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中国“市场经济”赶上英国了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英国论文,明清论文,中国论文,市场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最近，读了加州学派领军人物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的该派代表作《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Europe，China，and the Making of the Morden World Economy，中文版，史建兰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7月)，书中得出结论：“中国比较富裕地区迟至18世纪中后期，在相对意义上极具经济活力，相当繁荣(第7页)，这其中包括了两个问题，一是明清时代江南经济及它代表的中国经济并不停滞，二是中国的市场经济已经有相当发展，并不落后于英国。” 写历史应该是客观如实地再现过去的事情。但写历史的是人，对自己所爱，做一点化妆，使之更美是人之常情。比如李约瑟有中国情结，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就美化了中国在科学和技术上的成就。但这些发明都确实存在，无非是拔高了一些，这属于给历史化妆。这本书仍有开创性意义，也值得看。但如果把历史送到韩国彻底整容就无法容忍了。《大分流》就是典型的对明清中国历史进行彻底整容的案例，面目全非程度甚至达到过不了海关的程度。 我的第一个疑问是作者所用的研究方法。彭慕兰教授比较中英两国经济时，不是根据两个国家整体经济进行比较，而是比较每个国家的一个地区，他用江南与英格兰比较，中国和欧洲比较，并把从这种比较中得出的结论用于整个国家。 进行比较研究时，只能用相同的单位比，不能用不同的单位比。在作者进行比较的明清时代，中国和英国都已是统一的民族国家。作为一个国家有自己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文化、语言，也有一个共同的统治者，这才有可比性。中国的江南和甘肃尽管经济差距相当大，但它们仍同属于中国。而英格兰和巴尔干尽管经济差距相当大，但至今仍不是一个国家，根本不存在可比性。而且，用每个国家的个别先进地区来代表一个国家也是错误的。正如现在你能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来代表中国，得出中国领先于英国的结论吗?同样，用明清时的江南与英国的英格兰相比，得出中国领先于英国的结论显然是不妥的。 我推测作者选用这种并不科学的方法是为其目的服务的。作者知道如果用整个国家进行比较，很难得出大分流在“十八世纪相当晚的时候才出现(第2页)”的结果，更得不出在此之前中国和英国发展水平相当的结论。为达目的而选用并不科学的比较方法，这是极不严肃的。 其次，再看作者用作比较的数据。书里中英发展水平相当的结论除了得到对纺织工生产率、衣服、家具、糖这类对当时仍处于农业经济社会的中国无足轻重的且可靠性未知的数据计算结果支持外，并没有得到GDP和人均GDP两个关键数据的支持，甚至从来中国的传教士和其他人士的观察记录等质性材料中也无法得到支持。《大分流》从论据到理论都不足以推翻主流史学的“明清停滞论”。 此外，《大分流》对明清时代市场经济程度的论断更为大胆。中国的学者至多提出了“资本主义萌芽说”，即有萌芽，但这还没成为参天大树。而在彭慕兰教授看来，中国明清时代的资本主义，即市场经济，已成为参天大树了。他说：“十八世纪的中国(或许还有日本)比西欧实际上更接近于一种类似新古典主义理论的市场经济。”(第84页)而且，“中国比欧洲大部分地区，包括西欧大部分地区，更接近于市场驱动的发生。”(第85页)这就是说在十八世纪时，中国的资本主义早就不是萌芽，而已成为一棵比欧洲还高的树。这个观点比明清经济不停滞更惊人，也更无依据。 从历史上看，没有一个国家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形成了市场经济。传统农业社会的基本特征是以小农为主，以自给自足为目标。这就限制了商品生产和交换的范围。受市场规模的限制，市场经济无法形成。在工业革命之后，随着社会分工的扩大，商品生产和交换成为经济活动的主要形式，市场经济才逐渐地形成并完善。亚当·斯密和重农学派所生活的十八世纪，仍处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时期，市场经济仍没有占主导地位，他们的伟大就在于当市场经济还未完全形成时对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作出了大胆而正确的预测。 明清时代的中国经济是一个自给自足的传统农业经济，这种状况大概一直持续到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前。我们不否认，在传统农业中也有商品生产与交换。但尤其就明清时代的农业而言，仍然是自给自足型的，包括最发达的江南地区，农民为满足自己的需求而生产，剩余的才进入市场，比例也并不大。农业由市场驱动的结论由何而来呢?而且，作者没有给出相关的数据，证明农业中进入市场引导的比例有多大，也没有用数字对比中国和欧洲农产品市场化程度。这种结论违背了经济学基本原理，很难让人信服。 当然，农业经济中也有商品生产与交换。明清时中国的产业相当发达，达到了中央集权专制体制下的顶峰，在世界上亦处于领先地位，并且已出现了为商业服务的金融业。当时出现了许多结成商帮与未结成商帮的商人。他们经营的地域遍及国内甚至国际，富可敌国。但这还远不能称为商品经济，更不能称为市场经济。当然也谈不上比欧洲大部分地区更接近于新古典理论的市场经济。 只有在商品生产与交换在经济活动中占主导地位时，才能成为商品经济。只有在价格对资源配置起到决定性作用时，才能称为市场经济。在明清时尽管商业活动相当发达，但经济主体仍然是自然经济，不要说全国范围如此，连发达的江南地区也仍然如此。 写历史应该是客观如实地再现过去的事情。对自己所爱，做一点化妆，使之更美是人之常情。但如果把历史送到韩国彻底整容就无法容忍了 明清时代中国还未进入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最少有三个原因。首先，整体经济水平落后，生产力并没有达到产生商品经济的水平。因此，商业是附属于主导产业农业的。其次，与此相关就是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制造业。当时的制造业以手工业为主，无论是当时发达的纺织业、采矿业及形形色色的加工业，基本以家庭兼职或手工作坊为主，连十八世纪亚当·斯密和重农学派时代的水平也没达到。所以，整个社会的分工和商品交易都没达到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要求的程度。资本主义的主业是制造，资本主要是生产资本。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分析前资本主义的资本时曾指出，当时商业资本“发生过压倒一切恶影响。”商业资本在资本中处于主导地位，包括高利贷资本。中国明清时代正是这样的时代。最后，中央集权专制制度严重限制了商业的发展。统治者要维持自己的统治离不了商业，但商业的发展、市民文化的出现会动摇集权专制体制。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引起的愚昧、无知、个体生存状态是这种体制最好的社会基础。这是当时商人社会地位低下，只有依靠官府才能生存的原因。专门研究中国商业史的英国学者科大卫(David Faure)在他的《近代中国商业的发展》中指出“中国商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庇护制度，以及处于礼仪(而不是法律)规范之下的合伙关系。”(科大卫，《近代中国商业的发展》，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7月，第160页)这里所说的“庇护制度”就是指依靠官方或家族保护，“礼仪”规范就是专制社会中的制度与意识形态。没有自由的商业能发展到什么程度呢?只能当次要附属品。 由自然经济进入市场经济不仅需要生产力的发展，更需要一套适于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制度。而且市场经济所必需的产业革命也以制度为前提。经济学家、诺奖获得者诺思(Douglas North)把英国工业革命和市场经济的产出归结为制度变革和技术变革的结果，而且制度变革是前提。英国历史学家艾伦·麦克法兰(Alan Macfane)在《现代世界的诞生》(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8月)中对英国工业革命和市场经济的产生作出了卓越的分析。他指出：“工业革命和农业革命是某个更恢宏事物的组成部分，那就是市场资本主义(market capitalism)。市场资本主义是一个集态度、信仰、建制于一身的复合体，是一个寓经济和技术于其中的大网络。”(第57页)这些态度、信仰与建制包括：法律保护财产的私有权、人民有较高的生活水平、一个庞大而昌盛的中产阶级的成立以致等级观念淡化、保护人权的法律体系的建立、教育普及、知识传播、国家统一、宗教改革等等。麦克法兰认为，英国正好具备了这些条件，因此最早产生了工业革命，进入市场经济，并成为现代化国家。 当然并不是每个国家都必须走英国的道路。各国可以从自己的历史与现实出发选择自己合适的道路，但英国的道路说明工业化和市场经济以一定的制度、文化为前提确是共通的。 《大分流》最大的遗憾就是对明清时的社会制度和文化没有进行分析。不是没有深入分析，而是完全没提到。中国明清时代之所以停滞与保守，正在于中国的中央集权专制制度一直没变，而且明清正是这种制度的顶峰，无论是明代东厂、西厂的特务制度还是清代的文字狱都是以前历代难以企及的。宋代以来经过朱熹改造的儒家传统文化——理学一直处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这种制度和文化正是中国无法进入市场经济和现代化的根源，也是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 彭慕兰教授对十八世纪中期前的江南经济一直夸奖不已，但他忘了，这种制度和文化给江南经济带来的限制与危害。整个中国，无论发达的江南还是落后的其他地区，都在这种制度与文化下，怎么能把江南单独拉出来代表中国呢?在对比中国和英国时怎么能忘记这两国之间制度与文化的根本差异?彭慕兰教授不仅不进行制度与文化差异的研究，甚至还认为：“看来欧洲的科学、技术和理念趋势不是唯一合适的解释，所谓经济制度和要素价格方面的差异似乎更是毫不相干。”(第82页) 科大卫在评论彭慕兰在《大分流》中的观点时指出：“事实可能正如彭慕兰声称的那样，中国和西方工业实力的分岔只是在19世纪才变得显而易见，但是造成这种分岔的原因却在更早的时代就已经开始潜滋暗长。”(《近代中国商业发展》，第166页)这种原因也许有许多，但制度与文化肯定包括彭慕兰认为毫不相关的“理念”和“经济制度”。 最后，书中“中国人对物理学和数学的兴趣明显增加”、“中国的进口恰好与其出口同样多(由这一时期的外贸制度限定)”(第193页)等毫无根据的说法也令我疑惑不解。这从皇帝文人的态度、鸦片战争、朝贡贸易等明显史实就能轻易推翻。 一个严肃的历史学家如此说话真让我莫名其妙，甚至怀疑评文有误。美化明清时代的中国经济属于面部整容，拔高中国的市场经济属于隆胸，避而不谈制度与文化属于抽去肋骨瘦身。这样一整容，中国明清时代美是美了，但能过了海关吗?读过全书我感到，评文的“达、雅”差一点，但“信”还是“信”的，近于鲁迅所主张的“硬译”。标签：市场经济论文; 经济论文; 市场经济地位论文; 明清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制度文化论文; 经济学论文; 大分流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