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耶克诘难、权威转变与经济成长：中国分权式改革的逻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诘难论文,中国论文,逻辑论文,权威论文,哈耶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60岁生日的时候回望她曾经走过的历程，颇有些令人感慨。如果把这六十年切成两半，前后两半段的对比真是应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古话。今天，人们不断用“奇迹”、“神话”等词语来概括后半段的改革历程，这种奇迹不仅仅体现在年平均近10％的经济增长率，还体现在人们所获得的前所未有的经济自由，因此，即使从“以自由看待发展”[1]的角度看，我们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于今看来，中国一定是做了非常对的事才产生了我们见到的经济奇迹，那是什么呢？这才是真正的问题[2]。历史如此巧合，从经济体制的角度粗略地看，前半段我们实行的是计划经济，政府更多地关注如何集好权，后半段则是在从计划到市场的道路上不断前行，政府把集起来的权力不断的再重新授予地方，地方再授予民众。现在，人们已经普遍认识到，这种经济上的分权构成了中国经济改革成功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那么，这种分权式的经济改革到底解决了什么问题从而使经济绩效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差异？进一步的问题是，随着改革的不断演进，这种分权式的改革是否能够得以延续，其未来走向是什么？
对于如上问题的回答涉及到20世纪30年代的一场有关中央计划体制可行性的论战，在这场论战中，争论的一方坚持中央计划体制的有效性，而另一方则从实际操作性出发说明这种体制的不可行[3]①。市场论者对计划论者提出了最为根基性的问题：在一个个体知识极度分散的社会中，中央计划者不可能掌握这些分散信息以制订完善的计划，从而也不可能取得好的经济绩效。尽管许多人都做过类似或相近的表述，但是这其中，有一个人的观点最为鲜明、论证最为充分，这个人就是哈耶克。这一著名的诘难是由他在一系列论著中提出的[3][4][5][6]。因此，我们不妨将如上的诘难称作“哈耶克诘难”②。一定意义上讲，中国的经济成长可以看作是对哈耶克诘难的回应，中国的改革正是重新有效地利用了分立个体的信息并激发其能动性使得资源得到合理配置，并因而引致了经济的成长。与哈耶克诘难有关的一个重要方面无疑体现在作为经济增长源动力的分工上，因为正是在分工的体制下，不同的知识分立结构和分工结构对经济增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诘难才显得异常重要。从事后的观点看，中国的改革正是在分工结构的转变和经济成长的互动过程中实现的。因此，我们同样要问，中国的改革如何使得有效分工成为可能？根据诺斯[8][9]等人的理论，经济增长的基石是国家、产权和有效率的组织，而政府作为连接它们的纽带处于经济增长的中心。一旦关注到中国经济运行中的政府主导特征和组织特征[10][11][12][13]，我们就不会仅仅考虑个体层面的分工，而是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国家这个组织内部如何形成了有效的层级分工上。从我们的视角看，一个国家组织内部有效的分工结构构成了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源动力。因此，本文意图从层级分工的视角出发理解中国的改革是如何回应哈耶克诘难和实现经济成长的，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中国分权式改革的逻辑。
本文剩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确立理论框架，从知识分立、层级分工的角度阐述中国分权式改革的逻辑机制。第三部分通过发展一个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民众的三级分权模型，刻画层级分工形成中的分权过程和经济成长。第四部分是结语。
二、理论框架
现代经济社会集中表现出两个显著的特征：第一，劳动分工的不断深化和拓展；经济学所取得的一个共识是，分工带来经济发展，经济发展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分工不断深化的过程[14][15]。第二，个体知识的分立性和传递的复杂性。每一个个体都具有独立的个体知识，并依据此信息(知识)做出决策。进一步，这两个特征息息相关，分工不断深化和拓展的过程加速了知识的分立，分立的知识反过来又进一步强化了分工。重要的是，分工不仅仅表现在个体与个体之间，也有可能表现在组织内部。因此，如果按照文献[10][11][12][13]的认识，把国家看作一个庞大的经济组织的话，那么这个国家内部同样面临着如上两类问题。
根据现代经济学文献的认识，组织内部信息的有效利用构成了组织绩效的关键。早在1945年，哈耶克就认识到，经济效率取决于决策权威和对于决策起支撑作用的知识之间的匹配关系。③现实中，有两种基本方式可以实现这一匹配，一种是把知识传递给那些有决策权的人；另一种是把决策权传递给那些拥有相关知识的人。[16]前者意味着高昂的信息成本，而后者又带来了代理成本，组织总成本是这两类成本之和。一般来说，一个组织是采用集权还是分权的组织结构，关键在于知识在组织中的分布状态，分散的和不确定的知识分布应采取分权的组织结构；集中和确定的知识分布应当倾向于采用集权的组织结构。当一些知识无法传递或者传递成本过高时，决策者无法获得某些特定地点、特定时间相关的知识，因此决策权的分解是保证决策正确的唯一方法。从现实来看，分权又一般地取决于两个因素[17]：第一，组织内的劳动分工要求上级把活动的具体细节授权给下属；第二，上级有限的监督能力迫使其将权力下放。
从宏观架构上把握，中国经济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使得权力和信息的匹配，从而形成有效的层级分工结构。这一分工结构的有效形成依赖于中国极具特色的三个相互关联的特征。第一，就中国的经济增长而言，学界所取得的一个共同认知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总体上可以判断为“政府主导型经济”或“政府推动型经济”。政府在整个经济成长的过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第二，在考察中国的经济特征时，研究者们发现中国的经济呈现出强烈的组织特征[10][13]，这一组织形式表现为M型组织结构。第三，集权体制的不断分权化[10][11][13]。这三个特征使得我们能够对政府的经济性质以及其内部激励结构进行充分的考察并对中国的改革进行新的理解。
中国的大国特征首先决定了其组织内部的信息的超级分散性。中国广袤的地域、巨大的地区差异、庞杂的人口和经济活动导致了信息的极度分散性，这意味着中央政府甚至地方政府不可能获取所有的信息，同时也意味着不可能有一个唯一的政策使得所有地区的积极性得到调动。改革以前中央的高度集权使得整个国家承担了极度高昂的信息成本，无法及时地做出正确的决策。所以，一方面，国家的经济发展一直不尽如人意，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和人民的能动性和积极性一直被压制。鉴于这个现实特征，一直以来，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就是不断地分权以使得权威和信息匹配。而这种不断地分权化大体又是在两个层面上展开的，一是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分权化，二是地方和民众之间的分权化。按照吴敬琏[18]的认识，前一种一般被称作行政性分权，后一种一般被称作经济性分权。
改革的初期首先是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分权。这是因为，鉴于改革初期政府在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的权威性，这些分权的措施首先体现在政府内部，这也造就了地方政府在经济中的重要作用。这种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分权改革创造了一种特殊性质的经济联邦，即所谓的“有中国特色的维护市场的经济联邦”[11]。这种分权为地方政府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赋予了充分的能力。新近的研究[19]进一步发现，中央通过在政治上的集权保持了其权威性，从而使得分权引起的不稳定性被降低了，这也被认为是中国与其他转型国家如俄罗斯改革绩效不同的重要原因。
中央与地方分权的一个重要好处在于信息和权威的匹配，使得地方在政策施行和信息搜集方面有了能动性和积极性。事实上，地方政府经常被视为政策实验室，不同的地方进行不同的政策试验，这些政策试验可以反映潜在收益分布的信息[20]。姚洋[21]也认识到地方性实验是中国能实现有效的制度变迁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杨瑞龙[22]的“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假说指出，放权让利改革战略与“分灶吃饭”财政体制的实施，使经济利益独立化的地方政府不但成为沟通权力中心的制度供给意愿与微观主体的制度创新需求的中介环节，而且还直接从事能导致地方利益最大化的制度创新活动。周业安[23]也指出，地方政府创新活动的有效性基于知识的可得性，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相比更了解地方社会成员的需求和资源状况。
与中央和地方分权相对应的是地方与民众之间的分权化，相比于前者，地方和民众之间的分权化更多地体现为市场化。并且，后者和前者相互依赖。地方和民众之间的分权基于两个原因。第一，分权有利于引入竞争和创新机制。分权后的地方政府有自己的独立利益并形成经济方面的地区间竞争格局，出于对地区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的考虑，地方政府就有可能使得原有无效率的国有经济不断民营化[24]，并且鼓励高效率的非国有经济成长为地区经济的重要支撑[10]。第二，和中央政府一样，地方政府也面临信息收集和有限的监督能力问题。这两方面使得地方政府不得不将一些更为具体(不具有比较优势)的决策权赋予民众，使得民众的信息和权威相匹配。
如果我们将经济活动大体上分为宏观、中观、微观三类的话，改革过程中正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民众与这三类活动的不断匹配过程。从信息角度考察，中央政府虽然在那些中观和微观的经济活动上没有比较优势，但是由于其可以汇集各个地方的信息进行综合考虑，这使得它可以在宏观层面上总体把握，权衡各方面利弊以作出决策，从而使那些有关宏旨的、基本层面的经济活动顺利进行。地方政府虽然不具有微观决策的信息，但是能够在中观层面经济活动的信息把握上具有优势，并且成为沟通微观和宏观活动之间的重要渠道。民众的优势在于利用其对自身偏好的了解而做出微观的具体决策。一定意义上讲，如果将经济比喻为一艘大船，那么改革就是过去事必亲躬的船长(中央政府)将权力下放给各级船员(地方政府和民众)，各个成员各司其职，使得大船顺利航行的过程。正是在这一层级分工的过程中，中国的改革潜在地回应了哈耶克的信息诘难。
三、模型
沿着Aghion and Tirole[25][26]的建模思路，考虑这样一个经济，经济中有一个中央政府(c)，一个地方政府(l)和一个民众(m)。经济中有n个潜在的机会选择，这些机会在事前看来是相同的，假定机会选择i，1≤i≤n，给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民众带来的收益分别为
，并且，每一个经济活动主体要么选择某个经济机会以获得一定收益，要么不选择而获得零收益。对于这些潜在的经济机会，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民众可以获得的最高收益分别为π、B和b。我们假定这些最高收益是事前已知的，虽然这并不要求各经济主体具体知道哪一个机会选择可以导致该最高收益，但是通过花费一定努力后可以了解到这一信息。
假定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民众之间的利益具有一致性(Congruence)，一致性参数分别用α、
、
和γ来表示，为清晰起见，我们将这些一致性参数的关系显示在图1中。不失一般性，我们假设＞，即中央政府给地方政府带来的利益要大于民众给地方政府带来的利益。一致性参数与经济主体的最高收益的乘积代表了一方最优选择下另一方的收益。例如，B意指中央偏好的项目被选择时地方政府的利益所得，απ为地方政府偏好的项目被选择时中央政府的利益所得，同理，γb为地方政府偏好的项目被选择时民众的利益所得。由于假定中央政府和民众之间必须经过地方政府的沟通，因此，中央政府和民众之间的利益沟通也需要乘以和地方政府的一致性参数。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民众需要在付出一个成本之后，获得关于经济机会收益的信息。为简化分析，我们假定拥有形式权威的主体只考虑自己和相邻主体的建议，例如，当中央拥有一项经济活动的形式权威时，其只考虑自己和地方政府的建议，而不考虑民众的建议。④
各经济主体的行动顺序如下：
步骤1：中央政府决定经济活动的形式权威是否配置给地方政府，如果地方政府被中央政府授权，则其进一步决定是否将被授权活动的形式权威配置给民众。
步骤3：没有形式权威的当事方向拥有形式权威的一方提出一个建议。
步骤4：具有形式权威的当事方批准建议提供方的建议，或选择另一个项目，或决定什么也不做。
我们着重关心如下几个问题：为什么要进行分权，即为什么上级政府会将形式权威配置给下级？存在一个最优的分权程度吗，这个最优分权程度随着经济的发展是如何变动的？在后文中，我们分别进行回答。
(一)为什么要进行分权
首先考虑经济中只有一种经济活动的情形，此时，一项经济活动的形式权威只能保留在中央、地方和民众当中的一个手中，不具有形式权威的只有建议权。形式权威配置给谁意味着各个主体的积极性和收益的差异，因此，从三种情形的利益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到政府为什么要进行分权化改革。
情形1：中央政府拥有形式权威
从假设可知，该种体制下，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民众的预期效用分别为：
情形2：地方政府拥有形式权威
同理，我们可以得到地方政府拥有形式权威时各行为主体的预期效用分别为：
因此，我们有：
命题1：形式权威与积极性相对应，中央与地方的分权改革有利于提高地方的积极性，地方与民众的分权有利于提高民众的积极性。
可以看见，形式权威的下放一方面提高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上级面临不得不同意次优项目的高风险，这导致其控制权的丧失。在调动积极性和控制力丧失之间的权衡决定了组织内最优集权和分权的范围。事实上，经济中存在许许多多个经济活动，在一个庞大的国家内部这些经济活动的数目更是无以数计的。而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面临着超负荷约束，它们的时间、精力、能力都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所以对于每种经济活动只能给予有限的关注。这样，就注定其将自己不具备优势的经济活动的权威下放。我们不妨进一步对之分析。
(二)最优分权抉择与层级分工
考虑一系列的经济活动的情况，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进行这类经济活动的专业能力θ和κ来表示这些经济活动。假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
同理，我们可以得出地方政府对于民众的监督情况，设定类似。
比较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分权和集权时的收益以确定其是否分权以及如何分权：首先，中央政府不会将其具有比较优势的经济活动交给地方政府，因为当中央政府对一项经济活动具有比较优势时，
事实上，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中的活动和项目会不断地增加，理论上讲，这可以被模拟为h在Ψ和ω附近的局部增长，那么截点Ψ*和ω*或保持固定，或下降，从而不打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时间约束，同时保证它们能监督那些其更有比较优势的工作。因此，我们可以得到如下推论。
推论1：随着经济活动的增加和经济的成长，中央政府将进一步实行分权。
推论2：政府自身活动的增加将导致其进一步分权。
从以上命题出发，我们不难理解中国不断分权过程中的经济活动及与之相伴而生的经济增长。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民众拥有各自依据不同的信息比较优势进行经济活动的分工并推动了经济长期增长。传统中央计划体制的一个难题是其由于不可能解决信息分散性问题而必然失败(Hayek，1945)。就我国经济改革过程中的经济活动而言，中央、地方和民众在经济活动上的分工可以看作是对这一难题的潜在回应。由于信息的分散性，民众能够就最为微观的个体决策做出正确的选择，构成增长的微观基础；而地方政府比中央政府能够更准确有效地利用地方信息进行经济活动，因此能更好地带动地区经济发展，进而带动全国经济发展。中央政府综观全局进行基本层面的经济活动，为地方政府和民众的经济活动创造条件。分权的一个重要优点在于其可以利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民众在信息获得与经济活动能力上的比较优势，从而带动经济成长。
四、结语
中国的分权式改革一定是做对了什么才产生了我们今天所见到的经济奇迹。现代经济学认识到分工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重要性以及个体知识的分散性。本文抓住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的政府主导、国家组织和集权体制分权化的三个特征，以哈耶克诘难为切入点，从信息和权威的匹配角度来回答这一问题。本文所达到的核心理解是，中国的分权式改革从事实上回应了哈耶克诘难，即信息和知识的分散性使得计划体制不可能实现其理想状态。通过经济上放权让利和政治上的集权，调动社会各阶层的能动性，使得权威和信息相匹配，形成了有效的层级分工创新体制，从而实现经济成长。在这一过程中，每一个分立的个体都凭借个体知识在分工体系中分享收益，因而实现了共享式的发展，从自由的角度看，个体的自由也得到了极大的扩展。本文的政策含义是，如果要释放更多的经济增长潜力，进一步的改革是必需的。
事实上，哈耶克(1945)早就指出，在我们经济社会当中，哪个体制更为有效，主要取决于在什么体系下，我们更能全面地利用存在的知识。我们面临的选择是将分散在许多不同的个人之间的知识交由一个单一的中央集权部门来决策，还是把每个人所需要的知识传输给计划者。前者意味着信息成本，而后者意味着代理成本，一个有效的组织设计应该基于两种成本的权衡。因此，权力在组织中的分布形态取决于组织所处的环境。在一个稳定、连续变化的经营环境中，倾向于采用集权化的组织形态；而在一个不确定性、非连续性变化的环境中，则倾向于采用分权化的组织形态。对于一个庞大的国家组织而言，信息的超级分散性和不确定性必然要求其不断的分权化以实现经济增长。中国过去三十年的改革进程和成长轨迹正是对于如上认识的印证。而与此相对应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认识是：如果经济活动所需的知识注定是主观的、分散的、片面的，并且不均匀地分布在整个社会中，那么为了保证有效的经济协调，我们就需要一个非集中化的财产和企业所有制(Hayek，1945)。这也意味着中国改革进程中产权改革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注释：
①关于计划体制大论战的详细述评，请参见Hayek(1935)和蒋自强等[7]《经济思想通史》第四卷的相关内容。
②值得注意的是，哈耶克并不反对经济计划，他认为计划有三个层面：中央计划、个体计划和行业计划，需要反对的是中央计划，即根据一项统一的计划来指导整个经济系统(Hayek，1945)。
③哈耶克进一步指出，“对于最初散布于人们中的知识如何利用的问题，至少是经济政策或者是设计一个有效的经济体系的主要问题，哪个体系更为有效，主要取决于在什么体系下我们更能全面地利用现存的知识”(Hayek，1945)。
④这个假设只是为了简化分析，可以证明，这并不影响本文结论的稳健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