种选择，这取决于说话病人所期待的结果(如听话人有什么样的反应)。
2.2.1.3 规避-正确假说(the avoidance-correctness hypothesis)
该假说由Heeschen(1985)提出，他声称，“语法缺失者省略某些成分和结构不是因为发不出相应的音(因此不存在输出问题)，而是因为不愿发出——担心出错或发音太吃力。”因此，患者在进行言语表达时总是极力回避可能出现的错误，从而使得真正讲出来的话(即言语中得以保留的成分或者说是未省略的成分)基本上是正确的。该假说的基本思想是：语法缺失现象是病人务必学得的知识，是经过反复实验形成的特殊“语法系统”；“正确的”语法缺失现象是随意的，言语中自我纠正常见，给人一种“似乎语法错乱”(paragrammatoid)的印象；在自发性言语中，病人往往回避让他感到有压力的句子(如结构比较复杂、形态变化较多的句子)，尽管他有相关的造句能力——病人在言谈中所回避的不仅有语法手段(grammatical devices)还有该传达的全部信息内容；当在实验中强迫取消患者的回避策略时，语法缺失病人与语法错乱病人的言语表现相差不大(流畅性和言语吃力这两方面除外)。
2.2.1.4 重音-显著度假说(the stress-saliency hypothesis)
Goodglass(Kolk， et al.1985， 引自Goodglass 1968： 197)的这一假说声称，语法缺失现象中的缺陷是“为引入、维持语流而增高的阈限(an increased threshold)；……为了讲话，语法缺失病人就必须从他想表达的话语中找到显著点(salient point)……；显著度可以定义为重音(stress)、音位突显和词汇情感值(affective value)的心理派生物(psychological resultant)。”根据这一定义，病人读重读词比非重读词容易，音位上突显的后缀比不突显后缀(如/ez/比/s/更突显)发音更好，功能词的信息量少、情感值低，因此比别的词类成分更易省略。显然，Goodslass的显著度所反映的不是纯语言学观念，而是一个与心理语言加工相关的术语。作为一个抽象的高层次心理特征，显著度在用于语言材料的描述时，反映了上述词类特征的多项合一(Caplan 1997： 282-3)。
2.2.1.5 竞争模型理论(the competition model)
该理论是经过Bates和MacWhinney等人在作了长达18年的跨语言调查研究后提出的。根据竞争模型理论，失语综合征之间的差异较少，但有更多语言类型功能上的分化(Bates， et al.1991： 126-7)。这个理论提出了两个基本原则：提示效度(cue validity)和提示成本(cue cost)。
提示效度指某语言中一定音位、词汇、形态或句法形式上的信息提示。提示成本是指当提示效度恒定不变时与一定语言形式的激活和使用相关的加工总量和类型。作者声称，这两个原则共同决定着具体语言的表征性质和形式、意义现实激活并相互投射的动态加工的性质。用于解释失语症的语言加工现象，效度原则体现出预测性，选择性损伤会反映出病人病前语言中形式-功能与形式-形式投射强度或可能性方面的数量差异。简而言之，要把某种语言和讲该语言的人彻底割断是十分困难的，因为一个人母语的基本特征总是得以广泛地表征而且在本族人的心目中根深蒂固。
提示成本是对效度原则预测性的缓和和补充，其内容为“提示成本高的各类语言信息在各种失语症中都有选择性损伤；同一类型的选择性保留和损伤可能源于脑损伤的不同形式和/或被试(尽管神经上无损)的全面加工限制。”Bates等声称这个理论假设建立在多种语言的比较研究之上，自然具有充分的解释力。比如，涉及失语者言语表达中的“语法形态”问题，说布洛卡失语者常省略自由功能词并不准确，恰恰相反，病人决定省略某一词项或试图找到正确的形式其实是其母语中的提示效度(或该形式的重要性)的一部分功能，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布洛卡失语者和威尼克失语者的省略与替代结构反映了他们对所属语言的合法选择的详细知识和信息要求；在言语理解的问题上，Bates等人发现不同类型语言的失语者均较好地保留了标准语序(与以前学者们的观点一致)，但各语言的具体情况不同(依据词序等在所在语言中的地位)，所以得出结论——语言间语句意义提示的重要性等级反映出提示效度差异；这些差异在流利性失语和非流利性失语病人的言语中得以保留，尽管有些提示(尤其是语法形态)的可存取性(accessibility)像是被缩减了。
2.2.2 基于理论语言学的语法障碍理论
从已有的资料看，基于理论语言学的语法障碍研究主要是在Chomsky的管约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如前所述，研究的层次涉及到语音、词汇和句法，但以词汇和句法研究为主。这里介绍其中的八种语法障碍理论。
2.2.2.1 句法缺陷理论(the syntactic deficit theory of agrammatism)
按Berndt和Caramazza(1980)的观点，正常的语言加工系统分为四个部分：音位分析器，句法分析器，词库(lexicon)和语义解释器。Schwartz， Linebarger和Saffran(1985)的句法缺陷理论认为语法缺失病人受损的是语言系统中用于执行句法结构运算的那个部分，与正常人相比，其特殊的语言系统可以简略表述为“语言系统-句法结构成分”。这一理论由既相互联系却又不相同(基于句法成分的不同特点)的三个版本组成：(A)“语言能力+透明度（注：透明度是生成句法学术语，指规定语法上下文的一组条件，在某个上下文中一个词语是自由的。本文指句法成分的作用是直接的、具体的，对语句(包括听到的和说出的)的句法描述通过直接运用句法数据库中的规则和说明得以完成。与透明度相对的是“晦暗性”(opacity， David Crystal， ed.， 沈家煊译《现代语言学词典》，2002，商务印书馆)。）”说；(B)“无透明度的语言能力”说；(C)“非语言能力非透明度”说。
(A)的基本思想是：正常语言处理器中的句法成分表现为一个规则系统，该系统负责生成说话者语言中可解释的句型集(the set of sentence patterns)；在正常人的语言处理器中，这一系统(相当于一个句法数据库)直接用于语句的表达与识别(理解)，而在语法缺失者的言语过程中句法成分却不再执行操作，说话与听话都只好在无句法知识库和无句法分析支撑的条件下进行。
(B)认为句法成分是能力语法(mental competence grammar)的体现，在语句处理中扮演着亲密却不透明的角色；与(A)不同，其本质是要求有专门的机制来存取这个“规则库”并把其中的内容转换成现实的加工操作，语法缺失者异常的语言行为源于句法成分被从语言系统中删减掉了；因为该假说容许缺损可以从句法成分内部产生，对句法分析器或句法编码机制的不同影响可能使句法缺陷仅限于表达或理解一方，这是与(A)的最大区别。
(C)与(A)、(B)不同，舍弃了语言能力这一组成部分。它坚持句法不是语言处理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句法结构知识不参与语句的实际表达或识别；相反，相关的知识隐含在专门运算机制的功能构建和执行运算的过程中。假定专门的运算机制在说和听的过程中执行句法操作而且这些机制至少共享部分的运算路径，那么无论句法分析器的损伤还是句法生成器的损伤都必然干扰另一方的正常运转，至少共享的操作会受到影响。三个版本的具体示意如图1-4：
附图
（引自 Schwartz，Linebarger and Saffran 1985：92）
图1 句法缺陷理论（A）：语言能力+透明度
附图
（引自 Schwartz，Linebarger and Saffran 1985：94）
图2 句法缺陷理论（B）：无透明度的语言能力
附图
（引自 Schwartz，Linebarger and Saffran 1985：95）
图3 限于表达的句法缺陷：句法缺陷理论（B）的可能结果
附图
（引自 Schwartz，Linebarger and Saffran 1985：95）
图4 句法缺陷理论（C）：非语言能力非透明度
2.2.2.2 动词论元等级度假说(the arguments， hierarchical hypothesis)
这一假说由Kim等人(2000)提出。该假说声称，动词的论元结构作为动词词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单词层次和句子层次都影响动词的表达。而且，动词论元的多少和论元自身的特征在语法缺失者的言语中(包括理解与表达)呈现出难度等级。总体上说，患者在对动词命名/范畴化的过程中，表现出一位动词(one-place verbs， 即在成句过程中只带一个论元成分，二位、三位动词依此类推)比二位动词的识别率高，二位动词比三位动词的识别率高；动词论元的强制性和非强制性特征也影响动词的识别难度：一位强制性动词比三位动词(包括强制性和非强制性的)的识别率高，非强制性二位动词比三位动词(包括强制性和非强制性的)的识别率高，强制性二位动词比强制性三位动词的识别率高。这与上文提到的Kiss(2000)的“动词难度等级”具有很强的关联性。
2.2.2.3 语迹删除假说(the trace-deletion hypothesis)
该假说首先由Grodzinsky(1984，1986，1990)提出，拟借管约理论中的子理论“语迹理论”来解释语法缺失病人在语句理解方面出现的问题，以便对句法的神经表征提供理论基础。该理论认为病人在语句理解的过程中，面对不同的句法结构成分有的遗失有的保留，原因在于语迹已从病人的语法体系中剥离，结果造成病人不能对语句中的NP和Wh-等成分与其相应的题元角色(如“施事，受事”)进行有效匹配，从而只能借助一般的认知策略来处理不同的言语输入。后来随着观察到的新的语言证据的增多，Grodzinsky(1995)发现原来假说的概括力过强，不能对失语者的有些言语现象作出充分的解说，于是提出修正假说。激发她提出假说修正的是两个重要发现：一是关于动词位移的问题(此前人们仿佛认为动词位移在语法缺失性言语中保留)，二是病人在言语理解中产生的两类不对称——一种不对称是在涉及题元角色指派的作业中，病人对含施事谓词(agentive predicates)的被动语态的理解比心理动词(psych-verb)作谓词的被动语态的理解要好得多；另一种不对称是病人在理解具有不同指称特征的位移成分的结构时表现出极大的差异。修正的删除假说认为，“语迹只在题元位置上被删除，缺少题元角色的NP[，s]当且仅当(iff)有所指时才策略性地接受一个题元角色”(Grodzinsky 1995： 28)。与原来的内容相比，修正的假说不仅缩小了语迹删除的范围，而且更加严格了NP[，s]接受角色指派的条件，难怪Grodzinsky(1995)把这一假说称作“语法缺失性理解的受限理论”(a restrictive theory of agrammatic comprehension)。在她看来，修正的假说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根据这个假说，语法缺失性理解中的缺陷限于词汇范畴和短语投射，而功能范畴没有累及。这个结论完全与过去公认的缺陷理论相悖——病人的功能成分受损但词汇功能保留。另外，这个假说还强化了“被动结构在宾语位置有语迹”的观点，也对长距离Wh-位移提供了一个新的神经学判定方法。
后来也有人注意到了类似的问题。“如果论元角色指派要以语迹为中介，语法缺失者就会在语义解释方面显出障碍。如果共标机制失效，NP就不能制约语迹，二者间的指称依存关系就不能建立”(Kim 2000，转引自Mauner 1993)。这样，病人在理解语句时只好以“试探的方式”(heuristics)进行语义甄别，如“句首的NP通常是句子的主语、主语位置上的NP通常是施事”等。
2.2.2.4 论元链接假说(the argument linking hypoth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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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o(2000)的论元链接假说的出发点是认为在语法缺失性言语(agrammatism/agrammatic performance)里，论元结构的题元角色次序和句法表征的题元角色次序不匹配。正常人的言语活动中有两种链接机制保证语义结构和句法功能协调一致，一种机制称为语义链接(semantic linking)——保证题元角色(如施事、受事等)和句子的线性位置(如第一、第二等)之间一致，另一种称为句法链接——保证论元和结构功能之间一致。而且，存在这样一个操作顺序(或称约束条件)：句法链接往往先于语义链接执行，并抑制语义链接发生作用。而语法缺失病人因为散失了这种制约条件，结果导致语义链接干扰句法链接，两种机制在病态语言中处于直接竞争的状态。如果两种机制的输出结果碰巧相同，解释似乎正常，但是当输出结果相互冲突时，就不免形成猜测。
比如，面对(1)The boy kissed the girl和(2)The girl was kissed by the boy两个句子，被试病人的反应是不一样的：在(1)中，由于the boy(施事)处于第一并且是主语位置，the girl(目标)处于第二并且是宾语位置，被试的表现在随机水平之上(abověchance)。在(2)中，该假说所预测的结果是被试随机反应(chance performance)，因为该句的语义系统和句法系统相互冲突——句法链接形成kissed〈施事，目标〉，施事=旁格=＞(施事=NP[，the boy])，目标=主语=＞(目标=NP[，the girl)；而语义链接则形成kissed〈施事，目标〉，施事=第一位置(施事=NP[，the girl])，目标=第二位置(目标=NP[，the boy])。简而言之，对相应的被动句，病人依然采用默认策略(default strategy)“第一位置NP=主语=施事=NP[，the boy]，第二位置=宾语=目标=NP[，the girl]”来检索语句，链接机制失效的结果造成言语输出呈随机性(句法、语义时而一致时而不一致)。
2.2.2.5 双重依存假说(the double-dependency hypothesis)
Mauner等(1993)的该假说同前面讲到的“语迹删除假说”和“论元链接假说”一样，试图对语法缺失者因为论元与题元角色的匹配问题所表现出的言语障碍作出理论阐释。它坚持的观点是，在有唯一题元角色指派的句法链(syntactic chains)中，指称性名词NP和句法链底部的依存关系被破坏。当遇到有两个这种关系的语句时，病人就弄不清楚到底哪个NP与哪个成分共标(co-index)，因而在言语测试中表现出很强的随机性。
如，对于被动句[The lion][，i] was bitt[en][，j] t[，i] by[the dog][，j]，由于存在两种依存关系——〈[The lion][，i]， t[，i]〉〈en[，j]， [the dog][，j]〉，即指称性名词the lion和链底部的语迹t存在一种依存关系，指称性名词the dog和链底部的被动形态标记-en构成另一种依存关系，在语法缺失病人的语法表征里，既可能出现正确的解释〈[The lion][，i]， t[，i]〉〈en[，j]， [the dog][，j]〉，也可能把语义关系搞反〈[The lion][，i]， en[，i]〉〈t[，j]， [the dog][，j]〉。
简而言之，双重依存假说作出了以下两条规定：(1)因句法理解缺损引起的亏缺(deficit)影响句法上指称依存关系的加工；(2)当只有一种这样的依存关系时，形成的句法表征(即使异常)没有歧义，而当出现两种这样的依存关系时，形成的表征则有歧义。
2.2.2.6 句法树削减假说(the tree pruning hypothesis)
根据生成语法中的句法理论，句子可用短语标记或句法树的形式表征。其中，实词和功能词以不同的节点识别，这里的每一个节点都是一个中心节点(head node， 代号为X[0])，它们依次投射到一个相应的下层短语节点(代号为XP)。句法树削减假说(见下页图5)最初由Friedmann等人(1994，1998，2001)提出，目的是为了对语法缺失性言语中“时态”和“一致”(在句法树上，习惯上分别标记为T[0]和Agr[0])这对屈折关系分离的原因作出理论解释。当时，Friedmann和Grodzinsky(1997，2000)在实验中发现，病人的“时态”严重受损，而其“一致”关系却出奇地完好。由于“时态”和“一致”位居句法树上不同的位置，他们因此认为病人句法树中的“时态”节点受到损害而“一致”节点完好无损。后来，随着不同病损程度的病例的增多，他们对假说作出了修正：语法缺失病人的短语标记在句法树中的某个节点处受到损害，越严重的病人越在低位节点(如时态短语节点TP)上受损，在句法树上亏空的位置也较多，而较轻微的病人则在较高位的节点(如补足语短语节点CP)上受损，在句法树上亏空的位置因而较少。很显然，在进行句法处理的时候，一旦某个节点受到破坏，句法树就会从这个节点依次往上截断，从而造成上层的全部节点在语言加工中路径受阻(Friedmann 2002： 161-2)。
附图
（引自 Grodzinsky 2000：78）
图5 句法树削减假说示图
2.2.2.7 投射假说(the mapping hypothesis)
该假说最初由Linebarger等(1983)提出，认为语法缺失者的缺陷是不能在语句的形式和意义之间进行有效的转换，按管约理论的说法就是，病人能够复现(recover)短语结构却不能让结构成分和相应的题元角色组配。假说的提出旨在对语法缺失者因词序等因素引起的表达问题和语句理解问题作出解释。由于被试病人往往在借助词序表达论元信息方面显出障碍，比如，描述a boy pulling a girl的图画时，病人可能说成The girl is pull the boy；而有时，病人虽基本能说出正确的句法结构(如描述a girl running to a man时说成The boy running the girl或The girl is running father)，但是与目标语句的意义内容正好相反。这两种情况都说明语法缺失者在语义范畴(如施事)和句法范畴(如主语NP)之间不能正确匹配，或者说，不能把题元角色投射到相关的句法成分里去，从而与前面介绍的句法缺陷理论形成对立。
3.失语症语法障碍研究的评论与展望
自Broca 1861年发现左脑存在负责语言的专门分区(左脑第三额回后部)，失语症的研究已经过了一个多世纪。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伴随研究手段的不断更新，失语症研究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研究领域从最初的神经解剖学扩展到神经生理学、认知心理学、神经影像学、理论语言学和神经语言学等众多学科，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语言失语症学(linguistic aphasiology)。总的理论框架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定位理论(以Wernicke首先提出，后由Lichtheim进一步发展的“古典连通模型”为代表)，机能整体学说(以Jackson， Goldstein和Brown为代表)，狭义定位与机能整体学说的结合(以Luria为代表)。
语法障碍研究是失语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量的临床调查证实，不论何种类型的失语者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语法障碍。只是布洛卡区和威尼克区发生病变的情况似乎多一些，所以过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这两类失语患者的语法障碍，甚至连语法缺失和语法错乱这两类障碍的命名也成为布洛卡失语症和威尼克失语症的公认的代名词。
纵观一百多年来失语症语法障碍的研究史，我们大致可以将各派学者的研究成果归纳为两大对立的体系。一个体系认为失语症患者的言语行为是大脑语言机能损伤的直接结果，其言语异常意味着正常语言系统的损坏(与正常人相比)，是一种病态的言语表现。到目前为止，这一体系所代表的思想占据语法障碍研究的主导地位，上面介绍的理论多属此系。另一个体系则坚持失语症患者并没有丧失语言能力，而是因为脑损伤造成了他们言语的部分或全部失用。在这一体系的学者看来，病人的言语很大程度上自成系统，可视为一种特殊的“语言变体”。据笔者接触到的资料看，这一思想阵营里的支持者不多，前面的“顺应理论”和“规避-正确假说”概属此系。
失语症学是认知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揭示大脑与语言的关系。作为其中心内容，失语症语法障碍研究的目标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体现在理论语言学——检验或修正已有的语言理论/假设，使自然语言的语法规则与人脑中的“普遍语法”趋于一致；另一方面体现于语言理论的应用——将充分揭示脑机制的语法规则用于社会生活实践，如计算机的人机一体化，失语症患者的语言康复等。过去的研究路子无疑是向着这一目标进行的，但我们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不能不看到失语症研究(尤其是语法障碍研究)多年来尚未取得突破性进展。
我们认为要真正使失语症研究走上向纵深发展的轨道，下面几点意见值得注意。
(1)跨语言的比较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过去的语言比较研究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站在世界语言的大家族中看，所做的工作还是远远不够的。其中突出表现在失语症语法障碍研究分布不均衡：一是不同语种和语族间的不均衡，如印欧语族的一些语言研究深入而非印欧语族语言研究肤浅；二是不同国家和地区间的不均衡——经济发达国家高度重视，研究得比较透彻，而经济欠发达国家重视不够或不重视，研究没有起步或处于初级阶段。
(2)加强对“非中心语言区”的研究。布洛卡区和威尼克区发生病变最为频繁，过去的研究比较全面、深入，而皮质下结构和一些边缘性结构发生病变的频率较低，研究工作也相对薄弱。我们知道，言语活动是人脑最高级的认知活动，任何言语行为的发生不仅涉及公认的“中心语言区”，也与许多尚未揭示的“非中心语言区”有关。加强对这一区域的研究对进一步认识语言的脑机制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3)理论方法有待突破和创新。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句子以下层级的存取加工(包括言语的输入与输出两个层面)，对句子和超句子层次(如句群、语段与语篇)的研究还很少(在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有人涉足)。要真正使失语症研究走向深入，从语言学的角度看，就不能囿于哪一个单一的理论门派(以往的研究多在Chomsky的GB理论框架内进行)，而应该将失语症学置于更广阔的理论空间里去比较、探索语言各个层次上的问题。只有这样，以语法障碍研究为中心的失语症语言学才能做到理论与实践的合一。
(4)注重研究手段的更新。过去的失语症研究多以临床心理测查为主，就其性质而言，只能算是言语的间接取证，更能真实反映失语病人语言实际的田野调查法(比较难于控制)到目前为止还未曾见报道。伴随科学的发展，神经影像学的问世为失语症研究带来了新的曙光。现在，借助PET(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MEG(脑磁图)、ERP(事件相关电位)和fMRI(脑功能成像)等技术，“人们已经能实时观察脑内的活动了，从某种程度上讲人脑已经由一个‘黑匣子’变成了一个‘灰匣子’”(杨亦鸣等2002：33)。失语症研究因此走上动态与静态，直接与间接相结合的道路。但客观地讲，到目前为止，这种结合离理想目标仍很遥远，原因是这些影像手段都带有很大程度的局限性，比如连最前沿的ERP和fMRI也难以有效地进行听觉通道的言语实验。所以，在理论探讨比较充分的前提下，研究手段的进一步更新必将成为失语症研究进展的决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