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审美文化与社会之间的互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互动论文,文化与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6)04-0117-04
社会和文化是一个由相互依存的部分组成的系统。社会生活的不同，造成了社会不同的审美文化，不同的审美文化都有不同的审美规范和审美价值观。脱离了社会和文化的整体，就无法理解审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因此，要解释某一种审美文化的特点以及审美规范的来由，就必须确定它在整个社会系统运转中发挥的功能。只有把审美文化现象放在整个社会文化体系中，放到社会各种因素的互动关系中，才能够说明它产生的原因和存在的理由。
一、审美文化与经济的互动关系
经济是一切文化包括审美文化得以存在和得以更新发展的基础。首先，经济的发展改造了人的生存环境。经济的发展使相当多的人摆脱了笨重的劳动，使劳动本身以及劳动产品获得了审美的性质。为求得温饱而进行的笨重劳动本质上是不自由的劳动，这种劳动很少给人带来审美的愉悦。经济发展的直接结果就是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的运用，就是劳动强度的降低和劳动效益的提高，因而使劳动有可能重新变成自由自觉的活动，从而具有了审美的性质。其次，经济的发展更新了人的观念。在经济发展的前提下，社会生产的模式逐渐地由一家一户的小生产进而发展为现代化的大生产，生产和交换的空前发展为人们带来了一个见所未见的大世界。当人们充满自信地闯入周边世界的时候，他们告别的不仅是小生产式的小集体，而且是整个旧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生活。经济的发展必然造就能够接纳各种现代观念和信息的新人。再次，经济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活动，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建立起来的关系(即经济关系)是人类最基本的关系，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关系。审美文化实际上基于人与现实之间的审美关系，毫无疑问，审美关系从属于经济关系，经济关系对审美文化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这种作用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经济的繁荣往往影响到一个时代审美文化的兴盛，如盛唐时期审美文化的繁盛与那一时期经济的繁荣不无关系。另一方面，经济关系的状况也可能影响到一个时代或者一个民族审美文化的性格特质及价值取向，如明代中叶以后，随着我国资本主义因素的逐渐发展以及市民阶层的兴起扩大，审美文化中出现了新的审美价值观，市民文学成为那一时代审美文化中的独有特色，《金瓶梅》和“三言”、“二拍”等实际上构成了当时广泛的市民生活的社会图画。
当然，经济的发展并不直接影响到审美的发展，经济的繁荣不等于审美文化的兴盛。从经济到审美文化，这里还有一个中介的问题。意识形态不直接反映经济基础，文学艺术与经济基础之间存在着中间环节，这个中间环节就是社会心理。只有在人类初期，当人类社会还没有出现社会分工的情况下，意识才直接反映经济生活。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说过：“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1] (第1卷，P30)后来社会出现分工，社会组织趋于严密，有一部分人脱离了生产劳动，专门从事精神生产。他们通过把人们零碎的日常思想意识进行加工提炼、演绎归纳，社会上这才出现了具有系统形态的思想意识形式，即意识形态。但这时候意识形态已经不能直接反映出经济基础的状况了。因为，“它不是直接由经济决定的，而是由那些在经济基础上成长起来的社会关系决定的。这些关系决定着心理。”[2] (P442)所以，“要了解某一国家的科学思想史或艺术史，只知道它的经济是不够的。必须知道如何从经济进而研究社会心理；对于社会心理若没有精细的研究和分析，思想体系的唯物主义解释根本就不可能。……因此社会心理异常重要。甚至在法律和政治制度的历史中都必须估计到它，而在文学、艺术、哲学等学科的历史中，如果没有它，就一步也动不得。”[1] (第1卷，P272-273)
审美文化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是互动的关系。审美文化作为社会因素之一，它的状况对经济的发展也会产生反作用。恩格斯在晚年明确地指出：“我们把经济条件看作归根到底制约着社会发展的东西。”不过不应当忽视，政治因素和文化因素“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1] (第4卷，P732)这就是文化对经济的反作用。这种反作用体现为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积极方面，审美文化的发展可以为经济的繁荣提供精神动力，为经济社会塑造出既有物质生活又有精神生活，既有理智又有情感，既有工作能力又善于生活的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并且凝造出一种积极进取、奋发昂扬、生气勃勃、自由和谐的社会氛围。消极方面，审美文化的不健康因素可能会败坏社会的情感氛围、延滞经济发展的进程。如我国大跃进时期的“红旗歌谣”，为那个时代错误的经济政策作吹鼓手，无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鼓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仅造就了一大批心急气躁的经济莽汉，而且造成了整个社会“大放卫星”的造假之风。再如南北朝时期的南陈和南齐，“前代兴亡，实由于乐。陈将亡也，为《玉树后庭花》；齐将亡也，而为《伴侣曲》。行路闻之，莫不悲泣，所谓亡国之音。”[3] 之所以有“亡国之音”，是因为这种音乐作为审美文化，它必然要影响到人的精神状况，影响到人的斗志，进而影响到社会结构，最后影响到经济基础，导致社会体制的崩溃。
二、审美文化与宗教的互动关系
审美与宗教的关系，历来就十分密切，在很多情况下，宗教信仰的伟大时期也通常是伟大艺术兴盛的时期。审美与宗教之所以有如此密切的关系，首先是因为它们在心理根源上的联系。宗教情感与审美感情一样，都是对人生的幸福和积极进取力量的充分肯定。宗教在显露意义、未来与无限的可能性时，展示了人的精神本质和人类生存的深层目的。当人置身于宗教仪式、宗教殿堂和神的形象面前时，就会滋生出一种人与宇宙、与最高权威合二而一的崇高感情。人类自身的最高潜力也在这种神性的体验中得到了实现。这样一种感情，同审美感情一样，远远高于日常生活的感情。因为它把人带入一种超脱的迷狂境界，进入一种脱俗的心理状态，使人在想象中得到安慰、满足和激励。正如贝尔所说：“艺术和宗教是人们摆脱现实环境达到迷狂境界的两个途径。审美的狂喜和宗教的狂热是联合在一起的两个派别。艺术与宗教都是达到同一类心理状态的手段。”[4] (P62)
从认识的根源上看，宗教与审美都是人对周围世界和社会生活现象的一种反映，但这种反映又不以外部事物的物理本性为转移，而是以想象和内在感情为转移。宗教与审美的功能都在于对生存意义的追寻，二者都以表现人类的自我意识为最高目标。宗教从其产生之日起，就充满着人对现实生活中不能认识的神秘力量的想象，这是对人类在现实中遭受的苦难或达不到的理想的抗议和慰藉。正如马克思所说：“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1] (P453)在这一点上，审美与宗教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它们的表现形式虽然不同，但心理根基是相通的；它们的出发点虽然不同，但最终的指向是相通的。大概正是出于这样一个原因，马克思才把艺术和宗教划归一个领域，即与科学相对立的领域。
宗教给人的是一种静穆、虔诚、忘我的神秘体验和对世俗思虑的超越性快乐，这也与审美经验有相通或相似之处，所以叔本华认为宗教与审美均可以净化情欲，排遣痛苦，使人获得精神的慰藉。当我们从事审美创造时，我们就升华到一个趣远情深、境界别出的天地之中，我们似乎忘记了我们身边的功利性的事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托尔斯泰认为艺术所表达的感情的好坏往往是根据一种不同于宗教崇拜的宗教仪式加以评定的，这种宗教仪式是“一种对生活意义的崇高的理解”；而罗丹则直截了当地说：“真正的艺人其实是世间最有信仰的人。”[5] (P194)
当然，宗教崇拜、宗教迷信虽然也是一种终极超越，但它是形而上的，是对宇宙的不可知、大自然的神秘的顶礼膜拜，认为人不应有自己的意志，人只能绝对服从这个人格化的上帝，成为它的奴仆，唯上帝意志是从。因此，大多数的宗教都对现实人生取一种消极态度。而审美作为一种宗教，它的终极超越并不是脱离人世，而是对现世人生具有范导作用的一种审美性超越。一切审美活动都是对人生的积极肯定。审美的超越中虽然是充满着宇宙感、历史感、人生感，使人感到人生的短促、有限，但是这一切，是为了更好地彻悟人生，更自觉地去追求自由的人生，因而这种审美的超越本质上又是现实的，是非功利的功利。
正因为审美与宗教有如此多的相似之处，所以在大多数历史时期中，审美与宗教是相互激励、互生互长的。无论是在科隆大教堂里，还是在敦煌古窟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为数众多的作品，令人难以区分其到底是出于审美目的还是宗教目的。也许是二者兼而有之，相互促成。人类的审美需要在宗教需要中得到施展，宗教激情在审美情感中得到实现。宗教如果没有审美作为其侍从，便难以取得广泛的发展，甚至难以生存。同样，审美如果没有宗教作为其伴侣，便会失去发展的助力。宗教在一定意义上补充、完善着审美文化，审美文化也在一定的程度上为宗教的传播提供了无可替代的形象语言。审美，其实就是宗教的功能等价物。因而，有的社会学家干脆就把审美与宗教的功能相提并论。列宁提出“戏剧要取宗教而代之”的口号，我国著名教育家蔡元培也曾经提出“以审美代宗教”，可见他们都认为审美与宗教在某些方面有着类同的社会功能。当然，宗教的功能远不能与审美的功能同日而语，因而才有“以审美代宗教”之说。
三、审美文化与道德的互动关系
道德是一种行为准则或规范，如果一种规范符合社会整体的利益，又能得到社会全体的自觉遵守，那显然标志着社会的一种进步，说明个人意志自由与社会规范之间实现了统一，其所呈现的形式必然既有秩序性又有多样性，这就构成了一种审美的层面。这种审美层面作为道德行为的审美外观即“美善”，有助于道德行为自由自觉地给予一种秩序。卡西尔曾经说过：“科学在思想中给予我们以秩序；道德在行动中给予我们以秩序；艺术则在对可见、可触、可听的外观之把握中给予我们以秩序。”[6] (P213)道德的审美外观，作为审美文化，给予我们的感性秩序，可以成为通向行动秩序的媒介。道德文化与审美文化都是价值文化，都体现出某种心灵的价值，它们在价值追求上都趋向于同一个东西：“自由”。从哲学意义上说，自由是人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成功改造，它是人的自我实现的最高境界。道德与审美都是人的自我实现的高级形式，都从不同意义上体现了人类崇尚自由的本质。
道德作为一种普遍性的社会规范，对社会审美文化有强有力的控制作用。人们的审美行为只有在符合一定社会道德规范的时候，才能为社会所接受，否则，就会受到控制。中国先秦时期，孔子关于“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论述，对于诗歌“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思无邪”的评价，都是从伦理教化的角度来规范于诗歌的。西汉的《毛诗序》更把诗看成具有“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巨大伦理教化功用的教育手段。正如英国美学家鲍桑葵所说：“从道德上来说，艺术上的再现在内容方面，必须按照和实际生活中一样的道德标准来评判。”[7] (P26)在西方的古希腊时期，柏拉图设计的“理想国”不允许诗人进入，主要是因为在他看来，当时流行的悲剧、抒情诗不符合他的道德价值标准，他允许那些表现人的“好性情”的诗留在“理想国”内，这说明他最重视的也是诗歌的伦理教化价值。
人类的审美活动也如人类的其他社会文化实践活动一样，既受到整个社会文化环境的制约和影响，也反作用于整个社会文化环境。审美文化决非对道德的干扰、破坏，而是对道德行为走向自由而又合于秩序的一种催化与推动。审美文化一方面受到道德规范的约束，另一方面它又不断地为道德社会塑造出具有自觉伦理观念、遵守道德规范的人。作为满足人们精神文化生活需要的审美活动，其本身就凝聚着一定的社会文化价值，美的形象不仅具有娱乐性，同时也融入了社会的价值观念、道德评价和行为规范。这种社会文化价值经过外化，也就必然在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中产生一定的作用和影响，它诱导人们形成特定的个性，影响着人们对后代的教养内容，成为影响人的社会道德教化的一个重要因素。人在呱呱坠地的时候一无所知，什么也不能评价，什么也不会做，只有社会能够把某种世界观、某些理想、某些行为原则输入个体的意识中，人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在自己的生活活动进程中吸收这一切。不过，他的实践经验和生活经验在空间和时间上都很有限，这时候审美活动就前来帮助，审美活动能够超脱实际生活经验的樊篱，给予人“过”许多生活——虽然是在想象中“过”这些生活——的可能性，从而极大地扩充了人的生活经验。一个人在阅读小说，观看戏剧、电影和绘画时，在心理上移居到艺术家在他面前展开的幻想的形象世界中去，以自己的整个精神生活——想象、体验、思考、回忆和预感的力量——沉溺于其中，开始同自己的角色一起在这个世界中“生活”。结果，个性有机地融入一定的社会价值中，吸收人类在其发展过程中所积累的经验，按照社会向他提供的尺度成形。审美文化所具有的这一功能，在艺术所创造的正面人物形象中最明显地表现出来。正面人物应该提供仿效的样板作用，起社会行为的直接榜样作用，这些样板和榜样体现该社会向个人提出的种种道德要求，体现该社会希望成为现实和普遍存在的那种个人意识和行为。
高尔基说：“美学是未来的伦理学。”从本质上看，人的伦理活动与审美活动都是人的对象化活动的形式，都是人的本质力量的肯定方式。审美活动使行为中感性冲动的盲目性得以净化，走向理性自觉，又使行为中理性冲动的强制性得以弱化，趋向感性自由，代之而来的是社会成员的道德行为的和谐、自由和有序。
四、审美文化与科学技术的互动关系
现代科学技术对审美文化的发展也起到了无可估量的作用，它不仅开阔了人们审美的眼光，丰富了审美创造的题材，而且还为人们的审美活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种种物质手段。审美需求的某些变化只有在拥有一定的技术手段的条件下才成为可能，技术有时也会对审美需求产生反作用。例如贝多芬的交响曲，它只能是创作于19世纪，因为没有在这以前产生的管弦乐器，没有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奏鸣曲形式，如果人类没有在技术上掌握那种贝多芬称之为“不可缺少的伴奏”的乐章技术，是不可能产生的。同样，如果没有电子音响合成技术，当代某些实验音乐的兴起也是不可想象的。20世纪一系列音响审美观点的存在都应归功于电子发声器、扩音技术、混声器和音响器械。如果没有Internet，那么所谓“博客”、“播客”、“网络小说”等等审美传播、沟通方式也就不可能存在，日常生活中的审美活动也许就失色不少。
当然，更值得注意的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人们审美与艺术观念的影响。随着对宏观世界的认识的发展，现代人一方面感受到了宇宙的恢弘浩大，人在宇宙或自然中的渺小，从而意识到必须以科学的、合理的方式确立人与外在世界的关系，现代生态美学的兴起就是这种思考的结果；另一方面又体会到了自身潜能的丰富和深广，人对宇宙或自然的充分把握的可能性，人所面临的更加艰难也更加辉煌的前景，从而更加坚定了人对未来的使命感和自信心。这种感受和体验透过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反映到审美文化中来，积极方面是强化了人对美与真、善的追求，以及促进了对人与现实的有限性的批判；消极方面则是在一部分人中间助长了世纪末的空虚感、孤独感、漂泊感、焦躁感。现代人对审美与艺术本质的不停追问，反映了这两方面心态的冲突与撞击。
总之，审美文化与社会之间的互动，不仅深深地影响到审美文化本身的发展，而且审美文化的发展也深深地影响到各个社会子系统的运作，其中最重要的影响是审美文化的发展造就了懂得审美的新一代欣赏者。