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化学学科理论之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源论文,学科论文,理论论文,化学论文,论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化学所研究的文化，是把人类的整个文化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在此意义上，文化 学就是关于人类文化的科学，它带有跨一切文化学科的综合性质，是一个包容诸多分支 文化科学的大型综合学科。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往往会出现这样的现象，人 们对自然、社会或思维的某一领域早已有所认识，并观察到不少现象，也进行过有关的 理论思考，发表了许多极有价值的见解，但严格的学科建设、学科理论的形成却是相当 晚近的事。文化学这门学科的建立其情形便是如此。众所周知，文化是人类与生俱来之 物，人类对文化现象的观察与研究由来久矣。然而，作为一门独立的综合性的学科的文 学化，只是到了现代才逐步发展起来。由于文化学自身所具有的综合、跨学科的性质与 特点，就决定了它产生的理论源头不可能是单向度的、一维的，而应该是多向度的、多 维的。通过追根溯源，我们认为文化学的理论之源存在于历史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 学科之中。
一、历史哲学蕴涵着丰富的思想资源
历史哲学与文化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历史哲学与文化学又有所不同，从它们 所研究的内容上看，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历史哲学的主要任务是从整体上透视人类过 去的情景，揭示历史过程中存在某种普遍秩序或目的并阐述它的意义。而文化学主要研 究文化的发展规律及其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再从两者所使用的方法上看，两者也有明 显的区别：历史哲学主要是通过思辨去宏观把握人类历史与文化的内容及人类文化的演 进与发展；而文化学则从整体上把握文化系统内容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掌握文化发展 的一般规律。历史哲学和文化学是两门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学科，历史哲学先于文 化学而产生并为文化学的产生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内容和具体材料。然而，有些研究文化 学问题的学者，总是把文化学的研究看成是人类学家或社会学家们的“一统天下”。其 实，在西方，研究探讨文化、写作文化史首先是历史学家的传统领域。18世纪，维柯、 赫尔德、伏尔泰等人开启了历史哲学的先河。但在他们的历史哲学中，包含着丰富的文 化学思想的内容，而且这些思想还为文化学的最终产生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有着重大的 影响。
扬巴蒂斯塔·维柯(Giambattista Vico 1668—1744)是意大利历史学家、语言学家、 近代社会科学的创始人。1725年出版的《新科学》是维柯的代表作，这部具有哲学社会 科学总论性质的著作，广泛涉及了思维科学、历史学、哲学、美学、文化学、诗学、语 言学等学科的思想，并在这些领域中阐发了十分深刻的见解，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因此 ，《新科学》具有百科全书的性质。
维柯的科学研究遵循着一个坚定信念：“研究应从问题开始时开始”。维柯着力研究 了他所知道的各原始民族，发现这些原始民族的历史无不源出于神话故事。从神话故事 中反观人类的早期历史，他认为《荷马史诗》叙说了希腊原始民族的历史。维柯通过研 究认为作为个人的古代英雄和诗人是并不存在的，他们代表的或为一个家族，或为一个 集团，或为一个民族，是人类集体创造了自己的文化，而不能把它归之于某几个英雄或 神灵。维柯声称：此前人们一直置信的荷马是子虚乌有的，他不过是希腊各族民间神话 故事说唱人的总代表，或原始诗人的想像性的典型人物，“希腊各族人民自己就是荷马 。”(注：[意]维柯：《新科学》下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472页。)维柯笔下的 荷马成了人类创造社会和文化的一种隐喻。维科在此视最初的哲人为神学诗人，把神学 诗人的诗性智慧归之于“一种原始的形而上学”。原始人借助自然神学创造出了神，借 助逻辑学创造了语言，借助伦理学产生了英雄，借助经济学建立起家庭，借助政治学建 立起国家等等。概言之，原始人凭诗性智慧创造了自身的历史。这样一来，维柯的《新 科学》就成了记述人类思想、习俗和一切制度的创造史了。
维柯的“历史是人类自己创造的”这一命题，既是对中世纪以来上帝创世说的反叛， 又是对机械论历史观的有力挑战。他试图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历史地看待历史。当然维 柯事实上并未完全摆脱天神观念的束缚，他的思想中仍有天神存在，以“天神意旨”作 为历史的最后原因和引导历史达到一定目标的动力源。维柯似乎是矛盾的，他一方面肯 定人对历史的创造，同时又承认“神”对历史的干预。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是他的“诗 性智慧”理论。
诗性智慧是维柯的美学、史学，同时也是他的文化学思想的基本概念。文化的本质在 于创造，创造的本义是诗。希腊原文Poesis(诗)这个词的意义就是创造，“诗人”即是 制作者或创造者，擅长于制作某种东西，这无疑是一种知识或智慧，是一种创造性的智 慧或诗性智慧。所以诗性智慧的本义就是创造或构造智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维柯把 古代人类的各种实践称之为诗。总之，维柯关于诗的概念，包含有多方面的涵义，既有 政治的、历史的，也有文化学的。维柯为人们揭示了这样一条公理：“世界在它的幼年 时代是由一些诗性的或能诗的民族所组成的。”(注：[意]维柯：《新科学》上册，商 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22、158、30页。)所以，《新科学》研究的起点应是原始先民 “以人的方式来思维的时候”。(注：[意]维柯：《新科学》上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 版，第122、158、30页。)他认为这一“发现”是一把“打开本科学的万能钥匙”，(注 ：[意]维柯：《新科学》上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22、158、30页。)维柯曾说 过为了发现“诗性智慧”，他曾费了大气力和大部分光阴。“诗性智慧”是“新科学” 的起点，也是维柯文化观念的基本出发点。
由于维柯的学说所具有的超前性，是同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精神格格不入的。因此， 他的思想和学说被埋没了一段时间不为人所知。直到18世纪末，他的学说才被赫尔德“ 发现”和发扬光大，并用于看待和研究历史文化现象。
赫尔德(J·G·Herder，1744—1803)德国著名的哲学家、历史学家、语言学家、文艺 批评家和诗人。赫尔德历史哲学的一大特点就是把人类历史看作是文化史。他的四卷本 的巨著《人类历史哲学观念》的第三部分就具体考察了14世纪以前的人类文化的发展。 赫尔德认为人类产生于亚洲，在亚洲可以找到人类最早的文字和语言。照赫尔德看来， 人类最初的发源地是在亚洲，在亚洲可以发现最古老的人类文化的萌芽——最古老的语 言和文字。驯养动物是人类发展中最重要的一步，这一步起源于地球的这一部分，并且 “超过了所有以后的历史革命”。亚洲是牲畜业和农业的故乡，在亚洲可以发现艺术和 科学的最古老的遗迹。(注：[苏]古留加：《赫尔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 0页。)赫尔德谈到了中国，交趾支那(即今印度支那)、东京湾、寮国(即今老挝)、朝鲜 、东鞑靼、日本、西藏、印度斯坦、巴比伦、亚述、加尔底亚(位于波斯湾西北、古代 巴比伦南部地区)、米底亚人(居住在伊朗西北部的雅利安种人)和波斯人、希伯来人、 腓尼基人、迦太基人，以及埃及人。他谈到了这些国家和民族的风俗习惯、语言、经济 生活和文化生活。通过这些叙述，从而揭示和确证“人类历史是文化史”这一观点。
在赫尔德的历史哲学中，他对欧洲中心说持反对意见。赫尔德特别强调要抛弃文化史 观点中的欧洲中心说，他竭力教育读者要尊重亚洲人民，因为他们对人类文明作出了巨 大贡献。这一点是由赫尔德的一般的人道主义情绪，他对各族人民权利平等的信念，他 对殖民主义奴役落后民族所持的否定态度决定的。在有关印度那一章里，他严厉地谴责 欧洲殖民主义者说：“他们弄到那里去的全部知识和货物，都无法补偿他们使人民(人 民没有对他们干过任何坏事)所遭受的灾难。”(注：[苏]古留加：《赫尔德》，上海人 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0页。)
与启蒙时代其他思想家不同的是，赫尔德摒弃了普遍的人性的观念，而代之以多样的 人性观念。他认为，无论何时，人性只享受它能享受的幸福。它是一座按不同情况、需 要和磨砺而呈现出不同形态的泥塑。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幸福核心，正像每个球体都有 自己的重心一样。人性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的，正是这种无数的不同的人性创造了我 们这个色彩斑谰的文化世界。(注：张广智、张广勇：《史学，文化中的文化》，浙江 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11、210页。)之所以会形成不同的人性与文化，赫尔德认为 ，人类各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是同它们各自所处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相联系的，他说： “气候与民族到处都有一致性。试比较格陵兰与印度的神话，比较拉普兰(Lapland)与 日本的神话，比较秘鲁与非洲的神话，那么我们就会看出创造心灵受地理因素的影响。 冰岛的伏鲁巴(Voluspa)若让一个印度波罗门僧来读，那么他一定得不出一个全盘的观 念。相同地，吠陀之于冰岛人也一样无法了解。人用以表达事物之模式是深深地与其民 族性有关的。这方式是应本民族之需而创出，适合于本族的风土，是源自于他们的生活 方式，并且是世代相袭的。”(注：张广智、张广勇：《史学，文化中的文化》，浙江 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11、210页。)在赫尔德看来，民族性或民族精神是根深蒂固 的，是恒久不变的。人类的各种文化是各种民族精神的表现，有多少种民族精神，也就 有多少种文化。
总之，赫尔德把文化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不仅因为文化是历史发展过程的动因，而 且更重要的是因为文化是区别人与动物的最重要的标志，文化体现了人们具有真正人类 的、人道的属性。联结人类各个时代的不仅是时间，而且更重要的是文化。正是时间和 文化共同赋予了人类历史以特殊的意义。所以，人类历史是文化进步和发展的历史。尽 管，赫尔德的历史哲学思想比较零乱，也不够深刻，但他的广阔的文化视野和独特的研 究文化的方法，却为研究和认识人类文化及其发展过程开辟了新的道路。
伏尔泰(F·M·A·Voltaire,1694—1778)原名弗朗索瓦·马利·阿鲁埃，“伏尔泰” 是他的笔名。伏尔泰是十八世纪法国思想界最有影响的伟大人物，是不容争辩的启蒙泰 斗。他多才饱学，博大精深，既是哲学家、史学家、政论家，又是诗人、小说家、剧作 家。他的成就遍及人文科学的所有部门，而且在他所涉足的每一领域，都成为才华横溢 的巨匠。维克多·雨果曾说，伏尔泰的名字所代表的不是一个人，而是整整一个时代。 以至于在他那个时代，几乎“所有高尚的天才都追随伏尔泰”，伏尔泰仿佛成了欧洲知 识界的“无冕之王”。伏尔泰在其历史哲学中所阐发的文化学思想主要体现于如下几个 方面。
首先，拓宽历史研究的领域，首开西方文化史的先河。从西方“历史学之父”希罗多 德所撰写的《历史》开始，西方史学大体上确立了以战争，进而涉及战争中的政治为基 本内容的编纂体例。从古希腊时代到18世纪，这种旧的史学传统已经统治西方达两千年 了，不冲破这个传统，西方历史学要进一步发展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伏尔泰认 为，编写历史不应局限于政治、军事，还应当包括其他方面的广泛内容，诸如农工商业 、科学技术、文学艺术、民情风俗乃至饮食起居、日常娱乐等等。总之，举凡人类社会 生活的各个方面的活动记录，都应当属于历史编篡的对象。伏尔泰对文化史的重大贡献 和有力突破，他因而被众多论者称颂为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文化史的鼻祖。
其次，把人类精神作为文化史观的总纲。素有“西方文化史之父”之称的伏尔泰第一 次把人类精神的进步放在首位，并将之作为文化史观的总纲。以此为基点，通过分析集 中体现其史学思想的《路易十四时代》和《风俗论》两部史著，我们就可以发现伏尔泰 文化史观的一些具有开创意义的特征。在《路易十四时代》和《风俗论》两部巨著中， 伏尔泰充分体现了人类的文化精神和生活风貌。《路易十四时代》开章明义就指出：“ 本书拟叙述的，不仅是路易十四的一生，作者提出一个更加宏伟的目标。作者企图进行 尝试，不为后代叙述某个个人的行动功业，而向他们描绘有史以来最开明的时代的人们 的精神面貌。”(注：[法]伏尔泰：《路易十四时代》，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5页。 )这部著作被后人视之为开文化史学先河的扛鼎之作。在《风俗论》中，伏尔泰继续发 挥他的文化史观，把世界各地居民的风俗习惯、文化生活写得栩栩动人，有血有肉，充 分展示人类智慧各方面的文化成果。过去的世界古代史主要谈希腊、罗马和犹太，其余 民族很少提及。《风俗论》用相当大的篇幅，而且往往以称赞的口吻谈到除犹太人外的 非西方的民族，尤其是在介绍中国时更表现出极大的热情，认为中国在政治、法律、文 化、伦理、道德、宗教等方面均优于西方国家。
再次，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从全球的宏观角度来纵横考察人类文明史。在对人类文 明自身的历史研究的过程中，伏尔泰开创性地运用了比较研究的方法，站在世界的高度 纵横考察人类文明史，伏尔泰的视线已越过他所生活的欧洲，扩展到了亚洲、美洲、非 洲，并力图把整个人类囊括在他的考察范围之内。正因为如此，他能够运用比较研究的 方法，得出一些与他人不同的新见解。伏尔泰把欧洲各国的社会制度、科技文艺、精神 风貌同其他国家相比较，指出“任何民族都无权嘲笑另一民族。”(注：[法]伏尔泰： 《风俗论》上册，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32、201页。)欧洲并非一切都走在前面， “当您以哲学家身份去了解这个世界时，您首先把目光朝向东方，东方是一切艺术的摇 篮，东方给了西方以一切。”(注：[法]伏尔泰：《风俗论》上册，商务印书馆1995年 版，第132、201页。)除了宏观对比，伏尔泰还进行了微观对比。譬如，比较英国人和 法国人性格的迥异之处，比较斯多噶派与中国儒家思想在伦理道德方面的相似之点，所 有这些比较都使人感到立论新颖，启人心智。
从19世纪后半叶起，伏尔泰开创的文化史研究在欧洲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出现了从 广阔层面上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文化史著。瑞士史学家布克哈特写出了文化史名著《意 大利文化复兴时期的文化》，并由此开始了一场以他为代表的旨在对以政治军事史为主 的旧史学传统进行冲击的“文化史运动”。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德国史学家朗普勒西 特进一步把“文化史运动”推向顶峰，使之成为20世纪西方史学界的一股浪潮。甚至在 亚洲，日本的福泽渝吉和中国的梁启超也受到伏尔泰所开创的文化史观的影响。福泽渝 吉指出他写作的目的就是“探讨人类精神发展的理论”(注：[日]福泽渝吉：《文明论 概略》，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页。)，并试图创立一套完整的文明理论。梁启超作 为我国新史学的开创者也深受西方文化史观的影响，开始重视文化史的研究。
二、社会学提供了实证的理论基础
社会学是把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社会各个组成部分及其相互关系，探讨社会的结 构、功能、发生、发展及其规律的一门综合性的社会科学。社会学所研究的问题十分广 泛，既包括社会组织、社会结构、社会功能、社会变迁、社会运行、社会解体，也研究 社会群体、社会角色、社会分层、婚姻家庭，等等。文化学与社会学在研究内容上联系 密切。这是因为，社会生活现象，特别是社会的组织体制、运行过程、社会因素的良性 运动机制，乃至家庭、教育、人的社会化过程本身都是文化现象。从这个角度看，文化 学和社会学有着内在联系。18、19世纪之交在西方诞生了一个新学科，这就是法国哲学 家孔德、英国哲学家斯宾塞分别创立了“社会学”。这是一门完全区别于传统人文学科 的“新科学”，它的特征在内容以人类自身为研究对象，在形态上显示出鲜明的综合性 倾向。它是将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按照自身固有规律发生和发展的整体来进行研究的综合 性学科。这样一门“人的科学”的创立，显然对后来产生的文化学来说，无疑提供了实 证的理论基础。
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社会学家。孔德是最早提出 社会学(sociologic)这个词，并对社会学研究的对象、任务及其重要意义进行探讨的人 。他认为社会学是一门能够像研究物理的物理学、研究生物的生物学那样研究人类社会 的独立的科学。他把社会学分为两部分，即研究社会秩序原则的“社会静力学”和研究 社会进步原则的“社会动力学”。他还把社会进步划分为物质的、身体的、智力的和道 德的进步四大类。其中智力和道德是“第一因素”，它在社会进步中起决定的作用。为 此，在他的有关著作中曾不厌其烦地描述中世纪基督教改变了政治关系、社会关系以及 道德、风俗，这样，在孔德那里人类社会史也就成了一部精神发展史。孔德的实证主义 哲学虽然有很大的局限性，但在当时对于反对中世纪以来的宗教神学和形而上学，还是 有进步意义的，而且对于研究文化现象的文化学也提供了某些比较可行的理论和方法。 对于文化学的学术研究来说，孔德实证主义的理论起着一种非常直接的作用。这是因为 ，孔德将社会——文化研究纳入了实证主义的轨道。孔德在社会学研究中提出了实证主 义的四个基本的研究社会现象的方法：即观察方法(包括间接证明)、实验方法、比较方 法和历史方法。这些研究社会——文化现象的方法为后来许多研究文化学的学者所吸收 、采用。
孔德在其学说中十分强调和重视科学知识的分类问题，认为自己是按照实证方法进行 人类科学概念系统化的第一人。把科学从形而上学和神学中划分出来，是孔德实证方法 的主要思想。孔德解释说，“实证”一词有下列几种意义：(1)现实的而不是幻想的；( 2)有用的而不是无用的；(3)可靠的而不是可疑的；(4)确切的而不是含糊的；(5)肯定 的而不是否定的。(注：参见宋林飞：《西方社会学理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第15页。)孔德的这些基本思想，在以后文化学形成过程中的绝大多数流派中都得到 了不同程度的体现。
孔德是一个社会有机论者，他把社会描述为一个充满统一、和谐、团结的有机体，这 个有机体的各个部分是高度地互相协调的。对于一个有生命的机体来说，研究它的任何 一个器官，都必须把这个器官放在这个生命体的整体中来考察，否则是无法弄清它的功 能的。对社会来说也是如此，因为它形成为整体，它的组成成份处于最密切的相互关系 中的任何方面遭受变化，其他方面就不可能不或多或少地遭受相应的变化。比如政治组 织和社会组织，它们同文化的整个状态就是紧密相连结的。观念、风俗习惯和制度之间 也有密切联接的纽结；任何权威，无论他是革命的或者保守的，除非他与占优势的观念 相符合，与社会的风俗习惯相一致，否则他们不可能在社会制度里引起任何的变化。制 度也会作用于观念与风俗习惯，但这是一种包含长期稳定存在的反作用，这种情况在人 类种族的幼稚期最为常见。观念与风俗习惯相互间也有作用与反作用。在社会生活中， 人的理智的、道德的和物质的进步自发地生长着，政治制度的任务就是管理这样的社会 生活。当这些自发地生长着的因素最终地发展成为社会的统治因素时，它们就具有最重大的意义。
由于孔德的实证主义是站在科学和理性主义旗帜下面的，因而实证主义的观念和方法 对后来文化学形成过程中的一些流派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譬如：法国的迪尔凯姆一身 跨社会学和文化学两个领域，在其学术研究中就深深地打上实证主义的烙印。他提出“ 社会现象”这个概念作为他全部文化学的基础，并特别地坚持，应当把“社会现象”本 身作为一种“事物”来进行考察，而不是作为我们对这些事物的观念来研究。可见其思 想方法中实证主义所占据的重要位置。美国博厄斯学派的理论也显示着实证主义的深刻 印痕。博厄斯强调文化理论应该建立在具体的可观察的民族志资料的基础上，大力提倡 田野调查，同时把历史方法作为自己研究的主要方法，这都是一种实证主义的学术方式 。
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是英国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教育改革家。 斯宾塞在社会学体系化建构上的努力，比孔德作出了更多的贡献。他的社会学理论有两 个：一是社会有机论；二是社会进化论。这两个理论对以后文化学的功能、结构理论和 新进化论的发展影响巨大。
第一，社会有机论。斯宾塞明确地为自己提出一个问题：社会是不是实在的“本质” ，或者仅仅是一个集合名词以标志某些数量的只具有名义存在的个人?斯宾塞认为必须 承认社会是一种实际存在的特殊存在物。“我们有充分权利把社会看作是一种特殊存在 物(entity)；因为它固然也是由个别的(discrete)个体所组成，但是在每个社会所占有 的地位的范围内世世代代地在这些个体群中经常保持一定程度的一般相似性，这就表明 由个体所组成的集合体(机体)具有一定的具体性。而正是这种特征向我们提供了关于社 会的思想。因为我们并不要这个名称成为原始人所组成的多变的集合物，而只把它运用 于这些地方，即那里的定居生活已经使社会的各组成部分在社会内部的分布上保持某种 固定性。”(注：转引自[苏]科恩主编：《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社会学史》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40页。)
斯宾塞认为社会与生物有机体相类似，都具有三个系统——营养(生产)系统、循环(分 配)系统和神经(调节)系统。斯宾塞在指出社会与生物有机相类似的同时又强调了社会 与生物有机体之间的不同之外。斯宾塞指出社会不是简单的有机体，而是超有机体。社 会是由以自由的个人为单位组成的，因此它不像生物体各个部分那么密切，而表现出一 定的离散性和不稳定性；同样，意识对于个体的人来说是其中的某一部分，因而社会意 识是分布的、散离的。这就使他的社会有机体的理论没有简单化，而把社会及其文化推 向了“超有机体”的高度。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斯宾塞把物质材料(如工具)、语言、知 识、风俗、法律、制度等文化现象看作是“超有机物”的存在。而且斯宾塞非常强调语 言媒介的作用。语言、文字可以使抽象单位形成的社会体现出各组成部分之间的持久关 系，这就是社会有机体与生物有机体之间的更重要的差别。
第二，社会进化论。进化概念在斯宾塞的理论中占居着重要的地位。按照他的说法， 到处发生着的现象都是总的进化过程的一部分。存在着的只是一种到处都按一样方式进 行的进化。每一种现象都有它自己的历史，它出现了，它消失了；每一种科学所描述的 都是它自己领域里的现象的历史。对于这些不同的历史过程是否展现出共同的特征，斯 宾塞作出了肯定的回答，并认为对此进行探究，我们能形成进化的一般规律。
斯宾塞认为，一切发展都或明或暗地展现出三个不同的特征，这三个特征结合在一起 便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进化概念。他最初提出的只是从同质性到异质性的过渡作为判别发 展的标志。他后来发现，在一些非常简单的发展形式里，从同质性到异质性的过渡也完 全是一种从属特性；他还发现，在进化和分解过程之间要作出明显的区别还需要第三个 判别的标志。于是他提出发展的三个特征便成了：聚集、分化、确定。在斯宾塞看来， 无论是太阳系、有机体、意识以及人类社会，它们多多少少都是一种有秩序的整体。任 何一个有秩序的整体都是它们的各部分间的分化和聚集为整体的共同携手前进，是分化 与集中的连结。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斯宾塞善于从人的地理环境以及相邻的社会影响， 人的自然本质、种族分化、心理特质、文化进化等多方面来共同研究人和历史进步的问 题。由此，他认为，社会进步是不可避免和不可抗拒的。
经过斯宾塞的努力，有机论和进化论被成功地运用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领域。这犹 如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架设了理论桥梁，为后来的研究者在文化学领域推广有机 观念和进化学说铺平了道路。斯宾塞在社会学领域第一个开始使用“系统”、“功能” 、“结构”等重要概念，这成了后来马林诺夫斯基、列维—斯特劳斯等人功能、结构主 义理论的鼻祖。后来的新进化论者也常常引斯宾塞的论述作为自己的理论先驱。这是因 为，在《生物学原理》一书中，斯宾塞首次提出了“最适者生存”的概念。达尔文深为 赞赏斯宾塞的这一贡献，1869年，在《物种起源》出版第五版时，达尔文将书中自然选 择的那一章题目改为“自然选择或最适者生存”，并注明：“这种被赫伯特·斯宾塞先 生经常使用的最适者生存的提法是更正确的，而且是同样适宜的”。因而斯宾塞被认为 是进化论者最高明的理论家，他的进化理论对以后新进化理论的提出有着重大的影响。
三、人类学标示出学科的构建路径
人类学与文化学应是两门既相互联系又相互明显区别的学科，因为它们所研究领域的 侧重点是不同的。人类学所关注的是人类的生物存在的进化、发展的自然存在物方面， 对于人的社会存在，特别是文化的存在方面的关注则集中于人类史前时代不开化的民族 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而文化学则集中关注的是文化与人，文化与社会的 根本关系问题，其时间和空间跨度极大，尤其关注当代人类的生存、发展、生态平衡、 环境污染、资源短缺、可持续发展及人在自然界的地位问题。但由于人类学是关于人本 身和人的行为的科学，是关于人的总体的科学。它既包括对人本身的发展史，又包括人 创造文化、应用文化的历史，是一门关于人的历史和理论的学科。在此意义上，人类学 是关于人的结合性的密集学科群，这一点与文化学极为相近。所以，有的学者干脆把人 类学当作文化学看待。尽管这一看法是错误的，但也说明人类学与文化学在内容上有着 较大的交叉、重叠。正因为人类学与文化学的联系十分紧密，我们在考察文化学的理论 之源时，不难发现，泰勒、摩尔根所开创的人类学的古典进化论学派，也大致勾勒出文 化学的学科轮廓，标示出文化学建构的路径。
泰勒(E·B·Tylor，1832—1917)英国人类学家，古典进化论学派的创始人之一。1871 年泰勒完成了其代表作《原始文化》，该书的出版，更使其名声大振，奠定了他在文化 研究领域的泰斗地位，同年度被接纳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泰勒在其人类学研究中对于 文化学的学科建立所作出的贡献主要体现于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给“文化”下了一个经典性的定义。泰勒是第一个从科学意义上给“文化”下 定义的人，从而为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与范围勾勒了基本轮廓。在《原始文化》一书 中，他指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 、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 惯的复合体。”(注：[英]泰勒：《原始文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在这个定义中，泰勒将“文化”看作是包含精神因素和物质因素在内的一个“复合整体 ”。他认为文化学的研究单位可以是各种精神文化因子(如各种仪式、符咒等体现原始 人的观念成分)和物质文化因子(如矛枪、织物、屋舍等具体实物)，但“文化”本身却 是上述诸文化因子整合的结果，是一个整体。他的这种文化综合体的观念确实高出于同 辈学者的认识水平。而且，他的文化定义又是从规范、价值、信仰和表意象征符号各个 角度来把握文化的。所以，泰勒考察文化时的理论思维是多元的，而不是一元的。这在 当时也是难能可贵的。泰勒对“文化”所下的定义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尽管后人对“文 化”的定义问题仍岐义颇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都不敢忽视泰勒“文化”定义的 经典性，研究文化的学者几乎都要引用这一定义。
第二，把“文化”与人自身联系起来考察。泰勒对“文化”的深刻认识还表现于他将 “文化”与人自身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分析。泰勒在给“文化”下了经典的定义之后接着 指出：“人类社会中各种不同的文化现象，只要能够用普遍适用的原理来研究，就都可 成为适合于研究人类思想和活动规律的对象。”(注：[英]泰勒：《原始文化》，上海 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因而，研究“文化”必须同时剖析人自身，尤其是剖析 人的深层心理。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泰勒的文化研究才侧重于从人类心理的角度来进行 。他认为，把最低级的“野蛮人”同最高级的猿区分开来的是“心性鸿沟”，文化研究 就是要着重去揭示这种“心性鸿沟”，从而去把握人类的本质。
第三，提出人类学是研究“文化的科学”。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的第一章就开宗 明义地标示人类学是研究“文化的科学”。泰勒试图将自然科学方法运用于文化现象的 研究，主张把文化列出细目，犹如博物学家的动植物纲目一样，分门别类，诸如艺术、 信仰、习俗等，要弄清它们的地理分布、传播影响、历史范围及相互之间的关系，一个 民族的全部生活细目就代表着我们称之为民族文化的整体。对文化进行探讨是为了研究 人类思想和行为的规律。泰勒的“文化科学”被认为是一座不朽的里程碑，它在运用丰 富的民族志资料进行跨文化的比较中奠定了文化研究的基础。
第四，揭示原始人类内在的精神特质。泰勒在其人类学研究中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集 中力量研究原始宗教，通过这一研究去揭示原始人类内在的精神特质。所以，泰勒的研 究途径与摩尔根不同，他对于家庭、婚姻、社会组织等外在的文化现象并不感兴趣，而 专注于研究原始人类的心灵世界。泰勒认为要揭示原始人类的心灵奥秘，关键在于弄清 原始宗教的起源，这就必须拨开当时风行一时的“神话学派”的理论迷雾。泰勒毫不客 气地批驳了“神话学派”的“患病语言”的神话起源说，明确主张原始人类的精神现象 的根源只能从原始人类自身的精神世界中去寻找，并选择了原始宗教这一具有广泛意义 的原始精神文化作为自己的重点考察对象。他研究了原始宗教的发展过程，提出了宗教 起源说的“万物有灵”论。《原始文化》一书共十七章，就有七章是论述万物有灵论。
泰勒的万物有灵论一经提出，很短时间内即为各国学术界所瞩目，在各国都有大量的 追随者，19世纪70、80年代，万物有灵论几乎完全排斥了以前居于优势的“神话学”理 论，也使得在它此前曾风靡欧洲的自然神话学派的宗教理论黯然失色。
第五，自觉运用比较法、残存法和统计法来进行文化问题的研究。泰勒将方法论运用 于他的学术研究上应该说是独树一帜的。他同其他古典进化论者一样，试图将自然科学 方法运用于文化研究。泰勒曾把一切相类似的文化现象比作“自然科学家研究的植物物 种和动物物种”，认为研究这些文化现象的分布，应当“像自然科学家研究植物物种和 动物物种的地理分布一样。”这种自然科学方法的借用，形成了他严谨、缜密的理论思 维方式。在确立文化问题的研究方法上，泰勒有以下建树：(1)残存法。也称作“文化 残存法”，即滞留于现存文化中的那些旧的文化现象。泰勒创造了这个术语，英语为“ Survival”。泰勒甚至认为，残存物是文明进步全过程的路标，它充满着意义，其象征 性可以被译解。(2)比较法。“文化比较”的观念是文化学的一种源远流长的理论意识 ，但系统的文化比较方法却是泰勒倡导的。他曾运用世界各地丰富的民族志资料进行广 泛的文化比较，并以此作为阐述自己文化理论的基础。(3)统计法。泰勒引入统计学方 法研究文化现象的相互关系，在统计的基础上进行比较。对于文化现象进行量化分析， 确实是文化研究科学化的一种途径。泰勒是应用统计方法对社会性事实进行数学处理的 第一个人。
摩尔根(L·H·Morgan，1818—1881)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原始社会历史学家，尤其 以建立亲属关系系统的研究和研究社会进化的综合理论闻名于世。在进化论学者的谱系 中，摩尔根具有突出的地位，其所以重要，是因为他和泰勒一起，成为古典进化论的两 个理论高峰。但在古典进化学派中，摩尔根和泰勒这两位宗师代表着两个不同的理论方 向。摩尔根注重于原始人类物质文化和社会组织的研究，他是以原始婚姻关系和家庭制 度作为这一研究的切入点，目的是要探讨人类社会制度发展的规律；泰勒则热衷于原始 人类精神文化的研究，他是以原始宗教作为这一研究的切入点，目的是要把握人类深层 心灵世界的进化的轨迹。摩尔根理论对文化学的构建的意义在于：
第一，通过对原始社会的宏观透视，揭示出原始社会在人类进化中的重要地位。倡导 文化科学的泰勒对人类社会的进化并未给出明确的阶段划分，但摩尔根在区分进化阶段 方面却较为精密，而且在一个广阔的范围内来考察广泛的社会制度。摩尔根对人类从蒙 昧时代经过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发展过程进行了综合，并重新组合成四个领域。这四 个领域是：各种发明和发现所体现的智力发展、政治观念的发展、家族观念的发展和财 产观念的发展。摩尔根认为人类社会发展进度的比例是不均衡的，“人类经历蒙昧阶段 的时间比此后的全部经历还要长，而文明阶段所占据的时间不过是人类历史的一小片断 ，这一结论在人类学上是极端重要的。”(注：[美]摩尔根：《古代社会》(上册)，商 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5、34、6、5、6、5、5、6、7页。)因而他提出以下看法：“人 类在蒙昧阶段的进步，就其对人类整个进步过程的关系而言，要大于此后野蛮阶段三期 中的进步；同样，人类在整个野蛮阶段所取得的进步要大于其后整个文明阶段的进步。 ”(注：[美]摩尔根：《古代社会》(上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5、34、6、5、6 、5、5、6、7页。)摩尔根的这一论断很重要，他不但确定了史前社会研究的重要地位 ，而且站在整个人类文明的高度指出了人类现有文明的价值。这对于人类自身的整体反 思，这一论断无疑是一贴清凉剂。
第二，通过对原始人类观念形态的分析，揭示了原始人类的四种初始观念的发展。关 于政治观念发展的大致路径，摩尔根作了大致的描述，认为蒙昧和野蛮时代的社会组织 以血缘关系为基础，氏族是基本单位，氏族、胞族、部落和部落联盟是顺序相承的几个 阶段。进入文明时代的政治社会以地域和财产为基础，可称之为国家。(注：[美]摩尔 根：《古代社会》(上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5、34、6、5、6、5、5、6、7页 。)对家族观念的发展，摩尔根认为，“家族的各个发展阶段体现在亲属制度和婚姻习 俗之中，如果将这二者综合起来观察，就可以有把握地追溯家族所经历的各个顺序相承 的形态。”(注：[美]摩尔根：《古代社会》(上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5、34 、6、5、6、5、5、6、7页。)就财产观念的发展，摩尔根认为：“财产观念在人类的心 灵中是慢慢形成的，它在漫长的岁月中一直处于初萌的薄弱状态。它萌芽于蒙昧阶段， 并需要这个阶段和继起的野蛮阶段的一切经验来助长它，使人类的头脑有所准备，以便 于接受这种观念的操纵。对财产的欲望超乎其它一切欲望之上，这就是文明伊始的标志 。”(注：[美]摩尔根：《古代社会》(上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5、34、6、5 、6、5、5、6、7页。)而对于宗教观念的发展，摩尔根没有作出详细分析，这是因为在 摩尔根看来“宗教观念的发展，由于本身环绕着相当多的困难，以致这个问题可能永远 得不到充分圆满的说明。”(注：[美]摩尔根：《古代社会》(上册)，商务印书馆1997 年版，第35、34、6、5、6、5、5、6、7页。)而且“这个题目也不属于本书(指《古代 社会》——引者注)研究计划之内，不过可能偶尔需要提到一下。”(注：[美]摩尔根： 《古代社会》(上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5、34、6、5、6、5、5、6、7页。)摩 尔根之所以在《古代社会》一书中较为详细地分析、探讨政治观念、家族观念、财产观 念，这是因为在摩尔根看来，“政治观念、家族观念、财产观念的发展，都表现出人类 的进步；我的目的是想沿着这些进步的线索并通过人类顺序相承的各个文化阶段，提出 一些证据。”(注：[美]摩尔根：《古代社会》(上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5、3 4、6、5、6、5、5、6、7页。)
第三，通过对原始社会的深层结构——家族制度的分析，揭示出家族制度的发展过程 。摩尔根认为：“我们从最初以性为基础、随之以血缘为基础、而最后以地域为基础的 社会组织中，可以看出家族制度的发展过程。”(注：[美]摩尔根：《古代社会》(上册 )，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5、34、6、5、6、5、5、6、7页。)可见，摩尔根是将家 族制度——即两性的婚姻制度和亲属的家庭关系作为比社会组织更深层的社会结构的。 在《古代社会》一书中，摩尔根划分了家庭在人类历史上依次发展的五个阶段。一是血 缘家庭。这是从“乱婚”即杂乱性交关系的原始状态中发展出来的第一种家庭形式；嫡 系与旁系的兄弟姐妹们相互婚配而建立的家庭，但是禁止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婚姻。二是 伙婚制家庭。由若干嫡系的和旁系的姐妹集体地同彼此丈夫婚配(丈夫不一定有亲属关 系)，或若干嫡系的和旁系的兄弟集体地同彼此的妻子婚配(妻子也不一定有亲属关系) 而建立的家庭。这种家庭也被称为“普那路亚”(punalua，夏威夷语，意为“亲密的朋 友”或“亲密的伙伴”)家庭。三是偶婚制家庭。这是由一对配偶结婚而建立的家庭， 但配偶并不固定，婚姻只有在双方自愿同居期间才有效。四是父权制家庭。这是一夫多 妻制家庭。不过，在母系社会中，则是母权制家庭，可能存在着一妻多夫制家庭。五是 专偶制家庭。这就是现代意义上的家庭，即一夫一妻制家庭。摩尔根对家族形态与婚姻 关系的阶段划分，是他极其大胆的设想，构成了他理论体系的最富独创性的一部分。
以泰勒、摩尔根为代表的古典进化论学派在文化学说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这是由于 ：人类学与文化学的联系非常密切。它们在学科内容上交叉、重叠；在研究方法上相通 、相融。正因为如此，泰勒在其从事人类学研究过程中，也必定阐发了文化学领域中的 许多重要思想。在原始社会精神文明的研究方面，泰勒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选择原 始宗教作为考察原始人类精神世界的切入口，这一理论思路启迪了一代又一代的文化学 学者。对于文化科学的研究对象、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泰勒都作了较为完整的阐述。 所以文化学作为一门系统的科学学科到了泰勒那儿已初具雏形。而摩尔根对于古代社会 (原始社会)宏伟结构图式的设想，在于努力复原史前人类社会的进化史。他的理论特征 有两个：一是着重从社会组织、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方面来剖析古代社会(原始社会)的 内部结构；二是讲求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整体性、规律性，社会形态、社会组织、家庭形 式、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各阶段同步发展。在学术史上，摩尔根第一次用近代文化理论 去科学地研究古代社会(原始社会)的结构体系，并建立了自己全面的理论构架，因此， 他在文化学说史上的地位也是十分重要的。从古典进化论学派开始，文化研究的理论开 始凝聚成一个完整的学说，从理论构架到思维方式，都能够以独立的学科的姿态去系统 地把握复杂的文化观，形成具有理论意义和史的价值的学派。
四、结束语
根据我们现有查寻到的资料显示，最早提出“文化科学”和“文化学”的是德国的一 些学者。1838年，德国学者列维·皮格亨第一次使用“文化科学”一词，主张全面系统 地进行文化研究，建立专门的学科。德国的另一位学者是C·E·克莱姆在1843年出版的 《普通文化史》和1854年出版的《普通文化学》中均明确使用了“文化学”一词。至此 ，“文化学”作为一个学科名称被正式地提了出来。然而，从一个学科名称的提出，到 该学科的基本创立，其间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的30年代，许多学者 进行了孜孜不倦的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总体而言，文化学仍然未完全摆脱依附 于其他学科的状态。它或是依附于历史学如文化历史学派；或是依附于社会学如社会学 派、功能学派、结构学派；或是依附于人类学如文化进化学派、文化传播学派。
文化学研究真正进入实质性的创建阶段，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面对人类错综复 杂的社会与精神现象，许多问题只有深入到“文化”层面上，才能予以透彻的阐释与把 握。此时，文化学的创建已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对于文化学的创立，美国的一批学者 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开初，克罗伯、克拉克洪系统地考察以往学术文献中关于文化的16 0多个定义，指示它们之间的异同，提出自己的文化定义和若干文化学的概念工具。接 着，怀特以其两部有影响的理论专著——《文化的科学——人类与文明研究》(1949)、 《文化的进化》(1959)的诞生为标志，表明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化学的初步形成。怀特也 因此被誉为“文化学之父”。
当然，文化学至今还是一门相当年轻的学科。要使文化学进一步成熟、完善，厘清其 理论之源就显得尤为重要。这是因为：由于人类学与文化学联系相当紧密之缘故，时至 今日，仍有不少研究者或者错误把人类学等同于文化学，或者认为文化学就是从人类学 脱胎而来的。这些认识既是片面的，同时也不利于文化学的学科建设。文化学作为一门 总揽整个文化的综合性学科，其内容涉猎文化科学的方方面面，它的形成走的是一条学 科的不断综合之路。这就决定了它的理论来源绝不可能是单向度的、一维的。历史哲学 蕴涵着丰富的思想资源；社会学提供了实证的理论基础；人类学标示出学科的建构路径 ，所有这些构成了文化学的理论之源。文化学也只有从这些学科中汲取丰富的营养成份 ，才能日臻成熟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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