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统治集团的重要舆论机制：朝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封建论文,舆论论文,机制论文,集团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朝议指在朝为官的臣子们的舆论，是相对于野议而言的上层群体舆论。朝议是封建社会的一种舆论形式，也是一种政治制度，它直接影响决策，并且最能反映当时的政治及社会问题。
一、朝议制是封建社会的一种舆论机制
朝议也叫集议，是作为一项制度被确认的。封建社会实行的是君主专制下的集议制，凡有国家大事，皇帝让群臣集中讨论，当然，最终的决策权还是在皇帝或权臣手中。
两汉的集议参与者有丞相、御史、将军、列侯、二千石诸大夫、博士等，议论内容有议立君、立储嗣、宗庙、郊祀、典礼、功赏、民政、法制、大臣任免等。东汉时司徒府中有百官朝会殿，国家每有大议，天子车驾亲临其殿。各官吏都会集殿上，每年州郡长官把官吏的政绩、民间疾苦汇报上来，叫“举谣言”，然后官吏们各自表态。唐朝把文武官员的奏状令左右仆射、尚书及左右丞、诸司侍郎、御史大夫、中丞等在尚书省议其可否，把议论的结果向皇帝汇报。后来又在延英、紫宸等殿阁召见大学士、宰臣等议论国事，并规定，中书、门下两省长官和三品以上官员都可以入阁议事，且要有谏官在场，以便随时提出意见。宋代陈亮在淳熙十五年上疏中重申“大事必集议”，文天祥在南宋面临蒙古大军进攻情况下，建议皇帝“宜仿唐谏官随宰相入阁故事，令给舍台谏，从两府大臣，日入禁中聚议。其有不可，应时论难，不使退有后言”[1](P55)，都说明集议制的存在和基本的体制形式。从中可以看出唐、宋的宰相议论政事时，专职提意见的谏官随时在旁当面指正，使决策更加完善。明代有廷议，清代有九卿会议、议政王大臣会议。清代主持会议的长官和都察院先把本部门的问题写成帖子，然后据此开会商议。内阁大学士议大礼、大政，并把意见向皇帝报告。
集议制在各个朝代有不同的名目，但作为制度，它一直存在。这就使得群臣有了对朝政发表意见的机会，对统治方针出现的问题在一般情况下能够及时进行调整，是统治阶级的一种内部调节机制。
二、朝议制的基本原则
群臣在朝议事也不是随便发表议论。有两个基本的前提必须遵守：一是戒越职言事，一是戒风闻言事。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古代的官吏职责分明，各守本职，不能干涉别的部门，甚至皇帝过分干预各部门的工作，也要遭到大臣的抵制和责备。这虽然是为了防止臣子专权，但造成了人们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对于不属自己职责范围的事则三缄其口，因而在朝议中舆论主体受到画地为牢的限制。明洪武二十五年七月，岢岗州学正吴从权、山阴教谕张恒因事到京师，帝问民间疾苦，二人都回答：“不知也，而非职事”[2](P220)（不是我们本职的事）。孝宗也曾对兵部尚书刘大夏说：“事有不可，每欲招卿议，又以非卿部事而止。”[2](P622)不能越职言事是普遍的现象，但它也遭到有些大臣的反对。因为有些事当权者不向皇帝汇报，又不让别的大臣或属下官吏越职或越级上报，就会蒙蔽君主的视听，不了解外面的真实情况。而有些官吏则以行动闯禁区，宋徽宗常常微服到宫外走动，因蔡京不小心在奏表中走漏了风声，邸报传之四方，民间皆知，一地方小吏曹辅上书反映此事。皇帝把他的上疏出示给宰臣，令都堂审问。余深说：“（曹）辅小官，何敢论大事？”曹辅针锋相对：“大官不言，故小官言之，官有大小，爱君之心一也。”有人问宰相张邦昌等是否有皇帝出宫之事，皆说不知。曹辅说：“兹事虽里巷人民无不知，相公当国，独不知耶！曾此不知，焉用彼相！”[3](P692)可谓对当权者讽刺之极，但曹辅最后仍被送到郴州编管起来。多数情况下，对越职言事者都要进行惩罚，只有当皇帝下求直言诏时，才允许臣民们越职言事。
风闻言事是听到一些风言风语就把它当成真事郑重向上级报告，这与采集民情的“采风”不一样，多是无稽之谈。历代都要求群臣言之有据、行之有礼，特别是向皇帝进奏时，应对所汇报的事实负责，不能道听途说、没有核实就乱发言，否则就治以重罪。宋代欧阳修因荐人不当而引起士大夫不满，有人诽谤他有奸情。御史中丞彭思永、殿中侍御史蒋之奇就根据流言弹劾欧阳修，皇帝令二人说明此流言的由来，二人都无言以对，俱被贬官，并且皇帝把告示贴在朝堂，以警告众人：“（偶）因燕申之言，遂腾空造之语，丑诋近列，中外骇然。”“苟无根之毁是听，则谩欺之路大开，上自迩僚，下逮庶尹、闺门之内，咸不自安。”[4](P960)清代康熙更明确规定不许风闻言事，一般官员不得随意上疏。
可以说禁风闻言事有一定益处，但也不应绝对化。有些人特别是权臣在外胡作非为，并仗势毁灭证据，舆情已激愤，而群臣却不能向皇帝反映，这当然不是兼听的道理。汉代盐铁会议上就曾对此展开过讨论，丞相们主张布衣、公卿皆可以“风议”，而士大夫们就认为议论无所依据，如膝痒而搔背；众议汹汹，只在嘴上下功夫，成不了事。唐代武则天允许风闻言事，大开告密之门，首当其冲的是大臣们。所以有些皇帝想广开言路，允许风闻言事，却首先遭到大臣们的反对。
三、决策者对朝议的重视
朝议是官员们对政治的议论和对民情的反映，因而是沟通皇帝与民情的中介。最终的决策者皇帝或权臣对朝议也很重视，有些重大事情一般听取众议。
西汉成帝初即位，丞相衡、御史大夫谭奏言把甘泉泰畤、河东后土祠迁到长安，皇帝把此事交给众臣议定，最后丞相、御史大夫报告说：“今议者58人，其50人言当徙，8人以为不宜。宜于长安定南北郊。”[5](P462)天子从之，采用多数人的意见。
宋仁宗皇祐年间，有人提议实行茶盐国家专卖。皇帝就派户部使包拯去实地考察，又特地把提此建议的人招致朝堂，并与三司商议，直至大家都同意，皇帝才下令正式施行。
在选官任人、罢免大臣上，皇帝有时也听从朝议对此人的评价来决定。德宗想起用原宰相卢杞为饶州刺史，遭到众臣反对，德宗为卢杞辩护，执事中袁高说：“愿问外廷，并敕中人听于民。若亿兆异臣之言，臣请前死。”[6](P4325)别的大臣也极力反对，皇帝只好不授卢杞。
是否善于倾听众议，成为当时君主是否贤明的重要标志。因为最终的决策权在君主或其他专制者，他们可以决定朝议是否存在。
四、激烈的朝议
朝议反映了舆论主体的政治立场，往往阵营对垒分明，易形成朋党，正如范仲淹所说：“方以类聚，物以群分。自古以来，邪正在朝，各为一党，在主上鉴辨之耳。”[3](P245)大规模的有汉代的党锢之祸、唐代牛李朋党之争、宋代庆历党议、洛（程颐）蜀（苏轼）党议、元祐党议、明代东林党等等，至于各个朝代的小朋党更是不可胜数。各党互相攻击、扯皮，致使皇帝也颇不耐烦，多次下诏禁止群臣结成朋党。清康熙二十七年，康熙帝因明珠结党一事晓谕吏部，批评官员们结党排陷，“且凡会议之时，科尔坤、佛伦等务执己见，持论好胜，苟非怀挟私情，何以力排众议？朕亦曾面加戒谕，未见畏悔。如此积弊，愈久愈深，物议沸腾，舆情激愤，以至言官列款参奏”[7](P232)，可见朋党的形成使朝议更激烈。
君统是为君之道，道统是治国之道，中国古代最理想的政治是君统与道统的一致，但是有道之君寥寥无几，无道之君却比比皆是。君主为了私利、私欲，往往违背道统，在这种情况下，就使得卫道士们与君主之间的矛盾激化，臣子们坚持道高于君的历史责任感，“从道不从君”，因而出现一些激烈的斗争场面，形成强烈的朝廷舆论。明代的争国本、大礼仪、移宫案、红丸案、挺击案等都是很突出的政治舆论，其中大礼仪最典型。明武宗死后无子，由其叔伯兄弟继位，即世宗。按宗法制，世宗应称武宗的父皇（孝宗）为皇考，而称其亲父为皇伯。但世宗及其母亲、少数献媚的大臣认为应称其亲父为皇考并在皇宫内另建一室祭祀，致使出现两个皇考，甚至有少数人请称孝宗为伯考。多数大臣反对，坚持儒家正宗，不断有人因此入狱。杨慎说：“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王元正、张翀等在金水桥南拦住群臣说：“万世瞻仰，在此一举。今日有不力争者，共击之！”[2](P751)有200多人跪在左顺门，大呼高皇帝、孝宗皇帝。世宗闻听此事，派司礼监再三劝退，但参加请愿的臣子越来越多，一直到中午，皇帝大怒，令司礼监把他们的名字记录下来，并收为首的丰熙、张翀等8人入狱。众臣哭声震阙廷，更加激怒世宗，逮捕134人，另有近百人待罪。后来丰熙等8人被充军，其余四品以上者被夺取俸禄，五品以下者杖之，有的因此而被打死。
当社会矛盾尖锐时朝廷内部的斗争会更激烈，朝议也很活跃，如宋代在抗金战争中主战派和主和派的斗争。主战派得到士人、民众的支持，形成强大的反对主和派的舆论。绍兴八年金使节来宋，令宋高宗跪拜接旨，一时宋朝野舆论汹汹，认为是奇耻大辱。张浚、王庶、韩世忠、岳飞等文武大臣坚请拒绝和议，枢密院编修官胡铨冒死上书《请斩秦桧书》，震动全国，人们争相传颂。金人听说后，也派间谍潜入宋境，用重金购回手抄本，读后大加称赞。而高宗和秦桧、王伦等投降派则惊恐万状，一再降诏为自己投降苟安辩解，但迫于公议也不敢杀胡铨，而是把他降调。
朝议的影响很大，大臣可以集会议论，言不尽意退有奏章（一般都不允许私下聚会），一般臣子通过上奏章参与讨论，很多官员因直谏而知名天下。唐宋以后随着邸报、小报的出现，朝廷的一言一行很快就传递四方，形成全国性的舆论。
五、朝议的负效应
朝议也不是一概正确，在奸臣当道或昏君无道时，多数臣子只苟且偷安，随声附和；朋党之间互相勾心斗角，根本不为国家大事着想，因此有时看起来朝议很活跃，争执不下，实际上多数人的意见未必就正确。康玄宗时山东、河南发生蝗虫灾害，而百官和民众出于迷信思想，眼看着蝗虫吃庄稼而不敢捕杀，并磕头烧香。宰相姚崇奏请下诏捕蝗，皇帝派御史为捕蝗使，分道杀蝗，但议者喧哗，有些地方官拒不应命，连皇帝也疑惑不定，又去问姚崇，姚崇把他们驳斥一番，并直接发书责备抗命的官吏，于是大家才开始大规模捕蝗，保护了农业收成。因此有些大臣面对多数人的错误舆论，就主张决策者果断作出决定。唐刘稹在其父死后擅自割据一方，想承袭父亲当节度使。朝廷不允。皇帝让朝臣“议”可否派兵镇压，“始议用兵，中外交章固争”，都说不可，李德裕却说胜败乃兵家常事，“惟陛下圣策先定，不以小利钝为浮议所摇，则有功矣。”帝忿然说：“为我语于朝，有沮吾军议者，先诛之！”[6](P5338)群论遂息。
过于分散的舆论是一盘散沙，形不成决策，也耽误大事。《宋史本末》的作者明代陈邦瞻评论宋代时政：金兵退，则朝廷上下相庆，以为无忧了。而金兵又复来，直攻下太原、真定，咽喉已塞，而宋臣犹在议三镇弃守的利害。所以金人曾经对宋使说：“待汝家议论定时，我已渡河矣！”[3](P592)明代自嘉靖以后言路纵横，“言之者虽无罪，闻之者亦不以为戒。言路之轻，亦无有甚于此时者。每一番考选，必先寻一题目作一篇大文章，大抵就当局起见，或正盛时而大张其焰，或将得气而预扬其波……总之，占风望气四字，足以尽之”[8](P80)。崇祯帝面对农民起义兵临城下，诏文武大臣询问对策，一派主张选派人员守城，但是却无粮草、兵士；一派主张南逃；一派主张死守社稷，最后终无良策，默然无语。崇祯叹气说：“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亡国之臣尔！”[2](P1375)他的话不一定对，但至少说明了诸臣对明朝的灭亡也负有很大的责任。
朝议的效应如何，最终取决于政治风气的好坏，二者互相影响。但是不管怎样，它的存在和统治阶级在一定程度上的重视，对专制政体来说是协调剂，是专制制度下的民主，基本上起到了反映民情、言政议政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